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冷嗎？」我問。

「很冷。」田先生回答。他的眼鏡上起了一層白霧。

現在是哈爾濱的凌晨五點半，氣溫達到了零下35攝氏度，外面在下小雪——細小的雪粒像小珍珠一樣在黑暗中篩落下來。雪一停，殺氣騰騰的風就颳了起來，吹在我的臉上如同刀割一般。此刻，我們正趕往火車站。

「你堅持要跟我一起來嗎？」我問。

「朗鄉是不準外國人去的，」田先生說，「所以我必須跟您一起。」

「這是中國人的待客之道。」我說。

「正是如此。」他回應道。

周圍還是一片黑暗，街上空蕩蕩的，人們縮作一團，成群結隊地在等公車。在冬日哈爾濱的公車站，他們往往要等很久，這樣消磨時間的方式似乎有點殘酷。再者，公交車上並沒有暖氣。義大利記者帝奇亞諾·坦尚尼曾經忿忿不平地記錄過自己在中國的生活，提到黑龍江時，他引用了一位法國旅行者的話：「雖然我們不確定上帝把天堂設在了哪裡，但可以確定，他選的肯定不是這個地方。」

風小了一些，但是依然很冷。它吹在我的額頭上砰砰作響，我的手指和腳趾都冷得捲曲了起來，我的嘴唇已經發幹發裂。我覺得自己跟山姆·麥基一樣。我走進火車站的候車室時，渾身哆嗦了一下，彷彿我的臉被人按在了一塊冰冷的板子上。這裡也沒有暖氣，我問田先生對此怎麼看。

「暖氣不好，」他說，「會讓你想睡覺，反應也會變慢。」

「我喜歡暖氣。」我說。

田先生說：「我去過廣州，覺得那裡太熱了，渾身無力。」

田先生二十七歲，是哈爾濱大學畢業的。他走路的樣子有點滑稽，但他十分自信，從不大驚小怪。他很有耐心，也很坦誠，這些品質讓我喜歡上了他。因此，雖然他能力不怎麼樣，但我也覺得無所謂了。到朗鄉要坐一整天火車——我們得迎著風雪一路向北。他看起來是個很好相處的同伴，我不覺得他會妨礙我什麼。

他一個包也沒帶，也許把牙刷揣在口袋裡了吧。他的口袋裡還塞著羊毛帽和一雙破舊的手套，完全是輕裝上陣，沒有任何累贅。他是中國人簡樸生活的典型代表，睡覺時還穿著秋衣秋褲，吃飯時也不脫外套。他幾乎不洗漱。身為中國人，他也不怎麼需要刮鬍子。看上去他沒有任何私人財物，像個生活在沙漠中的貝都因人。這一點也深深吸引著我。

候車室的廣播裡傳來一陣粗暴的聲音，那個每天早上都要播新聞的北京老女人又在喋喋不休了。在中國，新聞好像一種特殊性形式的嘮叨，讓人不得安寧。

「你在聽新聞？」田先生問。

「是的，但我聽不懂。」

「wemustabsolutelynotallowahandfulofpeopletosabotageproduction.（我們必須堅決制止一小撮人破壞生產。）」田先生把廣播裡鴨子叫一般的聲音翻譯成英文給我聽。

播音員正在讀《工人日報》的一篇頭版社論。候車室裡還有其他人，但他們並沒有聽廣播，而是在相互說著話。他們穿得很暖和，戴了皮帽和連指手套，腳上蹬著長靴。他們煙抽得很厲害，不時要起身去用一下痰盂——這可是火車候車室中最重要的東西。潑婦罵街般的聲音仍然不斷地從廣播裡傳出來，田先生殷勤地給我翻譯著。

「bourgeoisliberalismhasbeenrampantforseveralyears.itisapoisoninsomepeople’sminds.somepeoplemaketripsabroadandsaycapitalismisgood,andpaintadarkpictureofsocialism.（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已經猖狂了多年，它是人們思想中的毒瘤。有的人去國外旅遊，說資本主義好，還要抹黑社會主義。）」

我問：「田先生，還有別人在聽這個嗎？」

「沒有，」他回答，此時他看見一個人滴了一口痰在地上，然後用氈靴擦掉了，「他們在忙別的事。」

有時我覺得他是故作幽默，有時我又覺得他高深莫測，但同時在某些事情上，他真的是毫無用處。「需要我做點什麼嗎？」他經常這樣問，可每當我提出一個建議，比如去買張票、打個電話或者確認一下某件事情，他都會無一例外地辦砸。儘管如此，他還是不停地表示要幫我乾點什麼。

太陽剛出來，列車就呼呼啦啦地冒著白煙進站了。這趟車從600英里（965千米）以外的大連開過來，途中每一站都停。正因為如此，車上的垃圾多到讓人歎為觀止——到處是花生殼、蘋果核、啃過的雞骨頭、橘子皮和油兮兮的紙巾。車內又髒又冷，連人們吐在地上的痰都凍成了一坨坨奇怪的黃綠色的冰。車廂的連線處彷彿一條冰雪隧道，窗戶上已經結了一英寸（2.5釐米）厚的霜，車上的門都沒有鎖，一旦有冷風穿過車廂，它們就被摔得砰砰作響。這就是在黑龍江的體驗：我悄悄地從寒冷的室外逃進了室內，卻發現更冷了。我找到一小塊地方坐下，跟別人一樣蜷成一團，連帽子和手套都沒有脫。當時我正在讀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於是我在書的空白處寫道：

在這些省份，每趟車都跟軍用列車似的。我坐的這趟像是剛從前線回來，車上滿是病號和傷員。

即使穿了三雙襪子和保暖靴，我的雙腳還是很冷，而且就算有了厚毛衣、羊皮背心和皮外套，我也沒有覺得特別溫暖。我戴著帽子和羊毛襯裡的連指手套，像個傻子一樣，但惱火的是我還是覺得很冷，或者說至少不暖和。此刻我多麼地懷念南方夏日的火車和悶熱的「鐵公雞」之旅啊，當時我還能穿著我的藍色睡衣在車上到處亂轉！

田先生問道：「您來自美國哪個城市？」

「波士頓附近。」

「列剋星敦就在波士頓附近。」他說。

「你怎麼知道的？」

「我中學時學過美國曆史，所有中國人都要學的。」

「所以，田先生，你瞭解我們的獨立戰爭？」

「是的，有個人也叫保羅，他也是個重要人物。」

「保羅·列維爾。」

「沒錯，」田先生說道，「就是他告訴農民們英國人要來的訊息。」

「不光是農民，他告訴了所有人，包括農民、地主、走資派、臭老九、少數民族和奴隸。」

「我覺得你在開玩笑，竟然還有奴隸。」

「沒有開玩笑。有些奴隸是為英方戰鬥的，英國人向他們承諾，只要獲勝就給他們自由。英軍投降後，這些黑奴被送去了加拿大。」

「我在書上沒讀到過這些。」田先生說。此時，門被風吹開了。

「我很冷。」我說。

「我太熱了。」田先生說。

我冷得睡著了。後來田先生把我叫醒，問我要不要吃早餐。我心想吃點東西可能會覺得暖和點，於是就答應了。

餐車的窗戶上都是霜，地上都是冰，我桌上有一瓶結了冰的水，瓶子已經脹裂。我的指頭太冷，根本拿不動筷子。我把手插進袖子裡，縮成一團。

「他們有什麼菜？」我問。

「不知道。」

「你想吃麵條嗎？」我又問。

「除了麵條，什麼都行。」他說。

服務員給我們拿來了冰冷的麵條，冰冷的醃洋蔥，造型像沙灘玩具的午餐肉丁，以及冷冰冰但很好吃的黑木耳——這是黑龍江的特產。田先生還是吃了麵條。在中國就是這樣，即便有些東西不合你的口味，但當選單上除了它什麼都沒有時，你還是得吃。

「這是什麼音樂？」我問。廣播里正在放一首歌曲，我在別的車上也聽到過。

「這首歌的名字叫做《十五的月亮》。」田先生回答。

我請他解釋了一些我聽不懂的詞。這首歌的主人公是一名戰鬥在越南邊境計程車兵——我在雲南坐的那趟車，再往南走一點就是越南了。這名士兵已經結婚，但妻子並不在身旁。他深深地思念著妻子，意識到自己是為她而戰——最後他們勝利了，他成了英雄，這一切都出自她的鼓勵。這樣的敘事代表了中國的一種轉變：幾年前，他應該還在為毛主席而戰，但為另一半奮鬥其實要更有意義一些。由此看來，這首歌和《要讓爐火燃著》很像。

「我喜歡這首歌，但我不喜歡中國音樂。」田先生說。

「那你喜歡什麼呢？」我問他。這時我扔掉了筷子，開始用手把黑木耳抓起來吃。

「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還有這個——」接著田先生張開了口，發出了一陣烏鴉般哀怨的聲音：

ahgoonscambafey!

partysayroomeetie!

renmanbeedawarnhoo-day...

（您正要去斯卡布羅集市嗎？

歐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

代我向那兒的一位姑娘問好……）

「曲調很熟悉，」我說道，但我想不起歌詞了。他盯著我，要求我再回憶回憶。我說：「我放棄了。」

過了一陣子，他告訴我他唱的是《斯卡布羅集市》，這首歌的演唱者西蒙和加芬克爾是他最喜歡的歌手。他們在哈爾濱大學很受歡迎，《惡水之橋》是大家夢寐以求的專輯。

穿越了幾小時雪地之後，列車進入了一個山區。山裡的村落都很小——短短的三四排平房，有些房子是磚砌的，有些則是泥土和木材搭建的。這些都是最簡單的斜頂小屋，樣子跟一年級小朋友畫出來的差不多：窄窄的門，一扇窗戶，粗粗的煙囪裡冒出一縷炊煙。

車上的廁所也像是孩子設計的：只是在地板上挖出了一個直徑兩英尺（60釐米）左右的洞而已。當然，我以前也見過蹲便式廁所，可是這一個還在以每小時50英里（80千米）的速度穿越中國北方的冰雪。廁所裡沒有管道也沒有擋板，低頭可以看見車底的冰迅速從眼前劃過，寒冷的氣流會從洞口鑽上來。要是有誰傻到來用這樣的廁所，那麼他身上那個幾乎從來不會受凍的要害部位肯定會被凍壞。它簡直就是個拿來凍屁股的冰櫃，但儘管如此，乘客們還是一個個地往裡鑽。而從裡面走出來時，他們總是眯縫著雙眼，緊咬著牙關，彷彿剛才被什麼東西狠狠地夾了一下。

中午時我們到達了桃山鎮，田先生告訴我：「大家會來這裡滑雪。」有的乘客下車了，但那些人看起來更像伐木工人而不是滑雪者。然而西北方向的確有許多雪山，最具西伯利亞氣息的則是一片白樺林。

車裡越來越冷了。如果總是要停站和開門，那麼供暖又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中國人的理由。對於廁所他們也是這樣解釋的：要是冷空氣可以從地上的洞口鑽進房間，那麼就沒有必要給廁所供暖了。如果不能有效地讓房間暖和起來，那麼根本就沒有必要提供暖氣。正因為如此，這個地區的人才從來不脫秋衣秋褲，而且吃飯的時候還要戴皮帽。

我在座位上凍僵了，戴著手套捧著《當代英雄》，用鼻子翻著書。一旁的中國人也許在想：這就是他們鼻子那麼長的原因吧！雖然這本書很薄，但我一直沒看完，有好多次我都是從頭開始讀的。但它的主人公畢巧林是一個浪漫的朋克，他老想著去死，所以他敘述故事的方式也是斷斷續續的。我們沿著鐵軌一路向前，我讀到了畢巧林最具個性的一段觀點：

老實說，凡是瞎眼的、獨眼的、聾子、啞巴、缺腿的、少胳膊的、駝背的以及諸如此類的人，我對他們都有一種執拗的成見。我發現人的外表同內心之間有一種奇怪的聯絡：一個人五官四肢一有缺陷，他的內心就會喪失某種感情。

這簡直是胡說八道。在我看來，與之相反的觀點似乎更能成立：凡是少胳膊的、瞎眼的、聾子或者諸如此類的人，內心會生出一種新的感情。在威爾斯的小說《盲人國》中，真正有缺陷的其實是視力正常的人。我之所以對書裡的這段話印象頗深，是因為在車上看到了跛腳的人。後來我在朗鄉又遇到了一個駝背，他親手搭建和佈置了自己的房子，為的是方便自己同時從事收音機修理和影棚攝影的工作，這讓我再次想起了上面這段話。

列車仍在穩步前行，途中頻繁地靠站。車門開開關關，冷空氣如同冰箱裡的冷氣一般從外面跑進來，每次都會在車廂內形成一股凜冽的風。我討厭起身，因為再次坐下時座位又會凍得冰涼。

讓我驚訝的是，竟然有孩子站在屋外看火車經過。他們只穿了薄薄的外套，沒戴帽子和手套，其中許多人的雙頰都被凍得通紅。他們的頭髮很久沒洗，一縷縷的像大釘子一樣在頭上翹著，腳上穿的是布拖鞋。他們看起來非常耐寒，我們經過那些滿是冰雪的村莊時，他們會朝火車大聲喊叫。

遠處的群山是小興安嶺最南部的一片山峰，山的前面全是森林。這個地區大部分的人類聚居地都只是由伐木場發展壯大而成，而朗鄉則是中國伐木業的一箇中心。但我之所以過來，是因為這裡有一條窄軌鐵路可以通向森林深處，人們要從那裡把木材運回鎮里加工。

這裡幾乎算不上一個城鎮。它只是一個由一堆平房組成的村落，除了中央巨大的貯木場外，還有一條主幹道，臉上裹著圍巾的人們整天站在那裡售賣肉類和蔬菜。有一天我在朗鄉見到一個男人，他面前擺了一塊方布，布上放著六隻凍得僵硬的死老鼠和一堆老鼠尾巴。朗鄉的條件真的糟到連老鼠和老鼠尾巴都有人吃了嗎？

「你們吃這些東西嗎？」我問。

「不不，」一陣模糊的聲音從覆蓋著冰霜的圍巾後面傳過來，「我在賣藥。」

「老鼠也可以當藥？」

「不是，不是！」在寒冷乾燥的空氣中，這個男人的皮膚已經凍成了紫黑色。然後他又開始講話，但說的是方言，我聽不懂。他說話時，圍巾上的冰晶慢慢融化了。

田先生解釋道：「他賣的不是老鼠，是老鼠藥。把這些死老鼠擺出來，是為了證明藥效。」

我們到達朗鄉時是下午三點左右，那時候天已經開始變黑了。北緯地區的冬季就是這樣，夜晚來得很早。我邁出了寒冷的車廂，踏上了冰冷的月臺，然後我們去了賓館，那裡也很冷——但我發現室內的溼冷比室外的嚴寒更加難以忍受。在緊閉的門簾和幽暗的燈光中，這賓館就像個地下墓穴。

「這裡面很冷。」我對賓館經理叢先生說道。

「會暖和起來的。」

「什麼時候？」

「還有三四個月。」

「我是說，賓館裡面很冷。」我說。

「對呀，賓館也會的，整個朗鄉都會暖和起來的。」

為了維持血液迴圈，我一直不停地蹦蹦跳跳，而田先生只是耐心地站在一旁。

「這裡的房間怎麼樣？」我問。他用很快的語速對叢先生說了一番話。「您是要乾淨一點的房間，還是普通的？」田先生問。

「我想換換口味，那麼就來間乾淨點的吧。」

對於我的諷刺挖苦，他並沒有理會，而是說道：「啊，乾淨的。」然後他搖了搖頭，好像這個要求很無理似的：「那你得等等。」

冷風穿過賓館大堂，把門簾吹得鼓鼓的，讓它看起來像一面揚起的風帆。

「我們可以吃晚飯了。」叢先生說。

「現在連五點都不到。」我說。

「五點就是晚飯時間，哈哈！」這一聲「哈哈」是在告訴我：慣例就是如此，又不是我規定的，所以你不要這麼難講話。

朗鄉賓館的餐廳是目前為止我在黑龍江省內到過的最冷的房間。我拉緊了帽子，用手墊著屁股，坐在那裡哆嗦個不停。我把自己的溫度計放在桌上，上面顯示的是華氏36度（攝氏2度）。

叢先生表示他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寒冷。他連帽子都沒戴！他來自遙遠的北方，1950年代他曾到那裡拓荒，在一個生產玉米和其他穀物的公社勞動。雖然他年紀不是很大，但卻有點像中國人說的老古董。作為來自中國最偏遠地區的一名公社工人，新的改革讓他感到困惑。他有四個孩子，如今這是個可恥的數字。「因為超過了兩個，我們受了罰，」他說，「作為懲罰，你可能會失去工作，或者被調去別的崗位。」

田先生的臉上顯露出了無盡的厭倦——但那是一種心平氣和的厭倦——我從中可以看出，叢先生和田先生毫無共同之處。在中國，代溝有著特別的意義，並且不容忽視。

我問叢先生，他所在的公社後來怎麼樣了。

「它被取締了，」他說道，「解散了。」

「農民們都走了嗎？」

「沒有，每個人都分了一塊地，給他們自己種。」

「你覺得那樣是不是更好？」

「當然，」他說，但我無法分辨他的態度，「生產規模大了許多，產量也提高了。」

我的問題似乎解決了，任何提高產量的政策都是好東西。我心想，如果出現經濟衰退的話，願上帝保佑中國。

整個小鎮一片漆黑。賓館很冷，我的房間也很冷。儘管才傍晚六點半，但我已經爬上床了——總之，我穿了最多的衣服鑽進被窩，縮在毛毯裡聽我的短波收音機。在朗鄉的夜晚，我都是這樣度過的。

第二天，我乘坐窄軌列車沿著伐木的路線進入了森林深處，最後卻感到很失望。我原以為可以見到一片荒野，但那裡卻滿是砍樹推土的伐木工人。

「我們會找一天去原始森林的。」田先生說。

「今天就去吧。」

「不行，太遠了，改日再去吧。」

我們去了機車棚，在那裡見到了地陪金女士。機車棚裡瀰漫著煙霧和蒸汽，光線也很暗，但同時也很暖和，因為有人正在給鍋爐生火，熔爐內也是火光閃耀。我正信步走著，不料金女士卻猛地將自己砸向我，直接把我推到了牆上，接著她歇斯底里地笑了，笑得顫顫巍巍的——這是中國人最可怕的笑聲之一。後來我才明白，原來她救了我，不然我就踏進了地上那個深洞，那樣我的後背肯定會摔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