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經歷難道不會讓你痛恨日本人嗎？」
「不會，」他回答，「我們恨的只是他們的頭頭。」
中國人的譴責永遠只針對高層領導：下屬總是無辜的。「文革」之後，他們正是憑藉這樣的方式克服了深重的罪惡感。這一陣跨越十年的恐怖之風，曾經波及中國的每一個城市與鄉鎮，而它的始作俑者則是被稱為「四人幫」的四個惡魔。對於任何恐怖行為，沒有哪個紅衛兵被要求以個人名義負責——沒人審判他們，而除了一些無關痛癢的叫嚷之外，我也從未聽過任何人揭露他們的醜行。
寧同志（我認為應該這樣叫他）瘦骨嶙峋，有著一張酷似鮑嘉的臉，兩頰刻著長長的皺紋，他說話時舌頭會不時地抵住牙齒，吐字模模糊糊的，這點也和鮑嘉一樣。很容易看出來他是個強硬派，就是那種既嚴厲又刻板的官員，他了解1930年代的窮困，也知道這個國家此前經歷了怎樣的階段才有了現在的繁榮。而且，他還在穿藍色套裝。他簡直是跟我談論發展問題的最佳人選。
儘管他本人有一副苦行僧的外表，但按中國的標準來看，他的公寓卻非常大——有四間寬敞的臥室、一間廚房和一個客廳。按照中國的慣例，每個房間都放了床。寧同志和他的太太、未出嫁的女兒、兒子、兒媳以及兩個孫子都住在這裡。
他太太端給我一碗炒米做的小糖塊：「你會喜歡的，這可是蒙古美食。」
那東西不僅粘牙，咬起來還嘎吱作響，跟美國賣的即食脆麥片一個味道。這種麥片包裝盒背面的廣告一般都這麼寫：「好吃又好玩的甜點，孩子吃完還想要！！！」
我一邊剔著粘在牙上的殘渣，一邊跟他說，要是他參加過新四軍，他肯定聽過或唱過《黃橋燒餅歌》。
「我太太會唱這首歌。」寧同志說。
我告訴他們，我在北京見過這首歌的曲作者章枚，還跟他一起討論了愛國歌曲，歌曲中日本人都被稱作鬼子、淫賊、強盜和惡魔，等等。
「我個人對日本人一點也不反感，」寧同志說，「我也不反對他們來中國做生意。但是日本社會帶有軍國主義色彩，這是我們要非常小心的。除此之外，中國人和日本人有很多共同之處。」
我跟他說自己六年前來過中國，那時候很不一樣，沒什麼貧富差距，好像大家都一樣窮。我問他：「有些人現在越來越富裕，甚至有一小部分人特別有錢，你會不會為此感到不安？」
「你聽說過瓜子大王嗎？」
小王給我講過瓜子大王的故事。有個農民過去一貧如洗，他知道中國人喜歡嗑西瓜子，於是就開始做些小買賣，後來生意越做越大。他僱了人，買了地，賺了好幾百萬；再後來他被指責剝削工人，政府向他徵很重的稅，最近他放棄了所有財產，又回去過農民的生活了。這個故事被當作道德寓言寫成了劇本，並且在政府的支援下搬上了舞臺，戲的名字叫《傻瓜的長征》。
「他就是個傻瓜，」寧同志說，「但富裕是沒有問題的呀，我們的目標就是帶領大家富起來。」
「那麼腐敗的情況呢，有沒有行賄受賄？」我問。中國有個詞叫「走後門」，指的就是幕後交易。
「當然有，當人們過分在乎錢的時候就危險了，」他說著伸出一根瘦削的手指，「人應當控制錢，而不是受錢擺佈。」
我們談論了腐敗問題。正好有個現成的例子可以說：有個中國商人因為受賄和貪汙公款，被上海的一個法院定了罪。他的女共犯被判了長期徒刑，但他卻被執行了死刑。
「他在香港有關係。」寧同志說道，彷彿這件不光彩的事可以解釋一切。
「你覺不覺得因為偷竊就判死刑，有點過重了？」
聽了我的話，寧同志大笑起來。他的牙很黃，手指甲也是，而且很久沒修剪過。「如果金額超過一定數量，情節就嚴重了。不管是誰，貪這麼多都是要判死刑的。」
「所以你覺得不應該廢除死刑？」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寧同志回答，「殺人要償命，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他犯的罪跟殺人一樣重。」
如此跳躍的邏輯，正是中國人的思維特點。現在勞動改造這樣的懲罰方式已經不像從前那麼流行了，我特別想知道寧同志對死刑怎麼看。
我說：「我個人認為應該廢除死刑。」
「為什麼？」他問。
「因為這很野蠻，而且起不到作用。」
「幾個禮拜以前恐怖分子在柏林炸舞廳的事情，你們會怎麼處理？」
「如果你是想問會不會判死刑，那麼是不會的，」我回答，「不管怎樣，難道你們不區分政治暴力和刑事暴力嗎？我們來設想一下，這些人，管他們是誰，假如是巴勒斯坦人。那就是一支解放軍，不是嗎？」
「我們會認為他們在柏林搞恐怖主義活動，」寧同志說道，「那是犯罪，但武裝鬥爭，」他用了這個用來專指人民戰爭的詞，「是另外一回事，是合法的。」
我們回到錢的話題，寧同志表示，在這個進步的新經濟中，賺錢效應非常明顯，不大可能出現經濟困難的問題。政府管理勞動力，保護工人，向富人徵稅，在總體上對所有商業行為實施監管。他說物價上漲的問題要嚴重得多，有時候「通貨膨脹率（inflation）」達到了兩位數——他居然用了個英文術語。然而，大家的工資也在不斷上漲。他太太在老家無錫認識一位搞製圖工作的女士，每個月可以賺300元。這算很高的工資了，但其中大部分來自獎金，因為她非常高產。
「所以，寧同志，你是個樂觀主義者。」
「當然！」
「你難道一點危險的趨勢都看不到嗎？」
「是有一些，但我們正在想辦法應對。政府已經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設’的計劃。看看那些標語和宣傳畫，蘇州河附近有一張大字報……」
改革開放以後，各項限制都放鬆了，於是開始出現各種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精神文明建設」計劃正是針對這一現象提出的。它於1985年開始，「五講四美」活動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中國人的口號一說就是一大串。
「五講」的內容都與日常行為有關，包括講禮貌、講文明、講道德、講秩序和講衛生，目的是糾正一些已經滋生的陋習。對於「五講」無法糾正的陋習，可能需要靠宣傳「四美」來改善，具體指的是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和環境美。
向我介紹「精神文明建設」計劃的人是寧同志。我挺喜歡他的，對他印象很深。他了解國際動態，對陌生人也很友好。他之所以對我如此寬容，顯然是出自一種姑妄聽之的心態——內心深處他是擁護毛澤東思想的——但他沒有貪婪或嫉妒之心，一點都不愛慕虛榮。他也沒有盛氣凌人，雖然同我有爭論，但我卻因此而敬重他。
然而，後來我聽見寧太太跟他吵得很厲害，之前她一直在聽我們說話。
她對他說：「如果對現在的政策有什麼批評或疑問，我們自己說說就行了，不要跟老外提這個。」
***
在中國，一直有個難題。如果有什麼地方風景特別好看，人們就會蜂擁而至，然後美景就被人群毀了。如果哪趟火車開得特別快，比如北京到上海的快車，每個人都想去坐，於是車上就很難有座位。中國的餐館也一樣，好館子總是擠滿了人；旅館也是如此，提前預定簡直是無法想象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如果你總相信自己還有一線希望，有時別人還會嘲笑你：中國人會採取極其粗魯的方式把你擠開——他們的手肘可是相當鋒利。
這樣的難題在上海也無法避免。比方說，大家都知道上海有許多人行道，很適合漫步觀光，對行人來說這是件美事。所以人人都跑出來散步，然後街上就擠得水洩不通。
然而，如果你能像中國人一樣努力地往前擠，還是有可能靠兩條腿走遍上海的。人類生來害怕肢體接觸，但中國人早把這種恐懼克服了。人群雖然會減緩你前行的腳步，但我覺得怎樣都好過擠上海的公交車。
我聽從寧同志的建議走去了蘇州河，看到了「精神文明建設」的大字報（旁邊就是關於「四美」的宣傳內容）。然後我又走遠了點，去了碼頭，那個地方亂糟糟、滑溜溜的，所有人都忙個不停，有很多貨棧和儲藏室，中國人管這些叫倉庫；此外還有一些小型室內工廠，裡面有鐵匠、鎖匠、裝配工和繞繩工在勞動。接著我來到了上海海員俱樂部，這是一棟莊嚴的建築：柚木地板、裝飾檯燈、凹槽飛簷，還有一個可供使用的檯球廳。這棟古老而雄偉的大樓，雖然牆面已經被菸灰燻黑，卻仍然散發著憂鬱而雋永的魅力。
大樓內部陳列著一些紀念品和船員的日常用具，比如手套、麻繩、太陽鏡和拖鞋等，牆上還貼著政治標語以及關於中國士兵在越南作戰的宣傳材料，我把這些說明文字都記了下來。一張照片上，五名戰士正斜視著幾叢灌木，照片下方寫著「‘英勇的六連’將士在老山保衛戰中取得勝利」。
我喝了點啤酒，然後繼續往前走，邊走邊想：就是那些人讓我們在越南問題上難堪的吧？
我繼續走著，穿過外灘的一座金屬大橋，它就位於曾經的百老匯大廈跟前，橫跨通向黃浦公園的那段蘇州河。外灘至今還矗立著許多1920年代的老建築，在我的想象中，世界上某些城市要想興旺發達，就只能大規模地模仿過去的風格——或者說只能迎合人們對它的預期（就好像一個人長得高，就必須去打籃球一樣），上海就是這樣的城市。
公園門口牌子上記載了它的一段歷史：
這座公園曾經由公共租界的警察看守，當時不允許中國人進入。令人感到痛上加辱的是，帝國主義者於1885年在公園門口掛了一塊告示牌，上面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和反感，最後終於迫使帝國主義者撤走了牌子。
還有一處介紹可以說明公園的受歡迎程度：
每年入園總人次超過500萬，節假日的遊客密度可達3人每平方米。
這樣利用人流量來做宣傳，在中國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西方人在擁擠的地方會感到壓抑，但中國人卻是哪裡人多就去哪，只有最值得去的景點才會吸引幾百萬人。
然而，這可吸引不到我。我繼續往前走，在離外灘較遠的一棟建築裡歇了歇腳。樓內很涼爽，牆上嵌有彩色玻璃窗——玻璃上的人物很像伯恩—瓊斯作品中的少女，她們旁邊分別注有「真理」「智慧」和「謹慎」的字樣，這讓它看上去不像是一所教堂，而像是一家銀行或者會計公司。門廳上方是一個圓形拱頂，下面立著幾根黑瑪瑙石柱，地板是黑色大理石鋪成的。
我沿著那條街走了很長一段路才來到上海市外辦，此前我已同宣傳處主任王厚康先生和他的助理鍾小姐約好在此見面。
「這所房子很漂亮。」我在庭院中說道。
「這裡以前是一個資本家的住所。」
後來他告訴我他們已經與20個國家合資開辦了164家企業。我表示很驚訝，但並沒有多問，因為我聰明的大腦已經猜到其中大部分肯定都還處在討論階段；如果我問王先生有多少企業已經開花結果的話，肯定會讓他尷尬的——已經投入運營的合資企業其實很少。
由於一整天都在人群中鑽來鑽去，我問道：「你覺得中國人以後會有私家車嗎？」
「極少數人會有的，但不是為了圖享受，而是為了做生意。我們想要做的，是生產汽車，然後賣到國外去。出口市場才是我們的興趣所在。」
我問他，自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以來，有哪些變化讓他感到震驚。「雜誌更加豐富多彩了——更開放、更生動好看了，可以這樣說。還有就是文字作品。」
「關於政治的嗎？」
「不是，是兩性方面。以前人們從來不寫關於性的東西，但現在他們會寫。」
鍾小姐說道：「有時候這讓人很尷尬。」
「人們現在敢於用故事來表達自我了，」王先生說，「以前他們不會這樣。現在人們還能參與自由討論，不會因為說了某些話就被貼上‘右派’‘反革命’或‘資本家’的標籤。」
「所以再也沒有人叫別人‘紙老虎’啦？」
「‘紙老虎’還是有的，它更像是一個哲學概念。」王先生答道。
之後我們又聊到了錢的話題。他說：「現在完全不一樣了。拿我來說，1954年的時候每個月賺92塊錢，1979年以前就沒漲過工資。」
「但是那些年你工資沒變，物價卻上漲了？」
他笑了，可是我的話並沒有什麼好笑的。中國人的笑有很多種，而他的笑是在告訴我：你問得太多了。
還是聊聊服裝吧，這個話題不會引起爭議。
王先生說：「解放後人們很喜歡穿樸素的衣服。他們把藍軍裝和藍帽子當作革命的象徵，穿上身就覺得自己像革命者。那種衣服既結實又便宜，給人很簡樸的感覺，讓大家看起來都是平等的。」
「為什麼他們現在不穿了呢？」
「不久以後，有些人開始想穿更鮮豔的衣服。可是他們又害怕，因為那時候流行一種說法，如果穿鮮豔的衣服，就會被劃入資產階級。」他又笑了，這一次他彷彿是在說：這說法，連我自己都不信。他接著說道：「他們還記得那些帶著剪刀出門的紅衛兵，要是你的袖口太寬或太窄，他們就給你剪掉。要是你頭髮留得太長，他們就給你剪短。」
「你覺得這樣的事還會再發生嗎？」
然後我眼前就浮現出一堆紅衛兵，他們手裡拿著長剪子，臉上露出猙獰的笑容，沿著南京路一路往前，邊走邊尋覓哪裡有肥大的衣袖或者飄逸的長髮。他們揮起長剪子，開始不停地剪，剪，剪！我意識到，一個狂熱的青少年，手裡要是握著一把剪子，簡直比端著步槍計程車兵還可怕。
王先生說：「我覺得肯定不會了。」
「你好像很確定。」我說道。
「是的，因為‘十年動亂’」——他用了現在這個比較委婉的說法——「走得太極端了，它的規模是如此之大，影響是如此惡劣。如果只是件小事，那麼還有可能捲土重來。可是它影響到了每一個人，我們全都記得。我可以跟你說，沒人希望它再來一次。」
***
在一個人能說出的所有話之中，「我不知道」恐怕是最聰明的一句，但在中國誰也不會經常這樣說，老外尤其如此。然而，這事在上海有個例外，那便是美國總領事斯坦·布魯克斯。這個人目光沉著冷靜，不習慣做預測，也不喜歡泛泛而談。他的家鄉在懷俄明州，從1970年代起就斷斷續續地來中國工作，當時巨人毛澤東仍然威震四方，還在左右著所有決定，因此布魯克斯的同事們大都變得唯唯諾諾的。
「我叫他們‘凡是黨’，」布魯克斯先生說道，這個詞來源於中國人常掛在嘴邊的「凡是」二字，「他們認為凡是毛主席說過的話都是正確的。一些政治局委員已經為加入‘凡是黨’付出了代價。」
我告訴他，中國的變化讓我感到驚訝——不僅是服裝和交通這些表面上的變化，還有更實質性的，比如他們怎樣談論政治、金錢和未來，以及採取什麼樣的方式旅行。五年前他們才有了旅行的自由，而現在哪裡都能見到他們——實際上，很多人希望去國外旅遊，然後再也不回來。
「有些人的簽證會讓我們覺得很難辦，」布魯克斯先生說，「他們去美國學習，後來在那邊找到工作就留了下來。」
「你肯定已經猜到了中國會有所變化，」我說，「但你想過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嗎？」
「從來沒想過，」他回答說，「我不知道。看得出來一個新的階段已經開啟，我們從沒想過會這樣。」
「難到沒有政治學家做過這樣的設想或預判嗎？」
「我認識的人裡面是沒有的。如果他們算得上政治學家的話，顯然他們沒有預見現在的情況。每個人都為現在感到驚訝。」
他還認為，既然沒人料到現在的狀況，那麼也不可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這樣的看法也非常合乎情理。
「我們現在見到的中國正處於一段不穩定的時期，」他說，「沒人可以拍著胸脯說出以後會發生什麼。我們只能密切關注，祝他們一切都順利。」
然而，我在領事館跟大家共進晚餐的時候——餐桌上共有十二人——中國學生留美不歸的問題又冒了出來。
「不好意思。」一位瘦削的老先生邊說邊清了清嗓子。這人是潘教授，以前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工作。
聽到他這樣說，大家立刻安靜下來。隨後他突然放低了聲音，每個人的耳朵都豎了起來。「我的幾個孩子都見過我被紅衛兵羞辱，」他用一種溫和而理性的口氣說道，「他們選擇留在明尼蘇達州，你能怪他們嗎？」
然後他就變成了桌上唯一在吃的人，我們全都目瞪口呆地看著他。他叉起了幾根芥蘭，全然不覺自己已經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還一直和左邊那位女士說個不停。
「我在監獄裡關了六年，從1966年到1972年，」說完他笑了笑，「但我跟朋友們講，實際上沒有六年那麼久，只有三年——因為每天晚上天黑以後我就睡著了，我夢見自己的童年，夢見我的朋友們，夢見夏天，夢見家人，夢見鳥語花香，夢見我讀過的書，還有以前所有快樂的事。只有醒來的時候，我才會回到監獄。我就是這樣堅持過來的。」
他低下頭吃自己叉子上的食物，大家又是一陣沉默。
潘教授曾就讀於劍橋大學王后學院，1930到1939年期間在英國居住。他的口吻中帶著一點靦腆，但這卻更加彰顯出他的睿智，每當他要說什麼驚人之語，總會先輕聲笑一下。他看起來大概七十五歲，我感覺雖然監獄生活使他蒼老，卻也在某種程度上讓他變得更加堅強。應該說，在中國看到以前的政治犯時，我經常會有這種感覺。他們經歷過孤獨困苦甚至辱罵虐待，但似乎從未因此而變得脆弱。相反，他們變得更加堅強，他們對關押者表示不屑，他們不僅信念堅定，而且對此直言不諱。
潘教授在這方面是個典型，但他給人的印象卻不會因此而減弱。他輕聲笑了笑，說：「美國人沒理由懼怕中國人，一點理由都沒有。在這世上，中國人只對兩樣東西感興趣——權力和金錢。美國是最有權也是最有錢的國家，所以中國人永遠都需要跟美國搞好關係。」
他言辭中顯然帶著深深的嘲諷，那是一種淒涼的絕望。接著，他又咯咯地笑了起來，他把毛澤東稱作「老人家」，還重複了一些布魯克斯先生對我講過的話。
「我們在監獄裡必須讀《毛主席語錄》，」潘教授說，他露出了親切的笑容，「有時候他們還讓我們背誦，你要是說錯一個字，衛兵們就會很生氣，你就得從頭來過。除了這個，我們什麼也沒幹。我們整天坐在石頭地面上，像牲口一樣。我渴望上床睡覺，在夢裡回到過去。」
有人問：「教授，您犯了什麼錯？」
「我嗎？噢，我錯在不該聽收音機，聽美國和英國的廣播。」
晚飯過後我送他回家，他住得不是很遠，這真是個愉快的夏夜。
「你剛才講的那些屈辱的往事……」
我不是很清楚該如何開啟對話，但他知道我在問什麼。他說：「1966年9月的一天夜裡，我家來了40個紅衛兵。40個人，男的女的都有，他們進屋——是衝進來的，對我進行審判，可以這麼說。他們開了場‘批鬥會’來批鬥我——你知道批鬥吧？所有人都在我家不走，一待就是40天，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訓斥我，質問我，最後給我定的罪名是‘資產階級反革命’。那是犯法的，然後我就進了監獄。」
「後來是怎麼判的呢——我的意思是，判了多久？」
「多久都可以。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出來，這是最糟糕的。」
「40個紅衛兵，太嚇人了。他們還在你家待了六週多！他們當中有你認識的人嗎？」
「有啊，其中一些是我的學生，」他又那樣子笑了笑，繼續說道，「進門之前還在那的，但是他們進去以後卻不見了。」
***
在街頭行走時我常路過上海雜技場，那是一棟離市中心不遠的圓頂建築。我感到很好奇，於是進去看了場表演。而在表演過後，我想了解的東西更多了，因為我不僅看到了翻筋斗、小丑表演和柔術，還看到有人用嘴叼著一根筷子穩穩地撐起了一整套十二件的餐具。
劉茂友先生在上海文化局負責管理雜技演員。他起初是上海圖書館的一名助理，但當時，借書對任何人來說幾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圖書館即便在情況最好的時候也沒幾個人。圖書管理員能做的，也僅僅是看管書架而已。因此他抓住一次調崗的機會進入文化局，並於1980年陪同上海雜技團首次訪問美國。
「我們把雜技當作一種劇場表演，因為它也有藝術和戲劇的成分，」劉先生說，「它包括三種：雜耍、魔術和馬戲。」
我問他，雜技在中國是怎麼興起的。
「解放以前，所有演雜技的人都是以家庭為單位活動的。他們走街串巷，靠賣藝為生，街頭或者任何空曠的地方都可以成為他們的表演場所。但我們想把他們集中起來，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培訓。當然，中國幾千年前就有雜耍藝人了。到了唐朝，雜技的發展達到巔峰，藝人可以自由表演。」看到劉先生說得如此激動，我接著問他對唐朝怎麼看。
「那是中國最好的時期，」他說道，「所有的藝術在唐朝都得到了蓬勃發展。」
關於上海文化局的事，我知道這麼多已經夠了，但他還在說個不停。
「解放以前，他們演雜技只是單純地做動作，沒把它當藝術，」他說道，「可是除了調動身體之外，他們還得用心去表演。這就是我們開辦培訓中心的原因。我們不希望演員腦子裡空空的，所以晨練後他們還要學習數學、歷史、語言和文學等。」
他說1986年招人時有三千人報名，他們從中挑選了三十個。那些人都很年輕，最小的十歲，最大的也不過十四歲。劉先生說文化局看重的不是技巧，而是潛力。
「我們還有馬戲表演，」他說，「而且還有個動物訓練學校。」
這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因為我憎惡與動物表演有關的一切。我從沒見過哪個馴獅者是不該被獅子攻擊的。要是看到一條小雜種狗穿著裙子，戴著花邊帽，縱身飛躍鐵圈，我會咬牙切齒，恨不得折磨它的人（就是那個渾身金光閃閃的傢伙）得狂犬病。
「劉先生，給我講講你們的動物訓練吧。」
「解放前我們只訓練猴子，現在貓也可以表演了……」
「家貓嗎？小貓咪？」
「是的，它們可以耍把戲。」
我遇到的有些中國人認為，貓貓狗狗之類的動物是感覺不到疼痛的。它們生來就應當為人所用——受訓，做苦力，被殺掉和吃掉。
「豬和雞也可以。」劉先生補充道。
「小雞也會表演？」
「不是小雞，是大公雞。」
「大公雞會做什麼？」
「它們會單腿站立——也可以說是單手站立。還有一些別的動作也挺有趣的。」
天知道他們用了什麼方法讓呆頭呆腦的大公雞來幹這些滑稽的事，但我有一種感覺，那些雞肯定被綁起來不停地受到摧殘，直到掌握動作要領。
「那麼豬呢？」我問。
「豬並不是經常參加表演，但它們能立起來，用兩條腿走路……」
他的話讓我意識到一直以來是什麼在困擾著自己。他口中的一切都讓我想起《動物農場》，而一想到這實際上是一本寓言小說，我只會覺得劉先生描繪的畫面更加可惡。書裡寫到的農場即將遭到壓迫的情景彷彿生動地出現在我面前。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造成了大家的恐慌和混亂：一頭豬正站著用兩條後腿走路。奧威爾繼續寫道：
不錯，是一頭豬，那是尖嗓。他走得很笨拙，好像還不怎麼習慣用這樣的姿勢支撐自己笨重的身軀。但是他已經學會了完全保持身體平衡……過了一會兒，從農場住宅的房門裡走出來一長隊豬，個個都用後腿走路……
我還沉浸在思考之中，此時劉先生繼續道：「我們還有獅子和老虎，還有中國唯一一隻會表演的熊貓。」
他說團裡的動物和演員們經常參加巡迴演出，有時甚至要遠赴美國，很多演員都在美國工作過。1985年，他們與美方達成合作協議，同意派遣中國雜技演員加入玲玲馬戲團，一次性服務一到兩年。第一年他們派了15人過去，而1986年以外派形式在美國工作的中國雜技演員則有20人。
我問劉先生，當時財務上是怎麼安排的。
「我不是很清楚，」他說，「但是玲玲兄弟會給我們錢，然後我們給演員發工資。」
「玲玲兄弟給你們多少錢？」
「每人每週200到600美元不等，具體要看演出情況。」
「那你們發給演員多少呢？」
「大概100元。」
只有20英鎊左右。
我想知道，人們這種甘願被當作出口商品的心態能維持多久。對於一些人來說這不會太久：就在我與劉先生談話的那一週，他們的一個舞獅演員在紐約消失了，過了好幾個月也沒人找到他。
***
在上海的最後一天，我試著搞清楚自己到底為什麼討厭大城市。不僅僅是因為噪音、灰塵和不停的奔走——我實在受不了路上擁擠的交通和氣急敗壞的人群，以及人們被推來搡去的感覺——也因為有太多人來來往往，在這些地方工作甚至死去，而就在他們故去的地方，如今又會有另一些人在生活，想到這裡，我不禁毛骨悚然。雖然在我的印象中荒野總是同無知聯絡在一起，但置身於這樣的城市，我卻無法不覺得自己身邊有鬼魂出沒。
在中國的城市，我的這種感覺非常強烈。我不停地想，這個地方也許發生過什麼可怕的事吧，然後就嚇得肩膀直哆嗦。中國官方禁止討論鬼神這樣荒唐的事，所以中國人拒絕談論這個話題，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我的恐懼之感才愈發強烈。同樣地，中國允許人民信教，但前提是不得公開談論它。然而，中國共產黨員不能信仰宗教，這是黨的一項基本原則。
我在復旦大學聽說了一些可怕的故事。乍看之下，那裡根本不像學習的地方。從外望去，只覺得它像一座中國工廠：同樣是低矮的樹籬和鋒利的柵欄，同樣是黃色的圍牆和有人看守的大門，同樣是落滿灰塵、尚未完工的建築一棟連著一棟，還有工房一般的教師宿舍以及附近的小平房——裁縫店、洗衣房、菜攤、肉鋪、麵館和腳踏車修理行。它有著典型中國工廠區的隨意外觀，似乎是誰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既沒有明確的佈局規劃，也沒有充足的經費，建設時則能省一毛是一毛。
然而這個印象是有一點誤導性的，因為樹籬和圍牆之內其實綠樹成蔭，一切都井然有序，甚至可以說是小憩或沉思的好地方。
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是一位傑出的女性，但是她性格有些靦腆，1949年從史密斯學院畢業後，她又在麻省理工獲得了博士學位。「文化大革命」期間，她的聰明才智、教育背景以及在物理學領域的原創研究非但沒能幫到她，反倒成為使得她被人詬病的歷史汙點。她離開上海，到一家工廠去勞動，白天組裝收音機，晚上學習毛澤東思想。不僅如此，他們還將毛澤東思想譜成歌曲，要謝博士唱。難怪如今在她寓所的牆上，掛著一幅引人注目的書法，上面的「勁松」二字彷彿某種理想主義者的格言，勉勵人們像松樹一樣，即使面對狂風也要屹立不倒（「勁」字充分地展現了激烈對抗的場面）。這幅字出自國務院前副總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方毅之筆，此人以思想特立獨行而著稱。
儘管上海擠得快要爆炸了，但它卻是一個真正的城市。雖然我覺得這裡鬧鬼，但這卻只能讓它更具城市氣息。港口的船舶、驕傲的市民、海上的空氣、林立的高校，這些都讓我想起波士頓。我原本打算在此留待幾日，但有一天我碰到了維特里剋夫婦和韋斯特貝特爾夫婦。他們前一天才到上海，隔日就要離開。
「我們要去廣州啦，」裡克說，「跟我們一起走怎麼樣？要坐36小時的火車，沿途的風景肯定美到不行，聽說廣州特別棒。」
我心想這是搞什麼鬼，但還是答應了他們。
弗拉芒（flemish，又譯作弗蘭德斯），在歷史上泛指古代尼德蘭南部地區，大致包括今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和荷蘭的部分地區。弗拉芒畫派出現於15世紀早期至17世紀，題材多為宗教故事或當地農民生活場景，代表畫家有揚·範·艾克（janvaneyck）、傑羅姆·博世（jérômebosch）、彼得·勃魯蓋爾（pieterbruegel）和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paulrubens）等。
潘翎（lynnpan，1945—），華裔女作家、海外華人研究專家。出生在上海，童年時隨家人移居海外，先後就讀於倫敦大學和劍橋大學，曾居住在馬來西亞、英國、日內瓦、赫爾辛基、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現居上海。代表作有《炎黃子孫：海外華人的故事》（citesonsoftheyellowemperor:thestoryoftheoverseaschinese/cite）、《海外華人百科全書》（citetheencyclopediaofthechineseoverseas/cite）等。
託利黨（tory）是活躍於17世紀至19世紀的英國政黨，是保守黨的前身，現今保守黨有時仍被稱作託利黨。
蘭博（rambo）是史泰龍電影《第一滴血》（citefirstblood/cite）中的主角，該片曾在1980年代風靡一時。
上沃爾特（uppervolta），一個位於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緣的內陸國家，1984年時改名為布吉納法索（burkinafaso），首都是瓦加杜古（ouagadougou）。
德語，意為「是的，當然」。
多帕奇（dogpatch），美國舊金山一個衰敗的老工業區，1970年代開始被逐漸改造成為現代社群。
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peck，1916—2003），美國著名演員，曾於1962年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
奧麗維亞·德哈維蘭（oliviadehavilland，1916—2020），英國著名演員，曾於1946年和1949年兩度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亨弗萊·鮑嘉（humphreybogart，1899—1957），美國著名演員，曾於1952年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
編者注：指「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久（1937—），安徽省懷遠縣人，號稱「中國第一商販」。
指位於上海外灘蘇州河匯入黃浦江口附近的外白渡橋，它是中國第一座全鋼結構鉚接的橋樑，也是當今中國唯一留存的不等高桁架結構式橋。
伯恩—瓊斯（edwardburne-jones，1833—1898），英國畫家、圖書插畫家、彩色玻璃和馬賽克設計師。
斯坦·布魯克斯（thomasstanbrooks），1983至1987年期間任美國駐上海總領事。
傅惟慈譯：《動物農場》，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第1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