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城裡城外都是一樣地冷——無時無刻不冷，角角落落都冷。為了讓自己暖和起來，唯一能做的就是往南走，離開這座城市，離開黑龍江。從《中國日報》上的報道來看，在700英里之外的渤海灣有座叫大連的港口城市，那裡天氣應該不錯。田先生又跟我說了一遍，溫暖的天氣會讓他感到不適。

我們正在進行一場熱烈的對話，田先生和我。他在向我描述「紅衛兵」不同派系之間如何在哈爾濱的大街上鬥毆——學校跟學校鬥，工廠跟工廠鬥，每一派都聲稱自己是最純粹的毛澤東主義者。到車站後，田先生又跟我講牆上是怎樣被塗滿各種標語。「那完全是糟蹋東西。」他說道。中國人的坦率總能觸動我，讓我心懷感恩。列車伴隨著響亮的汽笛聲慢慢靠近，我脫下了自己的羊皮手套、圍巾和冬帽，這些都是我為了在此處禦寒而特意添置的。我把它們遞給了田先生。

「在大連我不再需要這些東西了。」我說。

田先生聳聳肩，和我握了握手，一個字也沒說便走開了。這就是中國人的告別方式：不會徘徊逗留，不會交換地址，不會依依不捨，不會有任何的多愁善感。他們只是在離別時刻背過身去，因為從此你將不再重要，因為他們還有那麼多其他的事情要操心。就像中國人聚餐之後的分別一樣，大幕砰然落下，然後大家都消失不見。雖然這樣的分別方式有些敷衍，但我並不在意——這顯然讓他們遠離了虛偽。田先生漸行漸遠，很快便消失在一片穿藍衣的人群之中。

但我後悔把自己的手套和圍巾留給他了，因為這又是一趟沒有暖氣的列車。他們就沒有東西需要加熱嗎？隔間裡的溫度只有華氏40度出頭，餐車裡甚至更冷。地面上全是冰，窗戶上全是霜。因為冷到無法安靜地坐著，我只好在列車的兩端之間來來回回地走。

可我有什麼好抱怨的呢？車窗外的雪地上，有人在挖洞修籬笆，有人在走路上班，有人在小屋外頭晾衣服。不停撞擊車窗的大風同時也在侵襲著這些人。穿上冬衣之後的他們看起來鼓鼓的，像極了塞滿棉花的布偶，從很遠的地方就能看見他們凍得通紅的臉頰。我想象著他們在過怎樣的生活，然後決定不再抱怨午飯時的魚乾和軟骨。

午後不久我們便到了長春，車站放眼望去都是冒著蒸汽的火車頭，而寒冷的天氣讓蒸汽更加明顯。來此處轉軌的列車共有十四趟，一陣陣白霧從它們的引擎中翻騰而出。黑色的車輪上掛著冰柱，煙囪裡冒出滾滾濃煙，蒸汽衝出活塞時發出刺耳的聲響。列車又快又穩地行駛在滿是積雪的軌道上，無論是冰與火的交織，還是黑與白的色調變化，都讓人久久不能忘懷。

中國有一個重要的電影製片廠就坐落在長春，當時電影廠正在跟人合拍一部電影，講述的是中國末代皇帝的一生。如果只涉及他在位的時間，那麼這部電影將非常簡短。這位皇帝於1908年登基時只有三歲，但僅僅過了三年多他便退位了。他的名字叫溥儀，長大後他又取了個英文名字叫亨利（henry）。後來日本人成立偽滿洲國，選中了亨利作為傀儡皇帝來執政，一直在長春控制著他。這個莫名其妙的政權崩潰瓦解後，亨利被蘇聯人作為戰犯逮捕。和出生時一樣，在他的彌留之際外界也是一片動盪：當時他身患癌症，「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紅衛兵們的咆哮聲不絕於耳。溥儀代表了毛澤東堅決反對的一切：他來自腐朽的滿清王朝，是當時的統治階級，擁有財富和特權，他投靠日本人，為中國寫下了一段屈辱的歷史。

我掙扎著是否要在長春停留，不過很容易就做出了決定。長春太冷了，所以我決定繼續往前走。火車內壁上的冰越來越厚，時間慢慢流逝著。我一件件地把所有衣服都穿上了，到下午三點左右，我把雙手縮排袖子坐在那裡讀《論語》，用鼻子翻著書頁。

透過車窗上亮晶晶的白霜向外望去，穿得鼓鼓囊囊的行人正在慢慢地穿越雪地。此外，騎腳踏車的人、趕牛車的車伕和背書包的孩童也都是如此。我看見馬匹們絕望地在一叢叢乾硬的殘草間搜尋著食物。有時眼前會出現白茫茫的一片，其中能辨認出的只有一排電線杆——就是中國常見的那種，連著好幾英里都排滿了這種喪氣的十字架。現在我們到了吉林省境內，一層冰冷的霧氣飄蕩在滿是積雪的大地上。

車裡幾乎沒什麼人往窗外看。有人用錫杯吃著面，有人大口啜著茶，有人高聲說著話，有人睡著了。最近火車上的規定有所放鬆，允許乘客在車內玩牌類遊戲，很多人正利用了這一點。實際上，他們是在硬座車廂裡賭博，還有一些人聚在一起打麻將。

我不停地在各個車廂間穿梭，同車上的人打招呼，交流了幾句之後，我總會說聲：「好冷啊。」

他們只是笑笑，或者聳聳肩。對於廁所裡的冰錐、地面上結的冰、餐車中呼嘯而過的風以及在車廂連線處形成的冰窟，他們都無動於衷。我真羨慕這種毫不在乎的態度。雖然我在中國見過很多膽小鬼，但堅忍不拔卻是中國人最大的特點。

一個男人朝我揮舞起了雙臂，雖然並非有意，但他的動作著實有些危險，因此附近的人都閃開了。然後他開始尖叫：「美國！基辛格！尼克松！」

他繼續唸叨著這些名字，並且開始跟著我走。

有人說：「他喝醉了。」

「他一直在喝酒。」另一個人說。

但他並不是喝醉了，而是瘋了。如果一箇中國人老是獨來獨往而且總表現出攻擊性，那麼他一定是精神錯亂了。

他一直跟著我，於是我吼了回去。「我聽見你說話了，同志，但我聽不懂！」

眾人因此笑了起來，因為這是一套現成的說辭，目的就是為了裝糊塗，阻止別人喋喋不休地說下去。後來他在吉林與遼寧邊界處的四平下了車，下車時仍在胡言亂語。

初冬的傍晚，所有的村莊都煙霧繚繞的，因為到了吃飯時間——所有的爐灶都被點燃了。那些小小的屋子像簡單的積木一樣排列在山坡上，宛如雪地中的玩具小鎮，一縷縷炊煙正均勻地從它們的屋裡冒出來。

我在車上閒逛時遇到一個法國人，此人名叫尼古拉，正要返回北京。他是一名來自尼斯的木匠，完全不知道現在自己身處何地。他不會說中文，正在嘗試自學英文。他說自己在中國待得一點也不開心。他說，這裡的食物令人作嘔，賓館也髒亂不堪。他問我有沒有去過哈爾濱。

他吃力地用英文告訴我：「iaminharbin.iamverycold.igointoacinematogetwarm.itisnotacinema!itisabigroom.withchairs.chinesepeopleinthechairs.andtheyareallwatchingasmalltelevision.isatthereallday.itwasnotwarmbutitwasbetterthanthestreet.（我在哈爾濱。我很冷。我去了一家電影院取暖。那根本不是電影院！只是一個大房間。裡面有椅子，中國人都坐在椅子上。他們都在看一臺小電視。我在那坐了一整天。那裡並不暖和，但比街上好點。）」

我們相互傾訴著各自在東北地區低溫天氣中的經歷。

他在看一本名為「citeeasystepstoenglish/cite（《輕鬆學英文》）」的教材，不過才看到第三章。

「這個詞怎麼念？」他用戴著手套的手指向詞彙表。

「比例——五（believe）。」我教他發音。

「不——理——我——」他模仿道。

「要我教你英文嗎？」我問，因為這樣我便可以藉機問他一些個人問題了。他高興地答應了。

我向他解釋了「believe（相信）」作為動詞的用法，然後說我們來實際運用一下。

「nicolas,doyoubelieveingod?（尼古拉，你信上帝嗎？）」

「non.idonotbooleeveeengott.（不，我不興三弟。）」

「doyoubelievethatklausbarbieisguiltyofnaziwarcrimes?（你相信克勞斯·巴赫比犯有納粹戰爭罪嗎？）」

「maybe.（也許吧。）」

「youhavetorepeatthewholesentence.（你應該重複整個句子。）」

「maybeibooleeve—（也許我上興——）」

我問了他對中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的看法，還問了他的旅行經歷、他的理想和他的家庭情況。但他的回答不怎麼有趣，最後我放棄了努力，建議他學中文。

車上的燈光很黯淡，地板上的雪還沒有融化。我已經凍僵了。尼古拉說希望現在就已回到了尼斯。我試著想了想自己願意待在哪裡。我考慮了很多種可能性，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我還是願意待在這裡做現在的事——向南行駛，前往中國的海濱城市大連。在回家鄉還是去他鄉之間，也許很容易做出選擇。顯然這次我選擇了去「他鄉」，不是嗎？

列車從哈爾濱開出13個小時後，我們到達了瀋陽。我已經受夠了這趟車，於是決定明天換一趟車來繼續我的旅途。同時，我還可以在瀋陽逛一逛。

這又是一座典型的中國城市，因此也如同噩夢一般，瀋陽今夜的溫度是零下30攝氏度——所有東西的表面都結滿了細小的冰針和冰花。大街上幾乎空無一人，在如此黑暗的夜晚，瀋陽看起來像是一座黑白老照片中的城市。它安靜得無可挑剔，閃爍的燈光寥寥無幾，黑與白便是它的色調。我的問題在於，每當呼氣的時候，眼鏡片上都會泛起一層白霜。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的數字，所有的火車乘客中有三分之一都是要去遠方的城市參加會議。對於任何工作來說，這都是一份不錯的福利。雖然他們的工資可能很低，但那些會議一般都在旅遊景點召開，所以說起來是出差，但其實是在度假。美國的公司在舉行銷售會議時也是這樣，比如他們會選擇阿卡普爾科或者巴哈馬這樣的地點。

出遠門的中國人實在太多了，即便在氣溫低於冰點的冬天也是如此，所以你永遠都不能確定是否能找到一家賓館入住。然而，在瀋陽我沒有遇到任何問題。除了我之外，擁有500間客房的鳳凰飯店裡只有六名客人。時間才晚上七點半，餐廳就已大門緊閉。我求他們開門放我進去，他們說我可以在裡面吃飯，但不能要任何過於花哨的菜式。鳳凰飯店的特色菜有熊掌（350元一份）、鹿鼻和「豬裡脊肉片」。我吃了脆皮雞和捲心菜，味道一點兒也不好，但沒有關係。重要的是，幾周以來我第一次有了溫暖的感覺，因為這家飯店有暖氣。我的房間裡滿是照明燈具，牆上掛著仿製的動物皮，雖然廁所無法使用，但卻有一臺電視。

我需要有人幫我搞到去大連的車票，因為去大連的火車總是滿員（我之前怎麼知道這個？），短時間內根本不可能買到車票。我就是這樣認識孫先生的。

孫先生是個自學成才的人。在本該上學的日子，他去了農場勞動。但他仍然秉持「自力更生」和「為人民服務」的信條，秩序與服從的思想在他的腦海中根深蒂固。在他幫我弄火車票的過程中，我們進行過幾次很有啟發性的對話。他是個直言不諱的強硬分子，這讓我很高興，因為有時我覺得自己遇到的每個人都對過去深惡痛絕。

孫先生帶我看了瀋陽的一尊巨型毛澤東樹脂雕像。作為開國元勳的毛澤東被當作神一樣崇拜，他周圍還有58個代表中國革命不同階段的人物。就算沒人說我也知道這尊雕像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立起來的。跟成都的毛澤東雕像一樣，它也刻畫出了這位老人揮手賜福無產階級的光輝形象。這樣的塑像都造價不菲。

「你覺不覺得應該像對待其他的毛主席雕像一樣，把這尊雕像推倒並毀掉？」

「沒必要僅僅因為它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建的就推倒它，」孫先生說，「毛主席是一位偉人，我們不能忘記他的功績。」

孫先生是一名口譯員，但他幹得不是很好——為了讓對方聽明白，我們說話時中英文都用上了。然而，他告訴我不久他將要去位於波斯灣的科威特給一箇中國工作隊做口譯，這讓我大吃一驚。

「難道你在科威特不要說阿拉伯語嗎？」

「不用，其他工人都來自德國、韓國、巴基斯坦和美國，大家都會說英語，這就是他們需要我的原因。」

我問他會不會對新工作感到焦慮。

「我有個朋友剛從那邊回來，他說那邊的天氣很糟糕。」

「跟瀋陽差別很大……」順便說一下，瀋陽今天有零下28度，「那裡的人怎麼樣呢？」

「不友好。」

「住宿條件呢？」

「大家都睡在一間房裡。」

「吃的怎樣？」

「他只有罐頭吃。」

「梅林牌牛腱肉、白蓮牌豬腳凍、向日葵牌午餐肉和中國食品公司的辣汁無骨雞塊——都是這種東西？」

「是的，還有面條，我覺得是這樣。」

我想象著，在這些工作隊所住宿舍裡，用來裝方便食品的木條箱和紙箱可能已經堆到了天花板那麼高。

「要在科威特過那樣的生活，還要沙塵暴中吃罐裝食品，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嗎？」

「我們可以賺了錢在那買東西。」

「你的朋友買了什麼？」

「一臺電冰箱、三臺電視機——其中還有個是帶遙控的，一臺收音機、一臺錄影機，還給廚房添了一個爐子——微波爐，一臺錄音機，還有一輛本田摩托車，全是日本貨。」

他說得那傢伙像是贏了某個遊戲節目的頭獎似的。

「他肯定花了很多錢。」我說。

「他每個月能掙107美元。」

還有每天都要以梅林牌枇杷罐頭和雙喜牌面條為食，這樣的日子過了整整兩年，他一定老對同伴說：「阿卜杜勒，請把福鷹牌開罐器遞給我。」

「他要那麼多電視做什麼？」

「一個給他媽媽，一個給他兄弟，一個留給自己。」

「那麼你打算在科威特買點什麼？」

「一臺日本電冰箱。」

「你要它做什麼呢？」我問，因為孫先生跟我說過他同父母一起生活。

「我會需要的，在科威特工作兩年之後，我也到了結婚的年齡。」

他告訴我，中國北方的法定婚齡是男性26歲、女性24歲；而在南方的話男女要各小一歲。但幾周之後我買了一本中國婚姻法的小冊子，裡面的規定好像和孫先生說的不一樣。

「那就是你要的全部嗎——一臺電冰箱？」

「我還想要一臺攝像機。我想把科威特和中國的許多地方都拍下來，這樣我就可以把那些照片給我媽媽看了，她從來沒有離開過瀋陽。」

那天的瀋陽煙霧瀰漫——天空陰沉沉的，道路上結滿了冰。這裡和哈爾濱一樣冷。

孫先生說：「你應該在這待久一點。」

「太冷了，」我說，「我要到南方去。」

「你來自美國哪裡？」

「離新罕布什爾州的樸次茅斯不遠。」

他看起來有些茫然，根本搞不清楚狀況。為什麼很多中國人對於黃帝和唐朝之類的古代歷史瞭如指掌，但卻對比較近的中國歷史一無所知呢？

我問他：「你知道《樸次茅斯和約》嗎？」

《樸次茅斯和約》是日俄戰爭結束時簽訂的一項和約，正是它把瀋陽（當時叫奉天）的控制權交給了日本人。這件事就發生在80年前，大概是孫先生祖母生活的時代。泰迪·羅斯福提議並在小鎮樸次茅斯簽署了這個和約——具體的簽署地點是在樸次茅斯海軍基地，這個地方剛過新罕布什爾州的邊界，位於緬因州的基特里，但我覺得這隻會讓孫先生感到更加混亂。

他完全不知道這回事。他想讓我看看瀋陽一些比較著名的東西——除了東北「三寶」（人參、貂皮、鹿茸），還有這裡的工廠和汽車裝配廠。中國人不僅還在生產蒸汽引擎、痰盂和羽毛筆，他們也在製造全新的老爺車——他們的紅旗牌轎車，很像1948年產的帕卡德汽車略微發脹以後的樣子。我拒絕了去撫順的提議，那裡有中國最大的露天礦藏——總寬度超過四英里（6.4千米），深度達到了1000英尺（304米）。在這樣一個霧濛濛的霜凍天氣裡，根本不可能看到礦藏底部，更不用說瞥見礦山對面的風景了。我想要離開這座黑乎乎的大城市。

孫先生還在堅持自己的提議。我知道遼寧省旅遊局推出了不少特別的旅遊專案嗎？遊客有很多選擇，比如「單車遊」「本地美食遊」「康復遊」或「療養遊」——「使用傳統中醫理療方法，治療和康復效果更好」。然而瀋陽遠遠算不上療養之地，在我看來，即便是最健康的人來到這裡，最後也會患上支氣管炎。

這些旅遊專案的推出，是各省旅遊局相互競爭的結果。孫先生還提到有個專案叫做「律師遊」。「任何對中國法律和我們的法律制度感興趣的外國朋友都可以參加這個專案，他們可以旁聽庭審和參觀監獄，」他說，「這給了他們一個瞭解中國另一面的機會。」

這個專案我倒是願意去，但短時間內卻無法成行。我們聊起了法律制度，然後又談到了死刑——在同中國人聊天時，我總是會提到死刑。他極力支援死刑，但卻聲稱死刑犯的致命一槍是從頭前部打進去的，可我堅持說子彈對準的是後腦勺。

我問了他對於中國死刑的看法，過去三年中，總共有一萬人被執行了死刑（將來人數會更多）。

「中國的死刑，」他說著頓了頓，「一擊斃命。」

天氣非常冷，我看到騎車穿行在雪地上的人們臉上掛滿了冰霜，凜冽的寒風一陣接一陣地颳著，過低的溫度讓我感到自己快要被凍傷。最後，我向這一切屈服了。

孫先生幫我搞到了一張離開瀋陽的車票，但當我們坐汽車去火車站時，他擠眉弄眼地說道：「這個司機很晦氣的，上次我坐他的車，他把車給撞了。」

這是一個霜凍的早晨，時間是七點半，古老的奉天城烏壓壓的一片。我們有半小時的時間去車站，但剛出發就遇上了堵車（無軌電車的集電杆與電線脫離，阻塞了交通）。滯留十五分鐘後，我們重新出發，汽車猛地側轉了一下，後輪轟地響了一聲：爆胎了。

「我跟你說過的，這個司機很晦氣。」

「我該怎麼去車站呢？」

「你可以走過去，」他說，「但是得先付錢給司機。」

「我為什麼要付錢給他？他又沒有把我送到車站，而且搞不好我還要誤車！」

「那麼你給十塊錢就行了，不用十五塊。這樣便宜些，你還省了錢！」

我把錢扔向那個晦氣的司機，然後急匆匆地用雙腳在冰面上朝車站滑去。開車前最後一分鐘，我終於趕到了——又是一趟冰冷的列車，但至少它是往南開的。

我在這趟車上遇到了理查德·烏，他在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工作，兩年來一直在瀋陽和周邊地區活動。我問他，做這份工作需要具備哪些素質。

「我來自加拿大的薩斯喀徹溫省。」啊，這就解釋了一切。他還通曉所有的行話。「我們把整套設計賣給他們……還會針對工廠提出一些意見。」然而，聯合碳化物公司並不會參與工廠的修建，他對中國工人有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