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生把頭歪向一邊，擠弄著一隻眼睛，頭頂上一撮頭髮像大釘子似的翹著，見他朝我露出一副憧憬的神情，我不禁難過起來。他竟然能如此沉默。他只是跟在我身後，或許還希望我能出點兒差錯。當我請他幫忙時，他總是表現得那樣感恩。現在我們坐進了西安火車站的軟臥候車室，靠翻閱雜誌來打發時間。他在看一本叫作「chinaproductsmonthly」（《中國產品月刊》）的英文雜誌，試圖藉助字典來搞懂其中的某一頁，我因此感到更難過了。我手裡拿著同樣的雜誌，那一頁是給「江蘇陶瓷廠」做的廣告——都是些又小又醜的塑像，比如天使、聖誕老人、白雪覆蓋的教堂、米老鼠和手握豎琴的少年歌者。在方先生正嘗試閱讀的宣傳內容裡，這些陶瓷產品被描述為：「設計精巧！造型逼真！顏色鮮豔！樂趣無窮！」

他抬起頭衝我笑了笑，這讓我感到更加難過了，因為我懷疑他心情也不大好。可是，後來我發現他一點都不難過。他像許多其他的中國人一樣——性格保守、相信宿命，明明感到難過卻還要故作堅強。沒錯，萬里長城是他們的傑作，唐朝也曾經燦爛輝煌過，他們還成功擊退了日本人，毒氣、廁紙和小數點都是他們發明的；但他們也經歷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動盪和混亂。他們忘記了自己曾發明過機械鐘，但這也沒什麼大不了。讓我們來看看過去一百年間都發生了什麼：太平天國運動、歐洲和日本的侵略、義和團運動、1912年清朝滅亡、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國共內戰，還有「大躍進」和所有其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生的政治運動。有誰會感到好過呢？毫無疑問，正是因為這些突如其來的痛苦，才沒什麼人顯示出對未來的信心。還是不要去想這個比較好。而且，表現得難過是一件丟面子的事，這也是中國人從來不當著送禮者的面拆禮物的又一個原因（不論禮物大小，他們也不會當面評論），同時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們受到驚嚇時總要做出大笑的反應。

方先生學的是俄語專業，曾經教授過關於普希金的課，在蘇聯人民和中國人民還是同志的時候，他曾去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當過口譯員，但在1960年代，他卻因為教資產階級外語而被人怒斥，並且被迫和一幫囚犯拴在一起搬運石頭。現在，他整天跟著一個毫不領情的美國人，要走遍整個四川中部。他沒有尖聲衝我喊「接下來去哪」，而是抬起頭，羞怯地朝我笑了笑。

他假裝沒看見我上火車，但我大聲朝他喊道：「成都見。」

傍晚時分的天色依舊很亮，列車在五點半左右發出，將一片片麥田和田裡的收割者拋在身後。途中我們還經過了許多墳堆、陵寢和墓塚，也許它們全都被洗劫過（但沒人把寶貝拿到政府的古董交易所去賣，因為他們在那裡只能換得少量津貼）。我在旅館聽說剛剛在西安附近又發掘出了一個坑，裡面的兵馬俑數量更多。我詢問了一些相關情況，但是沒人瞭解，或者他們決定要保守秘密吧。

夕陽西下，蒸汽火車擦著側軌：「哐哧——哐哧——哐哧——哐哧——哧——」此時，有個滿身大汗的黝黑男人一把摔開了列車隔間的門，拖著四個大包闖了進來。

「我是從九龍來的。」他說道。

這人看起來病懨懨的。他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笨手笨腳地擺弄著行李上的帶子和拉鏈。他的腰間繫了條厚皮帶，皮帶的鏈子上掛著一串鑰匙，他一動起來，鑰匙就叮噹作響。他的田徑鞋裡散發出陣陣惡臭。他不停地用普通話和英文對我說著「對不起」。他的眼睛小得就像兩道狹窄的傷口。

「昨晚喝太多酒了。」隨後他猛地丟下包裹，跑出了隔間。回來時，他清了清嗓子說道：「我剛去廁所吐了。」

後來隔間裡又進來一個男人，這樣的來來往往很平常。旅行者們在車內徘徊，看有沒有空的床鋪和座位。如果找到的話，他們會在票價之上再多付一點錢來獲得那個位置。一個空的隔間並不會空很久，而且整夜都會有人出出進進。

這個新來的人頗為年輕，外表看來相當強硬，他臉上的肉很結實，肚子和腳都很大。

「我想睡在這裡。」他說著拍了拍我坐的床鋪。

「這是我的床，」我說道，「我要睡這裡的。」

我的話讓他不高興了。他穿的有點像制服——下身一條軍褲，上身一件卡其色外套，而且有著紅衛兵那種愛出風頭、愛欺負人的神氣。我心裡非常清楚，他是一名十足的惡棍。

我沒有理他，繼續寫我的日記，西安給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這名「紅衛兵」對著那個九龍男人嘟囔了半天。

「他說他必須睡在那裡。」九龍男人對我說道。

「不好意思。」我答道。

因為是我先進來的隔間，而且這是我的床，桌子和這個角落裡的座位都是歸我用的。我知道他覬覦這個位置，此時九龍男人對我說：「他要寫報告。」

「我也要寫報告。」我回答。

「他的報告非常重要。」

「我的也是。」

這兩個人掏出香菸來抽，弄得整個隔間都是煙味。我叫他們把煙滅掉——中國鐵路最近出了一項規定，乘客只有在他人允許的情況下才能抽菸。當時天色已晚，而且很熱，這個小小的隔間幾乎讓人窒息。

「這是違反規定的。」我說。

他們把煙扔掉了，然後開始聊天——聲音非常大，實際上就是在吼，因為這個九龍男人跟所有香港人一樣說不好普通話，而「紅衛兵」則來自新疆烏魯木齊，普通話說得也相當糟糕。然而語言上的障礙不但沒有阻止他們喋喋不休，反倒意味著在大部分時間裡，他們都得相互打斷，不停地讓對方重複。因為太熱，我開啟了車窗。從引擎排出的煙被風吹了進來，又讓我感到一陣窒息，而那「哧——哧——哧」的聲音，讓我不禁打起了牙顫。

「他說他得寫報告。」

「得讓我先寫完才行。」我說道。

「他想抽菸。」

「除非大家都同意，否則車廂內是不允許抽菸的，」我說道，「我不同意。」

「他想知道為什麼牆上會有一個菸灰盒。」九龍男人敲了敲牆上的菸灰缸說。

「為什麼不去問服務員或者列車員？」我說道，因為列車員正從我們的門口走過。

「每個隔間都有菸灰盒，」「紅衛兵」用一種恐嚇口氣對我說，「它們是拿來做什麼的？」

「為了熄滅菸頭用的。」我說著，試著瞪了他一眼，想滅一滅他的威風。

「我們必須合作。」他說。他的意思是：別再招人煩了。

「為了我們的友誼。」他接著說。

最後說出這句話時，他幾乎是咬牙切齒的。

「我在專心做我自己的事，你為什麼不去做你自己的事呢？」我說道，「你這個死魚臉。」

我又回去寫日記，可是他們的喊叫聲仍然不絕於耳，讓我無法集中精力，於是我走去了餐車。中國人的晚飯時間通常在六點半或七點之前，當時已經過了晚上八點，對中國人來說已經很晚，但他們卻照常向我報了選單，於是我點了些吃的。然而食物卻一直沒有送來，我問他們為什麼。

「車上有一些外賓要過來。」服務員說。

「我就是外賓。」

「但你是一個人，」他說，「我們等的是一個外賓團。」

列車停靠在了寶雞，一週之前我們曾經過這個鐵路樞紐站，但這次我們要轉而向南開去四川。已經八點半了，還是沒有食物送來。服務員對我說道：「再等等那個外賓……團……」

我對他說我餓死了，叫他快點把吃的拿來。「餓死了」的中文發音有點像英文「ursula」（厄休拉，女子名）。可是，等了半天還是什麼吃的也沒有。

最後那個外賓團終於出現了：十四個矮矮胖胖的瑞典人，他們的胳膊已經被曬黑，頭髮是白色的。其中一個人有一臺攝影機，當他把它取出來弄得呼呼作響時，其他人都把手撐在了餐車黏兮兮的桌子上。他們的導遊把所有的啤酒都買了下來，所以我一點也沒買到。食物終於上來了——先給他們上，最後才給我。這時候已經九點多了。這些瑞典人吃東西慢悠悠的，不停地嘗試用筷子去夾那滑溜溜的麵條。列車猛地停在了一個車站，盛麵條的碗都滑到了這些瑞典人的膝蓋上。

「我還是很餓，」我對服務員說，「還有什麼吃的嗎？」

「還有一些香腸。」

「豬肉做的？」

「不，馬肉。」

我吃了四根香腸，味道還不賴。馬肉黑黑硬硬的，有一股很濃的煙燻味。

我回到隔間，發現裡面坐滿了人——除了九龍男人和「紅衛兵」外，又進來了三個人。走廊裡擠滿了穿睡衣的男人，大喊大叫的孩子，還有一些打牌的人。風扇吱吱嗡嗡地響著，火車也是。

「他是新疆來的，」九龍男人說道，「他是個學生，想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保羅，他坐在了我的床上，我想睡覺。」

我這樣不配合的口氣很快就把人都趕走了。我們關了燈，但隔間裡其餘的三個人——後來又新來了一個——卻在黑暗中繼續相互喊話。

窗外迷濛一片，看不清黎明是什麼模樣。隨著濃霧逐漸變淡變薄，我們早早地從陝西進入了幅員遼闊的四川省，枝幹多節的小樹和輪廓模糊的遠山都變得清晰可見，眼前的風景彷彿一幅質樸的中國水墨畫，而人們就像畫中細小的黑色筆觸。

霧氣繚繞在山頭，在陽光的照射下逐漸化開，顯露出盎然的綠意，山下是鬱鬱蔥蔥的稻田。就像透過毛玻璃看到的景色一樣，到處都是模模糊糊的，時不時能清楚地瞥見群山秀美的輪廓，看見田地和峽谷。線條最鮮明的是山坡上那條被人踏出的小徑，狹窄的道路蜿蜒而上，看起來明亮而耀眼。在這樣一個朦朧的世界裡，有人鋤地，有人騎車，有人趕著一群毛絨絨的豬去市集。

霧中的風景顯得十分柔和，但當所有迷霧散去，原本質樸宜人的風光卻露出了老態。在這樣一個潮溼的夏日早晨，農民們正同往常一樣辛勤地勞作。中國的耕作方式能把人的腰累斷，但讓人感到些許安慰的是，農民如今過上了富裕的生活——比教師和工人要富裕得多。自由市場幫助了他們，保證了他們的東西能夠賣上好價錢，他們再也不用按固定價格把東西賣給國家。列車從陝西進入了四川，雖然只前進了幾百英里，卻從小麥種植區來到了水稻種植區。這裡更具南方特色，更加溫暖溼潤。

這是在中國坐火車的又一個好處。沿途的變化可以讓你形成直觀的視覺印象，這樣到了某個地方就不會突然感到滿是震驚和困惑，其他任何一種旅行方式都會讓這個國家顯得令人費解。而且，即便是坐在火車上看，它有時也是難以理解的，但這樣做總會對你有所幫助。鄉村的外觀並非一成不變：風景可以千變萬化，作物有成百上千種。有時在短短一小時之內，一切都變了樣。

現在外面全是玉米地，收割者們正把摘下的玉米穗扔進麻袋，水牛在吃草，一隻橙嘴褐毛的鵝立在一窪水田中央，婦女們擔著水桶；一個小男孩揮舞著綁著藍色飄帶的長棍，想要嚇走周圍的鳥雀，活脫脫像個稻草人；岸邊有個男人在釣魚，一手拿著一根魚竿，這完全是中國式的釣法。

我聽不懂「紅衛兵」說的漢語，於是我問九龍男人願不願意把我的問題翻譯給他聽。

他說：「我自己也對他很感興趣！」

「他是做什麼工作的？」

「紅衛兵」此時正在床上生氣。

「他在一所高校工作——農業學院。哦不，語言學院。在烏魯木齊。」

「我去過烏魯木齊。」

「他說，去烏魯木齊的人很多。」

我問：「他在學校教什麼語言？」

「他不知道怎麼回答你的問題。」

「他會說外語嗎？」

「他說他在那工作……」

「紅衛兵」在床上含糊不清地咕噥著。

「……他不是老師。」

「那他是做什麼的？」

「當幹部的。」

原來他是一名官員。為什麼他們要用「幹部」這個詞？也許因為他們討厭「官員」這個詞吧——它有點封建主義和階級制度的意味。

「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嗎？」

「是的。」

「問問他什麼時候入黨的。」

「八歲的時候就入了。」

「不可能。」

又是一陣咕咕噥噥。

「他說是十六歲，他那個時候入的黨。」

「再問問他有沒有當過紅衛兵。」

「是的，他當過紅衛兵。」

我很高興，因為我早就看出來了。可是為什麼他到現在還是一副紅衛兵的派頭呢？

「問問他是不是‘造反派’。」他把我的問題翻譯過去，但「紅衛兵」小聲嘀咕了一句「問得夠多了」，說完他便溜下床鋪，匆匆去了過道，塑膠拖鞋在腳底下噼啪作響。

我們離成都越來越近了，九龍男人說這是他第一次來中國內地。他姓張，跟我同齡——他給我看了護照，所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而且我們的生日是同一天。

「我們都生在蛇年。」我說。

他已經結婚，有三個孩子，在九龍當計程車司機。跟許多海外華人一樣，他來中國內地也是出於情感上的原因。當然，他也有一些實際的考慮，比如打折、送東西、兄弟般的友好往來、作為海外同胞安排各項事務時的便利，還有統統可以歸結為民族親緣關係的各種理由。他在西安遇到了一些內地計程車司機，那些人買了很多啤酒給他喝，足以將他灌醉。

「十年以後，你就可以把計程車從九龍開到內地了。」

「是的，」他說，「但我並不想這樣。」

「內地計程車司機很賺錢的——他們沒有告訴你嗎？」

因為中國百姓幾乎沒人能坐得起計程車，所以他們的顧客經常是老外。在我看來，中國的計程車司機作為一個群體，駕駛技術不是特別嫻熟。

張先生說：「他們每天最少得賺70塊錢，計價器上顯示賺夠了這些之後，多出來的部分才會按比例抽成。但他們每天只需要工作八小時，在香港我們要工作十二小時。生活非常艱難，吃得貴，住得貴，什麼都很貴。」

「香港受英國的殖民統治，但奇怪的是，」我說道，「香港其實真正講英文的人很少。」

「我們說廣東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