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生驚愕地笑了笑，他叫我等一下。他又去找那個呼和浩特助手商量了，而我就站在那，雙眉緊鎖地注視著這座城市。現在頭頂沒有云，天空是藍色的，大地是褐色的，空氣中有灰塵的味道，這是內蒙古最平常的樣子。

他朝我揮揮手，示意我上車。我們穿過城區來到一個我起先認為是工廠的地方，後來才發現是一家旅館。整個旅館裡瀰漫著剝落油漆和腐爛地毯的氣味。他們陪我走進一間房，房裡有理髮椅和洗臉池。此時一個年輕小夥走了過來，邊走邊抽動著手裡的毛巾。

方先生對我說：「他還小，沒什麼經驗，但他會努力做好的。」

小夥子笑了笑，然後掏出一把殺氣騰騰的剃刀，那東西原來一直藏在他的毛巾底下。

「我可以自己來。」我說，然後真的用其中一個洗臉池自己搞定了。方先生又笑了，他的笑容中既透露出一種小心翼翼的讚賞，又帶有某種被壓抑的焦慮。我看得出來，他正在擔憂我接下來會要求乾點什麼。這天剩下的時間，我一直在嘗試擺脫他和他的助手，最後在一個市場裡，我成功做到了。那時候已經是下午很晚，我們所有人（方先生、他的助手和司機）都在一堆蔬菜前看得津津有味，當我發現他們正流連忘返於一堆亂七八糟的紫甘藍時，就抓住機會開溜了。

我找到了賣鳥的地方，而且時刻都有衝動想把每一隻鳥買下來，再把它們放走。中國過去有一個鼓勵這種做法的節日，叫「放生節」。中國人都是鳥痴，他們用高昂的價格購買最珍稀的鳥類，把它們養在丁點兒大的漂亮籠子裡，或者乾脆吃掉。確切地說，這根本不是愛鳥。他們渴望佔有鳥類，但並不會珍惜愛護它們。在呼和浩特的鳥市，有人直接把家雀塞進小塑膠袋裡買賣，而有的買主只用汗津津的手捏著便把它們帶走了。我說這樣對待小鳥有點殘忍，但他們卻向我展示，他們早就貼心地在塑膠袋上戳了許多小洞。

市場上售賣的有朱雀和老鷹，最常見的則是一種長得像鴴的鳥，脖子上有一圈白毛，翅膀是淡褐色的。可是它一開口，我就知道這不是鴴了。有個賣家把它的名字寫給了我，後來我才發現是蒙古百靈。這鳥的歌聲如音樂般動聽，它本應飛翔在廣袤的草原之上，如今卻失去自由，被關進了小小的竹籠，多麼悲慘的命運。但還有更慘的：法餐中有一道很變態的菜，要把百靈鳥剁成肉醬，塗在烤麵包上吃。

方先生後來找到了我，還介紹了幾位官員給我認識，他們都是從北京派來的。除了穆斯林外，我在呼和浩特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是從北京來的。這又是一件不受歡迎的差事，不過沒人抱怨。我覺得挺奇怪的，在內蒙古待了兩天半，竟然連一個蒙古族人都沒碰到。我問這是怎麼回事，但所有人的解釋都一樣，他們總是含糊地揮揮手，低聲告訴我「在那邊」，意思是那些人住在已經枯黃的空曠的草原上的某個地方。

我們就要離開呼和浩特了，候車時我提醒方先生之前達成的協議，兩個人不要住在同一個隔間，他說沒問題。此時我們身後一陣騷動，只見十五個男人拖沓著腳步陪同一位高官穿過月臺，他們在為他送行。那是個滿臉嚴肅的瘦削男人，頭戴藍帽，身穿鬆垮的藍色套裝。單看那不成型的衣著就知道他是個強硬派——保守派們（在中國經常被稱為「左派」）至今仍沒有改變他們在毛澤東時代的樸素打扮，他的臉上顯露出異乎尋常的恐懼，好像在擔心有人嘲笑他那隨風飛揚的褲腿似的。

下屬們紛紛虛情假意地向他表達著熱切的關心，這樣的方式一般只會換來對方的輕蔑或憐憫——這位官員就絲毫不為所動。在所有的阿諛奉承面前，他連眼睛都不眨一下，當那些人唯唯諾諾地跟他說再見時，他早已背過身去。

我找到自己的隔間，發現這人已經坐在那泡茶了。我看出來，「左派」人士泡茶方式都差不多。真正的強硬派都會隨身帶一個胖乎乎的舊罐頭瓶，同樣的茶葉反反覆覆地泡，幾乎從來不換，最後浸脹的茶葉堆積起來，佔了半個瓶子。我在中國鐵路免費提供的茶杯裡放了一小撮綠茶——這人知道茶杯是免費的嗎？——然後從開水瓶裡倒了些熱水，當然水也是免費的。

「嘿，」我說，「您好！」

他點了點頭，一言不發。

「您是去銀川還是蘭州？」

他凝視著我。

「我要去蘭州，」我用英語告訴他，「天啊，你是個友好的傢伙，但是請忽略我吧——我只打算窩起來看書。」

我讀的是蓋群英的《戈壁沙漠》，書中講述了作者1920年代在中國旅行的經歷，那時她就靠著一架馬車，在突厥斯坦的沙漠裡顛簸穿行。

列車緩緩向西開動時，太陽已經變成了紅色，逐漸消融在蒙古平原的塵土間。那個穿著鬆垮藍套裝的男人第二天一早就不見了，我猜他是在內蒙古的包頭市下了車。我們沿著黃河的河道行進，起初在內蒙古境內都是大彎道，後來進入剛經歷過沙塵暴的寧夏，路就變得直了一些。這地方常年風吹日曬，人口稀少。

蒙古那些植被稀疏的草原和雜草叢生的山巒已經離我們遠去，如今環繞著我們的是一片愛爾蘭風格的大山，山上散佈著成群的綿羊和山羊。所有的山坡表面都坑坑窪窪的，岩石裸露在外，其間鑲嵌著山溝、峽谷，以及人工開闢的閘門水道和採石場。這裡彷彿在遠古的某個時候發生過一場洪水，大水沖走了所有的生命和土地表層的泥土，只留下一片悲壯的荒涼。

平原又回到視線，平整得就像檯球桌的桌面。鐵軌筆直地伸向遠方，蒸汽火車頭拉著車身往前行進，它的身後捲起滾滾濃煙。當我意識到這些黑煙在我的臉上和群英女士的書上越積越多，我便關上了車窗。眼前的風景中充滿了筆直的線條，我篤定當地人正是受到了這一點的影響，才在建造房屋時使用了許多直角元素，比如平坦的屋頂和方正筆挺的牆壁。如此空曠悠遠的環境似乎總讓人感到些許憂鬱，而且這裡每一寸可耕種的土地都已經被翻動過。然而，在這些炎熱的田地裡我一個人也沒看見。太陽在湛藍的高空上緩緩移動，地面是無窮無盡的淺褐色，一切都顯得無精打采。沿途城鎮極少，遇見的時候你會眼前一亮，但最終每一個都會讓你大失所望，因為你只能見到方方正正的工廠，還有方方正正的房屋。

蒸汽火車頭呼哧呼哧地喘著粗氣，冒出的煙匯成一條黑色的長龍，伴隨著極具辨識度的車輪聲和車身搖晃的聲音，它帶領著我們繼續向前穿越寧夏。有一次我從高聳的鐵軌上向外張望，看見了一個滿是平房和庭院的小鎮，像是在拙劣地模仿美國的哪個郊區似的；實際上，它跟我的家鄉梅德福很像，只不過這裡的房子都是用泥土做的。

餐車內，微風穿過生鏽的窗格，發出一陣模糊的低吟。午飯時間到了，我們所有人都把鼻子湊向了飯碗。今天吃的是油膩膩的菠菜、細得像蠕蟲一樣的豬肉絲，還有幾顆不知道叫什麼的肉丁。

和我同桌的這位先生姓陸，他要去蘭州。陸先生二十多歲，上過大學。也許是因為我們正好在餐車裡，他開始跟我講現在人們的行為有多麼貪婪和自私。

「他們說：‘別人都這麼幹，為什麼我不可以？’」

我說：「也許是因為限制放開了，人們有了更多自由。」我還告訴他，書上說暴政一旦有所放鬆，人們就會更加肆意妄為——有時候突如其來的自由會帶來混亂，但並不是因此就要反對自由。

「我不知道，」陸先生說，「我們以前從沒見過這種事。即使在形勢不好的時候，中國人也會表現得非常有責任感，這樣才不會讓家人蒙羞，但現在每個人都自私自利的。」

我表示，總體上我覺得中國人特別禮貌，而且樂於助人。

「這取決於他們的年齡，」陸先生說，「‘文革’剛開始時只有十歲到十五歲左右的那些人最壞。他們被奪去了一切，根本就沒有童年，沒有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不能和家人在一起，一點幸福感都沒有。現在他們已經三四十歲了，他們感到很憤怒，面對誰都是滿腔怒火。他們感到自己被欺騙了。我在蘭州認識一個女的，她就跟我說：‘如果市政府不給我分房的話，我就自己找一套強行住進去，我是不會讓步的。’我告訴她這麼做是違法的，但她表示‘我不在乎’。這並不是中國人處理問題的方式，但她已經三十五歲了，在‘文革’期間失去了一切。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奇怪的時代。」

「這趟車上的人並沒有那麼奇怪啊。」我說。

他笑著對我說：「不久之前我在這趟車上遇到一個狀況。當時硬座車廂有個男人躺在了一排座位上，也就是說他一個人佔了三個人的位置，其他乘客都很氣憤。但這人就是不起來，最後他們把乘警找來了，乘警叫他坐起來。

「他不肯，乘警又對他說了遍‘起來’。

「‘你能把我怎麼樣？’那人問。

「確實，如果這人不配合的話，乘警也不能拿他怎樣。但這種事很不尋常，以前在中國非常難得一見。這人的年紀就在三十左右，於是我明白了，他屬於所謂‘失落的一代’。有意思的是他真的沒有起身，後來乘警也走了。我終究是失敗了。此前我還嘗試過講道理，跟那人說‘你只買了一張票，但是卻佔了三個座位’之類的話。」

「‘我無所謂，’那男人回應道，‘那又怎樣呢？’這是他們那個年齡的群體普遍持有的態度。」

「你覺得這事很嚴重嗎？」

「是的，我被嚇到了。」陸先生回答。

他問我要去哪，我說打算去新疆，他做了個鬼臉，露出痛苦的微笑。他說自己一點都不想去沙漠，吐魯番和烏魯木齊這樣的城市對他來說毫無吸引力。

「如果有錢有時間的話，我會去杭州或者蘇州。」他說出了中國人的普遍想法，他們總喜歡跟幾百萬遊客擠在同一個地方。「去廣州也行。」他補充道——又是一個跟迪士尼樂園一樣擁擠的地方。

然而，當我問起「你要上哪兒」時，我遇到的中國人裡面，沒有一個人給出的地方是位於長城以外的。

車上有二十多個從北京來的中國大學生，要去蘭州參加游泳比賽。他們睡的是硬臥，而且看起來很享受在宿舍般的車廂裡一起打滾嬉鬧的感覺。他們在技校的住宿環境和這差不多，八個人一間房，到處都掛著晾曬的衣物，人就睡在挨著牆的高低鋪上。

列車從寧夏駛入甘肅時，我同他們交談起來。這些人中有的比較害羞，有的卻像小貓一樣歡快，還有的則因為我那些好事的問題而向我投來憤怒的目光。我問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相不相信有來生，所有人都堅定地說不信。

「但大多數美國人都相信。」有個人說道，而其餘人也對他的說法表示附和。

我之所以會問這個，是因為一開始我們在討論做夢。他們講述了一些自己做過的夢——關於愧疚，關於被害，關於裸體，關於被人追趕。

「人人都會做那樣的夢，」我說道，「我夢見過被一個像巨型土豆一樣的怪獸追趕，而且現在我還會夢到自己突然想起來要參加一個重要考試，卻沒有做準備。」

我們全程都用英語交談，他們英語說得都很好。實際上，其中有個男孩已經很洋氣了（中國式的洋氣），他燙了捲髮，這在大學生中並不常見。那年夏天，燙髮在中國大城市中成為一股潮流，只要有點錢，無論男女都想試一試。計程車司機都留起了列勃拉斯的髮型，把頭髮燙得捲曲蓬鬆，有的還稍稍染了色。儘管如此，它也沒有流行到可以讓人視而不見的地步。在上海的鳳凰美容美髮沙龍和北京的金花燙染店外邊，經常能看見有人困惑地把臉貼在櫥窗上，觀察時髦的小夥子燙頭髮。

這個燙了頭髮的學生說他根本不做夢，大概他覺得對於他這樣一個時尚的弄潮兒來說，做夢這件事顯得太老土了吧。

不論如何，我結束了這個話題，並且離開了他們的車廂。但過了一會兒，當我正望著窗外滿是碎石的風景出神，他們當中的一位女生走了過來，跟我說她做過一個讓她很擔憂的夢。

「我是說，有三個夢，都跟我的爸爸和弟弟有關。」她的臉長得很精緻，眼神中透露出焦慮，語氣靦腆而堅決。顯然，她不想當著所有其他同學的面跟我說這個：「第一個夢，爸爸用棍子打死了弟弟。第二個夢，爸爸把弟弟吊死了。第三個夢，他用槍把他打死了。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爸爸是不是很暴力？」

「非常暴力。」她答道。

「那你媽媽呢？」

「我媽媽六個月前去世了。」

「你什麼時候開始做這些夢的？」

「自從她去世以後。」

「你生活在北京嗎？」

「不是，我在北京上學，但我家是農村的，離武漢不遠。我們家房子很大，有九間房，在很偏僻的地方。那個地方也很奇怪，四周都是竹林。你聽過竹林發出的聲音嗎？」

我點點頭，風摩擦著竹竿沙沙作響，是世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之一。

「那是一棟老房子，」她接著說道，「我媽媽就是在裡面過世的，爸爸和弟弟現在還住著。我爸爸不僅愛動粗，他過得也很不快樂。我很害怕，你覺得我的夢會成真嗎？」

我告訴她，也許她是因為自己來到北京學習而心存愧疚。她的媽媽曾經可以限制她的爸爸，而現在她想要保護自己的弟弟。

「我上次見到弟弟，他很不友好。是春節的時候，見到他我很高興，但他卻不願意跟我一起散步。」

這些事聽來都讓人沮喪，我想嘗試說點別的，但還沒開始說，她又開口了。

「我覺得有可怕的事要發生，」她說道，「爸爸會殺死弟弟的。」

實際上我也有同感，但我沒有說出來。我叫她別擔心，但是可以早點回家看看弟弟，嘗試獲取他的信任。

她說：「這個夢告訴我，我必須去武漢工作，這樣離家近。」

甘肅的這片地帶，全是被轟炸過的景象。但地上的坑坑洞洞和像是被炸開的山谷，其實都是風吹雨淋的結果，大部分其中是風蝕造成的，因為這裡是半荒漠地區。黃河水裡充滿了泥沙，已經快流不動了。山體表面都是麵包的顏色，彷彿一碰就碎。

在跟那些學生交談的時候，我看到方先生一直在盯著我。我知道他是被派來約束我的，我在等待一個時機來擺脫他。但我又有點為他難過，因為無論要寫什麼報告，他都得說清楚我的一舉一動，還有我在車上跟人低聲討論的那些話題，但這個可憐的傢伙只會說俄語。他那張海獅般的臉使得他看上去總是很低落。

我找到了他們的一位老師，她姓史，年紀和我差不多。1967年時她還是個學生，主動要求從北京下放到安徽的茶園去參加勞動。她放棄了所有學習深造的念頭，採了六年茶葉。

「我覺得就跟美國的‘和平隊’一樣。」她說。

「不一樣，」我說，「‘和平隊’的人既天真又沒效率，也沒有任何壓力要求我們加入。但在中國，知青下鄉卻是在毛澤東主義指導下的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

「我是主動要求下放的，」史教授說道，這話在某種程度上避開了我剛才關於壓力的觀點，「我希望像農民一樣生活。」

「你成功了嗎？」我問。1960年代我曾去過非洲，當時我有個模糊的想法，想入鄉隨俗，和當地人一樣住土屋，為此我從「和平隊」提供的房子搬去一個非洲小鎮，住進了一個有兩間房的土屋。然而，這並沒有起到什麼效果。我的非洲學生們覺得我住土屋有失體面，鄰居們也都很怕我。他們肯定覺得，住土屋的老外不是瘋子就是間諜。

史教授說：「剛開始挺好的，我們比賽看誰採的茶葉最多。難的不是採摘也不是彎腰，而是你要一直揹著很重的包，裡面全是茶葉。」

茶園沒有電燈，但有條溪流，於是這些城裡來的年輕人決定建個水壩，再放個發電機進去。這確實很像「和平隊」的某個援助專案——當時外面來的人認為當地農民需要的是一些舒適的家居條件，尤其是果汁。

「我們很辛苦地修了一年，最後水壩建成時，我們特地挑了一個晚上來通電開燈。我記得很清楚，來電的那一刻，我都站起來哭了，我太高興了，其他人也都喜極而泣。

「工作隊的老電工對我們說：‘你們這些北京來的男孩和女孩都很堅強的，現在為什麼哭了？不過就是簡簡單單的水壩，簡簡單單的電力，還有幾個發光的燈泡而已。’

「他錯了，我們全是自己乾的，用我們的雙手完成的。就像採茶一樣，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會哭。」

我被她的故事感動了，但她拿紅衛兵跟「和平隊」類比的做法卻讓我有點惱火。不過，我還是發現二者之間是有關聯的，並且它們出現在同一時代。

她變得沉默了，此前她跟我講的都是美好的回憶。然後，她又說道：「後來就不一樣了。1974年我成為了一名教師，紅衛兵會來檢查，告訴我們應該教什麼東西。他們威逼我們就範，態度很強硬。我當時試圖教英語，但他們不喜歡，說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毫無用處。就是那個時候，我改變了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她是一名英語教師，但她說自己能讀懂毛澤東的作品，因為她曾經讀過珀西·比希·雪萊。

我不解地問：「你說什麼？」

「毛澤東是政治革命家，」她說，「但他也是一名浪漫的詩人，問題就在這。」

在她看來，這位老人是一位穿著寬鬆長褲的夢想家，他不僅能用鵝毛筆唰唰地在紙上寫詩，還能領導滿臉陽光的青少年到田裡去收割大米和稻穀。這位浪漫的老人，也許同所有的浪漫主義者都沒什麼兩樣。不過，他倒完全不像年輕的理想主義者雪萊，與威廉·華茲華斯這個採水蛭的老頭也沒有多少相似之處。

回憶最近的歷史是一件痛苦的事。她也想去美國留學，改變改變生活節奏。

現在已經臨近傍晚，窗外溼漉漉灰濛濛的。山上的土很鬆，有許多洞穴，每一片山坡看起來都像史前人類的聚居地。這並不是錯覺，甘肅省境內到處都是穴居的人，經常可以看見他們手足並用地攀爬巖脊，進入他們在山坡上挖出的窯洞。

有個年輕人和我一起盯著他們看。我起初以為他是游泳隊的一名學生，但他說不是。他從事橡膠行業，是造輪胎的。蘭州是中國橡膠製造業的一箇中心。

我說，「真有意思」，但他似乎對我的話相當懷疑。他對我笑笑，像是在發出挑釁，認為我根本不可能發現與輪胎或橡膠有關的任何樂趣。

「你們生產contraceptives（避孕套）嗎？」我問。

他讓我解釋這個詞是什麼意思。這需要藉助手勢和一些微妙的描述，但最終他還是聽懂了。

「我不生產這些，」他說道，「但在中國我們有這些東西，為的是控制生育。獨生子女政策，你知道嗎？」

我覺得一個房間住五個人已經是一種控制生育的形式了，但我並沒有說出來。在這個既沒有任何隱私也沒有什麼樹木的國家，能懷孕生孩子就已經是個奇蹟了。

但這個話題讓他想起——就叫他小常吧——他在北京的一次經歷。

小常說：「當時我正走在大街上，突然有個男人攔住我問，‘要不要姑娘？’

「我說不要。

「‘很漂亮的，五塊錢。’

「‘不感興趣。’我說。

「他跟我說，‘我可以在公園幫你找個很暗很私密的角落’，讓你單獨跟她在一起。’

「我說我不想要姑娘，但我的朋友要不要呢？你知道的，當時我正在接待一群美國來的橡膠商，其中有個人甚至問過我是不是有姑娘可以找。這是禁止的，但姑娘確實是有的。

「‘那不可能，我們不要美國人。’

「我問，‘為什麼不要？’

「‘他們太粗魯了，我這是個中國姑娘，很嬌弱的。’

「我叫他再考慮考慮。」

小常咯咯地笑了，也許他是在懷疑自己是不是有點過火了——畢竟，我告訴了他我是美國人。他能給我講這樣的故事，也已經很不容易了。他用一種否定的方式把事情講出來，掩蓋了真實的自我，其實他道貌岸然中又帶著幾分輕慢。

皮條客叫他別走開，他要回去找姑娘商量商量。

「他回來以後對我說，‘她願意跟美國人睡，但要20塊錢’。」——他指的是現金。

然後，小常陷入了憂慮。我會不會把他也當作皮條客呢？畢竟，他好像一直在跟這個骯髒的男人討價還價——拉皮條可是死罪：子彈從後腦勺穿過去，一槍斃命。

於是他很憤怒地說到：「我們必須在中國消滅這種人！」

火車已經緩慢地駛入了山谷深處，前面就是蘭州了，遠遠可以望見黃河兩岸煙霧繚繞，蒸汽嫋嫋。

伊金霍洛旗，內蒙古自治區下轄旗，位於內蒙古西南部。

五塔寺位於呼和浩特市舊城東南部，原名金剛座舍利寶塔，因塔座上有五座方形舍利塔，故名為五塔寺。

麥加，沙烏地阿拉伯城市，伊斯蘭教第一大聖城。

蓋群英（mildredcable，1878—1952），英國女傳教士，20世紀初曾在中國山西、甘肅和新疆傳教。

突厥斯坦（turkestan），中世紀阿拉伯地理學著作中出現的名詞，大致涵蓋了現今的俄羅斯、蒙古、中亞各國及中國新疆。

列勃拉斯（liberace，1919—1987），活躍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鋼琴家、歌手和演員。

和平隊（peacecorps），由美國政府執行的志願者機構，旨在為其他國家的居民提供技術援助，並促進美國與這些國家間的文化交流。

珀西·比希·雪萊（percybyssheshelley，1792—1822），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小說家、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