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弄得驚慌失措，必須去外面深呼吸幾下才行。整個小鎮的積雪都被碾壓得硬硬的，所有街道和人行道上的冰都沒人清理。人們習以為常地在冰上騎車，步行時也有自己的方式——稍稍拖著腳走——這樣可以防止摔倒。

「這個鎮子是不對外國人開放的，」田先生誇耀道，「你能到這裡來真是非常幸運。」

「朗鄉有少數民族嗎？」我問，當時我心裡想的是布里亞特人、蒙古族人、滿族人和西伯利亞土著人。

「有回族，」金女士回答，「還有朝鮮族。」

在小鎮全都暗下來、人們又重新開始等待天亮之前，我們去了一家朝鮮餐廳。那是一棟簡單的木製結構小屋，地板是石頭鋪的，開放式火爐裡的火正燒著，不僅可以取暖，還要用來做飯。四個朝鮮婦女圍著火爐在吃飯——她們都是餐廳主人的親戚，而餐廳的主人則是一位更年輕的女子。這些人都戴著皮帽，圍著漂亮的圍巾。她們身材矮小，臉型四四方方的，膚色相當暗沉，牙齒大而整齊。

「我分不清朝鮮族人和漢族人。」田先生對我說。

這個小鎮上只有幾百名朝鮮族人，但全中國有二百萬。

「人們來這家餐館時會說朝鮮語。」一位婦女說道。

這幾名婦女都是在中國出生，然後嫁給了朝鮮族人，但她們的父母都出生在朝鮮。其中年紀最長的一位大約四十歲，最年輕的那位可能不超過二十歲。我想問問她們是不是經常戴這麼漂亮的圍巾和帽子——甚至她們的外套都很時髦——但我不想讓自己聽起來高人一等，於是我難得矜持禮貌了一回，什麼也沒問。

「我想去朝鮮看看，」一名婦女說道，「但我不知道去哪裡。我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出生在什麼地方。」

「你們會和漢族通婚嗎？」

「有時會，但我們都沒這樣做。」

她們一邊吃飯一邊柔聲細語地說笑著，她們也問了我一些問題——我從哪裡來？結婚了沒有？有孩子嗎？我多大了？她們總是面帶微笑，不像漢族人那麼嚴肅和冷漠。她們說，儘管她們的文化在中國只剩下了美食和語言，但她們仍然為身為朝鮮族人而感到自豪。她們的丈夫不是伐木工人就是倉庫管理員。

在朗鄉的日子，我的手腳自始至終都是凍僵的——像針刺一樣地疼。我的眼睛也很痛，肌肉已經硬到動彈不得。連我腦子裡的抱怨聲都凍得冰冷。田先生問我想不想去滑雪場看看，我答應了，於是我們驅車來到了鎮外四英里（6千米）的地方，此時太陽剛剛滑落到遠山背後，隨著夜幕的降臨，天氣變得更冷了。

黑白相間的山體上共有十條滑道——其實就是被切割出了坡度的冰槽。人們把一些跟棺材盒似的小箱子拉上山，然後坐進去從槽道上砰砰砰地往下滑，箱子碰撞時發出噼裡啪啦的聲音，人們也跟著一起尖叫。我在嚴寒中上躥下跳，向田先生表示我對此不感興趣。

田先生帶著一個容易開裂的「棺材盒」艱難地爬上了坡，滑下來的時候笑得露出了滿嘴大牙。他又來了一次。也許他愛上了這項運動。

「您不喜歡滑雪嗎？」他問。

「田先生，這不是滑雪。」

他驚訝地問道：「這不是嗎？」

然而，他還是一直滑個不停。

我沿著小路朝山下走去，途中發現了一處小棚屋，有點像看守人待的地方。屋子裡有個火爐，生動地展示著大家在朗鄉是如何取暖的：爐子裡的火極其微弱，導致棚屋的牆上還留有半英尺厚的霜，所有的牆（木牆和泥磚牆）全是白色的。

我一直在記錄溫度，主幹道上是零下34攝氏度，賓館大堂是零度，餐廳剛剛超過零度。食物被砰地放下之後一分鐘就會變涼，於是菜裡的油脂便會凝固。他們提供的菜有肥膩膩的肉、油乎乎的土豆、大米粥以及大塊的生青椒。這是中國菜嗎？有一天我吃到了包有肉和米飯的捲心菜，上面還澆了肉汁。在蘇聯和波蘭時我也吃過這種東西，他們管它叫「golomki（捲心菜卷）」。

持續的低溫讓人感到非常疲憊。我開始享受早早上床的生活了。我會先躲在毛毯下面聽bbc和voa，幾小時之後再脫掉毛衣和一層襪子，到第二天早晨被窩裡就會變得很暖和，有時會讓我忘了自己在哪裡。後來見窗戶上的霜已經厚到無法望見窗外，我才會想起自己還在朗鄉。

這裡沒人談論寒冷的天氣。不過也是，為什麼要談這個？他們自己樂在其中——真的是這樣，在冰上舞蹈，在冰上滑行。有一天傍晚，我在黑暗中見到一些孩子在一個冰架上相互推搡，直到對方跌落到結冰的河面上（有些人在河面的冰上鑿洞取水。）這些在寒冷的黑夜中玩耍的孩童，讓我想起在南極洲的漫漫長夜中嬉戲於浮冰之上的企鵝。

***

旅行時我會做很多夢，也許這也是我旅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做夢和很多因素有關，比如陌生的房間、奇怪的聲音和味道、搖搖晃晃的感覺、五花八門的食物、對於旅行的焦慮——尤其是對死亡的恐懼，當然還有氣溫。

在朗鄉的話，過低的溫度總讓我做一些又長又累人的夢。寒冷的天氣讓我無法進入深度睡眠，所以我一直處於剛失去意識的淺睡眠狀態，就像一條漂游的魚。我在朗鄉做過一個夢，夢見自己被困在了舊金山的一所房子裡。我戴著耳機用機關槍掃射了一通，從前門跑了出去。我逃上了一輛路過的纜車——當時里根總統正拉著車上的吊環站著。我問他，是不是正在經歷上任以來相當艱難的一段日子。他回答說：「太糟糕了。」後來我們一直說個不停，直到我被凍醒。

不過那還沒完，後來我又迷迷糊糊地睡著了。這回我夢見自己在一所時髦的大房子裡參加聖誕派對，南希·里根也在。她的頭髮上纏著粗粗的白色捲髮棒，胳膊很纖細，眼睛有點凸出。她對我說：「你很幸運，能有這樣的家鄉。」她說這話時，我才意識到我們正身處科德角，可能剛好就在我家裡，只不過夢裡的家要更完美一些。她傷感地說道：「我小時候很窮。」我對她說：「我剛才夢見了里根總統」——然後我就在夢裡跟她講之前做過的那個夢。

在事情變得更加離譜之前，田先生過來敲門把我叫醒了。

「我們今天去原始森林。」他說。

我們駕駛了近30英里（48千米），後來金女士也加入了。開車送我們的司機姓應。道路不僅結了冰，而且顛簸起伏，非常狹窄，但一路上除了偶爾見到幾輛軍用卡車外，幾乎沒有別的車輛。我們到了一個叫「清泉」的地方，那裡有個小木屋，然後我們便開始徒步穿越森林。林子裡到處是積雪，但並不是很深，大概只有一英尺（30釐米）。樹木都很高大，離得也很近——肥壯的樹幹一個挨著一個。我們沿著一條窄路往前走著。

我問了金女士一些她的個人情況。她非常坦誠自然，挺討人喜歡的。她今年32歲，有個女兒，丈夫是政府部門的職員。他們一家三口同其他六位親人共同生活在朗鄉的一套小公寓裡——三個房間一共住了九個人，婆婆在家負責做飯。在這樣擁有大片空地的省份，人們卻不得不住在密集街區的擁擠空間裡，這似乎有點殘忍。然而這樣的情況很常見，而且住在同一屋簷下的都是一家人。我老覺得，中國的秩序是靠傳統的儒家家庭來維護的。在鄧小平改革之後，家族企業和家庭農場應運而生。

我踢著腳走在樹林裡。

---「你讀《毛澤東語錄》嗎？」我問金女士。

「有時會讀，」她說，「毛主席為中國做了很多偉大的事。現在大家都批判他，卻忘了他也說過很多有智慧的話。」

「你最喜歡他的什麼思想？你覺得能體現他智慧的？」

「‘為人民服務’，」金女士答道，「我沒法全部背給你聽，那太長了，但真的很有智慧。」

「那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呢？——你會唱嗎？」

「噢，會呀。」她答道，然後真的在我們穿越叢林的路上唱了起來。這首歌的曲調並不朗朗上口，但卻充滿了抑揚頓挫的音符，很適合我們輕快的步伐：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我邊走邊觀察著林子裡的鳥類。中國很少有地方的樹上全是鳥，這裡是其中之一。那些鳥小小的，飛起來很快，一般都棲在很高的枝頭。我遇到的問題在於，為了方便調節焦距，我只能光手拿著我的雙筒望遠鏡。氣溫已經達到了零下30度，這意味著再過幾分鐘我的手將會凍到無法操作。儘管嚴寒刺骨，但仍可以聽見鳥叫，整個森林都充斥著啄木鳥用嘴輕輕敲打樹幹的聲音。

「田先生，你能唱點什麼嗎？」我問。

「我不會唱《毛主席語錄》。」

「那就唱點別的吧。」

他突然一把取下了氈帽，尖聲唱了起來：

oh,carol!

iambutafoooool!

don’teverleaveme—

treatmemeanandcroool...

（哦，卡羅爾！

我真是個傻瓜！

請別拋下我——

請別殘忍對待我……）

他的歌聲充滿了力量與激情，這是尼爾·薩達卡的一首搖滾老歌，唱完以後他告訴我們：「這是我們以前在哈爾濱大學老唱的歌，當時我還是學生！」

林子裡沒有風，只聽見鳥叫的聲音——嘰喳聲、呢喃聲，還有用嘴啄樹幹的聲音。田先生和金女士看見一座不遠的小山丘上冒著煙，於是決定前去一探究竟。我繼續拖著沉重的步伐往前走，邊走邊觀察附近的鳥類。我見到了一些沼澤山雀和三種啄木鳥，而我想找的是一種跟雞一般大小的黑啄木鳥。我看見一對旋木雀在一根樹幹上移動，它們將自己的羽毛抖得鬆鬆的。看到這些嬌小的鳥類絲毫沒有受到寒冷天氣的影響，我感到很高興。

然後，我清楚地聽到了一聲槍響。我轉過身，看見司機應先生跑進一個灌木叢，撿回來一隻死鳥。他帶了槍！我拖沓著腳步順著原路往回走，他正把那隻死鳥塞進自己的口袋。

「你在做什麼？」

「你看，一隻鳥！」他得意洋洋地說道。他拿的是一支直接取自射擊場的單發0.22小口徑步槍。

「你打算把那隻鳥怎麼樣？」他打死的是一隻朱雀，此刻我正把他捧在手心。它的身體很柔軟，個頭非常袖珍。在這樣一個寒冷陰鬱的地區，這隻死去的鳥身上竟然還有溫度。我捧著它，像捧著一道奢侈的餐前小菜。

應先生也許聽出了我的敵意，他沒有回答我。

「你要把這隻鳥吃掉嗎？」

他低下頭，用腳踢著雪，像一個被責罵過的小孩。

這隻鳥根本沒什麼可吃的，我確信他打鳥只是為了好玩。

「你為什麼要開槍打鳥，應先生？」

他沒有抬頭看我，他在賭氣，覺得失了面子。

「我不喜歡殺鳥，」我說，「這是一隻美麗的鳥，它多好看啊，但現在它成了一隻死鳥。」

我也對自己很生氣，因為我不知道身後跟著一名持槍歹徒，而他要在這裡大開殺戒。我原本真的以為自己處在一片荒無人煙的地帶。然而，也許是我的話太多了，應先生看起來一副想拿槍射擊我的樣子。我把朱雀交到他手中，然後走開了。回頭望時，我看見他也踏上了這條小徑，正往大路走去。我找不到田先生和金女士，但我看見了他們一直要找的東西——山坡上有棵樹燒著了，看起來挺刺激的，但那火也成不了什麼氣候。

我獨自走到了森林更深處，見到了更多鳥類——一群群碩大的啄木鳥正撲閃著翅膀。在麻省的桑威奇，平日裡就能看見這麼多鳥，但這裡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動物圈養程度最高的國家：要是看見野生鳥類，中國人一定會先舔舔嘴巴。

在中國，這裡是個與眾不同的地方。美麗的小鳥在高大茂密的林間歌唱和飛翔，除了我之外見不到別的人。

在這裡繼續前行根本沒有危險。因為在雪地上留下了腳印，我也不可能迷路。我又走了大概一個小時，然後看見了一縷煙。即便走到附近，我也辨認不出是什麼。那好像是一團地下的火，我站在它上方，見它從地底的一個深洞裡飄出來。洞底有三個中國女孩正在火邊取暖。我同她們打了聲招呼，她們抬起頭，看見了我這個長鼻子「夷人」——這人還戴著傻乎乎的帽子和手套，外套被好幾層毛衣撐得鼓鼓的。看來她們真的被嚇到了，彷彿把我當作了在邊境徘徊的西伯利亞人，畢竟此地離邊境只有80英里（128千米）。她們「哎呀」了一聲，中國人在表示驚訝時總是會說這兩個字。

「你們在幹什麼？」

「我們在午休！」

她們爬出洞來看我。她們穿了棉襖和氈靴，頭和臉都用圍巾包住了。

她們說自己就在這裡工作，還帶我去防風林後面看了她們種植樹苗的地方。伐木工人來來往往，一片片山坡都被砍光了。現在的想法是，再過300年左右，這片土地上又會長出一片森林，可供再次砍伐。但是，從中國曆年的酸雨記錄來看，這樣的預期似乎不可能實現。但這裡的防風林經過了精心的設計，好像在山坡上平行排列了許多樹籬一樣，整體看來，它就像等高圖上的一條線。

在轉身回去之前，我跳進洞裡烤了會兒火取暖，這三名中國女孩就跪在洞口邊緣看著我。直到我出去之後，她們才回到洞中。

此時我發現田先生正踏著重重的步伐向我走來，他問：「你喜歡這裡，對吧？」

「這裡棒極了。」

「原始森林，」他說，「沒人動過的森林。」

「你想不想建一所房子，和妻子單獨來這裡生活？」

「想啊，」他說，「在這裡安個家，寫點東西，比如詩歌和小說。」

「再生四個孩子。」

「這不允許，」他說道，然後他笑了，「可是這地方天高皇帝遠的，他們不會知道，不會有事的。對，我要生四個孩子。」

我們走到了伐木工人勞作的地方，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戴手套或帽子。他們穿著相當薄的外套和亮晃晃的白球鞋。我很驚訝，他們穿得這樣少，卻能經受這樣的寒冷。他們正在將一捆捆剛砍下來的木材拖到一起，以便裝上卡車。一些年輕的工人停下來盯著我看——也許是因為我穿得太暖和了吧。但工頭卻因此對著他們咆哮，於是這些衣衫襤褸的伐木者只好回去工作。這片稠密的森林也許是中國最後一片草木叢生的荒野吧，人類的聲音和拖拉機發出的嘎嘎聲在其中都顯得很怪異，讓人聽了不大舒服。

金女士已經在往回朝大路走了，我們追上她時天色已經開始變黑。我們一邊往停車的地方走，一邊討論著關於死刑的問題。田先生贊成死刑——他覺得要把罪犯都殺掉，這是唯一的辦法。但金女士表示不贊同，她說貪汙犯和皮條客不至於判死刑，但殺人犯得償命。

雖然天氣很冷，但我的心情不錯。我覺得自己來到了一箇中國很難到達的地方，但所有困難都是值得的。它代表的不是一種成就感，而是某種充滿希望的感覺，因為這是一個我樂意回來的地方：這裡有些東西是值得期待的。

我五點鐘就吃了晚飯，然後上床去躲在毯子底下聽收音機——我在朗鄉的夜晚都是這麼度過的。第二天黎明時分，田先生和我就坐火車離開了這座小鎮。天實在是太冷了，我覺得要是途中撞上什麼東西，我身體的某些部位可能會直接脫落。這又是一個寒風刺骨的早晨。天空是灰色的，這裡從來都是陰雲密佈。有一些雲的背後透出了微弱的光，那是太陽，但那模糊的光圈只是粗略地顯示出了太陽的輪廓，如果真有這東西的話。

我讀書，睡覺，在寒冷中打著牙顫。這趟列車是開放式的，每節車廂都塞滿了木頭座椅。沿途所有車站它都要停靠，而且每次停站時所有的門都會開啟，過不了幾分鐘，寒風就會穿過整個列車，把車裡吹得涼颼颼的。列車啟動時門會被關上，但每當車廂裡的溫度剛開始變得可以忍受，下一站又到了，於是車門又被開啟，涼風又鑽了進來。

車上的午餐只花了我十二便士，但用來配米飯吃的只有一道菜。那是一種長在黑龍江北部的蔬菜，叫做「黃花菜」，吃起來像一堆剁碎的百合花梗。

我想到了那名司機，以及自己大聲責備他射殺小鳥的情形，於是我問了田先生一些關於「失去面子」的事。中文裡有個更加準確的詞來表達這個意思：丟臉。

在上海時小王對我說過：「外國人不要面子的。」我向田先生轉述了這句話。

「但我們是要面子的，」田先生說，「在中國就是這樣。」

「怎樣才能不丟臉呢？」

「有一個說法，叫做‘臉皮厚’——就把臉皮放厚些，但這不是好事，這代表你麻木不仁。害羞的人容易覺得丟臉。」

這個辦法挺好，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這就是人的本性。

田先生說：「如果有人批評你，而你不感到丟臉的話，說明你不是個好人。」

後來，餐車服務員過來陪我們坐了一會兒。他說我應該穿兩條秋褲，一條不夠，而且應該穿中國那種厚褲子（我當時已經穿上了滑雪時才穿的長褲）。他來自佳木斯，他說那天佳木斯天氣不錯，只有零下34度，那裡通常有零下38度。他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後回去工作了。

田先生什麼話也沒說。他一直在沉思，並且不停地點頭。

「你的主意不錯，」他說，「在森林裡建一所房子，生幾個孩子，寫點東西。」他穿著破舊的外套坐在寒冷的車廂內，一邊說話一邊擰著他的氈帽。他還在不停地點頭，頭髮像大釘子一樣翹著，袖子上沾了醬油：「我真的想那麼幹。」

帝奇亞諾·坦尚尼（tizianoterzani，1938—2004），中文名鄧天諾，義大利知名記者、作家，曾任德國《明鏡週刊》（citederspiegel/cite）北京分社社長。

山姆·麥基（sammcgee），加拿大英語作家羅伯特·w.塞維斯（robertw.service，1874—1958）長詩《山姆·麥基的火葬》（citethecremationofsammcgee/cite）中的主人公，因為寒冷而被凍死。

貝都因人（bedouin），在沙漠中過著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

萊蒙托夫（mikhaillermontov，1814—1841），俄國著名詩人、作家。

在1775年列剋星敦戰役和康科德戰役之前，保羅·列維爾在午夜騎馬向殖民地民兵發出警告，提醒他們英軍即將逼近。

《要讓爐火燃著》（citekeepthehomefiresburning/cite），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著名的英國愛國歌曲。

原歌詞為「areyougoingtoscarboroughfair？parsley,sage,rosemaryandthyme.remembermetoonewholivesthere...」

畢巧林是萊蒙托夫的社會心理長篇小說《當代英雄》的主人公。

草嬰譯：《當代英雄》，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第61頁。

尼爾·薩達卡（neilsedaka，1939—），美國著名流行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