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在一次會議上，他們之間的矛盾達到白熱化程度，很明顯，格林布萊特想創辦一個駭客型別的公司，而且要擁有公司的管理權。這是一個尷尬的要求，正如奈特所說，「實驗室長期以來都信奉平等自由的原則，這主要是基於多年形成的對駭客技術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但是，對於我們公司，平等自由並不是好事情。對於許多人，格林布萊特的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奈特說：「坦白地講，我認為他並不能勝任總裁這個職位。」

諾夫斯科說：「我們都勸他改變這種觀點，接受大家平等的觀念，這樣我們可以享受專業管理。但是，他拒絕接受。於是，我們問了房間裡屬於技術組的每個人，他們是否願意接受（格林布萊特需要）的條件，每個人都說他們不想進入這種冒險的公司。」

現在形成對峙局面。很多駭客都不支援格林布萊特這位lisp計算機之父。諾夫斯科和其他人表示，他們給格林布萊特一年的時間創辦他自己的公司，但是，還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們就發現，格林布萊特和他領導的駭客創辦的lisp機器公司（lmi）並沒有取得「勝利」，因此，他們成立了一個具有濃厚資本化氣息的公司，取名為symbolics。格林布萊特曾經為lisp計算機付出了很多心血，他們現在生產和銷售這個機器，覺得很過意不去，但是他們又不得不這樣做。lmi公司的人感覺被出賣了，每次提起這次分裂，格林布萊特的口氣就會變得緩慢，開始支支吾吾，想辦法轉移話題。痛苦的分裂是做生意時經常會發生的，或者在人際交往中，人們投入感情後分開，也會很痛苦，但是在駭客的生活中，不會出現這樣痛苦的分裂。

ai實驗室變成兩種觀點和兩個公司之間的虛擬戰場，尤其是symbolics公司，挖走了ai實驗室的很多駭客。比爾·高斯珀那段時間在斯坦福大學和施樂公司工作，最後也加入了位於帕羅奧圖的symbolics公司這個新的研究中心。當symbolics公司抱怨ai實驗室的人員與lmi公司的員工可能會產生利益衝突時（他們覺得mit給lmi的兼職人員發薪水，這樣等於資助他們的競爭對手），這些駭客仍然和ai實驗室有聯絡，包括格林布萊特，不得不做出讓步。

每個人都感覺很痛苦，當兩家公司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生產出類似的機器時，很明顯，這個問題還會持續很長時間。格林布萊特在商業計劃上做了一些妥協——例如，與mit公司進行合作，獲得了得州儀器公司的支援，作為交換，他們為該公司提供了1/4的貨物——這樣，公司才得以生存。symbolics公司更加大方，它聘請了很多駭客精英，甚至和mit簽訂協議，向其出售計算機。最糟糕的是，在駭客的理想社群中，用愛德·弗雷德金的話說，「他們彼此深愛著對方」，不再只是泛泛之交了。「我很喜歡與（格林布萊特）交談，」高斯珀說，他代表了很多symbolics公司的駭客的想法，這些人實際上與那些權威的駭客是同時代的，但是，他們的資訊溝通被切斷了。「他把我扔進了壞孩子堆裡，我不知道他是高興還是不高興，但是，我覺得很抱歉，我覺得他們這次是對的。」

但是，即使公司的員工互相交流時，他們也從不討論最重要的東西——他們所發現的計算機系統內部的秘密。這些秘密是商業機密，不能讓競爭的公司看到。但是，通過在這些公司工作，追求純粹的駭客氛圍的那些駭客已經放棄了駭客道德中關鍵的要素：資訊的自由流通。計算機內部的世界被外部世界同化了。

這次分裂影響到了ai實驗室，理查德·斯托曼是受這次分裂的影響最大的人。他對實驗室在支援駭客道德方面的失敗而感到悲哀。rms告訴陌生人他看見自己的愛人死了，又談了一會，這個陌生人才發現這個瘦弱而悲傷的年輕人指的是制度的滅亡，而不是一個不幸喪生的新娘。

斯托曼後來把他的感受寫入計算機中：

我不願意回憶那段時光，現在留在實驗室裡的人是一些教授、學生和沒有駭客經驗的研究人員，他們不知道怎麼維修系統或硬體，而且也不想知道。機器總是出故障，卻沒有人修理。有時就只能淘汰這些機器。軟體中需要的更改也無法進行。基於這種情況，那些不是駭客的人就會求助於商業系統，隨之而來的是授權協議。晚上的時候，我經常在實驗室的房間裡溜達，以前房間裡坐滿了人，大家都在思考問題，而現在這裡卻空空蕩蕩。「天啊，我可憐的ai實驗室，你即將死亡而我卻不能挽救你。」每個人都覺得即使他們培養更多的駭客，symbolics公司也會把他們挖走，所以，這似乎不值得一試，整個文化毀滅了sup43/sup。

斯托曼覺得很可惜的是，以前大家經常互相拜訪，在晚餐時間打電話，找一幫人去吃中餐，而現在很難再有這樣的聯絡了。他會撥打ai實驗室的號碼，最後四位數是6765（20的斐波納契數，人們以前的記錄方式，反映了一些早期的隨機數學駭客發明的數字的特點），而現在找不到人一起吃飯談心了。

理查德·斯托曼覺得自己已經找出了破壞實驗室的罪魁禍首：symbolics公司。他發誓：「我決不用symbolics公司的lisp機器，也不會幫助其他人使用這種機器，我不會和symbolics公司的任何員工和合作夥伴打交道。」另外，他也不喜歡格林布萊特的lmi公司，因為這個公司以銷售電腦程式為生，而斯托曼覺得電腦程式應該是免費的，他覺得lmi公司不想傷害ai實驗室。但是，在斯托曼看來，symbolics公司正在蓄意奪取ai實驗室的駭客，不讓他們主宰先進的計算機技術為公眾服務。

斯托曼想要實施反擊。他的攻擊目標是lisp系統，一開始，mit、lmi公司和symbolics公司可以共享這個系統。但是，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symbolics公司堅稱自己公司開發的產品應該屬於私有資產。為什麼symbolics公司的駭客提高了產品的效能，卻讓lmi公司從中獲利呢？因此，他們不想再與他人分享。這兩個公司沒有齊心協力地開發了一個出色的作業系統，而是各自獨立開發，雖然他們都是在提高產品效能，但兩家公司做著一樣的事情，導致了重複和浪費。

這是rms報仇雪恨的機會。他把對lmi公司的疑慮放在一邊，與它進行合作。因為他仍然在mit和symbolics公司工作，在mit計算機上安裝新功能，斯托曼仔細地重建每一個新功能，或修復小錯誤。然後他就會思考這些變化是如何產生的，自己除錯程式，然後把自己的程式放在lmi機器上執行。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他不僅要複製這些新功能，而且還要使用不同的方法實現程式。他說：「我不覺得複製程式碼是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複製了他們的程式碼，他們就會控告lmi公司，因此，我必須要用自己的方法實現程式。」就像約翰·亨利一樣，在1982年和1983年期間，rms自己一個人完成的程式碼相當於十幾個一流水平的駭客的工作量。格林布萊特說：「他比一群駭客加到一起還要出色。」

symbolics公司的一些駭客並沒有抱怨斯托曼的做法，但是他們不同意斯托曼在實現過程中用到的一些技術。比爾·高斯珀說：「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是否在拿自己開玩笑。」他不知道應該忠於symbolics公司，還是應該欣賞斯托曼的高深駭客技術。他接著說。「或者，這件事是否公平。我可以看見斯托曼編寫的程式，我可能會認為這個程式並不好（或許我沒覺著它不好，但其他人的觀點會使我確信這個程式是糟糕的），我仍然會說。‘大家安靜——斯托曼整個晚上都沒有和任何人討論如何開發程式。他是自己完成這個程式的！這多麼難以置信啊！’」

symbolics公司的總裁拉塞爾·諾夫斯科並不像格林布萊特和高斯珀那樣崇拜斯托曼。他坐在symbolics公司的辦公室裡，這間辦公室比一英里之外搖搖欲墜的lmi總部要舒服一些，裝修得很豪華，他與斯托曼交談時，孩子氣的臉上充滿專注的表情。「我們想為我們的作業系統開發一個程式，或者說是一個增強版本，並在作業系統上執行它，專案的週期是3個月，按照我們和mit的協議，把這個程式交給他們開發。接下來，（斯托曼）把這個系統和以前的系統對比一下，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然後（在lmi計算機）上重新實現它。他把這種做法稱為逆向工程，我們稱之為商業竊密。mit不會懷疑他有什麼目的，因為我們已經把功能（交給mit）去實現。唯一會懷疑他的目的的物件是格林布萊特公司的人。」

這正是他的目的。斯托曼並不奢望自己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改善整個電腦行業。他已經認識到ai實驗室再也回不到從前了。他之所以這樣做，只是想以牙還牙。他知道他不能一直這樣做下去。他為自己定了一個期限：1983年底。1983年以後，他還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他自認為是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名駭客。他說：「ai實驗室就是一個很好的示例，它是一個平等的機構，也是一個很優秀的機構。如果我告訴人們，不用在電腦中設定安全功能，沒有人會一直刪除你的檔案，老闆不會阻止你做的事情，至少我可以指著ai實驗室說：‘看，我們就是這樣的。歡迎使用我們的電腦！看吧！’但是，我已經沒法這樣說了。沒有了這個示例，沒有人會相信我。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將從哪裡開始呢？前幾天，我讀了一本書《最後的亞希人易希》（ishi,thelastyahi），內容講述的是印第安部落的唯一倖存者的故事，他一開始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慢慢地，他的家人一個個都去世了。」

這就是理查德·斯托曼的感受，就像易希一樣。

rms說：「我就是垂死的駭客文化的唯一倖存者，我並不真正屬於這個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我也應該去世了。」

理查德·斯托曼離開了mit，但是他還有一個沒有實現的計劃：編寫一個在流行的專用電腦作業系統unix，把這個系統免費送給那些需要的人。他開發gnu程式（表示gnuisnotunix），表明他能夠「繼續使用電腦，也沒有違背自己的原則」。可見，雖然駭客道德曾經在mit受到大家的推崇，但是，它不能以純粹的形式存在，他意識到通過很多小事（像他做的那樣）可以把駭客道德傳播到外部的世界，從而讓駭客道德得以繼續生存下去。

斯托曼所能做的就是就加入到現實生活中的駭客主義的大量活動中，因為駭客主義是他難以割捨的東西。25年前，駭客主義剛剛在mit出現的時候主要是專注於體驗計算機的魅力；吸收、探索和擴充套件那些迷人的系統的精髓，並利用這些完美的邏輯系統來創造一種文化和一種生活方式。正是這些目標吸引了李·費爾森斯坦和一些硬體駭客從阿爾伯克基來到加州海灣地區。這些駭客的行動產生了快樂的副產品，也就是個人電腦產業，向千千萬萬人展示了電腦的魅力。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新電腦使用者體驗到了mit駭客的激情，不過，每個人有機會體驗它……很多人都可以窺探到電腦的神奇魔力。這可以擴充套件他們的能力，激發他們的創造力，讓他們學習新的事物，當然，如果他接受，還可以瞭解駭客道德。

隨著計算機改革在矽脂、金錢、大肆宣傳和理想主義方面的螺旋式發展，駭客道德可能變得不再那麼純潔，因此，不可避免地會與外部世界的價值觀產生衝突。但是，每次使用者開啟電腦，螢幕上就會顯示出生動的文字、想法、圖片，有時是利用想象力精心設計的世界——這些電腦程式可以讓任何男人（或女人）成為電腦世界的主宰，駭客道德的思想還是得以廣泛的傳播，有時，那些純粹的駭客先鋒會對他們的後輩感到震驚。例如，比爾·高斯珀就在1983年春天遇到過這樣的情況。儘管高斯珀仍然在symbolics公司工作，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通過在商業部門的程式設計，他覺得自己已經盡力了。他還是那個像程式碼鍊金師一樣坐在9樓的pdp-6面前的比爾·高斯珀。凌晨的時候，你可以在帕羅奧圖市的皇家大道的二樓辦公室裡看到他，他破舊的沃爾沃汽車就停在這座不起眼的二層小樓的外面，現在只有他的汽車還停在那裡，這座小樓就是symbolics公司在美國西海岸的研究中心。高斯珀已到不惑之年，他稜角分明的臉隱藏在他巨大的框架眼鏡後面，他的馬尾辮垂在後背1/2的位置。他還在鑽研《life》遊戲，當他在lisp計算機上延續了數十億代《life》殖民地時，他感覺非常開心。

高斯珀說：「當我去看《絕地歸來》的時候，我感覺非常驚訝，我旁邊坐著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我問他為什麼他來看這部電影，他說：‘哦，我基本上是一個駭客。’我差點跌倒在地。我什麼都沒說，因為我對此毫無心理準備。這是我聽到過的最狂妄的言語了。」

當然，這位少年沒有吹牛，只是表明了他的身份——第三代駭客。將來還會有第四代、第五代……

對於像李·費爾森斯坦這樣的先行者來說，駭客成員的不斷發展壯大就是他們的目標。李·費爾森斯坦是sol和奧斯本1的設計師以及communtymemory專案的共同創辦人，他還是他自己假想出來的海因萊因小說中的英雄，這一切無不展示出他的創造力，而且，他親眼看到了繁榮所產生的效應，真切地看到繁榮的侷限性和一些微妙之處。他在奧斯本賺了錢以後，卻看到這些資金又很快地消失了，由於混亂的管理和對市場的過於自信導致osbornecomputer公司在1983年的幾個月時間就破產了。他沒有為財富的損失而懊惱，相反，他很驕傲地說，「大型機（hulkinggiant，可能是有牧師才能接近它）力量無窮的神話已經破滅了。我們可以放棄對機器的膜拜。」

李·費爾森斯坦學會了熟練地穿西裝，向女孩獻殷勤，取悅觀眾。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電腦及其對使用者的影響。他在計劃下一步的工作。在osbornecomputer公司破產後不久，他說，「我還有很多事要做。我需要找到電腦和使用者之間一個更共生的關係。一個神話破滅了，你必須要找到另外一個神話。我想看到你們如何設計未來，創造未來。」

令他感到驕傲的是，他的第一場戰役——為使用者提供電腦已經取得了勝利。正如他所說的，第三代駭客之所以成為新聞人物，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是遊戲設計超級明星，更是一種文化英雄，他們突破限制並探索電腦系統。在一部轟動一時的電影《戰爭遊戲》中，主人公就是第三代駭客，他沒有斯圖爾特·尼爾森或嘎吱船長的高超技術，而是憑藉親自動手嘗試的好奇心進入電腦系統，這是電腦傳播駭客道德的又一例證。

費爾森斯坦說：「技術絕不僅僅是死氣沉沉的硬體。它還是人們思想的展現。《戰爭遊戲》等遊戲所締造的神話無疑是眾多平庸產物當中的成功者。（神話）說明了傳統智慧和常識未必盡然。這不只是一個學術問題，而可能是人類的人性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們（僅僅）是活著，而人性更加珍貴，也更加脆弱。所以我們必須要向那些墨守戰規的文化挑戰，用我們自身的創造力向它挑戰。要並且用我們自己的創造力去取得突破……這才是實質。」

當然，這就是駭客道德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