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大部分歷史學家都曾經犯錯：因為他們對某個人有了完整的認識，就在他的整個一生中都這麼看待他。對他們來說，1628年進入議會的克倫威爾和三十年後死於懷特豪爾宮的克倫威爾是同一個人。對於制度和總體影響，他們也在不斷重複同樣的錯誤。我們對於應保持警惕。我已經完整地向你們介紹了教會的各種原則，以及相應結果的發展過程。但要記住，對於歷史來說這一圖景是不準確的，所有一切都是區域性的、連續演變的、在時空中凌亂分佈的。我們萬不可期待在事實複述中能發現這種統一性，這種迅速的、體系化的關聯。我們將在這裡看到一個原則出現，在那裡看到另一個原則出現；所有一切都是不完整、不平等和分散的。我們必須回到現代，回到旅程的終點，才能發現完整的結果。現在，我要向你們介紹教會在5—12世紀期間經歷過的不同狀態。我們無法收集到我之前提出的結論的所有證據，但我們將看到足夠多的證據，使我們認定它們是合理的。

教會在5世紀時所處的第一個狀況是帝國狀態，是羅馬帝國教會。當羅馬帝國衰落時，教會認為自己正處於事業的巔峰，勝利已是囊中之物。沒錯，它已經徹底征服了異教。最後一位擔任「大祭司」這一異教最高職位的皇帝是格拉提安皇帝，他死於4世紀末期。和奧古斯都及提比略一樣，格拉提安也被稱為「大祭司」。教會同樣認為自己與異端，尤其是當時的主要異端阿里烏斯派的鬥爭已經結束。在4世紀快結束時，狄奧多西皇帝制訂了一部反對異端的完整且嚴厲的法律。於是，教會取得了對兩個最難對付的敵人的統治和勝利。正是在這個時候，它看到羅馬帝國已無力幫它，發現自己身邊出現了其他異教徒和異端，出現了蠻族，如哥特人、汪達爾人、勃艮第人和法蘭克人。帝國的覆滅影響巨大。不難想象，教會內部必然存有對帝國的強烈依戀之情。因此我們看到它緊緊抓住它所殘留下來的東西——自治城市制度和絕對權力。當它使蠻族轉變信仰後，它試圖復興帝國。它向蠻族國王們進言，懇求他們變成羅馬皇帝，接手羅馬皇帝的所有權利，並和教會建立它曾經與羅馬帝國保持的同一關係。這就是5到6世紀期間主教們的工作，是教會當時的整體狀況。

這一努力無法取得成功。蠻族沒有任何手段改造羅馬社會。和世俗世界一樣，教會自身也陷入了野蠻狀態。這就是它的第二個狀態。如果把8世紀教會編年史家的著作與之前時代的作品做一番比較，可以看出巨大的差別。羅馬文明的每一塊殘骸都消失了，甚至包括語言；所有一切都感覺到——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自己被投入至野蠻狀態中。一方面，蠻族人進入了教士階層，變成了牧師和主教；另一方面，主教們開始過上了蠻族生活，在保留主教頭銜的同時，當上了團伙的頭目，橫行鄉里，四處掠奪打仗，就像克洛維的夥伴們那樣。你們將在《圖爾的格里高利》一書中發現，書中提到的好幾個主教，包括沙龍努斯和薩吉塔里斯，就過著這樣的生活。

在蠻族教會內部發展出了兩個重大事實。第一個是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的分離。這個原則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興起的。這再自然不過了。教會沒能成功地復興羅馬帝國的絕對權力並分得一杯羹，只能從獨立中尋求安全。它很有必要在各個方面捍衛自己，因為它受到持續不斷的威脅。每個主教和牧師都看到自己的蠻族鄰居們不斷干預教會事務，篡奪它的財富、土地和權力；它唯一的防禦手段就是宣稱：「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是完全分離的；你們無權干預它的事務。」這個原則首先成為了教會抵抗野蠻的武器。

這一時代的第二個重大事實是修道會在西方的發展。眾所周知，6世紀初，聖·本尼狄克特在西方僧侶中建立了自己的修道會。雖然當時成員數量還很少，但從那時起便以驚人速度增長起來。這個時期的僧侶還不屬於教士階層，依然被看作是世俗人士。毫無疑問，許多牧師甚至主教都是從他們那裡招募來的，但只有到了5世紀末、6世紀初，他們才普遍被視為嚴格意義上的教士階層的一部分。隨後，我們發現，一些牧師和主教變成了僧侶，他們相信這樣做能給宗教生活帶來嶄新的進步。就這樣，歐洲的修道會突然之間獲得了重大發展。與修道院外的教士相比，僧侶們更能打動蠻族人的心意。他們的數量和他們的獨特生活一樣令人印象深刻。蠻族人對修道院外的教士——主教或普通牧師，早已經司空見慣，他們習慣了見到他們、欺負他們，以及搶劫他們。可是攻擊修道院——聚集了如此多聖人的聖地，可是嚴重得多的事。在野蠻時代，修道院是教會的庇護所，恰如教堂是世俗人士的庇護所。虔誠之輩在這裡找到庇護，正如在東方他們躲避在西拜德，以逃避世俗生活和君士坦丁堡的誘惑。

這就是野蠻時期教會歷史中的兩個重大事實。一方面是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分離原則的發展；另一方面是西方修道制度的發展。

在野蠻時代即將結束時，出現了一次復興羅馬帝國的新嘗試，發起者是查理曼大帝。教會和世俗君主再次達成了緊密同盟。這是一個極度順從的年代，也是一個羅馬教廷獲得極大發展的年代。這一嘗試再次失敗，查理曼帝國覆滅了。但是教會從同盟者那裡獲得的好處依然保留在它手中。羅馬教廷發現自己已經確定無誤地成為了基督教的首領。

查理曼大帝逝世後，大混亂開始了。教會再一次和世俗世界一道陷入其中，只能進入封建制度的框架中。這是它的第三個狀態。隨著查理曼帝國的瓦解，在教會世界中發生了幾乎和世俗世界一模一樣的事；所有統一性都消失了，一切都變成了本地的、部分的、個別的。此時，教士的處境中開始了一種他從未經歷過的鬥爭。這就是采邑所有者的情感及利益和牧師的情感及利益之間的鬥爭。教會首腦置身於這兩種彼此都想征服對方的地位之間。宗教精神再沒有那麼強大或普遍了；個人利益變得更加重要了，對獨立的渴望和封建生活的習慣鬆弛了教會層級結構的關聯。此時在教會內部出現了一種努力試圖糾正這種鬆懈。他們試圖通過一種聯邦制度，通過公共集會和協商在不同地區組建全國性教會。正是在這個時期，在封建制度下，我們發現了最大數量的議會、集會以及教會大會，既有全省的也有全國的。尤其是在法國，這種追求統一的努力似乎吸引了最多熱情。蘭斯大主教辛克馬爾也許可以被看作是這一思想的代表。他一心想要組織法國教會；他尋找並實施所有可以為封建教會帶回一些統一性的協調及聯合手段。我們發現，辛克馬爾一方面堅持教會對世俗權力的獨立，另一方面堅持教會對羅馬教廷的獨立。正是他，明知教皇希望進入法國並以開除教籍來威脅主教們，說：「他要開除教籍，就讓他開除好了。」但這種組織封建教會的努力並沒有比組織帝國教會的努力更加成功。在這個教會中沒有建立統一的任何手段。它的分崩離析日益加劇。每個主教、高階教士和修道院院長日益封閉在自己的轄區或修道院內。由於同樣的原因，混亂日益嚴重。這是買賣聖職之風最盛的時期，是完全獨斷處置教會聖職的時期，也是牧師生活作風最放蕩的時期。這種混亂狀況大大震驚了民眾以及教士中的正義之士。因此我們看到，教會中很早就出現了一種改革精神，希望能找到一些能團結所有這些要素、將其置於法律之下的權威。都靈大主教克勞德、利昂大主教阿戈巴爾德在各自轄區開始這種嘗試，但是他們都沒有條件來完成這樣的工作。在整個教會中只有一股力量能夠勝任這項工作，那就是羅馬教廷，即教皇。因此，沒過多久它便取得了統治地位。教會在11世紀期間進入了它的第四個狀態，神權教會或修道院教會。這種新教會形態的創造者是格里高利七世，他在一個人所能創造的最大範圍內創造了這種新形態。

我們習慣於將格里高利七世描述為一個想使一切事物停滯不前的人、一個心智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對手、一個竭力使世界維持在靜止或倒退狀態中的人。再沒有比這更錯誤的事了。格里高利七世是一個基於獨裁方案的改革家，就像查理曼大帝和彼得大帝一樣。他在宗教世界的地位幾乎和法國的查理曼大帝和俄國的彼得大帝在世俗世界的地位一樣。他希望改造教會，並通過教會改造社會，引入更多道德、更多正義以及更多法律——他希望通過羅馬教廷來實現這個目的，並使教廷也因此受益。

他努力將世俗社會置於教會統治下，將教會置於羅馬教廷統治下，目的是改革和進步，而不是停止或倒退。同時，在修道院內部出現了同樣的嘗試和類似的運動。對秩序、戒律和道德嚴格性的渴望得到了熱忱表現。就是在這個時期，羅貝爾·德·莫萊姆在西多創立了一個嚴格的修道會。這是聖·諾伯特的時代、教士俸祿改革的時代、克呂尼改革的時代，以及聖·伯納德大改革的時代。一場普遍的動盪籠罩了各個修道院。年長的僧侶們捍衛自己，宣稱這是有害的事，說他們的自由受到威脅、時代的習俗必須得到遵守、回到原始教會是不可能的，並把所有改革家當作瘋子、夢想家和暴君。開啟奧爾德里克·維塔爾所著的《諾曼底歷史》，到處都能發現這種抱怨。

所有一切似乎都有利於教會，有利於它的統一和權力。正當羅馬教廷努力追求世界的統治權、各個修道院從道德視角出發改造自己時，一些雖然孤立然而強大的人為人類理性提出了權利要求，說它有權被看作人的內在事物、有權干預人的想法。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沒有攻擊已經被人接受的教義或宗教信條；他們僅僅說理性有權檢驗它們，光由權威來檢驗它們是不夠的。通過約翰·埃裡金納、洛塞林和阿貝拉爾這些代言人，理性再次開始要求自己的遺產。這些人是自由運動的第一批創始人，這一運動與希爾德布蘭德和聖·伯納德的改革運動遙相呼應。如果尋找這個運動的根本性質，我們發現，它並不是意見的改變，或對公眾信條體系的反叛——它僅僅是替理性討要推理的權利。阿貝拉爾在他的《神學導論》中告訴我們，他的學生們要求他「傳授那些旨在滿足理性的哲學論點，懇請他教導他們，不要死記硬背，而是要理解它；因為任何事物不經過理解都是不可相信的，教授那些教師和學生都不理解的事物是荒謬可笑的。……如果不是為了引導至對萬物之源——上帝的研究，哲學研究的目的何在？如果不是為了幫助信徒們理解聖經，培養他們捍衛聖經的必要能力的話，允許他們閱讀那些探討異教徒的時代和書籍的著作的目的何在？從這點來看，特別有必要幫助信徒們擁有理性的全部力量，以便在那些困難而複雜、構成了基督教信仰目標的問題上，避免狡猾的敵人輕易找到辦法在我們純潔的信仰中摻假。」

這是爭取自由、復興探索精神的第一次嘗試，其重要性很快被人感覺到了。儘管忙著改造自己，教會對這個警告一點也不敢大意。它立刻向這些新的改革者宣戰。與他們的學說相比，他們的方法對它的威脅更大。

這就是在11和12世紀之交，在教會處於神權教會或修道院教會狀態時光芒四射的偉大事實。在這個時期，教士階層和自由思考者之間第一次爆發了戰鬥。阿貝拉爾和聖·伯納德之間的論戰、宣判阿貝拉爾有罪的蘇瓦松議會和桑斯議會，不是別的什麼，正是這一事實的表現。這一事實在現代文明史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這就是12世紀教會所處狀態的主要情況，我們現在即將離開這個時期。

同時，一場性質不同的運動出現了，那就是城市自治運動。粗野無知狀態中驚人的前後矛盾！如果對那些投入如此多熱情贏得自由的市民們說，有人——被教會視為異端的人——在爭取人類理性的權利、自由探索的權利，他們會馬上用石頭砸死他或把他燒死。阿貝拉爾和他的朋友們就不止一次遇到這種危險。另一方面，這些為人類理性爭取權利的作家們說起城市爭取自治權的努力時，將其看作一種可惡的混亂、社會的顛覆。在哲學運動和城市運動之間、在政治解放運動和理性解放運動之間，戰爭似乎就要爆發了。需要好幾個世紀的時間才能調和這兩股偉大力量，使他們理解他們有共同利益。在12世紀時它們還毫無共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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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者注：懷特豪爾宮（thepalaceofwhitehall），又稱為白廳宮，位於英國倫敦，1530—1698年間一直是英國國王在倫敦的主要居所。在17世紀末被火焚燬之前，懷特霍爾宮是歐洲最大的宮殿。

中譯者注：在西元4世紀基督教成為羅馬合法宗教之前，古羅馬信奉多神教，最早的古羅馬諸神是天神朱庇特、戰神馬爾斯、以及基林努斯等。對神祗的祭拜儀式由祭司團體規定。祭司團體中最高位者稱為「大祭司」或「最高祭司」，是古羅馬宗教中最為重要的職位。最後一位擔任「大祭司」的皇帝是格拉提安，但是他後來決定從自己的頭銜中略去「大祭司」一詞。

中譯者注：都是羅馬帝國時期的著名皇帝。

中譯者注：阿里烏斯教派（arianism）是由一位亞歷山大里亞的基督教牧師所阿里烏斯（arius，250—336）提出。與後來獲勝的正統基督教的爭論焦點是聖三一理論。正統基督教認為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但阿里烏斯派認為耶穌並不是一個完全的神，而是三一中較低的一位。聖父和聖子並不會一直在一起。

中譯者注：379年，狄奧多西被皇帝格拉提安任命為共治皇帝，統治羅馬帝國東部地區。393年狄奧多西宣佈基督教為國教。

中譯者注：克洛維（clovis，455或456—511），法蘭克王國創立者。

中譯者注：約在4世紀初，基督教的修道運動（monasticmovement）同時起源於埃及和敘利亞。它有兩種形式：一為索居的隱士，一為寺院的僧侶，這是受了東方宗教生活形態的影響而來。

中譯者注：西拜德（thebaid）在埃及尼羅河下流，在古代的底比斯（thebes）附近，是一個著名的基督教隱修活動中心。

中譯者注：即西多會，基督教隱修會之一，1098年由法國人羅貝爾始建於法國勃艮第地區第戎附近的西多曠野。該會主張全守本篤會嚴規，推行靜默、祈禱、墾荒等隱修制度。

中譯者注：克呂尼改革是中世紀修道運動中的一系列改革，關注於恢復傳統的修道的生活，鼓勵藝術，照顧窮人。該運動是因位於勃艮第的克呂尼隱修院而得名。

中譯者注：聖·貝納德（saintbernard，1089—1153）法國12世紀著名神學家，中世紀神秘學之父，著名的佈道家，靈脩神學代表人物，支援教會革新運動，但反對阿貝拉爾的理性權利觀點。

中譯者注：皮埃爾·阿貝拉爾（pierreabélard）出生於1079年，法國中世紀著名知識分子，神學家，哲學家，洛塞林的學生。他的哲學貢獻主要是首先將邏輯學運用神學理論，可以看作是文藝復興的先驅。他曾在巴黎講學，後與學生、當時的才女艾洛伊斯墜入愛河。由於他的教士身份，這段戀情曲折悽苦，最後被迫雙雙遁入斯修道院。兩人之間浪漫淒涼的愛情故事長期流傳。英國18世紀大詩人亞歷山大·蒲柏以兩人之間的書信為素材創作了一首300多行的長詩《艾洛伊斯致阿貝拉爾》。

中譯者注：亞伯拉德在聖得尼斯修道院修道期間寫了一篇論文，專論「關於神之單一與三位一體」問題。這篇論文受到當時的神學權威聖·貝納德的強烈反對。雙方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中譯者注：1121年，因阿貝拉爾的著作論及「三位一體」，背離正統教義，在蘇瓦桑議會上受到譴責，著作遭焚燬。1141年在桑斯議會上，他再次受譴責，被幽困於克律尼修道院，翌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