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對了，它其實是廣東省的一部分。英國文化並沒有滲透進去，到處都是廣東文化。」

張先生並不想同我爭辯，他說道：「我不在乎，我要去美國了。」

「你的意思是，不回來了？」

「是的，我有個妹妹在舊金山。我馬上就要從美國駐香港領事館拿到簽證了。」

「你在美國還會開計程車嗎？」

「不，我會去餐館找份工作。」

「中國餐館嗎？」

「當然了，唐人街有很多中國餐館。」

「你去過美國嗎？」我問。

「沒有，」張先生回答，「但我跟我的朋友們聊過了，我每週可以掙800美元。」

「具體幹什麼？」

「也許做廚師吧。」

「‘也許’是什麼意思？你會做菜嗎？」

「我是廣東人，我覺得我可以做粵菜。」

「為什麼不留在香港呢？」我問，「你是不是怕中國接管之後會有什麼變化？」

他想了一下，然後說：「在香港工作太辛苦了，美國要好點，生活條件要好些。」

「為什麼不去英國呢？」

「我不想去英國，那兒的生活不好。」

「你到過英國嗎？」

「沒有，但我的朋友們是這麼說的。」

他正在收拾自己的裝備。此時已經接近早上十一點了，窗外是一片氤氳的綠色，稻田不斷在火車兩側閃過。我們很快就要到成都了。不管怎樣，張先生厭倦了我的問題。但我卻被他深深吸引了，他決定放棄香港的生活，移民去美國，那是一個很不錯的新地方——一個名叫「唐人街」的小天堂，很多中國人在那裡安定下來，掙著美國的薪水，卻從來不用融入這樣一個大型庇護所似的國家，也不用為此做出任何妥協。我還覺得有意思的是，英國竟然會被受自己殖民統治的人拒絕。

「英國首相是誰？」

「我不知道。」

「中國的領導人呢？」

「鄧小平。」

「美國總統是誰？」

他猶疑了一會兒，但只是一小會兒。「總統是，」他開始若有所思，然後深吸了一口氣，「尼克松。」

尼克松下臺已經十一年了。

「你是說美國現在的總統還是尼克松？」

「嗯，我想是的。我挺喜歡他的，你喜歡他嗎？」

「不是很喜歡。」

「你支援哪個黨？自由黨，還是另外那個？」

「自由黨，」我說，「我們管它叫民主黨。」

但張先生並沒有聽進去，他拎起自己的包，為到站做好了準備。我說：「順便問一下，香港總督是誰？」

「某位先生。」說完他就匆匆下了車。

***

我們來到一家名叫「陳麻婆」的餐館（麻婆豆腐的發源地），這裡的環境像車庫一樣陰暗嘈雜。我朝一面鏡子裡看了看，發現方先生正盯著我的後腦勺。吃完一碗麻婆豆腐後，他們又給我端來了一盤辣餃子。我覺得挺好吃的，但我並沒有點這個。選單上並沒有這道菜，他們是從一個小攤上買來的。

「是那位先生買給您吃的。」服務員指著房間後方說道。

然而，那時候方先生已經不見了。過去幾周他一直在仔細地觀察我：他知道我喜歡吃餃子，但他從來沒提過。我被他的舉動感動了，但後來我又變得懷疑起來。他還注意到了我別的什麼事情呢？

麻婆豆腐用油、洋蔥、豬肉末和拇指蓋大小的紅辣椒片調味製作而成，煎餃則是菠菜餡兒的。米飯溼得都結成了塊——中國的米飯大多是在大鍋裡煮出來的，經常夾生到難以消化，所以現在這樣已經不錯了。這種餐館算是中國的快餐店，人們會突然走進來，迅速吃完飯，然後匆匆離開。我附近坐了一個盲人和一個為他引路的小男孩，盲人緊緊地抓著男孩的手腕。而那些酒足飯飽的客人，要麼在用手指擤鼻涕，要麼就在「咳咳」地清嗓子，或者往地上吐痰。

看到有位男士正要往痰盂裡吐痰，我趕緊把目光移開了——我覺得那種滿溢的痰盂出現在餐館裡非常不合適，這樣想是不是太不講理，太過於大驚小怪了？——此時，我發現一位女士在注視著我。

「areyouanamerican?（你是美國人嗎？）」她滿懷期待地用英語問我。

這位女士姓季，她說很高興遇見美國人，因為她最近才去了美國走親戚，而且在那裡玩得很開心。旅程中的大部分時間她都待在西雅圖，不過也去了洛杉磯、舊金山甚至拉斯維加斯，她還在拉斯維加斯賭了一把，結果沒賺也沒賠。

我在上海的時候遇到過一位中國女士，她說波士頓的唐人街讓她感到很失望。她覺得那個地方既愚昧又落後，有點像廣州的貧民區。那裡的人只知道像綿羊一樣聽話，難道不能搞點名堂出來嗎？我問季女士，她是否感受到過類似的憤怒。

「我懂她的意思，」季女士說道，「我不喜歡美國食物，所以我經常去中國餐館吃飯。那些館子全都很糟糕，而且所謂的川菜館根本一無是處。」

「但那裡沒有這麼多人吐痰，」她說，「你看看這些痰盂……」

「我們吐痰太多了，」她說道，「政府正在嘗試遏制這個現象。」

反對吐痰的海報貼得到處都是，但這項倡議實際上是在鼓勵大家把痰吐在適當的地方，而不是禁止大家吐痰。關鍵資訊在於：請使用痰盂。

我和季女士聊了一會兒，問及家庭情況時，她說自己離婚了。

「我前夫幾年前遇到了一個更年輕的女的。」她說道，並且主動告訴我她已經四十八歲了。

「那時候離婚方便嗎？」

「很方便。」

「中國有很多人離婚嗎？」

「很多。」

她沒有詳細解釋，不管怎樣這畢竟是一個敏感話題。大家都很清楚中國社會面臨多方面的壓力：缺錢、住房擁擠、獨生子女政策，還有夫妻因為工作原因不得不分居兩地（這樣的情況佔了很大比例），比如在不同的工廠、不同的城市，有時甚至是不同的省份。「文革」期間許多知識分子同農民結合，這導致瞭如今大量離婚案件的發生。

也許我的問題讓季女士難堪了，她不再那麼坦率，而是變得非常拘謹，不久便匆匆走開——她是不是發現有人在看她？我付好午餐的錢，出門散步去了。

成都有很多佛寺和美麗的公園。過去二十年間，中國有許多城市都失去了城牆、城垛和漂亮的城門，成都就是其中之一。與此同時，現在也很少有城市的主幹道上還聳立著毛主席的雕像，成都也是其中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雕像都或將被毀壞。成都的毛主席雕像是全國最大的之一，而且它既沒有遭到破壞也沒有被推倒。毛澤東非常喜愛杜甫的詩歌，因此這位唐代詩人在成都某個公園內的小屋如今成為了全國人民朝聖的地方。儘管這座城市的一些傳統市集和商鋪得到了保留，但為了建造工人宿舍和摩天大樓，還是有很多被拆掉了。

鼓勵人們住進大城市和高樓大廈有利於更方便地掌控他們的生活。當然，中國的城市經常人頭攢動，但國家的政策卻讓它們喪失了原本的趣味，變得更加平淡無奇。同時這些政策還提醒著人們，他們不過是龐大機器中各盡其用的螺絲釘而已。覺察到這一點時，我正在成都市內四處轉悠，希望藉此來放鬆肌肉，消解車旅勞頓。在中國的城市中，我總是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它們不是閒逛的好地方。這些城市就像更大的迷宮中的某些角落，你不可能暢通無阻地走很遠——不是到了路的盡頭，就是遇到路障，或者碰上某道關卡，難怪大家都要搶著坐火車。而中國人到了西雅圖或舊金山這樣的地方之後就不想離開，也就不足為奇了。

有一天去成都市郊溜達時，我經過了四川省第一人民醫院。那是個繁忙的地方，又或者我到那裡時正值醫院的探視時間。不管怎樣，來來往往的人很多。醫院對街擺起了很多蔬果攤，人們可以在那裡買禮物給病人。但也有六七個賣藥的人混在這些攤位中間，他們推銷著各種藥物，有一些完全騙人的東西，也有許多中國醫院都願意接受的草藥。這裡對江湖郎中來說是個好地方，他們來到附近活動，假想著如果有人對這家國有醫院的治療方法不滿意，還可以買些幹蜥蜴或者鹿角粉作為藥物的補充。

無論我走到哪兒，方先生都猶猶豫豫、畏畏縮縮地跟在我身後，當我注意到他在看我時，他會向我投來一個微笑，那永遠是一種怯生生的微笑。

我路過成都市中心附近，在一塊巨大的佈告板上看到了一張計劃生育海報。海報上畫的是一位中國領導人在歡迎一個女嬰的誕生（孩子的父母正把孩子遞給他，希望獲得表揚）。畫面下方的標語寫著：中國需要計劃生育。

我轉過身去和方先生說話，誰知這個可憐的傢伙嚇得尖叫了一聲。等到情緒平復以後，他自己笑了起來。他的笑聲是在對我說：我為剛才的尖叫道歉！

「這個人看上去很面熟，」我說，「是周恩來吧？」

「沒錯，是他。」

「為什麼他會出現在計劃生育海報上？」

「人民愛戴他，尊敬他。」

我問他，現在人們是更愛戴毛澤東還是周恩來。

「我自己更喜歡周總理，我覺得其他很多人也是這樣，但我也不能代表他們。」

「方先生，為什麼你更喜歡周總理呢？」

「他很真誠，是個好人。」

再次出發前，我對他說：「方先生，你為什麼不回旅館去休息一下呢，沒必要老跟著我。」

「這是中國人的待客之道。」他回答。

成都的公園吸引的都是稍微新潮些的中國年輕人。

六月的某個下午，我在成都郊外的人民公園觀察到一對年輕情侶走了進來。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那個小夥子和計劃生育海報上的男人一點也不像。他嘴裡叼著一根特大號香菸，手裡拎著一隻手提箱似的卡帶收錄機，刺耳的音樂從裡頭砰砰地傳出（也許是一盒香港的歌帶），聲音大得淹沒了人們的對話，嚇跑了灰色的八哥。這傢伙上身穿了一件寫著「cowboy（牛仔）」的t恤，上面的圖案是一個戴寬邊牛仔帽的長鼻子男人，下身則穿著藍色緊身牛仔褲和一雙鬆糕鞋，鞋跟高得像女人穿的一樣。他的頭髮是專門燙過的——燙髮本是廣州的潮流，後來席捲了上海，最近又來到了成都。他戴著墨鏡，收錄機在手裡晃呀晃，嘴裡吐著菸圈。

他的女友（如果是太太的話他不會這麼賣力地表現）穿一條粉色長裙，裙子輕薄飄逸，可能是她自己做的，長裙下是一雙年輕女孩都喜歡的尼龍長筒襪，腳上蹬著一對高跟鞋。她也戴墨鏡，鏡框上鑲著人工鑽石。

那天他們休息，所以來了公園。再過一會兒，他們就會躲去一棵樹後面，用老套的方式親熱一番。公園裡和大馬路上全是這樣的情侶，他們是新的一代，是這個國家的繼承者，但他們卻把「及時行樂」奉為座右銘。

我問方先生有沒有看見這對男女，他說看見了，但他對於這種年輕人很不滿意。

「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錯，」他說，「大家都覺得那就是場災難，那段時間從頭到尾都在搞破壞，根本沒人聽話。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不講禮貌，不守紀律，也沒有思想。」

「方先生，聽起來你很憤怒。」

他沒有回答我，而是笑了起來——他發出了一種尖銳的、斷斷續續的、爆炸式的笑聲，這表示他非常憤怒。

他說過他不喜歡中國現代的小說，他的意思是自己並不能感同身受。《北京文學》《收穫》和《文學月刊》上那些被寵壞的小鬼和敗家子都是從哪來的？實際上他們就是你每天在公園裡看到的這種年輕人，他們想裝酷，於是就模仿西方人的裝扮——墨鏡、捲髮、鬆糕鞋、長筒襪、喇叭褲、藍色牛仔褲、半導體收音機和耳機，極少數幸運的人還有摩托車。女孩們甚至還想要穿花哨的胸罩，在中國這也許是最不必要的衣物了。

在徐乃建最近（1985年）的小說《因為我是三十歲的姑娘》中，身為老姑娘的主人公被表妹這樣教育道：「你用的什麼胸罩，窩窩囊囊的，到新街口去，買那個廣州產的，造型好……老古板……」

每當中國人需要在東西方之間做出抉擇，他們總會感到矛盾和困惑，中國旅行者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1919年）中曾經表達過這種心情，他寫道：

國中那些老輩，故步自封，說什麼西學都是中國所固有，誠然可笑；那沉醉西風的，把中國什麼東西，都說得一錢不值，好像我們幾千年來，就像土蠻部落，一無所有，豈不更可笑嗎？

方先生跟我一起溜達著（但稍落後我幾步），我們路過一家小吃攤，聽見有人在唱歌——那聲音響亮而躁動，像是在嘗試演繹一首激昂的中國歌曲。唱歌的是個男人，他背朝我們坐在桌子旁邊。他身旁還有兩個同伴，這兩人是清醒的，臉上掛著怯生生的笑容。那個男人已經醉到不行：他面色通紅，唱個不停，口水直往下淌。要是再來一瓶啤酒，他的眼睛肯定會腫到凸起，呼吸也會變得十分困難，用不了多久就會失去知覺。

「這也要怪‘文化大革命’，」方先生說，「他在乎什麼呢？他已經毫無自律可言，連自尊都沒了。這樣的行為太惡劣了。」

那個男人站起了身，繼續唱著歌，有點晃晃悠悠的。他轉向了一邊，並沒有瞧見我，但我卻認出了他——原來是張先生，那個從九龍來的計程車司機。

成都的毛澤東雕像位於天府廣場，高達三十米。

杜甫草堂，又稱浣花草堂、工部草堂、少陵草堂，位於成都市青羊區的浣花溪畔。

該小說最初於1980年以中文在《文匯增刊》上發表，作者讀的是1985年出版的英文版citebecauseiamthirtyandunmarried/cite。

劉錫誠等編：《當代女作家作品選（第三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第476頁。

《歐遊心影錄》主要寫作於1919年，出版於1920年。

《梁啟超遊記》（《歐遊心影錄》《新大陸游記》合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第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