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肯·威廉姆斯舉行喬遷宴會的那段時間，也就是mittmrc發現tx-0的25年後，一名自稱是最後一名真正的駭客的年輕人，坐在科技廣場大廈9樓的一個房間裡——房間內雜亂無章地堆放著列印資料、手冊和一個鋪蓋卷，以及一個與pdp-6的直接衍生機型（dec-20電腦）相連的閃爍的計算機終端。他的名字叫理查德·斯托曼，他說話的速度很快，音調很高，毫不掩飾自己激動的情緒，他正談論的話題，用他的話來講，是「ai實驗室的掠奪」。他今年30歲。臉色蒼白，凌亂的黑髮與炯炯有神的深綠色眼睛形成鮮明的對比。當他談到駭客道德的衰退時，他的眼睛溼潤了。
理查德·斯托曼在12年前，也就是1971年，來到了mit。那個時候，他和所有其他的人都還沉浸在發現純潔的駭客天堂的喜悅中，科技廣場大樓就像他們修道的寺院一樣，人們為了駭客而生存，為了生存而進行駭客行為。斯托曼從高中開始就對電腦非常痴迷。有一次夏令營，他從指導老師那裡借來電腦手冊，非常高興地讀完了它。在他的家鄉曼哈頓，他發現了一個計算機中心，這又一次激發他新的熱情。在進入哈佛大學時，他已經成為組合語言、作業系統和文本編輯器的高手，他還發現自己非常支援駭客道德，也是駭客道德的嚴格踐行者。為了尋找更有駭客氛圍的地方，他離開哈佛大學相對獨裁的計算機中心，沿著馬賽諸薩大道，來到mit。
他之所以喜歡科技廣場大樓的ai實驗室，是因為那裡「沒有人為障礙，沒有那些阻止人們交流的障礙——例如，官僚主義、安全規範、拒絕與他人分享等。」他也很喜歡與那些以駭客為生的人打交道。他堅持在與人交往中，做到有來有往，公平對待。在ai實驗室，他很覺得自己的駭客技術得到充分發揮，自己也成了追求卓越的駭客社群的一分子。
他傑出的才能很快凸顯出來，拉塞爾·諾夫斯科是ai實驗室的主管，他在越戰抗議期間採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他僱用斯托曼為系統程式設計師。他經常晚上過來工作，當他以優秀的學習成績取得了哈佛大學的物理專業的學位時，大家才明白了其中原因，即使那些駭客專家都驚歎不已。
隨著斯托曼開始追隨理查德·格林布萊特和比爾·高斯珀等人（他覺得他們都是他的良師），他對駭客道德的信仰更加堅定了。他把ai實驗室看做是駭客哲學的化身，這裡提倡自由，正如他有一次在電腦中的一個檔案寫的那樣「這並不意味著相互抨擊。美國社會已經是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我們（駭客）希望用建設性合作來代替那些制度sup41/sup。」
斯托曼喜歡別人叫他名字的縮寫（rms），他登入電腦時使用的就是這個名字，他在程式設計過程時一直遵循駭客道德，他開發的一個最著名的軟體是emacs，這是一個文本編輯器，允許使用者無限制地對它進行自定義——其開放的架構鼓勵使用者不斷新增新功能，以及不斷改程式序的功能。他把程式免費釋出給那些和他觀點一致的使用者，rms寫道：「使用者反饋了他們實現的所有擴充套件功能，這樣也就能提高emacs的效能。我把這次組織行為稱為‘emacs公社’，我和他們分享，他們便和我分享，大家相互合作比相互競爭要好sup42/sup。」emacs幾乎成為高校計算機系的一個標準文本編輯器。這是駭客行為創造的一次輝煌。
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理查德·斯托曼注意到自己的產品出現了問題。第一次入侵發生在把密碼分配給官方授權使用者後，一些非授權使用者入侵了系統。作為一名真正的駭客，他不太重視密碼，引以為豪的是他負責維護的電腦從來沒有用過密碼。但是，mit的電腦科學系（這裡的人與ai實驗室的人不同）決定在自己的電腦上安裝安全措施。
斯托曼開始考慮如何防止入侵。他建議使用者使用「空字串」作為密碼——用回車符代替字母。所以當電腦要求你輸入密碼時，你按回車鍵就可以登入電腦了。同時，斯托曼也破解了電腦的加密程式碼，能夠開啟儲存使用者的密碼的受保護檔案。當使用者登入系統時，電腦螢幕上就會顯示下面的訊息：
「我知道你選擇了密碼[某某]，我建議你把密碼改為回車符，它很容易就可以輸入，而且也滿足沒有密碼的要求。」
rms後來驕傲地說：「最後據我統計，會有1/5的電腦使用者使用空字串作為密碼。」
後來，電腦科學實驗室在其他的電腦上安裝了一個更復雜的密碼系統。斯托曼很難破解這個系統，但是，他可以研究加密程式，他後來說：「我發現只要改變程式中的一個詞，你的密碼就作為登入資訊的一部分顯示在系統控制台上。」由於任何使用者都可以看到系統控制台，因此任何終端都可以很容易訪問這個資訊，甚至可以把資訊列印成影印件，這樣通過斯托曼的修改，任何想知道密碼的使用者都可以散佈這些密碼。他覺得這樣做很「有趣」。
密碼的使用開始普及。社會上對安全性和官僚主義的重視影響到了電腦行業。對安全性的高度重視甚至影響了神聖的ai實驗室的電腦。國防部曾經威脅要切斷ai實驗室的計算機與arpanet網路的聯絡——將mit與高度活躍的電子社群分離，而這個社群由美國各地的駭客、使用者以及以前的電腦科學家組成——這樣做是因為ai實驗室堅決拒絕對自己的計算機設定限制。國防部的官僚主義者很憤怒：走在大街上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ai實驗室的機器來連線到國防部網路。斯托曼和其他人認為這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後來發現支援他的人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核心駭客離開了mit，那些發揚駭客文化並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援駭客道德的人都走了。
去年的那些駭客現在都在做什麼呢？很多人去做生意了，表明他們接受了這種工作的妥協。彼得·薩姆森是舊金山的一名tmrc駭客，他是第一批發現tx-0的人，他與電話駭客專家斯圖爾特·尼爾森合夥創辦了systemsconcepts公司。薩姆森描述了當時的場景：「人們現在沒有把精力放在研究駭客技術，而是把精力放在生活上——為生計奔波，結婚生子。我現在的時間和精力已經大不如從前。」這是一個普遍的結論，薩姆森在tmrc的同事鮑勃·桑德斯（在惠普公司工作，兩個孩子在上高中）、大衛·塞維亞（以前在ai實驗室工作，現在在劍橋經營一個小的機器人公司），斯拉格·拉塞爾（《太空大戰》的作者，利用他的radioshack家用電腦，為波士頓郊區的一家公司程式設計）和薩姆森的情況有些類似。即使1983年還是單身漢的斯圖爾特·尼爾森，也不禁感慨他無法像以前那樣程式設計了。「幾乎每天都是談生意，我們沒有時間去從事我們喜歡的技術工作」，講話的這個人在20年前使用pdp-1發明了電話系統。
永遠也找不到像他們這代人一樣的駭客了。每次他看到新一代的駭客自由地使用ai實驗室的電腦時，斯托曼都會意識到這一點。他們似乎並不像前輩一樣非常願意或渴望沉浸在駭客文化當中。以前人們似乎覺得開放系統是對使用者的一種邀請，讓他們可以開發一些有用的程式，學習知識，最終可能會成為真正的駭客。但是現在，這些新使用者卻不能處理好這種自由度，他們總是瀏覽開放系統中的檔案。斯托曼承認「外部使用者對電腦的干預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人喜歡盜用別人的電腦系統，當然，其他使用者也會在別處修改你的檔案，而你對此毫無辦法，每5分鐘就會受到一次攻擊。像以前那樣成長起來的人越來越少了，其實，人們都知道以前的成長之路是可行的，而且是合理的。」
斯托曼繼續為駭客道德而奮鬥，他說：「我要用各種方法阻礙這種法西斯的程式。」雖然他同時在為電腦科學系和ai實驗室做系統程式設計，但是，他還是反對ai實驗室，支援電腦科學系，因為他們實行安全策略。當他開發出emacs編輯器的新版本時，他拒絕讓電腦科學實驗室使用它。他覺得這是在懲罰使用電腦的使用者，而不是執行安全策略的人。他後來說：「但是，我能怎麼辦呢？那些遵守安全策略的電腦使用者沒有戰鬥力。很多人都遷怒於我，說我試圖把他們當成人質或者敲詐他們，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我是這樣。我之所對他們施加暴力，是因為他們正在對每個人都施加暴力。」
密碼問題並不是理查德·斯托曼面對的唯一難題，mit提倡駭客道德的人越來越少。實驗室的很多新人在小型機上學習電腦知識，沒有受過駭客的教育。像第三代駭客，他們根本沒有程式所有權的概念。雖然這些新人們可以編寫出像前輩一樣優秀的新程式，但是他們還有了一種新意識——只要程式釋出出來，就會提出版權宣告。版權宣告！對於rms，他仍然堅持資訊應該自由流通，版權宣告無異於是褻瀆神靈。很多年以後，在1983年，他曾經說：「我相信軟體不應該屬於某個人。因為這種做法有悖於人道主義。它使使用者無法從程式中獲得最大化的利益。」
在理查德·斯托曼看來，這種商業主義對自己深愛的理想社群是致命的打擊。他覺得這是一種邪惡的表現，使其餘的駭客陷入懷恨和衝突。而這一切都源於格林布萊特的lisp電腦。
很多年過去了，理查德·格林布萊特仍然十分懷念當年科技廣場大廈9樓的駭客的輝煌。現在，他已過而立之年，主要從事象棋機器和maclisp的相關工作，他一直在調整自己極端的個性，經常去理髮店修剪自己的短髮，經常更換衣服，甚至開始與異性交往。但是，他仍然是一個駭客精靈。現在，他想去實現自己多年前的夢想——生產一個功能全面的駭客電腦。
他逐漸意識到lisp語言是可擴充套件的，而且功能很強大，允許使用者構建和瀏覽各種系統，滿足駭客的求知慾。但是，問題是沒有電腦能夠方便地操作機器上的大量lisp命令。因此，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格林布萊特開始設計一臺能夠更快、更有效地處理lisp的電腦。這是一臺單使用者電腦——在分時系統中，駭客從心理上覺得無法完全控制電腦，這臺電腦要解決這個心理問題。通過執行lisp人工智慧語言，這臺電腦將成為下一代電腦的開路先鋒，它具有學習能力，可以與使用者進行智慧對話，從電路設計到高等數學，無所不通。
於是，靠著很少的撥款，他和其他的駭客——特別是湯姆·奈特，他很擅長設計（和命名）不相容的分時系統——開始工作。這個專案進展得很慢。但是，到了1975年，他們買了一臺所謂的"cons"機（根據lisp中一個複雜的「建構函式運運算元」函式而命名的）。cons機不能獨立執行，必須要連線到pdp-10才能執行。它大概有兩個隔間那麼寬，電路板和亂七八糟的電線都暴露在外邊，他們在科技廣場大樓的9層構建這臺機器，下面還安裝了空調。
它的功能正如格林布萊特所料。格林布萊特後來回憶說：「lisp語言實現起來非常方便。很多時候，一些駭客經常花幾周的時間在其他電腦上編寫lisp程式。‘看，我的lisp系統。’但是，這與真正實用的系統還是有很大差別的。」但是，cons機（也就是後來獨立的lisp機）是一個實用系統。它有所謂的「虛擬地址空間」，保證了空間程式不會像其他lisp系統一樣把整個機器的空間都佔滿。用lisp開發的系統更加複雜。在這種機器上工作的駭客就像火箭飛行員一樣，在無限擴充套件的lisp的宇宙中飛行。
他們接下來幾年工作的重點就是把這種機器變成單機。mit為他們支付薪水，當然，他們開發的系統在its上執行，偶爾也研究一些關於ai的系統。有一次，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署（advancedresearchprojectsagency，arpa）投入資金讓他們製造6臺機器，每臺機器5萬美元，這時，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後來又訂購更多的機器，這樣資金就不斷流入。
最終，mit的駭客製造了32臺lisp機。從外面看，lisp計算機就像一箇中央空調單元。在一個遠端終端可以觀察到所有的影像。這個終端包含一個光滑的、裝有功能鍵的長鍵盤和一個超高分辨的點陣圖顯示器。在mit，他們把幾臺lisp計算機組成一個網路，這樣每個使用者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lisp機，同時作為社群中的一員，也能對其他計算機進行訪問，這種由資訊自由流通而昇華的價值觀應該一直保持下去。
lisp計算機是一個重要成就。但是，格林布萊特意識到應該再製造幾臺機器，並在這些機器上做出一番事業。lisp計算機基本上是一個十分靈活的世界建設者，是駭客夢想的化身……但是，它的優點是一臺「會思考的計算機」，這是美國的人工智慧水平領先於日本的重要原因。lisp計算機的影響力已經超過ai實驗室，當然，像這樣的技術通過商業部門可以更好地傳播。格林布萊特說：「在整個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我們將來要創辦一家公司，而且要將lisp計算機投入市場。這是遲早的事情。為了讓這臺機器的功能更加完善，我們開始四處網羅人才。」
拉塞爾·諾夫斯科就是這樣加入進來的。他以前是ai實驗室的主管，1973年，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崗位，到加州經商。他經常回到劍橋，來到ai實驗室看一下實驗室的員工在忙什麼。他非常喜歡lisp計算機的理念，而且，想幫助駭客成立公司。
格林布萊特後來回憶說：「一開始，幾乎所有的人都反對他，他離開了實驗室的時候，我和他的關係最好。很多人非常討厭他，他做了很多偏執的事情，但是我認為應該給他個機會」。
於是，大家給了諾夫斯科這個機會，但是，諾夫斯科和格林布萊特發現他們在公司定位方面的觀點不一致。格林布萊特作為一個駭客，不願意接受傳統的商業模式。他希望「遵循ai模式」，不想接受大量風險資金。他希望公司自力更生，接受訂單，然後製造計算機，有一定比例的固定存款，然後利用這些資金經營公司。他希望公司和mit保持穩定的關係，甚至設想過把公司作為ai實驗室的一個部門。格林布萊特不願意離開ai實驗室，他認為這裡才是他的樂土，他已經為自己的個人世界設定好了各種引數。他的想象力在電腦的世界裡自由發揮，而他的物質世界卻仍然在雜亂無章的辦公室裡，電腦終端在科技廣場大樓的9層，這是他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他從一名退休的牙醫（現在已過世）和牙醫的妻子那裡租來的。他去世界各地參加人工智慧會議，但是，會議中討論的問題都是他在實驗室思考的問題或者在arpanet電腦郵件中提到的問題。他忠於駭客組織，然而為了傳播lisp計算機的福音，必須要在某種程度上實行商業化，但是，他不想讓駭客道德做出任何不必要的妥協：像系統程式中的程式碼行，如果妥協了，就會大大削弱功能。
諾夫斯科覺得他的想法不切實際，他的觀點已經影響到參與專案的其他駭客。除了湯姆·奈特以外，其他人包括一些年輕的駭客，他們並沒有經歷過9樓的黃金時代，他們想用更務實的方法實現目標。湯姆·奈特後來說：「我的看法是（格林布萊特的觀點）創立一個生產lisp計算機的公司，就像剛起步的那些小公司一樣。很明顯，這並不切合實際。整個市場並不是那樣的，公司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找到為公司盈利的企業家。」
奈特等人都覺得格林布萊特提出的模式和舊金山systemsconcepts公司的模式有些相似，mit的前任駭客斯圖爾特·尼爾森和彼得·薩姆森就在這個公司。systemsconcepts公司是一家小規模的公司，公司的指導原則不是讓員工的錢袋鼓起來。「我們的最初目標不是要變得多麼富有，」公司的合夥人邁克·羅維特在1983年說道，「而是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沒有負債。」但是，10年以後，mit的駭客詢問systemsconcepts公司的情況時，他們說這家公司的規模還是很小，而且也沒有什麼影響力。在奈特看來，systemsconcepts公司——「低風險，沒有任何外部資金，不僱用不熟悉的人，而這種模式不能讓公司發展壯大。」對於lisp計算機公司，他們有更遠大的期望。
拉塞爾·諾夫斯科也看到了這一點，他發現很多駭客不願在格林布萊特領導的公司中工作。格林布萊特太專注於製造lisp機，專注於駭客行為的使命以及那些必須要完成的工作，但是他卻經常忽視人性。隨著以前的駭客越來越老，這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諾夫斯科後來說：「每個人都容忍他是因為他的才華和效率。（但是）最後他開始用粗暴的方式鞭策員工。以前他沒有斥責過員工，現在開始訓人，他像對待幹活的騾子一樣對待他的員工。最後，他們徹底決裂了，為了離開理查德，員工甚至採取了最極端的方式離開了9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