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最有趣的城鎮——加州伯克利市，有一座老舊的樓房，在其嘈雜不堪的2層大廳內擺放著一臺難看的機器，這就是communtymemory（社群儲存器）專案建立的第一個公用終端。計算機走進伯克利市市民是不可避免的。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樣，從美味珍饈到地方政府。假如在1973年8月，計算機被普遍視為缺乏人情味、死板固執、咄咄逼人的非生命體，那麼將一臺連線到這種「奧威爾式怪獸」sup/sup身上的終端強行安放到一個通常較為和諧的地方，例如杜蘭特大街利奧波特唱片店外的大廳內，這一舉措本身倒未必會對人們的生活構成什麼威脅。那隻不過是又一種需要人們適應的潮流罷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真是豈有此理。這臺終端好像一架擠壓成一團的鋼琴，和fenderrhodes鋼琴的高矮相當，可是它沒有琴鍵，取而代之的是打字機的鍵盤。鍵盤被一個前面有平板玻璃的盒子保護起來。要想觸控到鍵，還必須把手伸到小孔裡面，就好像你伸手等著別人把你銬在這個電子柵欄裡面一樣。不過使用這臺終端的人都非常熟悉的伯克利風格，即成綹的長髮、牛仔褲、t恤衫，還有焦躁不安的目光。而瞭解他們的人都清楚，這群人其實是為技術發狂。他們孜孜不倦地工作，好像有做不完的事情似的，他們在踐行著自己的駭客夢想。
這群人便是communitymemory小組，按照他們散發的一份宣傳材料上的說法，這臺終端是「一個通訊系統，可方便人們相互溝通，無需屈從於第三方的判斷中表達彼此之間的興趣」。這個想法旨在在一個分權治理的非官僚制度下加快資訊的流動。是計算機孕育出了這個想法，也只有計算機才能實現這個想法。就事論事，這臺計算機就是舊金山一間倉庫地下室裡的大型分時計算機xds-940。通過開放一臺可以人人動手操作的計算機讓大家方便地互相溝通，這種現象進而衍生出了一個說法，即計算機技術可以成為反對官僚制度的游擊戰武器。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2層最具嬉皮士風格的利奧波特唱片店外的公共區域還是音樂家的廣告集散地，一面牆上密密麻麻地貼滿了各種佈告，諸如素食歌手要找一份臨時工作，監獄樂隊尋找感聲吉他手，喜愛傑叟·羅圖（jethrotull）的橫笛吹奏手尋求與有類似情結的歌曲作者合作等。這些是傳統的尋求合作的方法。而communitymemory鼓勵使用現代的方法。可以把佈告「貼」在計算機裡，那些最需要的人會迅速且準確地獲得這些資訊。然而不久以後，伯克利人便發現了這臺終端的其他用途：
find1984,yousay
heh,heh,heh...juststickaroundanother
tenyears
listentoalvinlee
partyourhairdifferent
dropaspirin
makeajointeffort
driftaway
keepacleannose
home{ontherange}
quitkickingyoreheartsseemefeelme
uoutofwashington
freetheindianapolis500
getupandgetaway
fallbythewayside
flipout
straightenup
letasmilebeyourumbrella
...and...
beforeyouknowit{}{}{}{}{}{}{}{}{}{}
1984
will
find
you!
anditsgo'berighteous...
keywords:1894benwaytlalclatlaninterzone
2-20-74
以上是一名自稱班威sup14/sup的使用者在計算機上留下的話，譯文如下：
尋找1984，你說
呵呵呵……再混十年吧
傾聽藝術家李·阿爾文
讓你的頭髮再蓬鬆一點
停止服用阿司匹林
共同努力
漸行漸遠
別惹麻煩上身
故鄉近在咫尺
不要後悔了，看著我，感受我
美國擺脫了華盛頓
解放印第安納波利斯500
站起身來，決然離開
在路邊摔倒
瘋了
直起身來
讓微笑保護你自己
……還有……
在你知道之前{}{}{}{}{}{}{}{}{}{}
你
在
1984年
做了
什麼！
它的離去是做個正直的人......
關鍵字：1894benwaytlalclatlaninterzone
1974年2月20日
這是一次爆發，一次革命，是對當權者致命的一擊，而這一切都源於一個自稱班威醫生的瘋狂使用者（使用者主義就此誕生），他的目的只是為了模仿巴洛斯（burroughs）的小說《裸體午餐》（《nakedlunch》）中一個病態人物的舉動。這個班威所做的每件事都出乎communitymemory專案組內計算機高手的預料，不過這些計算機高手卻異常興奮。
最高興的莫過於李·費爾森斯坦。他是communitymemory最初的元老之一。儘管未必是這個專案組最有影響力的成員，但他是將駭客道德帶到街頭這一運動的標誌性人物。不知格林布萊特和科技廣場大樓ai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是否知道，十年後，李·費爾森斯坦將要推出另一個版本的駭客之夢，這一夢想將以其純粹的技術動機、牢固的政治基礎以及首先通過市場來傳播計算機福音的執著信念，讓他們為之驚駭。不過，李·費爾森斯坦覺得自己不欠第一代駭客任何東西（雖然顛覆了他們建立的格局）。他是新一代駭客，精力充沛地為平民造福的硬體高手。他的使命是把計算機從人工智慧的城堡中、從企業財務部門的地下室中解放出來；讓人們通過「親自動手」發現自我。在他鬥爭的過程中，會有越來越多沒有政治企圖、僅僅是對駭客行為感到興奮的、專門研究硬體的駭客加入到這個行列中來，這些人將共同促進現有的機器裝置和配件持續發展，通過這些機器和裝置，計算這一行為將呈燎原之勢，以至這一概念本身也隨之發生改變——人們將能更容易地感受到它的魔力。李·費爾森斯坦也會越來越像這支狂熱的無政府主義軍隊的前線總指揮，但是現在，作為communitymemory的一員，他和他的同伴只是剛剛開始打一場mit駭客們做夢都沒有想過要打的重要戰鬥：讓普通人接觸計算機進而傳播駭客道德。
這正是李·費爾森斯坦對駭客夢想的展望，他覺得自己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已經竭盡所能。
李·費爾森斯坦童年時可能就已完全夠格成為科技廣場大樓9層的駭客精英團隊的一員。這種執著與他對電子學的迷戀一樣，詭異地支配著他的行為，令任何理性的解釋都無法自圓其說。李·費爾森斯坦本人後來也試圖給他對電子學的鐘愛找一個合理的解釋。在回憶自己的童年時代時（這些回憶是通過長達幾年的心理治療形成的），他將這種強烈的愛好歸結為心理、情感和本能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當然還有老調重彈的「親自動手嘗試」的本能。此外，他所處的特殊環境也足以讓他變成與考托克、塞維亞、高斯珀和格林布萊特等人完全不同的駭客。
李·費爾森斯坦出生於1945年，他在費城草莓宅邸區長大，這裡毗鄰第一代和第二代猶太移民的聚居區。他的外祖父是一位工程師，曾經發明過一種重要的柴油噴油嘴；他的父親從事商業藝術活動，也曾在當地一家火車頭製造廠幹過。後來，在一本未出版的自傳中，李·費爾森斯坦將其父親傑克描述為一位「現代主義者」，說他「信仰人類的‘完美性’，並且相信火車頭就是人類社會的樣板。在他和孩子們戲耍的時候，他經常模仿蒸汽機車車頭，而其他人通常扮演動物」。
李·費爾森斯坦在家裡並不快樂。家庭成員間的關係非常緊張。李·費爾森斯坦和年長他三歲的哥哥喬以及一個與他同齡的收養的堂妹之間經常鬧矛盾。當他十幾歲的時候，他經常躲到滿是廢棄電視機和收音機零件的地下室工作間裡。後來他將這個工作間稱為他的修道院，在這個避難所中他發誓要投身於技術。
這裡是他哥哥那無可置疑的身體優勢以及學術優勢無法到達的地方。李·費爾森斯坦在電子學上的技能讓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戰勝了他的哥哥。但這反而令他畏縮不前。他其實製作出了很多東西，但不敢通電實驗，生怕一旦失敗，便會證實他哥哥的觀點，即「那些東西根本不能用」。因此，他轉而製作其他東西。
他熱愛電子學的各種思想，在他六年級筆記本的封面上畫滿了電子圖表。他到他家附近的費城自由圖書館分館，一頁一頁地翻閱《業餘無線電愛好者手冊》（radioamateur'shandbook）。在一本heathcompany出版的指導手冊中學到了製作短波接收器的方法，這讓他欣喜若狂。heathcompany專門出版電子類diy設計方案，在這本手冊中有詳細的電線以及連線方法的圖解。這個設計需要5個電子管，將實物和那張詳盡的圖表對比著研究，這個八角形連線到那個八角形上，李·費爾森斯坦終於弄清楚了連線的方法……示意圖上的這根線原來代表電子管插座上的那個引腳！這一發現使他極度興奮，他在現實世界中實現了自己對電子世界的幻想。無論走到哪裡，這本小冊子都和他形影不離，就像朝聖者隨身攜帶的祈禱書一樣sup15/sup。
不久，他完成了自己的設計，並且他的努力也終於得到了認可——剛剛13歲便因設計出了宇宙衛星的模型而獲獎。他將這個模型命名為felsnik，用於表達對俄羅斯母親的敬意。
儘管李·費爾森斯坦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認識自己，但是他設計製作的每一件新東西都可以說是一種偏執的冒險，因為他還是擔心自己無法讓這些發明創造產生預期的效果。「我總看到《大眾機械》（popularmechanics）上說，‘如果你有這種電晶體，就能做出一臺夢寐以求的標準無線電對講機，跟你的朋友講話，還能交上新朋友’等，可是我根本不可能有那種電晶體，也不清楚怎麼才能弄到它，或者說我沒錢去買。」他總是回想著哥哥那嘲弄的口氣，給他扣上失敗的帽子。
中央高中是費城一所專門招收理科男生的高中。李·費爾森斯坦剛剛進入這所高中的時候，他的哥哥喬已經是一名高三的學生了。喬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成為當時尚處於萌芽階段的學校計算機俱樂部的首席工程師，他給李·費爾森斯坦看一張畫了幾個過時的觸發器的圖解，問李·費爾森斯坦有沒有本事弄出來。李·費爾森斯坦非常害怕這位兄長，不敢不答應，但是最終也沒有做出來。這次不成功的努力讓他在10年內都對計算機敬而遠之。
但高中生活也幫助李·費爾森斯坦成長起來，他參加了政治組織，為學校的迴旋加速器做了些工作，而且閱讀了很多書籍，特別是羅伯特·海因萊因的一些小說。
其中的一部就是《2100年大叛亂》（revoltin2100），小說中有一個身材瘦小、戴著眼鏡的男孩，這個特別純潔的年輕士兵就是未來的男主人公。小說的背景是21世紀的一個獨裁製度下，有個奮不顧身、由理想主義者組成的地下組織正醞釀一場反抗先知（即集權制度中無所不能的惡棍，他得到一大批頭腦簡單的群眾的支援）的戰鬥。小說的主人公偶然發現了先知邪惡的一面，並且被迫在善與惡之間做出抉擇。最終他斷然加入了革命的cabal組織，這讓他接觸到了新的觀念，進而動搖了此前的想法。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讀到這些被先知所禁止的東西，這對我思想上造成的衝擊可謂天翻地覆。有時我不禁回頭看看有誰在監視我，甚至連自己都害怕自己。我開始隱隱約約覺察到一切專制的核心便是保密sup16/sup。
（援引自《2100年大叛亂》）
他還讀了另一本小說《陌生大陸的陌生人》（strangerinastrangeland，作者海因萊因在這本書中塑造的外星人主人公變成了一個對社會具有深遠影響的精神組織的領袖），李·費爾森斯坦開始從科幻小說的角度審視自己的生命。他後來說，這兩本小說給了他勇氣，讓他不僅敢想，而且敢於嘗試冒險的方案，並克服了內心的矛盾。這場大戰絕不限於內心深處，它的影響要深遠得多——這是在正義與邪惡之間所做的選擇。李·費爾森斯坦牢記上面那條不太切合實際的觀念，認為自己就是具有某種潛質的普通人，受環境所迫選擇了一條艱難的正義之路，並踏上推翻邪惡的漫漫征程。
不久，李·費爾森斯坦就能夠將這條暗喻應用到現實生活中了。高中畢業後，他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電子工程系錄取。他沒有得到獎學金。大一的經歷也沒法同典型的mit的駭客相提並論：他的表現或多或少有些平庸，因期末考試幾分之差而沒有獲得獎學金。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他得到了一份在位於莫哈維沙漠邊緣愛德華茲空軍基地的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飛行研究中心的工作。對李·費爾森斯坦來說，這無異於得到了進入天堂的通行證——那裡的人整天都在談論著電子學、火箭電子學等，他曾經鑽研過的示意圖即將變為實實在在的、科幻小說中所描述過的那些東西了。他為此興奮和陶醉——那裡有冷水機，還有和他一樣的工程師，他們喜歡打著領帶，從辦公室中出來，欣賞著成排整潔的辦公室。海因萊因早就被李·費爾森斯坦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他正在努力適應新的環境，努力成為和其他工程師一樣的人。這正是在先知本人的幫助下實現的，他為此欣喜若狂。然而在被他後來稱為「第七層天堂」的地方待了兩個月後，他被叫去面見一位負責安全的官員。
這位官員看上去有些不安。還有一位證人一起陪同問話。那位官員進行筆錄，每記完一頁，就讓李·費爾森斯坦在那一頁上簽字。他甚至連李·費爾森斯坦進入愛德華茲空軍基地時填的「第398號安全表格」也帶來了。他們詢問的都是關於李·費爾森斯坦父母的政治傾向問題，但他總是表示不知情。
「就這樣，我被從天堂踢了出來，」李·費爾森斯坦後來說，「這位安全主管告訴我，‘你要再老老實實地過上幾年才能再回到這裡工作’。然後我就一直坐在那裡等著被開除，我希望被開除。突然之間，我被開除了。準確地說，是被扔到了荒郊野外。知道嗎，外面就是莫哈維沙漠！」
1964年10月14日晚上，李·費爾森斯坦這名失魂落魄的工程師乘火車回到伯克利。他從收音機中得知兩週前學生們在此舉行示威遊行。李·費爾森斯坦對他們的行動不以為然。但是當他回到伯克利後才發現整個社群都被「言論自由運動」淹沒了。「一切專制的核心便是保密」，這是海因萊因所著《2100年大叛亂》中主人公所說的話，它不僅表達出了伯克利革命的呼聲，而且還召喚著駭客道德。李·費爾森斯坦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他索性加入了cabal組織。不過他要將自己的熱情與特殊才能結合起來，他打算利用技術手段為示威活動加油助威。
李·費爾森斯坦有一臺磁帶錄音機，因此他來到新聞中心（就是這次運動的媒體中心），自稱是一名音響技師。他無論什麼事都親力親為，除了油印還有很多其他又髒又累的活兒。他被「言論自由運動」的分權結構深深鼓舞。1964年12月2日，800多名學生佔據了sproul大會堂，當時李·費爾森斯坦帶著他的磁帶錄音機也在現場。當然他被逮捕了，但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做出了妥協。戰鬥勝利了，但戰爭才剛剛開始。
此後幾年，李·費爾森斯坦一直有兩個看起來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身份——政治活躍分子和隱居於普通人當中的工程師。但他恰當地協調好了這兩個身份。政治運動的參與者中沒有幾個對技術感興趣的，他們認為以計算機為代表的技術是一種邪惡的力量。李·費爾森斯坦拼命工作，以便將人們組織起來到他的多用途宿舍——牛津大會堂（也是校園中政治活動的中心）。他還承擔起政治積極分子辦的宿舍報紙的編輯工作。不過他也沒忘學習電子學，擺弄電子裝置，並沉浸在電路和二極體的邏輯世界中。他竭盡全力將他在政治和技術兩個方向上的追求結合起來。例如，他設計出了一種將手提擴音器和棍棒綁在一起的裝置，專門用來抵擋警察。但與很多其他政治活動分子不同的是，李·費爾森斯坦並不是特別喜歡伯克利狂熱、隨意的社交活動，他總是避免與別人保持過於密切的關係，尤其是女性。李·費爾森斯坦穿著工作服，自覺地按照傳統觀念中邋遢的工程師那樣生活。他不會按時洗澡，大概一個月才洗一次他那一點也不時尚的短髮。「我害怕女人，我不知該怎麼跟女人相處。」他後來這樣解釋道，「我的性格中有一種反對享樂的傾向。我不允許自己享受快樂。只有工作才快樂……就好像表現我自己潛能的方式就是製作出可用並且其他人也喜歡的東西。」
1967年，李·費爾森斯坦從伯克利退學，開始了一邊從事與電學有關的工作，一邊參與社會運動的生活。1968年，他加入了一個地下小報《伯克利倒鉤》（berkeleybarb）並任「軍事編輯」。李·費爾森斯坦發表了一系列評價各種遊行示威的文章，但他著重討論的不是引發遊行的原因，而是按照完美系統的標準探討遊行的組織和結構。李·費爾森斯坦在1968年最初發表的幾篇文章中談到了即將舉行的「停止草案周」（stop-the-draftweek）遊行活動，指出該活動可能計劃不周，還記錄下了組織者間的口角：「這次活動可能跟其他所有遊行一樣欠缺周密的計劃而混亂不堪。支援遊行的政治家似乎沒有認識到在現實社會中，一項行動的開展靠的不是在意識形態的細枝末節上斤斤計較，而是時間和物質資源……作為技術專家，我的責任不是簡單地批評了事，我還要給出建議……」
他確實給出了他的建議。他堅定地認為，整個遊行的運作應該像由精確的電路圖定義的邏輯電路一樣整齊有序。當示威者打碎「應該打碎的玻璃窗」（銀行的，而不是小商店的）時，他大加讚揚。他擁護完全旨在驅逐敵人的襲擊行為。他把向徵兵局扔炸彈稱為「革新」。他在其專欄文章「軍事編輯的內部提示」中建議：「記住天熱的時候，每隔一週就要把囤積的炸藥翻動一次，這樣可以避免硝酸甘油結塊。」
海因萊因所著《2100年大叛亂》一書中的主人公曾說過：「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幾個反叛者圍在廢墟上一根搖曳的蠟燭旁密謀而取得。革命需要大量的補給、現代化的機器裝置以及先進的武器……而且必須忠誠……此外還要有超群的人事組織能力。」1968年，李·費爾森斯坦寫道：「革命絕不僅僅是街頭隨意的爭吵，它需要組織、金錢、矢志不渝的決心，無怨無悔地接受一切後果並願意在過去災難的廢墟上從頭再來。」
費爾森斯坦的工作確實產生了效果。在oaklandseven的庭審中，辯護律師辯解道：「待在這裡的不應該是這些被告……而原本應該是李·費爾森斯坦。」
1968年夏天，李·費爾森斯坦在《倒鉤》上釋出了一條廣告。廣告本身有些讓人摸不著頭腦：多才多藝的人，工程師，革命者，尋求交流。不久，一個名叫朱迪·密爾頓的女士看到了這條廣告。在她看來，這則廣告和其他《倒鉤》各版的背面所刊登的廉價招徠廣告不同，這似乎是個正派人發的廣告。在那個喧囂不堪的年頭，這恰是朱迪所需要的——一個經驗豐富且長期活躍的民權運動人士，因為1968年發生的政治和社會事件已經讓她眼花繚亂、無所適從了。整個世界似乎要爆裂一樣。
朱迪本人不僅是一名激進分子，還是一名計算機程式設計師。她和一個叫埃偉霍姆·利普金的男子關係密切。這名男子也參與了民權運動，並且是一名計算機高手。他會給朱迪出些有趣的謎題，為此朱迪常常徹夜鑽研直至黎明。朱迪學過程式設計，發現程式設計其實很有趣，但她還是搞不懂為什麼駭客對程式設計的喜愛竟然能到達痴迷的程度。利普金幾個月後就要從東海岸過來陪她，但她感覺實在太寂寞了，因此還是與《倒鉤》上釋出廣告的那個人取得了聯絡。
朱迪是一個身材修長、金髮碧眼又膽量過人的姑娘，她第一眼就認定李·費爾森斯坦是一個「典型的搞技術的傢伙」，但是他又獨具個性。漸漸地，隨著相處日久，特別是受到朱迪始終如一的坦率態度的影響，再加上在不同人群中經過無數次自我評價之後，李·費爾森斯坦慢慢地開始改變自己性格中害羞的一面。那時，兩人的友誼甚至比情人還要密切，並且一直維持到朱迪的朋友利普金從東海岸到來以後。李·費爾森斯坦和利普金成了朋友，利普金不僅是一個激進分子，還是一名計算機駭客。他並不贊同李·費爾森斯坦關於技術能夠幫助世界的信仰，但李·費爾森斯坦長達10年的對計算機的戒備心理就此完全解除了。因為1971年，李·費爾森斯坦有了一位新的室友——一臺xds-940型計算機。
這臺計算機屬於一個名為「資源一號」（resourceone）的小組，那是加州海灣地區「工程一號」（projectone）專案眾多小組中的一個，這個工程旨在推進人文主義專案和社群激進主義。「一號」是由一位架構師率先啟動的，他希望讓失業的專業人員發揮自己的專長，做些有用的事以服務社群，並驅散「精英優越論和圍繞在技術領域周圍的神秘感」。舊金山一個工業區內有一座五層高的、呈芥末黃色的樓房，「工程一號」所屬各個專案都聚集在此，其中也包括「資源一號」。「資源一號」小組由那些「相信技術工具一旦被人民掌握，便可以成為社會變革工具」的人組成。這幫人巧舌如簧，說服了transamericacorporation借給他們小組一臺全新的xds-940分時計算機，這樣一來，「資源一號」小組便可以開始收集可供選擇的郵件清單，開辦計算機教育課程，成立經濟研究專案，以及對公眾進行普及教育。
這臺計算機是一個價值80萬美元、技術上早已過時的龐然大物。它佔據了整整一間屋子，還要總重達23噸的空調為其降溫。不僅如此，還必須有一名專職的系統管理員才能確保它持續執行。「資源一號」需要一名駭客，而李·費爾森斯坦看起來便是順理成章的人選。
系統軟體由一名xeroxparc（paloaltoresearchcenter，帕羅奧圖研究中心）的計算機專家安裝除錯，他曾在伯克利編寫了最初的分時系統程式。他留著長長的頭髮和絡腮鬍子，名叫彼得·多伊奇，就是那個12年前（那時他只有12歲）就已經偷窺過tx-0控制台的人。他畢業於伯克利，曾設法將全加州的生活方式融入緊張的parc駭客工作中。
但李·費爾森斯坦才是這臺機器的負責人。在繼續將自己的生活神化成一本科幻小說的情節時，李·費爾森斯坦認為這段時期他再次成為與世隔絕的人，他最好的朋友就是那臺計算機。他作為一個技術上的美學家，犧牲自己的一切為cabal組織服務。這次，他的修道院是在「資源一號」庫房的地下室裡，每個月要付30美元的房租。這間地下室居然位於下水道的下面，因此沒有自來水，骯髒不堪。但對李·費爾森斯坦來說正是求之不得——「我會成為一名隱身的服務員。我就是這臺機器的一部分。」
但「資源一號」小組讓李·費爾森斯坦失望了。他看到的比小組內其他成員遠得多。李·費爾森斯坦認識到，社會大眾對技術的使用應該踐行駭客道德sup/sup。但小組內的其他人並沒有成長為真正的駭客，他們並不熱衷於親自動手鑽研技術……小組成員並不是發自內心地熱愛計算機，而只是把它當成一個智力活動罷了。因此，組員們本應該積極地討論怎樣使用計算機，而不是把蓋布一掀，直接就用。這種狀況讓李·費爾森斯坦難以容忍。
李·費爾森斯坦後來解釋說：「我們那時是一群自命不凡者，是一群目空一切的美學家。任何想用計算機的人必須在跟我們見面前把他們的需求說清楚。他們只能求著我們才能使用計算機。」李·費爾森斯坦想將小組的觀念轉變到追求人人可以動手使用計算機的開放性思路上來，這樣才更像駭客，但是他缺乏這種鼓動其他人的勇氣——這令他的自尊心降到最低點。他甚至都沒有勇氣走出大樓去看看這個世界——如果這麼做，他就會沮喪地注意到那些在不堪的街區上晃盪的懶鬼看上去也比他有出息些。他的同事想讓他高興起來。一次會議期間，他們從樓上的影片小組借來一部電視攝像機。每當他們將鏡頭對準李·費爾森斯坦拍攝特寫畫面時，整個小組總是笑聲不斷，因為李·費爾森斯坦永遠都是那副面無表情的樣子。事後看著錄影帶，李·費爾森斯坦發現他自己竟然變得如此沒精打采了。「我感覺我沒法鼓起勇氣，」他後來說，「我能夠看到我正在失去勇氣，但我只是把它們推開不看。」
那次經歷以後，李·費爾森斯坦試著用更加積極的方式去影響整個小組。一次，他碰到一個整天都在優哉遊哉喝著咖啡的偷懶的傢伙。「你一直在做什麼？」李·費爾森斯坦質問道。那個傢伙開始說些不著邊際的想法，但李·費爾森斯坦說：「我沒有問你想做些什麼，我問你已經做完了什麼。」不久他就明白懲罰別人的過錯沒有用：這個小組就好像一臺效率不高的機器，它的結構本身有毛病。這是一種官僚制度。李·費爾森斯坦內心深處的駭客理念是不會容忍這種情況的。幸運的是，就在那段時間，也就是1973年的春天，埃弗雷姆·利普金也來到了「資源一號」，來解救李·費爾森斯坦，並使得communitymemory計劃開始騰飛。
埃弗雷姆·利普金有一張閃語族人的臉，當他用那雙似乎用頭巾遮住的眼睛看著你一句話都不說的時候，就能讓你感到這個世界是多麼的糟糕，而你自己也不例外。那是一種似乎永遠也達不到其標準的純粹主義者的氣質。利普金剛從波士頓回來，他在那裡的一家計算機諮詢公司工作。那家公司一直在做軍方的專案，利普金已經離開了那家公司。這位滿腦子理想主義的程式設計師沒有跟他的老闆打招呼就離開了——他就是不去上班了，希望專案因他的離開而逐漸停滯不前。過了9個月，由於專案幾乎沒有增加一行程式碼，公司方面猜他可能是不辭而別了。公司的老闆親自來到他在劍橋那蟑螂橫行的蝸居找他，問：「你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幹？」他告訴利普金，自從馬丁·路德·金被暗殺後他就成立了這家公司，目的是做些好事。他堅稱利普金參加的這個專案會令美國變得更加強大，進而抗擊日本的技術威脅。而利普金看到的是他們為之服務的另一家公司在參與軍事武器的研發。鑑於這些武器的負面影響，怎麼還能期望他為這樣的專案做程式設計工作呢？
這個問題困擾了埃弗雷姆·利普金很多年。
埃弗雷姆·利普金從高中時起就是一名駭客了。他與計算機剛一接觸便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發現程式設計是「虛無行為的最高境界——我竟然忘了說英語。我的大腦以計算機的方式工作。」他參加了紐約市為全市高中電腦愛好者開辦的一個特別專案。和專案中其他成員不同，利普金認為他在計算機方面神奇的技能是一個詛咒。與李·費爾森斯坦的相似之處在於他也出身於一個政治上極「左」的家庭。除了數學成績出類拔萃以外，他曾因拒絕向國旗行禮被趕出過教室，還因稱歷史老師為「騙子」被攆出課堂。李·費爾森斯坦試圖將技術與政治結合起來，而利普金不同，他認為這兩者是一對矛盾——這種態度使他的思想一直處於混亂之中。
「我熱愛計算機但憎恨計算機可以做的事情。」他後來這樣解釋道。高中時，他就出於興趣思考過大型計算機的商業用途，如傳送賬單等。但是當越南戰爭爆發的時候，他開始認為他最喜歡的玩具是一種毀滅性的工具。他在劍橋市住過一段時間，有一次他大著膽子來到mit科技廣場大樓的9層。在這裡，他看到了pdp-6計算機，看到了早已樹立起來的駭客道德的灘頭陣地，看到了濃縮的藝術鑑賞力和激情，而現在只是考慮資金來源以及這些未經檢查的巫術的最終用途。「我覺得非常不安，於是我開始大哭，」他後來說道，「因為這些人偷走了我的專業。他們的所作所為讓計算機人成為泡影。他們賣計算機。他們按照軍方的需求賣給他們計算機，那都是用於邪惡的目的的。那些單位都是完全隸屬於國防部的分支機構。」
於是利普金漂泊到了加州，之後又回到東海岸，然後再次返回加州。他花了一段時間觀察計算機怎樣為社會造福，但每次他發現的這種可能性最終都與他的願望背道而馳。他曾參與過一個有趣的專案，那是一個名叫《世界》（world）的遊戲。一群加州的程式設計師、哲學家和工程師共同建立了這個模擬世界。在遊戲中你可以試遍所有可能的變化，看看它們對世界有什麼影響。有好幾天，人們忙著提建議以及在計算機上執行這款遊戲。雖然對於怎樣統治這個世界沒有出現太多的新點子，但是有很多志趣相投的人在這裡找到了知音。
其後不久，利普金遇到了「資源一號」，還有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李·費爾森斯坦。他認為這個小組簡直愚蠢透了。他們有這麼好的資源配置，包括計算機以及一些用於社群資料庫和電話交換臺的軟體，但沒有做出他們應該做出的成績。為什麼不把這麼好的資源擺到大街上去呢？利普金開始對這個念頭感到興奮不已，也許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計算機有可能真正為社會做些有益的事情。他讓李·費爾森斯坦仔細考慮一下這件事並拉來了幾個在《世界》遊戲專案中認識的人。
他們的設想是在「資源一號」下建立一個分組，稱為communitymemory。把計算機弄到大街上，讓人們自由地連線。費爾森斯坦說服了「資源一號」的人，由這個小組租下伯克利一間辦公室，這間辦公室在他看來足有兩間公寓房那麼大。於是communitymemory分組便搬到海灣對面的伯克利來實際執行這個系統。李·費爾森斯坦感到擺脫了他給自己設定的條條框框。他所在的這個小組瀰漫著駭客精神，他們願意利用計算機為社會做些有益的事情，這一切都來自這樣一個理念，即通過計算機終端以聞所未聞的效率將人與人聯絡起來，並最終改變整個世界。
communitymemory不是唯一旨在將計算機帶入尋常百姓生活的、已經開始的專案。整個海灣地區，那些喜歡計算機並在反戰運動中形成了自己鮮明政治立場的工程師和程式設計師都在思考如何將計算機與政治活動結合到一起。在這當中，有一個地方很特別，那就是人民計算機公司（people'scomputercompany，pcc），這是一個人們易於接近的、反主流的地方，它的宗旨是向人們敞開計算機世界的大門，讓人們，特別是兒童，直接接觸計算機。由於公司的創辦人行為怪異，因此pcc公司並不是一家真正的公司。這個組織（假如它確實存在過，這個稱謂也屬於用詞不當）用這個名字辦過一份期刊，但是它實際上所造成的唯一效果就是一種強烈的對計算機的感覺。李·費爾森斯坦經常參加這家公司週三晚上的聚餐，這個聚餐給海灣地區計算機界反主流人士提供了一個聚會的平臺，當然還有機會看到鮑勃·阿爾布萊特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教每個人跳希臘民間舞蹈。鮑勃·阿爾布萊特是人民計算機公司的空想家老闆。
1962年春天，鮑勃·阿爾布萊特走進一間教室，他在這裡的經歷將會改變他的生活sup17/sup。阿爾布萊特當時是controldata（cd）的一名高階應用分析師，受邀為位於丹佛的喬治·華盛頓高中的數學俱樂部演講。他每天都衣冠楚楚，一副猶太成功人士的派頭。他本人體型肥胖，戴著用夾子夾住的領結，大鼻子，方框眼鏡後面海水般湛藍的眼睛時而放射出具有創造力的光芒，時而也會像獵狗一樣耷拉下來。他簡短地講了些計算機方面的內容，然後隨便問了一下全班32名學生中有誰想學習程式設計。一下子32隻手全都舉了起來。
阿爾布萊特在「給那些曾經去過ibm學校但沒有學會任何東西的人教授一天改進的fortran語言」的過程中也不曾見過這種情況，他後來如此說道。他不明白ibm是怎麼既給那些人上了課，又能不讓他們觸控計算機的。他知道早在那時，這個把戲就稱為「人人動手」，因為自從1955年他在霍尼韋爾的航空部門開始從事和計算機有關的工作時便出現這個名字了。阿爾布萊特曾跳過幾次槽，但官僚制度總是讓他備感壓抑。他偏愛寬鬆的環境，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方面屢有奇遇。他留著短髮，襯衫的紐扣扣到最上面一個，他的家庭背景（妻子、三個子女、一條狗）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除此以外，阿爾布萊特的希臘舞跳得不錯，他還渴望改變以茴香酒和布祖基琴為代表的希臘生活方式。希臘民族舞、酒精和計算機，這些便是鮑勃·阿爾布萊特的生活元素。當他發現那些高中學生對他所擅長的三件樂事中的最後一件，也是最誘人的一件如此著迷時，驚訝得合不攏嘴巴。
阿爾布萊特開始在cd公司的辦公室給學生開設晚班。他發現，年輕人在學習操作controldata160a計算機時非常興奮，那是發自內心、令他們樂此不疲的感覺。他給孩子們示範新的生活方式。他正在為他們注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