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因為科技廣場大樓神奇的9樓實驗室，人們將那個年代稱為駭客的黃金時代。那些生活在這個實驗室中的「科技修道者」會在單調乏味的機房和亂糟糟的周邊辦公室中消磨時間，聚集在各種終端旁邊看著一行行綠色的程式碼字元向上滾動，並從襯衣口袋裡掏出鉛筆在列印資料上做著標記，以他們特有的行話嘲笑著這個無限迴圈或那個不怎麼樣的子例程，對他們來說，這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在這種輕鬆的、無政府主義的生活方式下，他們的工作效率極高，同時對pdp-6充滿熱情。藝術、科學與遊戲融入了神奇的程式設計活動中，每一位駭客都可以無限制地掌控機器內部的資訊流。這種除錯生活散發出無窮的光芒。

但是，不管駭客多麼努力地嘗試生活在駭客夢想中，並拒絕來自「真實世界」中那些令人煩擾的各種體制的干擾，這都是無法實現的。格林布萊特和奈特未能說服外界的人相信不相容分時系統的自然優點，這只是冰山一角，說明了一小群完全沉浸在駭客主義中的人可能不會帶來所有駭客都認為必然會發生的社會大變革。從tx-0來到mit的10年間，普通大眾，當然還有校園裡的其他學生，從總體上來講對計算機有了更多的認識，這是事實。但是他們不會像駭客那樣對計算機如此注重和迷戀，並且，他們並不一定認為駭客的意圖是善良而理想化的。

與此相反，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許多年輕人將計算機視為邪惡的東西，是科技陰謀的一部分，富人和權貴可以使用計算機壓迫窮人和無權無勢的人。這種態度不僅僅體現在學生們的抗議行為上，還有已經爆發的越南戰爭（美國計算機一定程度上參與了該戰爭）。駭客主義精神中的機器也被成百萬的普通愛國公民所憎恨，他們認為計算機是社會中的一種非人性化因素。每當送到家中的賬單不正確時，接收賬單的人會緊張地嘗試撥打一圈電話以更正賬單，這是令人沮喪的過程（他們通常會聽到這樣的解釋：「是計算機出錯了」，而只有通過手工才能費力地消除數字問題），於是人們對計算機的蔑視與日俱增。而駭客顯然會將這種不幸歸咎於ibm不夠明智的批處理做法。人們難道不明白嗎？駭客道德可以鼓勵人們去修復上千美元電子賬單之類的bug，從而避免這些錯誤的泛濫。但是，在公眾的心目中，ibm的程式設計人員與ai實驗室中使用優雅互動式pdp-6的人並無區別。在他們的心目中，所有計算機程式設計人員，不管是不是駭客，都被看做是留著誇張髮型、密謀毀滅整個世界的瘋子科學家，或者是皮膚蒼白、目光呆滯的機器人，一邊計劃著實現科技老大哥主義sup/sup的下一次攻擊活動，一邊用空虛單調的聲音重複著毫無意義的說辭。

大多數駭客選擇不去糾結於這些公眾印象。但是不管駭客們喜歡與否，從1968年到1969年之間，他們不得不面對他們糟糕的公眾形象。

在科技廣場大樓發生的群情激奮的抗議遊行戲劇性地表明瞭駭客與他們的同齡人相距得多麼遙遠。許多駭客對反戰行為持支援態度。比如，格林布萊特參加了在紐黑文的遊行，並且在布蘭德斯大學的全國罷工資訊中心為反戰激進分子連線電話線。而駭客布萊恩·哈維則熱衷於組織示威遊行，然後他會回到實驗室告訴大家，抗議者們對ai實驗室的印象有多差。

在反戰會議中甚至有一些傳言，認為科技廣場實驗室中的一些計算機正用於協助開展戰爭。哈維會嘗試著告訴他們情況並非如此，但是激進分子不但不相信他，而且還憤怒地認為他在試圖哄騙他們。

駭客們聽到這種令人遺憾的誤解時也只有搖頭。這又一次證明了人們有多麼不理解他們！但是，反戰運動對ai實驗室的一個指控是完全正確的：這個實驗室所有的活動，甚至包括駭客道德的最為荒唐或最體現無政府主義的現象，都是由美國國防部資助的。從不相容分時系統到彼得·薩姆森的地鐵研究，所有的一切都由美國國防部買單。

一般來說，ai實驗室對這一指控的回覆是，資助實驗室的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署（arpa）從未在駭客和計劃者進行的計算機研究中要求任何人編寫特定的軍用程式。arpa是由電腦科學家管理的，它的目標一直是促進純理論研究的發展。在20世紀60年代末，arpa的基金由計劃者羅伯特·泰勒負責，後來他承認從軍方的「軍事任務」專案中將資金撥給了能夠促進純電腦科學發展的專案。幾乎沒有駭客會認為arpa的基金是「贓錢」。

其他所有人，甚至反對戰爭的人，幾乎都承認，arpa的資金是駭客生活方式的命脈。如果有人指出這一明顯的事實，即美國國防部也許不會在人工智慧和正在進行的系統工作中要求特定的軍事應用，但是依然期望這個實驗室的工作能夠帶來意想不到的軍事應用（誰說所有這些在視覺和機器人技術方面「有趣的」工作最終不會導致破壞力更大的炸彈偷襲呢？），駭客們要麼予以否認，（格林布萊特說：「我們的資金確實來自於國防部，但它不是軍方。」）要麼像馬文·明斯基這樣回覆：「國防部資助的研究並不是非法的。這種研究顯然要強於商務部或教育部資助的研究……因為這些部門會進行思想控制。我寧願由軍方來掌管研究……軍方的人對於他們想要的毫不隱瞞，所以我們並沒有什麼難以言喻的壓力。我們在做什麼一目瞭然。arpa的情況很特殊，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國家需要的是擅長國防技術的人。萬一我們要用到這種技術，我們能夠立即提供出來。」

計劃者認為他們在推動真正的科學發展。駭客們在免費資訊流、分權以及計算機民主的基礎上愉快地構建著他們的新時代哲學。但是，反軍方的抗議者卻認為這是一種假象，因為所有所謂的理想主義最終都會令美國國防部這個戰爭機器受益。反戰的人民想要表達他們的不滿，有一天，一個訊息傳到了ai實驗室，即抗議者正在籌劃一次遊行，遊行的終點將是科技廣場大樓的9層。

ai實驗室的實際管理者拉塞爾·諾夫斯科非常重視抗議者的威脅。他害怕狂暴的激進分子會真的謀劃炸燬計算機。他認為必須採取一些措施來保護這個實驗室。

有些措施非常神秘（可能涉及cia之類的政府機構，cia在科技廣場大樓有一間辦公室），即使戰爭過去了10年，諾夫斯科依然不肯透漏這些措施是什麼。但其他措施則顯而易見。他拆去了從9層的電梯大堂通往駭客們操作計算機的區域之間所有門上的玻璃，並安裝了鋼板來替代玻璃，然後又用木板蓋住鋼板，這樣，這塊區域看起來就像沒有加固過一樣，雖然實際上與之相反。門旁邊的玻璃面板換成了半英寸厚的防彈樹脂玻璃，這樣在你開啟門鎖並移除門栓前能看清誰在請求進入。諾夫斯科還確保了各個大門都裝了固定在牆上的重型鉸鏈，這樣，抗議者將無法拆掉整扇門，闖進來破壞計算機。

在示威遊行的前幾天，只有名字在核準名單上的人才能正式獲准進入這個封鎖的堡壘。遊行當天，諾夫斯科甚至給不同的人派發了40臺快速成像照相機，要求他們在示威遊行者從受保護區域外面冒險行事時，拍下他們的照片。如果這些遊行者採取暴力行為，那麼至少他手裡會留下肇事者的證據。

這些障礙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作用，抗議者（據諾夫斯科估計，約有20~30人）走進科技廣場大樓，在實驗室外面停留了一會兒，然後就離開了，他們沒有用大錘破壞pdp-6。但是駭客們在鬆了一口氣的同時，一定也覺得很遺憾。他們在實驗室內營造出了無鎖的民主體制，但卻與外界完全脫節，從而不得不使用他們痛恨的門鎖以及各種障礙來控制對這個理想環境的訪問。雖然有些人會抱怨裝了門鎖，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尋常像游擊隊員一樣自由進出的愛好似乎並不適用。有些駭客害怕受到打擊，他們甚至操縱了電梯系統，讓電梯無法直接到達9層。儘管之前一些駭客曾宣稱，「我絕對不會在裝有門鎖的地方工作」，但是在示威遊行結束並撤銷了受限名單後，門鎖還是被保留了下來。通常，駭客不會把門鎖看做是自己遠離主流的符號標誌。

一種非常堅決的唯我論在9樓盛行，甚至在駭客主義遭受到來自出版物和期刊的一些直接卻顯然不具有身體威脅的攻擊時，唯我論依然站得住腳。但是，這些攻擊中最為猛烈的言論卻很難忽略，因為它來自mit內部，電腦科學系（沒錯，mit開始理解並建立了這個系）一位名叫約瑟夫·魏澤鮑姆的教授。魏澤鮑姆以前也是程式設計師，他很瘦，留著鬍子，說話帶有一種很有意思的東歐口音，自1963年起便一直待在mit，但卻極少與駭客交流。他對ai最大的程式設計貢獻是一個叫做eliza的程式，這個程式句與使用者進行會話，計算機將扮演治療師的角色。魏澤鮑姆意識到了計算機的力量，並注意到使用者與eliza的交流有多麼的深入，這令他不安。即使人們知道它「只是」一個計算機程式，但是他們依然會將個人最隱私的秘密告訴它。對魏澤鮑姆來說，這證明了計算機所具有的力量如何引導人們做出幾乎成癮的無理性行為，最後帶來非人文化的後果。魏澤鮑姆認為駭客（或者叫做「患了強迫症的程式設計師」）是計算機非人文化的終極體現。他最後把這寫到了《計算機力量與人類理性》（computerpowerandhumanreason）sup11/sup中，這段話非常有名，他是這麼寫的：

……聰明的年輕人，不修邊幅，通常有著深陷而明亮的眼睛。你會看到他們坐在計算機控制台後，手臂僵硬，手指已調整好姿勢，隨時準備按在按鈕和鍵上。他們的注意力似乎完全集中在控制台上，就像賭徒盯著滾動的骰子一樣。在注意力不那麼集中的時候，他們通常會坐在鋪滿了計算機列印資料的桌子旁邊，仔細地研究這些資料。他們會持續工作20~30個小時，直到體力不支。他們的食物（如果他們準備了食物）是各種外賣（咖啡、可樂、三明治）。如果可能，他們會睡在簡易床上，旁邊堆著列印材料。他們皺巴巴的衣服、沒洗的臉、沒刮的鬍子，還有亂蓬蓬的頭髮都證明了他們對自己身體的不負責任，對自己身處的世界毫不在意。這些就是計算機懶漢，強迫症程式設計師……

後來，魏澤鮑姆說這個繪聲繪色的描述來源於他自己作為駭客時的切身體會，而並不是基於對9樓文化的直接觀察。但是，許多駭客則不這麼認為。一些人覺得魏澤鮑姆寫得就是他們自己，甚至他的描述暴露了他們的隱私。而另一些人則猜測格林布萊特被很不公平地挑選了出來；實際上，格林布萊特確實給魏澤鮑姆傳送了幾條資訊，表達自己對這種長篇大論的反感情緒。

不過，魏澤鮑姆的文章或者其他任何攻擊並沒有讓駭客們開始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反省並不是這個實驗室的行事風格。駭客們通常不會深入研究彼此的心理性格。「我們有一系列共同的目標」湯姆·奈特後來解釋道，「我們分享精神上的快樂，甚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分享共同的社會生活，但是我們也有分享的界限，別人不敢輕易跨越。」

正是這種難以言喻的界限讓駭客大衛·塞維亞感到困惑。他在青少年時期就加入了這個實驗室，也確確實實在這裡長大成人，除了創造出富有創意的駭客程式外，他還會花時間思考駭客和計算機之間的關係。對於所有的駭客如此迷戀pdp-6這種簡單的東西並與其親密地溝通，他開始覺得好奇。這種關係幾乎是可怕的。大衛·塞維亞想知道，如果像pdp-6這樣相對簡單的機器能夠如此拉近駭客們彼此之間的距離，那麼又是什麼讓人們彼此聯絡的，人們是如何找到彼此的，人們為什麼會相處融洽呢……這一系列相關的問題讓他開始思考，一方面人類是否就是更高階的計算機，而另一方面人類是否是上帝的精神影像。

他不一定會與他的導師分享這些思考，比如格林布萊特或高斯珀。「我不認為我們會與彼此進行那種溫和的談話，」他後來說，「這不是我們重點關注的。我們注重的是純粹的智慧。」甚至對於高斯珀來說也是如此：塞維亞跟著他實習，但兩人之間的關係並不好。他後來認為，這是一種「駭客關係」，他們在分享計算機相關資訊方面非常親近，卻不帶有真實世界中豐富多彩的友誼關係。

「很多、很多、很多年過去了，我所做的只是鑽研計算機，我並沒有覺得孤單，也沒覺得失去了什麼。」塞維亞說道，「但是我想，隨著我逐漸成長，逐漸成熟，逐漸改變，我在某些方面變得不那麼古怪了，我開始需要從人們那裡獲得更多的資訊。（由於沒上過高中，）我錯過了所有社交方面的活動，直接來到了這個幾乎與外界格格不入的地方……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像機器人一樣行走說話，並與其他一群機器人進行交流。」

在有些情況下，駭客無法進行深入的人際交流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對於那些最優秀的駭客來說，這間實驗室可能是理想的工作場所，但是對某些人而言，這裡的壓力太大了。甚至房間內的佈局都能加劇某種高度緊張的情緒，包括開放的終端、在實驗室不斷出現的令人敬畏的世界上最偉大的計算機程式設計師、寒冷的室溫以及永不停歇的空調噪聲。有一次，他們叫了一家調查公司對這種無處不在的過量噪聲進行研究，最後，他們得出結論，空調噪聲之所以如此令人討厭，是因為沒有足夠與之匹敵的其他噪聲。於是，他們調整了機器，讓它們持續地發出響亮的噪聲。用格林布萊特的話來說，這種改變「並沒有什麼好處」，而且對於某些人來說，這種持續的機器噪聲令他們在9層長時間地工作時相當頭疼。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睡眠不足、忘記吃飯直至營養不良以及完成駭客工作的高度熱情，因此，一些駭客做出出格的事情，其原因也就不言自明瞭。

格林布萊特最擅長於發現，按他的話來說，「各種損耗的典型綜合病症」。「在某種程度上，我關注的是，我們不能讓人們在實驗室裡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他有時會告訴實驗室裡的人回家待一陣子，放鬆放鬆。而其他事情則超出了他的管轄範圍。一個晚上，一個駭客從哈佛橋上飛躍而下，掉入冰雪覆蓋的查理士河，傷勢嚴重。這並不是ai實驗室的駭客唯一的一次自殺企圖。

從這個證據本身來看，魏澤鮑姆的觀點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駭客的生活遠遠比這豐富。魏澤鮑姆並沒有承認駭客的獻身精神之美……或者駭客道德的理想主義之美。他看不到愛德·弗雷德金所看到的畫面：斯圖爾特·尼爾森用teco編輯器編寫程式碼，格林布萊特和高斯珀在旁觀看，他們三個沒有說一句話，而尼爾森卻可以通過解碼組合語言的小把戲來令其他兩個人開心，由於格林布萊特和高斯珀完全掌握了pdp-6「語言」，因此這種小把戲在他們看來與歡快而精闢的笑話具有同樣的開心效果。每隔幾行指令，就會出現一條幽默的妙語，這是一種令人讚歎的溝通方式……這個場景正是分享的寫照，令弗雷德金終生難忘。

弗雷德金雖然勉強承認駭客之間的關係與眾不同，但他後來說：「他們的生活就是計算機的未來……他們樂在其中。他們知道自己出類拔萃，與眾不同。我認為他們互相欣賞對方。他們雖然各不相同，但是都知道其他人身上的優點。他們互相尊重。我不知道像（駭客文化）這樣的東西是否曾經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我會說，他們彼此惺惺相惜。」

駭客們關注的是計算機的神奇力量，而不是人類情感，但是他們也會被其他人所感動。證明這一點最好的示例就是路易·莫頓（化名）的情況。莫頓是mit的學生，有點保守，但卻是一位出色的國際象棋高手。除了最後一個特點，格林布萊特最開始認為他是那種可能會隨意走進實驗室的不重要的人。

莫頓能下一手好棋，這令格林布萊特非常高興，那時他正忙於建造一臺可以執行其國際象棋程式增強版本的真實計算機。莫頓學過一點程式設計，並加入了格林布萊特的這個專案。後來，他在9層不常使用的pdp-7上開發出了自己的國際象棋程式。莫頓對國際象棋和計算機都很著迷，而發生在1966年感恩節假期的事情並沒有任何的預兆，在科技廣場大樓8層類似於劇場的ai小「娛樂室」中（西蒙·派珀特教授和他的團隊在那裡開發用於教學的logo計算機語言），他暫時變成了「植物人」。他表現出緊張症的典型症狀，筆直地坐在那裡，雙手緊握成拳放在身側。他不回答任何問題，甚至對除他以外的任何事物均不予理睬。大家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他們給mit的醫務室打電話，醫務室讓他們打給劍橋警方，警方則帶走了可憐的莫頓。這次意外令駭客非常震驚，格林布萊特亦是如此。他放假回家探親，回來後聽說了這次事件。

莫頓不是這裡最好的駭客。格林布萊特也不是一個親密無間的朋友。不過，格林布萊特還是立即駕車趕往維斯伯樂州立醫院，準備帶回莫頓。開車的路程很長，而且這家醫院讓格林布萊特想起了源自中世紀的某種場所，那裡更像是監獄，而不是醫院。他下定決心，不將莫頓帶出來絕不離開。在這個曲折的出院過程中，最後一步是讓一位老態龍鍾的醫生簽字。「這完全像是恐怖片（裡的場景），」格林布萊特後來回憶道，「他看不清楚東西。旁邊好像是護理人員的人會說‘簽在這裡。簽在這裡。’」

原來莫頓患有這種病症已經有好些年了。與大多數的緊張症患者不同，莫頓會在幾天後有所好轉，特別是在服藥的情況下。通常，如果他在某個地方犯了緊張症，發現他的人會打電話給其他人將他帶走，即使他又逐漸地甦醒過來，醫生仍然會給出診斷，說他患有永久性緊張症。他會打電話給ai實驗室並高喊「救救我」，實驗室的人，通常是格林布萊特，則會去醫院將他帶走。

後來，有人在mit的記錄中發現了莫頓已故母親的來信。信中說莫頓是一個奇怪的男孩，有時他會變得僵硬。在發生這種情況時，你需要做的只是問他：「莫頓，你想玩一盤國際象棋嗎？」弗雷德金對莫頓也非常感興趣，他嘗試了這個建議。一天，莫頓坐在椅子邊緣開始變得僵硬，完全呈現出雕塑的狀態。弗雷德金問他是否願意下盤國際象棋，莫頓則僵硬地邁步走向棋盤。弗雷德金一邊下棋，一邊自顧自地和莫頓閒聊著，但是突然莫頓停了下來。弗雷德金問道：「莫頓，你為什麼不下棋了？」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後，莫頓緩緩地用喉音回答道：「將……軍。」弗雷德金的上一步棋不小心使自己處於被將軍的境地。

莫頓的病情可以通過某種藥物緩解，但是他自己幾乎從來不服用這種藥物。格林布萊特請求他服藥，但是他拒絕了。一次，格林布萊特找到弗雷德金，請他幫忙。弗雷德金跟著格林布萊特一起回到實驗室，發現莫頓身體僵硬，毫無反應。

「莫頓，你為什麼不吃藥呢？」他問道。莫頓只是坐在那裡，臉上掛著一絲笑容。「為什麼不吃呢？」弗雷德金又重複了一遍。

突然，莫頓回過神來，開始猛擊弗雷德金的下巴。這種行為是莫頓的一種粗野特徵。但是，駭客們對此表現出了非凡的忍耐力，他們並沒有將他當成失敗者而予以排斥。弗雷德金認為莫頓的情況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團隊人性的一面，而魏澤鮑姆卻依然將他們想成沒有感情的機器人而排斥他們。「他只是言語過於偏激了，」明斯基在後來談到魏澤鮑姆時說，「這些（駭客）是世界上最敏感、最可敬的人。」這可能有點言過其實，但是，在共同實現駭客道德時，他們專心致志的外表下確實有著溫暖的一面。為了表達對駭客技術的熱愛，駭客犧牲了局外人所謂的基本情感行為。

最終離開了這個團體的大衛·塞維亞，多年後依然對這種美妙的犧牲心懷敬畏：「對於這些人來說，似乎必須非常才華橫溢，並且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需要在社交方面有所障礙，這樣，他們才能完全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當一名駭客，這是世界上對他們來說最為重要的事。

在駭客道德在科技廣場大樓的9層蓬勃發展之時，劍橋以外的計算機世界也並沒有停下腳步。到了20世紀60年代後期，駭客主義廣泛傳播，一部分原因是像pdp-10或xds-940之類的互動式機器不斷地湧現，一部分是因為友好的程式設計環境（比如駭客們在mit開發的那個），另一部分原因則是mit的老駭客會離開實驗室，將他們的文化帶到新的地方。但是這種發展的核心是：想要當駭客的人都能夠找到用來研究駭客技術的計算機。

這些計算機不一定在mit。駭客文化的中心正在美國各地的學院裡紮根，從斯坦福大學到卡內基梅隆大學。隨著這些中心發展到了臨界狀態（擁有足夠的專業人員來研究大型系統並且他們會在晚去當地的中餐館消遣），它們開始具備足夠的誘惑力，吸引ai實驗室的一些駭客離開科技廣場大樓。具有強烈mit風格的駭客主義可以通過這些駭客使者傳播。

有時，駭客去的不是學院，而是公司。一位名叫邁克·羅維特的程式設計師在舊金山創辦了一家名為systemsconcepts的尖端技術公司。他非常明智，邀請了電話和pdp-1駭客斯圖爾特·尼爾森作為合作伙伴；tx-0音樂大師彼得·薩姆森後來也加入了這家高科技硬體設計製造公司。總之，這個小公司設法將科技廣場大樓周邊眾多敬業而有才能的駭客拉到了舊金山。這可是不小的壯舉，因為駭客通常都與加州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特別是要會開車以及在白天進行休閒娛樂活動。但是，尼爾森之前就已經汲取了教訓——儘管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弗雷德金反覆地遊說他，但他還是拒絕前往informationinternational在洛杉磯的新總部，直到有一天，他在反覆強調了他的決心後，沒穿外衣就衝出了科技廣場大樓。那天正巧是劍橋那年冬天最冷的一天，他走到外面後，眼鏡立馬就因為溫度的驟降而碎裂了。於是他直接走回弗雷德金的辦公室，眉毛上還凝結著冰碴，說道：「我要去洛杉磯。」

在某些情況下，駭客會因為明斯基和愛德·弗雷德金稱為「社會工程」的因素而加快離開的步伐。有時，計劃者會發現某個駭客開始墨守成規了，可能在某些系統問題上卡住了，或者對一些課外活動著迷了，比如研究各種門鎖或電話系統，於是計劃者會認為他的工作不再「有趣」了。後來，弗雷德金回憶說，駭客們可能會進入一種狀態，他們「就像拖著東西無法前進的船錨。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們需要走出實驗室，而實驗室也希望他們走出去。於是，他們會收到一些出人意料的邀請，或者被安排進行一些訪問，通常是很遠的某個地方。這些人開始走向外界，去公司或者其他的實驗室。這不是命運的安排，而是我的安排。」

明斯基會說「弗雷德金很勇敢」，對其行為的秘密性表示認可，即使不瞭解駭客團體，這也是必須要去做的，他們不能忍受支配人們去向的組織結構。

雖然目的地可能是工業（除了systemsconcepts，弗雷德金創辦的informationinternational公司也僱傭了很多mit的駭客），但駭客們通常選擇其他的計算機中心。在這些中心中，最為合適的是斯坦福大學的ai實驗室（sail），它是約翰·麥卡錫大叔於1962年離開mit時創辦的。

sail在很多方面都是mit運轉方式的映象，唯一改變的地方只是時不時從太平洋飄到半島上的加州大霧。但是加州的這種失真映象非常重要，它證明了即使是與mit駭客社群最為接近的地方也只是近似於理想場所。mit溫室風格的駭客主義註定要傳播出去，但是在暴露在諸如加州陽光的環境下時，駭客主義的味道會減弱一些。

不同之處開始於背景環境，sail位於一個由混凝土玻璃和紅木搭建的半圓形前會議中心，地處可以俯瞰斯坦福大學校園的群山中。在這座建築物內部，駭客們可以坐在分佈在各個辦公室的64臺終端前工作。這裡不會出現科技廣場大樓的幽閉恐懼症。這裡既沒有電梯，也沒有震耳欲聾的空調噪聲。這種輕鬆的氛圍意味著sail並沒有沿襲mit的潑辣作風，比如tmrc活動室中的高聲辯論、研究生與駭客間的信仰之爭。科技廣場大樓瀰漫著槍戰太空科幻小說中隨處可見的戰爭形象，而斯坦福大學的形象則不同，它有著約翰·羅納德·瑞爾托爾金在中土世界（《指環王》）三部曲中所描述的精靈、霍位元人和巫師具備的文雅知識。ai實驗室中的房間是以中土世界中的地點來命名的，sail印表機被配置成可以處理三種不同elven型別的字型。

在經過mit的《太空大戰》鼎盛時期後，斯坦福大學實驗室最終開發出來的著名計算機遊戲型別體現了其與加州的不同之處。一天，斯坦福大學一個名叫唐納德·伍茲的駭客在一臺施樂研究計算機上發現了一種遊戲型別，遊戲中的洞穴探查者可以在地牢裡尋找寶藏。伍德聯絡了開發該遊戲的程式設計師威爾·克勞舍，與他談起這個遊戲，並決定將克勞舍的遊戲擴充套件為一個全方位的冒險遊戲《冒險》，遊戲者可以在計算機上扮演旅遊者，在托爾金式的場景中擊退敵人，通過巧妙的技巧越過障礙並最終獲得寶藏。遊戲者向程式發出由兩個單詞（動詞加名詞）組成的指令，不同的命令會有不同的回應，這一切都基於伍茲根據想象在計算機裡搭建的世界。例如，遊戲一開始，計算機會描繪出你的初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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