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很驚訝，如此體弱的人竟然會遠離家鄉出來冒險。但是他們每個人都自信滿滿，對一切充滿了好奇，我真佩服這樣的勇氣。

還值得一提的是，廣州已經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一樣，擁有了許多高階酒店。酒店裡應有盡有，賓客們甚至無需邁出大門：大樓裝有空調，在樓內的不同地方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商店和活動，絢麗多彩的衣服和地毯，以及五花八門的餐廳，而其他設施也都一應俱全。這就是中國現在真實的生活，酒店已經成為一大旅遊景點，毫不遜色於任何寺廟或博物館。

人們來廣州的原因有很多，但我聽過最有趣的是七個骨瘦如柴的小年輕，他們專程從香港過來打保齡球。

我並沒有嘲笑他們。對我來說，保齡球就像炮彈一樣，可以不經思考地將它們扔進漆得鋥亮的軌道，然後看它們把那些瓶子砸得東倒西歪，好像也挺有趣的。那天下午非常炎熱，廣州真是座喧囂的大城。

我徘徊在保齡球道旁邊，但沒有打球。在這裡我遇到一個叫巴頓的美國人，他是搞石油的，一直負責監督石油鑽井工作。是外海油井嗎？他並沒有告訴我。他為人相當謹慎，實際上這樣的作風很像中國人，弄得跟懷疑我在從事什麼工業間諜活動似的。

巴頓來廣州四年了，之前他在波斯灣工作，他討厭那個地方。然而，他也討厭中國——雖然其他油井實現了一些盈利，但他的勘探井卻遲遲沒有帶來回報。況且現時油價簡直低得不值一提，他的成本必然會越來越高。他給我講了一些我從不知道的事：中國其實是個產油大國，機動車輛太少導致他們石油過剩（發電廠和大部分火車都依靠燃燒本國煤炭來供能），他們還向美國出口原油和汽油。（汽油和煙花是中國對美國輸出得最多的商品。）

儘管如此，石油開採計劃的不斷縮減，意味著巴頓需要在現有的生活模式下削減開支。他的妻子和孩子們都住在香港，以前全家每個月要相聚兩次，現在改成每月一次了。巴頓說，這雖然很困難，但卻是必要的。

「我要供兩個孩子上大學，我需要這份工作，我需要錢——所有的鬼佬都需要錢。」

大多數生活在這裡的老外都以「鬼佬」自稱。這個詞出自中國南部方言，代表了一種香港式的自嘲，意思是「洋鬼子」。

「我收到了一份新加坡的工作邀請，」他說，「也是和石油相關的。或許我該接受它，可是那地方制度太嚴了。我受不了李光耀，他們可以追隨他，但無論如何我都要跟著鄧小平走。」

巴頓笑了。他的笑聲圓潤渾厚，彷彿一個喉嚨裡有痰的老煙鬼。

「知道我們叫李光耀什麼嗎？有點良心的希特勒。啊哈哈！」

作為一個同樣認為「哈利·李」有問題的人，我覺得他的描述既恰當又好笑。當然，他鄭重其事的樣子也把我嚇了一跳。

其實我也可以跟巴頓講講我經歷過的「中國採油故事」。那是1968年，中國駐烏干達大使館請了一群紅衛兵來坎帕拉演出。他們當中有演雜技的、拉手風琴的、玩雜耍的，每個人都戴著紅袖章；但將晚會推向高潮的是一齣講述採油故事的紅色芭蕾舞劇，故事發生在中國東北部黑龍江省的大慶市，那是中國最寒冷和荒涼的地方之一。

烏干達夜晚的熱浪滾滾，他們卻在舞蹈中模仿著凍傷和體溫過低的樣子，鑽開一層層冰面和岩石。最後他們精疲力竭地倒地，所有人幾乎都要放棄了——因為找不到石油。

紅衛兵們一直在對著他們慷慨陳詞（他們舞動著，跳躍著，揮舞著雙拳），到最後他們差不多要放棄開採時，一名紅衛兵掏出紅寶書，開始念毛主席語錄。他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這章中選了一些來讀。

他露出又大又方的牙齒，高喊道：「什麼叫工作？工作就是鬥爭！那些地方有困難，有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是為著解決困難去工作，去鬥爭的。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同志！」

這鼓舞了扮成起重工和鑽井工的舞者們（他們手上戴著厚繃帶似的露指手套，腳上還裹著破布）。毛澤東思想激起了他們的鬥志，隨著合唱聲「偉大的舵手……最紅的太陽昇起在東方」的響起，鑽井工們又重新開始工作，最後終於發現了石油，而且是一口巨大的噴油井。整個舞臺的燈光和背景與劇情配合得很巧妙，舞臺上方的毛主席肖像在紅衛兵們的歡呼聲中熠熠生輝。石油！毛澤東思想萬歲！祖國繁榮！為人民服務！排除萬難！

如今這一切都過去了，現在這裡的石油工人通常都是滿臉疲憊的美國人，他們背井離鄉，拿著豐厚的薪水，要努力供孩子唸完大學。

會展中心是交易中國商品的大型市場，廣州一直以此為豪。在這裡我遇到一位牢騷滿腹的香港人，他姓譚，那幾天正在廣州走親戚。他愛自己的親人，也非常忠誠盡責，但他不喜歡中國人民對待毛主席的態度。我原以為他是個謙遜低調的人，但他言談間卻全是指責和謾罵。

「‘文革’讓中國停滯了近三十年，」他說，「這也是如今我們商品水平低下的原因。」

我表示，有一些商品在我看來做得很不錯，比如腳踏車、扳手和地毯。而且，儘管他們製造的電器看起來又醜又危險，但是珠繡包、螺絲刀、罐頭食品和織物都是物美價廉。

「光做這些東西是不夠的，」譚先生說，「他們自以為了解世界，但他們一無所知！」

由於帶著些廣東口音，他的話聽起來更是多了幾分諷刺意味：他們一無所機！

「現在，每個人都跟從前不一樣了。」我說。

「表面上是不同了，但本質還是一樣的。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他們根本沒變。」

這是中國人民口中的「香港同胞」所特有的懷疑態度。這樣的態度在廣州表現得最為強烈，因為在所有的漢語詞彙中，「廣州」給人的感覺和「香港」最為近似。焦慮是容易傳染的，廣州的大部分人都在懷疑——並且是有理由地懷疑——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我尋摸著從什麼人身上可以找到答案，然後我遇到了一位美國銀行家，對於這個問題他顯然最有發言權。雖然他才到達廣州一個半小時，但他以前就來過這裡。這個人名叫亞瑟·弗列格爾，說什麼話都像在推銷商品一樣，聽起來很有說服力——至少他把自己給說服了——以至於讓人感到有些不真誠。但他是如此地熱血沸騰，我只好硬著頭皮聽下去。

「別去想那些酒店，別去想那些友誼商店和禮品店，也別去想那些餐館和保齡球館——所有和旅遊相關的東西都不要去想，」弗列格爾說道，「它們有自己的發展邏輯，這樣可以賺點小錢，但賺不了大錢。」

「但是中國人正在嘗試吸引更多遊客。」我說。

「別提這個了，這只是其中一個細節。他們想要的是外國投資，所以你看——看看其他方面，比如石油、工業，還有合資企業。想不想知道一個有意思的數字？我在香港的銀行要跟大概200家合資企業打交道，你猜得到其中目前正在運作的有多少個嗎？——我指的是，那些真正投入運營的。」

我表示猜不到。

他豎起兩根手指，說：「只有兩個，這是全部了，而且這兩家誰也沒賺到錢。」

「可是大家都在談論合資企業。」

「他們只是在裝腔作勢而已。大部分企業都把高層人員撤走了。他們在中國的高管工資很高，但是又一直不賺錢。所以他們就把高薪的美國佬叫回去，換成某個叫左伊·陳（joechen）或是什麼的香港人——你知道的，一般都是中年人，穿棕色西裝，手上拎個塑膠公文包。他們一喊‘加油，左伊！’，那些人就開始往前衝，直到碰到一堵牆，踉踉蹌蹌地回來。他們又喊一聲‘加油，左伊！’，那些人又會繼續往牆上衝。但這有什麼關係？每年只要給他們發兩三萬美金就夠了。現在都是這樣的傢伙在幹，年薪六位數的高管已經沒有了。」

為了打壓一下這位弗列格爾先生的氣焰，我表示中國人似乎對於經商特別自信。

「我不是在說他們——我講的是投資者的信心好像正在消退。這就是為什麼未來三四年至關重要了。很多公司都已經撤離，他們既不是慈善家也不是空想家。他們想賺錢，如果賺不到錢，他們就走。中國市場正處於大規模擴張階段，但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很多回報——因此沒有理由讓人寄予厚望或者吸引大規模投資。泡沫是會破裂的，而且一旦破裂，這裡就會變成地獄。五年之內我們就會知道這樣的事會不會發生。」

我覺得這人說的話挺有趣的，因為他完全沒有政治意識——他既務實又冷靜，一心想著怎樣用最快的方法來掙錢。這讓我開始想象，中國或許有很多這樣的人。

有些中國人已經開始盜墓了。中國南部有許多大墓豪冢，因此文物走私也成為當地最猖獗也是被判罰得最多的罪行之一。他們挖出各種盔甲、兵器、罐子、銅器、銀器和飾品，再運到香港。從1984到1986的短短兩年時間內，中國警方就破獲了一百多起走私案件，追回文物兩萬多件，其中不僅有家族財產，還有從湖南的漢代和唐代陵墓中盜取的各種物品。在某些案件中，還存在近似於中世紀的那種破壞行為——帶有虎紋的漢代絃琴和長笛被盜墓賊們肆意踐踏，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圖案「不吉利」。整個衡陽縣有六十多座陵墓被養豬者破壞，陵墓的磚塊被他們用來砌豬舍。然而，大多數文物最終還是淪為了走私品。

這些價值連城的走私品通常都被藏在船艙或者運送大白菜的卡車內，很快就送往香港。它們的最終流向十有八九是香港，因為這些東西從來不會在中國內地買賣。

不論價值高低或年代遠近，古董在中國內地幾乎都是不允許交易的。買賣年代超過150年的古董就算違法——也就是說，最多隻能買到晚清年間出產的劣質仿品。然而，在香港卻可以買到唐代的青瓷、明代的碗，甚至古代的陶器和新石器時代的物件，並且香港古董市場目前的繁榮狀況前所未有，因為走私活動極其猖獗。

「中國人現在知道古董的貴重了，」一位古董商告訴我，「他們過去把東西賣給國家，現在再也不賣了，因為國家出的價錢太低。他們的態度變了，人人都在參與買賣，人人都在挖寶貝。他們想再找到一座西安城，再挖出一批兵馬俑——但這次他們要偷偷帶去香港——你會在荷里活道和貓街的古董店裡見到它們的。最不可思議的東西我都見過了——在v&a博物館你都見不到的，我沒有開玩笑。他們又鑿又挖，偷遍了大大小小的墳墓。從來沒有哪個時期是這樣的。」

***

要想形容中國不是什麼樣子，其實非常容易。如今在這裡已經看不到狂熱的工人和農民成群結隊地高喊口號，也感受不到濃厚的政治氛圍。這個國家建設得不是特別好，實際上有些樓房的粗劣程度是我從未見過的。它的城市並不光鮮，甚至很多農村看上去都是支離破碎、皮開肉綻的。這裡沒有井然的秩序，充滿了吵鬧與喧譁。它已經擺脫了過去的樣子——在廣州尤其如此。這一點顯而易見。

然而，要講清楚中國到底是什麼樣子，卻是件很困難的事，但倘若能理解它的紛繁複雜，那麼也許就會有點希望。可是當時的情形卻令我發狂，因為我只能坐在那看廣州的雨下個不停，完全不知道這一切有什麼意義。後來我碰到了一大堆裝腔作勢的人——可能在廣州這種人比別的地方更多，因為這裡有更多外國遊客——於是我想：我還是閉上嘴，把這些都記下來吧，我會繼續穿越中國的，我要跟隨火車走遍這個國家的角角落落，我要去它的最高點和最低點，去它最炎熱和最寒冷、最乾燥和最潮溼、最空曠和最擁擠的地方。這是我唯一的辦法，在那之後我就會有清晰的思路了。

離開廣州的前幾天，我遇見一位女士，她說自己來過廣州很多次。她當時也要走，不過去的是另一個地方。這位女士名叫麗莎·帕卡德，在香港生活。這十幾年來她一直在陸陸續續地造訪內地，如今已經厭倦了。她四十五歲左右，看上去挺有開拓精神，由於在文化和商業方面都有廣泛的興趣，所以一直很忙碌。而且，她看起來擁有不錯的人際關係。

她說現在同以前不一樣了，我表示贊同，問她是否記得這些變化具體是從哪一年開始的。

「哪一年？」她笑道，「我都記得具體是哪個禮拜。鄧小平當時發表了一篇講話，每個人都積極響應了。中國人最擅長解讀講話，他們知道他講的東西很重要。那是1984年的某個禮拜，從那之後，一切都變了。」

她語氣酸溜溜的，於是我回應道：「可是後來他們確實取得了很大進步。」

「我並不這麼認為，」她答道，「我討厭這些變化。現在他們想要的都是些小玩意兒，比如彩電、相機、手錶、錄音機、冰箱和摩托車。他們貪得無厭，內心開始變得非常扭曲，彼此間不再有信任，他們會說謊了。以前你用過的刮鬍刀片，他們都會還給你，你還記得他們那時怎麼說的嗎？‘噢，我們不需要這些，我們自己有刀片。’多麼誠實，多麼耿直，多麼中國！」

我說那其實是紅寶書中毛主席的指示而已。毛澤東提出軍人要服從三大紀律（對黨務工作者也是同樣要求），分別是：「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此外，他還提出了許多別的要求，比如「說話和氣」「借東西要還」「不打人罵人」和「不調戲婦女」。

麗莎接著說道：「他們的理由是，他們必須把握時機來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這樣的自由體制才建立了幾年時間。然而，他們也知道中國歷史上不乏發生劇變的時期。沒有人預見過現在的時代，同樣也不會有人知道它將在什麼時候結束。所以他們就這樣瘋狂。他們彷彿覺得明天一切都會結束，所以伸出兩隻手拼命地抓。我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他們的回答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在毛澤東時代，人們起碼還有某種信仰——那是一種理想主義和共同奮鬥的精神。‘共同奮鬥’是他們經常使用的說法，體現著某種團結一致的思想，而如今這種思想已經銷聲匿跡。他們不再友善，不再禮貌。我覺得他們已經迷失，他們的結局會很可怕。」

麗莎·帕卡德的話非但沒讓我垂頭喪氣，反倒讓我更加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旅行之中。不管怎樣，我煩透了這場雨。聽說內蒙古從來不下雨，而遙遠的甘肅開滿了藏紅花。於是我計劃了一條很長的火車旅行路線，打算穿越中國最西部的幾個省份——由於這個計劃過於宏大，我不得不向鐵路局求助。他們並不相信我，但同時又表示如果我去北京的話，會跟我一起討論這個問題的。他們說，我需要得到許可。

同行的團友們就要永遠離開中國了，他們當中有的人已經走了，比如維特里剋夫婦和韋斯特貝特爾夫婦，他們帶走了許多紀念品（漆器、地毯、筷子、銅器、扇子），卡思卡特夫婦也已經回到了濱海貝克斯希爾。

基克和莫里斯還沒有離開白天鵝賓館的酒吧。基克說：「我要是跟家裡的那些傢伙講，我遇到過一個禿頭女人，他們肯定不信。」

他咯咯地輕笑著，那笑聲總是在提醒我，他的腦袋裡有一塊金屬片。然後，他眯縫著眼睛朝我看過來。

「我可是個水兵啊，」他說，「我們見什麼都激動。」他在廣州還遇到個年輕的日本女人——那時她賓館的房門敞開著，他恰好經過，於是就開始跟她胡扯。基克已經六十七歲了，但回憶起這場豔遇的時候，他的神情卻溫柔了許多——那只是昨天的事，就發生在賓館四樓。

「真的很棒，」他說道，「我們只相處了六小時，但她給我的愛，比我在十五年婚姻裡獲得的還要多。」

莫托爾在一旁看著，他已經喝得爛醉如泥。一路上他都沒有交到朋友，現在還是孤身一人。他問我接下來打算做什麼。我告訴他：我要北上，去進一步瞭解中國。

「那邊會有更多墳墓，」他說，「還有更多筷子，更多寶塔。你到底想幹什麼？」

「試著瞭解這個國家。」我說道。

「你要坐火車去嗎？得坐好幾個世紀吧！」

「這樣我會很有成就感。」

莫托爾大笑起來。我覺得他不是很聰明，但其實我也沒跟他說過很多話。我只記得他因為出去找石頭而消失了多少次，我還曾經對他收集的那一袋東西大為驚歎。他最寶貝的是一塊來自長城的磚頭，一直在想到廣州火車站的時候能不能順利把它偷運出關。

這些遊客中，每個人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讓我感到驚訝。我認識到，如果不是和他們坐火車同行了一萬英里，我永遠也不會真正瞭解其中任何一人。在倫敦時我曾暗地裡對他們品頭論足，但與第一印象相比，他們所有人都有更好的方面，也有更糟的方面。現在我已經對他們無可指責了，因為他們都證明了自己不過是普通人而已。莫托爾一向獨來獨往，只對石頭情有獨鍾，然而這次他也讓我大吃了一驚。我以為他目不識丁，所以一直沒拿他或者他那袋石頭當回事。

他問我：「你知道《遠行》嗎？」

我表示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問他是不是指一些中國觀光團，經常帶人去熱門景點的那種？

「是威廉·華茲華斯的詩，」他答道，「我在學校的時候讀過。」

「噢，是那個《遠行》啊。」

莫托爾扶了扶眼鏡，開始朗誦道：

腳步沉沉，前路艱難，

酷暑沙塵，風咆雨哮相伴，

漂泊的商人肩負重擔，脊背彎彎，

遠行的旅人喲，笑得真燦爛……

天啊，我心想，我竟然自始至終都對這位老兄不屑一顧！

然而，說起旅行者總能自得其樂，我當天就決定離開廣州。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想，為什麼中國會給人留下這樣的刻板印象，人們很難擺脫關於它的想象，因而也難以看清真相。我們常常以為去了阿拉斯加就能找到圓頂冰屋，去了大溪地就可以看人穿草裙，去了非洲就有闊嘴厚唇的烏班吉人，中國的情形與這些不完全相同，但有點類似。西方人個個都喜歡道聽途說，這導致他們對中國的想象虛假而不真實，所以不足為信。同樣，也不能認為中國到處都瀰漫著貧窮的氣息。在這個面紗被不斷揭開的國度，走在它最稀鬆平常的街頭，總有場景能把我嚇得魂飛魄散。儘管如此，這裡卻有許多美麗的昆蟲，我對它們的喜愛與日俱增。

脫線先生（mr.magoo），由美國聯合制片公司（upa）於1949年創作的著名動畫形象。

括蒼山位於浙江省台州市。

編者注：據《史記·李斯列傳》記載，李斯的行刑之地為咸陽。

編者注：pagoda的詞源是波斯語butkada，即but（偶像）和kada（住所）的複合詞。

編者注：英語中的mandarin一詞原指中國官僚，來自葡萄牙語中的mandarim（早期拼寫為mandarin），詞源學家認為這是東南亞的葡萄牙殖民者借用自馬來語的menteri（朝臣、部長），而馬來語menteri一詞來源於古印度梵語的mantrin（部長）。

普羅列塔利亞為「proletariat」一詞的音譯，意為無產階級。

布林喬亞為「bourgeois」一詞的音譯，意為資產階級。

徐遲譯：《瓦爾登湖》，瀋陽：瀋陽出版社，1999，第321頁。

哈利·李（harrylee）是李光耀早年使用的英文名。

坎帕拉（kampala）,烏干達首都。

荷里活道（hollywoodroad）和貓街（catstreet）都是香港售賣古董的集中地。

v&a博物館，全稱是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andalbertmuseum），位於英國倫敦，以美術品和工藝品收藏著稱。

濱海貝克斯希爾（bexhillonsea），位於英格蘭東薩塞克斯郡的一個海濱城市。

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wordsworth，1770—1850），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曾獲得「桂冠詩人」稱號。

編者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佩戴唇盤的非洲婦女被帶到歐美，在馬戲團和雜耍表演中展出，她們被稱為「烏班吉人」。但事實上這個名字是從地圖上隨機選擇的，烏班吉河（ubangiriver）是非洲中部剛果河的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