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李·費爾森斯坦搬到了伯克利一座單間公寓居住，公寓下面是一個車庫。這間屋子其實條件並不太好——房間裡竟然連自動調溫器都沒有——不過每月租金才185美元。李·費爾森斯坦甚至可以在屋角放一張工作臺並將這裡當做自己的家。李·費爾森斯坦喜歡這裡的低開銷、便捷和實用。
費爾森斯坦心裡有一個詳細的設計方案——基於communitymemory理念的計算機終端。李·費爾森斯坦討厭在面對一群毫無心機的使用者的時候還要把終端完全保護起來，討厭把終端做成像黑匣子一般，只會往外吐資訊，而絲毫看不到它們的結構。他認為使用者應該看一看計算機終端是怎樣執行的，使用過程中也必須有人機互動的操作。任何像計算機一樣靈活的東西都會激發人們去做同樣靈活的事情。李·費爾森斯坦認為計算機本身就是一種實踐主義的模型，他希望通過讓普通人都接觸到計算機，將駭客道德傳遍整個社會，進而不僅給予人們控制計算機的力量，而且賦予他們反抗政治壓迫的力量。
李·費爾森斯坦的父親託人帶給他一本依凡·依利希所著的名為《宴飲交際工具》（toolsforconviviality）sup23/sup的書。作者依利希的論點也證明李·費爾森斯坦的觀點是正確的（「對我來說，最好的老師告訴我，我所知道的已經是正確的了。」李·費爾森斯坦後來解釋說）。依利希宣稱，硬體的設計不僅要考慮使用者的易用性，還應該從長遠角度考慮人與機器之間最終必然形成的相互依存的關係。這一論斷促使費爾森斯坦去構思一種融合了依利希、巴克·富勒sup/sup、卡爾·馬克思和羅伯特·海因萊因等人思想的工具。那將是一臺為人民服務的終端。李·費爾森斯坦「為了向最先被發現在亂搞這臺終端的美國平民英雄致敬sup24/sup」，給它起了個綽號叫「湯姆·斯威夫特終端」（tomswiftterminalsup/sup）。李·費爾森斯坦，就是他，即將引領駭客之夢走向現實。當時，他靠做一些零散的工程專案維持生計。他曾到systemsconcepts公司找過工作，這是一家小公司，其員工有長期在mit工作過的斯圖爾特·尼爾森（他是電話方面的專家和編寫程式碼的天才）以及對tmrc和tx-0都曾研究過的彼得·薩姆森。費爾森斯坦總是與和mit沾邊的任何事情都保持一定距離；作為典型的硬體駭客，他覺得這些駭客一門心思只鑽研技術，一說到要在「失敗者」中間傳播技術，他們表現出的無動於衷令費爾森斯坦感到受到了侮辱。「一個人生活中如果到處充斥著人工智慧，那麼他很可能就是個沒有任何希望的病人，」李·費爾森斯坦後來解釋道，「他們和現實嚴重脫節，已經無法適應現實世界了。假如他們開始說，‘你需要做的其實就是如此這般……’我就會盯著他的眼睛，告訴他，‘好的，老兄，這只是容易的部分。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在哪裡完成工作。’」
在遇到個子矮小，但固執己見的斯圖爾特·尼爾森後，他的懷疑得到了證實。幾乎從一開始，兩人便誰都不服誰，按照李·費爾森斯坦後來的說法，那場不可思議的技術爭論最後演變成一場「典型的駭客間‘我比你更聰明’式的爭論」。斯圖爾特堅持認為李·費爾森斯坦應該努力研究出些硬體方面的技術訣竅，而李·費爾森斯坦，由於他的工作風格深受童年時期害怕失敗的心理影響，則反駁說他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坐在systemsconcepts公司大得像倉庫一樣的木質房子內，李·費爾森斯坦覺得這些傢伙對向普通人普及計算機技術的想法並不感興趣，因為他們正在從事高雅的、令自己心神俱醉的計算機技術表演秀。對李·費爾森斯坦來說，他們就是技術上的耶穌會會員（jesuitssup/sup）。他不關心這些人最終能變出何種高階戲法，也不關心受到他們頂禮膜拜的大師是何方神聖。他關心的是平民百姓。
因此，當mit的正宗駭客——斯圖爾特·尼爾森，要對費爾森斯坦進行一次相當於「試演」的測試的時候（讓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一種硬體產品的設計），李·費爾森斯坦拒絕了。他對尼爾森所追求的那種只想在技術領域天馬行空的做法嗤之以鼻。他斷然地拂袖而去。
李·費爾森斯坦打算另謀高就。他發現如果自己一年能掙8000美元，那麼憑一己之力也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可由於經濟不景氣，工作很難找，但天無絕人之路。位於伯克利以南50英里的矽谷（siliconvalley）這時即將展翅高飛。
位於半島上的帕羅奧圖和舊金山灣另一端的聖何塞之間約20英里的地帶便是人稱「矽谷sup25/sup」的所在。這一名稱源自一種從沙子中提煉和製造出來並用於生產半導體的材料。大約20年前，帕羅奧圖這塊土地曾孵化出了電晶體，這一進展已經連本帶利地催生出了積體電路（ic）——將由電晶體組成的微型網路壓縮到一個個晶片上，再用小塑膠塊將其封裝，底部露出一排金屬連線針。它們看上去好像沒有頭的機器昆蟲。當時，也就是20世紀70年代早期，三名效力於位於聖克拉拉的（santaclara）intel公司的勇於探索的工程師發明了一種叫做微處理器的晶片：它的內部連線極其複雜。他們三人在這個晶片上完全複製出了計算機中央處理單元（cpu）複雜的電路結構。
而這三位工程師的老闆卻還在為微處理器的潛在用途冥思苦想。
李·費爾森斯坦從骨子裡就不願冒險嘗試全新的技術。他只使用他認為一段時間內比較可靠的產品，這就是他「廢品箱」式的工作風格。微晶片的成功以及晶片批次生產後價格的大幅下降（設計和製造晶片的原型需要花費巨資，但當用於批次生產晶片的組裝線出現以後，每個晶片的成本就微不足道了），直接導致了1974年晶片短缺現象的出現。費爾森斯坦對晶片業能否持續足量供應新的微處理器以滿足他的設計需要缺乏信心。他形容終端使用者看待終端的方式就像駭客看待計算機作業系統一樣，即他們都認為只要修改某些部分就能改善整個系統……「那不是一個機械裝置，而是一個有生命的系統，」他後來如此解釋，「這些工具是再生過程的一部分。」那些使用者需要能穩定地訪問各個部分。他一邊等著在微晶片開發的競爭中勝利者脫穎而出，一邊利用這段時間思考依凡·依利希教給他的那些東西——這位作者喜歡設計一種工具，它「可以增強普通人以其獨特的方式追求各自目標的能力」。在伯克利閒暇的日子裡，如果天氣風和日麗，李·費爾森斯坦就會帶著他的繪畫板到人民公園（不久之前的20世紀60年代，他曾幫助解放了這塊鬱鬱蔥蔥的土地）畫些電路圖的草圖，同時還藉著從白色繪圖紙反射回來的陽光把自己曬得黑一些。
費爾森斯坦不過是舊金山海灣沿岸地區數百名同類工程師中的一員，他們用盡一切藉口宣稱只對自己的專業感興趣。他們喜歡電路系統和電子學中可以自己動手的一面。他們中很多人即使白天要到公司上班（有些公司取了非常新穎的名字，例如zilog、itel和nationalsemiconductor），但晚上下班回家後，便會在佈滿蝕刻線路和一塊一塊積體電路、用環氧樹脂製造的絹印板上忙個不停，期望做出稀奇古怪的東西。將這些板卡焊接到金屬的盒子裡以後，它們就能實現奇怪的功能：無線電功能、影片播放功能、邏輯功能等。除了讓這些電路板完成各種任務以外，製作這些電路板的行動本身也很重要，那是建造一個能夠做事的系統的行動。這個行動就是駭客的行動。假如這麼做確實有其目的的話，那就是要在家裡建造一臺計算機。不是為了實現任何具體的功能，只不過是隨便玩玩，探索一下而已。這就是他們心中的終極系統。不過這些硬體駭客不會動不動就將他們的目標透露給外人，因為在1974年，普通人的家裡擺著一臺電腦的想法簡直荒謬絕倫。
誠然，事情朝著這個方向發展著。只要這些硬體駭客湊到一處，你就可以感覺到這份激情。李·費爾森斯坦會在pcc的百味餐會上和別人探討技術問題。他還會每週六上午到邁克·奎恩的舊貨店和那些賣舊貨的傢伙磨磨嘴皮子。
奎恩的舊貨店是一家和劍橋的埃裡哈弗倫一樣的店鋪，tmrc的駭客經常到此淘換縱橫開關和步進繼電器。這家店坐落於奧克蘭機場，是一座巨大的、有著軍艦般灰色、類似機庫一樣的二戰時期建築，維尼·戈登（vinniegolden）sup/sup便在這間店內「舌戰群黑（客）」。他的櫃檯上亂七八糟地擺著很多盒子，裡面裝著標價低至僅幾美分的電阻和開關。在這裡他和被他稱為「藏頭露尾的吝嗇鬼」的硬體駭客討價還價。他們會為了用過的舊電路板、政府部門多餘的示波器以及無數的數字時鐘led（發光二極體）的價格爭執不休。來此淘換破爛貨的駭客在這間巨大建築陳舊的木質地板上東轉轉、西看看，還會從盛放著成千上萬的積體電路晶片、電容、二極體、電晶體、空白電路板、電壓表、開關、插槽、夾子和電線的幾排盒子中揀出幾樣。一塊牌子上用哥特式字型寫著：「如果你沒有看到你要的東西，那就挖地三尺。」這條格言應該牢牢記住。上百家倒閉的公司把自己已經用不著的東西一股腦地拿到奎恩的商店來出售，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巨大的汽油控制單元、一摞用過的計算機磁帶或如檔案櫃一般大小的舊計算機用磁帶機絆倒。留著絡腮鬍、大腹便便的維尼熊一邊拿起你遞給他的零部件左看右看，一邊在心裡估量著它們的用途，還琢磨著是不是能從這個或別的東西上拆下個聯結器什麼的。他頭頂上方有一行標語，那是他矢志不渝的信條：「顧客的態度決定價格」。他和顧客之間在討論技術問題時經常會爭得面紅耳赤，最終，妥協的維尼熊只好用含混不清的聲音低聲咒那些顧客「智商低」。而那些顧客呢，下週還會再來淘換其他的便宜貨，繼續打嘴仗。
邁克·奎恩舊貨店的隔壁是比爾·戈德布的公司。他買的舊貨數量更加可觀——通常都是政府部門淘汰的晶片和零部件，由於不完全符合具體的功能標準而被扔掉，不過它們完全可以另作他用。戈德布是一名身體結實、說話喜歡直來直去、還能駕駛飛機的飛行員，他隱隱約約曾提到自己參與過一宗國際間諜行動，併為某個他無權透露名字的政府部門工作過。他把這些零部件買回去，和自己的品牌貨一道以邏輯電路套件的形式通過郵寄的方式銷售。什麼樣的公司會到他這兒來訂貨，他們會淘汰哪些東西，戈德布都門兒清得很。他好像對矽谷內的動態瞭如指掌。隨著公司的日益壯大，他已能夠給那些心急火燎的硬體駭客提供越來越多的零件和套件了。
李·費爾森斯坦慢慢地認識了維尼熊和戈德布，還有其他幾十位各式各樣的人。不過，和他關係最為密切的是一個通過communitymemory終端認識的硬體駭客（當然是在那次實驗停止之前）。李·費爾森斯坦當年住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牛津會堂時就認識他，但當時和他並不太熟。這個人就是鮑勃·馬什。
馬什個子不高，留著panchovillasup/sup一樣的鬍子，長長的黑色頭髮，皮膚蒼白，談話時神情緊張，愛說反話。他在終端上給李·費爾森斯坦留言，問他是否願意參加最近一期《無線電》（radioelectronics）雜誌刊登的一個專案。那篇文章是一個叫唐·蘭卡斯特的硬體駭客撰寫的，他在文中描述了怎樣製作一臺他稱為「電視打字機」（tvtypewriter）的東西——人們可以通過類似打字機的鍵盤將文字輸入到電視機螢幕上，就好像一臺奇特的計算機終端。
馬什從童年開始就是一個硬體發燒友。他的父親是一名無線電接線員，他自己則在上學途中研究無線電收發裝置。他在加州伯克利分校主修工程學，但卻將大部分時間花在了打檯球上。後來他輟學去了歐洲，在那裡戀愛，然後又回到了伯克利分校，但這次的專業不再是工程學——當時正值20世紀60年代，工程學一點也不時髦，那個專業的學生幾乎都是右翼分子。馬什後來到一家音響商店打工，銷售、維修、安裝立體聲音響，樣樣都幹。直到畢業並獲得了生物學碩士學位，他才離開這家音響商店。剛畢業那會兒，他腦子裡滿是理想和抱負，一心希望能教貧窮的孩子讀書，但當他發現不論怎樣努力減少對孩子們的束縛，學校畢竟還是一個系統化管理的單位——學生們都要整齊地坐在座位上，不許交頭接耳，他的這個念頭便沒有持續下去。在電子學那無拘無束的世界裡徜徉了幾年後，他受到了駭客道德的影響，開始視學校為低效、壓制個性的系統。即便他也曾在一所有著開放教室的激進派學校教過書，但仍舊認為那所學校徒有其名，其實與監獄無異。
於是，在嘗試開辦音響商店失敗後——他並不擅長做生意——他又回去鑽研工程學了。馬什的一個在dictran公司工作的朋友加里·英邁，為他找了一份開發第一款數字電壓表的工作。幹了幾年以後，他逐漸接受了計算機的思想，並對蘭卡斯特的文章驚喜不已。他認為自己也許能把「電視打字機」直接連線到計算機上當作終端使用。
為了提高裝置的效能，他從邁克·奎恩的舊貨店購買了各種零件，隨後埋頭苦幹了幾個星期，努力改進各處的設計。他從來也沒有做到百分之百的成功，但關鍵是他正在動手嘗試和學習。他後來解釋道：「這和無線電收發器一樣。我不想把錢浪費在廣播上，或向人吹噓我的作品。我只想做一件東西出來。」
李·費爾森斯坦在communitymemory上回復了馬什的留言，他們約定在專案小組所在的商店門口見面。李·費爾森斯坦向他介紹了湯姆·斯威夫特終端的設想，這款終端使用家用電視機作為字元顯示器，它就是一塊「網路技術的積木」，用它可以搭建出任何東西。馬什聽得津津有味。當時他同樣處於失業狀態，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海灣附近第四大街租來的車庫內拼命地鼓搗他的「電視打字機」。馬什已婚並有一個孩子——他的手頭相當拮据。為此他請李·費爾森斯坦搬到他那裡和他一起住，並分擔175美元的租金，李·費爾森斯坦當下就將自己的工作臺搬到了馬什的車庫。
於是馬什繼續他的專案，並且也會編造一個設計，去比爾·戈德布的公司買些數字時鐘零件，回來後把它們安裝到一個個奇特的木盒子裡面。（他有個朋友，是個做木盒子的高手。）與此同時，作為只有一名員工的lgc工程公司（lovinggracecybernetics，熱愛優雅網路技術）總經理，李·費爾森斯坦繼續做他的終端，他這個設計方案一點也不亞於一次哲學冒險。
通常的設計思路是讓所有的零部件都由一箇中央晶片控制，但李·費爾森斯坦的方案卻另闢蹊徑，他設計了一套複雜的、多重操作備份系統。系統內用來儲存字元的是「儲存器」，位於一塊電路「卡」或電路板上。其他的電路卡負責收集來自鍵盤的字元並將字元顯示到螢幕上。系統沒有使用處理器來控制字元訊號的流轉，每塊電路卡總是處於傳送或接收狀態。其效果就是，這些卡會對輸入裝置（如鍵盤）一直叫著說：「發給我，發給我!」儲存器就是終端的十字路口。即使以後給終端增加一塊微處理器來執行類似計算機的功能，這塊功能強大的晶片也要連線到儲存器上，而不能直接控制整個系統（微處理器通常用來控制整個系統）。這是一種體現了分權理念的設計，並且標誌著李·費爾森斯坦的偏執已經在他的創造中開始發酵了。他不願意把權力交給一塊不起眼的晶片。假如這個零件壞了怎麼辦？如果那個零件壞了呢？他做設計的時候感覺好像他哥哥正站在身後看著他，隨時準備在系統崩潰的時候甩給他幾句尖酸刻薄的譏諷。
但是李·費爾森斯坦最終想出了怎樣才能讓湯姆·斯威夫特終端存在下去的點子。他的設想是把終端作為一個系統，人們可以用它建立各類俱樂部，那註定是所有知道並喜愛可愛的湯姆·斯威夫特終端人士的活動沙龍。這會讓communitymemory專案重新煥發青春，讓世界從睡夢中醒來，讓這一理念成為邁克·奎恩舊貨店內以及pcc百味餐會上的焦點話題，甚至為普通人使用計算機的遠景打下基礎——而最後這一點最終必將動搖由ibm產品一統天下的格局，擯棄網路官腔sup/sup並打破市場壟斷。
不過，當李·費爾森斯坦的鼻子被他意義非凡的終端設計圖紙所反射的陽光越曬越紅之時，1975年1月的《大眾電子》雜誌也正朝著50萬訂戶數穩步前進。當期雜誌的封面刊登了一臺機器的照片，它對眾多訂戶所產生的影響與李·費爾森斯坦期待「湯姆·斯威夫特終端」可能帶來的影響一樣巨大。這臺機器是一臺計算機，其價格僅為397美元。
這臺計算機的概念是一家位於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由一個與眾不同的佛羅里達人開辦的公司首先提出來的。這個佛羅里達人就是愛德·羅伯茨，他的公司名為mits（modelinstrumentationtelemetrysystems，模型儀表遙感勘測系統），不過有些人認為那是"maninthestreet"（大街上的人）的首字母縮寫。說起愛德·羅伯茨，哪怕是最親近的朋友也認為他是個讓人捉摸不透的人，但正是這個人激勵了人們進行這種思考。他本人是個大塊頭，身高6英尺4英寸（約1.93米），體重超過250磅（約113公斤）。他精力旺盛，對任何事情都充滿好奇。如果他對某個題目產生興趣，就會如飢似渴地投入其中，渾然忘我。「我甚至會翻遍圖書館書架上的每一本書。」他後來解釋說。假如某天有什麼東西勾起了他對攝影的好奇心，那麼不出一個禮拜，他不僅會擁有一間彩色沖印暗室，而且準能用行話和專家交流。然後，他也許會研究蜜蜂飼養技術或美洲歷史。不過最令他著迷的課題莫過於技術及其應用。用一位mits公司早期員工大衛·邦內爾的話說，他的好奇心「使他堪稱世界上的終極痴迷者」。在那個時候，成為一名數位電路的痴迷者意味著你八成就是一名硬體駭客。
是火箭技術模型引領他開辦了mits公司。公司開始只是為火箭飛船迷製造閃光裝置，讓待在後院的沃納·馮·布勞恩sup/sup能夠拍下他們製造的火箭劃破夜空的軌跡。從這個產品開始，羅伯茨的mits開展了裝置測試的業務——溫度感應器、音訊掃頻儀以及類似的裝置。後來羅伯茨開始對使用led的東西產生興趣，於是mits又開始製造數字時鐘，既賣成品，也銷售零配件。後來，公司藉著微處理器技術快速發展的東風生產小型數字計算器。當然他也賣計算器零件。繼而，公司開始壯大，員工總數接近100人。可就在這時，大企業也參與進來了，如德州儀器這樣的巨無霸可以生產自己的微型晶片，因此小企業生產的計算器只能降價處理，這樣一來mits公司就有點扛不住了。「我們生產的計算器，郵購價是39美元，可在雜貨店只花29美元就能買到具有同樣功能的計算器。那段時間我們過了一段苦日子。」羅伯茨後來回憶道。這種打擊是致命的。到1974年年中，愛德·羅伯茨公司的負債已經高達36.5萬美元了。
不過，愛德·羅伯茨確實有一套。他十分了解intel的新型微處理器晶片，並且知道只要用一塊這樣的晶片作為核心就能製造出一臺電子計算機。是的，一臺電子計算機。自從在空軍服役期間第一次接觸計算機以來，他就被計算機的力量所深深折服。與此同時，他又對使用計算機之前的繁瑣手續深惡痛絕。大約在1974年，愛德·羅伯茨就時不時地與遠在佛羅里達州的兒時夥伴埃迪·庫里長時間煲電話粥。為了節省長途電話費，他們開始以交換盒式錄音帶的方式聊天。後來配上音效的磁帶（背景音樂和聲情並茂的朗讀）索性變成他們唯一的聯絡手段了。有一天，埃迪·庫裡收到愛德·羅伯茨寄來的磁帶，發現有些不同。據庫裡後來回憶，愛德用極其興奮的語調談到製造人人都能使用的計算機的事情。這件事一旦做成，將會讓那些曾「擁（計算）機自重」的組織徹底見鬼去吧。他打算給世界奉獻一臺用新型微處理器技術製造的計算機。這種計算機價格便宜，普通人完全可以負擔得起。
寄出磁帶後，他又迫不及待地給庫裡打了電話。假如每臺計算機只賣500美元，你會買嗎？400美元呢？行將倒閉的公司裡到處都是員工留下的雜物（員工總數現在已經銳減到不足5人），而他卻滔滔不絕地談著他的夢想。mits的員工大衛·邦內爾後來回憶道：「我們認為他的情緒失控了。」
可是，一旦愛德·羅伯茨打定了主意，就是八匹馬也拉不回來。他要造一臺計算機，就這麼回事兒。他知道intel公司目前的8008晶片功能還不夠強大，不過當intel推出了新型的8080晶片（它能夠支援更多的記憶體以及其他硬體裝置）後，羅伯茨就開始給這家公司打電話討論購買事宜。假如少量購買，這種晶片的價格為每塊350美元。可羅伯茨根本不考慮什麼「少量購買」，最後他將價格砍到每塊75美元。
解決了這個問題以後，他要求公司的工程師比爾·耶茨設計一種硬體的「匯流排」，也就是一套用於將晶片上的連線點用電線連到輸出端（「引腳」）的連線裝置，用這種方式從根本上實現支援計算機儲存器以及各種外設的功能。匯流排的設計不能說特別完美——事實上，後來的駭客幾乎毫無例外地對這位設計者的隨意表示不滿，他憑什麼將晶片上的這一點連線到匯流排上的那個位置？不過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愛德·羅伯茨要立刻做成這件事的堅定決心。用一塊這樣的晶片就能搭建出一臺計算機，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可至今還沒有敢於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計算機王國中的大企業，特別是ibm，認為這一觀念本身便荒誕不經。哪個人會要一臺小巧的計算機呢？就連晶片製造商intel公司也認為自己應該定位於為交通訊號燈控制器生產晶片，而不必專為小型計算機生產晶片。儘管如此，羅伯茨和耶茨仍舊繼續改進著他們的設計，邦內爾在對那些大企業進行猛烈的批評時強烈建議羅伯茨將他們設計的計算機稱為「小弟」（littlebrother，與"bigbrother"（大哥）一詞相對應）。羅伯茨相信，產品一旦以計算機組裝件的方式推向市場，人們一定會購買。第一年說不定就可能有幾百個使用者。
正當愛德·羅伯茨埋頭於他的原型機時，紐約一個身材矮小、頭髮漸禿的雜誌編輯也在思考著和羅伯茨同樣的事情，他就是萊斯·索羅門。他在伯納德·馬拉默德sup/sup的筆下是一個居無定所之人。萊斯·索羅門出生於布魯克林，曾經做過工程師，是一個有本事在不幸中找到歡樂的幽默之人。這個其貌不揚的傢伙自詡曾做過猶太復國主義的僱傭軍，在巴勒斯坦打過仗。1974年，他正在找一個能夠設計計算機的人，他想讓這個人設計出的計算機成為他所效力的《大眾電子》雜誌那些熱愛電子學的讀者們的有力工具，使他們成為技術領域的先鋒，並且能夠用這樣的計算機來建立各種神奇的專案。從那以後，索羅門就不再想那些不著邊際的事情了。「人生之樂事有二，」他後來說，「實現自我和獲得金錢。僅此而已。假如二者兼得，那這筆生意相當划算。我的工作是耍筆桿子。還有一家雜誌（他指的是《無線電》）也對數字技術感興趣，他們介紹了一種基於intel8008晶片的計算機組裝套件。而我知道intel8080晶片的效能會更好。愛德·羅伯茨以前在我們的雜誌上發表過介紹他的計算器產品的文章。我也和他聊過他的計算機。對我們雜誌來說，那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專題。希望這個專題做下來，老闆能給我加薪。」
索羅門很清楚這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專題。實際上，除了實現自我和獲得金錢以外，還有很多因素需要考慮。這可是一臺計算機呀！從此以後，如果有人請索羅門簡要說明一下他打算介紹給讀者的關於計算機的方案時，他就會說：「計算機就是一個魔術箱。它本身是個工具，是一種藝術形式，是終極軍事藝術……計算機裡面沒有謊言。假如不說實話，計算機就不會工作。你沒法欺騙計算機。這個二進位制位要麼在，要麼就不在。」他清楚創新是怎麼回事，清楚那是由駭客對計算機的摸索及其執著的激情長期積累得來的。「這充分體現了那句話：每個人都是上帝。」萊斯·索羅門說。
於是，他熱切地盼望見到愛德·羅伯茨的計算機。愛德·羅伯茨通過航空貨運的方式將唯一的原型機寄給他，但在運輸途中不幸弄丟了。那是唯一的一臺原型機啊！沒辦法，索羅門只能看設計圖紙，並相信羅伯茨給他的保證：這臺計算機是可用的。他相信了羅伯茨的話。有天晚上，他不經意地問他女兒應該給這臺機器起個什麼好聽的名字時，她提到了當晚的電視劇《星際旅行》中有一艘很棒的「企業號」宇宙飛船被髮射到一個名叫altair的星球上的事。於是，愛德·羅伯茨的計算機便被命名為altair。
羅伯茨和他的設計助手比爾·耶茨一起寫了一篇文章來介紹這臺計算機。1975年1月，索羅門發表了這篇文章，同時留下了mits的地址並承諾該公司願意以每套397美元的價格銷售基本的組裝套件。那期雜誌的封面是一幅虛構的altair8800的照片，照片中是一個只有空調一半大小的藍色箱子，迷人的前面板上鑲嵌著小巧的開關和兩排紅色的led燈。（這個面板可以換成另一種更加漂亮的款式，用鍍鉻的細條固定住，細條上有mits的標誌以及用類似計算機螢幕使用的字型配以五彩斑斕的顏色書寫的"altair8800"字樣。）
那些看到這篇文章的讀者會發現這臺機器內僅配備了256位元組（1位元組有8個數位）的儲存器，並且根本沒有輸入和輸出裝置。換句話說，除了前面板上那些開關以外（你必須通過開關不辭辛勞地將資訊直接輸入到儲存器的特定區域），這臺計算機根本沒辦法和外部世界交換資訊。它與你溝通的唯一方式就是前面板上閃爍的燈。對於一切有實際意義的應用來說，它就是一個無法與外界交換資訊的機械裝置。不過，就像四肢癱瘓、頭腦健康的人一樣，這臺計算機根本無法傳遞任何資訊的外殼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它內部的大腦仍舊「活著」，它還在不停地「思考」。這是一臺計算機，至於駭客能夠用它做什麼，那就要看他們的想象力有多麼豐富了。
一方面，羅伯茨期望訂單數能逐步攀升至400臺，另一方面，mits也在完善他們的組裝線，做好為痴迷的電腦愛好者加工出可靠的計算機組裝套件的一切準備。他很清楚自己是在用altair賭公司的命運。在最初的討論會上，他談起過將計算能力傳播給普通老百姓，讓他們直接與計算機進行互動操作，唯有如此才能將駭客道德傳遍整個美洲大陸。他後來承認，這種說法有推銷的成分在內。他想拯救自己的公司。在那篇文章發表之前，他夜不能寐，總是擔心一旦破產，他只有被迫退休這一條路可走。
訂戶拿到雜誌的那天，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天並沒有塌下來。電話鈴開始響了起來，並且一直不停地響。郵件裡面裝著訂單，每張訂單都附有支票或匯票，指名道姓要購買mits公司那種價值幾百美元的裝置——除了計算機本身，還包括能讓計算機用途更加廣泛的附加電路板。要知道這樣的電路板還沒有設計出來呢。某天下午，mits接到了一個訂購400臺機器的訂單——愛德·羅伯茨敢於奢望的訂單總數也不過如此啊。此外還有好幾百臺的訂貨，這意味著全美有好幾百人正心急火燎地等著組裝他們自己的計算機呢。三週後，mits的經營狀況大有起色，其銀行賬戶餘額從負轉正，達到了25萬美元。
萊斯·索羅門是怎麼形容這一現象的呢？「我腦海中只有一個詞——不可思議。你買了altair後，要把它裝好，然後還要配備其他的電路板，將它們插到機器裡，才能讓它工作。你真的是個十足的怪人。因為只有怪人才會晚上花好幾個小時坐在廚房、地下室或其他什麼地方，把電子器件逐一焊接到電路板上，最終讓機器執行起來。最讓人感到震驚和恐懼的是誰也不知道這家位於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的公司是從哪兒冒出來的。他們攢出來了一臺機器，那竟然就是計算機。刊登這篇報道的雜誌把它印在封面上，然後宣告：‘您只需花400美元就能組裝一臺自己的計算機。您要做的只不過是給位於阿爾伯克基的mits公司寄一張支票，他們就會給您送來一箱零件。’絕大多數人甚至不願為了一個閃光燈旋鈕付給生產廠商15美分，對嗎？可大約有2000人（這種情況前所未見）竟然以每套300、400或500美元的價格把支票或匯票寄到一座沒怎麼聽說過的城市裡的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公司——準確地說，他們對它的情況一無所知。這些人確實與眾不同，他們是未知領域的探險者。最早來到美國西部冒險的是一幫怪人，他們決心要到加州、俄勒岡或只有天知道的什麼地方去。那些從mits購買計算機的人和這些怪人骨子裡都屬於同一種人。」
他們就是駭客。他們和mit的駭客一樣對各種系統充滿好奇，只不過這些人沒辦法每天都有機會使用pdp-6計算機罷了，他們不得不構建自己的系統。這些系統有什麼用嗎？與理解、探索和自己動手修改系統的行為相比，那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是一種在計算機那充滿邏輯、準確無誤的世界中仁慈地使用這種力量的行為。要知道在計算機的世界中，真實、公開和民主是以一種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純粹的方式存在著。
愛德·羅伯茨後來對計算機的力量是這樣表述的：「每當說起財富的時候，你其實是在說，‘你控制了多少人？’假如我給你一支一萬人的軍隊，你能造一座金字塔嗎？計算機給了普通人，或者剛上高一的學生這種力量，讓他有能力在一週內完成所有從遠古直到30年前的數學家都無法完成的任務。」
被altair相關的報導觸動的一個典型人物是一個名叫史蒂夫·東皮耶的30歲的伯克利建築承包商。他留著黃色的長髮，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綠色眼睛。《大眾電子》的那篇報導發表一年之前，他開車在伯克利通向勞倫斯科學大廳（lawrencehallofscience）的陡峭、蜿蜓的公路上疾馳。這個大廳是一座高大、陰森、好像地堡一樣的建築，有一部講兩臺智慧計算機合力控制世界的、名叫《佛賓專案》（theforbinproject）的電影曾在這裡取景拍攝。這座博物館兼教育中心是由一個致力於普及科學知識的基金資助的。20世紀70年代早期，這裡的計算機教育專案由鮑勃·阿爾布萊特最初的演示宣傳員鮑勃·卡恩負責管理運營。這裡有一臺hp大型分時計算機，連線了幾十臺灰色的電傳打字終端。史蒂夫·東皮耶第一次到這座大廳來是為了買一張價值50美分、可以使用1小時計算機的票，這和買「過山車」的票看上去差不多。他一邊等著操作終端，一邊打量著大廳內的佈置。等輪到他了，他走進一間有30個噼啪作響的電傳打字機的房間。在這裡感覺好像是在一個水泥攪拌機裡面。他輕敲終端，信心滿滿地看著行式印表機打出一行字：「你好。你叫什麼名字？」他敲入了自己的名字「史蒂夫」。行式印表機又打出了一行字：「嗨，史蒂夫，你想做什麼？」看到這句，史蒂夫·東皮耶十分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