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別的工作隊，監工們都採用本地的老辦法，不停地揍人，這使得我們一直在談論如何才能避免在這些兇惡的監工手下幹活，就算避免不了也祈禱上帝不要讓我們在他們手下長期幹活。有一次，我就非常倒霉，被分到了這樣一個組裡。假如不是兩個小時以後（在那兩個小時裡，監工一直在折騰我），空襲警報響了而且警報過後也沒辦法再重新集合的話，我想我恐怕就會被運送已死或垂死之人的雪橇拉回去啦。沒人能夠想象出類似情況下空襲警報帶給你的解脫，哪怕是那些因比賽結束鈴聲響起而得以避免在最後一分鐘被擊倒的拳擊手也會難以理解吧。
在這裡，我們對最微不足道的仁慈也心存感激。上床之前，如果還有時間，人們就赤裸著站在屋頂掛著冰柱的屋裡。但是，如果這會兒工夫沒有空襲警報，燈也沒有被關掉，我們就感激不盡。因為如果我們捉不完蝨子，那麼半宿都會被咬得無法入眠。
集中營生活中快樂的匱乏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消極的幸福——即叔本華所謂「免於痛苦的自由」——而且即便這樣的幸福也只是相對的。真正的積極的快樂，哪怕是極細小的，也非常少。我記得，有一天我曾劃拉了一張快樂的清單，發現在過去幾周裡，我只經歷過兩次快樂的瞬間。一次發生在下工以後，經過長時間的等待後，看守允許我進入廚房，排隊走向獄廚f——他站在一排大鍋後面，挨個給匆匆走過的犯人伸過來的碗裡舀湯。他是唯一一個不看人下菜碟、能做到均等分湯的廚子，他也從不照顧自己的朋友或同胞。其他廚子不是這樣，他們給朋友或同胞撈土豆，只給其他犯人從上面舀清湯。
不過，我不能苛求那些偏向自己人的犯人。在這種生命或遲或早隨時可能終結的處境裡，誰還能指責那些優待朋友的人呢？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去評判別人，除非他捫心自問在這樣的情況下自己不會那麼做。
在我重新過上正常生活很久以後（就是說我從集中營出來很長時間以後），有人給我看過一份帶有插圖的週刊，其中有犯人擠在木板床上躺著、直勾勾地盯著來訪者的照片。「他們那恐懼呆滯的表情是多麼可怕呀！」
「為什麼？」我問他，因為我的確不理解。那會兒我再次看到了所有的一切：早上5點鐘，外面還是漆黑一團，我躺在土監獄的硬木板上，跟約70名犯人一起接受「照顧」。我們都生病了，不用離開集中營去幹活，也不用出操。我們可以整天躺著，打打盹，等著發放每天一份的麵包（當然病號要減量的）和湯（稀得不能再稀，而且量也減了），但我們是多麼滿足，多麼高興啊。我們擠在一起取暖，懶洋洋的，連手指頭都不願動一下。突然，我們聽到尖銳的哨音和場院傳來的喊叫聲，上夜班的人回來了，正在集合點名。門「哐當」一聲被撞開了，一陣暴風雪捲了進來。一個渾身是雪、疲憊不堪的獄友踉蹌著跌倒在地，坐了幾分鐘。但是看守將他推了出去。正在點名時是絕對禁止收留陌生人的。我當時覺得，那個兄弟是多麼可憐，而我自己有多麼幸運，居然生了病，並因此可以躺在病號房裡打盹！在那裡待上兩天，也許還能再多待幾天，真是救命的呀！
我看到那張照片的時候，這一切都出現在腦海裡。經過我這樣的解釋，那人明白了我為什麼不覺得那張照片有多可怕，照片上的人也不見得像他想象得那麼倒霉。
進病號房的第四天，我剛被指定值夜班，主任醫生就跑進來，問我是否願意到另外一個集中營看護傷寒病人。朋友們都強烈反對我去（同行中也沒有一個願意去的），但我執意要去。我知道，在工作隊幹活會死得更快。怎麼都是個死，在那裡死多少會有些意義。我想，作為醫生，為幫助自己的獄友而死，要比作為不中用的勞工消耗掉自己的生命，無疑更有意義。
對我來說，這僅僅是權衡，不能說是犧牲。但私下裡，衛生隊的醫官曾下令「照顧」我和另外一個自願去看護傷寒病號的醫生，直到我們離開。我們看起來是那麼虛弱，他擔心手上會多出兩具屍體，而不是多出兩個醫生。
前面我提到過，除了關心自己能否活命和親人的下落以外，其他事情對我們毫無價值。我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目的。人是如此關注自己和親人的生命，以至於精神高度緊張，這種緊張可能會摧毀他所有的價值觀念，使他懷疑一切。在一個不再承認人的生命價值、剝奪人的意志並使之成為消滅物件（當然要先有計劃地讓他盡其所用）的重壓之下，人的自我最終會遭受價值缺失之苦。如果集中營的犯人不竭力抵擋住這種影響以儲存自尊，他就會失去人的感情，沒有了精神，沒有了內在的自由，沒有了個人的價值。他會覺得自己不過是人群中的一小部分，其存在被貶損到動物的層次。人群從一個地方被驅趕到另一個地方，一會兒合成一群，一會兒又被驅散開來，就像一群綿羊，全然沒有自己的思想或意志。一小隊危險的看守者從四面監視著他們，折磨和虐待他們。這一小撮人不停地驅趕著羊群，邊喊叫邊踢打。而我們，這群羊，只想著兩件事情——如何躲開惡狗或找到一小塊吃的。
如同綿羊膽怯地縮到羊群當中一樣，我們每個人也都儘量擠到佇列中間去。這樣做可以少挨看守揍，他們就在隊伍的前後左右看著我們。中間的位置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不易被寒風吹到。因此，為了保全自己就不得不融入人群。大家在站隊時會不自覺地這麼幹，但有時也是刻意這樣做，這是遵守集中營裡自我保全的一條最要緊的法則，即不要太顯眼。我們每時每刻都試圖避開黨衛軍的視線。
當然，有時不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躲開人群。大家都知道，在強制性的集體生活中，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在眾目睽睽之下，這就讓你有一種不可抗拒的逃離人群的衝動，哪怕只是一小會兒。犯人渴望能一個人待著，他需要隱私和獨處。我被送到所謂的「休息營」後，居然有幸找到一個獨處的機會，每次大約是5分鐘。在我幹活的土監獄（裡面塞了50名發高燒的病人）背後圍繞著集中營的雙層鐵絲網，邊上有一塊安靜的角落。那裡用木棍和樹枝臨時搭了一個帳篷，安放著六七具屍體（都是當天死亡的犯人）。還有一個通往水管的井，在用不著我的時候，我就蹲在這口井的木蓋子上。我就那麼坐著，透過亂七八糟的鐵絲網，望著外面長滿野花的山坡和遠處巴伐利亞地區藍色的山崗。我夢想著，思緒忽而飄向北邊，忽而飄向東北邊，飄向我家鄉的方向，可我看到的只有白雲。
身邊的屍體上爬滿了蝨子，可我並不在意。只有看守路過時的腳步才會攪亂我的白日夢，再就是讓我去看護哪個病人或者去取本監獄藥品的招呼。發給每個監獄的藥品只有5片或10片阿司匹林，50名病人要用好幾天。我取了藥，在病房巡查一遍，摸摸病號的脈搏，給重病號吃上半片阿司匹林。病情極重的病號不給藥，因為吃藥也不管用了，這麼點藥還是留給那些還有希望好轉的病人好了。對病情輕點的，也不給吃藥，只能鼓勵他幾句。這樣，我一個一個病人看過來，儘管自己也因為剛得了一次重傷寒而感到虛弱和疲倦。然後，我回到木頭井蓋那塊清淨的地方繼續休息。
就是這個井，還救過三個犯人的命呢。解放前不久，集中營組織車隊把犯人轉送到達豪集中營，而這三個犯人很聰明，想躲起來不去那裡，於是就爬到井下，藏了起來。我若無其事地坐在蓋子上，假裝朝鐵絲網扔石子玩。看守看見我以後，略一遲疑，走過去了。後來我告訴那三個兄弟，最危險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外人很難想象在集中營里人命是多麼不值錢。犯人們雖然受盡折磨，但在看到重病號的遭遇以後就更加清楚地意識到集中營對生命的徹底擯棄。瘦骨嶙峋的病號被扔到一架兩輪車上，由犯人拉著送到另一個集中營，這樣的事還常常發生在暴風雪天。如果哪個病號在車子出發之前死了，也要一起拉走。名單上的號碼一定要對得上！一個犯人的意義就在於他有號碼，因此囚號才是最要緊的。犯人成了名副其實的號碼，不管你是活著還是死了，死活倒不重要。一個「號碼」的死活無關緊要，號碼所代表的犯人的生命更無所謂。你的命運、經歷、名字全都失去了意義。運送病號時，我作為醫生需要陪同。有個年輕的犯人，因為他的兄弟不在名單上，所以他就得留下來。經他苦苦哀求，號長決定來個調換：他頂替了另外一個願意留下來的人。但是名單不能對不上！他的兄弟只得跟被頂替的人換了號碼。
正如剛才所說，我們沒有任何證件，每個人如果還有口氣，那就算幸運了。對別人身上的一切，比如裹著的布片，都只在被派去運送病號的時候才能引起我一點興趣。我們需要對將被送走的病號進行不厭其煩的檢查，看他的衣服或者鞋子是否比自己的要好一點。不管怎麼說，他們的命運就是那樣了，但那些留下來的人、還能幹點活的人，就必須想盡一切辦法來改善自己的條件，儘可能地活下去，人們也並不因此而感傷。犯人們覺得自己的生死取決於看守的情緒，這使得他們更不像人。
在奧斯維辛，我給自己定了一條規矩，事實證明它很管用，後來還被絕大多數獄友採用。這條規矩就是要如實回答所有問題，但是對沒有明確問及的一切都保持沉默。如果問我的年齡，我會告訴他們。問我的職業，我也會如實回答「醫生」，但不作解釋。到奧斯維辛的第一天早上，一名黨衛軍軍官來到操場。當時我們已經被分到各個犯人小隊裡了：年過40的、不到40的、鋼鐵工人、機械師等等。經過一一核對，犯人組成了新的小隊。我所在的小隊被趕到另一個監獄，在那裡排好隊，再次核對後，問了我的年齡和職業，又把我派到另一個監獄，分到另一個小隊。這樣折騰了幾次，我就很不高興，因為小隊裡都是陌生人，說話都聽不懂。最後又一次進行甄別，我重新回到第一個小隊！大家都沒有注意到我已經被趕來趕去好幾個來回了。但是我知道，在這幾分鐘裡，我的命運被改變了多少回。
運送病號到「休息營」的車隊準備完畢後，我的名字（就是我的號碼）被寫進一個名單，因為需要幾個醫生。但沒有人肯定我們到底是不是去休息營，而幾周之前也是這個車隊，大家誰也沒有想到它最後去了焚屍爐。看守表示，誰要是自願值夜班就可以從運輸隊名單裡劃掉，82名犯人馬上報了名。25分鐘後，運輸任務取消了，但82名犯人還在值夜班的名單上。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那意味著在以後的幾個禮拜中死亡。
後來又安排運送，大家還是不知道這回是不是又是個騙局，就像上次那樣，騙病號犯人最後賣賣死力氣。哪怕讓他們再幹兩個禮拜也是好的，最後還是會送他們到焚屍爐。主任醫生比較賞識我，有天晚上9點45時偷偷告訴我：「我在勤務室跟他們說了，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從名單上劃掉，10點以前還來得及。」
我告訴他，我不能這麼做，我已經學會順其自然了。「跟朋友們在一起也很好」，我說。他的眼睛裡現出惋惜的神色，好像他知道……他默默地跟我握了握手，似乎在跟我永別。我慢慢地回到監獄，那裡有個好朋友正在等我。
「你真的要跟他們一起去？」他傷心地問。
「是的，我要去。」
他眼睛裡湧出淚水，我想法安慰他，然後跟他說了我的遺囑：「聽著，奧托，如果我不能回家看我妻子，如果你還能再見到她，請告訴她三件事。第一，我每時每刻都在思念她，請你一定記得轉達；第二，我愛她勝過愛任何人；第三，我跟她結婚後那短暫的時光勝過一切，也超越我們在這裡遭受的所有痛苦。」
奧托，你現在在哪裡？你還活著嗎？我們分手以後，你都經歷過哪些事？你後來是否找到了你妻子？你還記得我曾經讓你逐字逐句背誦我的遺囑，而你哭得像個孩子一樣？
第二天一早，我就跟著車隊出發了。這次不是騙局，我們不是去毒氣室，而的確到了休息營。那些不讓我來的人都留在原來的集中營，那裡後來發生了饑荒，比我們這裡要厲害得多。他們本來想保全性命的，結果死得更快。解放以後，我碰到原來那個集中營裡的一位獄友，他當時是營裡的巡查，他回憶說，有次他曾經追查過犯人屍堆裡丟失的一塊肉。後來發現有人在煮那塊肉，他把肉沒收了。當時那裡已經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而我離開的正是時候。
這是否讓你想起了「德黑蘭的死神」？有一天，一名有權有勢的波斯人跟一個僕人在花園散步。僕人喊道，他剛剛碰到了死神，死神還威脅他。他央求主人備一匹快馬，好讓他在當晚逃往德黑蘭。主人答應了他，僕人飛身上馬，疾馳而去。主人進屋以後，也碰到了死神，就問死神：「你為什麼要嚇唬我的僕人？」死神回答說：「我沒有嚇唬他，我看見他還在這裡待著，覺得奇怪，因為我本想今晚在德黑蘭找他的。」
集中營的犯人害怕做決定，也不敢採取任何主動行為。這是因為他們強烈地感覺到一切皆有定數，不要試圖去影響命運，而應該聽從命運的安排。此外，犯人們對一切都漠然處之，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情緒。有時，你得在瞬間做出意味著生死的決斷。犯人則更願意讓命運替他做這個決斷。在決定是否逃跑的時候，犯人這種逃避責任的心理表現得最明顯。在那樣需要幾分鐘內拿定主意的時刻，他遭受著地獄般的折磨。是試著逃跑，還是放棄冒險？
我也經歷過這樣的折磨。隨著戰線的日益推近，我曾有機會逃脫。我的一個同事在執行醫療任務的時候曾經到過獄外，他想帶我一起跑出去。他藉口一個病人的病情複雜，需要專家會診，把我帶了出去。到了外面，一個外國抵抗組織的成員要給我們制服和證件。在最後關頭，出了點技術上的問題，我們不得不再回到集中營。利用這次機會，我們得到一些補充，找到了幾個爛土豆，但需要一個背包才能裝回去。
我們砸開一間女犯營，裡面空無一人，因為女犯都被送到另外一個營了。屋裡亂七八糟的，許多女犯顯然是在得到給養後跑掉了。裡面有布片、稻草、腐爛的食物和陶罐碎片。有幾隻碗還能用，我們也覺得該帶上，最後決定不帶。後來我們知道，在情況最糟糕的時候，這些碗不光被用來盛飯吃，還被用作洗盆和尿盆（監獄裡嚴停用任何洗漱用具，但有些犯人不得不違反這條規定，尤其是傷寒病人，因為他們過於虛弱，即便有人攙扶也出不了門）。先是由我望風，我的朋友進去找東西，很快就拿著一個背包出來了，掖在衣服下面，說裡面還有一個，讓我去拿。然後他望風，我進去找到了一個背包和一把牙刷，還發現了一具女屍。
我跑回我所在的屋子取東西：我的飯碗、一副破手套（那是一名傷寒病人遺贈的）和幾張速記紙片（我開始在上面重寫在奧斯維辛丟失的手稿）。我快速檢視了一遍蜷縮在監獄四壁腐舊木板上的病人。我走到唯一的同胞（他快死了，我曾經竭力想治好他）跟前，我不能跟他說我要逃跑的事，但他似乎覺察到了異常（也許我有點緊張），於是問我「你也要出去嗎」。我否認了，但我無法迴避他那悲傷的眼神。查完房後，我又回到他身邊，他還是那麼悲傷地看著我，似乎在責備我。我當初告訴朋友想跟他一起逃跑時那種不安的感覺又來了。突然，我決定自己拿一次主意。我跑出去告訴那個朋友我不跟他跑了。一說出這句話，那種不安的感覺就頓時消失了。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內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靜。我返回監獄，坐在同胞的床板邊，試圖安慰他，然後跟其他病號聊了一會，想讓他們也安靜下來。
我們在集中營的最後一天到來了。由於戰線迫近，幾乎所有犯人都被運送到了別的集中營。集中營的看守、囚頭兒和獄廚都跑掉了。這天我們接到命令，說日落之前要把集中營全部清空。留下來的少數人（生病的犯人、幾名醫生和一些「護士」）必須離開。晚上，將放火燒燬集中營。到了傍晚，預備來接病號的卡車還沒有到，集中營的大門卻突然關閉了，鐵絲網上監視嚴密，誰也跑不出去。留下的犯人看來將在大火中上西天了。我和我的朋友再次決定逃跑。
我們已經接到命令，去鐵絲網外面埋葬三具屍體。我們是集中營裡還剩點力氣、能幹這個事情的人。其餘的人全都躺在尚在使用中的監獄裡，發著高燒，說著胡話。我們制定了計劃：在運第一具屍體時，把朋友的背包夾帶出去，藏在那個權當棺材的舊洗盆裡。在運第二具時，再把我的背包夾帶出來，在第三次我們就跑掉了。前兩次運送都依計而行。我們返回以後，我的朋友想找塊麵包，作為未來幾天在叢林躲藏時的乾糧。我等著他，幾分鐘過去了看他還沒回來，我就有點著急。經過三年的監禁，我想象著自由的快樂，想象著奔向戰線該是多麼奇妙，但我們最終沒能走那麼遠。
就在我朋友回來的當兒，集中營的大門被撞開了。一輛塗著紅十字標誌的銀光閃閃的汽車緩緩駛向操場。來人是日內瓦國際紅十字組織的代表，整個集中營和裡面的犯人現在處於他的保護之下了。代表到附近的一處農舍住下，為的是離集中營近些以防緊急情況發生。這樣，誰還再想逃跑的事？車上卸下來不少藥箱，每人都分到了香菸，拍了照，大家感到無比歡快，我們也用不著冒險往戰線那邊跑了。
高興之餘，我們把第三具屍體給忘了，因此急忙將它運到外面，扔進事先挖好的坑裡。緊跟著我們的看守（他是個相對不太兇殘的人）突然變得隨和起來。他看到要變天了，想贏得我們的好感。屍體入土之前，他跟我們一起為死者做了簡單的祈禱。過去幾天，我們一直跟死神賽跑，相當緊張和興奮，因此我們祈求和平的禱告也非常熱切。
就這樣，最後一天在期盼自由的興奮中過去了。但是，我們高興得太早了。紅十字會代表曾經對我們保證過，說已經簽訂了協議，集中營不能被清空。但到了晚上，黨衛軍帶著卡車來了，他們要清空集中營。最後剩下來的犯人要被帶到一箇中心營，到那裡以後，48小時內他們將被轉送到瑞士以交換一些戰俘。我們都不敢認這些黨衛軍了，他們是那麼友好，勸我們不要害怕，趕緊上卡車，還說我們的運氣真好，應當感激他們。那些還有些力氣的就鑽到卡車裡了，那些生著病、虛弱不堪的也都被拖了進去。我的朋友和我都帶著背包，沒有掩藏，就站在最後一組。從這組選了13個人，讓他們坐倒數第二輛車。主任醫生點出13個人來，但漏點了我們。那13個人上了車，我們不得不留下了。我們感到吃驚、憤怒和失望，就指責主任醫生，他藉口累了、精神不集中，為自己開脫，說他在想我們還想逃跑的事。我們不耐煩地坐在地上，靠著背包，跟少數幾個犯人一起等待最後一輛卡車。我們等了好長時間。最後，我們躺在被遺棄的看守室的草墊子上，疲倦不堪，一會覺得有希望，一會又感到絕望。我們和衣睡下，隨時準備出發。
槍炮聲震醒了我們，曳光彈和機槍子彈的火光映亮了監獄。主任醫生跑了進來，命令我們趴到地上。一名犯人從床上跳下來，踩到我肚子上，正好把我踩醒了！我們逐漸弄明白是怎麼回事了，戰線已經到了我們這裡！槍炮聲漸漸減弱了，天也亮了。集中營門口的旗杆上飄著一面白旗。
好幾個星期後我們才得知，命運在那最後的時刻仍然跟我們幾個犯人開了個玩笑。我們發現人的決定是多麼無常，尤其是事關生死的決定。我曾經看到過一些離我們所在的集中營不遠的一個犯人營的照片。那天晚上，那些以為自己將獲得自由的朋友都坐卡車到了那個犯人營，他們一到就被鎖了起來，被燒死了。照片上，他們那焦炭狀的身軀依稀可辨，我再次想起了德黑蘭死神的故事。
犯人的漠然除了是一種自我防衛的手段，還是其他因素的結果。飢餓和缺覺都會使犯人對事物喪失興趣（正常情況下也是如此），並且變得易怒，這也是犯人常見的心理狀態。缺少睡眠部分是由於臭蟲的騷擾。在擁擠的屋子裡，由於缺乏基本的衛生設施，臭蟲成災。我們既沒有尼古丁也沒有咖啡因，這也是原因之一。
除了這些物質原因外，還有心理原因——犯人們有某些情結。絕大多數犯人都有自卑情結。我們曾經是，或者曾經把自己想象成是「人物」，而現在我們的待遇形同豬狗。（人們對於自身內在價值的認識寄託於更高、更精神性的事物上，這種精神性的事物不會被集中營生活摧垮，但又有多少自由的人擁有這樣的自覺，更不用說囚犯？）一般犯人儘管沒有明確地意識到，但都覺得自己被極大地貶低了。看看集中營單一的社會學結構體現出來的反差，就能清楚這一點。稍「顯要」些的犯人，比如囚頭兒、廚子、商店店員和巡邏員，一般不會像普通犯人那樣，覺得自己低人一等，而是相反，他們覺得自己高人一頭，有些甚至會產生自大的幻覺。嫉妒不滿的普通犯人對這些受到優待的少數人，有時會譏笑，比如我就聽到兩個犯人在議論一個囚頭兒時說：「想想看！那個傢伙還是一家小銀行行長時我就認識他。你看他多走運，爬得這麼快！」
一旦被貶抑的多數人和高人一頭的少數人發生衝突（這兩類人經常會發生摩擦，從分發食物開始），其結果通常是爆炸性的。因此，人們普遍的易怒情緒（其物理原因前面討論過了），加上心理的緊張變得更加厲害，這種緊張會導致群毆也就不令人奇怪了。由於犯人們對毆打場面已經司空見慣，這更增加了他們的暴力衝動。我在飢餓和疲勞的時候，如果被激怒的話，也很想掄起拳頭。我通常都很累，因為我夜裡得起來看火，在傷寒病人的監獄裡是被特許可以生一個爐子的。其他犯人說胡話或者睡著時是我最輕鬆的時刻。我可以躺在爐子邊上，用偷來的木炭攏起一堆火，烤幾個土豆。但第二天我會覺得更疲倦、更木然、更易怒。
我在傷寒病區作醫生時，還代理生病的分割槽長的職責。因此，我還負責保持監獄的衛生，如果可以用「衛生」一詞的話。當局經常借檢查衛生之名虐待犯人。雖然犯人們更需要多一點食物、多一點藥品，但當局只關心走廊裡是否落下一根稻草，破破爛爛而爬滿臭蟲的布片是否整齊地裹在病人的腳上。至於犯人的命運，他們根本不在意。如果我報告得體，從光頭上扯下獄帽，喀嚓一聲併攏好腳跟說：「v1／9號報告：52名病號，2名護工，1名醫生。」他們就滿意了，然後走開。但是，在他們到來之前，他們也常常要晚到幾個小時，有時還根本不來，我就得整理床鋪，揀拾稻草，呵斥那些蜷縮在板床上、隨時可能毀掉來之不易的整潔的可憐蟲。在高燒病人中，冷漠情緒尤其嚴重，因此無論你怎麼要求他們都無動於衷，除非你呵斥。有時呵斥也不管用，這時你會氣得忍不住去揍他們。面對別人的冷漠，自己的火氣也特別大，尤其在面臨危險時（比如檢查員就要到了）。
在對集中營犯人的特點作了這些心理學的和精神病學的分析之後，大家可能會產生這樣的印象：人類完全地、不可避免地受制於環境（在這種情況下，環境就是集中營生活的獨特結構，它迫使犯人適應確定的行為模式）。但是，人的自由呢？人的行為、人對給定環境的適應中有沒有精神自由呢？那種認為人不過是許多條件和環境因素——不論是生理學的、心理學的還是社會學的——之產物的理論究竟對不對？人是否只是這些因素的偶然產物？最重要的是，犯人對集中營這一封閉世界的反應是否表明人逃不脫他所在環境的影響呢？面對這種環境，人是否沒有選擇的餘地？
我們可以從原則和經驗兩方面回答這些問題。在集中營生活的經驗表明，人還是有可能選擇自己的行為的。有足夠的例證（常常是英雄性質的）說明，人可以克服冷漠，剋制暴躁。即使是在可怕的心理和生理條件下，人也能夠保持一定的精神自由和意識獨立。
我們這些在集中營生活過的人，都記得那些走過一個個屋子安慰別人、把自己最後一塊麵包給了別人的人。這樣的人在數量上可能不多，但足以說明一點：有一樣東西你是不能從人的手中奪去的，那就是最寶貴的自由，人們一直擁有在任何環境中選擇自己的態度和行為方式的自由。
實際上，人們也經常會遇到需要抉擇的時刻。每天每時你都需要做出決定，這樣的決定將使你要麼屈從於致命的暴力，要麼保持自我內在的自由，同時也將決定你是否成為環境的玩物，是否拋棄自由和尊嚴而變成標準的囚徒。
從這個角度看，集中營犯人的心理反應似乎不僅僅是對確定的物質和社會條件的表達。即使像缺少睡眠、食物不足以及心理緊張等類似的情況，也只能說是限定了犯人可能的應對方式。在最後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犯人最終成為什麼樣的人，仍然取決於他自己內心的決定，而不單單取決於集中營生活的影響。因此，在心理和精神的層面，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夠決定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即便在集中營，他也能保持自己作為人的尊嚴。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過：「我只害怕一樣——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在我結識了那些烈士之後，這句話常常出現在我腦海裡。那些烈士的行為，他們的痛苦和死亡，都表明人不能喪失內在的自由。他們可以說配得上他們的苦難，他們忍受痛苦的方式是一種真正的內在昇華。就是這種精神的自由——任誰也無法奪走——使生活變得有目的、有意義。
積極的生活能夠使人有機會通過創造性的工作實現價值，而消極的生活能夠使人滿足於對美、藝術或者自然的追求。但是，在那些不僅沒有追求創造和快樂的機會，而且只存在一種達到最高道德標準的可能（就是說，在對待自己被暴力完全束縛的生命的態度上）的生活中，人生仍有目的。他不能過創造性或享樂的生活，但不只是創造和享樂才有意義。如果說生命有意義，那麼遭受苦難也有意義。苦難、厄運和死亡是生活不可剝離的組成部分。沒有苦難和死亡，人的生命就不完整。
人接受命運和所有苦難、揹負起十字架的方式為他提供了賦予其生命更深刻含義的巨大機會，即便在最困難的環境下也是如此。他仍然可以做一個勇敢、自尊和無私的人。否則，為了活命，他會忘記自己的尊嚴，變得無異於禽獸。在這樣的情況下，這種困苦環境所提供的能使人道德完善的機會，有的人會充分運用它，有的人會放棄它。這也決定了他是否配得上自己所遭受的苦難。
不要以為這些議論不切實際。的確，只有少數人能夠達到如此高的道德境界。在集中營的犯人當中，只有極少數保持了完全的內在自由，得到了所遭受的苦難帶來的價值。但這樣的人哪怕只有一個也足以說明人的內在力量可以使他超然於外在命運。不光集中營有這樣的人，在任何地方，人都會遇到厄運，同時也就會遇到通過勇敢地面對苦難而實現道德昇華的機會。
就拿病人，尤其是絕症病人的命運來說。我有一次讀到一名癱瘓的年輕人的信件，在信中他告訴朋友，他剛剛知道自己活不長了，即使再做一次手術也無濟於事。他寫道，他記得以前看過一個電影，其中男主人公勇敢而有尊嚴地面對死亡。那個男孩覺得這種對待死亡的態度是非凡的成就。現在，他寫道，命運給了他同樣的機會。
幾年前看過根據托爾斯泰小說改編的電影《復活》的人，可能會有類似的想法。它反映了巨大的厄運下偉大的人生。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那麼偉大的命運，也就沒有機會實現那樣偉大的人生。看完電影后，我們去了酒館，一杯咖啡、一隻漢堡下肚後，就忘記了腦子裡剛剛閃現的奇特想法。但當我們自己遭遇到厄運、需要決定是否以同樣偉大的精神面對厄運時，我們早已忘記了好多年前年輕時候的決心，因此我們失敗了。
也許我們中有人會再去看那部電影或者類似的電影。到那時，其他電影可能會自動地閃現在他的腦海裡，某人內在偉大的特定細節也會展現開來，比如一名年輕女子，我在集中營親眼目睹她的死亡。實際沒有什麼好說的，你們也許會覺得我在編造，但對我來說，那個場面就像一首詩。
這個年輕女子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但在跟她談話時，她卻很快活，她告訴我：「我感謝命運給了我這麼沉重的打擊……以前的生命讓我糟踐了，我從沒有認真考慮過精神完美的事。」她指著窗外：「這棵樹是我孤獨中唯一的朋友。」透過窗戶，她只能看到栗樹的一條枝椏，上面開著兩朵花。「我常常跟它交談。」她對我說。我感到震驚，不知道如何回答。她是否在說胡話？她是否有了幻覺？我好奇地問，樹是怎麼回答她的。她告訴我：「它對我說，我在這裡，我在這裡，我就是生命，永恆的生命。」
我們已經說過，犯人內在自我的狀況最終不是取決於那些生理或心理條件，而是自主決定的結果。對犯人的心理觀察表明，只有那些自甘沉淪、放棄對道德自我和精神自我內在把握的人才會成為集中營惡劣條件下的犧牲品。那麼現在的問題是，所謂「內在把握」是什麼意思？
從前的囚犯在回憶牢獄生活時都覺得集中營對人最壓抑的影響是你不知道自己要被關多久，你不知道哪天會被釋放（在我們那個集中營，對這個問題大家甚至談都懶得談）。實際上，犯人的刑期不光不確定，而且是無期限的。某位著名的心理學家就說過，集中營生活是一種「臨時的存在」。我們還可以補充幾個字，那是「未知期限的臨時存在」。
新來的犯人一般對集中營的條件一無所知。那些從別的集中營來的犯人則不得不保持沉默，有些集中營則從來沒有人回來過。一進入集中營的大門，人的心理就會發生變化。不確定性結束以後，又是結局的不確定性。你不可能預測這樣一種生存狀態何時能結束，或者到底能否結束。
拉丁詞finis有兩個含義：「結尾或結局」和「要達到的目標」。看不到「臨時的存在」何時結束的人，也不可能去追求生活的終極目標。他不再像正常人那樣為了將來而生存。因此，他內在生命的這個結構就改變了，我們從生活其他領域所知道的墮落跡象就開始了。比如，失業工人的情況就是這樣。他的存在成了臨時性的，在一定意義上說，他不能夠為未來而生活，也不可能確定什麼目標。針對失業煤礦工人的研究表明，因為失業，他們受到一種特殊的、扭曲的心理時間的折磨。犯人同樣飽受這種奇特的「時間—體驗」之苦。在集中營，很短的時間，比方說一天，由於充滿了折磨和痛苦，所以顯得特別漫長。而大點的時間單位，比如一個星期，則過得很快。我的獄友都同意我所說的：在集中營裡，一天過得比一個星期慢。我們的時間—體驗是多麼荒誕！在這一點，我們想起了托馬斯·曼的《神山》，其中有一些非常到位的心理學評論。托馬斯研究過人在類似集中營環境（比如隔離病區那些不知何時能回家的結核病人）中的心理變化過程。他們也經歷著類似的生活狀態——沒有未來，沒有目標。
有個從車站跟一大隊新來的犯人一起走到集中營的犯人後來告訴我，他感覺到好像是走在自己的葬禮上。在他看來，自己的生活完全沒有前途。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已經終結，好像已經死去。別的因素會強化這種感覺：在時間上，人會痛切地感受到集中營生活的無期；在空間上，則是監獄活動範圍的逼仄。鐵絲網外面的一切都那麼遙不可及，那麼不真實。外面的人和事對犯人有一種鬼魅般的影響。在犯人看來，外面的生活於他就好比死人從另一個世界觀察現實一般。
看不到未來的人之所以自甘沉淪，是因為他發現自己老在回憶。我們曾經說過，犯人容易憶舊，為的是忘記眼前的痛苦。但剝去當下的現實性就會蘊涵著一個危險，那就是容易忽視積極度過集中營生活的機會，而的確存在這樣的機會。將我們的「臨時的存在」看做不真實的，本身就是使犯人喪失對生活的把握的重要因素，一切都成為無所謂的了。這種人忘了，正是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下，人才有實現精神昇華的機會。他們不是把集中營的苦難看做對自身內在力量的考驗，而是很不嚴肅地對待自己的生命，把生命輕易拋棄。他們更願意閉上眼睛，生活在過去之中。對這些人來說，生命是無意義的。
自然地，只有極少數人能夠達到極高的精神境界。但是，有一些人，雖然從世俗的角度看是失敗的，但也曾經有過成為偉人的機會，而這種偉大是在通常環境下永遠也不可能達到的。而我們當中另外一些平庸而三心二意的人，則正如俾斯麥所說：「生活就好比看牙醫。你總是覺得最難受的時候還沒到，而實際上它已經過去了。」稍作改變，我們可以說集中營裡絕大多數犯人都相信生命的真正機會已經過去了。但實際上仍有機會和挑戰。除非你能夠戰勝那些經歷，將生活轉化為內在的勝利，否則就是忽視那些挑戰，像絕大多數犯人那樣，無聲無息地枯萎下去。
要消除集中營生活對犯人在心理和病理方面的影響，就要運用心理治療和心理衛生的方法，給他指明一個未來的目標，以使他恢復內在的力量。有些犯人本能地會給自己確定這樣一個目標。人的獨特之處在於只有人才能著眼於未來。在極端困難的時刻，這就是他的救贖之道，不過他得迫使自己將精神專注於此。
我就有過這樣的經歷。因為老穿破鞋，我的腳傷得很重。有一天，腳疼得厲害，我一瘸一拐地跟大家走了幾公里路，從集中營到工地幹活去。那天非常冷，寒風刺骨。我不停地想著悲慘生活中的瑣屑之事。今晚吃什麼？要是能額外得到一根香腸，要不要拿它去換一片面包呢？要不要用最後一支香菸去換一碗湯喝？去哪裡弄一根好點兒的鞋帶？到工地後是跟原來的小隊一起幹活兒呢，還是會被派到其他兇惡監工的小隊去？怎樣跟囚頭搞好關係，讓他幫我在營裡找個活幹，而不用走那麼遠的路到工地上？
我對時時刻刻想著這些瑣事的情況感到厭煩了，就迫使自己去想別的事。突然，我看到自己站在明亮、溫暖而歡快的講臺上，面前坐著專注的聽眾。我在給他們講授集中營心理學！那一刻，我從科學的角度客觀地觀察和描述著折磨我的一切。通過這個辦法，我成功地超脫出當時的境遇和苦難，好像所有這些都成了過去。我和我的痛苦都成為自己心理學研究的有趣物件。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中談到「作為痛苦的激情，一旦我們對它有了清晰而明確的認識，就不再感到痛苦了」。
對自己的未來喪失信心的犯人，註定要走向毀滅。由於他對未來失去了信念，他也就喪失了對精神的把握。他自甘墮落，成為行屍走肉。通常，這會很快發生，通常的表現是精神崩潰，凡經歷過集中營生活的人對此都非常熟悉。我們都害怕這一刻，不是擔心我們自己，而是擔心我們的朋友。一般來說，精神崩潰的犯人一開始是早上拒絕穿衣洗漱，或者拒絕出操。任何勸說、任何威脅對他都不起作用。他就那麼賴在那裡，一動不動。如果這種情況是疾病引起的，他會拒絕去病號區，也拒絕做任何有助於自己恢復的事。他就那樣放棄了。他縮在自己的軀殼裡，不再關心任何事情。
我有一次親身體會到喪失對未來的信念跟這種危險的放棄之間的密切聯絡。f——我的號長是一名小有名氣的作曲家和詞作家，有一天，他告訴我說：「我跟你說點事，醫生。我做了個奇怪的夢，夢裡有個聲音說，我可以許個願，問任何我想知道的事，我都會得到答案。你猜我問了什麼？我問他戰爭什麼時候結束？你明白我的意思，醫生。我就想知道什麼時候能夠得到解放。」
「你什麼時候做的這個夢？」我問他。
「1945年2月。」他說。當時是3月初。
「那個聲音怎麼回答你的？」
他詭秘地耳語道：「3月30日。」
當f告訴我這個夢時，他充滿了希望，確信夢裡那個聲音所說的是正確的。但隨著日子的臨近，我們根據得到的訊息判斷，戰爭極不可能在那個日子結束。2月29日，f突然病了，發高燒。3月30日，就是夢中聲音告訴他戰爭將結束的那一天，他陷入了昏迷。第二天，他死了。從所有外表的症狀看，他是死於傷寒。
凡是瞭解人的心理狀態，瞭解他的勇氣和希望或者缺乏勇氣和希望與他自身免疫力有緊密聯絡的人都理解，突然失去希望和勇氣會導致死亡。我朋友最終的死因是預言沒有如期兌現，他絕望了。這使他身體抵抗力急劇減弱，導致潛伏的傷寒感染髮作。他對未來的希望和活下去的意志都沒有了，身體也就成為疾病的犧牲品——雖然他夢裡聲音所說的最終都應驗了。
對這個病例的觀察與從中得出的結論，跟我們集中營主任醫生所注意到的情況是一致的。集中營在1944年聖誕節至1945年聖誕間的死亡率是最高的。他認為，原因不在於勞動強度增大，也不在於食物短缺或氣候寒冷，甚至不是因為出現了新的流行病，而是由於多數犯人都天真地以為能在聖誕節前回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犯人失去了勇氣，變得沮喪起來。這嚴重減弱了他們身體的抵抗力，導致許多人死亡。
正如前面所說，要想恢復犯人內在的力量，必須首先讓他看到未來的某個目標。尼采說過：「知道為什麼而活的人，便能生存。」這可以作為所有心理治療師的座右銘。只要有可能，你就應該告訴病人為什麼要活下去，一個目標就足以增強他們戰勝疾病的內在力量。看不到生活有任何意義、任何目標，因此覺得活著無謂的人是可憐的，這樣的人很快就會死掉。一般他們還會說：「我對生活不再抱任何指望了。」對此，我們又該如何回應呢？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在生活態度上來個根本的轉變。我們需要了解自身，而且需要說服那些絕望的人：我們期望生活給予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對我們有什麼期望。我們不應該再問生活的意義是什麼，而應該像那些每時每刻都被生活質問的人那樣去思考自身。我們的回答不是說與想，而是採取正確的行動。生命最終意味著承擔與接受所有的挑戰，完成自己應該完成的任務這一巨大責任。
這些任務（也就是生命的意義）在每個人身上、在每個時刻都是不同的，因此不可能對生命的意義作一般的定義。對生命意義的質疑，沒有唯一的答案。「生命」的意義不是某種含糊的東西，而是非常實在和具體的。它構成人的命運，而每個人的命運都是獨特的。你和你的命運無法跟任何其他人及其命運進行比較。生活永不重複，不同問題需要不同的應對。有時你會發現所處的情況需要你採取行動來確定自己的命運，有時你會覺得深思熟慮更為可取，有時你會發現順其自然是正道。每種情況都有其特殊性，正確的應對也只能有一個。
如果你發現經受磨難是命中註定的，那你就應當把經受磨難作為自己獨特的任務。你必須承認，即使在經受磨難時，你也是獨特的、孤獨的一個人。沒有人能夠解除你的磨難，替代你的痛苦。你獨特的機會就依存於自己承受重負的方式之中。
作為犯人，我們這樣的想法絕非脫離實際的臆想，這也是唯一能幫助我們解脫的想法。它使我們免於絕望，哪怕是處於看似毫無希望之時。我們早就過了質問生命意義的階段，已經不是天真地想通過積極地創造某種有價值的東西實現某個目標的年齡了。對我們來說，生命的意義包含著從生到死受苦受難這一更廣闊的迴圈。
一旦我們明白了磨難的意義，我們就不再通過無視折磨或心存幻想、虛假樂觀等方式去減少或平復在集中營遭受的苦難。經受苦難成了一項我們不能逃避的任務。我們意識到了苦難中暗藏著的成功機會，詩人稱這種機會為「要經受多少磨難啊」。里爾克所說的「經受磨難」就跟其他人說的「完成工作」一樣。我們有太多的苦難要經受，因此，必須直面所有的苦難，不能軟弱，眼淚是無用的，但也不必諱言流淚，因為眼淚見證了人們承受痛苦的巨大勇氣。只有極少的人能意識到這一點。有時人們不好意思地承認自己曾經痛哭過，在被問及他是如何度過難關時，我的一個獄友就羞答答地說：「我眼淚都哭幹了。」
在集中營，如果可能進行心理治療的話，其開端可能是個體性的，也可能是集體性的。個體的心理治療措施常常是「救命程式」，這些措施一般與預防自殺有關。集中營有一條嚴格的規定，禁止搶救企圖自殺的人，比如，嚴禁解救上吊自殺的人。因此，預防自殺就非常重要。
我記得兩個想自殺的人，情況很相似。兩人都談到了自殺的念頭——都覺得生活沒有指望了。在這兩個案例中，要讓他們認識到生活還指望著他們、未來還指望著他們是困難的。實際上我們也發現，其中一人有個自己極為寵愛的孩子，在外國等著他；另一人則是一件事而不是一個人在等著他，他是個科學家，寫了不少著作，還有很多著作需要完成。他的著作不可能由別人代寫，就好比第一個人作為孩子的父親無人能夠替代一樣。
這種獨特性使每個人的情況千差萬別，因此讓每個人意識到生命的意義，也就使他有可能完成其創造性的作品，享受到人類之愛。一旦他意識到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那他就會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認識到自己對所愛的人或者未竟的事業的責任，也就永遠不會拋棄自己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存在是「為了什麼」，也就知道「如何」繼續活下去。
在集中營進行集體性心理治療的機會自然是極為有限的。在此種情況下，身教勝於言傳。拒絕跟監獄當局同流合汙的號長以其正直和勇敢擁有成千上百次機會對所轄犯人施加道德影響。行為的直接影響總是比言辭更有說服力。但有時如果心理接受能力受到某種外部影響的強化，言辭也是管用的。我記得一件事，當時，恰好由於某個外界情況惡化和監獄裡所有犯人的接受能力空前高漲，該時期成為開展集體心理治療的絕佳時機。
那是個糟糕的日子。出操時，許多行為被認為是破壞性的，所以從此以後對違反者要當場處以絞刑。這些行為包括從舊毯子上割下布條（墊膝蓋）以及小偷小摸。幾天前，一個餓得半死的犯人闖入土豆房偷了幾個土豆。事情被發覺了，一些犯人認出了「竊賊」是誰。號長聽說以後命令大家交出那個人，不然全體犯人就得餓一天。自然，2500個犯人更願意齋戒一天。
那天晚上，我們躺著，情緒低落。誰也不說話，聽到什麼都煩。更討厭的是，燈也滅了。大家的心情糟糕到極點。但我們的號長是個聰明人，他當場就大家的心事進行了一番議論。他談到了過去因疾病或自殺而死去的許多獄友。他也提到其死亡的真正原因就是放棄了希望。他覺得，應該防止今後出現類似極端的情況。在我看來，號長是有意提出這個忠告的。
天知道，我當時其實並沒有心情對此事給出一個心理學的解釋或者為此佈道——為獄友提供一種靈魂治療。我又冷又餓，暴躁而疲憊，但我必須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在當時的情形之下，站起來鼓勵大家的需要比任何時候都迫切。
因此，我開始唸叨最瑣屑的好事。我說即便在二戰已進入第六個年頭的歐洲，我們的情況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樣糟。我說每個人都應該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所遭受的難以挽回的損失是什麼？我推測說，對絕大多數人而言，這樣的損失很少。只要還活著，就有希望。健康、家庭、幸福、職業能力、財富、社會地位——所有這一切都有可能重新獲得或者恢復原狀。無論如何，我們的骨頭架子都還沒散掉。不管我們經受過多大的苦難，將來那都是一筆財富。我引用了尼采的話：「那沒能殺死我的，會讓我更強壯。」
然後我談到了未來。我說，客觀地看，未來似乎確實是沒有希望的。我也同意，每個人都可以假定自己活下來的機會渺茫。我告訴大家，儘管集中營還沒有流行傷寒，我估計我自己活下來的希望是二十分之一。但我也對大家說，雖然如此，我也不想放棄希望。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將帶給我們什麼，更不用說下一個鐘頭會發生什麼事情了。即便我們不敢設想以後幾天會出現什麼戲劇性的軍事事件，有誰否認有時候轉機會突然出現呢？比如，你可能會意外地被分配到一個條件較好的工作隊去，而這就是犯人所謂的「好運氣」。
我不僅談到了未來以及未來頭上蒙著的面紗，我還提到了過去，提到了過去所有的歡樂，它的光芒仍然照耀著現在的黑暗。我引用了某人的一句詩：「你所經歷的，世人奪不去。」不光我們的經歷，還有我們的行動和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苦難都不會消失。儘管它們已經成為過去，但我們可以使它們存留在世上。「曾經是」也是一種「是」，甚至更為確定。
然後，我談到賦予生命意義的許多機會。我告訴獄友們（他們都一動不動地躺著，有時也嘆口氣），在任何情況下，人的生命都不會沒有意義，而且生命的無限意義就包含著苦難、剝奪和死亡。我要求在黑暗中專心聽講的獄友們正視當前嚴峻的處境。他們一定不能喪失希望，而應當鼓起勇氣，堅持鬥爭，始終保持尊嚴，堅守生命的意義。我說有人在看著我們在艱難環境中的表現，這個人可能是朋友、妻子或者活著和死去的他人，甚至是上帝，他希望我們驕傲地而不是悲慘地面對苦難，並且清醒地知道如何對待死亡。
最後我講到了我們的犧牲，每一次犧牲都是有意義的。這種犧牲的性質決定了它在正常世界即追求物質成功的世界看來似乎沒有意義。但實際上我們的犧牲確有意義。我坦率地說，我們中間那些抱有宗教信仰的人能夠理解這一點。我給大家講了一個獄友的故事。他剛到集中營時試圖跟天堂達成一個協議：以他所受的苦難拯救所愛的人免於痛苦。對這個人來說，苦難和死亡是有意義的，他的犧牲是最有意義的。他不想白白死去，而我們誰也不願意白白死去。
我說這些話的目的，是在那個監獄裡，在那種實際上無望的處境裡，為我們的生命找到豐富的意義。我看到我的努力成功了，電燈再次亮起時，我看見獄友們蹣跚著向我走來，眼含淚水，充滿感激。但我現在得承認，我很少有這樣的內在力量跟苦難的獄友們做這樣的交流，因此我一定錯過了不少應該能夠這麼做的好機會。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犯人心理反應的第三個階段：解放後犯人的心理學。我們先思考一個問題：集中營看守們的心理構成都有些什麼？人們經常向心理學家提出這個問題。尤其當他對這些事情有過切身體會時，更是如此。同樣也是血肉之軀的看守，怎麼能夠像許多犯人說的那樣去對待他的同類呢？如果你聽到犯人的介紹，相信這樣的事情確實發生過，你不免要問，從心理學的角度看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要簡略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得澄清幾點：
第一，看守中間有一些是虐待狂，而且是純粹臨床意義上的虐待狂。
第二，如果急需一隊嚴苛的看守，這些虐待狂總會被選中。在工地幹活的時候，如果允許我們去小爐子（燒的是樹葉和碎木頭）前暖暖身子，哪怕只是幾分鐘，我們也非常高興。但總有幾個監工以剝奪我們這點快樂為樂。他們不光禁止我們站在爐子前，還將爐子打翻，將可愛的火倒在雪地上。每當這時，這些監工的表情清楚地顯露出他的快樂。如果黨衛軍討厭某個犯人，他們中間總有那麼幾個不光喜歡而且精於虐待之道的同夥去折騰那個倒霉的囚徒。
第三，由於長期目睹集中營殘酷對待犯人，多數看守的情感已經麻木了。這些在道德和心理上變得嚴酷的看守不會主動參與虐待，但也不會去阻止其他人那麼做。
第四，需要說明的是，即使看守裡面也有一些可憐我們的人。我被解放時所在集中營的司令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等解放以後才發現，那個司令自己曾經出了不少錢從最近的市場給犯人購買藥品，這件事只有本身也是犯人的獄醫知道。但也是犯人的囚頭兒卻比哪個黨衛軍都狠，他一有機會就毆打其他犯人，而就我所知，那個集中營司令從沒對我們動過一根手指頭。
顯然，一個人是集中營司令還是犯人，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在任何團體裡，都能發現人的仁慈，哪怕這個團體整體上應該受到譴責。團體的界限會有交叉，我們不能簡單地下結論說哪些人是天使，哪些人是魔鬼。當然，在集中營環境的影響下，如果某個看守或者囚頭兒仍能仁慈地對待犯人，那是他了不起的造化。另一方面，如果某個犯人殘酷地對待自己的獄友，那他心理的齷齪也達到了讓人難以啟齒的地步。犯人們對這類缺乏人性的囚頭兒尤其痛恨，而對看守表現出來的極小的仁慈卻至為感激。我記得有一天，一個監工悄悄給了我一片面包，那一定是他從早飯中省下來的。當時我感動得熱淚盈眶，不只是因為一塊麵包，他所給我的還有一份人性，跟禮物相伴的是他溫暖的話語和仁慈的表情。
綜上所述，大家可以看出，世界上有（且只有）兩類人——高尚的和齷齪的。任何地方都有這兩類人，人類社會的所有團體中也都有這兩類人。沒有哪個團體純粹由高尚的人或者齷齪的人組成。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存在純粹型別的團體。因此，即使在集中營看守當中，你偶爾也能發現一個高尚的人。
集中營生活撕開了人的靈魂，暴露出人性的深處。在人性的深處，如果你發現人類在本性上就善惡交織，你還會覺得奇怪嗎？所有人的心裡都有一道劃分善惡的分水嶺，它一直延伸到人性深處，通過集中營所展現出的人性深淵的最底部，此刻，你也能清楚地看出來。現在是集中營心理學的最後一部分——被釋放的犯人的心理學。在描述被解放以後的感受時，我們從經過幾天緊張等待後發現集中營門口掛著白旗的那個早上說起。內心緊張不安之後是徹底的放鬆，但要說我們高興得發了狂就錯了。那麼，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
那一刻，犯人們拖著疲憊的身體，走向集中營大門。我們膽怯地看看周圍，看看彼此，疑惑不解。然後，我們壯著膽子走出了集中營。這一次沒人命令我們回去了，也不需要貓腰縮背躲避擊打。哦不！看守還給我們發了香菸！一開始我們幾乎不敢認他們，他們這麼快就換上了文明的外衣。我們沿著通向集中營外面的路慢慢地走著。很快我們的腿就開始疼，像要散架似的，但我們還是蹣跚著繼續走，我們想用自由人的眼睛第一次看看集中營的周圍。「自由」——我們不停地自言自語，這些年來，我們唸叨這個詞無數遍了，夢裡都想著「自由」，以至於搞不清楚它的含義了。我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自由」了，我們不明白「自由」現在就屬於我們。
我們到了長滿野花的沼澤，看到並且意識到它們就長在那裡，但一點感覺也沒有。當我們看到一隻尾巴上長著五顏六色羽毛的山雞時，重新有了一絲歡快的感覺，但它一閃而過，因為感覺自己還不屬於這個自由的世界。
晚上，我們又聚在一起，有人悄悄對另一個人說：「告訴我，今天你高興嗎？」
另一個人回答：「說實話，不！」他不知道，大家都是這個感覺。我們已經喪失了感受快樂的能力，要慢慢地重新培養這種能力。
從心理學的角度講，得到解放的犯人最初的感覺叫「人格解體」。一切都顯得不真實、不可能，像是在夢中一樣。我們不能相信這是真的。過去的幾年裡，我們被夢欺騙了多少回呀！我們夢到解放的一天到來了，我們獲得了自由，回到家，受到朋友們的歡迎，被妻子擁抱，坐在桌子旁給大家講述自己的經歷，甚至告訴他們自己在夢裡是如何得到解放的，然後是一聲尖利的哨音——起床的哨音——在耳邊響起，我們自由的美夢也就結束了。而現在，夢想變成了現實，但我們真能相信嗎？
與精神相比，身體所受的束縛要少一些。從最初的時刻起，身體就充分利用了剛剛獲得的自由。我們開始不停地吃，甚至半夜也要起來吃東西。人的胃口可真大呀。如果一個犯人被附近某個友好的村民邀去做客，他吃呀吃，然後喝咖啡，接著口無遮攔地講話。多少年的心理壓力一旦消失了，聽他說話，你會覺得他是不得不說，他抑制不住說話的慾望。我認識一些人，他們只經受過短暫的心理壓力（比如被蓋世太保糾問過一次），也會有類似症狀。許多天後，直到有一天，不僅舌頭鬆動了，內心的某種東西也鬆動了，感情才會突然衝破一直束縛著它的枷鎖。
解放後不久的一天，我在田野裡散步，穿過繁花盛開的沼澤，一直走到鄰近集中營的市場。雲雀在天上飛過，我能聽到它們在快樂地歌唱。方圓數里內，空無一人，只有空曠的田野、寂靜的天空和歌唱的雲雀，一片自由的空間。我停住腳步，觀察四周和天空，然後跪在地上。那一刻我幾乎忘了自己，忘了整個世界的存在。腦子裡來來回回只有一句話：「我從心底呼喚著上帝，他在自由的空間回答了我。」
我不記得這樣跪了有多久，唸叨這句話有多少回。但我知道，就在那一天，那一刻，我的新生活開始了。我一步一步地恢復，直到再次成為人。
消除在集中營最後幾天那急劇的心理緊張過程（就是從神經緊張到心理平靜）不是一帆風順的。如果說得到解放的犯人不再需要精神撫慰了，那是錯誤的。我們要認識到，一個人長期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一旦得到解放，反倒面臨著某種危險，尤其是在巨大的心理壓力突然消失的情況下。這種危險（在心理的意義上）就是心理的減壓病。正如潛水員突然離開潛水艙會損害他的身體健康一樣，犯人突然從高度緊張的集中營得到解放，也可能遭受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損傷。
在這一心理階段，資質比較愚鈍的人不太容易擺脫集中營生活中司空見慣的殘忍行為的影響。獲得自由以後，他們覺得自己可以隨意而輕率地運用自己的自由了。對他們來說，唯一改變的是現在他們由被壓迫者成了壓迫者。他們是暴力和不公的施予者，而不是接受者。他們痛苦的經歷成了為所欲為的藉口，這種情況在小事中就能很清楚地看出來。有一回，我跟一個朋友穿過農田正朝集中營方向走，突然到了一塊長著綠油油莊稼的田地。我本能地想繞道走，但他拽著我的胳膊，徑直從地裡穿了過去。我嘀咕了幾句，大概是說不該踐踏青苗。他生氣了，惱怒地瞪了我一眼，吼道：「你甭說啦！他們奪走了我們多少東西？我老婆和孩子都被毒死了，更別說其他了，你卻不許我踩幾根莊稼！」
這一類人慢慢地才能被引導回常識性的真理，即誰也沒有權利為非作歹，哪怕別人曾經這樣對待你。我們必須努力讓他們迴歸正道，否則所造成的損失遠遠大於幾株青苗。我仍然記得，有個犯人捲起衣袖，把右手伸到我鼻子下面，吼道：「我一旦能夠回家，這隻胳膊要是不沾上血跡，我就把它鋸掉！」我想強調一句，說這話的人並不壞，在集中營和後來的日子裡，他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除了由於集中營生活的壓力突然消失帶來的道德出軌外，還有兩大因素可能損害被解放囚犯的人格：回到原來正常生活後的心酸和理想情景的幻滅。
心酸是因為在家鄉碰到了許多不如意的事。回家後，當他發現人們在許多場合遇到他時僅僅是聳聳肩膀或說上幾句怪話，他就會覺得難過，會問自己憑什麼他要經受這一切。當他到處都聽到類似的話：「我們不知道還有這事」，「我們的日子也不好過」，他就會問自己，他們難道就不能說點別的？
幻滅的體驗也是不同的。那不是因為犯人周圍人的言談，而是因為命運本身的殘酷。一個男人，好幾年都在想自己的苦難已經達到了極限，卻發現苦難還沒有完，他還得經受更多、更深重的苦難。
我們在說到給予集中營犯人精神力量的時候，曾經講過應該給他一個未來生活中值得期待的目標。要提醒他，生活在等著他，親人在等著他回家。但被解放以後呢？一些犯人發現沒有人在等他。他發現那個記憶中給予他力量的人已經死去！他發現，夢想成真時，一切並非如他所願！當他踏上電車，奔赴多年來魂牽夢繞的家鄉，正如多少次夢見的那樣，摁響了故居的門鈴，卻發現那個該開門的人沒有出現，而且永遠不會出現！
在集中營裡，我們說世間任何幸福都不能補償我們遭受的苦難。我們不是在祈求幸福，它不是給予我們勇氣併為我們的痛苦、犧牲以及死亡賦予意義的東西，但我們對不幸仍然毫無準備。為數不少的犯人經歷過這樣的幻滅感，這也是他們自己最難以度過，更是心理學家最難以幫助他們度過的難關。但心理學家不應為此氣餒，相反，應該更積極地迎接這一挑戰。
不過，對於每個真正得到解放的犯人來說，當他回首集中營的經歷時卻不再能理解自己是如何活下來的。當所有的事物成為美麗的夢境，真正的解放到來了。因此，當他們覺得集中營的全部經歷僅僅是一場噩夢而已時，他們最後的解放也就到來了。
對於回家的犯人來說，最重要的體驗是在他經受了那麼多苦難之後，除了上帝，他不再畏懼任何東西，那種體驗有著無與倫比的美妙感覺。
提起這位黨衛軍司令，曾經有過一件趣事，與那些猶太犯人對他的態度有關。戰爭結束的時候，美國軍隊解放了我們這些犯人，而三個匈牙利籍猶太犯人將那位司令掩藏在了巴伐利亞的叢林中，然後他們找到美軍的指揮官（他正組織抓捕集中營司令），說他們可以幫他找到司令，但有一些條件：美軍指揮官必須保證絕不允許任何人傷害司令。過了一會，美軍指揮官答應三個猶太人，抓到黨衛軍司令後保證不許任何人傷害他。美軍指揮官不僅信守了諾言，而且那個黨衛軍司令實際上被官復原職，負責監督從附近村子裡收集衣物並向我們發放，而我們當時仍然穿著從奧斯維辛那些沒我們幸運、被送到毒氣室殺害的犯人身上扒下來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