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列車員總是穿著不合身的制服，帽子歪歪斜斜，腳趾頭還伸出涼鞋一大截，但這都無關緊要，重點是他們當中大部分人向我們展示的，官僚式的暴躁和冷漠。他們和中國普通老百姓相比真是天壤之別，老百姓不穿制服，遇事相當靈活，也許還願意和你做點交易。這樣的人存在於「自由市場」（對新興集市的稱呼）裡，而不在中國鐵路上。

半夜守在大同車站門口的那個女人聲色俱厲，像極了刻耳柏洛斯。往蘭州方向的火車還有三分鐘才出發，但她就已經砰地關上了入口大門，並且還上了掛鎖，留下一堆士兵和許多其他遲到的人，緊靠在柵欄邊，眼睜睜看火車開走。更加無禮的是，她把檢票口上方的燈也關掉了，讓我們所有人陷在一片黑暗當中。開往北京方向的列車如果沒有進站，她是絕不會放我進去的。接著沒過多久，她又砰地關上門，在我上車的時候，留下更多遲到者在一旁望車興嘆。這不僅僅是冷漠無情，官僚體制往往帶有許多虐待狂的意味。

臨近午夜時分，我在臥鋪車廂中找到自己的鋪位，也沒去管身邊都有誰（好像有個女人？），就直接入睡了。第二天清晨五點半，中國官僚又捲土重來，她猛地敲開門，把燈開啟，找我們要毛毯和床單。我轉過身去，試圖回到剛才的夢裡——當時我正在微風中穿越劉易斯灣。這個列車員和麵點師傅一樣戴白帽子，系白圍裙，她用手指戳了戳我的屁股，吼我起床。

「這趟車要七點一刻才到！」

「起來，我要收拾床鋪！」

「我要睡覺！」

我對鋪的一位青年男子告訴我：「他們叫你從床上下來，因為要疊被子。」

「那麼著急做什麼？我們大概還要兩小時才到。我想睡覺。」

列車員抓起了毛毯，我知道她也想用蒙古列車員那樣的伎倆，一把就將鋪蓋從我的身邊抽離。

我並不精通中文，僅僅會一些日常用語，於是我對那個年輕人說：「幫我個忙吧，把我說的話翻譯給她聽。如果他們這樣急於把活兒幹好，就叫他們先去打掃廁所。廁所太噁心了，昨晚我都不敢用。地面不乾淨，窗戶也是髒的，暖瓶裡也沒有熱水。收拾床鋪就那麼重要嗎？」

他搖搖頭，不想翻譯。他知道，而我其實也清楚，如果早點把鋪蓋疊好，那麼一到北京站，他們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就算用額外的時間來疊被單也拿不到加班費。嗖的一聲，她把我的鋪蓋抽走了，只留下穿藍色睡衣的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瑟瑟發抖。

「我不能跟他們說這個，」年輕人說道，「他們不會聽的。」

他的意思是，這會讓他們難堪的，畢竟他們只是在做分內的工作而已。這個年輕人姓彭，正在讀《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想借此來提高英語。對待看書的人，我總是很溫和的，但我跟他說那本書對他的英語不會有什麼幫助。他二十七歲，是大同本地人，已經結婚了。他的妻子是一名秘書，他說她是個單純的女孩兒，正是這一點吸引了他。他說他們現在還沒有孩子：「政策只允許生一個，所以我們想再等等。」

北京的天空漸漸亮了起來。我立刻清楚地看到，這個曾經向四處胡亂擴張、帶著鄉土氣的首都，正在變成一座高樓林立的城市。街上到處是又高又大的起重機，這種重型機械有二十層樓那麼高，形狀就像倒過來寫的「l」字。我數了一下，在到達北京站之前，總共見到了六十架。人們在用它們建造新的公寓、塔臺、酒店和寫字樓。我見到了立交橋和新的隧道，大部分道路看起來都是新修的，有些街道上還比較擁堵。整個城市比以前更大、更吵，而且也更加明亮和繁榮，這讓我感到驚訝，因為我曾目睹過它單薄的歲月。當然，同時我也想起了蘇聯的陰鬱、蒙古的貧乏和波蘭的戾氣，那些自我否定又貪得無厭的人民，那些糧食短缺的窘況，還有那些破破爛爛的汽車。北京正經歷著轉變，彷彿只是有人簡簡單單地發出了一項「建設城市」的命令。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這種全新的氛圍，如此繁榮的景象，出現還不到五年時間。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這不過是眨眼的一瞬，但毫無疑問，這座城市正在崛起。

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一切都是新的：新的計程車，新的建築，乾淨的街道，鮮亮的衣衫，各式各樣的廣告牌。它不像一個供人居住的城市，反倒像是為遊客和商人這樣的來訪者服務的。在建的有九家酒店，還有更多餐館和百貨商場，但沒有劇院和公園。有的新學校專教外語，也提供旅遊方面的課程。較大的新學校中，有一所專門培訓計程車司機。有的影院又重新開放，但沒有配備新的樂隊。北京已不再是那座封建皇城，它開始變成一處旅遊勝地。在這樣一片舊貌換新顏的景象中，最令人忐忑的，便是隨處可見的外國銀行家和會計師。

有人說任何熱衷於蓋新樓的國家，也同樣熱衷於將舊房子推倒，這也許是真的。過去一千多年，北京城四周一直圍繞著精美的高牆，城樓上有雄偉的圓柱和城門，看起來像城堡一樣。1963年，為了騰出地方來蓋一些難看的公寓樓，人們把城牆推倒了。然而，並沒有人因為它的拆除感到悲哀。以前北京居民區的房子大都是四合院，就是那種帶圍牆的傳統中式複合建築，大門呈圓月形，門後是屏風，院內的屋舍錯落有致。可如今這些院落大部分也都不見了，一棟棟高樓拔地而起。小旅館和民宿正在或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巨型酒店，北京現在有三十多家價格昂貴的酒店，假日酒店和喜來登長城飯店不過其中兩家。整個城中只有紫禁城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因為連中國人自己也知道，如果他們把這個也拆掉，那麼誰都沒有來北京的理由了。最近在天安門廣場西南角，離毛澤東紀念堂不遠的地方，新開了一家肯德基餐廳，這實在是有悖於中國人對此地的崇敬之情。

中國的歷史層層交疊，現在總要抹掉過去的某些東西，這點在路邊已經顯露無疑。大字標語不是被刷上了豐田汽車廣告，就是變成了牙刷和手錶廣告牌。新的汽車、電腦海報或商標名稱之下，總能看見殘留的標語：「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這樣的標語太多太顯眼，人們除了重刷之外別無他法，但往往刷過之後，那些大字仍然若隱若現。現在北京的商業廣告牌和海報如此之多，也許正要歸因於那些標語——並不是廣告牌本身有什麼價值，而是它們可以遮住那一個個6英尺（1.8米）見方的漢字。

我問小彭，為什麼要塗掉那些字。

「政治色彩太濃了。」

「那樣很糟糕嗎？」

「不太務實。」

有一首十九世紀的中國打油詩是這樣寫的：

當年口中洋鬼子，今日必稱洋先生；

舊婦別時淚滿襟，新人進門笑開顏；

世事人心皆無常，只道風水輪流轉。

由於事先已有所安排，並且只有指定的酒店才能接待外國人，我住進了燕翔飯店，房費是每晚160元。小彭去了他說的中國旅館，那地方沒有正式名稱，但有門牌號碼，一晚上只要三塊錢。這不是什麼新鮮事。無論是餐館或商店，還是博物館門票和展覽入場券，或者公交車、計程車、飛機和火車，他們奉行的都是雙重標準，對於中國人和老外是分開定價的。一般來說，外國人總要比中國人多付三四倍的錢。但海外華人則屬於另外一類，一個自出生起就生活在波士頓的華裔美國人，就算不會說普通話，也不會被當作是外國人。商務人員和官方訪客又是另一類，可以享受某些特權。

階級分類如此複雜，很難讓人不覺得，遲早還會引發矛盾。小彭說，「也許會吧」，因為100元每月的人均工資還是太低了，獎金又不穩定，新中國正面臨著它成立之後的第一次通貨膨脹。

「但我希望它不要發生，」小彭說道，「我覺得革命的破壞力太大了。」

「可是如果當初中國不革命，你現在的生活會很不一樣。」

「也許會更好，也許會更糟。」他說。

我問他：「但是，你難道不認為自己經歷了一段有趣的歷史嗎？」

「只是一點點吧。中國的歷史太長了，‘文化大革命’幾乎不算什麼。」

諾拉·沃恩在小說《寄廬》中曾經寫道：

我問這是什麼戰爭，春歌的丈夫答道：「這不是戰爭，只是一段過渡期而已。如果足夠了解中國歷史，你就會明白的。在我們四千六百年的歷史中，每逢改朝換代，都會有一段動盪不安的時期，短則六十年，長則一百年。」

小彭沒有當過紅衛兵，他今年二十六歲，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時他才十來歲。但他曾經拒絕參加紅衛兵，這讓他在當時不太受歡迎。

「為了表示對毛主席的敬愛，我得參加遊行活動，但我的心根本不在那裡。大家覺得戴紅衛兵袖章是很光榮的事，如果能當上紅衛兵團的領導，那就最好了。」

「你們學校的領導是誰？」

「一個叫衛東的男孩，他自己改的名字，因為有‘保衛毛澤東’的意思。他是個很重要的人物，知道所有的口號，還要我們也一起喊。那段時間真的很奇怪，整個國家都處於一種革命的狀態。」

「衛東後來怎麼樣了？」

「我偶爾還能見到他。他完全變了，現在是一名教師，有幾個孩子，就是個普通勞動者。那是最糟糕的事情，太艱難了。他沒什麼錢，得不到別人尊重。他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演講了，也沒有口號可以喊。沒有人因為過去的事情責怪他，但現在也不會有什麼人去理他。」

「你不覺得‘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什麼成就嗎？」

「完全沒有，而且失去了很多東西。我們浪費了很多時間。我們真的很信任周總理，所以發生在1976年清明節的那件事是真的。有成千上萬的人去悼念他，都是自發的。但我們不知道該幹些什麼。天安門廣場上全是人，每個人都感到很迷茫。」

「你們到什麼時候才不再感到迷茫？」

「直到鄧小平上臺，開啟了中國的大門。」小彭說。

「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短暫的過渡期，這也許只是其中一段。」

「我希望時間長一些。」小彭說道。

***

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包柏漪都要比她的駐華大使丈夫出名得多，她的小說《春月》是美國的暢銷書，中國正在把它改編成電影。她的丈夫叫「溫斯頓·洛德」，一聽就是個貴族名字，而且更像某類女性小說中的人物，但不大可能出現在包柏漪的小說裡。有人稱讚說，她的小說精準地刻畫了處於中國歷史時代變遷之中的家庭，這一點不假。故事發生的背景，正是包女士所親歷的時代。她在中國出生，在美國成長並接受教育，最近又以大使夫人的身份回到中國，這些經歷似乎都很好地呼應了小說中的內容。

我提前不到一天才告知她來訊，但她竟然為我安排了一個十六人的午餐會。見到她時，我才知道根本無須為此驚訝。在我看來，她從未對誰說過不。

她身材苗條，有著典型中國美人的端莊相貌，皮膚如絲絨般光滑潔白，舉手投足間都透著優雅，用時尚雜誌的話來說，簡直是傾國傾城。她的神情既機敏又怡然，彷彿事事都稱心如意，又或許她自己並無所求，卻常常有人慷慨相助。漆黑的頭髮被她盤成一個緊緊的髮髻，用簪子固定在腦後。她身穿時髦的白色夾克和短裙，裡面用條紋襯衫打底，腳蹬一雙細高跟鞋；臉頰兩側彆著一對大大的白色珊瑚耳環，看起來像是由法貝熱設計的耳機。她是那樣急於讓我感到輕鬆，但我卻立刻緊張起來。

北京的五月潮溼悶熱，但洛德夫人的精力卻異常旺盛。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她的熱情中體現出某種自信，不管說中文還是英文都是如此。她個性活潑，笑聲清脆爽朗，為了引我注意或強調重點，她經常會用手戳戳我的胳膊，敲敲我的膝蓋，或者拍拍我的肩膀，中國人可沒有這樣的習慣。如果別人這樣做，肯定會遭人厭煩，但洛德夫人反倒讓人變得興高采烈。我喜歡這位光彩照人的女士戳我的胳膊。

談話間，她講到制定計劃非常重要，拍拍我說：「這就像挑選合適的物件一樣……」

我覺得這很奇怪，因為我從來不認為婚姻是刻意的選擇。它是另一碼事：兩個人相愛了，就在一起了，不用管未來是好是壞。但她似乎特別理性，在這一點上她顯然非常中國，我猜她肯定一輩子都在思考如何做出正確的選擇。

她跟我說，她覺得自己很幸運。我心想肯定有很多女人討厭她，因為大多數人都想變成她那樣——魅力非凡、成就頗高，被眾人當作皇后來追捧。她說她已經四十七歲了。可是她看起來只有三十五歲上下，而且——因為有些中國人的臉不會隨時間變老，這個樣子也許可以保持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聊到了出版的事。她在事業上很順利，已經出了兩本書，而且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她來北京才六個月，本打算寫一部新的小說。然而，由於要打理使館內務、安排選單、管理傭人、接待客人和照料家人，她變得有點像維多利亞時期的主婦。她說，為了讓自己有條不紊，她在堅持寫日記——或許就是為了出版而寫。

「我發現自己坐在鄧小平旁邊，或者有人正介紹我認識某位來訪的國家元首，於是我想：‘必須把這個記下來！’你說，這些是不是很重要？」

「是挺重要的，但大家讀日記，是為了發現一些瑣事和八卦。我的建議是，把什麼都記下來，不要修改也不要增刪，儘量自然一點。」

「你就是那樣做的嗎？」她邊說邊翹起二郎腿，然後蜷起身子將膝蓋抱在胸前，一副懷疑的樣子。

「只有在旅行的時候我才寫日記。」我答道。我並沒有告訴她，其實我覺得日記對於小說寫作來說是致命的，它會讓你試圖記住所有的事情。

「因為旅行實在太有趣了嗎？」

「不，因為旅行文學也可以說是一種非主流的自傳形式。」

此時，一位女士沒敲門就進來了，她說客人都到齊了。

「他們都是黨員！」洛德夫人神秘兮兮地說。她得意洋洋的，那麼有誰不是黨員嗎？這個國家有十億人口，但中國共產黨黨員只有4400萬，僅佔4.4%。

來客都是作家和學者，其中大多數人都出過國，幾乎每個人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面對西式選單（先是湯，然後是大蝦和燉肉）或刀叉時，他們個個都表現得落落大方。

我問身旁的女士對一些事情的看法。

「i’dliketokeepanopenmind.（我願意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她用英文回答。她的口音非同尋常，那不僅僅是流利的英語，而且是上流社會講的英語，語調很像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校長。她的聲音讓人想起切爾滕納姆女子學院的院長，而她本人的樣子也很像英國人讚不絕口的那種「女學者」。因此，當聽說她在北京大學教書，並且主要講亨利·詹姆斯時，我並沒有感到驚訝。

她說她感到很憤怒，因為詹姆斯作品的中文譯本都太糟糕了。

「當卡斯帕·戈德伍德對伊莎貝爾說‘等著吧！’他們居然翻譯成了‘等一會兒’，就好像他馬上就會回來一樣，你明白吧。這真的讓人很難受，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問她政府會不會干涉她的教學——畢竟直到最近外國小說還一直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毒瘤（「糖衣炮彈」）。

「政府不怎麼管我們，我們可以自主安排工作，和‘文革’時期很不一樣了，」她一邊說著，優雅地剝掉蝴蝶蝦的尾巴，「那時校園裡有很多喇叭，一直響個不停。」

「你討厭那樣嗎？」

「剛開始的時候是的，後來我覺得那簡直太無聊了。那是‘文革’中最糟糕的事情，無聊至極。你每天早上都會被吵醒，廣播裡超級大聲地放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你刷牙的時候，牙刷上印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就連洗臉盆裡也寫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到處都可以看見那樣的標語，而且大部分人都很討厭它們——真的很侮辱人。我已經被煩透了。」

她低聲用英文和我說著這些，語氣中疲態盡顯。不過接著她的聲音又大了起來。

「但大家也都無能為力。」

蕭乾在旁邊安靜地聽著，這位老先生已經年逾古稀，1939到1945年期間他曾在英國留學。那時候由於「二戰」的關係，他沒法返航回國。但他說，正是因為在英國度過了一段戰爭歲月，他才看到了英國最好的一面。他脖子上繫著一條類似校友領帶的東西，於是我向他求證。他說沒錯，那是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領帶，他當時就在那裡念英文。

我對他說：「我覺得中國人好像沒有打領帶的習慣。」然後我又跟他講了我曾經遇到的一個法國人的故事。1960年代的所有暴力和動亂，有沒有改變他的思維方式呢？我這樣問他。「有的，」他回答，「我從那以後再也不打領帶了。」

蕭先生說：「現在人們開始打領帶了。出國的話，肯定還是需要領帶的。」

他告訴我，他最近去了趟新加坡。

「我在那教過書。」我說。

「新加坡是個經濟奇蹟，」他笑著說，然後補充道，「也是片文化沙漠。他們除了錢，什麼也沒有。他們的寺廟在我們看來跟玩具一樣。這個國家無足輕重，甚至好像都不是真實存在的。他們的總理李光耀雖然是東方人，卻總是以西方人自詡。但他也並非一無是處，比如他在政治上就非常推崇儒家的家庭觀念。在新加坡，如果你家裡有老人，是可以減稅的。這就有儒家思想在裡面，挺好的。」

「我的學生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欺負，」我說道，「如果他們學習英文或者政治學，那麼他們就拿不到獎學金。政府只資助唸經濟或商科的學生，認為這些才是賺錢的專業。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生中有一些告密者。說來也奇怪，要是有誰表示支援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會被揭發。」

「現在新加坡人很希望和我們做生意，」蕭先生說道，「但他們的政府太嚴厲了，總是監視和監聽，搞得人民很害怕。」

我問：「可是中國跟它比，差別很大嗎？」

「即使在最糟糕的時候，」他回答，「即使在‘文革’期間，我們都沒有這些東西——你們管這些能監聽你聲音的機器叫什麼？」

「竊聽器？」

「沒錯，我們沒有竊聽器。但是在新加坡，任何人開口前都會在桌子下面摸一摸，看看有沒有竊聽器在監聽。」

他沒有喝酒，但其他人在喝，一杯杯紅酒下肚，他們的臉開始變紅，並且有點上氣不接下氣。蕭先生旁邊的一位年輕男士問我來中國打算做什麼。

「就是坐火車，四處看看。」我告訴他。

「你是要寫報告嗎？」

「根本不是。」我回答，然後告訴他我的座右銘：像狗一樣咧嘴傻笑，然後漫無目的地四處遊蕩。

他說那也正是他喜歡乾的事情。實際上，他有點效仿斯特茲·特克爾的做法，一直在走訪國內的許多地方，用錄音帶記下人們的回憶。他將採訪文稿整理成書，不久即將出版，書名叫做《北京人》。他問我有沒有什麼關於中國鐵路的問題想問他——他自稱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的名字叫做桑曄。

我和他說，我特別期待北京到烏魯木齊的火車，那可是中國境內最長的火車路線，途中要穿越大山和沙漠，總共需要四天半時間。

「他們叫那趟車‘鐵公雞’。」他說道。

他解釋說「鐵公雞」是吝嗇的代名詞，因為「吝嗇的人一毛不拔，就像鐵公雞一樣」。它還可以用來指毫無用處的東西，中國有句諺語說「鐵公雞，瓷仙鶴，玻璃耗子，琉璃貓」，和西方人口中的「白象」是一個意思。此外，這個詞還玩了點文字遊戲，取的是「鐵路」「工程」和「機車」的首字諧音。

說到「吝嗇」，這趟車的確名副其實，因為直到最近，這條故障頻發的鐵道線路仍在由新疆地方政府管理。事實上，新疆幅員遼闊，是維吾爾族的聚居地。然而，自治區鐵路局地處偏遠，既不願放棄對鐵路的管理權，也不能好好維護它。雖然比起「鐵公雞」這個詞本身，我更想了解這背後的故事，但這樣的叫法確實讓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渴望上車去看一看。

用完午餐，洛德夫人請我對大家說點什麼。正式的中國宴會都要有一些簡短的發言穿插其間：開始時，主人要致歡迎詞，然後客人要表示感謝；接著，席間大家開始相互說些冠冕的客套話和祝酒詞，到最後宴會往往戛然而止。沒有人逗留徘徊，沒有人坐在你身邊瞎吹鬍侃。我參加過的所有中國宴會都是在悄無聲息中結束的。

我說了一小會兒，向大家表示感謝，然後坐下。然而，洛德夫人卻不停地給我製造話題。我之前不是來過中國嗎？我難道不該講講這次和上次相比有什麼不同嗎？

於是我又起身，向大家坦言即使是在六年前，人們也很不願意談「文化大革命」。在當時，這樣做比舉止不端還要惡劣：它會招來橫禍，讓你成為眾矢之的，它是政治行為，沒人敢做。就算有人真的談起，也都是用很委婉的說法，就像英國人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都稱它「最近發生的不快」。然而，如今人們可以大方地談那瘋狂的十年，他們不再簡單地稱之為「文化大革命」，而是經常在前面加上一個「所謂的」來修飾，或者直接管它叫「十年浩劫」。人們能夠用批判的態度談論這件事情，肯定是件好事吧？

「你就只注意到了那麼多嗎？」洛德夫人問道，她鼓勵我繼續說下去。

我說遊客和商人似乎構成了一個新的階級，對於比他們貧窮得多的中國人來說，這些特權階級和資產階級可能會讓他們感到沮喪。

「我們從來不會認真對待外國人，」桌子末端的一位客人說道，「現在最流行的一句話就是‘老外好騙’。」

「我覺得這句話很危險。」我說道。

洛德夫人問：「為什麼‘危險’？」

「因為事實並不是這樣。」

洛德夫人說道：「中國人並不知道酒店裡都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不會進去。」

「我們進不去，」那位女學者說道，「可是也沒有人真的過來攔你。前幾個月我去了一個大酒店，那裡面有保齡球場，還有迪斯科舞廳和書店。但我沒有外匯兌換券，所以什麼也買不了。」

有人說道：「我覺得這種不讓中國人進旅遊酒店的規定很快就會改掉的。」

洛德夫人說：「有朋友告訴了我特權的事情，這當然有問題。我的中國朋友都有些悲觀，但我是樂觀的。我覺得一切都會繼續得到改善，而我也想提供些幫助。我覺得自己應該為這個國家做點什麼，我擁有的太多了。」

我告訴他們：「詭異的是，我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場動亂髮生在1960年代，當時我正在非洲，而中國正試圖在非洲產生影響。我看過《毛主席語錄》和《北京週報》，感覺自己也像個革命者。」

「我以前有本《毛主席語錄》，」一位男士說道，「我把它收起來了，現在不知道在哪裡，我想可能是丟了。你不是真的讀過吧？」

為了證明自己，我開始背誦「紅寶書」中的句子：「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調查問題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問題就是解決問題。」在中國旅行時，我經常會想起第二句話。

大家一陣長吁短嘆。

「他讓我們回到了三十年前。」有人說。

「如果你到北大校園裡去，可以看到一尊毛主席塑像，」一位學者告訴我，「但現在這樣的塑像已經不多了。那尊塑像底座上原來寫著‘毛澤東思想萬歲’，但現在只剩下一個名字了。」

我並沒有立場告訴他們，他們同黨中央的思想已經脫節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在最近（1986年9月）召開的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決議，重申了「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來參加午宴的這些人，都屬於中國存在已久計程車紳階層。他們比較特殊，時常受到猜疑和排擠。儘管舉足輕重，但沒有君王同他們相處時能真正感到自在。實際上在「文革」期間，毛澤東曾設法挫了挫他們的銳氣，他把他們送到農村去，以此來改造他們。「如果你自以為很聰明的話，那麼就可以開始動手往手推車裡鏟豬糞了」，到了晚上，那些被下放的知識分子還要學習馬列著作。

「對這間房裡的大多數人來說，他們都寧願自己的孩子做個清貧的學者，而不是有錢的商人，」洛德夫人告訴我，「事實就是這樣。」

我想對她說，在一個擁有九億農民的國家，選擇做商人還是知識分子絕不是多數人所面臨的問題，但我知道這樣很無禮。顯然，洛德夫人請來的這十六位根正苗紅的知識分子，並不能代表廣大中國人民，他們西化程度很高，喜歡喝咖啡——這可是在中國最難見到的飲品之一，而且餐後還能留下來再聊一會兒。

董樂山教授最近翻譯完成了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事實上他就是在1984年翻譯的，看起來真是一段完美姻緣。他還把庫爾特·馮內古特和索爾·貝婁的作品譯成了中文，但我想跟他談談奧威爾。

他說：「我覺得那是本非常陰鬱的小說。」

「你會覺得它很熟悉嗎？」

「你說的是才過去不久的中國吧，」他眨了眨眼說道。

「那為什麼沒有越來越多的人寫它呢？」

「我們還在試圖理解它，這是個非常痛苦的主題。」

有一類專門寫「文革」的作品，叫做「傷痕文學」，因此「痛苦」這個詞用得恰如其分。中國有位非常受歡迎的作家叫馮驥才，他寫的幾乎都是「文革」的事。

「人們讀《一九八四》的時候也許會想起這件事。」我說。

董教授謹慎地側過頭來說：「但是大部分人讀不到它，這本書是限制閱讀的——是內參……」

「限制閱讀」指的是將它歸入某種類別的書籍，僅供值得信賴的讀者使用。普通百姓是不能閱讀內參的，他們還有一個詞叫做「內部」，用來指那些不能跟外國人提起——或者至少不希望在他們面前談的東西。但我幾乎感受不到中國人的戒心；他們什麼都談，而且往往直言不諱。

董教授還在談《一九八四》，以及為什麼只有知識分子才可以讀它。「這種書要經過特別許可才能讀，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他說書店和圖書館都有一個「內參」室，這種內容大膽且頗具煽動性的材料就放在裡面，需要有經過核准的「通行證」才能進去閱讀。但他說實際上大部分人都可以讀到這些書，因為一旦有人把它買走，大家就可以相互借閱。其實，限制此類書籍流通的正是中國知識分子本身。這些頑固不化的學究們並不習慣於借書給那些凡夫俗子，認為後者讀過以後可能形成錯誤的觀點。

有趣的是，儘管聽到了這麼多解釋，但八個月之後，在中國南部的港口城市廈門，我走進一家公共圖書館，找到了一本董教授翻譯的《一九八四》。我問圖書管理員，這本書是否可以自由借閱，她回答說：「當然可以。它好在哪裡呢？」

董教授說，真正奇怪和危險的書是那些情色經典，比如《金瓶梅》那樣的書，書名的意思是「插在金瓶裡的梅花」，本身就有點性暗示的意味。這本書寫於明代，也就是十四世紀，早在一百多年前西方人就可以讀到它的譯本了。艾支頓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完成的翻譯被認為是最好的版本之一。這本書講述的是一個荒淫的年輕商人的生活，以及他各種各樣的風流豔事。

「你真的覺得那本書有害嗎？」

「對我來說並沒有。」董教授用一種孤高的口吻答道，「對於普通讀者來說它非常有害。你知道的，中文並不是那麼直白，經常會有很多暗示。《金瓶梅》就是這樣。它裡面根本不明說正在發生什麼事情，所有的東西都要靠你自己去想象。我覺得確實應該限制閱讀。」

我問董教授現在都忙些什麼，他說自己最近編了一本英文短語手冊，收錄的都是一般中國人在英文字典中找不到的短語，比如「沃特·密提主義」和「阿爾奇·邦克心態」。

他問我在做些什麼，我說剛完成了一本小說，寫的是不久的將來。

「沒有人寫中國未來的事情，我們幾乎從不暢想未來。我們有一些科幻小說，但沒有關於未來的作品。」

「難道沒有人想過，就像奧威爾那樣，通過寫未來的事來表達對當下的看法？」

他告訴我：「我們有個說法叫做‘借古諷今’。這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曾經北京有個市長，寫了個劇本來講明朝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人們當時非常震驚。‘你在諷刺毛主席！’他們說。然後那個市長很快就被撤職了，從此消失不見。」

「那他真的諷刺了嗎？」

「當然了！」

客人差不多走了一半，留下來的那些人想談談宗教。我說這不是我最喜歡的話題，但我可以試著回答他們的問題。美國人信教嗎？為什麼斯坦貝克和福克納的作品中總是帶著點宗教的意味，但是現在的作品裡卻都不見了呢？他們熟知許多英美作家，但是一聽到他們提起英文書名，我就知道他們可能讀的是譯本而不是原著，比如他們把狄更斯的《雙城記》和《艱難時世》分別說成「astoryabouttwoplaces」和「difficultyears」，把霍桑的《紅字》說成「theredletter」，把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說成「angrygrapes」，等等。我推薦他們讀辛克萊·劉易斯，我才在火車上讀過他的書。然後我詢問了他們自己的寫作情況。

「我們厭倦了政治，」一位青年作家說道，「我們的作家向來都只寫政治。人們認為中國作家很痴迷這個主題，但現在情況變了。我們想寫點其他的東西，可是需要找到受眾。」

我表示，他們要想找到受眾，並不會有什麼困難，因為政治和政客的主題都太乏味了：「如果你們寫點其他的東西，會有很多讀者的。」

「但是我們得讓第一讀者滿意。」另一個人邊說邊豎起一根手指。

他們認為審查制度針對的是下層社會而不是知識分子，這在我看來多少有些虛偽，但我並沒有質疑他們的邏輯，因為怕嚇壞他們。我說，亨利·米勒的書直到1960年代才在英國和美國解禁；《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的官司糾紛也就是1960年的事情。西方的開明也不過如此。

「我們在進步，」一位學者說道，「我們剛出版了一系列凱恩斯經濟學的書。」我說可能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對於他們，就像大衛·赫伯特·勞倫斯對於我們一樣，然後我試著想象了一下供方經濟學理論怎樣被禁止，怎樣被視為黑暗和恐怖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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