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海出發，我又踏上了這條熟悉的路。鐵路幹線穿過遍地捲心菜的浙江，經過花枝招展的杭州，路邊的遊客熙來攘往，其中不乏嬌小可愛的日本人。好不容易等到了群山出現，但太陽卻一溜煙地躲到了它們身後，夜幕隨之降臨。我拉起毯子矇住頭開始呼呼大睡，當時隔間裡有三個中國人，但我第二天早晨醒來時，就只剩下了一個。這位先生姓倪，他解釋說其他兩人都在鷹潭下了車，火車在那之後就轉向了左邊的支線行駛，這條鐵路將穿過一個與臺灣隔海相望的省份——福建。倪先生也要去廈門，為了我著想，他說話時使用的甚至還是這座城市的英文舊稱「amoy」。

他即將參與一項海上疏浚作業。他解釋說自己是一名測量員，他不喜歡中國南方。他覺得被派來此地工作兩年是非常悲慘的遭遇。他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身上有著那座城市典型的傲氣——耿直、隨意、蠻橫且口齒伶俐。他自認為很有教養，而南方人都是鄉巴佬，並且貪婪無比。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當中那麼多人都離開了中國。（勤勞勇敢的福建人遍佈世界各地，這也是事實。）我們路過了漳州，橘子的故鄉。

「我們上海人都求知若渴，」倪先生說，「但廈門人只對賺錢有興趣，這是他們最大的特點。他們不喜歡讀書，不喜歡受教育，只知道做生意。」

過了一會兒，他問我要不要換錢——用我的外匯券換他的人民幣。又問我在廈門需不需要翻譯，並表示他可以一路相陪。他是自學的英語，想找機會練習。然後，他又問了一遍——要不要換錢？

對我來說，那天與倪先生的相遇彌足珍貴，因為他跟我講了《人民日報》上一些報道。第一則報道就很有意思——「黨對知識分子充滿信心。」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指受過高中教育、乾白領工作的人，而不是那些戴眼鏡的呆子，他們整天只知道一邊坐著品茶一邊大談孔孟之道。中國社會其實更容易從反面定義，因此可以說知識分子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農民，而是會讀書寫字，工作時不用弄髒雙手的人。

倪先生帶我一字一句地讀著報紙上的文章，後來我問他，覺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我不知道。」說著他舉起雙手做出了投降的姿勢：中國人想到未來時總是這般恐懼。過去發生的種種衝擊和倒退已經讓中國人震驚不已。

那麼中國人喜歡賭博又是怎麼回事呢？那不也是一種預測和投機行為嗎？我認為的確如此，但用中國人的話說，賭博是不理智的行為。它並不能對可能的結果做出明智的判斷。它只是一時的興起，是魯莽之舉，帶著點歇斯底里的意味。你可以在兩隻鬥毆的蟋蟀身上投注（過去在中國很流行），也可以把錢押在擲骰子的結果上，因為成功與否完全取決於運氣的好壞——這都是精神層面的東西。

倪先生有些謹慎，但後來加入我們的鄧女士則非常健談。她也要到海邊去。她今年30歲，有一個孩子，丈夫正在學習工程學，自己則供職於一家政府機構。她頂著一頭時尚的捲髮，上身穿一件織有罌粟花圖案的亮黃色毛衣，下身搭配一條短裙。「但是那裡很冷！」她邊說邊拍打著自己的膝蓋，「我應該把褲子穿上。」

我在去廈門的車上還遇到一個人，他向我提出了一個熟悉的請求。我能幫他取個英文名字嗎？他名叫李國慶，因為出生在10月1日國慶節這樣的好日子。我老覺得中國人給自己取英文名這件事怪怪的，比如叫「羅尼」（ronny）或「朱利安」（julian）之類，但國慶堅持要一個英文名字，於是我說道：「喬治（george）怎麼樣？」

他笑了起來，然後小聲唸了念。

我問他從上海到廈門的火車票花了多少錢，他回答說40元。可是，我買票卻花了148元（大概26英鎊）。如果坐飛機的話，他買機票要花83元（14.5英鎊），而我則要出173元（30英鎊）。外國人在中國買東西總是要花更多的錢，政策就是如此。當然他們也能享受到更好的待遇，總體而言是這樣——但在火車上卻是例外。我聽說過，為了給外國人騰地方，會有中國人被趕出軟臥車廂，但我從沒親眼見過。

「外國人更有錢，」國慶說道，「為什麼就不能多付點呢？」

「如果來美國的話，你覺得因為自己是中國人，就應該少付錢嗎？」我問。

但他根本沒聽見我說話。「請叫我喬治。」他說。

***

廈門位於山石遍佈的海邊，一直以中國最富裕的城市著稱，這裡有最漂亮的房子，也有最幸福的居民。此外，廈門擁有海外關係的家庭比例也是全國最高。據說在廈門的大街上隨便攔住一個人，他都會告訴你自己有個叔叔在馬尼拉，或者有個堂兄在新加坡，又或者他的大家族中有一整個支系已經在加利福尼亞定居。而且，他們同這些海外親戚都還有聯絡。一般來說，當人們想離開中國去外面尋找一番新天地的時候，他們就會從貧窮的福建出發（十九世紀時這裡還很窮），其中大多數會從廈門啟航。這裡是中國最大的港口之一，而那些都是以航海為生的人。當時從這裡離開的人有成百上千萬之多。

然而，他們並沒有忘記祖國。他們會回來成家，也會往家裡寄錢。很多人會回來蓋大房子，在這裡安享晚年。毫無疑問，廈門有最豪華的住宅、最莊嚴的別墅、最精美的圍牆和花園，以及最具善心的企業。這些都得益於那些成功的僑民，他們在海外致富以後，又出於對家鄉的濃情厚意而把錢都送了回來。

參與「波士頓傾茶事件」的船隻就是從這裡出發的。茶的英文名稱「tea」其實源自廈門方言。廈門風格的建築在廣州、新加坡老城區和馬來西亞的鄉村也都能見到——就是那種高高的帶騎樓的商住樓房，第二層之下臨街的空間被用作了過道。它通常會讓人聯想到海峽華人——那些在東南亞開店經商的人。這種建築在中國別的地方不常見到，它既實用又美觀，而且我無法想象它空蕩蕩的樣子，因為總有男子穿著鬆垮睡衣晃盪其間，有婦女從麻袋中舀著米，還有年輕的中國姑娘從樓上的百葉窗邊深情地向外凝望。

這裡的別墅宏偉而堅固——屋頂蓋得很高，四周都有陽臺，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老房子很像。但為了騰出地方來建銀行和酒店，那些地方的老房子都被拆除了。廈門的這些之所以能夠保留，是因為沒人有錢拆除它們或者建造新樓。現在因為審美和歷史方面的價值，政府對它們下達了文物保護令。廈門的新樓都建在了海堤以外的郊區，可謂適得其所。

我發現幾乎不大可能挑出廈門的毛病。由於地處南方，這裡的水果質優價廉，各種品類應有盡有：山楂、橙子、橘子、蘋果、梨、柿子、葡萄。又因為在海邊，這裡也有許多五花八門的魚類，比如各種各樣的鰻魚、巨大的石斑和大蝦。其中質量最好也最貴的是和美國大龍蝦一般大小的淡水龍蝦，它們都被養在餐館的水缸裡——這是中國南方的習慣，由於缺少冷藏裝置，他們會讓食材活到最後一刻。其他水缸裡不僅有鰻魚和其他魚類，還有青蛙和鴨子——甚至還有雛鴨。你會被請到水缸跟前挑選想要的菜，選好之後他們便會一刀割向那動物的喉嚨。

我走進廈門的一條小巷，在一家髒兮兮的小餐館裡看見兩個籠子：一個裝了只小貓頭鷹，另一個則關了只愁眉不展的老鷹。它們當中任何一隻的肉拿來包餃子都不夠。因為受限於狹小的空間，它們在籠內都無法穩穩當當地站立，焦慮得瑟瑟發抖。我停下腳步觀察它們時，身邊圍過來一群人。我問餐館老闆要把它們做成菜得花多少錢。他說貓頭鷹20元，老鷹15元。

「為什麼不放它們走？」

「因為我是花錢買來的。」他說。

「可是它們不開心。」

他笑了，意思是：你這個傻瓜。

他說：「它們很好吃的。」

「可是它們那麼小，」我說，「一口就可以吃掉。」

「這種鳥的肉吃了對眼睛好。」他說。

「那不是真的，」我說，「只有野蠻人才會信。」

他覺得受到了冒犯，顯出很憤怒的樣子，嘴巴都氣歪了，一句話也說不出。

我對他說：「這是迷信，是舊思想，就跟你們認為吃犀牛角可以壯陽一樣。聽著……」但他此時正在轉身離開，「這種鳥會吃老鼠，是益鳥，你應該把它放掉。」

這人開始噓我，看樣子是準備報復我。我沒有錢，於是回到住處從房間取了35元，但當我走回這家餐館時，籠子裡已經空空如也。我想象過舉行一個小型放生儀式，這樣我便可以把那兩隻鳥放出籠子了。可事到如今，一切都為時過晚。貓頭鷹和老鷹都進了別人的肚子。

為了尋求安慰，我去廈門市場花1.25英鎊買了兩隻哀傷的鴿子，把它們給放了。它們拍打著翅膀翱翔在海灣上空，經過鳴聲陣陣的漁船，朝鼓浪嶼附近飛去。我以為這是一種暗示，所以第二天便跟隨它們去了那座小島。

***

鼓浪嶼島上有一片風景優美的住宅區，裡面不允許使用任何帶輪子的車輛——汽車、腳踏車、手推車都不行。它離廈門碼頭只有五分鐘輪渡的路程，從島上最高處的日光巖往下看，風景很像佛羅倫薩或某個西班牙城市：高低起伏的紅色陶瓦屋頂，碧綠的樹木，還有教堂裡高聳的尖塔。住宅區的中心地帶有三所基督教教堂：這座小島上曾經只有外國人居住，包括荷蘭人、葡萄牙人、英國人和德國人。它後來為日軍所佔領，直至「二戰」結束。國民黨同共產黨在這裡進行了幾場艱苦的戰爭，最後國民黨佔領了金門——從這裡向東北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地方。

然而，我喜歡中國古老的海邊風光。這裡有當年貿易者和侵佔者留下的痕跡，而且因為常有人從這裡出海，它充滿了開放的氛圍。大亨們雖然在海外賺了成百上千萬資產，卻不改忠厚虔誠的本性，他們恪守著儒家傳統思想，在家鄉大力發展慈善事業。島上雖然矗立著帶有大公教會標誌的羅馬風格教堂和據傳由約瑟夫·康拉德設計的德國舊領事館，但他們回鄉修建的房屋和學校在其中卻顯得非常和諧。慈善家們還在島上「觀海園」一帶蓋了別墅，與外國買辦、茶商和領事館的小官員為鄰，每棟別墅都有帶有獨立柱廊，掩映在叢叢棕櫚樹間。

鼓浪嶼上的建築規定在中國可謂獨樹一幟。按規定，這裡的建築不能超過三層，材料必須使用紅磚或雕花石，所有設計方案都要經過建築委員會批准。這裡的房屋頗具古韻，即便像菜市場和博物館這樣最新的建築也是如此，都是精心修建的。當地正在修繕那些別墅，希望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同時將它們改造成酒店和賓館。中國人一向務實又節儉，如今為了讓某樣東西看起來妥帖一些，他們竟然不惜花費時間和金錢，這倒是件奇事。北京的周圍曾經環繞著一圈宏偉的城牆，牆上共有四十四座敵臺和十六扇大門，但都被夷為了平地，他們一邊鏟一邊高唱著：「破四舊！立四新！新思想！新風俗！新習慣！新……」本著同樣的精神，1970到1974年間，古北口的一個部隊推倒了一段兩英里（3.2千米）的長城，把古城牆的石磚都拿去建營房了。

然而，中國近年來的這種破壞之風並沒有蔓延到鼓浪嶼，這裡只是受到了一些小的影響，比如牆面被塗上了大字（有棟別墅的牆上還清楚地留著用兩英寸（5釐米）見方的漢字寫下的標語「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問魏先生，為何要如此精心地修復鼓浪嶼。「因為政府想把這裡打造成一座旅遊島。」他說。他還說，政府在別處拆了許多建築，但卻決定保留這片區域，這讓他鬆了口氣。

我們正朝日光巖走去，途中在一條小道上遇到了一個收廢品的人。那是個胖胖的男孩子，肩上用扁擔挑著許多廢紙。我攔下了他，但因為聽不懂他的方言，只好讓魏先生代我提問。

男孩說如果廢紙品質不錯，比如干淨整齊的舊報紙，他會出五毛錢一公斤的價格回收——大概是四便士每磅。我覺得這樣的價格非常合理。但如果是其他廢紙，每磅的收購價格還不到一便士。

他的生意怎樣呢？

「不好，」他說，「工作很辛苦，賺錢卻很少。」

他離開了，扁擔隨著一捆捆廢紙的重量上下彈動著。

「您為何對‘文化大革命’如此感興趣？」魏先生問我。

「因為它那時影響到了我——20年前在非洲的時候，」我說，「我覺得自己是一名革命者。」

魏先生笑了。他今年21歲，他父親與我同歲。

我問：「你父親‘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都做了些什麼？」

「他就待在家裡。」

「待了多久？」

「六七年吧。」

我們登上了日光巖的最高處。1982年時，78歲的鄧小平先生也曾成功登頂。當時他身後的隨從還帶了個氧氣瓶，但他根本用不上。

我朝海灣對岸的廈門市區望去，可以看出輕工業和銀行區域向西擴張的軌跡。據說廈門是中國最繁忙的新興城市之一。曾幾何時，這裡生產的是用於出口的紙傘、爆竹和筷子，但如今他們製造的卻是腳踏車、玩具、「駱駝牌」香菸和微晶片。而且，柯達公司正花巨資在此地建造一家膠片工廠。

港口停滿了貨船和漁船。稍遠一些的大街小巷裡有許多攤位，賣著炒麵、水果、甜品、蔬菜、魚湯和各種吃的東西。對於中國的南方人來說，最開心的消遣方式就是下館子——去那些油乎乎的館子或燈籠下的小攤吃東西。我無法原諒他們把珍奇的鳥類往嘴裡塞，但其實他們當中極少人有錢享受這樣的美味。他們經常吃麵條，而且因為此地氣候宜人，他們喜歡在城裡四處亂轉，心情好的時候就吃點東西，這種習慣還被他們帶到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

我到過中國許多地方，但只有在廈門才會不停地被漂亮女孩搭訕。她們總是悄悄地跟著我，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問道：「shanshmarnie?」這時她們會高興地捏我一下，然後繼續拉著我不鬆手。她們想要的就是這些嗎？

廈門人脾氣都很好，但總是一副焦慮不安的樣子。中國人住的是層層疊加的樓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口角。讓人驚訝的是，那樣的爭執竟然沒有發生得更加頻繁。他們很少拳腳相向，一旦有人動手，被揍的往往是小孩，而且揍得很兇。衝突發生時，最常聽見的就是無法控制的喊叫——兩個人面對著面，朝對方尖叫。他們吵得很響，而且會持續很久，往往能吸引一大群人過來圍觀。為了顧全面子，這樣的爭吵只能由第三方出面調停，而直到中間人開始介入，雙方依然會喊叫個不停。

有一天我在廈門目睹了吵架的盛況。中國的旅遊地區都有所謂的「景點」，中國人旅遊時一定會去那些地方，否則就覺得自己白走了一趟。這可以說是一項儀式般的安排，大家都會嚴格遵守。在廈門，不但有「大八景」和「小八景」，還有「外八景」。通常人們都會在景點拍照留念，但由於中國沒什麼人能買得起相機，所以這些景點周圍都會站著許多專業攝影師，以一元一張的價格提供拍照服務。這場爭吵就發生在其中一個攝影師以及對他不滿的顧客之間。

魏先生給我翻譯了他們叫罵的內容。起初都是因為錢——一對夫婦聲稱之前已經和攝影師講好了一個比較便宜的價格，但他隨後又坐地起價。然而，為了面子，他們爭吵的內容越來越寬泛，情緒也越來越激動。這並不能算是普普通通的爭論，而是肆意的咆哮，隨即每個人都加入進來——先是這對夫婦和攝影師，然後是圍觀的眾人。爭吵原本發生在景點內，後來沿著小徑一直蔓延至岩石後方，最後竟然吵到了一間小屋裡。大家的聲音都極其洪亮，而且中途沒有片刻停頓，連珠炮似的辱罵和驚叫聲真是讓人歎為觀止。

「一開始他跟我們說一塊錢一張，後來這個賊又變卦了，說要兩塊！」

「領導來之前我不跟任何人說話，我從來沒受到過這樣的侮辱……」

「快去把單位領導找來！」

「不可理喻！所有人都是騙子！」

「我們被騙了！」

「賊……」

魏先生說，他幾乎可以肯定，這對夫婦是外地遊客。他能辨認出他們的北方口音，他覺得他們來自山西。他低聲向我通報著情況：「那女的說他們是賊，男的說他們是騙子。屋裡還有個小孩。攝影師正用拳頭敲著桌子……」

接著出現了一陣更大的騷動，屋裡的孩子開始驚聲尖叫。有人在對著孩子咆哮，跟著每個人都開始咆哮了。

「發生什麼了，魏先生？」

「那個孩子罵了攝影師。」

「怎麼罵的？」

「他罵他是王八，也就是烏龜。」魏先生有點不情願地說道。

「這很惡劣嗎？」

「是的，非常惡劣。如果一個男人的老婆跟別的男人睡了，人家就會叫他王八。」

「全中國的人都是這樣說的嗎？」

「不是，主要是北方人這樣說。北方人非常強悍。他們生活在長江以北，說話時嗓門很大，肌肉也很發達。可我們南方人卻又瘦又小，柔聲細氣的。我們不會那樣說話，不會因為別人多收了你的錢就罵他‘王八’。」

這場爭吵已經持續了十五分鐘，卻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我感到有些無聊，於是就走開了。魏先生說，他很反感把那些粗話翻譯給我聽，但我告訴他，我只有知道了這些才能更瞭解中國。我還向他解釋說，英文中的「王八」是「cuckold」，它源自「cuckoo（傻子）」一詞，顯得更有邏輯。我跟他說，母王八可不是好的交配物件。只要交配一次，它們就能下好幾年的蛋！

「您不但對吵架感興趣，對生物也挺感興趣。」

「我對什麼都感興趣，魏先生。」

「在中國，我們會專攻某個領域的知識，比如有人學農，有人學工。」

他順著這個話題說了下去，但不一會兒，我們便看到一個小院裡有位母親在打孩子。我的目光被吸引了過去。那孩子大概七歲，因為被打得太狠了，所以情緒有些失控，根本無法平靜。他走來走去，不停地打他母親，邊哭邊叫。很快魏先生和其他旁觀者就開始把這個飽受折磨的孩子當作了取樂的物件。

***

我在廈門做了許多逼真的夢，但夢裡並沒有出現廈門或者遊蕩在此處的幽靈，比如馬可·波羅、外國商人、摩尼教徒、傳教士、海盜或者舊時廈門的買辦。我夢到了自己的家鄉，夢見了塔吉克人（塔吉克族是中國唯一的印歐人種民族，是不是很巧？），還再次見到了羅納德·里根（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又過了幾夜，我夢見了那個星期在福建看到的山，自己則在山上的峽谷中行走。幾個蒙古族長相的人將我捉住，領頭的是一個兇悍的小個子女人。他們身上都佩有彎刀，還不停地拿刀戳我，好像迫不及待要把我殺死。

「把你包裡的東西都交出來！」那女人尖聲吼道。

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帶了包，裡面裝了幾尊在某個中國市場上買的古董小像。

「證明檔案拿出來！」

「給。」我說著在包裡找到了一張紙。那檔案有問題，但我心想：廓爾喀人會救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