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萊德·摩爾本來應該是順理成章的繼任者。在家釀計算機俱樂部前幾個月召開的每次聚會中，他都會坐在屋子前面，用磁帶錄音機和筆記本為會議做記錄，以便在每月的新聞通訊中能夠概括出會議的亮點。為了這個俱樂部他花費了大量的心血，因為他已經看到，駭客和他們的altair計算機即將形成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通過共享經驗和交換技巧，我們促進了前沿科技的進步，讓低成本計算能夠為更多的人服務。」他在新聞通訊稿中這樣寫道，並新增了自己的社評：「不可辯駁的事實表明，人們可能出於自娛自樂和教育的用途需要計算機。為什麼大企業沒有注意到這個市場？因為他們正忙著相互高價兜售這樣的機器（或賣給政府部門和軍方）。他們不想把計算機直接賣給普通人。我從內心深處欣賞mits公司的altair計算機所帶來的強烈衝擊，因為它有三個意義：（1）可以迫使其他已經覺醒的計算機公司去滿足家用低成本計算機的需求……（2）促使建立更多的本地計算機俱樂部和愛好者協會以填補技術知識的真空，（3）幫助揭開蒙在計算機上的神秘面紗……」
摩爾明確地將家釀計算機俱樂部定位成一個資訊交換中心。資訊應該在俱樂部成員之間自由傳遞，就像在一臺精心設計的計算機內無拘無束流動著的二進位制位一樣。「弗萊德·摩爾對共享的理解比任何人來得都要深，」戈登·弗倫奇後來回憶道。「他經常使用這樣的表達方式——共享，共享，再共享。」
可是，俱樂部的大部分成員卻希望走一條和弗萊德·摩爾截然不同的路。弗萊德總是不厭其煩地提到具體的應用。在俱樂部最初幾次聚會中他就開始強調這一點，敦促這個鬆散組織的成員要團結起來乾點正事。至於正事到底是什麼，連他自己也說不太清楚。也許可以用計算機幫助殘疾人，或者用計算機將人們的通訊地址彙編成冊以便抵制兵役？摩爾意識到這個俱樂部的本質似乎與政治有關，這也許不錯，但是這一觀點又似乎與「駭客通常不會有意地推進社會變革」的現實相矛盾，因為駭客只做駭客該做的事。摩爾對計算機系統的工作方式不那麼著迷，讓他念念不忘的是建立一個處處講究共享和互助的社會體系；似乎他並沒有將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當做那些渴求「家釀計算機能擁有建造金字塔的力量」之人的技術大本營，而是將其當做致力於社會變革（例如他曾參與過的抵制兵役制度運動和反核組織）的一群精英。他建議通過銷售蛋糕為俱樂部籌集資金，他還在新聞通訊上發表過一些精美的小詩，例如這一首：「不要牢騷滿腹，也別杞人憂天/要靠我們自己/通過這個俱樂部/實現我們的夢想。」其間，多數成員會翻過來看看這個號召捐款的新聞通訊的背面，上面會畫著名為「通過數字多路轉接器生成的任意邏輯功能」的示意圖。這便是改變世界的方式，另外還有很多比賣蛋糕有意思得多的方式。
後來，李·費爾森斯坦表示他並不認為摩爾「直接將政治引入了俱樂部，他一直保持在抗議或做出抗議的姿態這一層面上。不過我們更感興趣的是一種你也許會稱為‘行動宣傳（propagandaofthedeedsup/sup）’的效果」。
因此，當有個能讓會議更加符合駭客自由交流精神的機會恰巧出現的時候，換句話說就是當戈登·弗倫奇（他當時是社會安全域性的諮詢顧問）臨時有事到巴爾的摩出差的時候，某些俱樂部的成員沒有請摩爾擔任會議主持，而要求李·費爾森斯坦來擔任。李·費爾森斯坦之所以成為一名理想的人選，不僅因為他和其他人一樣，是一名硬體駭客，而且他還是一名有著政治觀念的計算機愛好者。盛情難卻，他期望自己的主持可以讓這幾次聚會的質量有一個顯著的提升。現在，假如他能讓這幾次會議既保持自由的風格，又朝著正確的方向進行，同時繼續完成他自己游擊隊式的硬體設計方案（直至湯姆·斯威夫特終端大功告成），並參與處於停滯狀態的communitymemory概念的復甦計劃（這項計劃是當年夏天啟動的，同時還出版一份油印刊物，名為《社群通訊期刊》，這份刊物的目的是推廣傳播微型計算機的概念，讓大家瞭解這種裝置就是為了普通人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而製造的，就像各個社群的成員使用計算機那樣方便），他就可能成為硬體戰線革命的領軍人物。
1975年6月舉行的那次家釀計算機俱樂部成員聚會上，他第一次站在眾人面前，心裡還是感覺有些害怕。他後來回憶說，當有人問誰來做下次聚會的主持人時，那個m＆r電子元件商店的老闆、被人稱為「破爛王」的馬蒂·斯珀格爾提議由李·費爾森斯坦來做，並且獲得了大家的「一致贊成」。那感覺就像是加冕一樣榮耀。儘管有些緊張，但他不能讓這機會白白溜走。和以往一樣，李·費爾森斯坦並不太在乎失敗，他害怕的是自己連嘗試一次也不敢就打退堂鼓。
他多少知道一點如何主持這樣的論壇。在1968年他還是一名激進的學生時，就一直收聽某個伯克利大學廣播電臺的「現場來電」節目。那個節目自始至終毫無章法，來電人的聲音模糊不清，另外還充斥著各種嘈雜的聲音。後來他實在受不了了，乾脆跑到那家廣播電臺，揮舞著手裡的隨身聽對他們大喊：「你來聽聽，你來聽聽，你們這幫白痴！」後來連他自己也沒想到，他竟然開始協助這家電臺整頓這檔節目了，他的職責之一便是在電話接入現場之前告訴嘉賓有關注意事項。他認為主持家釀計算機俱樂部聚會的工作與以往有相似之處；他要求大家不要冒昧地和任何人談論其他人的興趣所在。因為弗萊德·摩爾感覺，唯有這樣才能凝聚會議的精神，即資訊交流。於是李·費爾森斯坦為會議畫了一個流程圖，就好像在解決一個電路設計問題那樣給這次聚會定下了一個框架。要留出一段時間，讓所有與會者介紹一下他們正在從事的研究工作或他們想知道些什麼——這就是「訊息釋出」議程，類似於畫一張電路圖。然後是「自由討論」議程，大家可以隨意去找那些提出過有趣建議的人進行攀談，或請他為你釋疑解惑，或瞭解一下他是否有你想知道的資訊；要麼乾脆找你認為有趣的人隨便聊聊也無妨。這項議程結束後，也許還該有段簡要的總結，或者有人想要演示某個系統或新產品；完了以後，可以再進一步「訊息釋出」和「自由討論」。假如李·費爾森斯坦發現人們沉浸在第一場「自由討論」中無法自拔時（有時候你可能因思考一個技術問題、或電路板的走線技巧等方面的課題而渾然忘我），他就會改變會議程式，取消原計劃會議最後進行的第二次「自由討論」議程。這樣經過修改以後，會議的各項議程執行起來井然有序。
李·費爾森斯坦發現，自己站在一群人面前，並且這群人接受他並肯定他作為「堆疊指標」（指計算機的一個功能，依靠它來確定每項計算任務的執行順序）所做的一切，這對他有意識地從鼴鼠洞般封閉的個人世界中走出來大有裨益。很快，隨著做主持人的工作越來越得心應手，他也積攢了足夠的信心，向大家介紹他一直從事的湯姆·斯威夫特終端的工作；站在slac這間小禮堂的前面，他一邊在黑板上龍飛鳳舞，一邊滔滔不絕地講著，從影片顯示器到硬體的可靠性，從依凡·依利希到把使用者整合到設計當中的理念。這次演說融合了社會批評和技術心得，俱樂部的成員也對此讚賞有加。李·費爾森斯坦發現自己在說一些事先準備好的俏皮話方面極有天賦，因此他設立了一個小環節，用來在每次會議開始前展現一下他這方面的才能。慢慢地，他對自己俱樂部司儀的角色怡然自得：在他的心中，他就是一場駭客運動的總指揮，這群駭客對於建立一種以微處理器為中心的生活方式至關重要。
就在李·費爾森斯坦取代戈登·弗倫奇成為聚會主持人不久，麻煩纏身的弗萊德·摩爾辭去了他在俱樂部內的所有職務：出納、秘書以及新聞通訊的編輯。他有些私人問題需要處理，他的女朋友離他而去了。對他來說，離開這裡是非常令人傷感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他覺得這個俱樂部是他留給大家的唯一念想，不過原本期望這個俱樂部能夠致力於為大眾服務的夢想，至少到當時為止，已經明顯不能如願了。相反，這裡有了「行動宣傳」，並且更讓人不安的是，某些與會者，按照摩爾後來的回憶，「專為發財而來，他們說‘哇，這是一個新興的產業，我要開一家這樣的公司，生產這些電路板，然後賺大把的錢……’」此外，還有些與計算機相關的社會問題摩爾還沒有來得及深入研究，但他後來說，他已經逐漸認識到「俱樂部成員的電子知識和計算水平早已遠遠超過他了，因此他們才會對那些無比誘人的機器裝置心馳神往。」弗萊德認為人們對技術的接納過於盲目，併為此而鬱鬱寡歡。
儘管如此，他對這個俱樂部的愛沒有半分減退。當他因個人原因不得不退出並回到東海岸的時候，他後來形容「那是我有生以來最傷心的一段日子。」8月中旬的那次聚會上，身材矮小、滿臉憂鬱的摩爾站在黑板前，把他的職責一條條寫在黑板上，問誰來接替他做新聞通訊的編輯，誰來做出納，誰來記日誌……後來有個人走上前來在每一項工作後面都一一寫上了「弗萊德·摩爾」。這一舉動讓他的心都碎了，然而他明白一切都已經結束。雖然沒法跟大家講明所有原因，但他必須讓兄弟們知道他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是我幫助大家走到了一起，讓他們分享彼此的技藝和激情。」摩爾後來說。這些目的全都達到了。確實，每次聚會在大家分享小道訊息和交換晶片時，無不洋溢著興奮的情緒，迸發出熱情的火花——他們正在為進入這個新世界刻苦地修煉著。在會議的「訊息釋出」議程中，會有人站起來說他在組裝altair計算機時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李·費爾森斯坦就會問：「誰能幫幫他？」然後就會有四五隻手舉了起來。好的，還有問題嗎？接著會有人說他需要一塊1702晶片。另一個人可能有一塊多餘的6500晶片，於是他們就會各取所需。
接下來有人會站起來發布矽谷內最新的傳聞。有個長著胖乎乎臉蛋的傢伙叫吉姆·沃倫，他曾是斯坦福大學電腦科學專業的研究生。這個人是個地地道道的爆料大王，他常常在「自由討論」期間成為焦點人物，談論起這家或那家公司來經常口若懸河，一說就是10分鐘，期間還會穿插些他自己對未來通過數字廣播的方式進行計算機通訊的看法。
這種小道訊息的傳播方式也算別有特色了。還有一個著名的「訊息靈通人士」也擅長此道，他叫丹·索科爾，是一名剛入行的工程師，在矽谷一家大型企業中擔任系統測試員。他的訊息短小精悍，其預言的準確性往往令人對他刮目相看（索科爾後來承認，幾乎一半的訊息是他自己編的，就是為了讓大家不停地猜下去）。索科爾，長髮，絡腮鬍，是數字技術的追隨者。他的思想新近發生了改變，迅速接受了駭客道德的觀念。受此觀念的激勵，他參加了家釀計算機俱樂部。他認為沒有什麼秘密訊息不能與人分享，並且秘密越事關重大，揭秘的興奮感也越強烈。「這兒有intel的人嗎？」他可能這樣問——假如沒有，他就會宣佈一條有關晶片的新聞，當然，此前intel一直保守著這個秘密沒有讓矽谷內任何一家公司知道。
索科爾是一名徹頭徹尾的生意人。有時他會伸手到口袋裡拿出某種晶片的原型產品。有一次，據他回憶，那是一個工作日，有幾個人來測試幾塊晶片。他們來自一家新成立的叫atari的公司。這幾個人顯得極其神秘，也沒有說明那些晶片的功能是什麼。索科爾自己檢查了這些晶片：有幾塊上打了syntech的標誌，還有些打了ami的標誌。索科爾在這兩家公司都有熟人，據他們透露，這些晶片是定製的部件，由atari公司設計和製造。於是他偷拿了一塊晶片回家，把它放到測試板上進行全面測試。終於發現這塊晶片內竟然包含一個執行最新影片遊戲《pong》的程式——原來新成立的這家叫atari的公司正醞釀將這種晶片與家用計算機整合到一起來執行這款遊戲。在遊戲中，兩個遊戲玩家控制電視機螢幕上的「光拍」並試圖擊打一個如亮點般的「球」。索科爾在一塊電路板上覆制了晶片的設計，然後把電路板帶到家釀計算機俱樂部聚會上展示給大家看。他隨身還帶了幾塊晶片，用來和其他人交換。最後他得到了一個鍵盤和幾塊ram晶片。「那時的做法百分之百屬於盜竊，」他後來解釋道。不過按照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理念，索科爾正在將一塊純潔的東西從壓迫者的專屬權中解放出來。《pong》遊戲本身是純潔的，應該屬於全世界。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成員之間進行此類交換不僅不受約束，而且方便得很。
幾年前，巴克敏斯特·富勒提出了增效（synergy）的概念——把力量集中起來要比各個部分力量的總和還要大，這種情況無論對某一系統內共同工作的人還是自然現象都同樣適用——家釀計算機俱樂部便是這一概念的典型例證。一個人的點子會激發另一個人的靈感，進而著手做一個大專案，或許還可能成立一家公司，以這個點子為基礎生產產品。或者，假如某個人想出了一個聰明的辦法在altair計算機上建立一個隨機數生成器，他再把程式碼公之於眾，這樣一來每個人就都能實現同樣的功能了。那麼下次再聚會的時候，說不定會有誰就能利用這個例程設計出一款遊戲。
聚會結束後增效作用也沒有停止，有幾個俱樂部的成員會繼續暢談直至午夜時分。他們的聊天地點選在了校園附近一處名為"theoasis"（綠洲）的地方，此處有一個終年流水潺潺的洞口（這個地方是羅傑·梅倫推薦的；吉姆·沃倫是一個對吸菸深惡痛絕的人，他曾試圖讓大家到"thevillagehost"的禁菸區去聊，但是沒有得到眾人的響應）。這些人擠在幾個狹小的木製隔間裡，這裡的桌子都深深地刻著幾代斯坦福大學學生的姓名首字母。任何一個來參會的人，包括加蘭、梅倫、馬什、費爾森斯坦、東皮耶和弗倫奇都深深地被會議所散發出的激情（當然還有啤酒）所鼓舞。他們展望計算機發展的未來，其中不乏怪誕得不能再怪的想法。在海闊天空的神聊中，他們甚至還打算有朝一日在用電視機螢幕做顯示器的家用計算機中編寫不良程式，假如以計算機的方式瀏覽這些東西，它們也就是不雅圖片而已，因此絕對不違法。怎麼從計算機的原始程式碼談著談著就變成不雅圖片了？其實，這只不過是幾十個荒誕不經的假想之一，然而這些想法在短短幾年之內不僅變成了現實，而且更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想象。
增效作用：被大家戲稱為「破爛王」的馬蒂·斯珀格爾對這種現象體會頗深。這位皮膚黝黑、臉上經常掛著善意笑容的中年經銷商認為，參加家釀計算機俱樂部就好像你「擁有了一支私人童子軍，大家互相幫助。我記得我辦公室有臺電傳打字機出了毛病，俱樂部裡有個人說他可以來檢查一下。後來他不僅檢查出了問題所在，而且帶了個小工具箱，又給換了四五個零件，上油、潤滑，還把所有的齒輪都調整了一遍。我問他‘我該付你多少錢？’他說‘不用’。」對「破爛王」來說，這就是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精髓。
斯珀格爾總是留意人們都需要些什麼元件，他有時會帶著一盒子配件參加聚會。當李·費爾森斯坦公佈了他的湯姆·斯威夫特終端計劃以後，他問李·費爾森斯坦是否願意給斯珀格爾的公司（m＆r電子公司）設計一臺。嗯，其實湯姆·斯威夫特終端尚未成型，李·費爾森斯坦告訴他說，不過幾年前他完成了一個資料機的設計（一種讓計算機可以通過電話線通訊的裝置），這個怎麼樣？「他可能知道資料機是幹什麼用的，不過從他的反應中還看不出來，」李·費爾森斯坦後來說。當時資料機的售價在400~600美元之間，可是斯珀格爾能夠製造出李·費爾森斯坦精心設計出來的pennywhistle資料機，標價僅為109美元。兩人又將一份電路圖副本送到《大眾電子》雜誌社的編輯萊斯·索羅門那裡，索羅門在封面上還放了一張這種資料機的照片。
增效作用。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規模逐漸壯大，成員們設計或貢獻各種產品，從遊戲操縱桿到altair計算機用的i/o卡什麼都有，他們儼然已將這個俱樂部當做新思想和早期訂單的源泉了，並且這裡也有人能對產品原型進行beta測試。不論什麼時候，你設計出一件產品並把它帶到俱樂部來，你就能得到最為專業的評判。然後你還要分發技術規範說明書以及電路圖——假如還有軟體，你也要公佈原始碼。這樣一來，假如願意並且能夠理解其中的技術原理，那麼每個人都能從中學到些東西進而提高自己的水平。
在這種氛圍中，由於遵循駭客道德，所有人為的障礙都不存在了，因此大家的工作熱情十分高漲。其實，由mit的駭客建立起來的駭客道德，它的每一條原則在家釀計算機俱樂部內都或多或少地被眾人踐行著。探索精神和自己動手的行為成為這裡最主要的價值觀。探索過程中收集到的資訊以及別出心裁的設計全都免費向所有人公開，哪怕對方是「世俗社會」中的競爭者（競爭的想法對這些新成立的公司影響還不算大，因為大家是在努力按照駭客的理想建立一個產業——就是這個目標讓所有人團結一致，共同奮鬥）。人們相信，個人計算機必將成為走進千家萬戶、體現著分權治理理念的使節。俱樂部對任何人都是敞開的，只要你有出眾的專業技能和獨特的思路，你就能贏得大家的尊重。要是你看到一位17歲的少年和衣著光鮮的中年資深工程師平等地交談更不必大驚小怪。人們評判技術上的優雅程度以及數字藝術性的目光總是銳利無比。除了以上這些，最重要的就是這些硬體駭客從一種與眾不同和貼近群眾的角度去看待計算機怎樣改變人民的生活。他們清楚，不出幾年時間，這些便宜的機器就能變成具有實用價值的計算機了。
當然，這種信念並沒有影響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到鑽研機器的工作當中，他們為了鑽研而鑽研，為了掌控這些機器而鑽研，為了探求知識而鑽研，也為了他們的夢想而鑽研。當他們設計的電路板，或連線的匯流排，或不辭辛苦錄入的程式第一次執行的時候，他們的生命便會在這一刻綻放出絢麗的光彩。後來，有個人形容那一刻的感覺就像是把火車頭倒回你剛剛修好的一段鐵軌上，然後以90英里的時速從這段鐵軌上開過。假如鐵軌不夠結實，那麼必將導致災難性的出軌事故……冒煙……著火……扭曲的金屬……不過要是你幹得漂亮，這列火車就會撒歡兒般地呼嘯而過。每秒鐘會有幾千次運算在那臺帶有你智慧結晶的機器中完成，假如夢想變成現實，你是否會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為你就是資訊的主宰者和一個全新世界的立法者。
部分計劃者也想來看看家釀計算機俱樂部到底有什麼新奇之處。不過看了以後他們立刻就心生厭倦，因為他們看到的是技術討論會上激烈的辯論，感受到的是當駭客一心一意投入自己的追求時那種明亮耀眼、熊熊燃燒著的激情。《computerlib》的作者泰德·尼爾森來參加過一次聚會，他對看到的一切都大惑不解，後來他將這些衣著邋遢、頭髮蓬亂的俱樂部成員稱為「晶片修道者，這些人對晶片痴迷得無法自拔。你就像出席了一場大家都喜歡用錘子敲敲打打的聚會。」鮑勃·阿爾布萊特幾乎不參加這裡的聚會，後來他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們說的話，我只能聽懂大約四分之一……他們都是駭客。」那個和李·費爾森斯坦通過《伯克利倒鉤》相識並共同參與了communitymemory專案、且和他一直保持朋友關係的朱迪·密爾頓女士有一次也順道來看了一回。她認為大家的著眼點是純粹的技術和獵奇，是一種為了控制計算機而控制的做法，這令她非常不滿。她指出這些硬體駭客當中沒有女性駭客，並對男性駭客沉迷於技術遊戲並只顧追求技術力量的做法感到生氣。她將自己的感受用這樣一個短語來表達：「男孩和他們的玩具」。正如弗萊德·摩爾所擔心的那樣，對技術的迷戀可能導致盲目地濫用這種技術。
沒有任何一種擔心可以讓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前進勢頭稍有停歇。這個俱樂部現在已有好幾百名成員了，聚會時往往把slac的禮堂塞得滿滿的。對於100多名俱樂部核心成員來說，兩週一次的聚會已經變成他們生活中的亮點。這些人開啟的幾乎是一場改革風暴，這是泰德·尼爾森本應該支援的事情。雖然ibm和其他大企業根本就沒有把這些計算機俱樂部裡的「烏合之眾」以及他們提出的製造家用計算機的設想放在眼裡，但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成員以及其他觀念相近的人不僅鑽研8080晶片本身，而且已經開始打破批處理的根基了。「我們相互補充，」李·費爾森斯坦後來解釋道。「我們建立了一個相互支援的制度。我們購買彼此的產品，這樣就有效地掩蓋了彼此的不足。行業制度無視我們的存在。但是我們的人員對於技術這方面的知識不比任何人遜色，因為這個行業正處於萌芽階段，我們可以任意馳騁，我們也正是這樣做的。」
萊斯·索羅門是這場運動在紐約的倡導者，他訪問西海岸地區時，正是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全盛時期。索羅門首先拜訪了羅傑·梅倫和哈利·加蘭，這兩人剛剛完成了cromemco公司一件即將登上1975年11月的《大眾電子》封面的產品原型——專為altair計算機使用的附加顯示卡，通過這塊卡可以把計算機連線到彩色電視機上，影像效果鮮豔照人。其實，梅倫和加蘭將這塊卡稱為"dazzler"（閃耀者）。萊斯徑直到了羅傑的公寓，但在將卡裝到羅傑的altair計算機中之前，三個人一起去喝了幾杯。當把顯示卡裝好，電視機開啟以後，三個人真有點天旋地轉的感覺了。
那時有兩個執行在altair計算機上的程式可以使用dazzler。一個叫kaleidoscope，它可產生搖曳變幻的光線並能改變顯示物件的形狀。對索羅門來說那一刻讓他激動萬分，因為他親眼看到這臺在自己的幫助下才得以推向市場的計算機竟然可以控制彩色電視顯示出那麼多美麗奇幻的圖案。
隨後，他們又執行了另一個程式：《life》。這個「名為遊戲，勝似遊戲」的程式是由一位數學家約翰·康威編寫的。mit的計算機專家比爾·高斯珀曾廢寢忘食地鑽研這款遊戲，以至於竟然覺得遊戲本身真的在產生生命。當然，在altair計算機上執行的版本遠不如執行在pdp-6上的版本速度快，並且也沒有那些精巧的實用程式，不過兩個版本都遵循同樣的規則。這臺放在廚房餐桌上的機器確實能執行這款遊戲。加蘭又輸入了幾個圖案。儘管萊斯·索羅門並不完全清楚這款遊戲的規則，當然也不清楚其深層的哲學和數學意義，但他還是盯著那些小小的藍星星、紅星星或綠星星（dazzler用這種方式表示細胞的外觀）吃掉其他的小星星，或生成更多的星星。簡直是浪費時間，他想。有意思嗎？
隨後他開始在機器上隨便做些操作，畫一幅圖案然後執行遊戲。玩得入神之際，他無意中畫了個好像大衛之星的圖案（代表以色列的六角形圖案）。他後來回憶道：「我開始玩遊戲，觀察它吃掉自己的方式。大約用了10分鐘它才終止。我想，‘咦？這個有點意思——這是不是意味著猶太教能延續247代人？’於是我又畫了個十字架的圖案。這個圖案延續了121代才算終結。這是不是意味著猶太教比基督教延續的時間更長？」於是他又畫了新月形狀和星星以及有其他含義的符號，他們三個（其實是四個——包括那臺altair計算機）於是一起津津有味地探索起世界上宗教和民族的神秘關係來了。「有誰會在凌晨三點鐘一邊小酌一邊還需要琢磨哲學問題？」索羅門後來說道。「計算機要琢磨。就是那臺altair計算機。」
不過萊斯·索羅門還有更多不可思議的事想要告訴大家。其中一次經歷聽上去極為反常，假如你沒有一點想象力，一定會認為他的故事完全不可信。那年他正從事哥倫比亞史前文明方面的考古工作，那是他的一個「愛好」。這項工作需要整天待在叢林裡，「在印第安嚮導的帶領下東奔西跑，在泥土中挖掘，風餐露宿……你知道，就是為了找些古代的遺物。」萊斯·索羅門堅持說。從那些印第安人處他了解到了關於vril的關鍵內容，vril是一種讓你只用很小的力氣就能移動龐然巨物的力量。索羅門相信，正是vril的力量才使得古埃及人能夠建造成金字塔。（也許，當愛德·羅伯茨認識到他的altair計算機會讓每個現代人擁有萬倍於每個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的力量時，他所指的就是vril。）據索羅門說，他遇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印第安巫師，問他是否能夠學習這種力量。這位巫師會傳授給他嗎？巫師還真的答應了他的要求。就在玩《life》遊戲那個醉醺醺的晚上以後，索羅門參加了一次在slac舉行的家釀計算機俱樂部聚會，在那裡他得到了如貴賓般的尊敬——因為就是他才讓愛德·羅伯茨的altair計算機得以名揚四海。那次聚會以後，索羅門把有關vril的那些事告訴了這些駭客，不過有些人還是半信半疑。
slac門外擺放著好多帶有水泥底座的巨大橘黃色野餐桌。索羅門讓俱樂部的成員把手放在一張桌子上，他自己也把手放到那張桌子上。他們只需心中默想這張桌子會離地而起。
李·費爾森斯坦後來這樣描述當時的場面：「他說，‘嘿，我來做給你們看……’我們豎起耳朵聽他對我們說的每句話，不折不扣地照辦。有大約6個人圍在桌子旁，把手放到桌子上。他也把手放到桌子上，眯著雙眼說‘咱們開始吧’。桌子竟然真的向上抬起了大約1英尺！這個動作是那麼和諧順暢，就像一個正弦波那樣優美。大家一點沒有感覺到沉重。事情就這麼發生了sup/sup。」
事後，除了索羅門本人以外，所有當事人都不敢肯定這件事真的發生過。不過，李·費爾森斯坦一向視自己的人生猶如一部石破天驚的科幻小說，他看到又一章結束了，他完全明白這次事件產生的神話般的影響。他們，也就是家釀計算機俱樂部計程車兵，用他們的智慧作為武器，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幸福，在工作中踐行著他們的理想——駭客道德。他們的行為就是團結起來，人人動手，毫不遲疑，共同奮鬥。也正是這樣的行動才得以創造出一個個奇蹟，甚至將不可能的事情變為可能。mit的駭客發現，自己對鑽研計算機的渴望和堅持不懈似乎能夠戰勝由安全制度、身心疲勞和思想禁錮等帶來的障礙，令它們消於無形。當今社會上有一種運動，旨在消除計算機業內綿延多年的基於集中管理模式的防範駭客控制理念，改變對計算機和計算機工作者的負面看法，而硬體駭客們緊緊團結在一起所爆發出的總能量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這些駭客們不猶豫、不退縮、剋制內心的貪念，他們就能讓駭客主義的理想逐漸傳播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就如同將一顆珍珠投入銀盆一樣。
家釀計算機俱樂部便蘊含著這種至高無上的vril力量。
托爾金（tolkien），英國作家，小說《指環王》的作者。
theaddamsfamily，拍攝於1992年。
這裡是指庫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遊》這部電影。
背景資料簡介：在《2001太空漫遊》這部電影中，hal9000是一臺用來控制整艘太空船的超智慧電腦。在前往木星的任務中，hal發現科學家想關閉它，這也就意味著「殺死」它，於是它決定先發制人，殺害三位處於冬眠狀態科學家，兩名科學家被害，唯一的倖存者bowman最終設法關閉了hal電腦。在關閉的那一刻真的像殺死一個人一樣，hal電腦很痛苦。最後，在它「彌留」之際，它唱起了設計者當初教它演奏的歌曲——《daisy》，充滿情感，直至「死去」。
指訂購和使用這塊電路板的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其他成員。
一種堅韌的高分子物，mylar是杜邦公司的商標。
這一詞的原義是指做示範性的直接行動，以鼓舞群眾進行革命，後來有時也被比作有暴力傾向的活動。
這裡應該是當事者借這段誇張的故事來強調智慧的力量，又或者這個場景只是當事者所產生的幻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