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湖號」遊輪會在夜間穿越渤海灣，開往位於山東沿海的煙臺。船上的乘客有一千多人，大部分都住在統艙內，還有一些住在六人間的小客艙。現在從船上回望大連，只能看見一片黑漆漆的山和一灣黑漆漆的海港，而一百多海里之外的煙臺，此刻正沐浴在月光之下。

這艘船上全是愛吐痰的人——這和海上的空氣有點關係，還有就是也許大家都想好好清清喉嚨。我原本都已決定忽略吐痰的人，但上船後我才意識到為什麼自己會因為中國人吐痰而困擾不已。原因其實很簡單，他們並不擅長吐痰。

然而，他們又無時無刻不在吐痰。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有一首打油詩是這樣寫的：

八旗子弟固然多，外國士兵也不少；

我等人人啐一口，旗人大毛都完了。

他們清嗓子的聲音很響，幾乎淹沒了大家的談話——聽起來就像樂通公司的工人在通水管，或者有人在清掃洩洪溝，又或是極可意浴缸在排出最後一加侖的水。他們僅靠雙頰發力就能吸上來一口痰：呵——咳！然後他們會咧嘴露出牙齒，再俯身低下頭去。你原本以為他們會把痰吐飛到五碼之外，就像拉勒米的倉庫管理員經常把痰吐過柵欄一樣。然而並沒有，他們從不用力，痰很少落到幾英寸以外的地方。他們不是往外吐，而是往下吐：這是中美之間一個重要的文化差異，我來中國花了差不多一年時間才看明白。痰不是「啪」地一聲就利索地進了痰盂，而是成滴成滴地慢慢流下，並且經常落在那個噁心容器的外壁，再一股股地接著往下流。中國人吐痰時會彎腰，雙膝略彎、背部拱起是他們做準備時的標準姿勢。這樣的動作沒什麼爆發力，幾乎不會發出任何聲響。他們只是讓痰流下去，再繼續往前走。唉，這是一個擁擠的國家，你可沒辦法自顧自地背過身去吐痰而不撞到任何人。但折騰一番後，痰液很快就會順著自己的通道「啪」地一聲落定不動——中國人吐痰的過程經常有點虎頭蛇尾，隨意得很。

我才適應躺在床鋪上航行的感覺並開始做夢，便響起了一陣鈴聲和霧號聲。煙臺到了，時間是凌晨四點半。碼頭上籠罩著一層冰冷的霧氣，龍門架上結了冰，我雖能聽見海水拍打棧橋的聲音，卻看不清它們——因為霧氣和海水連成了一片。儘管能見度很低，但乘客們並沒有停止或放慢他們的腳步。一千多名乘客一股腦兒全都投入到了海上的迷霧之中，他們邁著雙腿跨過碼頭——要去哪裡呢？這個時間，既沒有公交也沒有計程車，而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是這座小城的居民。他們得等待早晨的到來，等著又大又破的公交車過來接他們。

中國的交通工具上總是人滿為患——很少有空座位，從來沒有空車廂，這著實讓人鬱悶。不論日期、時間和季節，火車、公交和輪船上都是如此。有意思的是，在一個旅遊淡季的工作日夜晚，「天湖號」上也載滿了人。去大連的火車上全是人，去瀋陽的也是。你從來無法確定自己能否在車上找到座位，這種情況下，即便你擠上車時搶到了位置，也可能隨時失去它。在中國搭交通工具往往會很擠，而且總是不舒服，每一次都像一場鬥爭。這樣的經歷幾乎不會給你帶來什麼樂趣，但是它的過程卻是緊張而難忘的。我猜想，在中國旅行後，我會不斷地渴望獨處。

鑑於已經馬不停蹄地往南走了好幾天，我決定在煙臺停留一天。這地方冷得不合時宜，夾雜著雨雪的風從海上吹來，讓整個城市披上了一層薄雪。眼前的風景荒涼破敗，碎石堆起低矮的山丘，海灘上巨礫遍佈。廢棄的磚房隨處可見，磚牆上還殘留著毛澤東時代的標語。我幾乎坐了一整天，一邊聽海風呼嘯一邊喝著茶，偶爾寫寫東西或是在城裡逛逛，很快就到了晚飯時間（晚上吃的是蛋白蒸扇貝，上面還撒了腐臭的菠菜——冬天的蔬菜太可怕了）。然後，我想出了一個計劃。

幾個月以來，我一直想找個公社看看。我很好奇，1980年時我在廣州郊外造訪的那個公社現在到底怎麼樣了。山東是一個以農業公社聞名的省份——至少過去是這樣。中國人以前總是吹噓自己的公社，那麼現在既然改革了，這些公社會變成什麼樣呢？

我在煙臺的導遊胡先生試圖勸阻我去參觀公社。他說，去鎖廠和刺繡廠看看不是更開心麼，或者去製造老爺鐘的地方看看也行。我想說的是：「你們還在生產蒸汽引擎、帽架、夜壺、羽毛筆和小桌布之類的東西，到底是誰做的市場調查？」

「我真正想去的地方是公社。」我說。

「1979年就廢除公社了，現在一個也不剩。所以你根本沒得看。」

「那麼以前搞過公社的村莊或合作社呢？我相信它們並沒有被燒成平地，胡先生。」

「我替您找找。」

他沒有食言。第二天我們開車去了以前的「西關公社」，現在叫「明珠合作社」。這個新名字源自報紙上的一篇文章，文中稱讚它是「山東的明珠」。合作社共由500戶家庭組成，大概有1500人。它距煙臺市區約二十英里（32千米），看起來像一座小鄉鎮，不怎麼吸引人。但我一到，合作社的黨委書記就告訴我這個合作社現在極其富裕。1971年這裡的人均年收入為100元，而1986年這一數字達到了9000元。人們現在賺的錢除了滿足基本需求外還綽綽有餘，所以每人每年只領1000元，剩下的都用於村裡的投資。

如此迅速的財富增長，他們是如何實現的？黨委書記馬衛紅給了我一長串解釋，但歸根結底他是想說，自從政府放鬆了干預，一切都改變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個合作社還是一家公社，當時只有小麥一種經濟作物。除此之外，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本可以做更多事，但那時候不行，因為黨不允許。1979年以後，生產開始多樣化，我們有了新的作物、新的苗圃，還新建了各種工廠、交通設施、商場和賓館。這些專案都能賺錢。」

「你們的錢變多了，但購買力提升了嗎？」說完我向他解釋了「購買力」的意思。

馬先生說：「物價確實比以前高了，但除了抵消上漲的那部分，我們還是有富餘。」

「只有一種作物的時候，如果你們再勤快一些，可以獲得這麼高的收入嗎？」

「我們以前幹得已經很賣力了，」他說，「但單一作物的政策是不對的。」

「那時候你們知道自己在執行錯誤的政策嗎？」

「知道，但那時候在搞‘文化大革命’，我們對此無能為力，」馬先生表示，「不過現在一切都不同了，我們和自由市場有了更多聯絡，我們現在富裕了。」

聽到「富裕」這個詞從中國人口中說出來，總覺得怪怪的。

我問：「‘富裕’起來是好事嗎？」

「是的，好極了。」他交叉著雙臂坐在那裡，眼睛都沒有眨一下。這神情是在對我說：下一個問題。

「這不是資本主義的態度嗎？」

「不是，但我們殊途同歸。」

「歸向何處？」

「更多的財富和更豐富的物質生活，」馬先生回答，接著他又說了一些更離經叛道的話，「告訴你，過去我們有一句口號，叫做‘富要一起富，窮要一起窮’。」

「你還信這個嗎？」

「不完全信。我覺得如果能通過自己的方式富起來，就應該去那樣做。」

「那麼你會被當成資產階級的。」

「絕對不會有那樣的危險。」他的語氣如此堅定，我想不出更多問題了。他年紀稍長，二十年前就來到此地，當時這裡還是一個貧窮的公社。對於這個地方現在的成功，他表現出一點沾沾自喜又有什麼好怪罪的呢？我喜歡這個人，因為他很少單獨使用「我」這個字。每次回答問題時，他幾乎用的都是「我們」——這個「我們」，指的是社會主義中的人民大眾，而非舊社會里的權貴階級。

「如果條件繼續改善，最後你有了一大筆錢，你會做什麼呢？」

「我們會把它捐給一個貧窮的村子，或者作為稅收上交給政府。」

我們是在一個四處漏風的大會議室見面的，他還給了我一些蘋果吃，蘋果都是合作社自己種的，果肉脆而多汁——這是他們較新的專案之一。馬先生說這些蘋果會銷往全國各地。我們一起出門走了走——胡先生跟在我們身後——他帶我去參觀了一些別的賺錢專案。這家公社還種植和銷售蘑菇。這樣的生意雖然看起來不起眼，但後來我得知他們有大量蘑菇銷往美國：必勝客用的大部分蘑菇都來自中國。

我問道：「‘文化大革命’期間，會有知識分子被下放到這個公社來勞動嗎？」

他搖搖頭：「沒有。即便是這樣的地方，條件對他們來說也都太好了。大部分知識分子都被送去了農村——去了農場和山裡。他們去的是最落後的省份，比如青海、寧夏和甘肅。對了，還有內蒙古——很多知識分子最後都去了那裡。他們得吃苦，當時我們是這樣說的。」

「你覺得吃苦對他們有好處嗎。」

馬先生答道：「政策又錯了。」

然而，這又是一件如此自然的事。我想起了自己身邊所有自命不凡的人和自認為無所不知的人，以及那些討厭的教師、評論家和書評家，我希望他們都被趕上去內蒙古的火車，到那裡去鏟豬糞，住牲口棚。不過，我當然也會在其中。在中國，不幹體力活的人通常都被稱作知識分子。這群人太招人煩了，作為懲罰，我們都要在那裡挖洞。這樣的命運真是悲慘，但很容易就能想到相關政策是怎麼來的。每個人在他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希望過自己討厭的人被車拉到別的地方去鏟糞——尤其是那種四體不勤又心高氣傲的人。

馬先生帶我去了他們的賓館。這棟樓是兩年前蓋的，當時的指導思想是儘量建得堅固一些，因為煙臺只有兩家賓館。這家「明珠合作社賓館」有40間客房，牆面漆成了黃色和綠色，按照中國的標準來看，這裡可謂物美價廉。客房會漏風，但是很乾淨，而且也不貴。我表示自己不介意搬來這裡，但馬先生說他們目前還不接待外國人。

賓館大廳有一個黏乎乎的池子，瀑布的水斷斷續續地從上流下，瀑布上方則裝飾了一幅長城壁畫和一隻烏龜擺件。在較新的中國旅館，內部裝修大都是這個樣子，不同的只是水池的規模、烏龜的大小、水藻的深度以及長城是畫上去還是繡出來的。這裡的長城是畫上去的，而且畫中的城牆上出現了一個電燈插座。

「胡耀邦去年來視察過，」馬先生說，「他在這裡開過一次簡報會。」

我們走進了會議室，這裡沒有胡耀邦留下的紀念照，但是有一些別的擺設：一個小的龍形象牙雕、一具中國詩人塑像、十六尊袖珍佛像、許多菸灰缸和一棵棕櫚樹；除此之外，還有一隻帶玻璃罩的企鵝擺件，罩子的銘牌上寫著：中國南極科考隊贈。

「合作社裡每個人掙的錢一樣多嗎？」我問。

「不一樣。我們的收入取決於我們家庭的人口數量，以及我們的生產率。」

「如何追蹤生產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