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byte》雜誌上做了個廣告，幾天後他就有50美元入賬。有些人寄來10美元或更多，對他說5美元的價格實在是太便宜了。有的人給他寄來了5美元，並附上一張便箋，說無需給他發貨，因為該人已經從朋友處複製了一份。皮特曼每天不停地郵寄軟體副本。他的成本包括12美分的紙帶介質，50美分印製自己寫的手冊。晚上，他坐在自己小家的沙發上，一邊收聽聖何塞基督教廣播電臺的廣播或基督教大會上發言的錄音磁帶，一邊摺疊紙帶介質。漸漸地，他已能熟練地將長長的紙帶每8英寸一折，絕無偏差。之後，皮特曼就到郵局將包裹寄出。所有這一切全憑手工完成，他的妻子也會從旁協助，不過她對這種來錢的方式一直半信半疑。

這次成功標誌著駭客主義的勝利，但湯姆·皮特曼並沒有停滯不前。他還想跟別人分享他的經驗，用活生生的事實告訴大家他們可以用這種方式發展壯大。後來，他在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會議上做了一次報告，當他大步流星地走上講臺的時候，李·費爾森斯坦發現他的身體有些僵硬。為了讓他儘量放鬆，李·費爾森斯坦於是對他說：「大家叫你小湯姆·皮特曼，可是你一點也不像，這是怎麼回事？」湯姆在公共場合缺乏應變才能，他只是笑了一下，沒有任何其他表示。可是，就在他開始講話的時候，活力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一會兒扭向這邊，一會兒又扭向那邊，說到關鍵處，連胳膊也忍不住在空中揮舞起來。這種前後的反差頗有戲劇性：平時他沉默寡言、潛心鑽研技術問題，現在卻以發自肺腑的開放心態大談特談一件明顯對他極為重要的事情：資訊的自由傳播。

完成tinybasic後不久，他給自己提出了一個新的目標，宣佈他計劃編寫用於微型計算機的fortran語言，每份副本僅售25美元。這又是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是需要他全身心地投入的事業。正當他緊鑼密鼓地置身於工作當中時，用他自己後來的話說就是，「我妻子（她實際上嫁給了計算機）離我而去了。她決心絕不和一個痴迷計算機的人維持婚姻。」

這種變故很多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成員都曾經歷過，特別是那些起初用花言巧語贏得女人芳心的駭客，他們的下場莫不如此。「我可以說，計算機愛好者的離婚率很高——至少對我來說確實如此。」侖登·弗倫奇後來這樣解嘲道。離婚並沒有使湯姆·皮特曼的生活變得簡單。他根本沒有心情完成fortran語言的編寫工作。他一次次地反思自己為計算機所付出的一切，探究到底這種付出的動力何在，然後靜下心來寫了點東西：這次不是用機器語言，而是用英語。

他將這篇文章命名為「是deusexmachinasup/sup，還是真正的計算機愛好者」（其中「計算機愛好者」完全可以用「駭客」一詞替代）。究竟是什麼把矽谷的硬體駭客和劍橋的人工智慧駭客緊密地聯絡在一起的？該文對這一原因做了生動的闡述。他描述了當駭客鑽研並製作出了一些東西時的那種感覺。「就在那一瞬間，」他寫道，「作為一名基督徒，我認為自己獲得了某種滿足感。當上帝創造出整個世界的時候，他一定也有同樣的感受。」接著，他把計算機愛好者（即硬體駭客）的信念歸結如下，這些東西對家釀計算機俱樂部成員來說早已是耳熟能詳的了sup28/sup：

和計算機打交道比和人打交道有意思多了。我喜歡整天泡在計算機的世界裡不出來。打打遊戲，寫點程式或親自動手構建新部件都很開心。想通過燈光閃爍的方式或無線電波推斷出計算機正在執行哪段程式更能讓人樂此不疲。相比之下，每天（人與人之間）枯燥的交談簡直無聊透了。

至於當前的計算機，需要進一步完善才能指望它能為人類做這做那（比如：更多的儲存器、更快的速度、更強大的外設、更完善的basic語言、更先進的cpu，同時降低匯流排的噪聲、進一步除錯程式、推出功能更強大的編輯器和功率更高的電源等）。

根本不必購買這個軟體包或那塊電路板：我設計的比那些更好。

俱樂部的聚會場場不落。這才是最重要的。最有價值的隻言片語，其他人會怎樣解決那個困擾了你兩週的問題……這些是我最想知道的。當然，他們可能擁有某些免費軟體。

說到這裡，皮特曼的口氣忽然變了。他竭力讓自己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信條之外也有特例，證明他一直是這個俱樂部的忠實參與者，也目睹了出現的種種問題。他逐條列出了鑽研計算機過程中的一個個荒唐故事，最後總結道：「現在，計算機已經從不見天日的深窟中走進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假如你願意，它將佔據你所有的休息時間，包括假期。它會讓你傾盡所有，朝思暮想。它會讓你的愛人離你而去，朋友也會覺得你越來越乏味。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呢？」

受到婚姻破裂的打擊以後，湯姆·皮特曼決心改變他的習慣。他確實做到了。對這一轉變他後來說：「現在我可以休息一整天。週日也不開機。」

「至於其他6天，我會沒日沒夜地工作。」

李·費爾森斯坦白從擔任了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主持人後重新積聚了信心，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他的願望非常清楚，就是通過實實在在的行動傳播資訊，讓這個俱樂部成為一個由無政府主義者組成的團體，不論大家是否意識到，進出這個社團都不會有任何門檻。他的目標比摩爾和弗倫奇更加明確：在這場硬體駭客反抗以ibm為代表的壟斷勢力的戰爭中，為了獲得最大的政治影響，他們應該採取帶有濃郁駭客主義風格的策略。換句話說，這個俱樂部的組織結構永遠不會採取官僚體制。

假如想要尋找前車之鑑，他只需看看南方，看一下「南加州計算機社群」的情況便可一目瞭然。就在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第一次集會幾個月後，南加州計算機社群便宣告成立了。該社群充分吸納了這個電子人才集中地區的大量計算機愛好者，使得成員人數迅速飆升至8000人（幾乎所有承包國防專案的高技術企業都聚集在南加州）。社群的領導人不滿於簡單的資訊交換：他們希望制定團購計劃，發行全國性刊物並期待實現由計算機愛好者支配整個微型計算機業的夢想。家釀計算機俱樂部沒有設立執委會來商討俱樂部的目標和發展方向；並且差不多成立一年以後才將後來的想法追加到俱樂部的宗旨當中；此外，俱樂部沒有收取過真正的會費——只是建議大家每年交10美元訂閱內容尚可的新聞通訊。而南加州計算機社群則完全採取了另外一套模式，它有個正式的董事會，經常就「社群的本質」所引發的激烈爭論而召開例會。不久，南加州計算機社群還出版了一份華而不實的雜誌，其團購計劃也逐漸壯大（每個月達4萬美元），最後他們甚至考慮將自己的名稱改成「全國計算機社群」。

那位到處兜售處理器技術公司的電路板的鮑勃·馬什時不時地搭機參加已經擠得滿滿的南加州計算機社群的聚會，還曾一度當了幾個月的董事。後來，他對這兩個社群的差異做了如下評述：「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人相互之間都是半熟臉，每個月僅有兩次聚會。它從未真正成為一個組織。可南加州計算機社群的組織堪稱嚴密。那裡的人目空一切，唯我獨尊。社群裡的政治一團糟，最終毀了這個團體。」誰也說不清楚，其中的細節到底如何，大把的錢花在了不該花的地方，如團購計劃上。這幫人聘請的負責運營那本「華而不實」雜誌的編輯竟然決定讓該雜誌與南加州計算機俱樂部脫鉤，然後按自己的意願經營（仍舊以《interfaceage》的名字發行）；接著便引發了一場官司。董事會會議的，火藥味越來越濃，這種氣氛甚至延伸到了俱樂部會員大會上。最後，這個俱樂部還是走向了衰落。

雖然李·費爾森斯坦的計劃和南加州計算機社群的領導者一樣雄心勃勃，但他卻更清醒地認識到這場戰爭絕對不能以「跟著領導走」的形式開展。能和鮑勃·馬什和湯姆·皮特曼這樣的一批人共事他感到非常快樂——他們中部分人在駭客理念的指導下，用他們具備實用價值的產品改變著世界；另外一部分人則一步一個腳印地走自己的路，做一名純粹的駭客。他們最終的目標就是讓神奇、神秘的計算機走進千家萬戶，讓每個人都能體會到李·費爾森斯坦在他那間地下室「禪房」曾經體驗過的激動。在社會上營造這種氛圍有利於激發人們「親自動手」的本能。在1975年的電子與電氣工程師協會（institute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engineers，ieee）大會上，李·費爾森斯坦在發言中指出：「業界（當前）的做法不僅冷酷生硬，而且起不到任何作用：設計人員的座右銘是‘天才設計給傻瓜用的東西’，面對沒有接受過培訓且對裝置一無所知的使用者時，通行口令是‘請勿動手！’……友好的方式是什麼，我建議要根據使用者學習使用裝置、控制裝置的能力來決定。使用者必須花些時間仔細研究裝置的構造，製造商也必須儘可能為他們提供方便，保證既不會毀了裝置，又不能傷了人。」

費爾森斯坦話裡話外提到的裝置指的就是他的湯姆·斯威夫特終端，在1975年雖未研製成功，但也為時不遠了。鮑勃·馬什的處理器技術公司的業務剛剛起步，他日思夜想的就是要擴大其經營範圍，為此他給李·費爾森斯提供了讓他難以拒絕的優厚條件。「你設計湯姆·斯威夫特終端影片部分的費用我全包了。」他拍胸脯對他保證道。費爾森斯坦其實一直在為處理器技術公司做設計工作，但主要是檔案和電路圖方面的，因此這個條件對李·費爾森斯坦來說當然很有吸引力。鮑勃·馬什從他的公司成立之初便按照駭客道德的理念行事。他的公司分發出去的電路圖和軟體原始碼，要麼只收取名義上的成本費，要麼分文不取。（可能有向mit的高價basic示威的因素在內，處理器技術公司打算開發自己的basic，並和原始碼一同出售，定價為5美元。）這家公司還一度實行大鍋飯式的工資制度，每位員工每月的工資都是800美元。「我們根本不考慮利潤或任何形式的管理方式。」

李·費爾森斯坦不是處理器技術公司的員工，他選擇了按單（合同）工作的方式。「我會先給他們開個價，」李·費爾森斯坦後來回憶道，「而他們按這個價格的十倍付我報酬，因為我的目標不是金錢。」

不到三個月，李·費爾森斯坦就造出了一臺可用的原型機。和其他用於altair計算機的顯示卡相比（例如cromemco的dazzler顯示卡），李·費爾森斯坦的「影片顯示器模組」（videodisplaymodule，vdm）採用了全新的設計理念。dazzler顯示卡可以輸出顏色，它產生閃爍效果的方式通過不斷地回訪altair主晶片內的儲存器（其他新型計算機也會使用類似的硬體匯流排）實現的。史蒂夫·東皮耶喜歡他的dazzler顯示卡在執行basic時的出色表現：每時每刻，計算機螢幕上都會呈現出好像羅夏墨跡圖sup/sup一樣、反映計算機儲存器的可檢視案——這種圖案模糊、神秘，反映了程式操作的過程，就像控制台下的揚聲器讓人對tx-0計算機儲存器產生的那種聽覺印象一樣。

不過李·費爾森斯坦的影片顯示器模組屬於更加偏執的裝置，是按照有朝一日重建communitymemory的思路設計的。它的輸出為黑白兩色，並且沒有使用點來構造，而是使用了字母數字字元。（李·費爾森斯坦還考慮過增加另一種符號——六角形，這是他在《易經》中發現的，但不知出於何種原因，這個設想一直沒有落實。）vdm中李·費爾森斯坦設計最為巧妙的地方便是他充分利用了新型微處理器晶片速度快的特點，讓計算任務和顯示任務共享計算機的儲存器。這種工作方式就好像是一個迷你型分時系統，兩個使用者分別是影片顯示器和計算機本身。vdm，再加上altair計算機和其他擴充套件卡一道兌現了李·費爾森斯坦設計的tv打字機的承諾，開發進度出奇順利。但儘管如此，它也和處理器技術公司的其他產品一樣，按照他們的承諾，要等到1975年年底以後才能正式發售。

有個人對vdm情有獨鍾，他就是紐約的萊斯·索羅門。他曾經為推出愛德·羅伯茨具有開創意義的計算機助過一臂之力，但他並不滿足於躺在功勞簿上吃老本。他供職的雜誌（指《大眾電子》）一直關注著這場駭客圈內部發出的不同聲音，他本人也發表了更多和計算機有關的封面專題報道。現在，他期望能推出一款功能齊全的計算機影片顯示器終端，這款顯示器其實將計算機和顯示器的功能集於一身。這將是altair計算機推出以後的另一次飛躍，是計算機、電傳打字機和顯示器的一個綜合體。再也不會有人會因長時間撥動altair計算機前面板上那排小開關而把手指磨破了。索羅門親自到鳳凰城拜訪了「電視打字機」（就是鮑勃·馬什在伯克利大學一直打算構建的那種裝置）的發明者唐·蘭卡斯特，並向他承諾，他會親自到阿爾伯克基直接找愛德·羅伯茨，為他們兩位在終端專案上的合作牽線搭橋。按照索羅門後來的說法，這次會面「一開始就火星四濺，爆發了一場衝突。那是兩個都自視甚高的人之間發生的衝突。唐拒絕修改他的設計去匹配愛德的計算機，因為他說愛德的計算機效率低下，達不到他的要求。愛德則說：‘這辦不到。我不會重新設計altair計算機。’於是兩人立刻決定進行決鬥，是我把他們拉開了」。

怎麼辦呢？索羅門只有去找鮑勃·馬什，因為他的處理器技術公司已經可以提供vdm、儲存器卡，甚至還包括一塊能夠代替altair計算機的基本電路的「主機板」。他問馬什：「你為什麼不把這些部件整合到一起呢？咱們來設計一臺有顯示器的計算機如何？」假如馬什能夠在30天內開發出一臺「智慧終端」，索羅門答應將在《大眾電子》的封面報道中予以重點介紹。

馬什和李·費爾森斯坦商量了一下，最終李·費爾森斯坦同意承擔主要的設計工作。在他們進一步討論這個產品的時候，兩人逐漸意識到萊斯·索羅門想要的不僅僅是一個終端，而是一臺完整的計算機。就在altair計算機隆重推出那一年的晚些時候，「發燒友」計算機（不論是整機銷售還是以配件方式銷售）就已經出現了，其中最有名的一種稱為imsai，其生產公司的員工都參與過維納·埃哈得的estsup/sup培訓。幾乎所有這些計算機都沿用了altair計算機的100個引腳的匯流排設計。因此幾乎所有計算機看上去都跟altair計算機差不多，像是一臺超大的立體聲接收機，只不過沒有fm旋鈕，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的燈光和開關。所有這些計算機都需要某種終端（通常是一臺破破爛爛的電傳打字機），才能讓使用者真正做點什麼。

整整一個月，確切地說是1975年12月，李·費爾森斯坦和鮑勃·馬什一直專注於設計這臺機器。馬什建議用一塊8080晶片作為機器的核心，李·費爾森斯坦一開始出於政治原因表示反對。他的理由是，為什麼要用一個「集權的矽片獨裁者」（控制整個計算機）呢？不過後來他逐漸接受了這一建議，因為他也意識到真正的「智慧」終端（其實就是一臺計算機）也需要一個大腦。李·費爾森斯坦決定用自己古舊的偏執方式協調剩餘部分的設計，否則這個大腦一旦失控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馬什則不時地打斷李·費爾森斯坦的設計程式，讓他看看他從「未來生物」上得到的最新靈感。

李·費爾森斯坦後來在一篇雜誌報道上回憶這個過程時，寫道：「每當馬什發現了哪怕一丁點自己感興趣的東西，他就會一直鑽進去探索新的功能和高效方法，而後便會突然要將這一設計思路整合到整個設計中。他會跟我解釋這個問題或讓我抓住這個機會，然後在把技術方案書給我之前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說‘你要做的就是如此這般……’我如果也是個以自己為中心的人，那第二次出現這種事的時候我們倆就可能已經分道揚鑣了，我會質疑他的‘專業素質’和對我工作的‘橫加干涉’。當然，畢竟我們兩人還共用一個工作間，假如要避免在氣頭上做出不理智的事，我就不能反應過激sup29/sup。」

馬什和李·費爾森斯坦一樣，設計的時候不僅將這臺機器當做一個有趣的產品，更把它視為一件政治工具。「我們希望讓所有人都能接觸到微型計算機，」他後來如是說。「公眾並不知道，但是計算機的時代即將到來，每個家庭都會擁有計算機，人們可以用它做些有意義的事情。說實話，我們也不敢確定計算機最終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我們覺得我們正通過某種方式投身到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

李·費爾森斯坦建議，既然兩人是按照索羅門的設想建造的這臺機器，它就應該被稱為"sol"。（萊斯·索羅門後來說：「如果成功了，他們就會說sol在西班牙語中的意思是‘太陽’。如果失敗，他們就會把責任推給那個猶太人。」）

sol從設計到全部完工，兩人每天工作14~17個小時，連續不休息地工作了6個星期。李·費爾森斯坦總是埋頭盯著熒光燈桌面上如一團亂麻般的設計方案，每天只喝點兒橘汁就打發了。這段時間，鮑勃·馬什的一個木匠朋友設法以半價買下了一塊胡桃木木料，他們都認為sol的機殼應該用這種上好的材料製作才夠氣派。原型機的電路板終於完成了，僅比萊斯·索羅門原先規定的最後期限晚了15天。兩週後，在1976年2月下旬，也就是重新修訂後的產品完工日（紐約時間）的前一天，兩人匆匆忙忙將所有的裝置都安裝到一個altair計算機風格的匯流排上，其中還包括一個臨時攢出來的電源、鍵盤和一些沒有經過嚴格除錯的軟體。作業系統由處理器技術公司的首席軟體程式設計師、也是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成員史蒂夫·東皮耶編寫。

承襲馬什一貫的節儉作風，他為自己和李·費爾森斯坦訂了夜間航班的機票。一切都按時完成，他們衝向直升機場，登上了飛機。凌晨6點，兩人疲憊不堪地到達了紐約肯尼迪機場，他們那臺「給普通人用的計算機」分別放在兩個紙袋中。機場的商店都還沒有開門營業，連喝個咖啡的地方也沒有，於是索羅門請他們到自己位於法拉盛的家裡吃早餐。在那一刻，萊斯·索羅門的家（具體說是他家地下室的工作間）即將成為一個令人神往的聖地，因為這裡馬上就要見證另一次讓人激動萬分的創舉。索羅門時常款待能夠設計出這些產品的年輕的硬體駭客，他的妻子更是隻需一眼就能認出他們來。「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索羅門後來解釋道，「他們眼中都有一小團激揚的火焰。她以前常說，有的人有種內在的品質，雖然他們看上去好像邋遢的盲流，但假如你看他們的臉，看他們的雙眼，你就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了。她從他們的眼睛中看到的是智慧的光芒和激昂的熱情。」

可就在1976年2月那個寒冷的早晨，這光芒逐漸黯淡了下來：馬什和費爾森斯坦的終端啟動不了了。李·費爾森斯坦有個朋友，在新近開始發行的發燒友雜誌《byte》供職。他馬上乘飛機到新罕布什爾州去找這個朋友，在他的幫助下在一間工作室中找到了問題所在——有根電線脫焊了。於是兩人馬上返回《大眾電子》編輯部，將他們的機器開啟。「看上去好像整間屋子都沸騰了，」索羅門後來回憶道。他立刻意識到他看到的是一臺五臟俱全的計算機。

索羅門如約在隨後出版的《大眾電子》上發表了有關智慧計算機終端的報道。可那實實在在就是一臺真正的計算機。處理器技術公司將它裝在一個四周用胡桃木材料製成的藍色箱子裡，它看起來更像是一臺沒有壓紙滾筒的打字機。改良後組裝件設計圖，按照慣例，可以提供給任何想要了解這臺機器工作原理的人（改良後的配件總價值不到1000美元）。後來馬什估計大約有3萬~4萬人向他們索要詳細設計圖。訂購這種機器組裝件的訂單像雪片般飛來。看起來，sol大有打破計算機發燒友市場的沉寂脫穎而出之勢，並一舉引領駭客行為進入家庭。

sol計算機的首次公開亮相是在亞特蘭大舉辦的一次名為pc'76的展示會上。說起來有點匪夷所思，這還是「發燒友計算機」行業的從業者第一次聚在一起展示各自的作品。會場就設在舒爾本酒店。由於當時法律禁止公開賭博，該酒店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牆上留有不少洞孔，部分房間的門把手都沒有了，空調也不能用。有幾個住在這裡滿腹怨氣的退休人員，他們乘電梯時看到留著長頭髮的史蒂夫·東皮耶後差點動手給他一頓老拳。儘管如此，那次參展經歷依然讓人久久不能忘懷。參觀人數幾乎達到5000人，其中很多都不是本地人（南加州計算機社群為此組織了一次優惠旅行，吸引了很多灣區的駭客都來參加）。從家釀計算機俱樂部衍生出的公司，如處理器技術公司和cromemco，終於和來自全美各地誌趣相投的人士碰到了一起，他們交換技術資訊，描繪未來的美景，一直聊到深夜。

sol計算機在這次展示中備受關注。駭客們似乎一致認為，sol計算機憑藉其平易近人的外觀、打字機樣式的內建鍵盤及其影片顯示器，必定會成為家用計算機的下一個發展方向。不久，處理器技術公司設法讓sol計算機上了電視——湯姆·辛德主持的"tomorrow"節目。一向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電視節目現在也開始正視駭客夢的最新成果——在一臺sol計算機上執行著史蒂夫·東皮耶編寫的名為《target》的遊戲程式。遊戲中，使用者通過操縱在螢幕底部的大炮來擊落飛過螢幕頂部的、成排的、由字母數字字元構成的外星飛船。這個設計非常巧妙，史蒂夫·東皮耶後來說：「這個小竅門最後還是讓大家知道了。」不管怎麼說，編寫這種程式的目的就是要看到人們玩計算機玩得開心。

《target》遊戲給湯姆·辛德和電視觀眾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證，讓他們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去審視原先被渲染為邪惡怪物的那種東西——計算機。想象一下，那些不修邊幅的當代嬉皮士竟然有本事把計算機帶到電視臺，配置好它，然後讓一個對計算機技術一無所知的傢伙（例如湯姆·辛德）親自動手操作！湯姆玩得非常投入，在導演喊「插播廣告」之前他已經深深地沉浸在擊落外星飛船的情境之中了——這絕不是開玩笑——隨著遊戲的進展，外星飛船會以更快的速度飛過螢幕，甚至還會投放配備有手榴彈的傘兵部隊。這種設計增加了遊戲的難度，迫使使用者要更加專注地應對。在擊落外星飛船以後，湯姆·辛德體會到，那是一種渾身充滿力量的感覺。這種感覺會讓你稍稍領略到假如用這臺機器真正做點事情後的那種歡欣鼓舞。到底這臺跟打字機差不多的機器有什麼奧妙呢？即使像《target》這麼簡單的遊戲也能促使人們對這個問題加以思考。「還沒有人給出過一個明確的定義，」史蒂夫·東皮耶後來說，「不過我覺得計算機確實有些魔力。」不管到底原因何在，東皮耶說：「工作人員不得不過去把湯姆·辛德從計算機前拉過來，讓他把節目做完。」

他們認為這種語言無法將機器的全部硬體潛力都賦予使用者。

烏托邦式的行為要求大家在互助的基礎上令每個人都能滿意。

semi-objector，出於反戰或其他原因拒絕服兵役。

拉丁語，喻為突然出現並改變事情發展軌跡的人。

20世紀中葉，瑞士心理學家羅夏把患者對10種標準墨跡圖形的解釋作為情感、智力機能和綜合結構的檢測方法來分析。

維納·埃哈得，原名為約翰·波爾·羅森伯格，1935年出生於美國費城，1960年離家出走後遂改用此名。他開創了一種現代的體驗哲學系統，名為est（erhardseminarstraining，erhard研究會培訓）。他從親身參與過的各種運動中體會到：每一個個體都是他們各自體驗的本源，外人對他的種種描述都是不準確的。明白了這一點，在est培訓中就稱為「得道」（getting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