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歲時，母親對我說：「世上沒有什麼一見鍾情。人們在一起是因為時機對了。」

我的父母剛好在戰爭爆發前的一次舞會上相遇，不到三個星期就結婚了。我揣測婚禮是父親這一方的善意舉動，為了讓母親不被驅逐出境，儘管他從來沒那麼對我說過。他唯一一次說漏嘴的是，一開始生活對他們來說十分艱難，其他方面也是。他說的「其他方面」指的是性生活。直到戰後，他找到一份木工的活兒，幸福才悄然來到。「還有了你，奎妮。」他說起那個時都哭了，於是我給他們倆都倒了一杯茶。

很難想象我母親開心的樣子。她很少笑。英語也一直說不好，或許因為人們在戰爭期間對她不好。她避免友誼。有時父親拿來字典，但她說家庭主婦沒有時間看書，於是字典被我拿起來讀。

母親對愛的看法讓我震驚。這一看法暗示，愛不是發現另一個你難以離棄的人，反而更像是煮雞蛋。我那時已經開始探索波德萊爾以及浪漫主義詩人，還有勃朗特三姐妹，我願意相信，當我陷入愛河時，我會很有格調。

我願意相信，我做大多數事情的方式都會比母親更有格調。她用動物的下水做飯。我就變成素食主義者。化妝？母親對那個一竅不通。我買了眼線液、睫毛膏和腮紅。（「我好看嗎？」我問過父親一次。「你看起來紫不溜秋的。」父親說。我把這當作稱讚。）因為母親和父親一樣高，她就放棄尋找適合她的裙子和鞋子來穿；她就穿著他的褲子和靴子大大咧咧地四處走。我對那個也很震驚，我在慈善義賣會淘合身的連衣裙——我喜歡在我的纖細腰身上系一條皮帶——還有帶釘釦的彩色舞鞋。被人看到自己和龐大的父母在一起，我覺得難為情。我開始弄丟學校發的音樂會或頒獎禮的邀請信。如果我父親試圖在路上拉我的手——他偶爾會這麼做，我的嬌小讓他擔心——我就盡我所能地把他甩開。

所以當母親告訴我，愛只是時機問題，我聳了聳肩。我沒問她為什麼要那麼說，因為我那時還年輕；我以為世界圍著我轉。但現在我回顧那一天，看到母親坐在後樓梯上，手託著下巴，手肘撐在藍色帆布褲子的膝蓋上——那條褲子都不是她自己的。在我們雜草叢生的小花園盡頭，我看到父親的身影投在他工作間落滿灰塵的窗戶上。我看到父母之間蔓生的野草有小麥、蕁麻、野生醉魚草那麼高。我看到她眼裡的痛苦，她的孤獨。我突然明白，她說的那些話不是給我聽的，而是因為她無法繼續保持沉默。現在我理解她是什麼感受了，一個身在異國的異鄉人。我知道被自己的過去流放而活著是怎樣的了。

我真希望沒有對我的母親那麼刻薄。我真希望我曾多陪她一些時間。

她已經去世好些年，但我也逐漸開始理解她對愛的看法了。剛遇見你時，我已經準備好。我的生活中有空間留給你，是因為我的寶寶，你知道，或者說，是因為失去了它。寶寶讓我向你敞開心扉。

這世界上到處是有孩子的女人，以及沒有孩子的女人，但還有一小群沉默的女人，她們差一點就有了孩子。我就是她們其中之一。我曾是個母親，然後我不是了。

我從沒見過那個寶寶。我失去它時，它只有十六週大，我想給它取個名字，但被勸阻了。我的失子與你和莫琳後來所遭受的相比，算不得什麼。我告訴你這些，只是因為在我懷孕時，我發現了一種新的方式去愛。自由的，喜悅的，無所期待。在那之前，我總是把愛交付給讓我失望的人。現在我是一個秘密社團的一部分，我以前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這一群女人的生命有了新的目的，她的肚子是自己以外的另一個生命的家。誰曾想過，我嬌小的身體會變得如此重要？我會坐著做白日夢，幻想寶寶和我，我們可以一起做的事情。我新鮮的愛完全準備就緒了，你可以說，轉開即有，一觸即發，慷慨而美麗的愛，然後嘀嗒一聲，它的心跳就停了。我放眼望去，到處都是母親和嬰兒。我本可以恨他們，但我離開科比時恨過生活，我不想再恨了。

我一直沒能甩掉懷孕時腰上那一圈贅肉。因為我本來長得就小。成年之後，我一直很難顯得纖瘦。又或者我保留這多餘的重量，是因為它是我僅剩的能提醒我想起寶寶的東西。我不知道。我能看出，啤酒廠的銷售代表都在和納比爾開我的玩笑。但我正從流產中恢復。我聽到他們罵我，模仿我走路，我揚起下巴，故意蹣跚得更厲害。他們要笑的話，就應該學得更像一點。

我沒有小孩，所以我把愛給了你。畢竟，大多數日子我都在觀察你，你把啤酒罐放進我辦公室窗戶下的垃圾箱裡。把我的愛給你，就像找到一個便利的容器，可以把我無用的東西傾倒進去，就像你在院子裡找到一個垃圾桶，放你不想要的空罐子一樣。從文具櫃事件之後，你和我，我們就再沒講過話，儘管我能覺察到，有時你在我門口掃視一眼，看我還在不在啤酒廠工作，或許甚至還在食堂裡尋找過我的身影。我發現自己在留心聽你的聲音，如果有人提起你的名字，我就會臉一熱，脈搏加速。我還留著你的手帕，但我小心翼翼地避開你，所以把我的愛給你感覺是個安全的選擇。這讓我溫暖，給我快樂，但我不期盼更多。

是時候打包行李重新上路了。「你從來不消停，」父親在我最後幾次見他時說，「連喝一杯茶的時間都不留。」他的語氣裡沒有慍怒，只有習慣性的淚眼矇矓的疑惑。

我希望你在聽，哈羅德。我希望你都聽進去了。我在告解自己在你的悲劇中扮演的角色，但你必須瞭解，我嘗試過從金斯布里奇離開，即使在最開始。而且這是在我坐進你的車，開始瞭解你之前。這是在我遇見戴維之前很久。

三月初，我去找納比爾。我已經理清了成箱的亂賬。我把它們做得井井有條，兩個月內我就找到方法，幫他省了六百英鎊。我完成的比答應他的還多。遞上辭呈似乎合情合理。

生活中有些東西自有定律。納比爾就是其中之一。田旋花是另一個例子。一個夏天，它就能長遍我的整個海上花園。它把自己纏在我的辛金斯夫人石竹花的嫩莖上，把它們鮮活的汁液勒出來。我成捧成捧地把它拔出來，但幾天之後它又捲土重來。只要你在地裡留下一小株田旋花，它就會自己再長出來，有葉有根，什麼都有。

於是我對田旋花說，你想留在我的花園裡，但我不想要你。我沒辦法把你挖乾淨。如果我給你下藥，也有可能會毒死我想留下的植物。我們之間的問題不會自行解決，必須要做出改變。

在每一株田旋花的花莖旁，我都插了一根赤褐豆的小枝。大概總共二十枝。田旋花攀在這些支撐上瘋長，開出淡紫白紋的喇叭狀花朵來報答我。我不會說自己喜愛田旋花。我當然不能信任它。一旦我不提供新枝，它就會爬滿我的石竹。但有時你得尊重事實，那就是，儘管你不想要田旋花，它還是存在，你們最好融洽相處。和納比爾也是一樣。

當我告訴他我要離開啤酒廠時，他非常沉默。然後他突然一聲尖叫。我從來沒見過一個男人可以如此迅速地從鎮定自若跳到歇斯底里，中間漸進的環節都省掉了。

「你想走是什麼意思？」他拿拳頭砸辦公桌，他的穆拉諾玻璃小丑抖得像受驚的小女孩。

「我要去旅行。」我說。

「你已經不是學生了。」他說。

我說我三十九歲了，但還能買得起一張巴士車票。

納比爾把他的手指塞進牙齒裡，啃掉了三個可憐的指甲尖。「你有一份好工作。工資優厚。你到底有什麼毛病？」他的聲音越來越高，「就因為你讀過牛津，就覺得我們都不夠優秀？」

最後一句話開始是個陳述句，但半途中產生了認同危機，變成了一句疑問。我從來沒有提過半個字說他不夠優秀。顯然害怕自己不夠優秀的人是納比爾自己。但比起和自己陰暗的內心對峙，和另一個人爭吵要更容易些，尤其是對著自己的員工。

你看生活變得多複雜，就連簡簡單單的辭職都不簡單。

我不想和納比爾鬧得更僵，於是我編了個藉口。我說：「如果你要抓酒吧老闆做假賬的現行，就得找個會計打入酒吧內部。那是我做不到的。你以前說得對。你確實需要一個男人。一個有駕照的人。」

「你想要個司機？」他又擺出那種怪相來，我記得那是他在笑。

「我瞭解配備司機是不可能的，」我平靜地說，「這就是我必須離開的原因。」此時我相信自己佔了上風。在我的腦海裡，我已經上了巴士。再見，金斯布里奇。再見，哈羅德·弗萊。

然後納比爾做了他最擅長的事。他想出了一個日後破壞程度最大的解決辦法。他甚至不是蓄意的。這是他的直覺，就像有些人生來就對天氣或鋼琴有感覺一樣。你給我當司機，他說。一切都解決了。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