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的硬體駭客對組裝一臺altair計算機並擴充套件其功能的急切程度，與20世紀60年代mit的駭客鑽研pdp-1和pdp-6計算機的那股勁頭一樣慾壑難填。正當此時，圍繞著家釀計算機俱樂部出現了一次衝突，正是這次衝突減緩了原先理想化的互助程式，滋生出另一種逐漸高漲的勢頭，最終迫使這些硬體駭客從理想回到現實中來。問題的核心便是駭客道德的一個核心原則：資訊應該是自由傳播的，特別是那些可以幫助其他駭客理解、探索和建立系統的資訊更應該無償地和他人共享。此前，從別人那裡獲得這樣的資訊沒有遇到過什麼問題。家釀計算機俱樂部聚會中的「訊息釋出」議程便是一個典型的示例——被業內舉足輕重的大企業視為商業機密的東西經常在這裡被人公之於眾。到1976年為止，除了《人民計算機公司》和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新聞通訊，另有好幾份刊物也加入到這一業已成為全美國硬體駭客主要情報來源的行列中來了——其中包括一份在新罕布什爾州出版的刊物，名字是《byte》。在這些雜誌中經常可以發現有趣的組合語言程式和有關硬體的小提示，當然還有技術方面的傳聞。由駭客組建的小公司會將自己的產品設計圖提供給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成員使用，根本不擔心競爭對手也會看到這些東西；「綠洲」會議以後，這些來自不同公司、穿著藍色牛仔褲的年輕老闆還會大方地交流各種資訊，如他們各自已經發售了多少塊板子，正考慮研發什麼新產品等。
隨後，駭客們對於altairbasic的不滿的聲音越來越強烈。這一情況讓硬體駭客隱隱感覺到駭客道德中出現了一處新的「命門」。此外這種現象還說明，由於計算機的力量確確實實開始為大眾所掌握，因此有那麼一些自私的價值觀可能會逐漸開始盛行。
這一切都是從一個駭客慣用的伎倆開始的。在mits宣稱自己能夠生產、但尚未發貨給訂購者的所有產品中，有一種名為basic的計算機語言。他們許諾altair使用者可以得到的各種工具中，這款軟體是最令人期待的產品之一。因為一旦altair計算機上有了basic語言，這臺機器實現系統功能的能力和搬動「思想金字塔」的能力將呈幾何數量增加（這是mits的宣傳語之一）。有了這種語言，使用者就不必再費力地先把用機器語言編寫的程式輸入到紙帶上，之後還要將反饋訊號重新翻譯成可讀的訊號，因為他們會擁有一種能夠迅速編出具有實用價值的程式的工具。（當時，很多altair使用者都安裝了i/o卡，利用這塊卡能夠將這臺機器與電傳打字機和紙帶讀取器相連。）儘管軟體駭客（其中當然少不了對古老的組合語言情有獨鍾的高斯珀和格林布萊特）視basic為一種法西斯語言sup/sup而口誅筆伐，但對於力圖擴充套件系統功能的硬體駭客而言，basic語言不失為一款蘊含無限價值的實用工具。
問題是，首先你不可能拿到他們許諾的basic。就算mits真的有這種語言，但沒有一個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成員親眼看見它執行過，這一點格外讓人惱火。
實話實說，mits還確實有basic。1975年的早春過後，這種語言就正式開始執行了。其實，在mits將第一批altair計算機發貨給《大眾電子》那些翹首以盼的讀者前不久，愛德·羅伯茨接到了兩名大學生打來的電話，他們就是保羅·艾倫和比爾·蓋茨。
這兩名不滿20歲的小夥子是從西雅圖打來的電話。從高中時代起，兩人就開始鑽研計算機了，並且還做過大企業利潤豐厚的外包專案。當時，身材頎長，長著一頭金黃色頭髮的天才少年比爾·蓋茨看起來比他原本就不大的年齡還要年輕，他那時還是哈佛大學的學生。兩人發現，為新型計算機的機器語言（指組合語言——譯者注）專門編寫一些像basic那樣的直譯器軟體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
他們對《大眾電子》上那篇介紹altair計算機的報道中有關技術的內容不太感興趣，但是有一件事卻令二人欣喜異常：很明顯，微型計算機便是下一個引領社會變革的產品，他們要投身到這場運動中來，為這種計算機編寫一種basic語言。兩人手頭有8080晶片指令集的說明手冊，有那期刊登了altair計算機和相關電路圖的《大眾電子》雜誌，於是他們開始動手編寫一款能夠儲存在4kb儲存器中的程式。其實，他們編寫的basic直譯器程式碼必須要少於4kb才行，因為儲存器不僅要儲存他們的程式以便把basic翻譯成機器語言，而且還需要留一定的空間存放使用者編寫的程式程式碼。說說容易做起來難。兩人針對複雜的8080指令集做了大量的壓縮工作，還採用了部分獨創的技術，他們對自己的程式設計能力頗有自信；特別是蓋茨，他原本就是一名編碼高手。在給羅伯茨打電話的時候他們並沒有透露兩人是在比爾·蓋茨的學生宿舍裡打的。在電話裡，羅伯茨非常熱情，不過他提醒他們，還有些人也在準備給altair計算機配備basic語言；不過他還是很歡迎兩人能試試。羅伯茨跟他們說：「誰第一個開發出basic，我們就會買誰的軟體。」
不久，保羅·艾倫就帶著儲存有basic語言的紙帶（他本人和比爾·蓋茨都對這款軟體在altair計算機上能順利執行寄予厚望），坐上了飛往阿爾伯克基的班機。到了這裡，他發現mits其實是一個鬧鬨鬨的地方。「大家整天都在工作。他們匆匆趕回家，吃過飯馬上又回來。」mits的經理埃迪·庫裡後來回憶道，「不論白天還是晚上，這裡總會有20或30人，差不多佔全部員工（不包括生產部門的工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一週七天，天天如此。大家每天從早忙到晚，大家心裡清楚，他們是在把計算機送到那些既懂計算機、又日夜盼望計算機的愛好者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努力宏偉壯麗又光輝榮耀。」
當時，mits公司只有一臺配有4kb儲存器的altair計算機，並且幾乎沒人用過。當保羅·艾倫將那捲紙帶插入電傳打字機的讀取器，開始讀入上面的內容時，任何人對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都心中沒底。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這臺連線到計算機的電傳打字機打出了"ready"（一切就緒）的字樣。可以程式設計了！「他們欣喜若狂，」比爾·蓋茨後來回憶道，「還從沒有人見過這臺機器做過什麼事呢。」
雖然他們的basic還遠非一個可用的版本，但已經十分接近完成了，同時，其例程的靈活性也令愛德·羅伯茨非常滿意。他僱用了保羅·艾倫，又安排比爾·蓋茨在哈佛大學繼續幫助他們完善這個系統。沒過多久，比爾·蓋茨還是從哈佛大學輟學（後來他再也沒有回來）來到了阿爾伯克基。他那時的心情就好像畢加索突然發現了一塊如大海般廣闊的空白畫布一樣——這裡的計算機乾淨、徹底，裡面什麼實用程式都還沒有。「他們什麼都沒有！」他後來說，隨後幾年是令後來者敬畏的幾年。「我是說，至少在軟體方面這家公司並沒有什麼高深的技術。我們重寫了彙程式設計式、載入程式，還有其他很多東西，我們把這些整合為一個軟體庫。其實這些東西沒什麼價值，但使用者用起來會覺得有意思多了。」
那麼，蓋茨-艾倫的軟體庫與名門正宗的pdp-6或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軟體庫有什麼區別呢？很簡單，前者的軟體庫僅用於銷售。無論比爾·蓋茨還是愛德·羅伯茨都堅信，軟體根本不是什麼高高在上，讓萬眾景仰的東西，也可以通過付費獲得。和硬體一樣，它代表一種工作成果，altairbasic和mits商品目錄中的其他產品沒什麼兩樣。
這段時間，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成員對altairbasic的渴望達到了焦灼的程度。其實，這些人完全有能力編寫basic直譯器，並且部分人已經準備動手了。另外一些訂購了altairbasic的人只能依舊心急火燎地繼續等下去，就像早先他們等著其他mits產品到貨時一樣。大家對mits已經越來越失去耐心了，尤其是發現他們的動態儲存器板從未像愛德·羅伯茨所堅稱的那樣正常工作過以後更是如此。因購買了這種儲存器板而生了一肚子氣的人在談起愛德·羅伯茨的公司時無不怨聲載道；另外，羅伯茨本人從不離開阿爾伯克基，他被視為不太愛拋頭露面的天才，自從有人給他扣上利慾薰心、崇尚權力的大帽子，還稱其為駭客道德的敵人後，大家對他的不滿情緒變得更深了。甚至還有謠言說他對自己競爭對手的困境幸災樂禍。對待競爭對手，駭客的正當做法應該是把你自己的業務規劃和技術資訊告訴對方，讓他們能做出更好的產品，讓整個社會受益。就在altair計算機推出一週年之際，在阿爾伯克基舉辦了第一屆世界altair大會。大多數真正駭客的所作所為與愛德·羅伯茨截然不同。會議期間，這位固執倔強的mits總裁拒絕將展示攤位出租給競爭對手；不過有人看到，當他聽說很多小公司，如鮑勃·馬什的處理器技術公司，竟然在召開大會的酒店專門租下了套間招待潛在的客戶時，更是大發雷霆。
接著在1975年6月，mits的大篷車開到了的帕羅奧圖rickeyshyatthouse酒店，此時altair計算機的展示平臺早已搭建完畢——有人將這種演示斥為「罪惡」，有人稱讚這是「解放」。所謂的「大篷車」是mits公司的一種創新型營銷手段。幾名mits工程師開著被戲稱為「mits專車」的活動房車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他們在汽車旅館的會議室設定好altair計算機，邀請大家都來欣賞這些價格出奇低廉的計算機是如何工作的。來觀看的主要是訂購了這種計算機的人，他們會問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收到他們的計算機元件。那些已經擁有計算機元件的人可能會問起在組裝這臺「怪物」的過程中他們到底哪裡做得不對。購買了mits儲存器板的使用者想知道為什麼這些板不能用。而訂購過altairbasic的人則會大吐苦水，抱怨直到現在也沒有收到貨。
當mits的大篷車在6月上旬開到位於怕羅奧圖鎮elcaminoreal大道的rickeyshyatthouse酒店時，那裡已經聚集了大批來自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人，他們驚奇地發現用作展示的altair計算機上正執行著basic！那臺機器和一臺帶有紙帶讀取器的電傳打字機相連。將紙帶上的內容讀入計算機以後，人們就能輸入命令並立刻得到反饋。這些駭客為了購買basic每人都已支付了幾百美元給mits，並且一直在心急如焚地苦苦盼望著，這款basic的推出無疑是雪中送炭。看到某個系統的擴充套件功能卻不能親手一試，再沒有什麼比這更讓駭客更感到焦急萬分的了。自己家裡的那臺altair計算機和rickeyshyatthouse酒店花裡胡哨的展示區裡的那些計算機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想到這些他們一定覺得自己受到了束縛，就好像被判處了有期徒刑一樣難受。可沒過多久，大家卻都一個接一個地開始用上了basic。幾年後，史蒂夫·東皮耶談起隨後發生的事情時閃爍其詞地說：「有個人——我想沒人知道到底是誰——把那捲放在地板上的紙帶借了回去。」就在那捲紙帶上儲存著由比爾·蓋茨和保羅·艾倫共同編寫的altairbasic的最新版本。
據丹·索科爾後來回憶，那個他記不清楚是誰的人找到他（請注意索科爾在一家半導體企業工作），問他有沒有辦法複製紙帶介質。索科爾說沒問題，他可以用紙帶複製機來複制。然後那個人就把那捲紙帶交給了他。
索科爾完全有理由接受這項複製紙帶的任務。他覺得mits公司銷售basic的價格太高了，認為這家公司簡直是唯利是圖。他還聽到過一些傳言，說蓋茨和艾倫是在一個大型計算機系統上編寫出basic直譯器的，而那個大型計算機系統所屬的機構有政府背景。於是，他就此覺得這個程式應該屬於所有納稅人。他知道已經有很多人為了購買mits的產品早已支付了不少預付款，讓這些人早點拿到basic不會對mits造成經濟上的損失。最重要的是，這麼做似乎是理所應當的。駭客和一款軟體工具之間為什麼要橫亙著「所有權」這道藩籬，阻止駭客們探索、改善和建立各種系統呢？
在這種哲學思想的感召下，索科爾把紙帶拿到自己的單位，坐在一臺pdp-11計算機前，把紙帶裝好。他整整忙了一夜，複製出了很多捲紙帶。在緊接著的一次家釀計算機俱樂部聚會時，他帶了一大盒複製好的紙帶過去，按照駭客的規矩軟體是免費的。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這次你拿回去一卷紙帶，製作副本，下次開會的時候就要帶兩捲紙帶過來免費分發給別人。大家爭先恐後地索要紙帶，並且不僅在下次聚會的時候帶來了複製好的紙帶，而且還送給其他計算機俱樂部使用。這樣一來，altairbasic的第一個版本在正式發行之前就已經逐漸自由流傳開了。
不過，有兩名駭客對這種典型的分享與合作行為感到極其不爽，他們就是保羅·艾倫和比爾·蓋茨。按照他們與mits達成的協議，他們會對mits公司銷售出去的basic的每一份副本收取版稅。而駭客們冒失地把兩人的程式成批覆製出來並免費分發，這種做法似乎還算不上徹底的烏托邦式的行為sup/sup，也許稱為偷竊更為恰當。此外，讓比爾·蓋茨擔心的是，大家在私底下交換的這個basic版本還有不少錯誤，他本人也還在修正當中。開始，他認為人們也許會購買除錯版。可等到mits正式釋出了經過除錯的basic以後，事情才變得越來越清楚，假如altair使用者沒有得到那個業已執行起來的盜版basic，他們的購買量一定會比現在多得多。很明顯，這些駭客要麼願意忍受著程式缺陷的折磨，要麼極有可能花費大量的時間親自動手進行除錯和修改。蓋茨變得越來越憤怒。當年才剛滿19歲的蓋茨已經對自己的技術水平充滿自信且牛氣沖天，但其處事手法卻並不圓滑，因此當大衛·邦內爾（他是mits公司剛開始創辦的《altair使用者新聞通訊》的編輯）問他下一步的打算時，他說他應該寫一封公開信。邦內爾向他保證，他可以設法讓所有的「麻煩製造者」都看到這封信。
於是蓋茨真的就寫了一封信。邦內爾不僅在altair的新聞通訊上發表了這封信，而且還把這封信發給了其他刊物，包括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新聞通訊。這封題為「給愛好者的公開信」中，蓋茨表示他本人和艾倫收到了大量針對basic直譯器富有建設性的反饋意見，其中大部分的鼓勵來自那些沒有花錢購買這款軟體的愛好者。接著，蓋茨話鋒一轉，直奔主題：
怎麼會這樣？大家心裡一定十分清楚，你們中很多人的軟體是盜竊所得。硬體必須花錢購買，但軟體就是可以和別人共享的東西。誰會關心編軟體的人是否獲得了報酬？
蓋茨接著解釋說，這種盜竊軟體的行為會阻礙能力出眾的程式設計師繼續編寫各種計算機平臺上的軟體程式，如altair計算機。「誰能不計報酬地從事專業性工作呢？哪個純粹的‘愛好者’會花費3個人一年的工作量或一個人3年的工作量心無旁騖地程式設計、除錯、錄入和釋出？我們也要吃飯吶。」
這封經邦內爾加工潤色過的信通篇慷慨激昂，絕不廢話連篇，但在駭客圈子裡卻激起了軒然大波。雖然愛德·羅伯茨贊同蓋茨的觀點，但此時也只能硬著頭皮關注事態的發展；他對蓋茨發表那封公開信前沒有同他商量感到非常不滿。而「南加州計算機社群」（thesoutherncaliforniacomputersociety）則威脅要控告蓋茨，因為他將計算機愛好者稱為「竊賊」。蓋茨本人收到了三四百封來信，其中只有五六封信主動支付了他所要求的擁有盜版basic的人應當支付的錢，其他大部分來信則對他的觀點嗤之以鼻。《micro-8新聞通訊》有個叫halsinger的編輯通過快遞郵件收到了蓋茨的那封信，他寫道：「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把這封信撕個粉碎，就當什麼事也沒發生。」
但隨著這場「由軟體引起的騷動」所波及的範圍逐漸擴充套件開來，事件本身已很難讓大家遺忘了。當mit的駭客們寫完軟體然後把它們扔到抽屜裡讓其他人在此基礎上繼續完成時，他們並沒有收取版稅的想法。例如，斯拉格·拉塞爾的《太空大戰》遊戲就沒有通過銷售的方式發行（當時世界上只有50臺pdp-1計算機，擁有這些計算機的機構也絕不會花錢購買一款太空遊戲）。隨著計算機越來越多（除了altair計算機以外，還有很多其他計算機），一款出眾的軟體可能會帶來鉅額收入——前提是駭客並沒有看上這款軟體進而盜版。似乎沒有誰反對軟體的作者應從中受益，但駭客們也同樣沒打算放棄他們「計算機程式屬於全人類」的信念。這是駭客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原則問題。
史蒂夫·東皮耶認為比爾·蓋茨只是發發牢騷而已。「事與願違，比爾·蓋茨對盜版basic的抱怨根本阻止不了它的傳播。人們依舊堅信：‘如果你得到了一款軟體，你就可以執行它。’這與在大庭廣眾之下播放音樂磁帶沒什麼兩樣。basic傳遍了整個美國，也傳遍了整個世界。這種情況反過來也幫了蓋茨大忙——現在每個人都有了altairbasic，他們知道basic的工作原理，甚至知道怎樣修正該軟體的缺陷，這就是說假如有新的計算機公司需要basic，他們就會和蓋茨的公司合作。蓋茨的basic變成了事實上的標準。」
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人也開始在不放棄駭客理想的同時，努力適應這一趨勢，即承認軟體具有商業價值。其中一個做法就是編寫出軟體以後，採用那種非正式的、打法律擦邊球的方式，也就是altairbasic「被髮布」的方式，通過親朋好友之間的交流慢慢釋出出去。如此一來，軟體的改進就可能變為一個連續不斷的有機過程，原始作者的程式程式碼會經歷一輪又一輪的修正和提高直至永遠。
這個有機過程最有代表性的示例就是"tinybasic"直譯器的傳播過程。當人民計算機公司的鮑勃·阿爾布萊特第一次仔細研究自己的altair計算機時，他立刻意識到當時除了使用8080晶片的乏味機器語言進行程式設計以外別無他法。當然他也注意到altair儲存器的容量極其有限。於是他找到人民計算機公司的核心成員之一、在斯坦福大學講授電腦科學課程的丹尼斯·艾利森，請他設計一款精簡的basic直譯器，要求不僅佔用較少的儲存器，而且簡單易用。艾利森便詳盡地設計出了可用於編寫直譯器的架構模型，並將這篇設計綱要稱為「招賢榜」，希望能與任何有志於編寫一款「可以用於簡單程式設計的迷你型、類似basic」語言的人合作。艾利森後來回憶發表在《人民計算機公司》上的那篇報導時說：「三週以後，我們就得到了回信，其中有一封回信是兩個得克薩斯州人寫的，他們已經完成了一款經過糾錯和除錯的tinybasic直譯器，所有的程式碼清單都是用八進位制數字寫的。」他們這款basic是執行在2kb的儲存器上的，而且他們已經把這些東西打包郵寄過來準備發表在《人民計算機公司》上。阿爾布萊特按照說明執行了全部原始碼；幾周後altair計算機的使用者便開始返回「bug報告」和改進意見。當時，已有的altair計算機還都沒有配備任何i/o介面板；因此《人民計算機公司》的讀者只能一直通過手工方式輸入那2000個數字，每次開機都要重複這一過程。
隨後，各式各樣的駭客在tinybasic基礎上都做了些修改並給《人民計算機公司》發來了用這種語言編寫的、五花八門的趣味程式。相對而言，阿爾布萊特比普通駭客更善於組織和計劃，他覺得要是執行這些程式並在《人民計算機公司》雜誌上發表太多的程式清單會讓這份刊物有過於專注技術的傾向，於是他制定了一個出版《人民計算機公司》臨時增刊的計劃，刊物命名為《tinybasicjournal》。可是，這依舊無法應付紛至沓來的使用者投稿，這一事實讓他認識到，現在迫切需要新創辦一份偏重於軟體的雜誌。於是他打電話給吉姆·沃倫，請他出山擔任這份新雜誌的編輯。
沃倫身體肥胖敦實，伶牙俐齒，是一名電腦科學專業的學生。在那次家釀計算機俱樂部聚會後，他因厭惡煙味而沒有參加隨後的「綠洲」（theoasis）會議。沃倫就讀於midpeninsulafreeuniversity大學。除了擁有幾個理科學位以外，他又做了大約8年的計算機諮詢顧問，另外還擔任著計算機聯合會（associationforcomputermachinery）內幾個特別興趣小組的主席。人民計算機公司為這份工作每月向他開價350美元，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下來。「感覺這份工作挺有意思，」他後來如此解釋。由於還認識另外一些極力反對basic的人士，因此沃倫堅持認為，這份雜誌不應僅僅侷限在basic這一種語言上，還應刊登一般性的軟體資訊來幫助所有那些已經組裝好自己計算機的硬體駭客，讓他們能夠獲得啟用機器裡一個個二進位制位的「咒語」。
這份雜誌的名稱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瀰漫在人民計算機公司和家釀計算機俱樂部周圍的情緒：因為tinybasic確實節省了儲存器空間，所以大家戲稱其為「dobbs醫生的計算機健美操和美齒學期刊……體態輕盈，小巧玲瓏。」難道不是嗎？
在《ddj》創刊號的編者按中，沃倫指出，這本刊物重點關注「免費或非常便宜的軟體」。他在一封介紹這本刊物的信中進一步闡述道：「比爾·蓋茨在他的公開信中怒氣衝衝地指責計算機愛好者‘偷竊’了他的軟體，這個問題現在有了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如果軟體是免費的，或者價格便宜到購買比自己複製還要方便，那麼也就沒有人會去‘偷竊’軟體了。」
沃倫將《ddj》視為駭客夢的旗艦。他希望將這份刊物打造成彙程式設計式、偵錯程式、圖形和音樂軟體的資料交換中心。此外，他認為這份刊物還應該是「一份通訊媒介和一個智力革命的帶頭人」。不過到1976年為止的這段時間，計算機界的事情瞬息萬變。通常，他聽說了某條硬體新聞或軟體解決方案後，根本等不及出版，便會馬不停蹄地在下一次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聚會上當眾把這星期收集到的所有新聞公之於眾——因此在俱樂部內他已經是個不大不小的名人了。
沃倫為了能讓人們有機會在公眾活動區域用上軟體，不知疲倦地奔走呼籲，但他絕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商品化可能最終會改變駭客精神。針對這一威脅，有位脾氣倔強、頗有主見的軟體專家名叫湯姆·皮特曼，他的回應可能算是最有個性的了。皮特曼沒有參與家釀計算機俱樂部成員間協作開展的任何重要專案。他的行事風格具有典型的中年硬體駭客的特徵，他們被吸引進家釀計算機俱樂部，對置身於這場微型計算機革命倍感自豪；另一方面，他們喜歡享受獨自鑽研計算機的樂趣並從中獲得極大的滿足，因而時刻保持低調。雖然皮特曼和李·費爾森斯坦同齡，並且兩人還是伯克利大學的同年校友，但他並沒有生活在一個不太和睦的家庭氛圍中，這一點與費爾森斯坦的經歷完全不同。
皮特曼從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第一次聚會開始就是這裡的常客，雖然沒有刻意和別人交往，但不久他就成為俱樂部中最純粹、也最有成就的工程師之一了。他的身材看起來比較單薄，戴著一副厚厚的眼鏡，臉上不時掛著笑容。儘管這笑容掩飾不了他的羞澀，但也傳達出他渴望和任何人就硬體問題展開討論的意願。他曾經用低功耗的intel4004晶片構建過一臺還遠談不上可用的計算機系統，並曾經在其中儲存了家釀計算機俱樂部郵寄清單。當他告訴別人自己曾經處理過這樣一個計算機系統，它能夠完成很多甚至超出理論極限的工作時，大家無不對他刮目相看，皮特曼自己更是洋洋自得，飄飄欲仙。
20世紀60年代初，皮特曼還是個高中生的時候就夢想有朝一日能擁有一臺自己的計算機。在描述自己此前的生活經歷時，他認為自己是一名「實幹家，不是旁觀者」，不過他一向獨往獨來，他的內心世界完全被邏輯電路所佔據，也只有邏輯電路才讓他有安全感。「我不太在意別人的思維模式。」他後來說。他會鑽進圖書館，找到相關課題的書籍，一頭扎進去；然後再借更多的書。「我不會看書看個沒完，用不了多久我就會親自去做——要麼乾脆自己動手，要麼就在腦海裡琢磨。」
在踏入伯克利大學校門的時候，他已經自學完了很多數學和工程方面的大學課程。大一時他最喜歡的課程就是「數值分析」。正當言論自由運動在身邊風起雲湧之時，他卻如痴如醉地專注於解決這門課程的實驗部分中遇到的問題；他系統性地攻克了一道又一道複雜的數學課題。然而這門課程的演講部分讓他討厭，因為演講並不「有趣」。因此，他的「數值分析」這門課的成績便大受影響：實驗部分總是「優秀」，演講部分則一直為「差」。重修這門課的結果也大同小異。也許他本就不該進入大學這種組織結構中來。
後來他終於逃出了苦海。有一位同情他的教授給他介紹了一份在舊金山國防部的一個實驗室的工作。他的職責是用計算機測量模擬核爆炸所產生的輻射影響，並建立一個模擬模型。從道德角度來說，他並不排斥這項工作。「我對政治問題一點都不敏感，我幾乎從不關注。」他後來說。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聲稱自己並不是一個激進的拒服兵役的人sup/sup。他後來解釋說：「這就是說我更願意為人民服務，而不願服兵役。在那個實驗室工作，我是在為我的國家服務。那裡的工作也很對我的胃口。」
他很珍惜這次機會，因為照此發展下去，有朝一日他將能夠心無旁騖地研究計算機；儘管下班時間是6點，但他為了享受辦公室的寧靜環境，經常加班到很晚才離開。他常常累得疲憊不堪才停止工作；有一次晚上開車回位於東灣（eastbay）的家，他開著開著就睡著了，等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竟然躺在路邊的玫瑰花叢裡。通過在實驗室的工作，他掌握了大量關於計算機系統的知識，後來還成為實驗室中非正式的系統駭客；大家只要有計算機方面的問題就會來找湯姆幫忙解決。越戰結束後，這部分國防經費被取消，實驗室也被迫關閉。皮特曼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儘管如此，製作一臺自己的計算機卻已變得越來越可行了。於是，他徑直找到intel公司（第一個微處理器的製造商，也是4004晶片的生產商），提出為他們編寫4004晶片的彙程式設計式。作為這項工作的交換條件，他希望能得到製作計算機的相關配件。對他來說，編寫程式碼完全是手到擒來的事。他先完成了彙程式設計式的核心部分，接著為了能得到更多的零配件，又編寫了一個偵錯程式。後來，凡是購買了intel4004晶片並且需要程式設計的使用者，intel都直接請他們和湯姆聯絡。到開始參加家釀計算機俱樂部聚會的時候，他已經有了豐富的諮詢業務經驗，並和妻子一道把家搬到了聖何塞，他的妻子是在他連哄帶騙下才勉強接受他對計算機的狂熱想法的。
皮特曼雖然被家釀計算機俱樂部成員間在技術上無私奉獻的精神所深深折服，但他不會像鮑勃·馬什開辦處理器技術公司那樣創業，他骨子裡還是那種不想與商業利益沾邊的人。他更不想為這些突然冒出來的創業公司打工。「我在俱樂部裡沒什麼特別談得來的人。他們並不瞭解我——我願意單槍匹馬地做事。」他後來說，「還有，我沒有管理才能。我更像一個做軟體的人，而不像一個電子工程師。」
不過，從比爾·蓋茨的那封信所引發的「軟體躁動」以後，皮特曼決心要採取公開的行動。「蓋茨對人們的偷盜行為憤憤不平，那些人卻說：‘假如你每個副本不賣150美元這麼貴，我們就會買。’因此我決定來證明一下，看他們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一直關注著《ddj》期刊上有關tinybasic的訊息，並且對編寫一個basic的基本思路也熟悉。他發現mits公司有不少計算機方面的競爭對手，那些公司沒有使用intel8080晶片，而用motorola6800晶片生產計算機，更妙的是還沒有人為這些計算機編寫basic直譯器。於是他決心編寫一個執行在6800上的tinybasic直譯器，售價僅為mits計算機上執行的basic的一個零頭——5美元。他倒要看看人們會購買還是盜竊他的軟體。
皮特曼不愧為一名真正的駭客，他並不滿足於執行任何一款現有的tinybasic，其實他早已成為一頭「面目猙獰巨獸」的俘虜了——這頭「巨獸」總是站在每一名駭客身後，不住地用手指戳著這名駭客的後背，催促他：「再加幾個功能！幹得再漂亮點！」皮特曼新增了一些普通人通常認為無法整合在一款「微型」語言中的功能——例如為插入幫助說明預留空間，以及使用整個命令集的功能。僅僅過了2個月，他的直譯器就能夠正常執行了。此外，他還打算以3500美元的價格將這個直譯器賣給ami公司，條件是ami公司不能壟斷銷售。幸運的是，ami公司完全接受了他的報價和條件。他還計劃以每個副本5美元的價格向業餘愛好者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