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位於江蘇省一個偏僻的角落，我本打算在那裡下車，然後去位於它東南方向100英里（160千米）左右的小鎮淮安。淮安地處京杭大運河沿岸，1898年周恩來就出生在這個地方。我想去看看他的故居。很多人私底下都說周恩來是中國解放的幕後英雄。誠然，他很少寫東西，也絕不是理論家，但他溫文爾雅，富有同情心。他是一名君子，就是孔子描述和稱讚過的那種：性格溫和、待人友善、心胸寬廣，優點不一而足。

然而，徐州比較麻煩的一點在於，列車要在凌晨三點才到站。那時整個中國都睡著了。我將在一個冬夜，一個讓人匪夷所思的時刻，從火車上走下來，而且要在打發掉六個小時後，才會知道能否找到一輛公交或汽車帶我去周恩來的舊居。

於是我決定繼續留在床上。

阿蘭和李先生凌晨五點時在蚌埠下了車，要從那裡轉車去合肥。前一天晚上入睡前，他們把自己的盒子和行李箱都堆在了外邊的走廊上。列車長對阿蘭的大箱子怨聲載道，但李先生解釋說那都是「外國專家」從比利時帶來的財物。

「按規定，按規定，」列車長說道，「這些東西必須登記。」

他們並沒有理會列車長。夜裡也有別的人來敲門抱怨那個大箱子，但他們五點起床時我還在沉睡。後來其中一個人坐在了我的腳上，我醒了過來，但那時他們已經走了。在火車上就是這樣，人們來來往往，如做夢一般。早上八點，我發現阿蘭的鋪位上新來了一個人，是一位年輕的女士，她正在看一本漫畫書，為了隔離灰塵，她在臉上緊緊裹了一層面罩。

「長江。」她說道。我決定往長江裡撒尿，所以我去了廁所。廁所門口有一行長長的中文，總共七個字：「停車時請勿使用。」但當時並沒有停車，列車正在穿越橫跨在長江之上的鐵路橋。我走進廁所，往地上的洞裡看了看，然後便開始發射。

在到過新疆、東北和遼闊的內蒙古之後，我如今已經知道，眼前是華東地區最典型的風光，應當也是最無趣的。窗外盡是些褐色工廠，黑乎乎的河水在平坦的白菜地間穿流。幾千年來，人們一直在這片土地上翻耙、施肥和栽種，所以如今任何植物都可以在此生長也不足為奇。而這背後的秘密你每天早上都能發現，因為那時人們會用長柄勺把深色木桶中的大糞舀出來肥田。這裡是中國地勢最平坦、風景最難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但大糞卻不斷賦予它生產能力。上海居民每天排出的糞便總量達到了7500噸，而且全都派上了用場。農田的產量雖高，但它也是當地人苦悶生活的縮影。這裡的每個人都因農事而筋疲力盡，而且每一寸土地都已被開發利用。既然可以種菠菜，為什麼要種花呢？既然陽光可以照耀莊稼生長，為什麼要種樹將它擋住呢？至於那些無法耕種的土地，則是建工廠的好地方。大家都對無錫的太湖讚歎不已，但那不過是一潭死水。無錫本身看起來也很糟糕，儘管它與外灘相距75英里（120千米）之遠，但也只能算作上海地界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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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任何一種旅行而言，都有充分的理由回過頭去驗證一番你此前的印象。或許你對那個地方的判斷有點草率呢？又或許你去的時候正值一個不錯的月份呢？或許是天氣因素讓你的回憶更加美好了？無論如何，旅行往往就是要抓住某個瞬間，而且它是一種個人體驗。即使你我一同上路，我們的所見、所聞、所感也不盡相同。我們對於旅行經歷的描述會不一樣。你也許會注意到我如何用問題對別人狂轟濫炸，我如何在市場上閒蕩，還有我對於中國的水恐懼到幾乎要患上恐水症。我可能會提到你有多麼焦躁，你喜歡吃餃子，或者高溫中的你如何無精打采。你可能會記下各種各樣的中國食物，而我可能會寫一寫他們狼吞虎嚥的吃相。

第二次上海之行讓我感到非常震驚：因為擁擠的人群和交通——人們與車輛爭奪著先行權；因為恐怖和美麗的強烈反差；也因為它神經質般的活力，這是一種上海所獨有的狂亂。上海人對於這座城市有種歸屬感，就像紐約人強烈認同著自己的城市。那既不是沙文主義，也不是什麼市民自豪感。那是一種共同的體驗，是相同的煩惱和抱怨，是一種「它很糟，但我還是愛它」的態度。那也是一種為當地所佔有的感覺，深陷於它的懷抱，內心卻又矛盾重重。從外地人的角度來說，我覺得上海和紐約都很可怕，光是聽到那些噪音就會覺得它們不適合居住。我在波士頓這樣的大城市長大，但當人們談起紐約（或上海）如何有活力時，我的腦海裡只會出現一堆瘋狂的行人。我總覺得那些喜歡歌頌城市的作家很可笑，因為每一個城市居民為了不喪失理智並在其中生存下去，都會設想出一幅自己的城市圖景。你的紐約並不是我的紐約。但換句話說，我的上海或許正是你的上海。它簡單而擁擠，不斷朝周圍擴張，很少有引人注目的地標。紐約則一直在建高樓大廈，它注重室內空間——並且充滿了秘密。上海最重要的地方是街道，它的室內空間不足以容納這麼多人，所以大家都在街頭工作、聊天、做飯、玩耍和做生意。這座城市人口過剩，但找不到其他方法應對。它的問題在所有城市中最普遍也最明顯，但對於稱讚它的人來說，也許這正是魅力所在：隨便一個在街上閒逛的人，都能明顯感受到這裡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上海的市井生活帶有強烈的舊中國氣息，而這些畫面似乎又讓這座城市更具「氛圍」。然而，我寧願換個地方生活，因為我不想隨時跟人相撞，不想無時無刻都在躲避車流，我希望聽見自己思考的聲音。

一位姓洪的年輕人問我，「你知道‘詹與狄恩’演唱會的事嗎？」

「詹與狄恩」？就是那個唱《兒語》《衝浪城市》和《狂野衝浪騎士》的？就是那個曾在1960年代初流行於南加州，酷到不行的二人組合？是那個「詹與狄恩」嗎？在我的印象中，1966年時詹開車撞到了一棵樹上，導致癱瘓和腦損傷，自那以後這個團體就不再活動了。

然而，我錯了。這個從「海灘男孩」音樂風格中衍生出來的美國組合（這兩個團體有時會合作），已經再度活躍起來並一路高歌猛進，在第一張唱片發行29年之後，竟然來到了上海演唱《衝浪城市》。也許我不應該感到驚訝，畢竟僅僅一個月前，譚先生還在朗鄉的荒野中給我唱過一首尼爾·薩達卡的歌。

小洪說，「我們很喜歡‘詹與狄恩’，同學們都很興奮。詹和迪恩還邀請了一些學生去臺上跳舞。他們一起跳舞，開心極了。」

我去拜訪了美國總領事布魯克斯先生，幾個月前他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因為他告訴我，他一點也不知道中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中國人會繼續做生意的，」他說，「只有斯大林主義復辟才會令外國投資者擔憂。」

有許多人的表現都稱得上是資本家或小資產階級商人。他們經營家族企業。他們自己開店做生意。我還乘坐了一輛私營計程車。「這輛車是我自己的，」司機對我說。那車雖然破舊，但完全歸他所有。人們開始不停地換工作，他們可以做女裝，也能自己賣東西，又或者推著自家的手推車去賣菜。如果有人管這叫資本主義，那麼他就大錯特錯了，你必須說這是「中國人自己的道路」。同樣，把這和「新自由主義」扯上關係也不對。有時候，虛偽一下也必要的。政府不喜歡以軟弱形象示人。

這是中國人不喜歡閒聊的又一個例子。他們如清教徒一般厭惡著懶散和愚蠢的行為。中國人的態度向來是「埋頭苦幹，不說廢話，不問東問西」。是否靠賣自家白菜賺了大錢，是否將西方戲劇搬上舞臺，又或者是否認為使用刀叉會更加衛生，都不會有很大關係。但要是對這些事品頭論足，就是在犯錯誤，因為這樣做會導致矛盾。還記得在北京的時候，我向一位朋友抱怨方先生像個保姆似的跟著我，這位見多識廣的朋友先是看著我，然後閉上眼睛搖了搖頭，他在用這個動作告訴我：一個字也不要多說了。

與此同時，只要你不表現出洋洋自得的樣子，你就可以盡情去做喜歡的事。這些日子再也沒人從背後偷窺我了。他們已經忘了我還在中國四處遊蕩。有天在上海，我遇到了一群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大概有二十人——正要去美國訪問。他們是一個劇團，要去明尼阿波利斯、聖路易斯和其他十來個城市演出一部由小說改編成的話劇《駱駝祥子》。這些學生友好而熱情，他們對此次海外之行感到非常興奮。這出戲改編自老舍的同名小說，講的是1930年代北京一個人力車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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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在上海待了一陣子，不僅在古董店買到了一箇舊金魚缸，還看了一場特別糟糕的中國電影：裡面全是暴力和庸俗不堪的市井小民。天下起了雨。雨水開始滲進我的心靈。我穿行在教堂附近那些迷宮般的小巷中，在綿綿細雨裡瞥見一幅又一幅古代中國的畫面。那些夜晚是我最開心的時候，我獨自跋涉在雨中，掃視著各家的窗戶，看人們熨衣服、做麵條、貼大紅春聯，看他們在蒸汽騰騰的廉價館子裡喝酒狂歡，看廚子們殺雞。在上海黑暗的夜色中，這種默默無聞的感覺很是美妙，沒人能看清我的臉，但我卻能清楚地聽見一位母親在斥責自己的孩子：「你到哪裡去了？」

此句中「traduce」和「roy」分別為法文「traduire（翻譯）」和「roi（國王）」的諧音，而「formation」則是英法同形不同音，意為「職業培訓」「教育」等。

作者注：引自《中國日報》1987年7月7日的一篇報道。

詹與狄恩（jananddean），由威廉·詹·貝里（williamjanberry，1941—2004）和狄恩·託倫斯（deanormsbytorrence，1940—）兩名成員組成的美國著名搖滾音樂團體。

這三首歌的英文名稱分別是「babytalk」「surfcity」和「ridethewildsu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