首先申明，這並不是對某些事實的陳述，而是有關我個人經歷的記錄，同時也是對數以百萬的囚徒經歷過的事件的記錄。這是由一名集中營的倖存者親口講述的故事。故事的焦點不是大家常聽到的有關集中營的恐怖遭遇，而是一些小的磨難。換句話說，就是想要回答一個問題：集中營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反映在普通囚徒的思想中的？
文中所描述的多數事件並不發生在諸如奧斯維辛這樣著名的大集中營，而是一些小的集中營，事實上死亡大多發生在這些小集中營。本書的主人公不是平日裡受人景仰的大英雄、烈士，也不是那些有名的囚頭——就是獄中充當臨時財產託管人並享有特權的囚犯——或者一些有名的囚徒。本書不是名人的受難記，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不為人所知、沒有記錄在案的遇難者所遭受的磨難和死亡。書中講述的正是這些普通的囚徒，他們沒有戴著表明身份和特權的袖箍，卻時常遭到囚頭的輕視。當普通囚徒飢寒交迫時，囚頭們卻衣食無憂。不誇張地說，許多囚頭在集中營的日子甚至要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好。與看守相比，這些人更為兇狠，在鞭打囚徒時更為殘忍。當然，集中營挑選這一類人也有自己的標準，那就是性格要適合這份工作，而且，一旦這些人沒有遵照指令完成任務，那麼他們的職位也會不保。不久，他們就會變得與納粹的看守一樣。人們可以以納粹看守的心理來判斷這些人的心理狀態。
對於沒有經歷過集中營生活的人來說，很容易對有過這種經歷的人抱有一種錯誤的同情心態。外人對於囚徒之間為了生存的殘酷鬥爭一無所知。這是一場為了每天的麵包、為了生活、為了朋友的鬥爭。
首先讓我以一次轉移為例：有時集中營會將某囚犯轉移到另一集中營。但通常情況下，這種遷徙就是一次死亡之旅，終點站是毒氣室。轉移的囚犯多半是那些基本喪失勞動力的體弱多病者，他們會被送往設有毒氣室和焚燒爐的中心集中營。誰將成為死亡之旅成員的選擇過程，意味著囚徒個人之間或者群體之間將會為了爭取自由和生存而鬥爭。其中，最重要的是將自己或朋友的名字從旅客名單中劃去，儘管每個人心裡都明白，自己或朋友的勝出就意味著另一個的死亡。
每次轉移都會轉走一定數量的囚徒。這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所有的囚徒都只是某個號碼而已。在進入集中營時（至少在奧斯維辛如此），他們所有的個人檔案或財產就被全部沒收，因此，所有人都有機會提供虛假的個人資訊，事實上，出於種種原因，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監獄當局關心的只是犯人的號碼。這些號碼通常會刺在囚徒的皮膚上，並且還要縫在褲子、茄克或上衣的某個醒目位置。看守如果想要指控某人，只需輕輕瞟一眼對方記住號碼就可以了（可以想象我們是如此害怕這一瞟吧！）。他們從不會去問囚犯姓甚名誰。
讓我們重新回到這個話題。人們沒有時間也沒慾望去考慮道德和倫理問題。每個人的腦海中只有一個想法：為了家中等待著他歸來的親人，他必須要活下來並保護自己的朋友。因此，他會盡量設法使另一個囚徒、另一個號碼來取代他在名單中的位置。
如前所述，挑選囚頭是個被動的過程。只有最殘忍的囚徒才能被選中（當然也有一些讓人高興的例外）。但除了黨衛軍的被動選擇外，囚犯當中還有一種自主選擇囚頭的過程。一般來說，只有那些經歷過集中營的數次轉移、在生存鬥爭中已經無所顧忌的人才能活下來。為了生存，他們可以使用一切手段，諸如人格，甚至還有暴力、偷竊和出賣朋友。我們這種人之所以能夠存活，純屬幸運和上天的庇佑——不管你怎麼說——我們當中最優秀的卻沒有我們這麼幸運。
有關集中營的真實情況在各種檔案和卷宗中隨處可見。在這本書中，這種真實情況只是與某個人有直接關係時才具有意義。這些真實的經歷正是本文所有敘述的重點。對於曾經的集中營囚徒來說，本書想要嘗試用今天的視角來解釋過去的那段經歷。對於未曾經歷集中營囚徒生活的人來說，本書將有助於他們全面瞭解，最重要的是理解為數不多的倖存者的經歷，進而意識到他們今天所面臨的艱辛生活。這些倖存者常說：「我們不喜歡談論我們的過去。對於經歷過這場噩夢的人來說，所有的解釋都是多餘的，而對於沒有這種經歷的人來說，他們不會理解我們過去的感受，也不會理解我們現在的感覺。」
要用心理學所要求的某種嚴格方法來對這樣的主題進行解釋和陳述是有一定難度的。但如果這個旁觀者本身就是囚徒，他還會具有客觀性嗎？旁觀者可能具有客觀性，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一定能夠做出有價值的判斷。只有親身經歷過這一切的人才會知道這種價值所在。其價值判斷有可能不是那麼客觀；其評價也有可能不那麼公正。這都是不可避免的。試圖完全摒棄所有的個人偏見，正是此類著作面臨的難題。有時在提及自己過去的經歷時，人們是需要一定勇氣的。在創作這部作品時，我曾想過匿名發表，用我在獄中的號碼來代替姓名。但在作品完成後，我突然意識到，如果匿名出版，這部作品的價值將大打折扣，我必須鼓起勇氣署名公開發表。因此，我沒有刪減任何內容，儘管我本人並沒有什麼表現癖。
我沒有從書中提煉出任何純粹的理論，如果有人願意，可以嘗試。這樣做可能會大大豐富囚犯心理學。這種始於一戰之後的心理學研究讓我們知道了「鐵絲網綜合症」。我們還要感謝二戰，它豐富了「大眾心理學」的知識（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引用由勒布朗創作的眾所周知的短語和書名），因為戰爭引發了神經之戰，戰爭給了我集中營。
這個故事記錄了我作為一名普通囚徒的經歷。首先，我要自豪地強調一點：除最後幾周以外，我在集中營裡沒有當過精神病醫生，甚至連醫生也沒做過。我的幾名同行卻很幸運地受僱到急救站工作，儘管這些破敗的急救站只能提供碎紙做的繃帶，但這種輕鬆的工作還是令人羨慕。而收監號碼為119104的我，大部分時間只能幹挖鐵路、鋪軌道這樣的重體力活。例如，有一回，我的工作就是獨自挖一條大路上的排水管道。好在這樣的工作是有報酬的。1944年聖誕節前夕，有人送我一份所謂「獎賞券」的禮物。這是建築公司專為我們這些賣身當奴隸的人發行的：公司向集中營當局支付以每人每天為單位的固定報酬。每張獎券實際相當於50芬尼，通常在幾周後，一張獎券可換取六支香菸，儘管有時會失效。手頭有12支香菸，我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但更重要的是，這些香菸還可以換取12份湯，這些湯足以暫時抵擋飢餓。
實際上，只有囚頭獄霸才有吸菸的特權，他們每週能獲得定額獎券。倉庫和車間囚徒的管理員們也可以吸菸，他們可以收到一些人為調離危險工作而行賄的香菸。而那些失去生活信心，打算「享受」最後幾天監獄生活的犯人則是吸菸者當中的特例。每當看到獄友吸菸時，我們就知道他已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氣。勇氣一旦失去，幾乎就不可能再挽回。
人們在查閱依據囚徒的觀察與經歷撰寫而成的大量死亡報告時顯然可以發現，囚徒對集中營生活的精神反應可以被劃分為三個階段：收容階段、適應階段、釋放與解放階段。
第一階段顯露的症狀是驚恐，有時，這種恐懼在進入集中營之前就已經產生了。下面我要講述的是自己剛剛進入集中營的感受。
坐了幾天幾夜的火車，1500人最終被押送到集中營。火車的每個車廂都要容納80人，而所有人只能躺在自己的行李上，守著所剩無幾的個人財產。車廂內擁擠不堪，只有些許灰暗的曙光從車窗頂部透射進來。人人都期待火車能開到某家軍工廠，我們只是被送到那裡從事強制勞動的，但沒人知道此刻我們的火車是仍在西西里亞還是已經到了波蘭。火車不斷地發出怪誕的嘶鳴，像是因憐憫這些註定走向地獄的人們而發出的求助呼喊。當火車進入岔道，顯然是要駛入大站時，焦慮的乘客中突然發出一聲驚呼：「站牌，奧斯維辛！」霎那間，每個人都心跳驟停。奧斯維辛——這個名字代表著所有的恐怖：毒氣室、焚燒爐、大屠殺。火車慢慢地，猶豫地繼續行駛，似乎也在儘可能地拖延乘客意識到恐懼的時間，哦！這就是奧斯維辛了！
黎明已至，集中營的龐大輪廓漸漸清晰。長長的鐵絲網、崗樓、探照燈，還有幾排衣衫襤褸的囚徒在暗淡的曙光中沿著筆直而荒涼的大道走向無人知曉的目的地。我們的耳邊不時傳來零星的傳令與哨聲，這些聲音的確切含義我無從得知，但它們讓人心中自然浮現出一幅吊著人的絞刑架的恐怖場景。除了極度驚恐，我沒有其他感覺。從那一刻起，我們不得不逐漸適應這種極度恐慌的狀態，直至習以為常。
終於，我們進站了，車廂裡最初的寂靜被粗暴刺耳的命令聲打破，從那時起，這成為了我們在集中營最常聽到的聲音。它有時極其近似於垂死者最後的哀號，但又有所不同，因為這是一種刺耳的嘶啞聲，像是一個持續遭受砍殺之痛的人從喉嚨裡不斷髮出的慘叫。車廂門被推開，一小隊犯人蜂擁而入。這些人穿著條紋囚服，頭髮剃得精光，看起來營養不錯，說各種各樣的歐洲語言，都帶著這一環境中聽起來十分怪異的幽默感。彷彿一個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樣，天生樂觀的我（樂觀情緒經常主宰著我的情感，連最絕望時也是如此）常常想：這些囚徒看起來身體健康、情緒高昂，還時常笑哈哈的，說不定我也能獲得他們這樣好的待遇呢。
精神病學中有一種被稱作「暫緩性迷惑」的狀態。被宣佈處決的人在行刑前的最後時刻會產生死刑可能暫緩執行的幻覺。我們也抱著這種希望，相信最後的結果不至於太糟。囚徒們胖乎乎、紅潤潤的面龐就是對我們極大的鼓舞。其實，我們並不知道，幾年來日復一日跑到車站接新囚徒的這些人是經過特別挑選的「精英」。他們負責接管新囚徒及其行李，這些行李中藏著稀有物品和原本嚴禁攜帶的珠寶。歐洲戰爭的最後幾年，奧斯維辛一定算得上一個奇特的地方，不論在大倉庫裡還是黨衛軍手中，金、銀和鑽石等罕見珠寶隨處可見。
1500名囚徒一股腦兒地被關進了最多隻能容納200人的棚屋裡。飢寒交迫的我們擠在一起，屋子擁擠到幾乎無法蹲下的地步，更不用說躺著了。一塊五盎司重的麵包是我們四天裡唯一的食物。然而我卻聽到一名負責棚屋的高階囚徒與一名接待隊成員就一枚白金和鑽石製成的領帶夾討價還價，一番爭執得來的大部分收益將被用做購買杜松子酒。我記不清度過一個「快樂夜晚」需要買幾千馬克的杜松子酒了，但我知道那些刑期漫長的囚徒確實需要借酒消愁。在這種環境下，誰會責怪他們用酒精來麻醉自己呢？還有一些囚徒可以得到黨衛軍無限量提供的飲料，他們就是在毒氣室和焚燒室工作的囚徒，他們也十分清楚自己終有一天會被一撥新人所替代。那時，他們不再是行刑者，而是成了受刑者。
在我們這撥被轉移的犯人中，幾乎人人都抱著可能會被緩期執行的幻想，也總覺得事情會有轉機，因此對眼前的潛在危機視而不見。我們接到通知，要將行李留在車上，所有人員排成兩隊——男女各一隊——列隊從黨衛軍的一名高階軍官面前走過。令人驚奇的是，我居然有勇氣將帆布背包藏在外衣裡。我這一隊人一個個地從這位高階軍官面前走過，如果被他發現，我就危險了。根據過去的經驗，我知道他至少會把我打翻在地。走到他面前，我本能地挺直腰板以防秘密被識破。我與他面對面，他瘦高個子，穿著乾淨整齊的制服，與我們這些經過長途跋涉髒亂不堪的人形成鮮明的對比。他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左手託著右肘，右手的食指懶洋洋地朝左右指點。沒人知道他指指點點中隱藏的險惡用意，他一會兒朝右指指，一會兒朝左指指，但朝左指得更頻繁些。
快輪到我時，旁邊的一個人輕輕告訴我，分到右邊的是幹活的人，分到左邊的是老弱病殘、不能幹活的人，這些人要被送到特殊營地。我靜靜地等待著這第一次並且後來反覆出現的過程的到來。帆布背包壓得我略微向左傾斜一點兒，我就用力挺直腰板。黨衛軍軍官仔細審視我，好像很猶豫，然後把雙手放在我肩上。我儘量表現得很精幹，他慢慢地向右轉動我的雙肩，我便順勢朝右轉了過去。
晚上，我們瞭解到那位軍官指指點點背後的一些重要知識。這次是我們遇到的第一次挑選，也是生死攸關的判決。經過這次判決，在這批被轉移的人中，大約90%的人要走向死亡。死亡判決是在進入站臺後的幾個小時之內就執行生效的。分到左邊的那些人將從站臺直接行進到焚燒室。在焚燒室幹活的一名工友告訴我，焚燒室的門上用幾種歐洲文字寫著「澡堂」二字。每個囚徒進去時手裡都拿著一塊香皂。謝天謝地，我不用描述隨後發生的事件了吧。最後的結果可想而之，許多書中都描述了這一恐怖的過程。
晚上，我們這批活下來的少數人才聽到這個噩耗。我向待在那裡時間較長的囚徒詢問我的同事和朋友p被送到哪裡了。
「他分到左邊了嗎？」
「是的。」我答道。
「那你可以在那裡見到他。」他告訴我。
「哪裡？」我追問了一句。他隨手指向幾百碼外的煙囪，煙囪裡冒出的一串串火苗映照著波蘭灰暗的天空，又慢慢融入幽暗的煙雲。
「你的朋友正慢慢地飄向天空。」他答道。起初我不太理解，直到後來有人用通俗的語言做了解釋，我才明白他那句話的真正含義。
我不想就此多說一句。從心理學角度講，從拂曉時分到達車站一直到在營地度過第一夜，在我們心中，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荷槍實彈的黨衛軍護送下，我們跑步從火車站出發，經過帶電的鐵絲網，穿過集中營，到達清潔站。在那裡，我們這些初次被篩選出來能活著的人，真正地洗了個澡。被緩期執行的幻覺也得到了證實。奇怪的是，那些黨衛軍看起來極具友好的魅力，其中的原因不久就被我們找到了。他們在看中我們的腕錶並婉言說服我們交出來時，顯得極其友好。難道我們不該向這些友好人士上交那些財產嗎？難道這樣的好人不該擁有這塊手錶嗎？也許有一天他們會報答我們。
當我們在貌似消毒室的屋子裡等待時，黨衛軍來了。他們在地上鋪開一塊毯子，讓我們把所有的財物包括手錶和珠寶都扔到上面。一些天真的人還問他們能否保留一枚戒指、一塊獎牌或一件幸運物，這惹得那些老道的囚徒發出陣陣笑聲，他們在嘲笑這些天真的人尚未意識到自己的財產都要被剝奪的事實。
出於想結交一位老囚徒當知心朋友的願望，我偷偷靠近了他們當中的一位，指著自己上衣口袋中的一卷紙說：「嗨，這是一本科學著作的手稿。我知道你會講，能夠活命就謝天謝地了，還談什麼手稿。但手稿是我活下來的唯一希望。要相信命運，但我無法控制自己，我要不惜一切代價保留這個耗盡我畢生精力的手稿。你能理解嗎？」
我感覺到他開始理解了，臉上慢慢露出一絲笑容，起先是哀怨的苦笑，隨即轉化成嘲諷的和侮辱的笑容。最後，他甩給我一句囚徒們常用的狠話：「狗屁！」那一刻，我懂得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心理上也達到了第一階段反應的極點——我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
我們一直站著，面無血色、惶惶不安、絕望地爭論著。突然，人群中一陣騷動，我們再次聽到了嘶啞的命令聲。隨即，我們被推推搡搡地趕進了澡堂的前廳，按要求圍攏在等候我們的黨衛軍周圍。他命令道：「給你們兩分鐘時間，我用表計時。兩分鐘內，你們必須脫去所有的衣服，把所有東西放在你們站立的地方。除了鞋、皮帶和吊帶或捆紮帶之外，其他一律不得帶走。計時——開始！」
囚徒們以不可思議的飛快速度脫去外套。隨著時間的臨近，他們越來越緊張，慌亂而笨拙地脫去內衣，解開皮帶和鞋帶。然後，第一道皮鞭抽打在赤裸身體上發出的清脆聲響傳來，鞭打的聲音讓空氣中的緊張氣息更加凝重。
緊接著，我們被趕進另一間屋裡剃頭。在那裡，不僅要把頭髮剃光，連整個身體也要毫髮無存。隨後被趕進浴室，我們排著隊，彼此已無法辨識。直到看到真正的水從噴頭流出，我們懸著的心才算放了下來。
等待淋浴時，赤條條的身體使我們意識到：除了赤裸的身體，如今我們真的是一無所有。前半生掙下的財富還剩什麼？現在，眼鏡和皮帶就是我的全部財產。我後來用皮帶換了塊麵包，原來擁有一條皮帶還會帶來這樣令人激動的結果。晚上，負責我們棚屋的高階囚徒來給我們訓話，他以人格擔保，如果有人敢將錢和珠寶藏進皮帶夾層，他會親手把這個人吊起來，「就在那根橫樑上」，他用手指了指，還自豪地解釋說，作為高階囚徒，集中營賦予他這麼做的特權。
關於鞋子，事情也沒有想象的那麼簡單。我們可以穿鞋，但穿高檔鞋子的人就得忍痛割愛，換來的只是一雙並不合腳的鞋。一些囚徒則陷入了真正的麻煩，他們聽取了接待室裡那些高階囚徒的善意建議，剪去長筒靴的上部使其變短，並在剪口處抹上肥皂加以掩飾。黨衛軍似乎早有預料，所有剪過靴子的同謀被關進隔壁的房間。不一會，我們就聽到了皮鞭的抽打聲和人們的慘叫，而且持續了很長時間。
我們抱有的幻想一個接一個地破滅，出乎意料的是，大多數人開始被冷酷的幽默感戰勝。此刻，我們知道，除了赤裸裸的身軀之外自己真的是一無所有了。淋浴時，我們盡情地開玩笑，既取笑自己也取笑別人，也為真正的水從浴室的噴頭裡流出來而深感慶幸。
除了奇怪的幽默感，我們還有一種感覺，那就是好奇。在陌生環境裡我們都曾經歷過這樣的感覺。在登山遇險的關鍵時刻，人們只會有一種感覺，即好奇。人們會好奇自己能否脫險，好奇自己將會粉身碎骨還是僅僅受點兒輕傷。
在奧斯維辛，這種冷酷的好奇心更加強烈。從某種意義上講，思想脫離了周遭的客觀環境，這完全是出於一種自我保護。人們迫切地想知道今後會發生什麼，結果又怎樣。比如，我們常常設想自己洗完澡後赤裸裸、溼漉漉地站在深秋的寒風中，該是什麼結果。隨後的幾天，我們的好奇變成了驚訝，驚訝的是我們居然沒有感冒。
許多類似的好奇接踵而來，不斷地滿足著這些新囚徒。一名醫生甚至驚呼：「教科書在撒謊！」教科書上說，當睡眠時間不足規定的小時數時，人就不能生存，錯！我也一直確信有些事情我做不到：沒有這個我不能入睡，沒有那個或別的什麼我不能生存。來到奧斯維辛的第一個晚上，我們睡上下鋪，每層床鋪（約6.5到8英尺）睡9個人。我們直接睡在木板上，9人合用兩條毯子，大家只好側身擠在一起，由於天氣寒冷，擠在一起感覺不錯。雖然曾被禁止將鞋帶上床，一些人還是悄悄把沾滿泥漿的鞋子當枕頭。否則，我們只能頭枕著自己白天累到幾乎脫臼的臂彎入睡。每當睡意襲來，我們便可以在幾個小時裡忘卻痛苦，解脫自己。
我還想提到關於我們究竟能忍受多少痛苦的一些驚奇發現：在這裡，我們無法刷牙，且嚴重缺乏維生素，但與以前相比，我們的胃變得健康多了；半年來，我們穿著完全失去本來面目的同一件襯衫；有時因水管凍結，我們許多天不能洗漱，甚至身體的區域性擦洗也不可能，勞動後的雙手骯髒不堪，可手上的瘡和擦傷從不化膿（除非有凍瘡）；再如，一些人原來睡眠很輕，隔壁房間一絲微弱的聲響都有可能攪得他徹夜難眠，而現在即便是與相隔幾英寸、鼾聲如雷的其他囚徒擠在一起，他們也能安然入睡。
如果現在有人問我們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定義為可以習慣任何事物的種群」的觀點是否正確，我們肯定會回答：「是的，人可以習慣任何事物，但請不要問我們是如何習慣的。」我們的心理調查還沒到達那麼深入的程度，囚徒的心理也沒有達到能夠習慣的程度。到目前為止，我們仍處於心理反應的第一階段。
幾乎每個人都動過自殺的念頭，這種念頭源於絕望的處境，源於時時刻刻籠罩著的死亡危險和不斷接近他人的死亡的事實。就後面提到的個人堅定信念而言，在集中營的第一個夜晚，我發誓永遠不去「觸碰鐵絲網」——這是集中營裡常用來描述一種流行的自殺方式的用語，即觸帶電的鐵絲網自殺。儘管做出自殺的決定一點也不難，但自殺沒有任何意義。對每個囚徒而言，存活的機會都微乎其微，人們並沒有把握自己能夠成為闖過道道關口的少數倖存者之一。因而，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徒在恐慌的第一階段就已不再懼怕死亡。最初的幾天過後，他們連毒氣室都不怕了。不要忘了，毒氣室至少可以使他們免除自殺的麻煩。
一位我後來認識的朋友評價我「不是那種會在恐怖環境中抑鬱不堪的人」。我還記得自己曾對到達奧斯維辛後第一個清晨發生的小插曲一笑了之，而且是發自內心的笑。當時，儘管我們有一條不準擅自離開所在「街區」的禁令，一位比我們早幾周到達奧斯維辛的同事還是偷偷地遛進了我們的棚屋。他希望能夠安慰我們，還想告訴我們一些注意事項。他消瘦得很厲害，以至於我們一眼都沒認出他。他卻是一副漫不經心的幽默表情，匆忙地給我們一些提示——「別害怕！別害怕挑選！m博士（黨衛軍醫療總監）有一副醫生的軟心腸。」（他關於這個m的判斷是錯誤的，他的善言具有誤導性。因為一位約60歲的棚屋街區醫生犯人曾告訴過我他是如何祈求m博士放過他將被送進毒氣室的兒子，可m博士卻冷冷地拒絕了。）
「我只乞求你們一件事，」他繼續說，「如果可能的話，每天刮臉，不論要用鋒利的玻璃，還是用最後一塊麵包換刮臉用具。只有如此，你才能看起來更年輕，而且，刮臉還會使你臉色紅潤。想活下來，你唯一的辦法是，看上去能幹活。如果你腳後跟起了個水泡，走路瘸了，黨衛軍看見你這樣，就會把你招到另一邊。第二天，你就肯定要被送進毒氣室。你知道‘moslem’是什麼意思嗎？那些看起來可憐兮兮、落魄潦倒、體弱有病、不能幹體力活的人就是‘moslem’。或早或晚，一般會比你預計的時間要早，‘moslem’就會被送進毒氣室。要切記：刮臉，挺直腰板站立，精神抖擻地幹活，你就不用怕毒氣。所有站在這裡的人，即使你剛到這裡24個小時，做到這些你就不用怕毒氣。」接著，他指著我說：「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說得如此坦率。」他對其他人說：「恐怕他（指我）是你們之中下次被選中的人，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我笑了笑，我相信任何處在我這個位置上的人也都只能如此。
我記得萊辛曾經說過：「有些東西能使你失去理智或變得一無所有，直到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一種對於非正常情境的反常反應卻可以被視為正常。甚至我們精神病學家還希望，人們在非正常情形下的反應與其正常狀態相比是偏向非正常的。例如在收容所等環境裡，以及那些被關進集中營的人，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非正常的思維狀態。但從客觀上來講，在這種受到限定的環境下產生這些非正常的反應都是正常的。正如我描述過的，這些反應將在幾天內發生變化。囚徒開始從心理反應的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即一個表現相當冷漠的階段。在這期間，他的情感進入一種死亡狀態。
除了以上描述的反應之外，新囚徒還經常遭受痛苦的感情折磨，他還要抑制這些情感。這種情感首先指他對家鄉和家庭的無限思念，有時強烈到足以將其吞噬。其次指對周圍一切醜惡行為的厭惡，甚至僅僅是醜陋的外貌都讓他感覺厭惡。
大部分囚犯穿上破爛不堪的制服，也就比稻草人優雅一點點。集中營的棚屋之間到處都是糞便，人們越是清除，就越是需要不斷地接觸這些糞便。新來的犯人被指派去清掃廁所和清除糞便是常事。在道路蜿蜒曲折的運輸途中，糞便經常飛濺到囚徒的臉上，他們一旦表現出厭惡，或者用手擦去糞便，就會招致一頓毒打。人的正常反應受到強烈的抑制。
在心理反應的第一階段，某個囚徒往往不忍目睹別人被罰示眾，也不忍目睹泥潭裡一排排的囚徒在皮鞭的威懾下來回走幾個鐘頭。幾天或幾周之後，這種情況就會發生變化。每天拂曉，天色依然灰暗時，該囚徒正和他的小隊站在門前排隊整裝待發。此時，很可能他會聽見一聲尖叫，緊接著看見一名囚徒被打倒，爬起，再被打倒，再爬起。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那名被打的囚徒在發燒時沒有及時報告醫務室，所以被認為幹活偷懶，因而招來一頓毒打。
進入心理反應的第二階段，這個囚徒的眼睛將不再躲避這一切。由於情感已經麻木，他看到什麼都只會呆呆地站著不動。除此以外，他頂多盼著自己能借受傷、浮腫或發燒在醫務室看病之機，在集中營幹兩天輕鬆的活。他看到一個12歲的男孩被帶進醫務室，這個男孩因為集中營沒有他穿著合適的鞋子，被迫在雪地裡執勤或在戶外幹活站了幾個小時之後，腳趾被嚴重凍傷。值班醫生用鑷子一點點地拽去變黑壞死的部分，而我們這位旁觀者的感情卻已經麻木，無法真切地感受到厭惡、恐懼或憐憫等情感。進入集中營幾周，他不斷看到受難者、將死之人和已死之人，對一切已司空見慣，再沒什麼事情能夠打動他了。
有一段時間，我就留在棚屋照料斑疹傷寒病人。他們發著高燒，神志不清，許多還病入膏肓。當某個病人死去後，我也能毫不沮喪地目睹那些會重複發生的情形：即其他囚徒接近體溫尚存的屍體，有人奪走死者剩下的土豆泥；有人認為死者的木鞋看起來比自己的要好，就把它換走；有人換走死者的上衣；連只拿到細繩的人都會因此沾沾自喜。
我冷漠地看著發生的一切。最後，再讓「護士」運走這些被掠奪過的屍體。搬屍體時，他隨意地拽著屍體的腿，任其屍首在50個斑疹傷寒病人睡的兩排木板床間的過道上磕磕碰碰，就這樣一直拖著屍體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朝門口走去。由於長期缺乏食物，我們的體能已消耗殆盡，哪怕只是通過空曠地帶的兩級臺階對我們來說都很費力。在幾個月的集中營生活裡，如果不用手抓住門框，我們幾乎無法登上那些約6英寸高的臺階。
「護士」拖著屍體慢慢走到臺階處，他自己先費力地爬上臺階，再轉身拖屍體，被拖住的腳帶動身軀，最後，伴著奇怪的咯吱聲，屍體的頭部也顛簸地被拖了上來。
我的床鋪在房間的正對面，恰好靠近屋內唯一一扇接近地面的窄窗。當我正用冰冷的雙手抱著一碗熱騰騰的湯大口喝著，偶爾瞥見窗外那剛剛搬出去的屍體，他直愣愣地瞪著我。兩個小時前，我們還在交談，現在卻陰陽兩隔。這個念頭一閃而過，我繼續低頭喝湯。
如果從職業角度講，說我缺乏情感一點也不會令我覺得驚奇。現在我也許已經不記得這件事了，因為我幾乎沒投入什麼情感。
冷漠、遲鈍、對任何事情都漠不關心是囚徒第二階段心理反應的表現，這些症狀最終會使他們對每天每時頻繁發生的酷刑折磨無動於衷。正是由於這種冷漠外殼的包裹，囚徒們才能真正地保護自己。
在集中營裡，人們稍有不慎，有時甚至毫無緣由，就會招來一陣毒打。比如，幹活的工地在發麵包，我們排隊領麵包。有一次，我後面的人略微站偏了一點，使整個隊伍看起來有點不整齊，這就惹怒了黨衛軍。我當時不知道後面發生了什麼事，也沒注意到周圍有黨衛軍，頭就突然被猛擊了兩下，這才讓我發現黨衛軍正在身旁揮動棍棒。這時，最痛的不是肉體（這樣的懲罰對成人和兒童都一樣），而是不公正和不可理喻對心理造成的傷害。
很奇怪，在一些情況下，不留痕跡的鞭打比留下痕跡的鞭打更傷人心。有一天下暴風雪，我在鐵路上幹活。儘管天氣十分惡劣，我們也要不停地賣命。我吃力地鏟石子修路，當然這也是保暖的唯一方法。當我停下來靠著鐵鍬喘一口氣，不幸被恰好轉過身的看守發現，他認為我在偷懶，卻沒有用侮辱的語言和拳打腳踢來傷害我，這只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根本不值得與眼前這個衣衫襤褸、骨瘦如柴、沒有人樣的傢伙說話，更犯不上咒罵。他只是戲謔地撿起一塊石頭向我扔來。在我眼裡，這樣的舉動更像是吸引野獸的注意或者吆喝家禽和畜生時，人們因為沒必要懲罰它們而使出的伎倆。
鞭打令人倍感疼痛是因為鞭子隱含著侮辱的意味。有一次，我們在結冰的軌道上搬運沉重的鋼軌。此時，如果有一人滑倒，不僅會危及自己的生命，還會危及其他共同作業者的生命。我的一位老朋友臀部先天性脫臼，因此能被選中幹活也是讓他十分高興的事，因為一般來說，身體殘疾的人在面臨第一次選擇時肯定要被送上死路。他抬著沉重的鋼軌，在軌道上一瘸一拐地走著，好像隨時要摔倒在地，拖累其他人。我當時並沒有參與其中，見此情形，毫不猶豫地想跑過去幫忙。這時，我的脊背受到重重一擊，緊接著就聽到有人呵斥並命令我回到自己的位置。而諷刺的是，就在一分鐘前，打我的看守還罵我們這些「豬玀」沒有合作精神。
有一次，氣溫低到僅有華氏2度，我們為鋪設水管在森林裡挖掘凍硬的土壤。當時，我身體十分虛弱。負責監工的是一位紅光滿面的工頭，他的樣子讓我想起了豬頭。在寒冷的冬天，他戴著一副保暖手套。他靜靜地看了我一會兒，我立刻感到麻煩就要來了，因為我面前不大的土墩說明了我的工作量。
他開口罵道：「你這頭豬，我一直盯著你！讓我來教你怎麼幹活！你要像野獸一樣死去！不出兩天，我就讓你完蛋！你從來沒有幹過活嗎？豬，你是幹什麼吃的？難道是商人嗎？」
我沒在意這些，但我不敢怠慢他的死亡威脅。於是，我挺直腰板盯著他說：「我是醫生，而且是名專家。」
「什麼？你是醫生？你一定從別人口袋裡撈了許多錢吧！」
「老實說，我是為窮人開診所的，大多數情況下我分文不取。」我說的太多了。他就像瘋子一樣嚎叫著撲向我，一拳將我打倒。到後來，我都記不清他喊了什麼。
我想用這件小事引發的故事來說明：有時，似乎很老練的囚徒也會發火。他的憤怒不是由於自己所承受的殘忍或疼痛，而是出自與之相關的侮辱。那一刻，我的確血脈賁張，因不得不聽一個對生活一無所知的人來判斷自己的生活而怒髮衝冠（我必須坦白，事後我對獄友做出的評價給了我孩子般的安慰：「他看起來庸俗粗魯，連我們門診部的護士都不願讓他進候診室。」）。
幸運的是，工作隊的大囚頭兒對我很好。他對我的好感源於在去往工地的漫長路途中我洗耳恭聽了他娓娓道來的愛情故事和婚姻煩惱。我對他的性格診斷和基於精神療法的建議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從那以後，他非常感激我，這一點對我來說也尤其珍貴。在由280人組成的宿營大隊中，他還在頭5排緊挨著他的地方給我留下了鋪位，這給我帶來的優勢可想而之。清晨，天還沒亮，我們就得起來排隊。大家都害怕遲到或者站在後排。因為，如果有令人不快或遭人厭惡的工作時，囚頭兒通常會在最後幾排挑選他想要的勞動力。接下來，被挑選的勞動力必須步行到另一個地方，在怪異看守的監督下幹特別恐怖的活。有時，為了抓住偷奸耍滑者，大囚頭兒也會到前5排選人。一陣拳打腳踢後，人們的抗議和哀求慢慢平息，被選中的受害者將在喊叫和鞭打下被驅趕到集合地。
然而，只要大囚頭兒還有傾訴的需求，我就可以免遭這一厄運。除了有保證地佔據與他為鄰的光榮位置之外，我還有另一優勢：和幾乎所有的集中營獄友一樣，我也患有水腫，雙腳腫大，腳上皮膚緊繃，膝蓋不能彎曲。腫脹的雙腳穿著鞋子都不能繫鞋帶，即使有襪子也不能穿。所以，我部分裸露的腳總是溼的，鞋子裡也總是有雪，這樣子註定會生凍瘡，因而，我每邁一步都疼痛難忍。行走在冰天雪地裡，鞋子結上了厚厚的冰，人們經常會一個接一個地滑倒，後面的人會壓到前面的人身上。這樣，整個隊伍就要停下來修整一會兒，又不能太久，因為大囚頭兒一會兒就要開始用槍托砸人，催促我們趕快起來趕路。而此時，越走在隊伍前面，受牽連的麻煩也就越少。這樣無需拼命趕時間，也不用忍受疼痛的雙腳還要加快步伐所帶來的痛苦。作為私下公認的大囚頭兒御用醫生，我穩穩當當地走在隊伍第一排，同時也為此感到十分高興。
這個特殊服務的額外好處還有：只要工地午餐有湯，大囚頭兒就會用湯勺多撈些桶底的豌豆給我。這位囚頭兒曾是一名軍官，他甚至還大膽地與那些曾和我發生爭執的工頭交頭接耳，說我會成為幹活能手。雖然這樣做效果甚微，但他還是竭盡全力想保住我的性命（他也的確挽救了我許多次）。例如，我與工頭髮生衝突的那一天，他偷偷派我到另一個工作隊上工。
有些工頭很同情我們，在工地，他們想方設法改善我們的處境，至少在建築工地是這樣的。他們也常常提醒我們一名正常工人可以幹我們幾倍的活兒而且用時更短。但他們也明白，正常工人每天的飯量可不是近300克麵包（我們實際上得到的還沒這麼多）和1公升清湯。正常工人不是生活在屈從的精神壓力下，也不是生活在不知家中親人是送進了集中營還是毒氣室的擔憂中，更不是在時刻受到死亡威脅的情況下工作的。我曾經對一位溫良的工頭說：「如果你能在我學會修鐵路的時間內學會做腦部開顱手術，我將五體投地地佩服你。」對此，他只是呲牙一笑。
第二階段的主要症狀是冷漠，這也是必不可少的自我保護機制。前途渺茫，所有努力和感情都投入到保全自己和他人的性命這件事上。晚上，囚徒們從工地趕回集中營時，常常可以聽到他們長舒一口氣說：「真好，又多活了一天。」
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囚犯們一門心思就想活命的緊張狀態迫使他們的內心生活退步到原始水平。受過精神分析訓練的集中營同事經常提到集中營囚徒的「衰退」——向更原始的精神生活的倒退。而囚徒們的希望和夢想只能在夢中被表現。
囚徒們常常夢見的無非是麵包、蛋糕、香菸和舒適的熱水澡。這些簡單的生活需求都難以滿足，他們只好靠夢境去尋找，至於這些夢是否有意義就屬於另一個問題了。囚徒們常常會從夢中驚醒，旋即回到集中營的現實生活中，這就造成現實和夢幻間的強烈對比。
我永遠不會忘記，一天夜裡，一位囚徒在夢中的呻吟驚醒了我。我看見他胡亂揮舞著四肢，很明顯是在做噩夢。我一直很同情做噩夢和精神錯亂的人，便下意識地伸出手準備喚醒這個可憐人。但我還是猛地把手抽了回來，一想到會叫醒他，我突然有點後怕。那一刻，我強烈意識到，不管夢有多恐怖也比集中營的現實狀況要好得多。而我如果那樣做，只會讓他從恐怖的夢境回到比夢境更恐怖的現實之中。
由於囚徒們營養極差，精神生活的重點重新回到對食物的渴望這樣的原始本能上。我們能夠觀察到大多數囚徒只要在一起幹活且偶爾沒有被密切監視時，他們就會立刻開始探討食物問題。一名囚徒常常會問在旁邊幹活的囚徒最喜歡什麼食物，然後彼此交換食譜，計劃他們與家人重逢那天，也就是遙遠的未來獲釋回家後那天的菜譜。他們通常反覆討論，描述細節，直到聽到以特別的暗語或號碼形式傳來的「看守來了」的警告聲。
我一直認為這種討論十分危險。人們在努力適應這些供應極少和熱量極低的食物時，這種娓娓道來的美味佳餚對身體造成不適是難免的。儘管這樣做能提供大量的精神安慰，但這一幻覺對生理必然造成很大傷害。
在被囚禁的後期，我們每天的定量是一頓湯和一小塊麵包，外加所謂的「額外補助」，其中包括約21克的人造黃油、一小片劣質腸、一小片乳酪和一些人造蜂蜜或一湯匙稀釋果醬，每天還會有些變化。但是對我們這些每天干繁重體力活，在寒冷的天氣裡穿著單衣的囚犯來說，這些食物的熱量是絕對不夠的。那些被「特別看護」的病人經允許可以躺在棚屋裡，但這些不用出集中營幹活的人的生活狀況更差。
當皮下脂肪消耗殆盡時，我們就像被一層皮和破布裹著的骷髏，不斷感到身體開始消耗我們的生命。生物體慢慢消耗自身的蛋白，肌肉逐漸消失。身體的抵抗力也越來越差，棚屋裡為數不多的人一個接一個地死去。我們每個人都能準確推斷出下一個會輪到誰，自己又會在什麼時候死去。通過無數次的觀察我們已經十分熟悉這些死亡特徵，而判斷也幾乎可以說是準確無誤。我們相互之間私下議論「那人活不了多久」或「下一個就輪到他了」。每天夜間抓蝨子時，看到赤裸裸的身體，我們就會有同一個想法：這樣的軀幹——我們的身體——實際上已經是殭屍了。我將會怎樣呢？我只是眾多人中的一部分，鐵窗後的一分子，擠住在幾間土坯棚戶裡由於缺少生機而每天腐爛一部分的一堆東西罷了。
我上面提到人們一有時間就自然而然地想到美味佳餚，這也迫使他們再次意識到自己是囚犯。可以理解的是，儘管那些最強壯的人都盼望著有朝一日能夠重新擁有可口食物。這不單單是為了回憶食物本身，也是為了能提醒自己，像現在這樣除了美味佳餚不會再想到其他任何東西的次等生存狀態終將結束。
沒有這些經歷的人是無法想象忍飢挨餓者曾歷經的靈與肉的衝突。他們無法理解人們站在壕溝上挖土，只是為了聽清楚上午9點30分或10點的哨音，那時會有半小時的午餐休息，而且有可能的話，這頓飯會發麵包。如果工頭不討厭的話，人們就一遍遍地詢問時間，用沒戴手套凍僵了的手摸摸上衣口袋裡的麵包，先輕輕地敲一下，然後掰一點放到嘴裡吃，最後用僅有的意志力把剩下的麵包塞進口袋，暗暗發誓一定要堅持到下午。
在監禁後期，關於如何處理每天僅發一次的麵包，我們展開了無休止的爭論，爭論可分為兩大派別。一派贊成立刻吃完，這樣會有兩個好處：第一，一天至少有一次機會暫時抵擋飢餓；第二，可以防止麵包被偷或丟失的情形發生。另一派持不同觀點，他們主張將麵包分成幾份。最後，我加入了第二派的隊伍。
在集中營一天24小時的生活裡，最可怕的時刻是一覺初醒時。天還沒亮，睡夢中的我們被無情地驚醒，三聲刺耳的哨音打破了沉沉的美夢。我們一邊掙扎著把浮腫酸脹的雙腳塞進溼漉漉的鞋子，一邊聽著旁人的呻吟和嘆息，發出這些聲音可能只是因為發現代替鞋帶的電線也斷裂了這樣的小事。一天早晨，我聽見某人像孩子一樣嚎啕大哭起來，這個人一向表現得非常勇敢和自尊，這樣哭泣是因為他的鞋子已經破得無法再穿，一想到以後只能赤腳走在冰天雪地裡就悲從中來。看到這可怕的一幕，我只好自己找點安慰。我從口袋裡摸出那份小麵包，美滋滋地大吃起來。
營養不良和普遍關注食物的狀態可能造成人們缺乏性衝動。除了初到此地時受到驚嚇的原因之外，精神病學家對清一色的男性集中營發生的一些現象進行了觀察，得出如下結論：專家們反對清一色的男性組織，如軍營，因為那裡常會產生性變態，這樣的人很少做有關性的夢，但抑鬱情緒和高昂的情感可能在夢裡被明確表達。
對大多數囚徒來說，保證基本生活和謀求生路是他們努力的最終目的，與此無關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忽略，這種現象可以解釋為囚徒的情感缺乏。當我從奧斯維辛轉往達豪集中營下屬的一個集中營時，居然產生了回家的感受。半夜，運載我們約2000名囚徒的火車經過維也納的一個火車站，沿著火車的軌道依次經過我出生的街道，經過我做囚徒前居住多年的老宅子。
一節裝有50名囚犯的車廂只有兩個很小的帶欄杆的窺視孔。車廂的空間只夠部分人蹲在地下，其他人就得圍著窺視孔站上幾個小時。我踮起腳尖，越過其他人的頭頂向帶欄杆的窗外望去，不安地盯著我的故鄉看。我們都感覺到與其說自己活著不如說已經死了，因為一直認為這次旅途的終點是毛特豪森，所以估計自己最多也就再活一兩週。我明顯感覺自己是在用陰間人的眼光看我童年生活的街道、廣場和房屋，俯瞰著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城市。
幾個鐘頭的耽擱之後，火車離開了車站，街道——我的街道！對於那些在集中營生活多年的年輕人來說，這次旅行也是一件大事。他們專心致志地通過窺孔向外凝視，我乞求甚至哀求他們讓我站在前面片刻。我想解釋朝外看對我的意義多麼重大，但我的祈求被粗暴地拒絕了，還有人冷嘲熱諷地說：「你住了那麼多年，應該已經看夠了吧！」
集中營普遍存在「文化冬眠」，但政治和宗教除外。集中營的每個角落都不間斷地談論著政治，政治資訊以傳聞為主並迅速傳播。有關軍事形勢的傳聞常常自相矛盾，但不斷傳來的資訊仍不時敲打著纏繞在囚犯腦海裡的戰爭之弦。戰爭即將結束的樂觀謠言一次次地令人們失望。一些人徹底絕望了，但這也是因為那些不可救藥的樂觀派實在令同伴氣憤。
就發展範圍和時間而言，囚犯對宗教表現出難以想象的虔誠。宗教信仰的深度和活力令初到者驚奇和感動。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棚屋角落，或在從遙遠的工地拉囚徒回集中營的黑暗封閉的牛車上，隨處可見臨時湊在一起祈禱的情景，這些又累又餓，衣衫襤褸的人蜷縮一團，口中唸唸有詞。
1944年冬到1945年春，集中營爆發了斑疹傷寒，幾乎人人受到感染，還得幹活的身體瘦弱者死亡率極高。病人房間極度短缺，也沒有藥品和護理人員。這種病的一些症狀非常特別，即對於哪怕是一點點的食物都會噁心（這會危及生命），同時伴有神志不清。我的一位朋友嚴重昏迷，他認為自己快要死了，想做祈禱，但由於神智昏迷，他竟然不知道該祈禱什麼。為了避免昏迷，我也和其他人一樣儘量在夜裡保持清醒。我需要在腦海裡用幾個鐘頭組織語言，重新構思我在奧斯維辛傳染病房裡丟失的手稿，或者乾脆用速記法在小紙片上記下關鍵詞。
集中營有時還會進行科學爭論，我曾見證了日常生活中聞所未聞的事——開辦精神降神會，儘管這件事十分接近我的職業興趣。我接到集中營主管醫生（也是犯人）的邀請，他知道我是精神病學家。聚會是在一間私人小病房偷偷進行的，參加者圍成一圈，還來了一名黨衛軍軍官。
降神會開始，一個人禱告祈求神靈，集中營的一名職員端坐在一張空白紙面前，但並沒有寫的意思。隨後十幾分鍾（如果超過這個時間，就會說明祈禱神靈出現的方法失敗，降神會終止），他用鉛筆慢慢在紙上畫線，清晰地組成「敗者遭殃」，意思是失敗者的不幸。據說這位職員從未學過拉丁文，以前連聽都沒聽說這些詞，但這真是征服者的悲哀。在我看來，他沒有專門收集這些詞，但一定也聽說過，而且在我們獲得解放和戰爭結束前的幾個月，這些詞一定在他的「心靈」（他潛意識的心靈）中出現過。
在集中營裡，人的身體和思想由於受到壓迫而處於原始狀態，但深化人們的精神生活是可能的。有豐富的精神生活且比較敏感的人在這裡會承受更多痛苦（他們身體也會更弱），但對內心的傷害相應也會少許多。他們能把惡劣的外部環境轉化成內心豐富自由的精神生活，只有這樣才能解釋集中營中身體羸弱的一些人比看似強壯的人生存能力更強。為了解釋清楚這樣的事實，我不得不講一個發生在某天清晨人們步行去工地時的例子。
當時，有人高聲命令：「各隊，齊步走！左1234，左1234，左1234，排首注意，左右左右！脫帽！」直到今天這些命令彷彿仍在耳畔迴響。我們經過集中營大門時被探照燈照著執行「脫帽」的命令。任何沒有打起精神正步走的人都會被踢上一腳。有人因為天氣冷，沒有得到允許就帶上了帽子，則會遭到更嚴厲的毒打。
我們沿著由集中營向外延伸的路，在黑暗中深一腳淺一腳地走著，途經大石頭，蹚進泥坑，艱難前行。押送的看守還不停地朝我們咆哮，用槍托驅趕我們。雙腳疼痛的人扶著其他人的肩膀前進。佇列裡幾乎沒有人說話，刺骨的寒風吹去了人們講話的興趣。而就在這時，走在我旁邊並用領子擋住嘴巴的人突然說：「如果我們的妻子看見我們這個鬼模樣怎麼辦？我希望她們在集中營過得比我們好些，永遠也不會知道我們經歷的這些事情。」
這句話勾起了我對妻子的懷念。人們跌跌撞撞地走了幾英里，在雪地裡滑倒，再爬起，互相攙扶著行進。儘管默默無語，但我們都在心裡思念著自己的妻子。有時，我偶爾望向天空，星星慢慢消失，清晨的霞光在一片黑雲後散開。我的思想仍停留在妻子的身影上，思緒萬千。我聽見她回應我的話，看見她向我微笑和她坦誠鼓勵的表情。不論真實與否，我都堅信她的外貌比冉冉升起的太陽還要明亮。
忽然間，我一生中第一次領悟到一個真理，它曾被詩人讚頌，被思想家視為絕頂智慧。這就是：愛是人類終身追求的最高目標。我理解了詩歌、思想和信仰所傳達的偉大秘密的真正含義：拯救人類要通過愛與被愛。我知道世界上一無所有的人只要有片刻的時間思念愛人，那麼他就可以領悟幸福的真諦。在荒涼的環境中，人們不能暢所欲言，唯一正確的做法就是忍受痛苦，以一種令人尊敬的方式去忍受，在這種處境中的人們也可以通過回憶愛人的形象獲得滿足。我生平第一次理解這句話「天使存在於無比美麗的永恆思念中」。
我前面的人摔倒在地，緊隨其後的人壓在他的身上。看守衝過來，挨個兒抽打他們，我的思緒就此中斷了片刻。不久，我又從監獄的現實回到夢想的世界，繼續與愛人的對話，我們互相應答。
「停！」隨著一聲令下，我們到了工地。人們衝進黑洞洞的棚屋，希望拿到像樣的工具。每人可以拿到一把鐵鍬或一隻鎬頭。
「你們這群豬，就不能快點嗎？」很快我們各就各位進入前一天挖壕溝的工地。冰凍的土地在鎬尖下裂開，四處開花。人們默默無語，大腦一片空白。
我的意識還停留在對妻子的思念上，一個想法突然閃現在我腦海中：不知妻子是否還活著。於是，我終於明白了一件事，如今我對這件事理解得更加深刻，那就是愛一個人可以遠遠超過愛她的肉體本身。愛在精神和內心方面具有深刻的含義，無論伴侶是否在場，是否健在，愛以什麼方式終止是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妻子是否還活著，當然，也不可能弄清楚（集中營裡無法通訊）。但在這一刻，一切都不重要，對於我來說也沒必要知道。沒有什麼能阻擋我的愛、我的思想以及對於愛人形象的回憶。即使我知道妻子已死去，也不會影響我對她的殷切思念，我與她的精神對話同樣生動，也同樣令人滿足。「心就像被上了封條，一切如昨」。
回憶往事所產生的內心波瀾有助於囚徒填補精神空虛、孤獨和思想貧乏。思緒會插上想象的翅膀，回到過去發生的事情，儘管常常是回到一些不重要的瑣事。戀戀不捨的回憶使他們無比幸福，他們假裝自己是一個陌生人，生活在遙遠的世界，渴望能夠乘公共汽車旅遊、開啟自己公寓的大門、回電話甚至僅僅是開啟燈。我的思緒常常集中在這些瑣事上，回憶讓人淚如雨下。
囚犯的內心生活可能很極端，他們能體驗以前從未體驗過的藝術美和自然美。在藝術美和自然美的影響下，他們甚至忘記自己當下所處的環境。在從奧斯維辛集中營到巴伐利亞集中營的路上，如果有人看見我們透過囚車鐵窗遠眺扎耳茨伯格山脈的山峰在落日中閃閃發光時的一張張面孔，他們決不會相信這是放棄了生活的希望和自由的人的面孔，儘管這也可能是由於我們渴望藉由許久沒見的大自然的美而轉移目前的痛苦。
在集中營中，一個人也能轉移旁邊幹活者的注意力，使其注意力被引向落日照耀的巴伐利亞森林（其情景就像丟勒的一幅著名水彩畫）。在這片樹林中，我們已經建好一個巨大的、秘密的兵工廠。一天晚上，我們端著湯碗，精疲力竭地躺在棚屋的地板上休息，一名獄友衝進來讓我們跑到集合地看日落。站在外面，我們欣賞著晚霞，看著不斷變換形狀和色彩的雲朵籠罩著整個天空，雲彩一會兒鐵紅色，一會兒豔紅色，與我們荒涼的棚屋形成鮮明對比，泥潭也映照出燦爛的天空。幾分鐘的寂靜後，一名囚犯對另一名感嘆道：「世界多美呀！」
還有一次，我們在挖壕溝。地灰濛濛的，天也灰濛濛的。黎明的微光中，雪灰濛濛的，囚犯穿的破衣爛衫也灰濛濛的，我們的臉更是灰濛濛的。這時，我再次與妻子默默交談，這或許也是我在為自己遭受的苦難，為即將慢慢死去的事實找些理由。我在與絕望的生存作垂死掙扎，我意識到我的精神已穿透圍繞我的沮喪情緒，超越了絕望的、無意義的世界。我隱隱約約聽見某處一聲勝利般的「是的」回答了我生存的最終問題。那一刻，在巴伐利亞悽慘灰暗的黎明中，一座農家小屋裡的燈被點亮了，這座小屋佇立在地平線上，就好像是畫在那兒一樣。燈光在黑暗中閃爍，我長久地佇立在結冰的地面上。看守走了過來，侮辱我，而我繼續與愛人的交談。我強烈感覺到她的存在，她陪伴在我身旁，我甚至有伸手觸控她或抓住她的衝動，她就在身邊的感覺越來越強烈。就在那一刻，一隻鳥飛下來，剛好落在我面前，在我挖壕溝的土堆上直直地盯著我。
前面我曾經提到過藝術。在集中營，有沒有藝術這種東西呢？這的確要看你所說的藝術指的是什麼。那裡經常舉辦拼湊的卡巴萊表演，先是臨時騰出一間棚屋，擺上幾張長條木凳子，再寫一份節目單。到了晚上，那些在集中營裡地位較高的人——囚頭兒和不必離開營地長途跋涉的工人——就會聚集在那裡。他們圖的是能有機會笑一笑，或者哭一哭，總之是為了忘卻悲傷與苦痛。大家唱歌、做詩、開玩笑，間或隱晦地諷刺一下集中營。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幫助我們忘卻，當然這也的確管用。聚會的吸引力不小，有的普通犯人不顧疲憊與飢餓來看卡巴萊表演，甚至誤了領取當天的份飯。
午飯有半個小時的間隙，在工地上給我們分湯（由承包人出湯錢，儘管並不需要多少花費）。我們被准許在一間未完工的發動機房集合。進門時，每人分到一勺稀湯。在大家貪婪地吸溜稀湯的時候，一名犯人爬到桶上，唱起了義大利詠歎調。人們喜歡那些歌曲，他也得到了第二勺稀湯的獎勵，那可是從「桶底」直接舀出來的，就是說裡面還有豌豆！
在集中營裡，不光對娛樂節目要給予獎勵，對鼓掌也有獎勵。比如，我就有可能從集中營裡最令人生畏的囚頭兒那裡得到保護（這是多麼幸運啊，儘管我從來就沒陷入過需要保護的境地！），他可是有名的「惡鬼」。事情是這樣的，一天晚上，我極其榮幸地被再次邀請到那間屋子參加聚會。主任醫生的好朋友都到了，衛生隊的准尉也在（這是非法的）。「惡鬼」碰巧也來了，大家就請他朗誦一首詩作，因為他喜歡做詩在集中營是出了名的。在這方面他也是有求必應，他很快拿出一個日記本，朗誦了起來。在他朗誦一首情詩時，我為了忍住不發笑把嘴唇都咬疼了，這極有可能救了我的命。也是因為我沒有吝於鼓掌，所以即便再把我分到他那個工作隊，我也能活下來——我以前在他的工作隊幹過一天，那一天真夠有受的了。總而言之，讓「殘忍的囚頭兒」對你印象好是大有用處的，所以我拼命給他鼓掌。
當然，一般來說，在集中營裡任何追求藝術的行為都是荒誕的。真正讓人難以忘懷且與藝術沾點邊的，正是節目表演與悽慘的集中營生活背景所形成的幽靈般的反差。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到奧斯維辛後的第二個晚上我是如何從昏睡中醒來的——是音樂喚醒了我。那個年長的看守在他的屋子裡慶祝什麼，而他那裡又離我們的監獄不遠。他用醉醺醺的嗓子哼著些陳腐的曲子。突然間，一陣沉寂，一把小提琴向夜空奏出了絕望而悲傷的探戈舞曲，因為演奏得很流暢，所以曲子聽上去很美。提琴在哭泣，我身體的一部分也在哭泣，因為那天正好是某人的24歲生日。那個人正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另一個地方，也許近到僅幾百米的距離，也許遠至幾千米之遙，卻與我全然隔絕。那個人就是我的妻子。
對一個外人來說，發現在集中營里居然還有類似藝術的東西存在，一定會令他驚吒不已，但當他聽到你還能從中找到幽默感時更會目瞪口呆。當然，這種幽默感非常細微，而且只延續數秒。幽默是靈魂儲存自我的另一件武器。大家都知道，幽默比人性中的其他任何成分更能夠使人漠視困苦，從任何境遇中超脫出來，哪怕只是幾秒鐘。我就曾經訓練過在建築工地上一起幹活的一位朋友培養幽默感。我向他建議，我們兩個每天都要保證給對方至少編一個好笑的故事，內容則是關於我們釋放以後某天發生的某件事。他是個外科醫生，曾經在一家大醫院做過助理醫生。有一次，為了讓他發笑，我給他描述了他在重操舊業後仍然不能擺脫在集中營養成的習慣的事。在建築工地（尤其在督察官巡視完以後），工頭經常喊「動起來！動起來！」以鼓動我們幹得更快些。我就告訴我的朋友：「有一天，你回到手術室，正在做一個大的腹部手術。突然，助理跑了進來，喊著‘動起來！動起來！’向大家通報主任醫生駕到。」
有時，其他人會編造有關未來的好笑的夢想，比方說預測人們在將來的一次聚餐中，也許會忘記自己是誰，以至於在分湯的時候會央求女主人「從鍋底給舀一勺」。
培養幽默感並以一種幽默的態度看待事情，是人在掌握生存藝術時學到的技巧。儘管在集中營中苦難無處不在，但還是有可能運用生存的藝術。打個比方：一個人的苦難就好比毒氣。如果向空蕩蕩的毒氣室灌入一定量的毒氣，氣體將完全而均勻地瀰漫開來，不管房間有多大。人的苦難也是這樣，它完全佔據了你的靈魂和意識，不管苦難是大還是小。因此，人苦難的「量」完全是相對的。
這也意味著一件非常瑣屑的事情也能夠帶給人生極大的快樂。就舉我們從奧斯維辛遷往達豪集中營一個附屬營地途中發生的一件事為例。當時我們大家都擔心會被送到毛特豪斯集中營。當我們到了多瑙河上的一座橋時感到十分緊張，因為據同行的有經驗的人說，這座橋就是通往毛特豪斯集中營的必經之路。後來我們的列車沒有跨越那座橋，而是直奔達豪集中營，囚犯們為此在車廂裡跳起了歡樂的舞蹈，不是親身經歷的話，那個場面簡直難以想象。
經過兩天三夜的旅行，我們到了達豪集中營後又發生了什麼？在車上時，因為地方不夠，所以大家不能同時躺在地板上，大多數人不得不一路站著，一些人輪流在浸透人尿的稻草墊子上蹲一會。我們到達後從其他犯人嘴裡聽到的第一個要聞，是這個相對較小的集中營（它關押的囚犯有2500人）沒有「爐子」，沒有火葬場，沒有毒氣！那就意味著，假如某人成了「moslem」，他不會被直接拖到毒氣室，而是得等所謂的「病號車」安排好以後才能被送到奧斯維辛去。這個意外的好訊息讓大家情緒高漲。我們在奧斯維辛時那個年長的看守的願望應驗了：我們的確是在最快的時間到了一個沒有「煙囪」的、跟奧斯維辛不一樣的集中營。儘管後來幾個小時裡還是經歷了些磨難，但大家還是一邊笑著一邊打趣。
清點人數時，我們這些新來的犯人裡少了一個。為此，我們不得不在瓢潑大雨和凜冽寒風中死等，直到找到那個失蹤的人。原來他因為過於疲倦在一個屋子裡睡著了。這樣，點名就變成了懲罰遊行。我們整晚都站在外面，直到天亮，大家凍得夠嗆，渾身都溼透了。但我們還是很開心！起碼這個集中營裡沒有煙囪，奧斯維辛又離得那麼遠。
還有一次，我們看見一隊犯人路過我們的工地。當時我們覺得，苦難的相對性是多麼明顯呀！我們嫉妒那些管理相對好、相對安全、相對幸福的犯人。我們難過地想，他們肯定能夠定期洗上澡。他們肯定有牙膏、衣服刷子和褥子——每人一套——每月還能收到親人的來信，至少知道他們是否還活著。而我們很久以前就失去這一切了。
而且我們是多麼嫉妒那些能夠到工廠裡在一個避風擋雨的車間工作的人呀！每個人都希望攤上這樣一個救命的機會。機會的相對性還不止這些。在被派到集中營外邊幹活的人當中（我曾經是他們中的一員），有些人就被認為要比另外一些倒霉。如果某人不必每天12個小時在陡峭的山坡上踏著泥濘的小道去清洗工地上的小火車車廂，那他真是讓人羨慕。因為幹這種活的人幾乎每天都要出事，而一齣事多半都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