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月對於中國西部的鐵路來說特別多災多難，時不時會有犛牛衝進鐵軌攔住火車的去路，沙塵暴也經常發生。就在出發前，我從《中國日報》上得知，剛剛發生了二十年來最嚴重的一場沙塵暴，有330英里（530千米）的軌道被沙土掩埋。報道用準確的數字描述了當時的慘狀：十二級大風肆虐了整整48小時，「風沙大得讓人睜不開眼睛」，十萬噸塵土傾瀉在鐵軌上，致使47趟列車延誤，整條線路癱瘓了九天，期間疏散的鐵路乘客達一萬名。風暴中有人受傷，甚至有人失去生命。甘肅和新疆大片區域與外界的聯絡被阻隔。

然而，全世界都沒把它當回事，大部分中國人也沒將它放在心上（充其量不過是報紙上一則小小的新聞標題而已），災後救濟工作開展得十分迅速，從這些方面來看，這是一場典型的中國式災難和救援。在出現死亡和各種破壞後，鐵鏟被髮放到眾人手中，於是列車被挖了出來，鐵軌露了出來，防沙屏障立了起來——這次用了圍欄來代替草叢。整個社會在技術方面也是一團糟（用「電訊」這個詞來概括玩具般的電話、摩斯密碼和各種雜亂的記號並不合適），但中國人一旦有可能擺脫困境，他們往往會獲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文化大革命」期間舉國上下都在挖挖鑿鑿——就像小王告訴我的一樣——為了防備戰爭，每個人都給自己準備了一個洞穴。現在想來，在某種程度上，長城也可以說是他們挖出來的傑作。此外，毛澤東以前經常引用「愚公移山」的故事，這則古老的寓言所傳達的精神常常被挖掘者們奉為圭臬——它的重點在於，那位老人一點都不愚蠢，中國人是可以挖平大山的（即便對於「封建主義大山」和「資本主義大山」也是如此。）

道路清理暢通之後，我就朝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出發了。此行我並非孤身一人，他們派了一個又矮又壯的男人跟著我。這人的臉長得像海獅，在中國並不常見。他不擅長說英語，俄語倒是很流利，對我來說那簡直是謎一樣的語言。他姓方，就叫他方先生吧。我倆同行是我與鐵路局討論的結果，儘管那些討論實質上更像是「鬥爭會」。

他們派了一整個代表團的人來到我的酒店，客客氣氣地要我推遲行程，同時他們又滿嘴好話，用「著名作家」「重要人物」和「外國友人」這樣稱呼來對我進行道德綁架，讓我備受煎熬。的確，我太重要了，太尊貴了，所以不可能讓我孤身前往西部，他們必須給我安排一個隨從。

我對他們說，我經常獨自旅行，並且樂在其中。其實我還想告訴他們，如果我真的需要一位旅行夥伴的話，我肯定不會找鍾先生這樣的傻大個，他笑起來陰森森的，吃東西還很大聲，可是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當時鍾先生、方先生、陳先生和我在酒店的餐廳小坐，鍾先生先是朝自己的茶水呼了一呼，然後吸了一口進去，在兩頰間來回咕嚕了一陣，最後終於吞了下去。他吃麵的樣子更吵更不雅：先把嘴巴縮成一個小圓洞，再吸進去一團捲起來的溼漉漉的麵條，同時還發出像狗那樣的低吠聲。一聽見他的喘息聲我就想揍他。

到目前為止，方先生還沒怎麼說過話；陳先生會時不時插兩句嘴，為我們提供幫助。

「為什麼要有人跟著我，完全沒有道理。」

鍾先生又「咻咻」地啜了一口他的茶，大聲咀嚼了一會兒，然後回答道：「為了給您提供正確的資訊。」

「我覺得我可以自己找到正確的資訊，」我說，「我有旅行經驗，你知道的。」

「可您沒有在中國旅行過。」

「實際上就是在中國，六年前我曾沿著yangtzeriver（揚子江）順流而下。」

「是changjiang（長江），」他說道，他在給我提供「正確」的資訊，好像我不知道中國人管這條江叫什麼似的。他像所有的書呆子一樣，不僅內心頑固不化，還喜歡找茬。

「我還去過peking（北京）和canton（廣州）。」

「是beijing和guangzhou。」他一邊大聲唆著麵條一邊說。

「鍾先生，我說的都是英文名稱。在英文裡，我們不會用希臘語管希臘叫hellas，不會用義大利語管羅馬叫roma，也不會用法語管巴黎叫paree，所以我不知道你這樣做是為什麼……」

「我必須跟著您。」他說。

沒門兒，我心想。

「我們今晚就出發。」他說道。

我死了還差不多，我暗自咕噥著。

「我會幫助您的。」他又說。

「相信我，你們能提供幫助真是太好了，」我說，「但我不需要幫助。」

他的臉又大又蒼白。他笑著對我說：「我可以幫您拎包。」

於是我問他：「你上過大學嗎？」

「上過，交通大學，學的是工程學。」

「所以你應該去做別的工作，而不是拎包。」

「我英語很好，可以給您當翻譯。」

「我想提高漢語水平。」

「這個我也可以幫您，」他說，「而且您還可以再教我一點英文，給我講講文學，講講您的國家。」

「我們好像扯遠了。」我說道。

「必須有人好好照顧您。」

「我不想要人照顧，」我說，「我就想坐坐火車，望望窗外。」

「哎呀，不行的，」他說道，「我們必須做到最好，我們的責任就是照顧您。我們還可以陪您聊天呢。」

方先生為什麼一言不發呢？

「我可能也不想聊天，」我說，「我就想坐著看看書，或者看看窗外。」

鍾先生低頭把臉埋向他的茶杯，張開他那煞白的雙唇，又對著它呼了一口。討論一開始——事實上是在大家剛剛相互介紹完的時候——我就已經不怎麼喜歡他了，因為他開玩笑時老讓我感覺是在訓人。當我回去取一些落在房間的檔案時，他一個勁地衝我喊：「別走丟啦！別回不來啦！」

「你們提出要照顧我，真的太客氣了，但我一個人可以搞定，」我說，「我可能不想同任何人說話，也不想要你們提供任何友好的幫助。」

接著他們三人用漢語進行了一場快速對話，其中大部分時間都是方先生在說。他那海獅般的臉、悲傷的雙眼和下彎的嘴角，深深地把我迷住了。他說話的樣子堅定而威嚴，沉默傾聽時看上去又非常睿智。

方先生講話時，肥胖粗魯的鐘先生繼續大口唆著麵條啜著茶。實際上，吃麵時發出聲響就是他的一種回應形式。我覺得他是被驕縱寵溺壞了，從他喋喋不休的樣子來看，我猜想他曾經是一名紅衛兵。

他淡定地說：「方先生說他跟您一同去。」

「為什麼？」

「因為他不會講英語。」

「我也不想圍著他轉。」我一邊說一邊想象方先生會怎樣嚴密地監視我。

「他只會安靜地坐著。」鍾先生說道。

「但不能跟我在一個隔間，」我說道，「因為我想接觸新的人。」

「他可以住別的隔間。」鍾先生說。

「如果他不跟我說話，不在我眼前晃來晃去，也不跟我住同一個隔間的話，」我說，「那我不知道他到底為什麼要跟著我。」

「為了保證您過得舒服，也為了表示我們的熱情。您是我們的客人，哈哈！」鍾先生笑起來跟吼一樣，充滿了無情和指責的意味。

我說：「方先生是你們部門的領導，他肯定很忙的。他有自己專屬的辦公桌椅，有一大堆工作要做。他得要寫報告。他還有家庭，對吧？有老婆吧？有孩子嗎？」

「他跟妻子有個女兒。」

「是吧。所以說，他不跟著我是不是方便多了？我可以僱當地的導遊，反正很便宜。」

「也許是的，但這是中國人的待客之道。」

陳先生越來越著急了，他用眼神向我示意：夠了，別再說了，就這麼定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和這個沉默寡言的小個子男人一起坐火車去呼和浩特。有意思的是，這恰恰可能是我在中國最惱人的一段經歷，如果他們不用這樣的方式糾纏我，派這個保姆一樣的官員來處處妨礙我的話，本來我可以感到很愉快的。

車裡就剩下我們兩個了，滾滾的車輪駛過河北境內，眼前是一望無際的稻田，我用漢語問方先生會不會說英語。

「說得不好，」他用漢語回答，就是在那個時候他透露自己俄語說得很流利。他以前在北京的一所技校教過俄語語言文學。

「葉甫蓋尼·奧涅金，」他說道，「普希金、契訶夫、果戈裡、陀思妥耶夫斯基。」

「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我接著說道。他點了點頭，補充道：「布林加科夫、馬雅可夫斯基。」

我們互相報這些名字的時候，就像在進行一場談話，只不過內容太過簡短。由於我小題大做地表示不願意閒坐著跟人聊英語，他們就派來一個說俄語的人跟我叫板。

我很慶幸來的不是鍾先生。我原本不想有任何官員同行，但至少方先生比較溫文爾雅。他提出要幫我拎包，然後又說要幫我把它放到行李架上去。我表示可以自己來。他自己的包很小，因為中國人也沒什麼東西，他們總是輕裝出行。方先生的包裡除了一本大書，也沒有很多別的東西了。

「是普希金的書嗎？」我問。他笑了笑，把書拿出來給我看。原來是一本英漢詞典，我嘗試用它查詢了幾個比較淫穢的詞，但一個也沒有找到。我用拇指翻動書頁，看見一個詞，詞下面有定義，還有一句斜體印刷的例句：citebecauseofthecalumniesoftheenemy,luxunwascompelledtofightharder./cite（正是由於敵人的中傷，魯迅才不得不更加有力地進行了回擊。）

到呼和浩特要十二小時，但這是一趟開往蘭州的長途列車，所以我們半夜就出發了。路上我們遇到兩個歡快的廣東人，他們打算去大同換乘太原線。他們說要去平朔的一個露天煤礦，那是中國規模最大的煤礦之一。

我在地圖上找了找這個地方。

「找不到平朔呀。」

「地圖上還沒有。」

這是我在中國遇到的又一個難解之謎——他們建設城市的速度竟然超過了地圖的印刷速度，而修鐵路的速度也快到根本來不及在地圖上用黑線標註。

「整個山西省就是一個大煤層。」其中一位先生說道。他是專門搞重型裝置的，他說那個煤礦現在有兩千人在挖，很快就可以產煤了。

「平朔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可怕的地方，」另一位先生笑著說，「那裡地勢平緩，經常颳風，一棵樹都沒有，到處是灰，跟沙漠一樣。」

他們隨身的行李超級多，但他們解釋說大部分是食物，因為平朔根本沒什麼吃的。那地方除了煤，什麼也沒有。

第二天清晨，他們踉踉蹌蹌地拖著自己的口糧下了火車，之後不久我們就到了內蒙古境內——窗外是空蕩蕩灰濛濛的一片，低矮的樹木看起來有些發育不良，方正的民居是用光滑的泥土建成的，山羊和土狗在地上活動，人們在犁溝裡開地砍草，時不時能見到騎馬的人。中國有很多地方令人望而卻步，內蒙古就是其中之一，它被稱作「大草原」，人們總是祈禱著自己不要被送來這裡勞動。

過彎道時，我看到了火車引擎——一個碩大的黑色火車頭，一邊發出響亮刺耳的聲音，一邊吐著濃煙和蒸汽，就像個帶輪子的胖水壺。內蒙古平原上的空氣是如此寂靜，以至於在稍直一點的路段，從引擎上冒出來的煙會經過我的窗前，弄得我滿臉煤灰，要知道，我和車頭上的煙囪可是隔著十八節車廂。

炎熱的午後被一片金黃色籠罩，地面遠端的群山上佈滿了褶皺，但山上寸草不生，呈現出一片藍綠色，稍近一點的幾處山丘上也只是覆蓋了一些青苔。這裡一棵樹都沒有，到處都是犁過的地，但什麼都沒長出來。村子裡家家戶戶的房屋外面都圍著一圈土牆。不用說就應該知道這是蒙古族人的聚居點，因為可能再沒有哪個地方比這裡更具蒙古特色了。

此時，我發現方先生正沮喪地望著窗外，我有點為他感到難過，於是主動詢問了一些他教俄語時候的事。

「我喜歡那份工作，」他說，「但紅衛兵時期除外。」

「那時候發生了什麼？」

「1966年到1972年期間根本沒有課給我上，我一直待在家裡看書。」

「為什麼呢？你被批鬥了嗎？」

「批鬥」是一個專門用語，指的是四五十個人同時對著你大呼小叫，甚至拳腳相向。

「是的，他們說我是一名修正主義者。」他用悲哀的語調說道，「也許他們是對的，因為我不懂馬列主義理論。」然後他轉向我，繼續補充道：「其實他們也不懂。」

「後來呢，你感到痛苦嗎？」

「沒有，我什麼也沒說。他們太年輕了，什麼都不知道。整個那段時期就是一場災難。」

回憶激起了他憤怒的情緒，於是我走開了。可好奇心又把我拉了回來，因為我不明白，只靠看書的話，他是怎樣在家裡度過那麼多年的。我問他：「你是說，你只是坐在家裡，一直翻書？」

他搖搖頭，說：「我還得搬運石頭。」

那是被迫勞動，他解釋道。整個技校都被遷去了一個叫孟津的地方，很遠，在河南省洛陽市的北部。他們在那裡建了一座跨越黃河的大橋。

「大部分鐵路都是當時下鄉的知青修的，」他解釋說，「這就是為什麼花了那麼長時間才修好，關於這些我們又知道多少呢？」

他說自己很討厭中國現在的情形。他繼續說，50年代時日本和中國還差不多，可是到了60年代，日本發展了，中國卻落後了：「看看現在差距有多大！」

我並不認同他的分析，但並沒有反駁他，而是問道：「你希望中國跟日本一樣嗎？」

「坦白地講，不希望。」

我們依然坐在車窗前。遠處的群山漸漸退出視野，房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眼前，一堆連著一堆，樣子也更難看——這在中國是一個非常明確的訊號，我們離城市不遠了。大北河有一條支流經過此地，但河水早已流盡，只剩一條幹涸的河床。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高大呆板的樹木，都是內蒙古本地品種，由於與環境完全不相稱，要發揮什麼功能的話又太過單薄，所以讓人老覺得它們像假的一樣，不該出現在這裡。不論如何，我在中國見到的大部分樹木都只是純粹的象徵符號而已。我看見了遠處的水塔和煙囪，離它們不遠有一團灰色的雲，雲團之下就是呼和浩特，內蒙古自治區的首府。

這裡其實算不上一座城市——它就是內蒙古大草原上一個從天而降的屯駐地，裡面的每一棟建築看起來都像工廠。蘇聯人負責了這裡的規劃和大部分建設工作，但即便是酒店、旅館和百貨商場這些較新的建築，看上去也十分可怕。我很懷疑是不是蒙古族人自己把這裡搞成這樣的，畢竟他們是住帳篷的游牧民族，能對城市規劃瞭解多少呢？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居住在此地的不都是蒙古族人。呼和浩特到處都是穿短袖的漢族人，悶悶不樂地騎著腳踏車穿行在大街小巷。

「您想看些什麼呢？」方先生問。

「我想看看蒙古族人。」我回答。

「時間來不及。」他解釋說，蒙古族人都住在崎嶇多巖的草原地帶，他們稱之為「大青山」。在呼和浩特市內你見不到有人騎馬、摔跤或者射箭，也見不到成群的犛牛。他們都生活在野外，作為所謂的少數民族，如今他們有這樣的權利。

我拒絕了去伊金霍洛參觀的提議，中國人最近又把那裡的成吉思汗（1162—1227）陵修繕了一番，為的是增強蒙古族人的民族自豪感。他的陵是用混凝土砌成的，就像一個粉刷過的圓頂帳篷，周圍什麼也沒有。

「我想看看當地人怎麼生活。」我說。

方先生帶我去了五塔寺，那裡只有一堆被損毀的佛像。但那地方地勢很高，足以俯瞰老城區的房屋，彎彎繞繞的街道，還有清真寺的尖塔。

「我們去那裡吧。」我指著一個地方說道。

然而，方先生連哄帶騙地把我弄進汽車後，我們卻開出了城區，朝王昭君墓的方向駛去了。昭君墓位於一個150英尺（45米）高的人造山體上，一路上方先生都在不停地跟我說，這座假山匠心獨運，一定要好好欣賞——他們挖起來多麼不容易啊！

「我想到有人的地方去。」我說。

他先帶我去了佛塔，然後是喇嘛廟，最後是清真寺。

「這裡有多少穆斯林人口？」我問一位頭戴無沿邊帽的先生。

「幾千人吧。」

「他們當中有人去過麥加嗎？」

「有一個，」他答道，「去年政府派去的。」

清真寺裝修得頗具中國特色，有弧形的瓦片屋頂和硃紅的房簷。在主樓正中大門上方的高處，有一張漆上去的鐘面——鐘面很大，使得整個禮堂看上去就像一座火車站。但那全都是畫上去的，就連時間也是。它的時間永遠停留在12點45分，沒人知道為什麼。

第二天一早，我悄悄溜到樓下，連早餐都沒吃，準備從酒店的前門偷偷跑出去，但還沒走到門口，就看見方先生急匆匆地朝我走來，一邊走還一邊出聲，那聲音簡直就跟在嘲笑我似的。現在我已經能區分中國人各種不同的笑了。他們的笑大概有二十種，但沒有一種是用來表達哪怕是一絲絲的幽默感的。有的笑是為了緩解緊張，有的是出於尊重，還有很多其實是在發出警告。對於中國人來說，不停地大笑是一種焦慮的表現，而輕快地偷笑則意味著有些東西出了很嚴重的差錯。方先生早上的笑聲就像海豹在尖叫，彷彿在說：「站住，別走！」於是，我只好停下腳步。

「保羅先生，您要去哪裡？」

「出去走走。」

方先生和他的呼和浩特助手商量了一會兒後，算是正式批准了我的行程。他們驅車100多碼（90多米）來到人民公園，然後把我放了出來。這個公園不大，四周都是高牆。公園裡有個已經乾涸的人工湖，並且四處都落滿了灰。我就在這裡面逛著。即便是現在這樣早的時間，也可以看到一對對中國情侶在擁吻。在中國，除了公園，他們也找不到別的地方幹這事了。我告訴自己，就不該對內蒙古的城市有太多期待。

出來時，我看見方先生和助手在出口處的十字轉門旁邊等我。

「逛得開心嗎？」

「非常開心。」我答道。

「那現在您想做些什麼呢？」

「我想回去洗洗，」我說，「我要刮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