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雖然真的很難把老實本分的人寫得妙趣橫生，但卻很容易把鄙俗不堪的人寫得令人難忘，有時甚至可以相當精彩。我指的不僅僅是那些具體的人物——比如上海快線上的這個大屁股男人和他的物件，還有北京火車站附近所有拉客的人，他們總是對遊客死纏爛打，不是叫你住旅館，就是拉你上計程車，或者要你去飯店吃飯。中國已經放鬆了對商業廣告的禁令，但這對他們來說還不夠。他們根本不滿足於張貼廣告牌或告示。他們喜歡跟人私下接觸，有人硬拉著中國本地遊客喋喋不休，有人抓著剛從偏遠的甘肅過來的鄉下人糾纏個沒完，有人衝著擴音器大喊大叫，有人拿著橫幅在自己面前揮舞，就連火車自己的廣播裡都在放著刺耳的廣告歌曲和臺詞。為了更完善地研究中國人的種種習慣，我選了《金瓶梅》這本豔情小說來讀，我在北京時，總聽見有人低聲竊語地談論它。這本書自明代起就一直被查禁，然而這幾乎就是最高階別的推薦了。從開頭的幾頁來看，這是本非常殘忍的小說，而且其中充斥著生動的性描寫。它簡直是我在上海快線上的完美讀物——也許它要陪伴我整個中國之旅也說不定，因為它足足有兩千頁那麼厚。
這個小胖子和他那皮包骨的老婆就睡在我上鋪。他把整個空間都佔滿了，他老婆跟一片木刨花似的蜷在他身旁。她又瘦又單薄，皮膚跟剛刨出來的木頭一個顏色。他們倆絮絮叨叨，不停地親嘴。這男的是新加坡人，女的是香港人；男的看起來挺聰明，屬於新興的程式設計師一族，這種人沒什麼幽默感，一旦將自己與機器連通，就開始變得像個主機——他那個大屁股，看上去還真像是半邊控制台。那女的身體一直在抖，還咯咯地笑。她笨兮兮的，什麼都不懂，也不會做飯，雖然在受英國殖民統治的地方長大，卻連英文都不會說，普通話也不會——但這有什麼關係呢，反正那胖子願意為她付賬，還買些小玩意兒送給她。那男的姓丁，總是把他那張堆滿橫肉的臉湊到她面前去。
第四個人——就在我對面，隔著摺疊桌和熱水壺——是個老太太，大約七十來歲，她的全部行李只有一個小塑膠購物袋、一籃蘋果和一個裝著半瓶溼茶葉的罐頭瓶。她擰開瓶蓋，拿起水壺往裡加滿熱水，然後用嘴吹了吹，小口地喝起來。
我的上鋪，那名華裔男子一直對著他老婆低語，而他老婆也在不停地竊笑。
這樣的情景讓我想起，我曾打算寫一個驚悚故事，講一個可怕的老太婆，眼神特別不好，她有個放蕩的女兒經常跟男友在椅子上鬼混，她壓在男友膝上的畫面，就好像一隻甜瓜杵在尖刀上。而在他們鬼混的時候，老太婆總是坐在房間另一端不停地詛咒，而且一直以為自己製造的氣氛很恐怖。
事實上，看到上鋪的小丁以後，更讓我想起了正在讀的《金瓶梅》。別人告訴我書裡有很多含沙射影的地方和微妙的描寫，可是我怎麼不覺得？在我讀過的小說中，這是性描寫最露骨的之一。
「吃糖嗎？」上鋪的胖子問我，說著就給了我一些中國巧克力。
已經臨近午夜，他卻還在大口灌牛奶，並且不停挑逗他那個骨瘦如柴的老婆。都那麼晚了還如此活躍，我真是驚訝不已，不禁開始猜想他們是不是出來度蜜月的。
為了表示友好，我接過來幾顆糖，但我對面的老太太沒要。她看起來哭喪個臉，卻並沒有不高興。有些中國人眼睛浮腫，雙唇憂傷地緊閉，整張臉看起來悲痛欲絕。有時候我看到一個這樣的人，就會想象他剛才一直在痛哭。但其實不是的，他的臉本來就長那樣，也許是廣東人吧。那個老太太就是這個樣子。她躺下來睡覺，此刻已經睡著了，面色蒼白，動也不動，好像死了或者快要死了一樣。
年輕女子擦著天花板跨到了自己的床鋪上，她那個小胖老公也跟了過去，結果她又大笑著跳回我上鋪。不會這樣折騰一晚上吧？他們的衣服都很緊身，中國人也都已經開始這樣穿了，過去三十五年中他們都被迫穿鬆垮的套裝，這樣做也許是一種反抗吧。
「你可以不關燈，」他說，「我們沒事的。」
但那時我已捧著書昏昏欲睡了。我又看完了一章，被那些粗暴的內容弄得瞠目結舌，於是我關掉了隔間裡的燈。
只聽見砰的一聲，那男的又把自己砸進了他老婆的床鋪。
***
黎明時分我們離開山東，那裡正是我手上這本豔情小說的故事發生地。
離開山東以後，我們穿越大運河來到了徐州市（以前叫銅山），在月臺上我看見一個老太太拖著厚厚的小腳痛苦地走路，那雙畸形的腳曾經被當作性感的象徵。
在清晨昏黃的光線中，我們到達了徐州站。自打一個月前離開倫敦，我還是第一次見到真正的綠色景觀——田間的水稻快要成熟了，路邊的小樹枝繁葉茂，高大的白楊迎風招展。這裡地處中國東部平原，以前聚集著許多人民公社，現在到處是小農場，放眼望去全是種滿了包菜的菜地，近一點的地方還能看見一頭頭大黑豬，用它們的蹄子穩穩地立在地上。我看見水窪和溪流，農民用拖拉機或牛犢在田間耕作，有人用扁擔挑著兩籃重物；白鴨在水中嬉遊，肥鵝拍打著翅膀，穿藍色衣袍的小女孩騎在水牛背上；吃過早餐的莊稼人倚著築堤小憩，就像弗拉芒繪畫中那些喝醉的農民一樣。還有一頭懷孕的黑母豬，由於軀體太沉重，它只能緩緩地挪動，肚子摩擦著農場灰撲撲的地面。
有些稻穀已經成熟，有人正在收割。如今中國不僅實現了自給自足，而且有史以來糧食出口量第一次超過了進口量（他們一般出口大米，進口小麥），他們為此感到驕傲是理所應當的。這樣的轉變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就是過去幾年，莊稼人開始穿上鮮亮的衣服，他們也因此在耕田和收割時變得非常顯眼。然而，你還是會時不時地把田裡那些一動不動的東西當作稻草人，結果卻發現是某位同志正倚坐在鐵鍬上，或者正伸出雙臂練習武術或太極。
幾小時後火車駛進了蚌埠，這是一座位於安徽省中部的鐵路樞紐城市。列車需要在此停留一小會兒，因為有電影正在蚌埠火車站取景，拍的是一對青年男女跟我們車上的某位乘客告別，看起來可能是位惱人的親戚。有一大群人聚在旁邊圍觀，攝製組人員和鐵路警察掙扎著想把那幫人轉移到鏡頭之外。沒有任何暴力行為發生，每個人都興致勃勃地觀看著電影拍攝，連警察也是如此。沒人推推搡搡，也沒人忿忿不平。這樣和諧的氣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過我確信，除非他們有個厲害的剪輯師，否則最後畫面中除了兩名正在跟人告別的演員外，肯定還會出現兩千名在一旁目不轉睛圍觀的中國人。
所有的鏡頭都只拍了一次。當上海快線駛出蚌埠站時，拍攝也結束了。
我們又見到了綠色的田野。我可以肯定，這次來同上次相比（六年前我曾經沿長江順流而下），最大的不同就是上次來時正值隆冬，到處都黯淡無光。那時候在我看來，中國的風景中似乎只有雨水、濃煙和塵霧；泥濘的道路上，是一棟棟快要倒塌的房屋；人們總是將雙手插進衣袖取暖；牆上到處都是毛主席肖像。每當我問人問題，他們不是千篇一律地回答「也許吧」，就是反問我「你是這樣想的嗎」。
六年過去了，現在是春天，一切都太不一樣了。因為中國的農業非常密集，所以此時全國到處都是春光燦爛的。人們在地裡耕種、鋤草和收割的情景，沒法讓人不感到樂觀。整個國家比以前更加青翠蔥鬱，顯然也更加歡快和充滿希望。這並不是幻覺，而是一個全新的甲子。如果說人們看上去有些焦躁，也許是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在中國一個甲子意味著六十年之久。潘翎有一本寫中國近況的書，開頭便介紹了「甲子」在中國的含義，接著她才開始講述具體事件：「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在上海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成立，1981年6月，他們走完了第一個甲子，開始進入新的週期。」同樣是在1981年6月，鄧小平被推舉為頭號領導人（除中央軍委主席外，他並無其他實際頭銜），他開啟了中國的大門，於是西方人蜂擁而入。現在雖然只過去了幾年，成果卻是顯而易見的。沒有什麼能比經過西化的事物更加引人注目了。
十一點剛過，乘客們紛紛湧向車廂過道，擠佔在車窗前。我問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說我們就要跨越長江了。長江的英文是「yangtzeriver」，音譯回來應該是「揚子江」，但這個詞現在幾乎沒人使用，中國人並不這麼稱呼它，他們管它叫「長江」，長長的江。跨越長江是件大事，因為它被視為中國的赤道，是南北方的分界線。在中國，南方人和北方人是不同的。中國人說：北方人驕傲、霸道、愛吵架，他們性格很冷漠，熱衷於政治，愛吃麵食；而長江對岸的南方人則友好而健談，時常沾沾自喜，他們皮膚黝黑、邋里邋遢，很有生意頭腦，物質至上，喜歡吃米飯。
我們到了南京，這一段長江的江面很寬，水流緩慢，看上去呈棕褐色。橫跨在江上的大橋是有名的地標，因為修到一半時蘇聯人撤走了，他們認為中國人不可能自己完成修建。然而中國人真的做到了，如今在中國現代工程的壯舉中，真正令人賞心悅目的極少，但這座大橋卻始終是其中之一。雄偉的橋身之下，可以看見在江上航行的船隻，從舢板到獨木舟，再到帆船和汽輪，大大小小，各式各樣，應有盡有，從中幾乎可以看出中國船舶發展的全部歷史。那些汽輪是「東方紅」艦隊的，他們從重慶出發，要去上海，全程要航行1500英里（2400千米）。
我繼續讀著《金瓶梅》，書裡面雜糅的風格、細緻的描寫和汙穢的內容都讓我驚歎不已。五百年過去了，中國仍將它視為禁書，實在是太可惜了。說真的，如果能允許中國人讀這本書，我覺得，他們對自己的瞭解肯定會深刻得多。我不認為這種東西能夠摧毀他們的道德，相反，在帶來真實刺激感的同時，它還能揭露事實，給人以啟發。
在中國，這本書就如同幽靈一般，所有人都聽說過，卻沒人親眼見過。我覺得即便它公開出版，人們的看法也不會被顛覆，因為禁令早已使它臭名昭著。在西方，只有當《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出版時，人們才認識到那本書原來是多麼荒唐和不值一讀。無論如何，比起《閃閃的紅星》或者《紅軍不怕遠征難》之類的書，還是《金瓶梅》更適合在火車上讀。
我們到了丹陽城外，但四周沒什麼人，有輛拖拉機沿著陡斜的道路直衝而下，撞上了我們的火車。我們來了個急剎車，車廂裡一陣騷動，有人開始議論，「這是哪兒？」「到站了嗎？」「不，出事了，我覺得死人了」。因為怕火車隨時開走，沒人敢下去看個究竟。一名鐵路官員把無繩電話插進軌道旁的插座內，向我們詳細描述剛才發生的事情。我們都仔細地聽著。
「他說拖拉機撞壞了，我們應該叫警察來，但沒人受傷。他說是那些農民的過錯，可是在沒有搞清楚責任之前，我們不能走。」
撞毀的拖拉機就在鐵軌旁邊，離我們的車不遠。來了一群人，都是現場調查員，忿忿不平地望著車窗內這些比他們富裕的旅行者。接著出現了一隊帶著對講機和筆記本的鐵路工作人員，他們在一起討論了很久。在中國，每當有事故發生，人們都要去弄清楚問題的關鍵所在：到底該誰負責？或者說，誰該為錯誤買單？這場事故中有個男人受傷了，但在討論了20分鐘以後，他們覺得不能因為這點小事就讓火車滯留，這可是中國速度最快的長途火車，除了補充燃料之外它是不停站的，從北京一直開到上海。農民應該為事故負責，是他們讓拖拉機撞上火車的。至於那名傷者，完全是他自己的責任。我們又重新上路了。
胖子小丁追著他的瘦子老婆上了她的床鋪，拿褲腳在她面前甩來甩去。她用牙齒夾住他的腳踝，一口咬了下去，他嚎叫起來。他們玩得正起勁。對面的老太太發出一陣陣輕微短促的鼾聲，他兒子走進來望著她，並沒有把她叫醒，只是聽到鼾聲時笑了笑。
為了讓小丁不再胡鬧，我問他來中國都幹些什麼。
「每半年我就會來一次，」他說，「我是做生意的。」
他是一名機械工程師，在多倫多上過學。對於自己從加拿大回來的決定，他一直相當後悔。他認為這就是自我犧牲：「李光耀把新加坡經濟給毀了，現在失業率達到了百分之八。我本來可以留在加拿大，賺很多錢的。」
我說，中國正在迅速崛起，而新加坡這樣繁榮的小島卻開始衰落，海外華人又開始回到中國了，真有意思。
「這地方不行。」小丁說著，猛地把拇指伸出了窗外。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所指。「中國人，」他說道，「花了太多錢買那些他們無法使用的高科技裝置。他們有兩萬八千臺電腦，然而卻沒幾個人會用，真正在運作的只有十分之一。他們買東西只是為了佔有，給他們長臉面，然後東西就放在那落灰。」
「你的意思是，他們有一種原始的自尊感，這導致了不理性消費，」我說道，「但我卻認為，中國人非常節儉——他們投資和消費得都不夠。他們經常有點自欺欺人、得過且過，覺得任勞任怨是種美德。」
「當然，他們很勤勞，尤其是農民，」小丁說道，「他們能養活自己，這是好事。」
「那麼問題在哪裡呢？」他掃視四周，見老太太睡著了，就悄悄地說，「是他們觀念有問題。」
他拍了拍自己的腦袋，說道：「他們太落後了。他們就是農民，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誰？」我問。
小丁笑了笑。他說的是我和他嗎？他並沒有回答。
不一會兒，老太太的兒子過來把她叫醒。我們快到上海了。
***
上海是一座歷史悠久的臨江城市，遠遠望去是灰褐色的，看起來就像紐約的布魯克林。川流不息的人群，時尚的街頭生活，讓本就習慣熱鬧的中國人愛上這裡。中國成功的時尚設計師大都在上海工作，如果你鸚鵡學舌似的發出「yifushengluolang」這樣的聲音，上海人立刻會明白你說的就是「伊夫·聖羅蘭」（yvessaint-laurent）這個品牌。我來到這裡時，正好遇上法國雜誌《世界時裝之苑》（citeelle/cite）的一名編輯在街頭巷尾徘徊，她打算以「時尚革命」為題寫一篇關於中國的文章，正在尋找素材。後來我還見到了與她同行的中國男人，他告訴我，這位法國女士對上海女人的著裝品味印象非常深刻。她攔住她們，給她們拍照，問她們從哪裡買衣服。大部分人都說是在街邊自由市場買的，或者是按照在西方雜誌上看到的圖樣自己在家縫製的。即使在「文革」時期，婦女們去工廠上班時，也會在鬆垮的藍色工裝裡面穿上鮮豔的毛衫和花邊襯衣。通常她們開工前會在洗手間裡聚聚，相互比較藏在裡面的毛衫。
作為國際化大都市，上海比中國任何其他城市見識過的外國人都要多——既包括侵略者也包括友好的訪客，這座城市可以包容多種語言。這裡曾經是政治上最為教條的地方（「反對資本主義」和「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這樣的革命口號曾經大行其道），也是資產階級色彩最為濃厚的地方。每當中國要發生變革，它首先會出現在上海；每當中國面臨衝突，上海也是呼聲最高和最為激烈的地方。這裡極具生命力，即便像我這樣討厭城市的人，也能夠發現上海精神並且欣賞這裡的氛圍。它不像廣州般世俗，卻也不那麼精緻，而且在最炎熱的月份，擁擠、嘈雜和臭烘烘的環境也會叫人喘不過氣來。
對我來說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嘈雜，偌大的城市整夜都不得消停，汽車喇叭聲、警報聲、垃圾車的轟隆聲、人們的叫喊聲以及垂死的喘息聲此起彼伏，與紐約的背景音如出一轍。北京正在向上發展，不久後那裡將會高樓林立；而上海則是建在泥地上的城市，它不斷地向周邊擴張，已經蔓延至浙江的溼地。他們把鋼樁壓進這種鬆軟的泥土中來加固地基，這裡整天都能見到打樁機在工作，我的窗外就有一臺——於是我的生活節奏便被一種粗暴蠻橫的噪音所主宰。中——國！中——國！我呼吸、走路和吃飯的方式都受到了影響：雙腳隨著它的節拍收放，勺子也隨著它的節拍起落。中——國！中——國！我還按照這樣的節奏吐字說話，寫字時會有規律地停頓，就連刷牙時都發現牙刷在跟著打樁聲擺動：砰的一聲過後，還會傳來半聲迴響，中——國！這臺機器每天早上七點就開工了，直到晚上八點還在敲敲打打。這在上海是無法避免的事情，因為幾乎每個街區都有機器在工作，到處都是鐵砧敲擊地面的鏘鏘聲：中——國！
為了避開擁擠的交通和人群，我鑽進了街邊的小巷子。然後我意識到，對於這座城市充耳的噪音、無處不在的打樁機以及它亢奮的精神，如果抱怨太多就會顯得不大厚道，因為第一次來上海時我覺得這裡死氣沉沉的，沒有一點兒朝氣。可是，為什麼他們永遠都不知道該在什麼時候停下來呢？就連街邊小巷也是人頭攢動，到處是臨時攤位、自家房屋改造的門面，還有建在貧民窟裡的集市，原本供人行走的道路上，也擠滿了修鞋的、修腳踏車的和做木工活兒的。
我朝外灘方向走去——這是上海的一條臨江步行道，沿途見到一堵圍牆後有座尖頂建築，於是我找到入口走了進去。這裡是聖若瑟教堂，我看見一個身著破舊短衫和拖鞋的男人，如此不講究的裝束讓我起初以為他只是個門衛，誰知竟然是這裡的牧師，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既虔誠又警覺，說起話來溫和而不失機敏，中國的基督教徒大體都是這個樣子，雖然要遵守的戒律很多，卻不會用心記住多少。這座教堂曾經被毀壞，牆上塗滿了各種標語口號，後來它變成了放機器的倉庫，而院子則成為停車場。
「聖事。」神父指著閃爍的燭光說道，然後他露出了滿意的微笑：神聖的主，就在會幕之中。
我問他這樣佈置是何用意，今天有什麼儀式嗎？
不，他答道，然後領我去了教堂後頭，那裡擺放著一具貼有白色紙質十字架的棺材。他說，明天將會有一場葬禮。
「我覺得你很忙——來教堂的人非常多。」
「噢，是的，上海有五所教堂，週日基本都擠滿了。」
他邀請我去參加彌撒，出於禮貌我答應了。但我知道我不會去的。作為一個異教徒，我沒有理由去那。有的西方人在自己國家從不去教堂，到了中國卻喜歡往教堂跑，以此來表明自己與眾不同，實在讓人氣憤。所以我在中國不進教堂，但有時如果看見草地上有隻鳥，我會跪下來，驚奇地望著它在那裡抽搐。
幾天之後，有次散步時我來到了人民公園。那天是週日，我決定去看看在北京聽說的事情是真是假。據說在北京的北海公園和上海的人民公園，會專門有一塊地方留給想要說英語的人。這事看來不假。他們管那地方叫英語角，佔地有半英畝，樹下有很多中國人在用英語交談。最初是幾個還說著革命前時代英語的老人（他們上過教會學校），每逢週日就聚在公園裡相互交談，為的是不讓自己的英語退步。後來他們發現自己引起了別人的注意，一些想學英語的中國年輕人會過來很尊敬地向他們請教。1979年時這還是一個比較隨意的活動，一般只有一小時，但到了1986年就變成了每週日的固定活動，而且要持續一整天。中國人在這些事情上很容易形成慣例。並沒有人頒佈法令說要成立這個英語角，它自然而然就發生了，並且發展得非常正式。要知道，英語可不是新中國的官方語言。
人民公園裡大概有兩百個中國人，他們站立的姿勢和說英語的聲音讓我覺得他們好像一群鵝。有的人是來練口語的，有的人是來交友的，但我發現其中許多人其實是來尋求建議的，這些人不是想找英語方面的工作，就是想申請說英語的大學。在上海，講英語的人已經構成了一種亞文化群體，這在中國的城市中是絕無僅有的。
我在這裡認識了二十四歲的勒羅伊（leroy），他就是在人民公園學的英語，已經堅持來這裡五年了。
「我第一次來這裡是1981年，當時有個男的問我‘what’syourname?’（你叫什麼名字？）我答不上來，那時候完全不會說英語。我感到非常挫敗，於是決定學英語。後來我買了一些書，每週日都會過來。」他英語說得很好，但我還是有個問題：他的英文名是怎麼來的？他叫勒羅伊多久了？
其實這很好解釋。英語剛進步沒多久，這個名叫李仁的年輕人就開始叫自己勒羅伊。他告訴我，在毛澤東時代，英文名是資產階級的表現，但隨著英語的普及，現在它又重新流行起來。他們選名字的理由顯而易見：一個名叫甄麗的女孩可能會選珍妮（jenny），朱蘭和朱利安（julian）的發音相近，而一個姓陳的人可能會叫約翰（john）。勒羅伊有個朋友名叫李兵，他選了賓利（bingley）做自己的英文名，這聽上去像是英國國會中某個託利黨成員的名字。有個復旦大學的學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蘭博（rambo），接下來幾個月我遇到了好幾個塞爾達（zelda），還有一個林戈（ringo）。我不禁得出結論，這些中國年輕人正通過這樣的方式遠離自己的文化。在幾年前，要是你戴著滑稽的帽子和墨鏡招搖過市，跟人說自己叫比爾（bill），別人會以為你正在接受懲罰。然而，在英語角卻經常能見到這樣的人。
勒羅伊是大學生，在一家紡織廠當工程師，每個月賺80元錢，但他的目標卻是去新開張的喜來登酒店當培訓生——做什麼都行，這家酒店位於上海市郊的華亭鎮。上海有31家大型酒店，但華亭喜來登被認為是最佳之選。
「你被錄用的機會大嗎？」
「我已經得到一個職位了，總共有400人申請，他們從中選了20個。但你知道的，在中國辭職並沒有那麼簡單，我們必須獲得批准才可以離職或者調動崗位。我在喜來登每個月能賺250元，但領導不會放我走的。」
「那太糟糕了。難道你就不能為此做點什麼嗎？」
「唉，他說他兒媳婦需要一份工作。他知道我的父親是個工頭，如果我父親能幫她找到工作，那麼領導就會放我走了。要是不行，我就只能待下去。」
他今天來英語角就是為了這個問題，想聽聽朋友們的意見。所以這裡不但是英語角，還有點兒「麻煩角」的意味。
他同所有自學成才的人一樣有著專注的精力，並且還在不斷學習。他說他對非洲很感興趣。
我很好奇他有多瞭解非洲的最新情況，於是問他上沃爾特的新名字叫什麼。
「布吉納法索。」他回答。
「它的首都是哪裡？」
「瓦加杜古。」
「太棒了！」
他說自己落下了很多東西，需要迎頭趕上，因為在「文革」期間花費了太多時間做那些無意義的事。我請他具體講講。
「多數時候學校是停課的，但有時也開一些課。我們會去學校批鬥這個，批鬥那個。我們批孔子，批老子，還批老師。如果老師不好，我們就說他們是資產階級，讓他們寫悔過書。幹完這些我們就回家了。那就是在浪費時間，但我並沒把這當一回事。」我試圖想象一間教室裡如何擠滿戴紅帽子的小野獸，以及那些乳臭未乾的小孩怎樣恐嚇他們的老師。當然，漢語中「批鬥」這個詞，可以委婉地表達很多意思。有位來自復旦大學英文系的女士，由於被紅衛兵批鬥過，現在需要依靠柺杖才能走路——她當時提倡閱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但那卻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於是他們便對她拳打腳踢。然而時代已經變了，在1986年春天舉辦的上海莎士比亞戲劇節上，她剛作為指導老師和學生一起排演了《無事生非》。
對中國人來說，學英語的好處就是可以找到新的渠道，來接觸到許多官方禁止的出版物。很多書籍中文版雖然被禁止，但英文版卻可以獲取。勒羅伊說他讀過《一九八四》和《動物農場》。我表示很驚訝，因為董教授告訴我，奧威爾的書是「內參」，僅供內部傳閱。但勒羅伊並不知道這個，他甚至都不知道這些書被翻譯成了中文，因為這些譯本是禁止流通的。
他對《金瓶梅》這本經典的豔情小說也有所瞭解，但他並不知道學者是可以讀到這本書的，或者說實際上這本書已經傳閱開了。在他看來，這本書是口頭文學傳統的一部分，裡面有許多在人們低聲竊語中流傳的淫穢故事。
我問他，上海哪些變化給他留下的印象最深。他回答說，著裝方式的改變是最顯著的，但人們的觀念也變了很多——不論是對自身的思考，還是對未來的預期。他說我應該去自由市場看看，尤其是現在有些工作能讓人們在家就賺到錢，比如裁縫、修鍋和補臉盆什麼的。此外，還有人在家開課，教人學習英語、音樂或者服裝製作。你花20元錢就能跟一位老裁縫學做衣服，每週上兩次課，總共要學兩個月左右。要在以前，可是一點學裁縫的理由都找不到，因為大家都穿一樣的衣服——就是工廠生產的那種藍色棉布套裝。
「但最大的不同是我們現在都有工作了。以前你要是沒有工作，就得待在家裡。政府什麼也不給你，你只能找父母要錢。現在每個人都能找點事情做，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在祝福他能夠順利去喜來登上班後，我繼續往前走，想看看他剛才說的在家工作的事是不是真的。大部分人的確都在忙忙碌碌地做些什麼，或者說是在賺外快——縫衣服、補鍋、修鞋、修傘、賣自制的衣服。在1980年代以前，這種自由職業是聞所未聞的。與此同時，自由市場也非常活躍，沿街有各種小商販兜售蔬菜、雞蛋、寵物食品、時鐘、舊手錶、舊眼鏡以及他們捕到的各種小鳥。
此時上海正在演一部血腥的復仇電影，片名叫做《無腿先生》。宣傳海報上，輪椅上的男主角無腿先生正用步槍朝著仇人的腦袋射去。中國人都在四處亂轉地搶票，他們說票很難買。在中國，所有的電影都很受歡迎，其中最受歡迎的是動作片——《第一滴血》最近上映時，中國所有的影院幾乎都場場爆滿。
有個戴紅袖章的老頭正在人行道上責罵某個人，我走近一打聽，才發現原來這人是「反吐痰小隊」的成員，當時反吐痰運動正開展得如火如荼。我很支援這樣的運動，但中國人吐痰卻遠不及他們清嗓子那樣讓人難受：他們猛咳一下，500碼之外都能聽見，跟雨季時下水道排水的聲音如出一轍，而吐痰只是這種行為所帶來的煞風景的結果而已。
公園英語角的後方充滿了節日的俱樂部氛圍，我在那裡認識了秦醫生，他說自己是一名精神病醫生。
我對他說，在我印象裡中國是沒有精神病醫生的——當然也沒有大學設立心理學系。這裡有精神病醫院嗎？「五年前批准設立了精神科的學位，我就是那個開始學的，」秦醫生說道，「在那以前沒有精神疾病專科。如果有相關症狀的病人被送過來，一般會用針灸治療。」
「你們能用針灸治療憂鬱症和精神分裂症嗎？」
「不能，而且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我在上海醫學中心實習，總是遇到這樣的情況。但現在我們有一套非常好的醫療體系，中國現在也有了很多知名的精神病學家。他們都是老先生，從德國和美國留學回來的。」
「你們一般怎麼治療病人呢？」
「我們用藥呀，給他們吃藥，還跟他們交談。發生暴力的情況不多，但我們有很多憂鬱症患者。我們百分之七十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那些工廠裡的醫生會把病人轉送過來，給我們治療。」
我問他有沒有遇到過妄想症患者。
「不是很多，這在中國不常見，我在診所只聽說過三個這樣的病例。」
「美國的幻想症患者老覺得自己是喬治·華盛頓，而其他地方的患者則總是自稱希特勒或者拿破崙。要是中國人得了這種病，會說自己是哪個偉人呢？」
「皇帝、毛主席，或者玉皇大帝。」
在我同秦醫生說話的時候，一位先生走過來問我：「你說德語嗎？」
「jawohl。」我答道，為了讓他高興，我還跟他胡扯了一會兒。他德語講得很好，他說自己1930年代曾在德國駐上海領事館當過信差，德語就是那時候學的。
此時有一小群人把我們圍住了。「說英語！」有個人要求道，而另一個很困惑的中國人則問道：「你們在說什麼語啊——是法語嗎？」沒過多久，那裡就聚集了二十來人聽這位老先生說德語。
「如果你們想留在這，就必須說英語。」有個一本正經的中國男人說道，還抓著老先生不放手。
為了息事寧人，我開始用英語問這位先生叫什麼名字。他說他姓曾，讓我猜猜他的年紀。我說：「大概七十歲吧。」
「我是1906年出生的，」曾先生說道，「我記得我老爹講，當時‘皇上還在位’。他還給我講那個老太婆的故事，就是她在背後控制皇上，」——他說的是慈禧太后——「那真是個老妖婆呀。」
「曾先生，您怎麼看起來這麼年輕？」
「很簡單的呀。我老爹告訴我‘不要抽鴉片’，所以我從來沒抽過。那時候每個人都抽的呀，然後他們就病懨懨的。但我卻很壯實，心肺特別好。」他用胸腔吸了口氣，然後呼了出來，「還有一個蠻不錯的理由，如果我抽鴉片，我老爹會把我的腰打斷的。」
我說道：「您老幾乎經歷了整個二十世紀，那您覺得什麼時候最好？」
「剛解放的時候。那時候老好的啦，每個人都蠻開心的，世界終於和平了。」
「就是這個原因嗎，僅僅是因為和平？」
「不光是這個。我有兩個女兒，解放前大家都覺得女孩子沒用，人人都想要兒子。但是解放以後我就不用擔心了，兩個女兒也不用再因為這個難為情了。我給你講講我太太吧。」
「講吧。」我回答道。曾先生說起話來像個老頑童，身旁的這群中國聽眾個個都探身向前，想聽聽他究竟在講些什麼。
「在我一歲左右，父母就給我定了娃娃親，是同村的一個小姑娘。二十三歲時，我終於跟她結婚了。對於一個男人來說，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太太，最會做好吃的了。她會做麵條，會做魚丸，最會做的是餃子。我現在還記得那些餃子的味道，真香呀。」他舔了舔嘴唇，圍觀的中國人都大笑起來。他注意到自己已經成為人們目光的焦點，但並沒有失去鎮定：「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要不要看看她的照片？」
我表示想看看，然後曾先生就把手伸進他隨身的塑膠袋裡摸來摸去——那裡面有一瓶中國米酒和一堆餅乾、一把梳子、一些藥丸、一根發黑的香蕉和一份髒兮兮的報紙。他找照片的時候，那群圍觀者都把頭伸了過來。
當曾先生掏出照片，人群中傳來一陣猛烈的倒吸氣聲和嫌惡的噓嘆聲。他揮舞著手中的照片，上面是一具躺在棺材裡的女屍，蒼白的小腦袋從緞袍的花邊領口上露出來。此外還有一些枯萎的花朵、一個香爐，以及一張印有死者枯槁面容的遺像。
「她是個好妻子。」曾先生驕傲地說，然後他對著照片笑笑。當他四處展示照片時，那些中國人扮著鬼臉紛紛離開了。
關於生男生女是否一樣的問題，我在上海遇到的其他人也有所爭論，而且很明顯中國是一個由男性主導的社會。中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超生的人會受到處罰，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還是傾向於要男孩。你總能聽見有人竊竊私語，說有許多剛出生的女嬰就像沒人要的小貓那樣被丟棄。更有可能的是，人們在嬰兒出生前就查出了性別，從而導致墮胎率上升——我沒能成功獲得關於墮胎的統計資料，但這些數字是相當龐大的。任何一個婦女隨時隨地都可以墮胎，這被視作一種對於國家的責任。我敢打賭，被打掉的胎兒中，女性數量肯定多於男性。我把這樣的看法告訴了一些在上海遇到的中國人，他們也承認非常有可能。
***
桑曄是《北京人》的合著者之一，在北京的時候他就跟我說，到了上海一定要去郊外的閔行工業區看看，那裡離市區大概有十五英里。
「作為一個旅行者，你會有新發現的，」他說道，「在閔行，鄉下來的農民已經變成了工廠的工人。他們過去住棚屋，現在都住高層公寓了。問題是他們的習慣還沒變，不習慣用抽水馬桶，還在房間裡養雞養鴨。」
他的描述讓我想起了多帕奇居民樓裡的景象：廁所臭氣熏天，樓道里滿是牲畜，乾草叉立在牆邊，一群豬慢悠悠地上上下下。
「他們還保留著鄉下人的一些其他習慣，」他說道，「每到晚飯的時候，住在村子裡的人都喜歡到處轉轉，看看親戚們都吃些什麼。在公寓樓裡這樣做就很不方便。人們進電梯以後要一層一層地停下去拜訪他們的親戚，為此電梯工每天都覺得很困擾。」
最後他說：「閔行雖然亂糟糟的，但是很有意思，還沒有遊客去過那。」
就算只為了這一個理由，我也要去看看：我彷彿已經看到了那些豬群和雞群，還有難以描述的廁所。於是我找了一天去閔行，但見到的一棟棟樓房卻讓我感到失望。那裡沒有一棟六層以上的樓房，而中國有法律規定，只有六層以上的樓房才必須安裝電梯，這樣的規定簡直沒有道理。閔行就是一個沒什麼特色的大型鄉鎮，大概有三萬人居住，有一家發電廠、一些工廠和商店，還有一個小型市場。可是去哪裡找那些豬和鴨子呢？
我徘徊在樓房後那些普通的道路上，什麼特別的也沒看見。有人騎車，也有人走路；有上下班的工人，也有進出學校的學生；有買東西的人，也有在樓梯上氣喘吁吁的老人；當然肯定還有人在想：這個老外在看什麼呢？
我遇到的一個男人說，這裡正在建一家合營玩具廠，主要生產「火柴盒汽車」。可是，我覺得這並不是很有趣。他說還要建一家化妝品工廠，百事可樂也在考慮來這裡開一家瓶裝工廠，我試著控制自己不要打哈欠。
我說：「聽說這裡的公寓有點與眾不同。」
他似乎不大明白我的話，但他說，如果我想看的話，可以去他家看看。
中國人歷來都是如此好客。旅途中我很早就發現，他們總是那麼友好，沒有半點戒心。偏遠地方的人則更是如此：他們渴望與人交談，為自己的家人感到驕傲，好奇我如何看待中國發生的變化，並且非常坦誠直率。他們甚至完全不知道我是誰。
「請進。」他對我說道。
這是個兩居室，屋裡瀰漫著蔬菜的氣味。除了臥室，還有一個大客廳、一個洗手間和一間廚房。五個大人帶著兩個孩子住在這裡。這些人都來自我前不久坐火車剛經過的無錫，到1959年閔行建區時才遷過來。
他們就在當地工作——兩男三女都有自己的工作。每個房間都放著兩張床、幾個五斗櫃、幾張椅子、一張桌子和一臺電視。房間很整潔，窗臺上還擺著一些盆栽，但是一本書也沒有。
見到我評論電視，他們就把它開啟了，此時在放一部牛仔電影——格里高利·派克和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主演的，有中文配音。我們看了一會兒電影，他們給我泡了茶，然後我們聊了聊閔行。
「有人跟我說現在閔行還有人養雞養鴨。」
「沒有了，我們現在不養雞，也不養鴨。」
其中一位女士對我說：「那你們在美國還騎馬呢。」
「只是騎著玩兒的。」我答道。他們不是很相信我。他們覺得美國到處都是牛仔，而我則暗自以為他們在閔行還養豬養鴨。
「所以你不會‘馬上走’咯。」
他們在跟我玩笑，中文裡的「馬上」，是「快點」或者「著急」的意思。
「我現在得馬上走了。」我答道。
就這樣，我離開了閔行。這個地方有些無趣，但卻相當體面——是桑曄錯了。可是，為什麼人們會覺得骯髒不堪比整潔有序更有意思呢？
***
有天我在上海認識了一個姓王的人，他很時髦，看上去挺年輕的。後來我才知道我們是同一年出生的——都屬蛇（但小王用的詞是「小龍」，這是中國人對蛇的別稱）。他非常友好，肚子裡裝滿了故事，所以我老去找他，通常是一起在錦江飯店吃午飯。他有著敏感的靈魂，但又有諷刺挖苦的本事。他說他去過美國，覺得沒有比走在舊金山的街道上更開心的事了——他暗示自己很渴望移民美國，但並沒有對此喋喋不休，也沒有向我請求幫助。即便是在上海這樣的地方，他的穿著打扮也是與眾不同的：淡黃色法式夾克配淺藍休閒褲，手上有一塊金錶，脖子上繞著一圈鏈子，還戴著一副昂貴的太陽鏡。
「我喜歡鮮豔的衣服。」他說道。
「‘文革’的時候你能這麼穿嗎？」
他笑了笑，說：「當時真是一團糟！」
「你有沒有被批鬥？」
「我被抓起來了，我就是那個時候開始抽菸的。我發現，抽菸能為你爭取思考的時間。他們把我關進一個房間。可是隻要我點著一根菸，一口接一口地抽，我就有時間想想應該怎麼回應他們。」
「後來你怎麼說的？」
「說了不正確的話！然後他們叫我寫文章，自我批評！」
「講講那些文章吧。」
「他們給我定好了題目。比如《我為什麼喜歡查爾斯·狄更斯》《我為什麼喜歡莎士比亞》。」
「我覺得，他們是想讓你寫為什麼不喜歡他們。」
「他們才不相信，」他說道，「他們把我劃成了反動派。所以，我得寫我為什麼喜歡他們。這太可怕了，每天從單位回來，晚上還要寫六頁紙，然後他們還要說，‘你寫的是狗屎，再去寫六頁’。」
「你那時候做什麼工作？」
「給文宣隊拉小提琴，拉來拉去都是一樣的，什麼《東方紅》《毛澤東思想萬歲》，還有《大海航行靠舵手》，都是這種，而且下雨了還要拉。我說：‘不能拉，小提琴會散架的。’他們不知道小提琴是用膠粘成的。於是我就在雨中拉啊拉，然後它就散架了。但是他們又給了我一架，‘除四害’的時候命令我去樹底下拉，為的是趕走停在樹上的麻雀。」
除了麻雀，其他「三害」指的是蚊子、蒼蠅和老鼠。
「真荒唐。」我說道。
「我們還在淮海路上刷油漆，這更荒唐。」小王說道。
「你們是怎麼刷一條街的？」我問道——淮海路是上海的主幹道之一。
「出於對毛主席的尊敬，我們都刷成了紅色，」小王說道，「是不是很荒唐？」
「最後刷了多少？」
「三英里半，」他回答道，此時他想起一些別的事情，笑了起來，「可是，還有更荒唐的事。去單位上班的時候，我們經常要給大門口的毛主席肖像請安。我們手裡拿著紅寶書，大聲念著‘毛主席萬歲’，向他敬禮。回到家也要做同樣的事情。人們還會做一些東西來表達對毛主席的敬意，比如織個毛主席徽章，或者繡個五角星，他們把這些東西放在單位的特別紀念室裡——那個房間也被漆成了紅色。那都是為毛主席做的。如果他們想證明自己非常忠誠，還會佩戴毛主席像章，連別針都要別進肉裡。」
「紅衛兵們一定忘不了這個吧。」我說道。
「不光是紅衛兵——雖然每個人都譴責紅衛兵，但每個人又都是他們中間的一分子。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現在這麼尷尬，因為他們意識到，為了崇拜毛主席，自己也做過像所有其他人一樣荒唐的事。我知道有個銀行家被派去抓蒼蠅，他必須把蒼蠅打死，然後把那些小屍體裝在一個火柴盒裡。每天下午都有人過來數那些死蒼蠅，他們會說：‘才117只，還不夠好，明天必須有125只。’然後第二天他們的要求又會提高，你明白吧？政府那時候說，要打仗了。‘敵人就要來了——要做好準備。’」
「哪個敵人？」
「帝國主義——蘇聯、印度、美國，是誰都沒關係，他們要來打我們，」小王說著轉了轉他的眼珠，「所以為了備戰，我們不得不造磚頭。每人每月要造90塊磚，可是我父母年紀大了，我得幫他們做。我從單位回來以後，要先寫《我為什麼喜歡西方音樂》這樣的文章，然後再造磚頭，每個月得交出270塊磚，而且他們還不停地問我的洞挖得怎樣了。」
「你的洞？」
「就是關於‘深挖洞’的指示，也是為了備戰。如果發生戰爭，每個人都該有一個防空洞用來避難。所以紅衛兵時不時就來敲門，問我們：‘洞挖在哪裡了？’」他說上海到處是防空洞（「為了即將到來的戰爭」），當然它們從來沒有派上過用場。我叫他找一個帶我去看看。在南京西路1157號，我們找到了這個位於地下的拱頂室，它就像一個廢棄的地鐵站，現在變成了一家冰激凌茶座。最吸引我的一點在於，這裡顯然已經成為當地青年男女約會的好地方。放眼望去全是一對對的中國小年輕，一方單手託著另一方的後腦勺在深情地擁吻。諷刺的是，這個由狂熱偏執的紅衛兵於1960年代修建的地方，如今不僅成為了這些孩子約會和親熱的場所，還得了個「同昌咖啡館」的名字，由政府所有和經營。
有一天，我跟小王說起路過蘇聯時的經歷，提到那邊生活資料如何匱乏，導致他們經常對外國人糾纏不休，要買他們的牛仔褲、t恤、運動鞋等。
「在中國從來不會這樣。」我說道。
「是呀，」小王說，「但這讓我想起一件事。大概三年前，我在上海一家飯店裡遇到個蘇聯芭蕾舞演員。我去看過他的演出，跳得太棒了！這個舞蹈演員很帥，我認出他了，他對我笑了笑。然後他指了指我的運動鞋，又指了指他自己。他想要那雙鞋，我知道他是這個意思。那雙鞋很貴，耐克牌的，花了我五十元呢。但我不是那麼在乎錢的，後來我們就站在一起比了比腳的大小，正好合適。我一句俄語都不會說，但我能看出來他真的想要那雙鞋。」
「你賣給他了嗎？」
「我送給他了，」小王說，因為這件事情的瑣碎，他皺起了眉頭，「我很同情他，他只是想要一雙鞋而已。在自己的國家連這樣的鞋都買不到，我感到很悲哀。我脫下鞋給了他，然後自己赤腳走去了辦公室！他真的很高興！我心想：回到蘇聯之後，他肯定會經常想起這件事。他會說：‘有次我去中國，遇到一箇中國人，我想要他的鞋子，然後他就送給我了！’」
過了一會兒，他說：「在中國，你想要什麼都能買到。食物、衣服、鞋子、腳踏車、摩托車、電視機、收音機、古董……」
「還可以看時裝表演。」
「電視上幾乎每個禮拜都會放時裝表演，」小王說道，「上海就是以這個著稱的。」
我問他老人們怎樣看待這些發展——就在幾年前，這個國家還在批判外國的腐朽墮落，人人都還穿著鬆垮的藍套裝，可如今高階時尚已經可以在這裡展示。
「老人們喜歡中國現在的生活，」小王說道，「他們真的為此感到很興奮。幾乎沒人不喜歡，以前讓他們覺得太壓抑了。」
幾天以後，我正好有個機會來看看他說的是否屬實。我收到邀請，要去一位剛退休的政府官員家裡做客——中國人一般用來自法語的「幹部」一詞稱呼這些官員。這人名叫寧柏洛（音譯），今年已經六十七歲了。他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是從新四軍隊伍中的一名普通士兵成長起來的。1940年到1949年期間，他在隊伍中負責組織政治活動以及為軍隊籌集糧食和資金，先是參加了抗日戰爭，後來又參加瞭解放戰爭。他記憶中最遙遠的事情之一，就是有次在上海，因為深夜錯過了橫渡黃浦江的小輪，被一個日本兵用棍棒毒打，說他那麼晚了還待在外面。之後不久他便加入了抗日組織，後來又從了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