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當大衛·塞維亞第一次乘電梯來到科技廣場大樓的9層時，ai實驗室正在神聖的「駭客道德」的統領下運轉著，它簡直就是一扇駭客社群的櫥窗。通常，駭客們在享受了一頓中國菜大餐之後就會來到這裡，在pdp-6計算機上做著對他們來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一直到東方發白。他們拿著列印出來的材料和自己的筆記一會兒溜到這邊看看，一會兒又踱到那邊瞅瞅。看見有人正在用著終端，就過去指手畫腳一番，或者對其他程式設計師的程式設計技巧稱讚幾句。顯然，這個實驗室中最重要的就是合作精神以及對鑽研技術共同擁有的一種使命感。駭客們對技術問題總有一股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勁頭，因此大衛·塞維亞一見到這些人，就非常渴望和他們共事。

大衛·塞維亞那時還只有14歲，是一名六年級的學生（留過兩次級）。因為幾乎無法讀完一整句話，他經常受到同學們的嘲笑。後來，大家估計他有「誦讀困難」，而塞維亞只是簡單地說他對老師、學生和學校裡的任何東西「都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製作各種各樣的系統。

大概從6歲起，他就定期到劍橋市埃裡哈弗倫的舊貨市場（tmrc的駭客也常常到那裡去淘點舊貨）去淘換各式各樣有意思的東西。在他10歲那一年，有一次，他從那裡找到了一個雷達天線反射罩，拿回來後拆開，將它改裝成可以接收聲音的裝置——一個拋物面反射器，再接上個擴音器，就可以用它監聽到幾千英尺以外的談話聲。不過他自己主要還是用這個東西收聽遠方的汽車聲、鳥或昆蟲的鳴叫聲。塞維亞還做了很多其他與聲音有關的裝置，對定時照相技術也有所涉獵。然後他開始對計算機感興趣了。

大衛·塞維亞的父親是一名科學家，在mit任教，與明斯基是老朋友。他的辦公室裡有一臺可以登入到ibm7094主機相容分時系統（compatibletime-sharingsystem，ctss）的終端，於是塞維亞便開始用這臺終端程式設計——他的第一個程式是用lisp語言寫的，可將英語短語翻譯成piglatinsup/sup。接著他又開始著手編寫可以控制一個微型機器人的程式。他將這個微型機器人稱為"bug"（臭蟲），那是他在家裡用從埃裡的舊貨攤淘來在家裡的舊電話中繼器製作的。他將這隻「臭蟲」連到終端機器上，然後用匯編語言編寫控制程式，讓這隻裝有兩個輪子的「臭蟲」爬來爬去。戴維認定機器人技術是他所有理想中最吸引他的，還有什麼比讓機器想去哪就去哪、想看什麼就看什麼……以及按照它自己的思維模式獨立思考更有趣的事呢？

因此，這次在明斯基的安排下，對ai實驗室的參觀大大拓寬了塞維亞的眼界。這裡的人不僅像塞維亞一樣熱愛計算機，而且在實驗室他們還有一項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機器人技術。明斯基本人對這一領域也極為重視。機器人技術對人工智慧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可以衡量人類在讓智慧機器工作這條路上到底能走多遠。明斯基的很多研究生都在進行機器人技術方面的理論研究，並在讓機器人做這做那的較為艱難的實踐中努力完善這些理論。實驗室的駭客同樣在這一領域投入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不過他們的重點並不是將成果提高到理論層面，而是花大力氣進行實驗。駭客們對機器人課題的喜愛和塞維亞基本一致。相對於在通過編寫計算機程式控制現實世界，控制機器人則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就像高斯珀經常說的，「為什麼要將計算機侷限在別人通過鍵盤灌輸給我們的謊言之中呢？」（通過研究）機器人，（我們）可以掙脫這個枷鎖，用自己的雙眼去探究世界的本來面目。假如你編了一段程式，指揮機器人來做一件事，高斯珀後來解釋說：「你就能得到一種滿足感，那是一種情感衝擊，無法用語言表達。你平時編出一段程式後得到的滿足感和這種滿足感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因為發明創造的正確性得到了實實在在的認可，估計跟剛生了一個孩子的那種感覺差不多。」

駭客們曾經完成過一個大專案，製造出一個可以接住球的機器人。用pdp-6計算機控制一隻機械臂，外加一部電視照相機，尼爾森、格林布萊特和高斯珀幾個人用了好幾個月才讓機械臂能夠抓住一隻向它彈跳過去且速度不是很快的乒乓球。機械臂可以隨時確定球的位置，並及時移動到適當的位置接住球。能辦到這一點，駭客們自豪極了。高斯珀特別希望能再上一層樓，於是他開始著手製作動作更為靈活的機器人，想真正實現讓機器人打乒乓球這一夢想。

「到聖誕節時能讓它打乒乓球嗎？」當明斯基和高斯珀一起看機器人接球時他這樣問道。

乒乓球和中餐館一樣都是高斯珀非常關心的系統。當高斯珀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就在自己家的地下室打過乒乓球。他打球的技術風格和他的工作風格完全一樣：越是物理上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他越是喜歡研究。當高斯珀擊打一隻乒乓球時，他發的球就像pdp-6顯示高深的程式那樣讓人抓狂——旋轉的力道非常強，常常會產生複雜的、違反直覺的力道，沒有人知道球到底會飛向何方。高斯珀喜歡旋轉球，因為這種球不會按照重力原理飛行。如果你用力打出一記旋轉球，那麼它不會徑直飛向球桌另一側的邊緣，而是突然以曲線的軌跡下落。當對手想要接球的時候，由於球的轉速很高，它會轉而朝著天花板飛去。另外，高斯珀有時還會用削球的方法增加轉速，讓球沿著接近水平的方向飛行，速度快得幾乎會因巨大的離心力的撕扯而在空中爆炸。「在比賽時有時會出現這種情況，」高斯珀後來說，「乒乓球會在空中出人意料地改變方向，完全違反物理原理，觀眾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兒了。我曾親眼見過在空中發生的這一幕，不過那種情況很難說清楚，實在是太有趣了。」

高斯珀曾經一度沉浸在讓機器人打乒乓球這個想法中。駭客們也確實成功地讓他們的機器人握住球拍，對朝著它彈跳而來的乒乓球大力扣殺。據比爾·本內特後來的回憶，有一次明斯基走進了機器人機械臂的擊打範圍內，由於攝像機的需要，這片區域通常都被燈光照得雪亮，這時，機器人錯把明斯基光光的頭頂當做一隻巨大的乒乓球，因此差一點用球拍將這位教授「斬首」。

高斯珀打算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他想把機器人改進一下，讓它可以來回移動，打出更加刁鑽的球，也許還能進行凌空扣殺呢。不過當時明斯基已經為這臺能夠接住乒乓球的機器人做完了部分硬體設計，他並不認為高斯珀的設想很有意思。他認為這與用一枚導彈擊落空中的另一枚導彈沒什麼區別。明斯基說服高斯珀不再繼續做乒乓球的專案。後來高斯珀堅定地認為假如當初他繼續做下去，那臺機器人很可能會改變歷史。

當然，塞維亞也和高斯珀一樣，對這樣的專案情有獨鍾。明斯基同意塞維亞在9層隨便轉悠，不久以後塞維亞徹底退學，他因此得以將時間更加有效地花在科技廣場大樓裡。駭客們更加註重某個人對他們科研專案潛在的貢獻，而不在意他們的年齡，因此14歲的塞維亞被大家（開始時可能把他當做一個吉祥物）接受了。

很快，塞維亞主動承擔起部分乏味的撬鎖工作，並通過這一工作證明了自己的價值。當時，實驗室的行政部門已經引入了一套安全級別很高且更加堅固的門禁系統。有好幾次，這個弱不禁風的少年會花整晚的時間，爬過人工吊頂，再拆開整條樓道的每一個門鎖，研究主門鎖系統的工作原理，然後再不辭辛勞地趕在管理員早晨上班前一個個地安裝回去。塞維亞使用機械師的那套工具非常熟練，並且還曾用機器加工出某種鑰匙坯子，用這種坯子製作的鑰匙能夠開啟一種特別複雜的門鎖。那把鎖其實是一間屋子的門鎖，那間屋子裡有一個高安全級別的保險箱，裡面裝著各種鑰匙。一旦開啟了這個保險箱，用塞維亞的話說，整個門禁系統便「迎刃而解」了。

塞維亞將實驗室的駭客們當做自己的老師，他可以問他們任何與計算機或機器裝置有關的問題，而那些駭客則會傾囊以授。在這一過程中，駭客們會使用千奇百怪、有如泰迪熊那樣變化多端的英語，其中還夾雜著豐富多彩的駭客行話。像"winnitude"、"greenblattful"、"gronk"和"foo"等都是駭客的日常用語，是口才不佳的人相互交流時使用的縮略語。駭客用這樣的詞彙可以準確地表達出自己的意思。

塞維亞的問題五花八門。有些問題非常簡單：計算機的每個部分是用什麼製造的？控制系統是怎麼來的？不過當他對機器人技術的瞭解逐漸加深，他發現那些自己必須要問的問題往往具有雙重含義。在為機器人建立一個它自己的世界之前，必須從幾乎整個宇宙的角度考慮問題。什麼是點？什麼是速度？什麼是加速度？關於物理的問題，數的問題，資訊的問題，各種事物的表示法的問題等……後來塞維亞終於明白了，當他「問一些基本的哲學問題時，如我是誰，宇宙是什麼，計算機是什麼，用計算機可以做些什麼以及計算機和外界是怎樣聯絡的，所有這些問題都會最終歸結為上述那些最最基本的問題。在當時，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十分有趣的，因為那是我第一次開始思考，開始對計算機有了足夠的瞭解，開始將生物、人類和動物的功能聯絡起來，開始將他們與科技以及計算機聯絡起來。我開始領會到這樣一種思想，即你可以讓計算機像智慧生物那樣做事。」

塞維亞的導師是高斯珀。兩人常常結伴到學生宿舍打乒乓球，或者一起出去吃中餐，要麼就一起討論有關計算機和數學的問題。在劍橋的世外桃源裡，塞維亞自始至終都徜徉在知識的海洋之中。沒有人知道這所「學校」的存在，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快樂無比。

藉助pdp-6計算機和這裡的駭客們的指導，塞維亞在計算機的世界裡任意遨遊。很快，他就覺得自己已經可以用pdp-6計算機做些實際工作了。他打算寫一個複雜的大型程式：他想要改進一下那隻小機器人「臭蟲」，使它可以使用電視照相機真正地「撿回」人們扔到地上的東西。此前，即使經驗豐富，又有尖端裝置的人也從來沒有真正做過類似的工作，駭客們對這一事實竟然熟視無睹。於是，塞維亞像往常一樣，在專案開始前問這問那。他先後諮詢了十幾名駭客，分別詢問這個有關視覺的專案每個具體部分的知識。他就像是高科技時代的湯姆·索亞sup/sup，用匯程式設計式碼粉刷著房屋的牆壁。硬體方面的問題，他會去找尼爾森；系統方面的問題，他找格林布萊特幫忙；至於數學方程式，當然由高斯珀負責教他。然後，他還會請別人幫忙寫一段解決那個方面問題的子例程。收集齊所有子例程後，他就會將這些程式整合起來，組成自己想要的具有視覺功能的程式。

那隻機器「臭蟲」本身有1英尺長，7英寸寬，主要由用塑膠繩捆在一起的兩個小馬達構成。它兩側各有一對可升降的輪子，頂部是升降杆，前面伸出兩隻焊上去的銅杆，好像一對鹿角。說實話，這個東西看起來和垃圾毫無二致。塞維亞利用了一種稱為「影像差」的技術來讓計算機隨時知道「臭蟲」的位置——照相機一直不停地對場景進行掃描，看看什麼東西移動了，然後找出位置有變化的物體。掃描的同時，「臭蟲」會在場地內隨機移動，直到相機找到了那個新出現的物體並由計算機引導到該物體（如扔到它附近的一個錢包）附近停下。

就在塞維亞全神貫注地投入工作的同時，發生了一件事，但這只不過表明即便在這個駭客避難所中矛盾也從未終止過。有人對塞維亞非常不滿。這些批評和不滿來自駭客道德的天敵：那些整天宣揚人工智慧理論的人以及8樓的那些研究生。這些人大可不必將計算本身視為一件快樂的工作，因為他們更關心自己能否得到學位，是否可以獲得專業的認可，以及，哦……促進電腦科學的進步。這些人認為駭客思想是完全違背科學的理論。他們一直要求駭客們不要佔用那臺pdp-6計算機，讓他們可以做些「官方授權的程式」。此外，他們對駭客們看上去漫不經心地肆意改裝計算機的行為也感到震驚。那些研究生通常都在以嚴謹的學術精神和科學的態度做他們的畢業論文或專題演講，他們認定要做出塞維亞正在努力製作的那種玩意兒無異於天方夜譚。如果沒有一個全面的方案，沒有對此前各次實驗的完整總結、沒有精心設計的架構以及缺少必要的實驗器材（在潔淨無塵的房間中放一塊黑色的天鵝絨布，上面要有若干純白立方體塊），他們絕不會考慮任何與計算機視覺有關的實驗。寶貴的pdp-6計算機上機時間竟然被用來製作這種……玩具，他們為此怒不可遏。一個十幾歲的菜鳥終日霸佔著那臺pdp-6，難道那是他個人的學步車不成？

儘管那些研究生們嘲笑塞維亞註定一事無成，說他的工作根本和人工智慧沾不上邊，他甚至不會理解像遞迴函式這樣的理論知識，但是塞維亞卻自始至終埋頭於他的「臭蟲」，繼續用pdp-6做著他的開發工作。假如有個人把錢包扔到骯髒凌亂的地板上，這隻「臭蟲」會迅速地以每秒6英寸的速度向前爬過去，右轉，停下，再向前爬。這隻「愚蠢的小臭蟲」就這麼一直向前衝、右轉或左轉，直到來到錢包跟前停下，接著便向前拱，將錢包穩穩地夾在兩隻「角」中間（那兩隻角任誰看了都會以為那是彎曲的衣架）。接著，機器「臭蟲」會將錢包推送到預先指定的「儲物所」。任務完成。

那些研究生簡直氣瘋了，他們想把塞維亞趕走。他們聲稱，一個14歲的孩子三更半夜待在實驗室需要有保護措施。這樣一來，明斯基只有站出來為塞維亞辯護。「連明斯基都站在我這邊，這讓他們非常氣憤」塞維亞後來回憶道，「這個毛孩子幾周來幹了一堆蠢事，可他竟然能用pdp-6計算機開始做事了。而那些研究生也想讓計算機來做這些事，但又覺得困難重重，對自己能否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並在現實世界中實現自己的設想心裡沒底。因此，突然之間，他們對我怎麼看怎麼彆扭。他們整天都在對一切事物做理論上的分析研究，而我則挽起袖子埋頭苦幹……工作中這兩種人都很常見。我既沒有從理論的角度入手，也沒有從工程的角度入手，我覺得那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才去做的。出於有趣的原因，我們也許還會讓這隻‘臭蟲’搖晃兩下身子。因此我裝上去的零件和我編寫的程式都能完成某種任務。很多時候，我的機器人能做的事情正是那些研究生們絞盡腦汁想要實現的功能。」

最後，那些研究生終於安靜下來，不再對塞維亞說三道四了。但他們和駭客之間的不和卻始終沒有改變。那些研究生雖然覺得駭客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從心底裡認為這些人太幼稚。而駭客們則認為那些研究生沒有真本事，眼高手低，他們只能坐在8樓的椅子上想象機器人的樣子。即使「正確答案」出現了，他們也渾然不知。這種看法是對研究生的極度蔑視，因為那些人編寫的、作為自己論文課題的「官方授權程式」全都一文不值，論文評審之後就被扔到一旁沒人管了；而與此相對的是駭客的程式，總會為人所用並得到修改和提高。駭客要看到這些人在pdp-6上抓狂，看他們後悔當初浪費了那麼寶貴的pdp-6上機時間。

這裡要特別提一下，研究生當中有一個傢伙就連駭客們也拿他沒辦法。他在自己的程式中一再地犯同樣的錯誤，每次都讓pdp-6嘗試著執行一段有漏洞的指令，人們將這段指令稱為「沒用的操作碼」。他有時候會連續幾個小時甚至幾天都卡在這裡進行不下去。計算機本身對這種「沒用的操作碼」自有一套處理方法，那就是先把它儲存在某個地方，假如你打算定義新的操作，那麼你可以在以後任何時候找到儲存起來的那段程式碼。假如你根本沒打算重新定義這段非法指令，而是毫無察覺地繼續執行以前的程式碼，那麼程式便會陷入迴圈，此時你會終止程式的執行，檢查程式碼，就能發現自己做錯了什麼。但這位老兄（早就沒人想起他叫什麼了，我們姑且稱呼他為"fubarsup/sup"）卻沒能弄明白這一點，還是繼續輸入那些非法的指令。於是計算機也總是執行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指令，進而不停地陷入死迴圈，只有等fubar同學過來終止才算告一段落。fubar坐在那裡，盯著螢幕一動不動。如果他把程式列印了出來，他便會盯著列印紙一動不動。稍後，或許就在他將列印出來的程式帶回家研究後認識到了他的錯誤，然後回到機房再次執行他的程式。可接著他又犯了同樣的錯誤。駭客們實在受不了了，因為他把程式列印出來帶回家修改，這麼做本身就是把pdp-6計算機的時間浪費在最初級的事情上——這種方式是典型的ibm批處理風格，不是互動式程式設計風格。這幾乎可以稱為「滔天大罪」。

於是，有一天尼爾森登入到這臺計算機上，用另外一種方式針對那個錯誤編了一小段程式。然後大家出去轉了一圈直到fubar過來登入並開始工作。他坐在終端前，像往常一樣花費大量時間做各種設定工作，不出所料，半個小時以後他真的又犯了同樣的錯誤。但只有這一次，他通過螢幕看到，自己的程式沒有進入死迴圈，而是把他出錯的那段程式碼顯示了出來。就在這段程式的中間，有一個巨大的、發出熒光的箭頭若隱若現地指向他的那條非法指令。此外螢幕上還有一條閃爍著的說明文字：「fubar，你又出錯了！」

fubar卻連一點感謝的意思也沒有。他高聲地痛斥說自己的程式被人搞壞了，甚至完全沒有意識到尼爾森的程式所給予他的提示，指出了他哪裡做得不對以及應該怎樣修改。雖然他的程式中嵌入了這一完美的功能，並幫助他找到了自己程式設計過程中的錯誤所在，但fubar卻並不領情（駭客們其實倒也沒期望能得到他的感謝）。就這樣，駭客將聰明才智浪費在了fubar身上。

駭客有個專門的詞來指稱那些研究生。他們也用這個詞指稱任何對計算機不懂裝懂，又不能通過駭客級的專業技術來證明自己的人。這個詞就是「失敗者」。而駭客自然就是「成功者」了。選項只有兩個，來ai實驗室工作的人不是「成功者」就是「失敗者」。唯一的評判標準就是他的工作能力。駭客通過了解和建立各種被幾乎所有其他人漠視的系統來改善整個世界的願望非常強烈。即使你只有14歲，即使你患有誦讀困難症，你也是一個「成功者」。相反，就算你很聰明、感覺敏銳並且虛心求教，你還是會被人認為是一個「失敗者」。

對於一名新人，9樓讓人感到不安，它似乎是一座讓人琢磨不透的科學的激情殿堂。只要站在格林布萊特或高斯珀或尼爾森這樣的人旁邊，你就能感到一種震顫。他們似乎就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由於任何時候都只能有一個人使用pdp-6計算機，因此要坐在終端前用互動方式學點什麼需要具備極大的勇氣。但是，任何擁有駭客精神的人都會竭盡全力地投入工作，甚至可以將不自信的心理放到一旁，大膽地開始編寫自己的程式。

1965年，17歲的湯姆·奈特曾隨意地登上9樓轉轉，這名又高又瘦的大一新生也經歷了這一過程並最終贏得了「成功者」的地位。要做到這一點，他後來回憶道：「你一定要儘可能地融入到那種文化氛圍之中。那些人徹夜不眠，總是在忙他們那些有趣但你又根本弄不明白的東西。」讓他加入到駭客這一行列中來的是他對pdp-6計算機的狂熱，這臺計算機是如何能讓人制造出各種完全聽命於你的複雜系統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照奈特後來的回憶），你對整個系統的控制與一個獨裁者對一個政治制度的統治一模一樣。不過奈特還覺得計算機是一個擁有無限適應能力的藝術媒體，在這個媒體上，你可以通過創造自己的微觀世界來表達內心的想法。奈特後來進一步解釋說：「你看，你可以指揮這個系統讓它做事，沒有人會問為什麼，它完全遵照你的命令列事。這就是目標。幾乎沒有哪一家機構會讓一名18歲的少年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像奈特和塞維亞一樣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並取得了輝煌的業績，他們最終都成為了「成功者」。而其他人的面前則是崇山峻嶺和漫漫征程，因為一旦駭客們認為你是推進整個系統的絆腳石，你就是不可救藥的「失敗者」，大家要麼疏遠你，要麼就直接讓你離開。

對某些人來說，這麼做似乎太不近人情。有個叫布萊恩·哈維的駭客非常機靈，他就對這種極端的強制標準感到特別不適應。哈維成功地通過了讓自己增強自信這一關。他在上機時在teco編輯器中發現了幾個錯誤，當他指出這些錯誤的時候，別人對他說，很好，現在你把它們改了吧。於是他把這幾個錯誤都改了過來，接著他就發現除錯程式的過程比真正使用你除錯過的程式要有趣得多，於是他開始到處尋找更多的程式錯誤來修改。一天，當他正用teco修改程式的時候，格林布萊特站在他身後。他一邊看著哈維敲入一行行程式碼，一邊摸著自己的下巴說：「我想我們應該付你報酬了。」被ai實驗室聘用通常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實現的。只有「成功者」才會被聘用。

不過哈維並不喜歡僅僅因為不夠聰明就把別人說成是「失敗者」並歧視他們的做法。哈維認為明斯基需要對這種態度做出某些規定。（明斯基後來堅稱他所做的一切便是讓駭客自己管理一切——「我們的計算機系統是開放的，我們百分之百鼓勵人們嘗試任何東西，假如他們阻礙了工作的進展或達不到要求，那麼也只能勸他們離開。」）哈維認識到，一方面，雖然ai實驗室得益於駭客道德的灌溉，成為一個「偉大的智力花園」，可另一方面，它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你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哪一種駭客。

還有些人陷入了一個誤區，他們努力想成為計算機方面的「成功者」，但卻立刻被歸入「失敗者」那一類中，例如格里·蘇斯曼便是個典型。他剛進入mit就讀時也是17歲，但卻目空一切。他在少年時期便迷上了電子器件，上了高中後又成了一名計算機愛好者。他進入mit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到處打聽哪裡有計算機。有人告訴他科技廣場大樓中有。於是蘇斯曼便問一名看上去好像是那裡的人他是否可以用一用那臺計算機。格林布萊特說，沒問題，用吧。

於是，蘇斯曼開始編寫他的程式。不久，有個看上去怪怪的、禿頂的人走了過來。蘇斯曼猜他是來把自己趕出去的，不料這個人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坐了下來，問他：「嗨，你在做什麼呢？」蘇斯曼把自己的程式向這個人（馬文·明斯基）介紹了一番。在介紹的過程中，蘇斯曼告訴明斯基他在自己的程式裡使用某種產生隨機數的技巧，因為他不希望這臺計算機內有任何預設的概念。明斯基說：「嗯，這臺機器確實有不少預設的概念。不過你並不清楚那些預設的概念是什麼。」這是格里·蘇斯曼從未聽到過的最為高深的知識。接著明斯基繼續對他說，整個世界就是按照一定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我們改造世界最重要的就是避免出現隨機事件，並指出了幾種管理事物的方式。這樣的淵博學識給這名17歲大一新生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從那時起，蘇斯曼便徹底迷上了這裡。

可是他一開始就沒給駭客留下什麼好印象。為了打消自己的不安全感，他裝出一副什麼都懂的架勢，可每個駭客都能一眼看穿他的把戲。有很多人反映，他還笨得要命，剛一上場就差點被機器人的機械臂打倒（他好像無論怎樣都沒法讓機械臂聽他指揮）。有一次，他無意之間壓癟了高斯珀帶到實驗室的一個不常見牌子的乒乓球。還有一次，他在參與一次「午夜計算機改裝組織」的冒險時，竟然讓一滴焊錫迸進自己的眼睛。看來他什麼也做不好。

也許是為了要給大家留下文縐縐的印象，蘇斯曼抽起了菸斗。殊不知，這種行為正犯了9樓眾駭客的大忌。於是有一天，駭客們想方設法在他的菸絲中混入了部分切碎了的橡皮末，選用的橡皮顏色和菸絲的幾乎完全一樣。

蘇斯曼總喜歡跟在所有駭客中口才最好的高斯珀後面。高斯珀內心深處可能未必會將他視為「成功者」，但是他喜歡有人聽他講話，並能夠容忍蘇斯曼的信口開河。有時，高斯珀帶有嘲弄口氣的言談會讓蘇斯曼的腦子亂成一鍋粥，比如有時高斯珀會信口說道：「資料就是一種愚蠢的程式設計。」對蘇斯曼來說，這種情況回答了那個永恆的、關於存在的問題——「你是幹什麼的？」我們是資料，是組成整個宇宙的無數計算機程式中的各個片段。看著高斯珀寫的程式，蘇斯曼的直覺告訴他，這一價值觀便蘊含在這些程式碼之中。他後來解釋說：「高斯珀大概認為，整個世界是由這些微小的片段組成的，每個片段就是一臺臺的計算機，而每臺計算機則代表了每一個獨立的國家。每個國家都和自己的鄰國進行交流。」

在研究了高斯珀的程式以後，蘇斯曼認識到了駭客思想中的一項重要假設：所有以嚴肅的態度編寫的程式都是某一個人的自我表現形式。「至於讓計算機執行這些程式根本不是編寫程式的主要目的，」蘇斯曼後來如是說，「程式的重要意義是可以將它拿給別人看，那些人可以看懂並能從中領會到某些東西。程式裡面包含著資訊。程式就是你思想的一部分，你可以寫下來，把它像書一樣送給其他人。」蘇斯曼學會了用和編寫者同樣敏銳的思維去閱讀程式，就像文學愛好者品味詩歌一樣。有趣的程式會包含不少幽默之處，令人拍案叫絕的程式能解決問題，而那些令人悲哀的程式儘管一次次地嘗試，但卻總也無法奏效。

這些都是需要了解的重要事情，但知道了這些，你也未必能成為一名「成功者」。讓蘇斯曼成為「成功者」的是他的工作成績。他堅持不懈地工作，花大量的時間和高斯珀泡在一起，將他原來那種「捨我其誰」的態度收斂起來，並且最重要的是，他漸漸成長為一名出色的程式設計師。蘇斯曼是極少數從「失敗者」中最終復活成為「成功者」的示例。後來，他編寫了一個非常複雜且具有啟示性的程式，這段程式可以通過計算機控制機械臂來移動積木。該程式要執行一個和除錯過程極為相似的過程，它能夠自己確定哪些積木必須首先移開，然後才能接近目標積木。這是人工智慧領域的一次重大飛躍，從此以後，作為科學家和計劃者，蘇斯曼的名聲漸響，他將自己這段著名的程式命名為"hacker"（駭客）。

幫助蘇斯曼的命運峰迴路轉、從「失敗者」變為「成功者」的因素之一便是對「正確答案」的敏感程式。在駭客眼中，最不可救藥的失敗者便是那些根本認不清哪種計算機才是真正最好的計算機，或是沒法辨別哪種計算機語言才是真正最好的計算機語言，或者沒法找到使用計算機真正最佳方法的人。由於ibm的分時計算機系統是projectmac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它們也安放在了科技廣場大樓的9層。但是還沒有哪一種計算機系統會像這個系統那樣被駭客貶得一文不值。第一臺是一個「相容分時系統」（compatibletime-sharingsystem，ctss），自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就開始執行。另一臺被大家稱為"multics"，不僅價格昂貴，而且執行起來等待時間特別長。大家非常討厭它，只要看見它便憤憤不平。

與總是不斷對pdp-6系統程式進行修修補補的工作不同，ctss是由一個人獨立完成的，他就是mit的費爾南多·考巴託教授。在很多方面，這個系統極為精緻和專業，每一行程式碼都經過深思熟慮，並且可以隨時拿到ibm7094計算機上使用（ibm7094計算機是可支援同時使用多臺終端的系統）。但是對駭客們來說，ctss代表了ibm的一種思想。「有一件關於計算機特別好笑的事就是你本來可以完全控制計算機的，」ctss的反對者湯姆·奈特後來解釋說，「但假如在某臺計算機周圍出現了官僚制度，那麼你就再也沒法指揮得動那臺計算機了。ctss本身是一個‘一本正經’的系統。想用的話要註冊賬戶，並且要格外注意安全性。這種官僚制度sup/sup雖然還算是個善意的制度，但無論如何，官僚制度就是官僚制度，裡面全都是按朝九晚五作息制度工作的職員。假如出於某種原因想要改變這個系統的行為，或其工作方式，或編一個只在某些時間執行的程式，或者做些可能讓整個系統崩潰的事情，那麼ctss絕對不會鼓勵這麼做。駭客們想找到這樣一個地方，如果犯了上述那些錯誤的話，你不至於受到過於嚴厲的懲罰，人們只不過會說：‘哦，你犯了個錯誤。’」

換句話說，ctss並不鼓勵駭客的探索行為。還有一個事實也很能說明這一點，那就是ctss執行在一臺價值200萬美元的ibm計算機上，駭客認為這種計算機根本比不上pdp-6計算機，何況還裝了一套「失敗者」才會使用的系統。沒有誰會邀請駭客去用ctss，但它就擺在那兒。有時候你也必須因地制宜，有什麼就用什麼，對嗎？當駭客打算使用這臺計算機的時候，螢幕上就會跳出一條提示，告訴你由於口令錯誤，你不能使用這臺計算機。因此駭客被迫採取報復措施。對駭客來說，口令比上了鎖的門還要可惡。還有什麼比別人告訴你無權使用他的計算機更難以容忍的呢？

最後，駭客們學會並掌握了ctss系統，知道如何繞過口令驗證。每次他們成功登入進系統後，都會給管理員留一條簡訊「本人到此一遊」，以炫耀他們的高超技術。有時，他們還會讓計算機將所有口令列表顯示出來，並讓管理員登入後就可以看到這張口令列表。據格林布萊特回憶，那些在projectmac裡負責ctss系統的人理解力實在太差，他們在使用者登入介面插入了一條projectmac官方提示，基本意思是說口令乃神聖之物，只有人類的最低等形式才會去破解口令。湯姆·奈特在登入系統後將這條提示標題中的"mac"改成了"hac"。

雖然ctss系統有很多缺陷，但駭客們認為"multics"更糟糕。multics便是9樓那臺價格極其昂貴的分時系統的名字，供9樓的駭客們構建和除錯系統。雖然這臺機器的設計初衷是為一般使用者服務的，但駭客們對任何系統的結構都會從非常個人的角度進行評價，尤其不會放過和他們處於同一座大樓又是同一樓層的系統。因此，駭客們交談的話題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了mul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