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要是看到外國遊客，我們肯定會說‘美國人真老’。」在北京的時候有個人這樣告訴我。他說得沒錯：那時候只有老人家才去中國，因為又貴又費時間，如果想去的話，等到退休以後有錢有閒了會好一些。可是現在，大家都跑到中國來。他們當中有大款，也有窮遊客；有來混吃混喝的，也有騎行者和旅人；有考古學家，也有想學中國功夫的人。到了北京他們都要去參觀長城、故宮、頤和園、天壇和友誼商店。這些地方我上次來的時候已經去過了，那時我覺得它們很有意思，當然也很大。然而我這次來中國，是為了發現一些平常不大引人注目的東西。
我決定去王府井大街上那家大型外文書店，看看能否買到董教授編的英文短語手冊。我沒有找到那本書，但營業員給了我一本《英文新詞難詞詞典》。我翻到「b」打頭的部分，發現裡面收錄了「balled」（捏成球形）、「ballup」（滾成球；鑽孔堵塞）、「ballsy」（大膽的；勇敢的）、「ballahoo（sic）」（一種快速航行的縱帆船）和「banged」（重擊；發出巨響）這樣的詞，又翻到「shit」（大便）這個詞條，看見有個例句是「ifeelshittyinmybody」（我覺得好討厭），這個說法在美國口語中才出現不久。其實書裡面的大部分詞都是「methyloxalate」（草酸甲酯）和「sulphurdioxide」（二氧化硫）這樣的化合物名稱及其中文對譯。
有個上了年紀的中國男人正捧著一本仔細閱讀。
「這本書對我來說沒有很大用處，」他說，「因為我經常翻譯的是音樂理論，但這裡面大都是科學詞彙。有很多估計你也不認識吧。」
「有些看著比較眼熟。」我回應道。
他叫章枚，是個音樂家，擅長包括鋼琴在內的多種樂器，同時他也作曲和指揮，不久前他成為了一名音樂教師。他說他還會唱歌，唱的是男中音。他演奏中國古典音樂，也會唱舒伯特、威爾第和漢德爾的作品，他說舒伯特的音樂「很悲傷」，而他「個人最喜歡」的是漢德爾。他也喜歡史蒂芬·福斯特，說他是在中國最受歡迎的作曲家之一。
「聽《美麗夢中人》的時候，我總有想哭的衝動。」我說。
「我更喜歡漢德爾。」章老說道。他身材矮小單薄，駝背得很厲害。可是當我說要去散散步，他提出要跟我一起。他已經七十五歲了，雖然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還老，但走起路來卻靈活矯健。他說他剛從北京站把兒子送走，他兒子要坐火車去巴黎學習聲樂，並且中途不打算停留。我說：「路上要花九天時間。」但是章老說：「他是臥鋪，可以睡覺，真幸運。」
我問他政府是否反對西方音樂。他說不反對，現在和那時候不同了。後來我發現中國就此類事情出臺過一些官方指令，比如1977年3月7日就頒佈了一項法令，不再禁止演奏貝多芬的音樂。
章老從未正式學習過音樂，他說：「我是自學成才的。抗日的時候我參加了新四軍，領導一個四十人的合唱團。我們的任務就是鼓舞士氣，那時我也寫歌和譜曲。」
我請他舉個例子。
「有次在江蘇黃橋鎮，我們打贏了一場重要戰役，為了表示紀念，我寫了《黃橋燒餅歌》。」
他解釋說，那是根據當地人趕製燒餅的故事創作的一首愛國歌曲。士兵上戰場前，大家用燒餅來給他們送行；得勝歸來後，又烤制了更多燒餅來迎接他們凱旋。
我問：「你沒有寫歌來控訴那些窮兇極惡的日本人嗎？」
「噢，有的，」章老答道，「我們在歌裡給他們取了各種名字，鬼子、強盜、淫賊，因為他們到處姦淫擄掠。如果你提到‘淫賊’這個詞，大部分人馬上就會反應過來你說的是日本人，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他們是惡魔嗎？」
他笑了笑。「我們叫他們鬼子，他們太殘暴了。不，這還不夠準確，簡直十惡不赦。」
我喜歡這位老人。我問他餓不餓，他說餓了，但他的腸胃很不好。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去餐館裡點了一大堆吃的。這頓飯總共花了33元，但其實我們吃得很少。他用人民幣結了賬，然後我給了他等額的外匯兌換券，這東西就像硬通貨一樣。
他說選擇這個地方是因為它是家粵菜館，而他自己是廣東人。我們吃飯的時候，他無意中聽見四個廣東人在說他們的賬單——他們吃掉了35元。
「一頓飯吃掉那麼多錢，他們肯定是做生意的。」他說道。然後他上前去問那幾個人是不是商人，但那些人告訴他，他們就在附近的一個政府機構工作。
「時代在改變。」他說。作為一名退伍軍人，他可以領取各種各樣的退休金和補貼，每月總共可以拿到271元。他說他覺得自己過得很不錯。
日本人曾侵佔中國的土地，同他們進行過曠日持久的戰爭，給這個國家帶來了深重的苦難，但如今來觀光的日本遊客竟如此之多，我問章老對這件事怎麼看。「我們把什麼都忘了，最好都忘掉。不管怎樣，毛主席說過，大部分老外都是好人，只有少數幾個是壞蛋。」
「我很好奇，如果毛主席看到北京現在的情況，他會說些什麼。」
章老答道：「他應該很感興趣，當然也會感到驚訝。」
「他可能並不喜歡這樣。」
「他必須喜歡呀，事實會告訴他的，他不能否定事實。」
他說的話和大部分人告訴我的一樣：1957年之後，垂暮之年的毛澤東變得不一樣了，很容易受林彪和「四人幫」的誤導。
我問他是否對中國發生的這些變化表示樂觀。
「是的，」他說，「現在情況好多了。我們應該有更多的錢花，但如果我們勒緊褲腰帶，我想過不了幾年就會看到一些成果的。」
「難道你不認為，如果鄧小平去世了，中國可能出現不好的變化嗎？」
「不會的，他已經選好了接班人。」
「那麼，你覺得什麼問題都沒有嗎？」
「人口過多是個問題，交通也是個問題——我們已經有很多汽車了。我們必須對此加以管控。但我們在很多領域都做得不錯，比如農業。」他說，他喜歡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中國歷史很長，但有著明確的階段劃分。當前時代只是其中一個極其微小的片段，也許要經過很多年，我們才能對其加以評判。這讓我想起曾經有人問毛澤東怎麼看待法國大革命，他回答說：「現在還言之過早。」
我們沿王府井大街走著，章老給我講了一些他在戰時的故事。1946年4月，陳毅首長同一位美國將軍舉行高階會晤，他那時擔任過陳毅的翻譯，但他已想不起美國將軍的名字。劉少奇也出席了那次會議。
「那位美國將軍送給陳毅首長一盒駱駝牌香菸，給了劉少奇一些巧克力，拿給我一箱軍糧。」
「‘這裡是山東，’陳毅首長當時說，‘我們有很多果樹。你們可以鼓勵美國人來這裡開一家罐頭加工廠，我同意這麼做。’然而他們並沒有接受邀請。」
「然後我把他們都驚呆了，我上前去同那位美國將軍握了手。美方的翻譯根本不敢同陳毅首長握手。後來這些來自聯總（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美國人對我說：‘同志，你可是相當進步啊。’」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說。」
他是個善良的人，臨別前他對我說：「剛才那家餐館的菜不是很好，但我喜歡和你交談。你要是再來北京，就到我家來，我給你準備些真正的中國美食。」
從火車裡往外看，北京是很讓人印象深刻的：它是一座正在崛起的城市，起重機隨處可見，工人在建築的樑架上穿梭，打樁機敲得地面怦然作響，彷彿在喊：「中國！中國！」
可是當我離得近一點，在它們周圍走了走，卻發現這些新公寓樓看上去非常不穩固。有的房子就像放大版的兒童積木，有的則像某種用一間間三居室套房模組拼起來的巨型建築模型。他們採用這種預製的方法，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一磚一瓦地從平地上砌起一棟建築，它的窗戶會搖晃，門框會不夠方正，牆體也會凹凸不平，所有的一切都像是手工做出來的，友善一點的建築師管這叫做「民居風格」。
「沒人知道它們能撐多久，」一個在北京的美國人告訴我，「最後可能會像香港的那些建築一樣，那些用唾液和鋸屑造的樓房，一年左右就倒塌了。」
「你為什麼會這樣想？」我問。
「因為那些樓大部分都是香港人過來蓋的。」
當然，有些樓房已經開始發裂了。它們不僅外觀不協調，牆體開裂，汙跡斑斑，而且已經開始倒塌，可是它們完工不過七年之久。
我走進一棟高樓四處觀望，在九樓與一位鄭先生聊了起來。他說此時此刻這裡一切都很好，但他言語間有些遲疑，我知道他還有話要說。
「一直都很好嗎？」我問。
「夏天不大好，」他回答，「北京的水錶安得太低了，所以水壓很不好，供水只能到五樓。但我們這棟樓有十五層高，五樓以上的人只能用桶提水。」
乾旱和水資源短缺嚴重困擾著北京，他告訴我說，過去六年的降雨量遠遠低於歷史平均水平，估計今年情況也不會太好。（結果，雨水沒怎麼落下來，樓房卻不停地往上衝。）
鄭先生說道：「拿洗澡來說吧，就跟英國1930年代的情況差不多。這些房子裡都沒有熱水，要是想洗澡，得自己用水壺燒水，然後倒到馬口鐵澡盆裡去。雖然很不方便，但我也沒什麼好抱怨的，因為大家都是這樣過的。」
可是遊客可不這樣，新興的富人階級也不這樣，比如計程車司機和某些商人。1980年時北京只有三家計程車公司。但現在有230家，計程車總數達到了14000輛。它們全都由政府或官方機構掌控，但計程車司機卻能夠遊刃有餘，因為乘車的基本都是老外，他們用外匯兌換券付賬。
自由市場允許所有人經商並保留所得收益。這是鄧小平的改革舉措之一，但也是工人經常忿忿不平的原因所在，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會要求更高的獎金，並且對通貨膨脹怨聲載道。在自由市場中，街頭商販很容易就能賺到普通工人五倍的工資。我隨便調查了一下北京各類市場中的小販和商人，發現他們每個月可以掙500元到700元，足夠買「三大件」的了。
一個女商販告訴我：「過去，人們想要的是腳踏車、收音機和煤氣灶；現在，‘三大件’指的是電冰箱、錄音機和彩電。」
有些市場是由退休工人經營的，不過他們只是想在白天找個不錯的去處而已。「我一直對舊珠子和茶壺很感興趣」是他們常說的一類話，感覺他們就像在跳蚤市場上賣東西一樣，想必任何來自科德角的人都不會對這種心理感到陌生。他們喜歡談論自己收集的那點兒奇特的破爛，由於可以領到退休金，他們並不真的以此為生。有的生意人會在同一個地方經營好幾年，專門兜售花鳥魚蟲，但他們顯然不是此類。在中國大部分城市，花鳥市場都位於特定的地點，也許幾百年來都沒有變化過。
我覺得拿跳蚤市場來打比方真是恰如其分，事實上很多人正是這樣稱呼它的。在一個小攤上我看見了一杆鴉片煙槍，長度大概有18英寸（45釐米），槍頭是銀製的，菸嘴是玉做的。
「這是個真正的老物件兒。40塊錢，絕對物有所值，買了吧。」
「20塊。」我說。
「跟你說，如果你不是跟這個中國人一起來，我會在紙上寫‘120’，然後告訴你‘愛買不買’。」
「好吧，25。」
他假裝沒聽見我說話，接著講道：「這杆煙槍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菸嘴。想不想看看它有多厲害？」說完他就拿起煙槍敲了敲桌面，「過去的人騎馬的時候，就把這個掛在身邊。要是遇到賊，或者遇到別人攻擊，就用這個來敲對方的頭。就這樣，把它當棍子用——嘣！嘣！」
「30塊。」
「這槍頭可是純銀的，都有一百年了。我一輩子都在收集煙槍。從前我在鞋廠工作，現在退休啦！這煙槍也不是非賣不可，但看在您是外國朋友，我願意給您行個方便。」
「我最多給你30塊。」
「同志，這可是古董，可以收藏的。這煙槍啊，還可以當武器用呢，買了吧。」
「好吧，35塊。」
「成交，它是您的啦。要包起來嗎？」他邊說邊取出一張廢舊的《人民日報》，包在煙槍外面捲了卷，「這報紙可是一舉兩得，現在拿來包東西，回去以後還可以看。」
我本來是要去澡堂的，因為順路才去那個自由市場逛了逛。因為之前聽鄭先生說他們洗澡多有不便，於是我四處打聽，得知北京到處是公共澡堂——大約有三十家，都由政府補貼。這是中國最便宜的東西之一：每人只收六毛錢，而且還提供一塊肥皂、一條浴巾和一個床位；他們允許你在那待上一整天，你可以到霧氣騰騰的浴池裡去洗個澡，然後休息休息。
我找到的這家名叫「興華園」，從早晨八點半一直開到晚上八點。很多來這的人都是剛到北京，在漫長的旅途勞頓後，他們希望自己在親朋好友面前看起來整潔一些，當然，他們也不希望因為洗澡之事給對方增添麻煩。
床位是一個個的小隔間，裹著浴巾的男人們有的在休息，有的則四處晃盪，跟人說著話。這很像被人們當作社交場所的古羅馬浴場，這些剛出浴的中國人，一個個被熱氣燻得紅彤彤的，慢悠悠地搖晃著自己的身體，相互大聲卻友好地聊著天。這裡也提供單人間，但比普通價格貴一倍。
我想象著古羅馬和維多利亞時期的浴場會是什麼樣子（隔壁有一家女子澡堂），它對於旅行者和家裡無法洗澡的居民來說多有用啊，它多像個俱樂部，多讓人愉快啊。
***
幾天以後，我正沿街走路，一個年輕的中國女孩湊過來跟我說哈嘍。她緊隨我的步伐走了大概30碼（27米）後，忽然挽起了我的胳膊，然後我們就那樣繼續往前走，跟老夫老妻似的。
一直是她在帶路，對於接下來將要發生什麼，我根本毫無頭緒。
剛開始的時候她一把抓住我，而且抓得特別緊，讓我以為她可能是個瘸子，但她的步伐卻相當矯健。「我們要去哪？」我問。她神秘地笑了笑，繼續帶我往前走。經過友誼商店時，她引我進去，走到門口後，她便開始摟著我。我們先看了看椅子，她說：「這些看上去很舒服。」然後又看了看餐具，她又說：「難道他們就沒有便宜點的東西賣嗎？」直到此時，她還一直摟著我不放，有點新婚燕爾如膠似漆的感覺。這事情看起來真是讓人愉快。要是遇到熟人，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說，但這並沒有什麼關係。
我問：「請問您貴姓？」
「姓馬，」她答道，然後咯咯地笑了起來。漢語中「馬」的同音字特別多，人們甚至為此創作了一首十九個字的繞口令。
接著我們又一起看了看茶葉。他們不賣薄荷茶——實際上，連聽都沒聽過。「我從來沒嘗過那種茶。」馬小姐說。
也許我應該叫她馬太太吧，因為片刻之後她就放開了我，跑上前去跟一個年輕的中國男子擁抱。他見到她時一點都不驚訝，我猜他們早就約好了見面。但她遇到問題在於，作為一名普通同志，她覺得自己走進這家商店時會遭到阻攔，除非有個外國人同行。
讓我不解的是，她剛才對我表現出來的感情看起來十分自然。瞬間我就被拋之腦後了，她連頭都沒有回一下。我剛才正要去見一位姓陳的中國教師。見面後我對他說了剛才發生的事，他說道：「那些保安有時候對我們極其嚴苛。」
儘管如此，這也困擾不到那些絞盡腦汁想要換錢的人。他們時常潛伏在遊客的住所附近，糾纏著老外把手裡的硬通貨兌換成當地貨幣，而他們提供的匯率要比官方規定的高出百分之二十。他們總是悄悄地走上前去，用不標準的英文問道：「shanshmarnie?（換錢嗎？）」
我對陳老師講，我不明白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搞了這麼多年，卻一點也沒有提高人們的社會和政治意識。幾年以前人們謹記的還是「為人民服務」，現在怎麼變成了「換不換錢」？
陳老師說，正是「文革」讓人們開始了一場混戰，那是一場政治動亂。
他說：「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很好地教導我們，永遠不要盲從。」
我問他，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記憶，是否讓他感到屈辱。
「說得沒錯——屈辱。那麼多紅衛兵跑到農村去，在那裡結婚，他們不願再當知識分子，當上了農民。現在他們回不來了，但他們想回來。回來的話，會很丟臉的。」
「你當過紅衛兵嗎？」
「當過的，」他脫口而出，「一週在學校上三天課，然後跟農民學習三天，放假就讀《毛主席語錄》。我們收割水稻，還在田裡插秧。幸運的是我當時年紀比較小，並沒有很嚴肅地對待這件事。我就當玩遊戲一樣，但它並非兒戲。」
「過去，」他說，「知識分子和學者沒什麼好名聲。沒人真的想上學，只有穩當地當上了幹部才有發展。人們要麼選擇當工人，要麼就做農民。」
「現在的人想要做什麼呢？」
「現在，政治意識不再是別人評判我們的依據了，人們開始對教育狂熱起來。這是這個國家最大的改變。」
「但這些當過紅衛兵的人，還有因為‘文革’而流離失所的人——他們肯定沒有學上吧。」
「不是的，」陳老師說，「有一大批人都在上夜校。」
***
當時我正想離開北京去上海，然後隨心所欲地坐火車到中國各地轉一轉。然而，由於受到陳老師的啟發，走之前我臨時決定去夜校當一段時間老師，這樣做僅僅是為了看看他的話是不是屬實。我教課的地方叫做北京孫中山業餘學校，位於北京市中心一所高中內，校園面積很大，在夜色中顯得陰沉沉的。我負責講英語課，這是學校裡最受歡迎的科目。但是對這裡的三千多名學生來說，他們還要學習業務方法、打字、會計和電腦科學等科目。聽說有一個計算機老師是美國來的，但我並沒有見到他。
教學樓裡頭陰森森的，當我看到昏暗的燈光下，有那麼多學生在刻苦學習，頓時覺得有點頭暈眼花，透不過氣來。教室的照明條件很差，粉筆劃在黑板上吱吱作響，搖晃的課桌不時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破破爛爛的課本上沾滿了油汙，字典的很多內頁已經快要脫落。這裡年紀最小的學生只有八歲，最大的有七十四歲。他們所有人白天都要工作，有的人拿固定工資，有的人則在自由市場裡擺個臨時攤位，賣錄音帶、玩具，或者從廣東販運過來的服裝。廣東的服裝造價很低，在成本的基礎上有百分之三十的利潤空間，但即使如此，它們的價格還是很便宜。
我用的教材叫做《現代美國英語》。
「能上我的課你們簡直太幸運了。我不僅是個現代美國人，而且還說英語。」我這樣說道。他們覺得這樣的說法有趣極了。
我是來給包小姐代課的，她是這裡的常任教師。最近她母親的高血壓犯了，正在北京首都醫院接受治療，醫院附近就是烤鴨店（因此也有人叫它「病鴨店」）。
我們花了三天時間來學習一篇關於醫療的課文。
「美國的醫療費用真是高得嚇人。」課文裡這樣寫。
「不好意思，」林小姐問道，「‘glaucoma’是什麼意思？」（glaucoma：青光眼。）
「不好意思，」趙先生問道，「‘bluecross’是什麼？」（bluecross：藍十字。）
「不好意思，」李先生又問道，「幾個禮拜之前，你們的總統下令轟炸利比亞。你贊同他的做法嗎？」
我告訴他，我個人是不贊同的，並且解釋了原因。然後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對政府所做的一切都表示認同。他們說其實並不是這樣，然後緊張地笑了笑，卻沒有繼續解釋。
每天，學生們都在黃昏集合，睡意沉沉地在悶熱且佈滿灰塵的教室裡待上兩小時，然後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回家的路。
教完規定的課程後，我向他們發表了一番臨別感言。
「有人總跟你們說上夜校是好事情，」我說道，「但他們自己卻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後就回家，吃飯，打盹兒，聽收音機。你們這些學生正在做的，是世界上最難的事情——明明疲憊不堪，卻還堅持在晚上學習。疲勞的狀態下是很難記住東西的。別人都在休息。又上夜校，又工作，就像做兩份工一樣。」
這些話引起了他們的共鳴，他們點點頭，鼓勵我繼續往下說。
「你們可能會感到氣餒，覺得自己來夜校學習太辛苦了，」我說，「但請相信我，其實每個人都很辛苦。做這件事情是需要勇氣的。我為你們感到驕傲，你們也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你們如果不是堅強的人，就不會來這裡。我祝你們一切順利。」
他們輕輕地鼓掌，但由於我們待得太晚，看門人著急鎖門，就過來把他們趕走了。也許在我的字裡行間，這些夜校生的形象顯得有些模糊，他們如同幽靈一般，迫切地期待著有一天能現形於光明之中，然而又沒有任何惡行或罪過可以使他們暴露於眾人的視野之下。除了肯定他們的價值，鼓勵他們盡一切所能在中國的茫茫人海中尋出一條出路，我還能做些什麼呢？對於一個作家而言，要把老實本分的人寫得妙趣橫生，總是困難的事。
刻耳柏洛斯（cerberus），希臘神話中有三個頭的地獄看門犬。
劉易斯灣（lewisbay），南極洲的一個海灣。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是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marktwain，1835—1910）的小說。
諾拉·沃恩（norawaln，1895—1964），美國女作家，她根據自己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的生活經歷寫成了小說《寄廬》（citethehouseofexile/cite）。
包柏漪（bettebaolord，1938—），美籍華裔作家，其丈夫溫斯頓·洛德（winstonlord）曾在1985—1989年任美國駐華大使。
法貝熱（fabergé，1846—1920），俄羅斯著名金匠、珠寶設計師，以製作精巧的復活節彩蛋而聞名，十月革命後流亡海外。
切爾滕納姆女子學院（cheltenhamladiescollege），英國著名女子中學，在全球享有極高聲譽。
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1843—1916），英裔美國作家，以細膩的心理描寫著稱，被認為是心理分析小說的開創者之一，代表作有《一個美國人》《貴婦畫像》《鴿翼》《使節》《金碗》等。
亨利·詹姆斯小說《貴婦畫像》（citetheportraitofalady/cite）中的男女主人公。
蕭乾（1910—1999），著名文學家、翻譯家，譯作有《尤利西斯》等。1939年，蕭乾在倫敦大學任東方學院講師，後來進入劍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43年，他放棄學業，領取了隨軍記者證，成為《大公報》的駐外記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
斯特茲·特克爾（studsterkel，1912—2008），美國口述史權威人士、作家、廣播人，曾獲普利策獎。
桑曄，旅澳歷史學者。1984年，桑曄與張辛欣合作創作口述實錄文學《北京人——一百個普通中國人的自敘》，1985年初同時在五個文學期刊推出，外文譯本多達八種。
「白象」（whiteelephant）在英語裡指價格昂貴但沒有實用價值、華而不實的東西。
董樂山（1924—1999），著名翻譯家、作家，美國文化研究學者。
奧威爾（georgeorwell，1903—1950），英國小說家、散文家、評論家，代表作有《動物莊園》《一九八四》等。
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vonnegut，1922—2007），美國作家，黑色幽默代表人物之一。
索爾·貝婁（saulbellow，1915—2005），美國作家，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普利策獎獲得者。
馮驥才（1942—），「傷痕文學」代表作家，代表作品有紀實文學《一百個人的十年》、小說《三寸金蓮》《炮打雙燈》等。
艾支頓（clementegerton，1852—1922），英國翻譯家，其英譯本《金瓶梅》（citethegoldenlotus/cite）於1939年首次出版。
沃特·密提主義（waltermittyism），指英雄式的幻想症，典出美國作家詹姆斯·特納（jamesthurber，1884—1961）短篇小說《白日夢想家》（citethesecretlifeofwaltermitty/cite）的主人公沃特·密提（waltermitty）。
阿爾奇·邦克心態（archiebunkermentality），指面對社會壓力時執拗、自以為是的心態，典出1971年美國情景喜劇《全家福》（citeallinthefamily/cite）中的人物阿爾奇·邦克（archiebunker）。
編者注：此處應指吳晗（1909—1969）所著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吳晗是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曾任北京市副市長，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此劇被批鬥，在獄中自殺身亡。海瑞作為明朝著名清官，並非「名不見經傳」，可能是本書作者不瞭解中國歷史之誤。
編者注：1959年，毛主席提出要學習海瑞「剛直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吳晗響應號召寫了《海瑞罷官》，後被姚文元汙衊為「毒草」。
斯坦貝克（johnsteinbeck，1902—1968），美國小說家，代表作《憤怒的葡萄》（1939）以美國大蕭條時期為背景，反映的社會問題引起強烈反響，於1940年獲普利策小說獎。
福克納（williamfaulkner，1897—1962），美國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作家之一，意識流文學代表人物，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為《喧譁與騷動》《我彌留之際》《押沙龍！押沙龍！》等。
《雙城記》和《艱難時世》原著英文名分別為「citeataleoftwocities/cite」和「citehardtimes/cite」。
《紅字》原著英文名為「citethescarletletter/cite」。
《憤怒的葡萄》原著英文名為「citethegrapesofwrath/cite」。
亨利·米勒（henrymiller，1891—1980），美國「垮掉派」作家，代表作為自傳性三部曲：《北迴歸線》《黑色的春天》《南迴歸線》。1961年經過一場訴訟，《北迴歸線》才得以在美國出版。
凱恩斯經濟學（keynesianeconomics），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的經濟理論，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總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大衛·赫伯特·勞倫斯（davidherbertlawrence，1885—1930），20世紀英國最具爭議性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因書中直白的性愛描寫而遭禁，英美等國直到60年代初才解除禁令。
供方經濟學理論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末，即西方國家經濟普遍出現「滯脹」的時期，它的理論核心是減稅理論。
章枚（1912—1995），原名蘇壽彭，作曲家，曾任中國音協上海分會主席、音樂出版社副總編輯、中國藝術研究院編譯室主任、外國文藝研究所顧問等。
舒伯特（franzschubert，1797—1828），奧地利作曲家，早期浪漫主義音樂的代表人民，同時也被認為是古典主義音樂最後一位巨匠。
威爾第（giuseppeverdi，1813—1901），義大利歌劇作曲家，代表作有《茶花女》《阿依達》《弄臣》《奧塞羅》等。
漢德爾（georgefriderichandel，1685—1759），德裔古典作曲家，後來入籍英國，以創作巴羅克風格的歌劇、清唱劇、讚美詩和管風琴協奏曲而聞名。
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collinsfoster，1826—1864），美國民謠作曲家。下文提及的《美麗夢中人》是他代表作之一。
科德角（capecod），又稱鱘魚角，是美國麻薩諸塞州南部巴恩斯特布林（barnstable）縣的鉤狀半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