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搭乘開往青海西寧的慢車，我需要先坐車去西安，途中我遇到了登山家克里斯·波寧頓。他說自己來中國是為了攀登喬格茹峰，這座山峰位於珠穆朗瑪峰附近，海拔幾乎和它一樣高。

「我們還期待遇見‘雪人’。」他說。

他身體強健、勇氣十足，扭頭掃視周遭時如老虎般神氣，一副青春煥發的模樣。他臉上總是洋溢著純真而堅毅的笑容，他是個快樂的人，把一生都奉獻給了登山探險事業。他對待喜馬拉雅山雪人的態度是認真的。在以前的一次珠峰探險中，有人拍到過‘雪人’在眠龍冰河上留下的腳印。

「你要抓一個關進籠子嗎？」

他笑了。他的眼裡是不是閃過了一道光？他答道：「不，我們只想拍照。」

想來那一定很值錢。攀登23000英尺（7千米）的高峰可是一分錢都賺不到，而且還有生命危險。但如果能弄到一張喜馬拉雅山大毛怪的照片，就可以成為新聞的焦點，還會有可觀的收入。經費是登山者們經常面臨的問題。波寧頓的登山隊規模很小，只有四五個人，但卻攜帶了四十箱物資，因此需要僱傭許多夏爾巴人和犛牛來搬運。

同新疆的獵熊和遼寧的遊釣一樣，為登山探險配備物資也是中國旅遊產業中的一項。

波寧頓說中國百分之九十的山都沒有被征服過，其中有許多海拔都超過了20000英尺（約合6千米），但他說在中國登山要花很多錢。

「比如，租一頭犛牛要30元一天，」他告訴我，「但我很好奇，犛牛的主人能分到多少錢？」

我表示到了青海會找人問問，那裡有很多養犛牛的人。

***

西安籠罩在一片冬日的迷霧之中，到處都是光禿禿、灰濛濛的。陽光下的城市樸素而單調，雖然城裡的建築平淡無奇，但它四周的城牆卻雄渾古雅，城門上還矗立著氣勢恢宏的塔樓。事實上，西安的城牆似乎真的可以抵禦入侵的軍隊。我又來到了兵馬俑。跟上次一樣，這裡仍然透露出詭異的藝術氛圍，陶俑的表情動作栩栩如生，宛若真人一般，真叫人匪夷所思，好像一支龐大的軍隊凝固在了時間裡。賣古董的小販們無聊得快瘋了，因為現在是淡季，冬天很少有外國遊客來這裡參觀。至於中國本地遊客，看起來則更像衣衫襤褸的朝聖者。他們不會在這裡花錢，因為根本沒錢可花。他們的單位租了些破舊的巴士，把員工們一股腦兒都塞了進去，然後便拉著他們行駛幾百公里，來到這裡參觀寶塔或陶俑。他們甚至認為外國遊客住的酒店也值得多看一會兒。於是，他們就站在60英鎊一晚的西安金花大酒店門口，看著老外們進進出出。天真的中國人至今仍以為，看老外也算是一種觀光。

同中國許多其他城市一樣，西安並不乾淨，但街上卻空無一物。中國人不愛沖洗街道，但卻會不知疲倦地掃地。掃地並不能讓一座城市容光煥發，它只會帶來一片光禿禿的景象，讓人看了心裡不安，就像這個地方被人蹂躪洗劫過似的。

我走進城裡的一些小巷，身邊的院落裡都是搖搖欲墜的房屋，潮溼而多塵的環境中飄來陣陣惡臭，同時夾雜著做飯的香味。我徘徊在亮著燈光的窗邊，看孩子們做功課，看主婦們在灶臺邊忙碌。途中我遇到一家又小又髒的餐館，裡面的人圍桌而坐，桌上擺著蒸鍋和水壺。我很想進去，但是一個空位也找不到。早晨散步時，我給自己買了油條，這是一種經過油炸的麵糰，有點像長條形的約克郡布丁，中國的行人常把它作為冬日的早餐。油鍋一般都在戶外，人們會在去工廠的路上買幾根，然後邊走邊吃。

第二次來西安，我見到的是一個沒有遊客的繁華都市。它有著自己的生命，發展著同其他內陸省會一樣的經濟，主要經營工業和農業產品。兵馬俑的發現讓當地旅遊貿易得到了迅速發展，但現有經濟卻也與旅遊經濟並行不悖。對待遊客，中國奉行的是速戰速決的策略——把他們運過來，陪著轉一圈，再趕緊把他們運走。至於那種流連徘徊，不但要找便宜房間，而且只願意四處亂逛、偷窺別人窗戶的人，他們是不喜歡的。他們真的一點也不想我待在那裡。但他們能做什麼呢？再也沒有保姆跟著我了。他們可不能一路追蹤旅行者。到了中國之後，你或多或少都能在他們眼前消失一陣子。現在我成功做到了這點，而且一路上都有和我一樣的老外，他們總是出現在當地郵局附近。我見到過不少身材高大、鼻樑高挺的老外，個個都是風塵僕僕的。除了交換眼神，我們之間沒有更多交流，但我能感覺到他們和我有著同樣的靈魂。他們也在寫關於中國的書嗎？也許吧。似乎每個人都在做這件事，而這麼做的唯一理由在於，旅行者在書中自我表達的成分，往往要多過他對於所到國家的介紹。

三月的空氣潮溼陰冷，即便是在週四的深夜，火車總站裡也是人頭攢動——那情形絕不是「擁擠」二字就可以形容的。我幾乎無法從車站的一邊走到另一邊。這裡的人已經密集到了我無法理解的程度：有人在長椅上睡覺，有人在角落裡泡麵，有人在四處亂轉，有人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還有人在給孩子餵奶。這是一個巨大的車站，但我仍然無處可坐——一點空間都沒有。未來幾小時，有八趟列車將要發車，而且都是長途客車，但這也不能解釋此地的人潮擁擠。那麼多人一起趕車的場面真讓人震驚，但這對我也是有好處的，因為這樣我便可以跟著大家走，而不用擔心迷失方向。

在車上跟誰住一個隔間全憑運氣，而我被分配給了三名軍人。即便裡面穿了厚厚的秋衣秋褲，他們的制服仍然顯得很大。這幾個人挺年輕，只有二十來歲，而且人人都有一張招人喜歡的臉。他們開始泡茶，同時彬彬有禮地說了些「很幸運和美國朋友同行」之類的話。

我說：「我想知道，你們是管自己叫‘兵’還是‘戰士’？」

過去提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時，毛澤東主義者們往往要對這兩個詞加以區分——有人告訴我「戰士」是為大家所接受的稱呼。他們對此表示同意，告訴我「戰士」是經常使用的詞，而且如今再也沒人關心這兩個詞的區別了。順便說一下，「同志」這個詞已經不常使用了。

戰士們縮排了自己的床鋪，掏出愛情小說來讀，讀著讀著就打起了瞌睡。

「這茶很好。」過了一會兒，一位戰士邊說邊拿起了我的龍井茶。

「我喜歡喝綠茶。」我說。

「我們愛喝紅茶，」他說道，「我曾經生活在一個種茶的公社。當時我太小，沒法採茶，但我的父母親會採。」

「他們是‘文化大革命’時被送去的嗎？」

「確實是‘文革’期間的事，但他們是自願過去的。」他說。

就在這節臥鋪車廂內，離我們稍遠的地方，有一名男子在吸雪茄。那雪茄和丘吉爾的一般大，但吸菸者本人卻很矮小，而我把他吸菸的行為視作一種冒犯。整個車廂都瀰漫著煙味，雖然吸菸的確有害健康，卻沒人前去阻止。

「我討厭這種煙味，」我對這名戰士說道，「我想叫那人別吸了。」

聽了我的話，戰士變得不安起來。

「最好別去。」他說，接著他笑了笑——這是在告訴我：讓我們假裝吸菸的人不存在吧。

我正在讀桑曄和張辛欣合著的訪談集《北京人》。剛來中國時我在北京見過桑曄。這書讀起來很愉快，它的內容很簡單，卻揭示了許多道理。通常大家都以為中國人高深莫測，但我覺得他們有時也很坦誠，對什麼都直言不諱，完全不知道拐彎抹角，這本書則證實了我的想法。這就是它如此具有新鮮感的原因。

整夜都有人不停地進進出出，隔間的門也跟著開開關關。有個人連著打了好幾小時呼嚕，上鋪還有個人一直沒關燈。房門不時發出砰砰的聲響，車廂過道上總有人聊天。站臺上的夜燈偶爾將一條條黃色的光斑投進隔間，但不久我們又會重新陷入黑暗之中。早晨起床時，我看到下鋪有個男人在小口喝茶。

「你要去哪？」他問。

「先到西寧，再去西藏。」

「你在西藏會喘不過氣來的，因為那邊海拔很高，呼吸非常困難。」

「我會盡力而為。」

我們進入了甘肅的峽谷區，眼前盡是黃色碎石堆成的土山，這是全中國最粗糙的地貌之一，如今我算是領略到了。這裡沒有樹，除了渾濁的黃河之外，幾乎見不到水。在去往蘭州的路上，有一段鐵路就是沿著黃河修建的。地上的土壤又幹又脆，顏色和質地都很像放了很久的車打幹酪——就是在捕鼠器上放了整個冬天而且沒人碰過的那種。

我餓醒了，於是決定去「登記」吃早餐。我花大概十二便士買了一張早餐券，他們告訴我七點半去報到，我便老老實實地照做了。時間剛到七點半，餐車裡就坐滿了不耐煩的客人。一個戴著頭罩、身系圍裙的女孩端著托盤在車廂裡來回穿梭，一次又一次重重地把碗擱在桌上。車廂裡突然一陣緘默，大家都不出聲了，隨即又響起一片狼吞虎嚥的聲音。他們像在織毛衣一樣迅速地夾著筷子，過了一分鐘左右，大家就起身把座椅推了回去，然後紛紛離開。早餐就這樣結束了。

上午十點左右，黃河河道在乾酪般的峽谷中變得寬闊起來，列車到達了蘭州。由於以前來過這裡，我並不想在此停留。趁火車鍋爐添水的功夫，我買了一些花生在月臺上邊走邊吃。我注意到大部分人都在蘭州下了車，但上車的人極少。蘭州剛下過小雨。中國的雨水總會讓一座城市看起來比以前更髒，有時甚至會帶來許多灰塵。蘭州的雨便是如此，細雨過後的城市不但極其陰沉，而且相當乾燥。等到蒸汽機重新啟動，我們便再次出發了，火車開得很慢，一路上還有許多站要停靠。

大約50英里（80千米）過後，我們進入了青海省。有中國人告訴過我：「青海什麼也沒有。」這反倒引起了我的興趣。不久我們的周圍就只剩下了又大又滑的泥土堆——放眼望去，哪裡都是成堆的硬土。窗外像一座沒有邊際的垃圾場，這是我在中國見過最貧瘠的地方——比內蒙古還不適合植物生長，甚至比吐魯番盆地和甘肅的峽谷還要乾燥。經過此地的是「湟水」，它幾乎與「黃河」同音，但只是後者的一條支流，河水看起來有毒，無法充當生命之源，這也是此地寸草不生的另一個原因。

然而，當地人卻找到了生存之道。他們用竹子搭框架，蓋上一層塑膠膜，做成了簡易的溫室。他們在溫室裡種蔬菜，青海僅有的作物都生長在這樣的環境中。夜間的溫度會達到零度以下，所以要在大棚上加蓋草蓆。白天時，陽光會透過塑膠薄膜給它們提供溫暖。但即便在正午時分，我也能在壕溝裡見到冰。

他們太窮了，窮得連驢子和水牛都養不起。犁地時，通常是一個人在前面拉犁頭，兩個人在後面推，雖然弄得塵土飛揚，但又不得不繼續往前走。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有人親自拉犁頭耕地。青海人還會自己拉推車和貨車，完全用人力代替了動物。我感覺他們把地耕完之後，就會在犁溝上立起一片塑膠大棚。

隨著列車的行進，路邊堆積如山的泥土越來越紅，先是呈現出棕褐色，然後又變成灰色，直到上面爬滿溝壑。再往前走，岩石代替了泥土，石頭越來越多。然而，它們貧瘠的程度卻絲毫沒有減少。因此，無論是見到人們整理土地，還是看到這裡有生命存活，都會讓人覺得怪怪的：為了種莊稼，人們在田間勞動著——用鏟子挖，用犁頭拉，用耙子耙；紅旗下的操場上，有學生在嬉戲打鬧；不上學的孩子則用桶挑著水，或是在碎石間撿著煤渣。我還看見有個男人信步走在茫茫荒野之中，不但滿臉笑容，手裡還用皮帶牽著一隻蹦蹦跳跳的猴子。

住宅區由一片片低矮的平房構成，每棟房子都帶有土牆圍起的院落。建圍牆似乎是這一帶約定俗成的規矩。除了房屋，還能看到一些灌溉設施以及暴露在外任憑風吹雨打的菜園。然而剛到青海的這段時間，我最深刻的印象卻是這裡每一座村莊看起來都像一個勞改場。實際上，很多人正是通過勞改的方式開始了在當地的生活——他們最初是被送來青海受罰的。用當時的話說，他們要在這裡接受勞動改造。然而，最後犯人卻變成了開拓者。

車站標牌上有三種文字：中文、蒙文和藏文。我看不懂，所以全然不知列車已經走了多遠，但它依舊在慢慢地開著。青海的面積比整個歐洲都大，但卻空曠得很。樹上的葉子落光了，沒有一絲生氣，一棵棵跟簡筆符號似的，彷彿出自哪個小孩的畫筆。地面上寸草不生，房屋和山巒是褐色的，河水是灰色的，岸邊結的冰也是髒髒的。我們經過的這個峽谷有20英里（32千米）寬。由於見識過新疆的狀況，如今我也有理由猜想：眼前的這些田地或許並不像看起來這般乾燥，到夏季時它們可能也會變得綠意盎然。然而，身處這樣一個棕褐色的、死氣沉沉的世界總覺得怪怪的，目之所及竟然沒有一樣能吃的東西。它就像一顆死亡星球。眼前的風景可以嚇壞來中國的遊客，而中國人自己也會心生恐懼。在中國人眼中，它並不屬於這個世界：它處於世界的邊緣，什麼也算不上。

同其他旅客交談後，我確定北邊的山脈就是達坂山，山的那邊就是甘肅。有的山坡上鑿有住人的窯洞，其中一些還修得挺精緻，有門窗和簡單的排水管道。我見到有人在窯洞的上層搭了陽臺，陽臺向外突出，代表著建築的正面。

列車嘎吱嘎吱地行駛著，越往前走地勢越高。我們現在爬到了海拔7000英尺（2千米）的地方，窗外嚴寒刺骨、空氣稀薄，風力非常強勁。鐵軌上方的懸崖間有許多窯洞，人們在窯洞的每一面牆上都鑿了開口，將擱板和搖搖晃晃的梯子嵌入岩石之中。窯洞的居民中有的在坐著曬太陽，有的在晾衣服，有的在犁地——那些槽形的菜地，看起來就像是因為磁性而被吸附在山坡上的。除此之外，他們也做飯。與其說這是一座山，倒不如把它當作住宅樓來的容易些，不是嗎？這根本不是懸崖峭壁，而是一棟大樓的西側，最高的地方則是閣樓。青海就是穴居人的世界。

***

西寧令人窒息的唯有海拔。從其他方面看，它就是一座普普通通的邊陲小城：筆直的街道兩側排列著方正的棕色房屋，城市四周環繞著棕色的大山。溪流裡的水都已結冰。這是一個難看但友好的地方，當地人喜歡說笑，他們的雙頰大都凍得又幹又紅，像是擦傷的桃子。惡劣的天氣為這個地方增添了一絲戲劇色彩。這裡的雨水又髒又涼。但一般不會有長時間的降雨，多數時候此地仍是以乾旱著稱——由於土壤太乾燥，作物根本無法在塑膠大棚外生長。這裡也下雪，會有又大又溼的雪花啪嗒啪嗒地從空中落下。平日的風已將地表的土壤撕扯得支離破碎。我在西寧待了一週時間，把種種天氣狀況都經歷了一通——雨水、沙塵暴、刺眼的陽光以及降雪。我要是樓梯爬得太快，就不得不停下來喘口氣。於是我發明了一種緩慢而沉重的步伐，好讓自己不間斷地前行。城裡隨處可見穆斯林，他們臉上留著連鬢鬍鬚，頭上頂著類似於廚師的帽子；此外還能見到一些隨地吐痰的漢族人，以及愛戴牛仔帽和穿長袍的藏民。

「這是什麼音樂？」我問司機。我們正行駛在從車站去賓館的路上。

司機一言不發，但他的同伴告訴我：「貝多芬。」

「貝多芬，」司機緊接著說道，「我喜歡貝多芬。」

司機先生姓付，他說可以開車送我去西藏。到拉薩大概要五天時間，先穿過青海的沙漠，再進入大山，路上可以借宿在軍營。這安排如何？

我表示非常感興趣。

此時，他的同伴李先生說道：「我覺得這是第二號交響曲。」

「不是第六號交響曲‘田園’嗎？」

李先生笑了，露出滿嘴黃牙。他的笑聲如犬吠一般，像是在告訴我：你錯了！他對我說道：「‘田園’是‘嘟—嘟—滴—滴—嘟’這樣的調子。不，這不是第二號。第二、第五、第六、第七和第九我都很熟。這不是交響曲，是序曲。」

付先生在儀表儲物箱裡搜尋了一番，把卡帶盒拿給我們看，上面寫著「科里奧蘭序曲」。他說這是自己特別喜歡的一首貝多芬作品。

「這是西寧最好的賓館。」付先生向我介紹。

李先生笑了，他一本正經地糾正道：「這是西寧唯一的賓館。」

這家賓館讓我想起了很久以前見過的一棟建築，但我已記不清它具體位於何處。賓館是蘇聯人修建的，仍保留著五十年代的風貌。它充滿了腐臭的氣息，到處都黴跡斑斑。為什麼中國的地毯都是又爛又臭的？我討厭賓館的時間安排，六點鐘要準時吃晚飯，晚上八點才開始供應熱水。女服務員有每個房間的鑰匙。至於廁所，不倒光兩桶水根本衝不乾淨——而且用來裝水的是垃圾桶。

後來我記起了老舊的北安普頓醫院，學生時代我曾在那裡工作過，於是我心想：就是它！西寧賓館整個就像一所瘋人院。賓館的房間逼仄狹小，食物、消毒劑和汙水的氣味混在一起，緊閉的房間會突然傳出粗厲的抱怨聲，電視根本沒人看，傷痕累累的牆壁顯然受到過暴力襲擊，窗戶上釘著木條，陰暗的走廊上總有人拖地，有客人蹲在座位上一言不發，安靜得如同一隻雞在棲息。所有這些場景，都彷彿是我所熟知的那家老式醫院生活的重現。即便是那些女孩子也不像平常有求必應的中國服務員，而更像是沉默寡言又無所畏懼的瘋人院看護人。在這家精神病院般的賓館裡，我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病人還是客人，但有時我會把自己想象成那種被抓來供人觀察的可憐生物，後來不知怎麼就被人遺忘了，二十年後有人在上了螺栓的門後找到我，而那時我已被這個地方逼瘋。

這些焦慮讓我不得不開始準備西藏之行。我告訴付先生，我想跟他討論這件事。

「我父親去過西藏。」李先生說道。

我又問了他幾個問題，這才發現他父親是二十年前騎馬去的，為的是支教。

「那時候沒有公路。」李先生說。「現在的公路修得很好了，」付先生說道，「我開車去過拉薩好幾次。」

我問了付先生一些問題，但他只作了些模稜兩可的回答，因此我無法判斷他是否真的開車去過。

「從這裡開車去格爾木的話，沿途的風景也很美。」付先生說。

「我可以坐火車去格爾木。」

我原本就想坐火車去。那是中國境內開得最遠的一趟列車，當年人們從西寧把鐵路修到小城格爾木後，發現根本無法深入青藏高原，於是他們便停了下來，讓鐵路終結在一片茫茫荒野之中。無論如何，我都不願錯過這條路線。

「那趟車太糟糕了，」付先生說道，「它用的還是蒸汽機車，途中要穿越沙漠。開得非常慢。」

於我而言，他這番話簡直如音符般美妙。

「那麼你開車去格爾木吧，」我說，「我們在那裡會合，然後一起去西藏。路上我們可以走走停停，我帶些吃的去，還可以一起聽貝多芬。」

付先生算了一下，隨後給我列了一張單子，上面的人民幣換算下來大概是375英鎊，包括他那輛日本小轎車的租金、他作為司機的酬勞以及全部的油費。一路上的飯錢都歸我付。

「成交。」我說，然後我們握了握手。

這將是一趟艱難的旅程，我們要在西藏最荒蕪的地帶穿越1200英里（1900千米），但他的座駕看上去卻相當不堪一擊。那車叫「戈藍」，我討厭這個名字。它破得就像從垃圾堆裡撿來的一樣。只要有風穿過西寧，付先生的「戈藍」就會隨風搖擺。這輛車並不適合開去西藏。車身的另一塊金屬牌上印著「三菱」字樣，它真的很像一臺「碰碰車」。

「你覺得這輛車能行嗎？」

「這是輛好車。」付先生說。

「那麼記得帶兩個備用輪胎。」我叮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