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看看哈爾濱最具個性的樣子：在隆冬時節，一切都凍得硬邦邦的。哈爾濱地處一個遙遠的東北省份——黑龍江，與它境內最大的河流同名。蘇聯人把黑龍江稱作「阿穆爾河」，這也曾是兩國在地界上的爭端之一。

我乘坐的列車繼續朝著邊陲小城滿洲里行進，之後它將與穿越西伯利亞的列車接駁。我之所以選擇這趟車，不僅是因為這是到達哈爾濱最快的方式，也因為我還想看看到黑龍江之後再繼續前往蘇聯的都是些什麼人。結果我發現跨越邊境的人少之又少，因為要去莫斯科的話，這是最迂迴曲折的路線，而海參崴又沒有人去。

我在一個寒冷的下午離開了北京，列車穿行在一片黑白景色當中——在白雪的映襯下，樹木、燈杆和犁溝的輪廓更加突出了。整個郊外看上去就像一塊鋼版浮雕，而浮雕上的圖案也變得越來越清晰生動，因為在中國鄉間更加清澈明淨的空氣中，積雪的顏色顯得更加潔白透亮，不再像北京那樣滿是塵埃。選擇冬天往北方走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而且我打算一路向北，去了哈爾濱之後，我還要去黑龍江北部的大森林。我聽說那裡是一片原野，有真正的樹木和鳥類。

我的隔間來了三個皮膚黝黑的香港人，他們說覺得很冷。他們穿著厚厚的尼龍滑雪服，走路或者擺動手臂時會發出刺耳的聲響，這種布料摩擦發出的聲音讓我感到牙齒髮酸。這節臥鋪車廂裡全是穿這種滑雪服的香港人，他們是直接從九龍上的車。此前他們從未來過中國內地，也從來沒有見過雪。他們的英語很糟糕——真看不出來是受英國殖民統治的居民，而且他們也不會說普通話。和我見過的大部分香港人一樣，他們身上土氣十足，而且虛榮做作得可笑。他們營養不錯，但腦子卻相當不清楚，對政治的看法也很天真。在某些方面，香港和英國本土有點相似：它們都是由一堆海島所組成，都存在移民和語言隔閡的問題，並且都有著森嚴的階級制度。

「你們是要去滑雪嗎？」我問。

他們說不是——這些滑雪服是他們在銅鑼灣的一家折扣店裡淘到的。

他們都在盯著窗外一隻毛絨絨的綿羊，那隻羊發現了一株從雪地裡鑽出的殘草，正小口小口地啃著。後來它抬起頭，朝他們回望過來。

到目前為止，他們對中國內地的印象怎樣呢？

「內地落後了三十年。」有個人說道。

「比什麼落後了三十年？」我問道。

他聳了聳肩。也許那句話是他從別的地方看來的。

「你認為內地人和香港人有什麼區別嗎？」

「當然有！」好幾個人立刻答道，他們難以相信我會問出如此無知的問題。然而，我依舊在步步緊逼。

「要是看見一個香港人，你能馬上認出來嗎？」

「這很容易。」

「內地人呢？」

「也可以，」他說，我讓他具體說說，於是他繼續道，「內地人的臉看上去比較粗糙。」

「香港人的臉呢？」

「比較細嫩。」

他說，完全可以從他們說話穿衣的方式來判斷。這連我都知道。香港人不是體重超標，就是趕時髦似的瘦得皮包骨。他們經常大聲喊叫，穿的是嶄新的衣服，戴的是時尚的眼鏡。他們總以為自己很潮，對自己的摩登程度深信不疑。他們經常用手肘推人，特別暴躁和苛刻。他們會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相互指責，一點修養都沒有。他們的很多特質都是受英國殖民統治的後果。

我並沒有用這些想法去叨擾跟我同隔間的那幾個人。我只是靜靜地坐著，好奇他們為什麼不脫掉滑雪服。

其中有個人正全神貫注地研究著一本介紹手相的小冊子。晚飯前，他看了看我的手相。

「這一條是你的星線，」他說道，「它中間沒有斷過，看到了嗎？這說明你這個人很情緒化。那條是你的生命線，你可以活到八十或者八十五歲。」

「再講講。」

「講不出來了，」他說，「我才看到第五章。」說完他又看書去了。

餐車很大，裡面蒸汽騰騰的，用餐環境十分嘈雜。最開始的時候，這裡擠滿了香港人，但是他們不喜歡這裡的食物，覺得難以下嚥，於是就怒氣衝衝地走了。這趟車上大概有四十名香港人，他們走路時將自己的衣服摩擦得嘶嘶作響，回到自己的隔間後便用巧克力餅乾來充飢。

他們錯在點了昂貴的二十元套餐，其實十元套餐要好些——裡面既沒有多刺的魚，也沒有肥膩的豬肉，更沒有火腿罐頭，只有一些湯和蔬菜。我喜歡周圍這些暴躁的人，喋喋不休的服務員，掉得到處都是的飯菜，還有胡吃海塞的乘客。這樣的場面看似混亂不堪，但實際上卻有著嚴格的程式要遵守：上菜的順序是不能被打亂的。車上的大多數服務員都是動作粗暴而態度友好。他們的心眼並不壞，只是因為工作太辛苦變得脾氣有些不大好。他們不會對你低三下四，也不會想方設法找你要小費——在這裡根本不用給小費。他們做事情專注而不拘小節，而不是真的粗暴。要是有人吼他們，他們會以牙還牙地吼回去。

夜裡我們經停了瀋陽和長春，由於天氣寒冷，環境又嘈雜，我醒了過來。列車員已經給了我棉被和毛毯，但車廂還是四處漏風。雪被帶進了過道，所有的窗戶上都結了一層厚厚的霜。中國火車上的廁所都很簡陋，就是在地板上簡單地挖了個洞而已，我朝洞裡小便時地上騰起了一陣白霧，就跟尿在了熱爐子上似的。

那幾個香港年輕人在隔間裡瑟瑟發抖，像地牢裡的囚犯一樣。他們喝了些熱水。我提出給他們一些茶葉（珠蘭牌綠茶：千年貢茶，品味高貴），但是他們拒絕了。他們更喜歡喝熱水，中國人把這個叫做「白開水」。

清晨五點半，列車員重重地把門敲開後便直接進來了，她放下一個熱水瓶，然後喊道：「起床啦，該吃早飯啦。」

她離開以後，我又關燈縮排了被窩裡。

過了幾分鐘，她又回來了。

「誰關的燈？」她一邊質問一邊又開燈。她站在門口，重重地呼吸著——白霧從她的鼻子和嘴巴里冒出來。「我要床單被套，快點拿給我！」

但是那幾個香港年輕人太冷了，根本無法向她屈服，而且我也覺得她的要求毫無道理——我們還有四小時才到哈爾濱。說來說去還是那幾句：他們想在我們到達之前早早就把所有東西摺疊和清點好。

「theyneedthebedding.（她們想要寢具。）」其中一個年輕人說道。

「maybeshewantstowashit.（可能她要拿去洗吧。）」另一個人說道。

「no.（不是的。）」第三個人說道。他們用英文在對話，這樣做是為了照顧我嗎？還是說，他們平常就用這樣幾乎讓人聽不懂的方式交談（「theyneedthebedding」在他們口中變成了「deyneedabaydeen」之類）？他解釋道：「有個內地人告訴我他們每四天才會洗一次，就算是四個不同的人用過也一樣。」

後來我向別人詢問了這件事，發現他所言不假。難怪他們要那麼講究，發給每名乘客一條幹淨枕巾，讓他們蓋在枕頭上。

列車員又回來了幾次，最後她用老辦法奪走了我們的寢具。我突然想到，要是在英國寄宿學校的話，這些列車員——通常是女的——肯定可以成為出色的女舍監。她們不僅專橫跋扈，嘮嘮叨叨，自謂無所不知，而且嗓門尖銳，一點幽默感也沒有，除此之外，她們還行事刻板，在規則面前毫無靈活性。她們何止強硬——簡直是堅不可摧。沒了她們，列車便無法運轉。

此時的黑龍江天還未亮，但黑暗中的人們卻都行色匆匆地走在積滿了雪的道路上。我大概見到了五十個黑影在雪中穿行，所有人都裹得很嚴實，矮矮胖胖的像不倒翁一樣。他們的身影大的大，小的小，有的要去上班，有的要去上學。

太陽出來以後——火熱的陽光穿透了冰霜——天空變得晴朗，積雪籠罩上了一層屬於北方的淡藍色。道路尚未清理，人們在冰雪間騎行。還有人驅趕著四輪馬車，馬身上的毛又粗又亂。在大片平坦的雪地上，到處都有殘草往外鑽。這是黑龍江與它的近鄰西伯利亞最大的不同（黑龍江位於比海參崴還要北的地方）。這裡全是耕地，而西伯利亞幾乎都是森林和未開墾過的荒地。哈爾濱之行基本就是一次穿越耕地的旅行。積雪不夠深，還蓋不住地上的犁溝。

在一些村落和小鎮，房屋的外觀很像蘇聯的小屋。為了減少積雪，農舍的屋頂都蓋得陡峭而傾斜，這一點最不像中國的房屋。其中有一些是巨大的磚房，屋頂連著胖胖的煙囪，很像美國舊時的農莊；另一些則類似於我在西伯利亞大鐵路沿線見到的那些舒適的木頭平房，火爐的煙囪從屋簷底下伸出來。煙囪裡並沒有冒出很多煙，原因很簡單：即便是在這樣的冰天雪地中，節儉的中國人也總是捨不得用燃料，他們樂意住在冰冷的屋子裡。他們說，你真正需要的是再穿一套秋衣秋褲，為什麼要浪費煤料呢？

***

在這片紅色大地上，人們的兩頰被風颳得通紅，鼻涕不停地流，哈爾濱就像一座絕望之城。這座城市頗具蘇聯風情（隨處可見洋蔥式圓頂教堂、帶塔樓和三角牆的別墅以及建有浮誇柱廊的辦公大樓），同時又顯得奇異而呆板，只有在極度寒冷的國家，城市才是這副模樣——破舊蕭條，如死亡般靜寂，如化石般僵硬。它的俄式華美早已掩埋於煤灰和泥雪之下，現在不時能見到日式的屋頂、中國式的政府大樓或各種雕塑——大部分雕塑都很畸形，讓這座城市顯得更加怪異，因為除了比例失衡外，它們上面往往還掛著奇形怪狀的長冰柱。我最喜歡早晨的哈爾濱，滿地的霜雪在此時會閃閃發光——醜陋的面容上終於有了斑駁的亮色。

哈爾濱原是松花江邊的一個漁村，城市歷史不超過一百年。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時，俄羅斯沙皇強迫頹敗的清王朝點頭，修建了一條穿越滿洲通往海參崴的捷徑，哈爾濱因此成為鐵路樞紐。此後這座城市不斷發展，日俄戰爭（1904年）和俄國革命之後，各條鐵路都開始經過此地。貪婪的日本人當時影響很大——他們打算佔領整個亞洲，這裡就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但他們於1931年建立的偽滿洲國到1945年便已走向窮途末路。最讓哈爾濱驕傲的是，從巴黎坐火車來這裡只要九天時間，因此它可以比上海提前很久就接觸到最新的時尚、音樂和報刊雜誌。由於西伯利亞大鐵路可以與巴黎相連線，脫衣舞、查爾斯頓舞和迪克西蘭爵士樂早在1920年代時就通過哈爾濱進入了中國。

然而時代已經改變，如今的哈爾濱只能和位於加拿大阿爾伯塔省的埃德蒙頓姐妹相稱。當你凝視著這座城市時，多少都能猜出來一些這樣的結局。它嚴肅的氛圍、灰暗的色調和無聊的夜晚，都和那個遙遠的加拿大城市有幾分相似。

可是在加拿大，人們會拿寒冷的天氣開玩笑，或者對此津津樂道。而在哈爾濱，甚至在整個黑龍江，都不會有人談到這個，但外地人卻從未停止過討論天氣。我買了個溫度計，這樣就不用因為想知道溫度而老去麻煩別人了，但這該死的東西上面的最低刻度只到冰點，也就是零攝氏度。我第一次把它放在室外的時候，玻璃管中的紅色液體全都縮排了底部的玻璃泡中，凝成了一顆細小的水珠。所以，我還是得問別人才能知道溫度。上午十點左右，窗外陽光燦爛，但氣溫卻只有零下29攝氏度。到了夜間，溫度還要下降10攝氏度——實在是太冷了，如果按華氏溫度算，數字還會更大，我根本不願去想它。

我戴了連指手套，穿了秋衣秋褲和保暖靴，還戴了一頂有耳罩的帽子，並且在皮夾克裡面套了兩件毛衣。有一天陰雲密佈，四肢都要凍僵了，我穿得比這還多：我把行李中所有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變成了一個鼓鼓囊囊的傻大個，但就算如此我還是覺得很冷，所以得不時地在室內跑來跑去或者跳上跳下。中國人都包裹得很嚴實，有的人還戴了面罩，但他們腳上穿的不過是橡膠底的燈芯絨便鞋而已。難道他們走路時雙腳不會凍得脫落嗎？他們熱衷於穿織得很厚的毛線褲，這讓他們的腿粗得跟大象一樣，同他們瘦得皮包骨而且已經凍壞了的臉相比，顯得有些怪異。

他們在車上從不洗漱，理由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車上既沒有熱水也沒有浴室。可是這無關緊要，在冰天雪地的北國，異味通常不會很明顯。他們根本不脫衣服，即便在室內也是如此——帽子和外套都不脫，吃東西時也是這樣。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暖氣被調到了最小——他們恪守著毛澤東時代的節儉思想，把暖氣和照明視作奢侈浪費，只有在影響到生鐵或棉布等物資的生產時才不得不多用一些。他們不論在室內還是室外都穿著外套，戴著帽子，因此養成了一些很不好的習慣。其中最壞的習慣就是他們似乎從不關門，不論你走到哪裡，門都是半敞著的，冷風就像尖刀一樣從門外穿進來。

我住的地方也很冷，導致我老要穿三四層衣服。這家店名叫「天鵝賓館」——我覺得是「凍鵝賓館」才對。賓館大堂內有假山庭院和觀賞池，但由於太冷，池子裡的魚都死光了，植物也凍成了褐色，看起來硬邦邦的。滿族人和漢族人都穿著厚外套，戴著皮帽，他們坐在大堂的沙發上，一邊抽菸一邊大聲說話。有人告訴我哈爾濱有家「國際飯店」比較暖和，但對於在黑龍江的任何人來說，賓館暖和與否似乎並不重要。各家賓館拼命吹噓的是自己的飯菜，他們競相為顧客提供美味佳餚，比如烤熊掌、蘑菇燉鹿鼻、蒙古火鍋、銀耳湯、猴頭菇和山雞串。

我到達哈爾濱時是一月的第一個週末，那天正好是平安夜——俄羅斯東正教的平安夜。我去了一所教堂，看到一個抖抖索索的八字鬍男人——也許是蘇聯人，他顯然不是中國人——當時正在用松樹枝裝飾各種聖像和雕塑。教堂內部看起來很糟糕，而且非常冷。第二天這裡舉行了一場聖誕節禱告，有二十個人在一起誦經，唱歌，點蠟燭。他們都是蘇聯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太太。他們看起來偷偷摸摸的，跟早期基督教徒一樣，但顯然沒有任何人迫害他們。禱告的氛圍很沉鬱，直到結束後也沒人理我——那些人踩著地上的冰雪嘎吱嘎吱地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