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上下火車就好比消防演習，前後左右都是氣喘吁吁的人在你推我搡。但對所有人來說，旅途本身卻可以說是一段慵懶愜意的時光——它就像一個全由中年人參加的睡衣派對，留下的滿滿都是回憶。我覺得，中國人別無選擇地過著最沉悶的生活，他們幹著最無聊的工作，千篇一律地重複著從搖籃到墳墓地的單調過程，而正因為如此，沒有比坐火車更讓這些人開心的事了。他們喜歡擁擠的車廂，喜歡聽人喋喋不休地說話，還喜歡抽菸，喜歡嘖嘖地喝茶，喜歡打撲克牌，喜歡穿拖鞋走來走去——我也很喜歡這樣。一路上我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窗外的世界在我們的哈欠中擦身而過。

廣州是我們旅行團到達香港前的最後一站，我很高興在車上又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

「你看了《中國日報》上的這篇報道嗎？」阿什利·雷爾夫問，他遞給我一張報紙。

報道的標題是《奇蹟手術接回工人斷臂》，講一個服裝廠工人幾乎全身都被捲進了縫紉機器，導致軋斷了一條胳膊。光是讀到這裡，我的身體就感到一陣因為對閹割情結的焦慮而引起的劇痛，但事情還沒完。那個可憐的傢伙被火速送往醫院，他的胳膊被縫了回去，那真是一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手術，「現在他正接受治療，學習如何重新使用手臂」。文章還提到一些工人的手指或腳趾軋斷後被重新縫合的例子，他們的手術總是很成功。

我心想，這個社會如此擅長修修補補，真是了不得。一個人不會僅僅因為斷掉一條胳膊就斷送職業生涯，你可以找到辦法幫他接上，再送他回去工作。中國人的發明時代早在一千年前就結束了，現在他們的改裝和修補技巧正日臻完美。然而這種修補並非不留痕跡，被打上的補丁往往非常明顯——這個社會到處都是補丁。他們補內褲、縫襪子、修鞋子。再仔細一想，他們用油漆抹掉牆上的毛主席語錄，又寫上新的標語，也可以說是一種補丁。毛澤東曾多次提到浪費的害處：「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鋪張浪費。」在《毛主席語錄》中，有一節的標題就叫做「勤儉建國」。

同毛澤東時代相比，鄧小平時代一個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毛澤東時代那種對於修補的狂熱已經開始消退，因貧窮而感到自豪的思想如今被認為過於陳腐，鄧小平的擁護者們喜歡嶄新的事物。現在新衣服這麼便宜，所有人都沒必要在補衣服上浪費時間。

最新奇的人體修復案例不久以前出現在瀋陽。《中國日報》也報道了此事，但新聞標題《移植腿挽救女孩手臂》著實令人費解。

十一歲的孟欣在一次火車事故中失去了左臂和左腿。

為了救她，六名外科醫生將她的一部分斷腿改造成了前臂，與她的手掌相接合。十八個小時的手術過後，孟欣完成了前臂移植，手臂上的皮膚恢復正常，而接上的手指也恢復了觸覺。

她現在能握拳了，左臂也可以擺動了。

我看報紙時，阿什利一直盯著我。我把報紙還給他，對他說：「我看過了，很了不起，不是嗎？」

「我說，神秘先生，」他眨巴著眼睛衝我說道，「你是中央情報局的吧？其實你是個特務，但卻自稱是記者，因為這是很好的偽裝。你左聞聞，右嗅嗅，想方設法讓別人對你掏心掏肺，然後你就把自己關起來，躲在房間寫報告。」他大笑起來，「這沒關係，我根本不在乎！放心，我不會告訴別人的。」然後，他望著窗外繼續說道：「天哪，我真是煩透了這個國家，我已經等不及想回去了。中餐，每天吃的都是中餐。還有，我受夠了這些人！」

「你說的是中國人？」

「不是，中國人挺好的，就是個子太小了，」他說道，「我說的是團裡的這些人。」

他們都擠在過道里，看著中國在窗外飛馳而過。外面的風景不太好看，工業區在上海郊外延綿了快100英里（160千米），直到火車駛進杭州才消失。馬可·波羅曾經提到過杭州，這件事一直讓杭州引以為豪。這座城市是旅遊者的天堂——湖泊、寺廟、酒店、餐館、麵攤、快照亭，應有盡有。馬可·波羅盛讚它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把這句話當作廣告印在旅遊手冊上，能起到不小的宣傳作用，但即便如此，這地方對我來說也沒什麼驚豔之處。我一直想知道為什麼馬可·波羅這樣一個無所不談並且據稱走遍了世界的人，在他的遊記裡從來不提長城，也不提中國人喝茶這件事。

阿什利說團裡那些人要把他弄瘋了，他把我拉回了現實。那個最討人厭的男人跟禿頭女人威爾瑪成了情侶；法國人住的隔間內爆發了一場戰爭，其中一個人不僅對另一個人採取了法律行動，還加入了維特里剋夫婦和韋斯特貝特爾夫婦的美國小分隊。瞎子鮑勃因為走路時像脫線先生一樣踉踉蹌蹌，已經摔得鼻青臉腫。裡克·韋斯特貝特爾正打算給里根總統寫封信，向他控訴中國人口是心非。那對澳大利亞夫婦正感到焦躁不安，當然，想到列車正向廣州駛去，他們還是鬆了口氣，因為中國南部離澳大利亞要近一點。貝拉·斯庫恩斯又在自言自語，說那個距離最多相當於往返四次卡爾古利。卡思卡特一家已經不受歡迎了，因為有一天很熱，他們想喝啤酒又不肯付錢，理由是：「我們已經交過團費了，啤酒應該免費。」他們就為了一塊錢（15便士）而小題大做，坐在那裡熱得渾身冒汗。莫托爾又收集到不少新石頭，他那個麻布袋快要拎不動了。基克譏諷地說：「路上怎麼沒有墳墓？我們今天可是一座墳都沒看到！」

「真想把那狗日的埋到墳裡去。」阿什利說道。

所有人都是又疲憊又暴躁。我想對他們說，你們需要好好睡一晚上。就像參加學校郊遊一樣，我們出來得太久了。威爾基小姐在日記中寫下「第37天」。

「我們走了一萬英里（一萬六千千米），」她說，「一萬英里啊。相信我，這不是一次野餐。」

這裡地處浙江省境內，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那個古老而永恆的中國——沒有時裝表演，沒人投機倒把，沒人追著你問「換錢嗎」，也沒有人談論晶片和改革。

窗外大部分是稻田，一排排嫩綠的秧苗直挺挺地立在黑色泥地裡。這地方很空曠，幾乎沒什麼樹，地勢高低起伏，山丘輪廓分明，遠處是青綠色的群山。地裡種著茶樹、水稻和各種綠油油的蔬菜，田間的水溝散發出陣陣臭氣，不時還能看到點綴其間的瓦房、佈滿腳印的土路，還有頭戴斗笠耕作的農民，他們每個人都穿著差不多款式的寬鬆衣褲。

浙江的山總是覆蓋著各種各樣的紋路，比如眼前這座括蒼山：白色的岩石和綠色的植被大致呈帶狀交錯，山體上的縫隙就好像動物的抓痕，山脊則呈現出凹凸不平的鋸齒狀。山上沒有能遮陰的樹，樹陰對於農業國家來說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它不利於作物的生長。陽光直射而下，用最為簡單的方式滋養著大地，將原本荒蕪貧瘠的地方變得豐饒多產。樹木和棚屋這樣常見的事物在這裡是那樣地不合比例，顯得人都渺小了許多。

從播種到培育再到收割，他們所做的每件事都與糧食有關。那個看起來像是坐在田間的女人，其實是在鋤草；孩子們也不是在玩耍，而是在給農作物澆水；再看那個肩膀浸沒在溪流中的男人，他並不是在游泳，而是在專心擺弄漁網。這裡的土地只有一個用途，就是生產糧食，糧食從來都不會離開中國人的視線。由於看來看去都是整齊的園地，我的眼睛感到十分疲勞，這讓我期待見到一些更加原始的風景。到目前為止，我在中國似乎還沒看見過什麼野地。經過農民改造的郊外，已經失去了原有的秩序。他們已經找到了一種方法，可以吞噬所有的郊野。

他們總是能在飢餓的驅使下想出新的點子。火車在金華停留了一會兒，我看見一輛用來運豬的三層廂式貨車。在中國，動物似乎總是被關在只夠它們容身的空間裡。天氣很悶熱，火車駛過時，我聽見那些豬在架子上嗚咽。

窗外遠望是一片群山，近處的地勢則像荷蘭那樣平坦，稻田方方正正的，只有狹長的溝壑穿插其間。這樣的風景不會隨年代改變，地裡的人永遠是那樣裝扮，也無法通過觀察農具來判斷年代。我見到一臺打稻機，其實就是用一塊草草拼就的木板接在棍子上做成的，老得跟世界上第一臺似的。還有他們用的水牛軛、木犁、釘耙和漁網，都是很古老的設計。日落時我們已經行駛了400英里（643千米），但俯身的農民或他們耕種的田地卻從來沒離開過視線。每一寸土地上都種了東西，但好在是春天，所以即便是眼前這些捲心菜也是好看的。

我開始同一名姓趙的中國男子聊天，他剛去上海看過女朋友，現在正要返回湖南長沙。

「我帶她出去下館子啦，叫了好幾個菜，希望給她留下好印象。什麼雞啊，鴨啊，魚啊，都點啦。花了二十塊錢呢！」

這麼多錢大概是四英鎊左右，我忖度良久：那又怎樣呢？他臉上的苦惱，我並不明白。

小趙接著說：「那可是我一個禮拜的工資啊！這下我沒飯吃了，那晚我失眠了。」他攥緊了拳頭敲打著自己：「二十塊呢！當時我心裡在罵娘，感覺糟透了。」

「她一定很感動吧。」我說道。

「是的，」他答道，「她是個簡單的女孩子，農村姑娘，很淳樸的！」

我們進入了丘陵地帶，眼前的風景才有所改變太陽就下山了。我住的隔間裡有一對來自澳門的夫婦——男的叫曼紐爾，是葡萄牙人，女的叫維羅妮卡，是中國人。維羅妮卡瘦得皮包骨，一張小男生的臉，一頭小男生的短髮。她在上鋪噘著嘴生了會兒悶氣，然後我們大家都睡著了。但我從來都沒有真正習慣在一堆陌生人當中睡覺，所以半夜的時候又醒來讀《金瓶梅》，並且再次發現書中滿是戀足癖和束縛遊戲。我抬頭瞥了一眼，發現維羅妮卡正從上鋪往下盯著我看。

***

黎明時分，天空一片粉紅，火車在株洲站停靠，小趙下車了，他要去換一趟車轉往長沙。

我跟他告別。他告訴我，長沙城外有一條鐵路會經過韶山，毛澤東就出生在那裡的一個小村莊，對此我很是感激。

「以前所有人都會去拜訪那個村子，」他說道，「但現在沒人去了。」

我心想，有機會的話我一定要去看看。

小趙很詳細地跟我說了路線。列車現在轉而向南行進。在遠處群山的陪伴下，我們穿過一片片水稻梯田來到衡陽，軌道在此一分為二，一條去廣西，一條去廣東——這兩個地方曾經並稱為「兩廣」。

從離開上海到現在，窗外的風景已經變了很多，不僅僅是地貌（現在我們四周都是陡峭的山丘），土地耕作方式也不一樣了（眼前盡是搖搖欲墜、鬱鬱蔥蔥的梯田）。這裡的人頭上都頂著像輪胎一樣的大帽子，住的是帶門廊的磚房，一棟房子大概可以容納六家人。有的房屋看起來宏偉雄壯，門廊頂部有立柱支撐，屋簷的排水處有龍形雕刻。

每一寸可以利用的土地上都種滿了東西。梯田邊緣長著各種豆子，山坡上都是捲心菜，路邊也全是菠菜和別的綠葉菜。大地已經被翻整鬆動過，到處都是人工開墾的痕跡，那些爬滿褶皺的山坡上更是如此。丘陵地貌為垂直農耕提供了可能，就像在平臺和架子上種植一樣，可以節省空間。這裡的樹又高又瘦，因此它們能佔據的空間少之又少。

「到衡陽了嗎？」曼紐爾問。

我說是的。

「在西元前213年提出過‘焚書’建議的秦國丞相李斯，就是在這個地方被腰斬的，」他笑得鬍子都立了起來，「有意思的是，他的身子被截成了兩半。」

他早就離開葡萄牙了，原本打算在澳門住兩年左右，但最後待了五年還沒走。他還在猶豫，到1999年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以後，自己還應不應該繼續待在那裡。他說，在中國內地的見聞令他印象深刻——這是他第一次來內地。然後，他又笑了。

「可能五年之後這一切都會被顛覆的。」

「你對此持樂觀態度嗎？」

「你知道有個說法嗎？樂觀的人說的是——什麼語言？」

「漢語。」維羅妮卡回答。

「才不是呢。樂觀的人說俄語，悲觀的人才說漢語。」然後他皺起了眉頭，「不對，我覺得是樂觀的人說漢語，悲觀的人說俄語。不過這好像也不大對。」

我們開始爭論。我說：「‘對僕人說英語，對情人說法語，對馬說德語’，你聽人這樣說過嗎？」

「還有對洗衣工說漢語。」曼紐爾補充道。

「還有對廚師說葡語。」維羅妮卡繼續說。

為了打發一整天的時間，我們嘗試設計了一條世界上最長的火車旅行路線。這條線路從葡萄牙出發，大致行程如下：布拉甘薩—里斯本—巴塞羅那—巴黎—莫斯科—伊爾庫茨克—北京—上海—香港。

此刻我們來到了郴州，這是一座山谷中的工業城市，四周環繞著陡峭的灰綠色山峰。中午的時候我們經過了位於湖南和廣東交界處的坪石鎮。山上的懸崖峭壁遠望很像廟宇，垂直而下的石柱上有凹槽和雕刻的痕跡。但實際上它們並未經人之手，只是岩石上天然形成的紋路而已。這裡的岩石大如山丘，有的上面還矗立著寶塔。

「‘塔’的英文是‘pagoda’，來自葡萄牙語，」曼紐爾說道，「我們有‘pagode’這個詞，是噪音的意思。我猜他們是覺得這樣的建築總是發出噪音吧。」

他還說，「普通話」的英文「mandarin」也是從葡萄牙語來的——來自「mandar」（負責）這個詞；而日語的「arrigato」（謝謝）則來自葡語的「obrigado」（感恩）。

我走到餐車，在一箇中國人身邊坐下，因為這樣就聽不到基克發牢騷了（此時此刻他肯定在說：「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吃一大塊牛排……」）。列車正穿越一片低矮的叢林，但即便在這樣的地勢中，那些纖瘦的樹木下方仍然種滿了水稻和玉米。我心想，中國沒有古樹吧——至少我一棵也沒見過。

車上的伙食不怎麼樣，但為了給吃飯找點樂子，我想出了一個做法：我決定每天選出一道菜作為當日最佳。在這之前，我稀裡糊塗地吃了太多天。這是一趟廣東的列車，飯菜總是溼答答黏乎乎的——蘑菇、雞肉、酸酸甜甜的魚，還有油膩膩的蔬菜。今天的最佳菜品，我選了鰻魚。

吃飯時，我回想起六年前和一箇中國年輕人一起用餐的場景——那人既浮誇又自大，父親是一名很有地位的官員，他也就是所謂的高幹子弟。

我同他談論政治，他總是反駁我，還說：「我是普羅列塔利亞中的一員，但你不是，你是布林喬亞。」

我對同桌吃飯的朱先生講起了這件事。

「‘普羅列塔利亞’是什麼意思？」他問。

我向他解釋了一番。他搖了搖頭，說：「不不，我屬於更高階一點的階層，我是白領。」

我們談起了外國人，因為餐車裡全是外國遊客。朱先生說我們跟中國人不一樣，所有的老外都很容易激動。他還說我們嗓門很大，而且很好騙。

中國人常說「老外好騙」，我們還就此進行了討論。他覺得這個說法沒錯，可我堅持認為這是他們洋洋自得和自欺欺人的心態在作祟。這句話簡直沒有半點正確之處，但我目前還沒碰到一個打心底裡就不信這事的中國人。我告訴他，大多數老外對於中國人的這種態度是接受的，因此又進一步加深了中國人的誤解。「請想想中國的自大和那種人類的凝滯的自滿」，梭羅在《瓦爾登湖》的結束語中是這麼寫的。

稍晚一些我們來到了英德市，佈滿褶皺的群山下，可以望見一片片荷塘和鬱鬱蔥蔥的竹林。也許你會誤以為這就是最原始的風光，然而並不是：竹筍是拿來吃的，竹子用來編制籃筐和建造房屋，而且那些荷花也並非野生——人們種植它們，是為了獲取根莖。用這些根莖可以做出我心中的又一道最佳菜品：蜜汁藕片。

在我們的行進途中，旁邊有一條鐵軌整天都在施工，這是一條全新的過載鐵路，一直通到香港，是為了迎接1997年而專門修建的。

我坐在窗邊，透過淅淅瀝瀝的小雨向外望去。一個男孩正騎著水牛回家，火車的聲音嚇得地上的豬四處逃竄，三三兩兩地躲到了香蕉樹下。這裡真是草木興盛，鐵軌旁的雜草穗子抽得老高，不停地摩擦著前進的列車。一叢叢深綠色的竹子出現在眼前，婦女們忙著劈柴，男人們則正在房屋的木頭框架上塗泥造牆。藍桉樹的皮正在剝落，橘色黏土形成的懸崖下方，有一群水牛在活動。廣東是個很潮溼的省份，它的一大特點就是看上去永遠不知疲憊：這裡土地豐饒，一切井然有序，到處生機勃勃，我見到的每樣東西都有明確的用處，每個人都有清晰的目標，我感到眼睛很累——因為就連一絲的隨意或者偶然也見不到。火車在到達廣州的前幾分鐘停下了，一隻大蜻蜓盤旋在車窗附近。在廣東的蒼翠草木間，一隻中國蜻蜓在那裡閃著微光，多美好的畫面。

車廂裡很熱，有三十多度，而且溼度很大。我討厭火車到站，因為這意味著我不能再穿睡衣了。廣州的雨下得很厲害，騎車的人披著塑膠雨衣在瓢潑大雨中穿行。這裡的交通狀況和商業氛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有賣收音機和電視的商店，有用廣播收聽香港搖滾樂的計程車司機，還有各式各樣奢華的大酒店，比如白天鵝賓館，中國人經常跑去看它大堂裡的瀑布，再比如擁有1147間客房的花園酒店，它是中國最大的酒店，還比如中國大酒店（它的口號是「服務當代商務精英」），廣告上寫著「我們的牛排遠近馳名……肉質鮮嫩多汁，來自以玉米餵養的上等肉牛，從美國和紐西蘭空運而來……美味就是我們的招牌」——為了取悅老外，中國人這樣做也太過火了，因為其實他們所有人都覺得一頓飯如果只吃一大塊經過簡單烹飪的肉，不僅顯得野蠻粗鄙，而且毫無滋味，只有游牧民族才會這麼吃。

我遇到的人對廣州都談論得不多。他們喜歡聊香港，討論它在中國政府治下將會發生怎樣的劇變。然而，我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不會發生什麼改變，倒是廣州如今正緊跟香港的步伐，在大多數方面它跟香港已經沒什麼兩樣。

廣州的中國人似乎已經充分認識到，按照香港的方式來賺錢撈金才是最重要的事。同時，他們也會對政府一本正經的宣傳加以嘲諷。有一條標語叫作「向前看」，被寫在了廣州大大小小的宣傳欄上。可是，「前」和「錢」這兩個漢字雖然寫法大相徑庭，卻有著相同的發音。所以在廣州，這條標語還暗含著一切向錢看的意思！

***

到了廣州，有些中國人問我想看什麼。我說：「人民公社怎麼樣？」結果他們聽了以後，笑得差點沒背過氣去。中國人笑，很少是因為看到了什麼有趣的東西——它通常代表著別的意思，比如「哈哈，我們有大麻煩啦」「哈哈，你不該那樣說的」，或者「哈哈，我這輩子從沒感到這樣痛苦過」——但這些廣東人是發自內心地在笑。來廣東參觀人民公社的想法實在荒謬至極，因為這裡根本沒有公社！鄧小平早就正式宣佈人民公社的嘗試失敗了，難道我不知道嗎？現在大家都自力更生，難道我不知道嗎？

我說：「我六年前來過廣州，還去參觀了城外一個大型人民公社。大家都說那是個模範公社，搞得很成功。那裡有工廠，有稻田，有果樹，在發展罐頭工業。我還進到一位女士家裡，看到她家有收音機、電視和冰箱呢……」

「整個公社裡就只有她有這些東西！都是唬人的，就是要給你留下好印象！」

「我只想知道那裡現在什麼樣了。」我說。

「解散了，現在都是個體戶。」

個體戶的意思就是：每戶家庭自力更生，或者全家一起做生意。

「這樣有效果嗎？」

「有啊，比以前好多啦。」

「所以如果我再去那，問人們過得怎麼樣，他們會回答‘太棒了’。」

「沒錯。」

我問：「那我怎麼知道他們這次是不是為了給我留下好印象而胡說呢？可能也是唬人的呢。」

「不不不，」這個中國人答道，「現在人們都會跟你講真心話。他們再也沒什麼好怕的了。」

「但是他們曾經對我信誓旦旦地講，我見到的那個模範公社搞得很好呢。」

「那你當時希望聽到他們說什麼？」

這是個好問題。他們為什麼要在一個老外面前貶低自己呢？尤其是，這樣做還會讓自己很沒面子。

「那個公社規模很大，」我的中國朋友說道，「以至於如果要見委員會主任，得搭火車去才行。」

「這是誇張的說法吧？」

「是的，開個玩笑。」

因為一些無趣的理由，我沒能重訪當年那個人民公社的所在地，因此也就無法與1980年來時的見聞作比較了。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當時去那位女士家參觀，她有一臺落滿灰塵的大電視（上面還蓋著一塊紅方巾——如今用布做的電視機罩在中國仍然很流行），我就聽她高談闊論，說這裡簡直是工人的天堂，後來我還跑出去，看孩子們在綠色的溪流旁邊給白色的鴨子餵食。但我發誓，只要一有機會，我肯定會回去看看，而且會仔細觀察它的變化。

這些年廣州的變化很明顯。首先要說的就是現在城裡到處都是遊客。其中有些人年紀已經很大了，看起來老態龍鍾的。他們表示很期待去長城看一看。

「長城有輪椅通道嗎？」他們相互打聽著，「會有坡道嗎？有殘疾人停車位嗎？有沒有殘疾人專用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