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見識過家裡的狗臨死時的情狀。天上下著雨夾雪，狗身子搖搖晃晃地站著。我想，一旦它倒下去，就再也站不起來了吧。我湊到狗身邊去，它也不看我。尋求救助固然聽起來不錯，但是從它身上完全看不出這種訊息。我覺得，它似乎是在獨自拼命地堅持著什麼，一旁的我根本無關緊要。

因此，狗之後看起來也似乎走投無路了。我覺得，若我將它帶到屋裡用毛巾包裹起來送去看獸醫的話，對它是一種褻瀆，所以我什麼都沒有做。第二天早上，狗狗吊在茂密的荊棘叢中死掉了。它的腳被荊棘纏住，我費了好大勁兒才把它放下來。

日語當中有「犬死」這樣的詞語，英語中也有「像狗一樣死去」的說法，表達的都不是什麼好的意思，但是我所見識到的狗的死法，既不是毫無價值，也不是悽慘無比的。我覺得，所謂死亡，與辭世詩、遺言、葬禮都沒什麼關係。我相信，不管是什麼死法，其死亡的本質是不變的。

我想，人如果也能像狗一樣，沒有任何想要凸顯自己價值的炫耀心理的牽絆，老老實實地迎接死亡就好了。但是上天不會如我所願，大概是因為我們還揹負著精神這樣一個麻煩的東西的緣故吧。對其他生物來說很自然的死亡方式對人來說變得不自然，而是被看作一種異常的東西。死亡變成了一個不得不思考的宏大主題，一項必須完成的偉大事業，一種值得報道的震驚事件。

但是，即使想因此而慨嘆狗比人幸福也是無濟於事的。因為人自有人的死法，雖然其本質是唯一的，但是其表現方式則千差萬別，而這種千差萬別則豐富了我們的世界，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人類連議論他人的死這種事都可以做出來，狗大概是幹不出這種勾當的吧。

讀山田風太郎的《人間臨終圖卷》的時候，不禁感嘆人類竟有如此多的死法。有洗澡時死的，有從床上滾下來跌死的，有痛苦得滿地打滾死的，有像睡著一樣死的，有求死而死的，有臨死前仍不斷念叨著「不想死」而死的。非凡的人物不一定有著非凡的死法，而就算他非凡地死去，也不能僅以此來評判他的價值。

雖然死後只是一具屍體，這一點亙古不變，但若是臨死時能有多種死法的話，那麼所謂的死法，到最後的大限來臨之前，都只能稱為活法了。但是，我也領悟到，與此同時，與死相關的活法也是難以由自己自由掌控的。毫無疑問，正是在這種不自由之中隱含著死亡的意義。

不管我們制訂出多麼宏偉的計劃，我們都有可能突然在今天就迎來死亡。根據《人間臨終圖卷》，岡倉天心在三十一歲的時候悄悄寫下了類似「人生計劃」的東西：「第一，四十歲的時候成為文部大臣；第二，五十歲的時候轉行從商；五十五歲的時候圓寂。」然而，天心於五十一歲時去世。三十一歲的時候計劃五十五歲死，若是五十五歲的時候訂立「人生計劃」的話，大概會寫「八十歲時圓寂」吧。我從天心的例子中感覺到了一種滑稽可笑，讓我不由得想要這樣開個小玩笑。

如果真心想要計劃死亡日程的話，就不應指望命運，而只能選擇自殺了。然而，提倡「理性的自殺」並付諸實踐的喬·羅曼（joeroman）決定於七十五歲時自殺，但由於罹患致命的癌症，而不得不將預定計劃提前了十年時間。

她寫道：「自殺與對自己的人生負責的態度給予自己一個好的結束，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正好等同於病態的自殺與理性的自殺之間的差異。」她認為「決定從人生舞臺謝幕的意志，與破壞摧殘生命的意志，這兩者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對於她的這些想法我的確有共鳴之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那樣處心積慮地計劃死亡的做法，不知為何讓我感覺有些自作聰明。

與其成為植物人，或者受癌症晚期折磨，或者罹患老年痴呆症成為周圍人的負擔，死亡或許是一個更好的結果。我們可能會產生這樣的想法，但是如果看透了這一層而計劃付諸實踐的話，你問我這樣一死了之究竟是不是人之尊嚴所在，我沒有自信做出肯定的回答。我確信，滿身汙垢地、骯髒地活著也好，在痛苦的悲鳴中掙扎著活著也好，依賴他人、寄人籬下地活著也好，都是人生可能的形態。

若你相信死是超越人類智慧的某種東西的恩賜的話，不管是過分理性地思考，還是過於講究地處理，都有可能反而讓死離我們越來越遠。

人類是因試圖管理自然、支配自然而所以為人類的，而死同性一樣，恐怕是直到最後都在威脅我們的內在自然吧。但是這種「自然」比核能更加難以管理。

罹患重病的人的死期，可以通過一定的方法預測出來，這是現代醫學的好處之一。「知道自己死期的人，往往比不知道自己死期的人活得更好。」我似乎在哪裡讀到過這樣的格言，但是我想，若是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死的話，人類面對死亡時的處世姿態大概也會不一樣吧。

「生死問題雖然是重大問題，但也是極其單純的事，一旦你放棄了執念就會立馬迎刃而解。」正岡子規在《病床六尺》中如是寫道。我既沒有患上必須做好死亡準備的重病，也沒有被宣判死刑，因此是否真的如子規所說，我並不清楚，但是萬一患上癌症的話，我想我希望醫生能告訴我還剩下多長的生命。因為我想象著比起潛伏在不確定的未來的死亡，眼前的死亡比較不可怕吧。

如果說狗是在自然之力下消極地接受死亡的話，那麼人也可以在精神力量的作用下積極地面對死亡。能夠預知死期，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人類的特權。從出生至死亡，如何生活是每個人的自由。從每個人的生活方式中難以避免地暴露出各自的性格品行，話雖如此，不管是泰然自若地死，還是呼天搶地地死，死亡本身是沒有輕重之分的。只是，死去的人給予活下來的人以議論生死的樂趣，對此，活著的人應該感謝死去的人。

子規在後文中接著寫道：「比起自我開悟，更加直接關係到病人苦樂的問題是家庭的問題，護理的問題。」眾所周知，他也曾因「生理上的苦痛引起精神上的煩悶」而想過自殺。而對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我們來說，在何地以何種方式死去也已經成了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這也自不待言。所以生死完全不是一件「單純的事」。

伊薩克·迪內森在《走出非洲》中，講述了一個名叫基託希的土著少年的故事。由於無辜地被白人殖民者僱主鞭打後捆起來關進放雜物的倉庫裡，基託希叫嚷著：「我死了！」然後在沒有對身體做任何自殺式傷害的情況下，竟然真的死了。迪內森在書中闡述道：「那是一心求死的意志的作用。……原住民一旦起了求死之心，真的能夠致死，多數醫生都能夠證明這一點。」她進一步做出結論說：「基託希的死清楚地告訴我們，當一個人的生命被逼迫到必須尋找到另一個逃避之所的非常時刻，在自己的自由意志下選擇逃向死亡，這是文明人絕對無法阻止的野性。」

我們雖然會感動於這樣的死，但基本上無法從中學到分毫，這隻能說是我們的不幸。

（《新潮45》，1987.9）

犬死：日語詞，意為白死，死無價值。——譯者注

像狗一樣死去：英文為dielikeadog，意為悲慘地死去、不得好死、可恥地死去、被絞死等。——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