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你的想法很容易被否定。前不久我才覺得中國的改革日新月異，一切都欣欣向榮，人們獲得了更多自由，外國投資也越來越多。的確，中國的某些方面從來沒有改變過，比如農民依舊在彎腰種著水稻，鋤草的人依舊站在板凳上勞作，小男孩依舊踩著兩千年前就已出現的灌溉泵，人們依舊要牽著水牛耕地，依舊養著成群的鴨子。不過，在我離開廣州繼續探索中國之前的幾個月裡，人民幣貶值了百分之三十——以前一美元可以換三元錢，現在差不多可以換到四元了，而黑市對於硬貨幣價格的反應也非常敏銳，走在路上最常聽見的問候語就是：「shanshmarnie?」

在一個悶熱的冬日，我去了位於廣州城南、坐落在珠江對岸的中山大學。桉樹密佈的校園格外靜謐。學生們在騎腳踏車，打排球或是慢跑。他們洗衣服，談戀愛，學習。有些人會盯著我看。

一位自稱安德魯（andrew）的學生——這傢伙是廣東人，中文名字叫安拓——說道：「你想知道的一切我都能告訴你。」

我喜歡他的態度，但並沒有很多事情可以問。他告訴我，南方的學生都比較自滿，而且很有經濟頭腦，不像北方的學生那樣熱衷於政治。

我詢問了他自己的打算。

「我想從商，」他說，「做進出口生意。」

「你也許會賺到很多錢。」

「希望是吧。」

「那樣你就成了走資派。」

「也許吧，」他說完偷偷地笑了，「我覺得，我們要學的東西還有很多。我們希望利用資本主義好的一面，而不是壞的一面。」

「那可能嗎？」

「我們可以試試。」

這是新的思維——致富光榮，一個政治正確的口號。中國的年輕人、不斷成長的學生，甚至許多農民秉持的正是這樣的理念。它同時也是鄧小平思想的本質。

安德魯將自己視為一個個體，他有自己的願望和需求。過去35年間，如果你問學生們有什麼志向，人人都會回答：「為人民服務。」但安德魯沒有這樣說，他說的是「從商」「賺錢」和「進出口」。他的思想相當開放，學習也刻苦。他喜歡他的同學們。他同七名室友住一間房，平常都在圖書館做功課。他最喜歡的作家是馬克·吐溫。他在學校的電影院（是由一位姓梁的富豪捐資修建的）看過《金色池塘》《超人》和《第一滴血》。

我告訴他，《第一滴血》的主人公蘭博簡直代表了我厭惡的一切。

「但是他很強大，」安德魯說，「他的身體很有意思，還有他的外表和他做的事。」他關注的是電影中異想天開的內容，這倒也是一個角度。但我問道，「這部電影講的是越南的事，你發現了嗎？」「發現了。」「所以這難道不是一部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極具帝國主義色彩的電影嗎？」

安德魯聳聳肩說道：「我們並沒有太當回事。」

他今年二十一歲。他的父母都是老師。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接下來在他身上會發生什麼。不過，這當然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他去做生意賺錢，他就能實現小康並經營起一個獨生子女家庭。他不會說「為人民服務」之類的話。他會把自己當作「知識分子」，中國人常用這個詞來形容那些不用幹體力工作的人。要是他如自己所願搞起了個體經營，或許他會辛勤地工作。放假時他會來酒店吃一頓——就像我現在住的酒店，他們還有「假日特供」，比如聖誕酒會、新年聚餐（「贈送免費的帽子、禮品和球拍」）以及28元一位的「元旦香檳自助早午餐」。

***

懶惰的旅人和遊客為中國的神秘感所吸引，但要了解中國人其實很容易。中國人在不得不聽天由命的時候，總是一副面部扭曲、怒目斜視的樣子。他們要是沉默起來，這世上無人能及。像往常一樣，我到處問了些挑釁的問題，但是沒什麼收穫。

在這潮溼的冬夜，我們在廣州站等著北京快線的到來，據說這是中國最好的列車之一。這趟車按照以前「湖廣鐵路」的路線執行，總共要開36小時——也就是要在火車上度過兩個夜晚，它全程將行駛1500英里（2400千米），穿過五個省份，自下而上縱貫中國，在武漢跨越長江。

要是你告訴某些來中國的遊客，你將花兩天時間坐火車，他們會嘲笑你，然而他們自己卻不得不在中國的某個機場等上五個小時，直到濃霧散開。這是每一個在中國坐飛機的人都有過悲慘的遭遇。

對於坐火車的人來說，唯一的糟糕經歷就是在月臺等待其他乘客上車。哪些人會跟你同住一個隔間呢？這事情要碰運氣，可比相親重要得多，因為那些人將會和你同吃同睡。我在火車上不但遇到過麻風病患者和討厭的小孩，在去桂林的路上還遇到一個帶了五隻鸚鵡而且沒有籠子的男人。

我看著那些正在上車的人。有個穿棉襖的老太太手裡拿著個鐵飯盒，裡面的飯菜很難聞，有燉雞爪和廣東牛腱，還有和一堆海帶混在一起的臭雞蛋——在中國，臭雞蛋可是備受推崇的食物；一個戴墨鏡的小混混走路時還在聽收音機；有個男人拎了三箱行李和一箱香蕉；推銷員隨時都帶著樣品盒——裡面也許是橡皮塞；三個氣急敗壞、鬍子拉碴的男人蹬著高跟鞋；還有一個三口小家庭——爸爸面容憔悴，媽媽燙了捲髮，小孩見到所有會動的東西都要伸手去抓，真是被寵壞了；學生把頭髮梳得跟刺蝟一樣，臉上寫滿了不耐煩；肥頭大耳的幹部仍然穿著毛澤東時代流行的套裝；偷偷喝酒的人雙眼浮腫；漂亮女孩身邊有長得如惡龍般的奶奶同行；胖乎乎的香港男孩帶了嶄新的眼鏡；物理學教授正要去參加會議；大嗓門的美籍華人雖然只會說一點點粵語，但卻逢人便說；一對來自日本的中年夫婦保養得很好，臉上沒什麼皺紋，可是神情卻很焦慮；留學生拎著一堆免稅禮品、幾件西式服裝和一個樂器盒；瘦削的人民解放軍面帶微笑，看起來十分可愛，但他們的制服比自己身體大了四個尺碼而顯得不夠威嚴。

我同幾個推銷員住一個隔間。其中有個人簡直是中國版的威利·羅曼，另一個人則很活潑，他笑得太多了，總是跟人說「我是賣機械工具的」，那副模樣跟美國的推銷員如出一轍。第三個人實際上沒什麼存在感，這讓我想到，中國人幾乎已經把擁擠空間中的生存之道演繹到了極致。

賣工具的楊先生稱讚了我的毛衣（「款式漂亮，質量好，又很保暖。你在北京會需要它的。」），他的問題都很直接：「你是——什麼？你大概三十五歲吧？有孩子嗎？」

他送了我一包肉乾作為見面禮，並同我分享了他的茶，我回贈給他一根巧克力棒，他也接受了。我覺得他很友好，但也許會把我弄得筋疲力盡，還好他旅途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睡過去的，只不過鼾聲震天。那個像威利·羅曼的人也睡了很久，可是凌晨四點醒來之後，他就開始在車廂裡做操，搖頭晃腦的同時不停地拍打著前臂。他推銷的是飼料和穀物，行李架上塞滿了他的行李——有盒子也有箱子。他神情很嚴肅，但看見我時，他突然笑出聲來，送給我一個燦爛的笑容。他這一笑來得很迫切，似乎在對我說：求你不要問我任何問題！後來他轉過臉去，眉頭又皺了起來。這樣的行為方式也非常具有中國特色。

火車上的第一夜，我的隔間裡鼾聲此起彼伏。這些聲音呼呼啦啦的，甚至蓋過了車輪的哐當聲，時不時就會將我吵醒。但除此之外，其餘時間我都睡得很沉，第二天直到早上九點才起床。

那天早晨火車上很冷，車窗上凝結起了一層水霧。我用涼水颳了鬍子——但不論何時車上的水總是涼的——上午十點左右，我們到達了長沙。幾個月之前我去拜訪毛主席的出生地時，曾經來過這裡。夏天時這裡既潮溼又悶熱，到了冬天，這裡變得煙霧瀰漫，到處都灰濛濛的，顯得更加難看了。一提到「中國的城市」，我就會有一種奇怪的恐懼感，就如同想起「蘇聯的廁所」「土耳其的監獄」或者「新聞記者的道德」之類的詞一樣。在冬日的寒雨中來到這些城市，能見到的除了一棟棟牆體開裂而且被燻得烏黑的公寓，就只剩下泥濘的街道、細弱的樹木和深褐色的天空，這是它們最糟糕的時候。

然而，這個城市對於列車員來說卻是生火的訊號。等到車廂內暖和得差不多，乘客們便脫掉外套，開始穿著塑膠拖鞋和皺巴巴的睡衣走來走去。他們站在車廂間的穿堂風中刷著牙，還有一些人在過道上練功夫。

到了午餐時間，餐車裡到處都是人。儘管車上一個遊客都沒有，乘客們穿的都是舊衣服——他們不停地喊叫，吐痰，把菸圈吹到別人臉上——但大家還是拿錢不當數。我猜他們大都是廣東人，坐這趟車是為了去做生意賺錢：廣州是一個商品生產的集中地，而北京則是一個有利可圖的銷售市場。這些邋里邋遢的乘客都是生意人。我旁邊的一位先生和他妻子一頓飯就花了近二十元，換算起來大概是三英鎊，乍一看似乎不是很貴，但事實上中國老百姓一週的工資也只有這麼多。這位先生頭髮花白，髮型凌亂，吃飯的時候還要抽菸——一手拿筷子，一手拿香菸。但是，他年幼的兒子卻一口飯都不吃：這個招人煩的小傢伙先是把塑膠盒中的牙籤全部取出來扔在了地上，然後又打翻了一杯水，之後又開始拿著菸灰缸在桌子上敲敲打打，大喊大叫個不停。小男孩大概五六歲，面對他的任性吵鬧，他的父親竟然哈哈大笑——這樣的態度非常不像中國人。但在這趟鬧鬨鬨的列車上，並非只有這對父子的舉動非同尋常，車上還坐滿了酒鬼：不僅有喝啤酒的醉漢，還有喝完自己隨身攜帶的米酒以後滿臉脹得通紅的老頭子。

我讀了會兒書，然後睡著了，醒來時火車已經開到了湖南北部的岳陽市。這是一座灰暗的城市，周圍全是朦朧的大山。又過了幾個小時，我們來到了武漢。1980年時我曾到過這裡。它對我來說是噩夢一般的城市，到處是泥濘的街道和黑黑的工廠，充滿泡沫的汙水從工廠傾瀉而出，直接流入長江。現在的武漢比我記憶中的大了些，也沒有以前那麼黑了。幾十架高大的起重機正忙著蓋新樓，其中包括一家醫院。

武漢附近的長江水面大約有一英里（1.6千米）寬，沿江兩岸建有棧橋和臺階，同印度恆河邊上的石階碼頭差不多。在漢口一側也有許多新的建築，而且在街上可以看見汽車——我記得上次來時還有老太太在拉四輪和二輪馬車。嶄新的建築和擁堵的交通未必能代表進步，但它們的確體現出了某種不同。現代化並沒有減少任何中國城市帶給人的恐怖感。相反，各種各樣建設計劃讓許多城市看起來比以往更加恐怖。

武漢很冷，人們需要連指手套和靴子來保暖。我隔間裡的那幾個推銷員下車時就是這樣的裝扮，他們從窗外把行李箱拉了出去，動作相當笨拙。當看見一位女孩拎著條死魚走在月臺邊上時，他們露出了困惑不解的表情。

我們離開武漢之前，臥鋪車廂的列車員把我叫醒，對我說我得換個地方。

「你睡錯床鋪了。」她說道。

「沒睡錯。」我說。我知道她想讓我換地方，但我覺得她沒有理由說我做錯了什麼。我讓她核對了一遍車票和床鋪號，然後我裝腔作勢了一陣，因為聽見她的道歉會讓我很有成就感。

「搞錯了。」她含糊不清地說。然後，她領我去了另一個隔間，裡面有一男一女，還有一個嬰兒。

「孩子多大了？」

「兩週。」

孩子睡著了，正發出輕微的鼾聲，但不一會兒他就開始哭。男人拿出奶瓶喂他，孩子的母親則離開了隔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