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奧莉加對我說，「我朋友的電話一直打不通，我必須先和她通話。」
到目前為止，我還在想象在這個地方會遭到威脅或搶劫。說不定門開啟以後，出現的是三個高大的莫斯科人，他們會把我抓住，掏空我的口袋，然後矇住我的雙眼，把我扔在莫斯科的某個角落。她們不會真的要綁架我吧。我問自己是否擔憂，然後自問自答：還真有點兒。
看到開門的女子滿臉驚訝，樣子邋里邋遢的，我懸著的心才稍稍安定下來。她的頭髮亂糟糟地盤在一起，穿了件浴袍。時間已經是下午很晚了，她才剛剛睡醒。她跟奧莉加竊竊私語了一會兒，然後讓我們進屋。
這個女子名叫塔季揚娜，我們的打擾使她怏怏不快，因為此前她一直在床上看電視。我對她們說想借用洗手間，這樣可以順便快速打量一下屋子。這套公寓很大，有四間臥房和一箇中央大廳，廳裡面還擺放著書架。所有的窗簾都是合上的。空氣中混雜著蔬菜和髮膠的味道，還有床褥味、體味和腳丫子味交織在一起——晚起者家裡都是這種氣味，誰也不會搞錯。
「要喝茶嗎？」我答應了，於是我們在狹小的廚房裡坐下來。塔季揚娜趁燒水沏茶的工夫梳好了頭髮，還化完了妝。
桌上有一些雜誌：兩本舊的《服飾與美容》，上個月的《尚流》和《時尚芭莎》。看見它們被放在那裡，我深深地確信，那種雜誌永遠都會讓我心生厭惡。
「這些都是我的義大利朋友帶來的。」塔季揚娜說道。
「她有很多外國朋友，」奧莉加說道，「這就是我帶你來見她的原因，因為你是我們的外國朋友。你要換盧布嗎？」
我說不用，我沒有東西要買。
「我們可以找些東西讓你買，」奧莉加表示，「你可以給我們美金。」
「你們要給我找什麼？」
「你喜歡娜塔莎，她也喜歡你。要不你跟她睡一覺吧？」
我站起來走到窗邊。屋裡的三個女人都盯著我看，我把目光投向娜塔莎，她故作矜持地對著我微笑，眼睛眨呀眨的。身旁是她的購物籃，裡面有一盒清潔劑、一把用報紙包裝的新鮮菠菜、幾瓶罐頭、一包塑膠衣夾，還有一盒尿不溼。
「在這裡？」我問，「就現在？」
她們全都對著我笑。窗外，人們忙著打掃街道，扒攏地上的落葉，剷起成堆的垃圾——為了慶祝列寧生日，在這件小事上，他們都慷慨地展示出了作為公民的自豪感。
「跟娜塔莎睡一覺要多少錢？」
「170美金。」
「這麼具體的數字，」我說，「你們是怎麼定價的？」
「那是小白樺商店裡一臺錄音機的價錢。」
「我要考慮考慮。」
「你現在就得做決定，」奧莉加堅定地說，「你有信用卡嗎？」
「你們這還可以刷信用卡？」
「不能，但是小白樺商店可以。」
「那真的是一大筆錢呢，奧莉加。」
「啊哈！」塔季揚娜嘲笑道，「我的男人們給我買收音機、錄音機、錄音帶，還有衣服，算起來要好幾千美金呢。就一百多美金你還磨磨唧唧的。」
「聽我說，我沒有誇誇其談，相信我。但如果我喜歡一個人，我不會為了和她上床而給她買東西。在美國，我們做愛是為了得到快樂。」
奧莉加說：「如果我們沒有美金，就不能去小白樺買收音機。商店六點鐘就關門。有什麼問題嗎？」
「我不喜歡操之過急。」
「講了這麼久！本來你們倆現在都搞完啦！」
我討厭這樣的局面，強烈地希望能擺脫她們的喋喋不休。廚房裡很熱，茶很苦，那些在十六層樓之下扒落葉的人也讓我感到沮喪。
我說：「那我們為什麼不先去小白樺？」
塔季揚娜換好衣服，我們叫了輛計程車。開車去那裡大概二十分鐘，我們到的時候可能就快六點了。但對我來說，這個辦法既能挽回面子又能省錢。回想起剛才在公寓裡的自己，我真是感到深惡痛絕。
進商店之前，三個女人又開始吵吵嚷嚷。奧莉加責備說都怪我，沒有在適當的時候跟娜塔莎行樂。塔季揚娜一會兒就要去學校接女兒，娜塔莎著急回家，明天她要同丈夫和孩子去黑海，而此刻她還指望著要買個錄音機；奧莉加自己得趕回去做晚飯。「vremya（時間），」娜塔莎用俄語叨唸著，「vremya.」快點啊，快點。
我從沒見過那麼昂貴的小電器，收音機和磁帶機的價格高得離譜，一個索尼隨身聽要300美金。
「娜塔莎想要個這種的。」
奧莉加指著一個200美金的卡帶機說。
「這價格太荒唐了。」
「這是好貨，日本產的。」
我望著娜塔莎，思考著這些人怎麼可以如此徹底地擺脫市場規律的控制。
「抓緊時間。」娜塔莎催促道。
「這些很漂亮。」我開始試戴各種皮帽，「你為什麼不要這個呢？」
奧莉加對我說：「你現在必須買點東西，然後我們就去把事兒辦了。」
我又開始想象：我們付好錢，用小白樺的購物袋拎著卡帶機，朝塔季揚娜家奔去，上樓後我在她身上胡亂摸索，娜塔莎氣喘吁吁地喊著「快點啊，快點」，草草了事之後我就離開。
我說道：「塔季揚娜，你女兒還在學校等你呢。奧莉加，你老公晚上還要準時開飯哦。娜塔莎，你非常漂亮，但是如果還不回去收拾行李的話，就趕不上和老公去黑海啦。」
「你在做什麼？」
「我還有約。」我說著便離開了，此時小白樺商店也打烊了。
我去了蘇聯大劇院，注意到寄存處、小賣部和吧檯的蘇聯女人通通都直勾勾地盯著我看。這既不是勾引，也不是愛情，僅僅是因為發現了一個可能攜帶堅挺貨幣的男人而表現出來的好奇。女人們通常不這樣看別人。那是一種毫不含糊的、戀戀不捨的凝視，眼神中總帶著一絲笑意，彷彿在說：也許我們可以一起做些什麼。
來到莫斯科後，我們的旅行團就死氣沉沉的。大家都變得非常安靜和機警，實際上他們好像在害怕什麼，我完全沒想到會這樣。是因為士兵和警察兇巴巴的眼神嗎？還是因為進入酒店大堂之前，要經過一遍遍的安檢，並且還要出示房卡？或者是因為那些空蕩蕩的大樓和寬闊的街道？阿什利說在莫斯科他覺得自己很渺小。
基克眨眨眼，告訴我在莫斯科的這三天他連酒店都沒有出。他說怕被人抓走，然後就杳無音信了。
「他們為什麼要抓你？」
「我是美國海軍陸戰隊計程車兵，」他回答，「在蘇聯，他們會因為這種理由殺掉你的。我說，我們快離開這兒吧。」
***
一個陰沉沉的下午，天下著雨，我們從西伯利亞鐵路的終點雅羅斯拉夫爾站出發了。團裡的人又緊張又囉嗦，他們為再次出發感到高興，卻又為接下來的旅程擔憂。有的人從來沒有在火車上過夜的經歷。到達伊爾庫茨克前需要在火車上度過四個夜晚，他們有自己的獨立空間——美國人住一個隔間，英國人住一個，澳大利亞人住另一個，那四個不知名的法國人也獨自待在一起。自從第一眼看見他們分給我的隔間，我就知道接下來的旅途將美妙無比：那裡只有我一個人。我有在波蘭買的食物，有在莫斯科買的巧克力和香檳，還有書和短波收音機和我做伴。我期待著未來四天的狂歡。
這種感受在蘇聯是非同尋常的，因為這裡的個人總是被視而不見——他們幾乎從來不會注意到還有單獨上路的旅行者。如果你獨自走進某家蘇聯餐館，那麼要過很久很久才會有人過來招待；但要是三十五個芬蘭醉漢唱著「suomi!suomi！（芬蘭！芬蘭！）」一起進去，服務員立馬就會體貼備至地伺候他們吃飯，不用一個小時他們就能回到遊覽車上。蘇聯人更喜歡款待一大群人用餐。他們像趕牲口似的把這些人集中在一起，向他們發號施令，清點人數，最後送他們離開。個人往往被視為又危險又惹人厭煩的存在。既然欺負一整群遊客要容易得多，為什麼要為一個落單的人煞費苦心呢？他們對於獨行者既蔑視又害怕。如果有人好不容易衝破了這種官僚氛圍的重重阻礙，他會發現自己的花銷要比跟團旅行貴上一倍。蘇聯社會並不認同「個人」的概念。我的辦法很簡單：跟旅行團走，然後選擇適當的時機離開他們。
我要是獨自旅行，絕對不會有一個專屬於我的隔間。但我們的旅行團整整包下了兩節車廂，而一節半就足夠容納所有人了，因此有些幸運兒就可以自己住。
這就是為什麼在第一天，車輪滾滾駛向基洛夫的途中，我過得非常開心——閱讀，飲酒，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記錄與奧莉加和娜塔莎之間的那段奇葩故事。這對我來說就像一種放鬆療法：無所事事地待著，欣賞怡人的風景，還有人叫你起床吃飯。由於我們是集體行動，所以能夠比別人更優先地享受服務。
搭乘西伯利亞快車的經歷既單調乏味，又有種苦行僧般的悽美：火車整個白天都在疾行，發出巨大的聲響，窗外只有樺樹林和起伏的山丘，到了夜裡外面一片漆黑，漆黑過後看見的是更多樺樹林和更多起伏的山丘；接下來整個白天又都是這個樣子，到最後你會覺得窗外那些根本不是風景，而更像牆紙——那種極其簡單的一張連著一張的牆紙，讓人寧願去觀察拼接處的痕跡，也不願去欣賞它本身的設計。
一座座小山丘被白雪覆蓋著，山與山之間嵌著一片片樺樹林，自然界中再沒有比這更古樸的風景了。烏鴉和它們的小窩讓這幅黑白畫作更顯質樸：那些胖乎乎的黑鳥，要麼安靜地棲在枝頭，要麼就在蒼白的天空下凌亂地撲騰著翅膀。
我們經過彼爾姆，在1100英里（1770千米）處跨越東西界標，然後駛向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一路上民居越來越小，外觀也不停地變化，從城市裡的鋼筋水泥大廈，到郊區的磚瓦平房，再到木板搭建的住宅，越往前走房子越簡陋，直到出現用半圓木做成的屋舍，再偏遠一點，就只有一根根整木堆砌起來的小屋，牆體的縫隙用草皮堵住。只要走上50或100英里（80或160千米），你就能瞭解蘇聯建築的全部歷史。
吃午飯時我和瞎子鮑勃、威爾瑪和莫托爾坐在一起。莫托爾給我們展示了他的最新收藏，其中有一顆柏林暴動者扔出來的石頭，有一塊來自華沙的大石塊，還有一顆在蘇聯撿的鵝卵石。他正盤算著利用在鄂木斯克停留的12分鐘，去地上搜羅點有意思的東西上車。
「這些房子太可怕了。」威爾瑪說道。她戴了一頂羊毛氈帽，遮住光禿禿的腦袋。
莫托爾連鬍子都沒刮，到處找著威士忌。在這樣的旅途中，我要是看見有男人開始不刮鬍子，就老覺得有什麼倒霉事要發生。
我注意到，這裡的房子好像很多都沒有上漆，有的話通常也只是些裝飾而已。在更窮一些的村莊，他們根本就不刷漆。日曬雨淋讓那些小木屋和棚戶的顏色越變越深，車窗外那一大片矮胖的小黑屋就是例證。
威爾瑪說：「我想讀點關於它的東西。」
瞎子鮑勃問：「保羅·索魯寫過一本關於西伯利亞快車的書，你看過嗎？」
「沒有，」威爾瑪回答，然後她問我，「你看過嗎？」
我把臉貼著窗戶，說道：「看那些樺樹！從來都沒有見過一棵粗壯的，是不是很神奇？它們全都是高高瘦瘦的，你們說是為什麼……」
「我看過，」桌對面的莫托爾說道，「格尼夫婦有一本他的書，不過我不知道是哪本。我見過馬爾科姆在隔間裡看。」
我提醒自己要避開格尼夫婦，但儘管如此，我坐在這裡仍然覺得自己像個偽君子。但我要怎麼做呢？我討厭別人關注我。我花了錢買票，所以有權利保護自己的隱私。我沒欺騙任何人，僅僅是吝於說出真相而已。如果我選擇坦白，將會惹來許多麻煩，不光是有人不停地過來跟你聊寫書的事情，告訴你「應該去買一臺文書處理機」，而且我還擔心成為他們的免費嚮導。就因為我以前坐過這趟車，所以就應該知道窗外那個熱水瓶形狀的東西是不是某座教堂的尖頂，那條河叫什麼名字，以及在伊爾庫茨克能否買到膠捲。
要保守秘密其實很簡單。我自己單獨住一個隔間，這裡有充足的空間和大量的食物，葡萄、餅乾、巧克力和茶葉，這一切都讓西伯利亞快車上的生活更像是奢侈的療養。我的小收音機在車內還能正常工作，這使我感到驚訝。白天有時我可以收到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有時也能收到澳大利亞廣播和美國之音。我聽到了「流行金曲二十首」，關於中國舉辦莎士比亞戲劇節的報道，以及利比亞爆炸事件的後續情況。臥鋪車廂末尾有個俄式茶壺，裡面有熱水可以供我泡茶。我把每天的時間分成三部分，給自己安排閱讀和寫作任務。
那天晚上，一輪滿月照耀著萬里無雲的夜空，地上的積雪已經融化，樺樹林裡汪洋一片。午夜時分，空中的圓月和水中的倒影相映成輝，整個地面明亮得如同一面鏡子。樺樹的葉子早已落盡，光禿禿的枝幹在月色中輕搖，一副弱不禁風的模樣。
西伯利亞快車上的生活每天都一個樣，但這也是它讓人放心的一面。就其本身而言，這樣的日子並不有趣，這就是為什麼作為一名乘客時我感到很開心，可是真要想記錄點什麼時就會非常惱火。這趟列車只能成為寫作的背景，而不能把它當作描述的物件。同我瞭解的其他列車相比，它更像一艘遠洋郵輪，帶領我們四平八穩地行進，路邊都是千篇一律的風景。十三年前我曾坐過這趟車，如今它有了許多變化，而且大部分都是進步的。我假想，這背後應該與戈爾巴喬夫倡導以經濟有效的方式改造蘇聯社會有關。他曾經公開批評蘇聯工人做事心不在焉：現在臥鋪車廂裡再也見不到頭髮花白的老列車員，取而代之的是兩個年輕人，他們待在一個小隔間裡，輪流出來工作。戈爾巴喬夫還譴責說這個國家的人普遍酗酒，如今的變化從西伯利亞快車上也能看出來，因為車上再也沒有人飲酒狂歡。雖然偶爾還能見到幾個醉鬼，但他們沒人敢走進餐車，車上再無酒水售賣。車廂更乾淨了，列車員態度非常和藹，車上的乘客也都比從前更加體面。儘管如此，在逗留時間稍長一些的車站，我要是下車去月臺上走走，還是會有蘇聯人硬拉著我問：「你的鞋子賣不賣？牛仔褲賣不賣？t恤賣不賣？」對我而言，如果一個國家的人跑過來，連你身上的內衣都要買，那麼這個國家肯定是在根源上出了問題，當然這也許只是我個人天馬行空的想法。
我每天都把手錶調快一小時，因為伊爾庫茨克的時間比莫斯科快五小時。這樣每天損失一小時並沒有給我造成時差困擾。第三天睡醒時我朝窗外望去，看見南邊有一個巨大的湖，那就是錢尼湖。很快我們就在巴拉賓斯克停下，這個地方非常寒冷，氣溫在零度以下。列車員澤尼亞眯縫著眼睛看了看天空，他把自己抱得緊緊的，用俄語嘟囔著：「sneg（要下雪了）。」莫托爾提醒我注意，巴拉賓斯克草原上有些樺樹粗壯得像啤酒桶一樣，比我見過的任何樺樹都茂密。這些樹都比較老，軀幹上的樹皮已經變黑而且裂開了。
我們來到了鄂畢河邊的新西伯利亞市。奇怪的是，這座西伯利亞城市竟然如此之大，但想想芝加哥的情況也就無需大驚小怪了。它和芝加哥一樣，都是因鐵路修建而發展起來的城市。更奇怪的是這裡有許多海鷗，在距海洋1000多英里（1600多千米）的河面上，居然有無數黑頭鷗和紅嘴鷗在浮冰之間俯衝穿梭。鄂畢河綿延3461英里（5570千米），是世界第四長河，比長江還要長。
有一次，馬爾科姆·格尼深有同感地和大家講保羅·索魯筆下的經歷，那個號稱無所不知的旅行者，在很多年前就搭乘過這趟列車。桌上的每個人都饒有興致地聽著，明顯流露出感同身受的神情。看來似乎只剩我一個人還沒表態附和他的誇誇其談了，因此我找了個藉口起身走開。
但我真想表明自己的身份，告訴他們這趟列車比1973年時好多了。它現在更有序、更乾淨，似乎也更包容了。我記得那時上車才幾天，餐車裡就沒有了像樣的食物，我們只能吃些雞蛋、清湯寡水和不新鮮的麵包；列車在彎彎繞繞的長鐵軌上顛簸，鋼碗裡的清湯就跟著晃盪，那場景我至今還記憶猶新。
我剛要入睡，天上的雲越積越厚，正飄向空中那輪耀眼的明月。天變冷了。在廣袤的西伯利亞森林裡，在一片片雪地和尖聳的樹木之間，想必有狼和野狗出沒。再往下想，我彷彿看見它們的皮囊掛在架子上。用狼皮做帽子，在我看來是十惡不赦的事。月亮最終完全被雲層遮住，黑暗湮沒了眼前的一切。第二天早晨醒來時，我們已經到了泰舍特，窗外風雪大作。
這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春雪，下得很大，積雪很深。到處是白茫茫的，地上只露出幾條泥濘的小溪，溪裡並沒有水流，就像一絲絲巧克力冰激凌曲折地嵌在白雪之中。下雪的地方總是寂靜得有些詭異，此刻在西伯利亞則更是如此——確切地說應該是東西伯利亞，烏克車站指示牌上就是這麼寫的，那是個很小的車站，建築全都是用木頭搭建而成。雪沒日沒夜地下著，有時道路兩旁積雪太深，當列車在風雪中穿行，我們只覺得被白色包圍。天空是白色的，大地是白色的，沒有別的，除了隱約有些樹木的痕跡，只有一片蒼白。
用裡克·韋斯特貝特爾的話說，木製建築很容易讓人想到1920年代美國中西部的小鎮：房屋都是一層結構，上面有陡峭的斜屋頂；郊外都有幾家髒兮兮的工廠，排出的煙和天上的雲一樣呈灰褐色，而且四周都是遼闊的草原——我們眼前的這個，像極了愛德華·里爾筆下的廣寶蓮大平原。從濟馬小鎮往前走了幾小時，經過的都是些偏僻的新興城鎮，看起來都跟《大街》裡的戈弗草原鎮差不多。此時我剛好在讀《大街》，面對著書裡書外如此相似的情景，我驚奇不已。
到了下午，大雪有所減弱，隨後在我們靠近安加爾斯克時，大風將積雪從地面捲起，好像暴風雪一般，但那時雪已經停了。被風橫掃過的地面，泥土乾乾的，呈淺棕色，這樣的凍土硬得用腳尖也踢不破。直到看見一隻獵鷹停棲在光禿禿的枝頭，我才意識到這裡並沒有多少生命的跡象，鐵灰色的天空下，只有寸草不生的土地和隨風而舞的白雪。列車繼續前行，我期待著能見到更多生命。我想我後來看見了喜鵲和烏鴉，但那也許只是光影造成的錯覺。
西伯利亞快車行駛了四天半時間，我們已經穿越廣袤的平原，就快到達伊爾庫茨克了。令人驚訝的並不是這趟旅程耗時如此之長，而是對於每個選擇繼續搭車前往海參崴的人來說，還有四天在等著他們，並且接下來的旅途和此前的並不會有什麼兩樣，如同要穿越海洋一般。
當時已經是晚上九點，我們並沒有在市內停留，而是直接被送上一輛巴士，行駛幾十英里後來到了位於貝加爾湖畔的酒店。維特里剋夫婦叫它「白考爾」湖，他們直接用了女星白考爾的名字。
***
湖水已經結冰，由於擠壓的關係，大量冰塊堆積在了岸邊。貝加爾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它藏有全球五分之一的淡水，蘇聯人認為湖中不僅有水怪，而且有肥碩的海豹和數不清的各種魚類。他們號稱湖裡的冰有6英尺（1.8米）厚，完全可以從上面走路去對岸——這個湖的長度可有400英里（640千米）。或者也可以坐雪橇穿過湖面去巴布什金，這在冬天確實能節省不少時間。貝加爾湖有的是新奇事物。那些都是自然奇觀！巴沙亞里什卡那邊有毛皮動物養殖場，他們飼養白鼬、猞猁和水貂，用它們的皮毛做帽子。他們還誘捕黑貂，因為這些小東西在籠子裡不會交配，但養殖場附近卻有很多野生的，一張皮可以賣一千美元。他們還炫耀說湖底下有珊瑚。就在岸邊的利斯特維揚卡，坐落著一個教堂。教堂裡有個神父——貨真價實的神父。
他們倒是從不吹噓自己的酒店。莫斯科的酒店很寬敞，但卻落滿了灰塵，床墊是用稻草做的，地板已經變形，地毯破破爛爛，毛毯上滿是菸頭燒出來的破洞，漏水的管道和發裂的馬桶水箱讓浴室裡發出陣陣惡臭。「這裡的廁所太慘烈了。」理查德·卡思卡特說道。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我們在貝加爾湖住的酒店是用大理石建的，像陵墓一樣，但是很乾淨。不過，我換了三間房才終於找到一間有熱水的，但又發現沒有馬桶座圈，而且所有的房間都沒掛窗簾。這裡有老太太負責除塵和拖地，但除此之外，酒店沒有任何維護工作，不僅給排水這樣的大問題沒人管，細節之處也是問題不斷：抽屜的把手消失得無影無蹤；窗戶的插銷也不翼而飛——儘管他們的窗戶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緊閉的；門鎖卡住了；燈不是不亮，就是纏滿了裸露的電線。東西壞了的話，要麼用膠帶隨便粘粘，要麼就用繩子胡亂綁綁。儘管每個旅行者都應料想到要忍受旅途中的種種不適，但蘇聯生活的許多方面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不適，而是徹徹底底的危險所在。
旅行團裡的人們來到這裡後都不大高興：天氣凍得人瑟瑟發抖，酒店狼藉不堪，食物糟糕透頂，而且，為什麼西伯利亞人都不會笑的？
度蜜月的人也來這個酒店，他們有的會住下來，有的只站在門口拍拍照，有的則在這裡狂歡痛飲。我入住的第二天夜裡，隔壁住進來一對新婚夫婦，他們一直用卡帶機播放蘇聯搖滾，直到凌晨兩點，我跑去敲門叫他們把音樂關掉。過來開門的是新郎，他喝得醉醺醺的，口水不停地往外淌，個頭比我高了一英尺（30釐米），但當他看見我是個外國人，就決定不對我動粗。他身後的房間裡，一名年輕女子正慫恿他給我點顏色看看。為了報復我，他們把聲音開得更大了，大約過了十分鐘才關掉。
當地新婚夫婦有個習慣，他們會開車前往貝加爾湖流入安加拉河的出口處——那裡放眼望去全是絨鴨和浮冰，把車泊在岸邊，然後開一瓶香檳舉杯對飲，此時司機會為他們拍照留念。新娘經常穿一身租來的白色蕾絲長裙，新郎則身著深色套裝，腰間還繫著一條紅色寬絲帶。有一次我朝這個方向走，路上見到了四對這樣的夫妻，他們舉杯慶祝，擺好姿勢拍照。湖岸上到處都是香檳酒瓶。
我覺得這樣的情景讓人感到非常壓抑。是因為儀式感太強烈嗎？還是因為蘇聯的離婚率實在太高，以至於這裡與結婚有關的一切都讓人覺得是在裝腔作勢？或許沒有什麼別的原因，只是天太冷了：貝加爾湖冷冰冰的，整個湖面就像是一片南極的冰雪平原。唉，這畢竟是西伯利亞的冬天。
***
有好些人都熱衷於解釋為什麼伊爾庫茨克會成為西伯利亞最重要的城市，它是教育中心，是亞洲的交通樞紐；但我認為裡克·韋斯特貝特爾說的八九不離十：「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大急流城也曾和這裡一樣。看看，那些戶外的茅廁。二十年代以後我們就再也沒見到過這個了。」我告訴他我在看辛克萊·劉易斯的書，這些西伯利亞城市就像是我們所熟悉的澤尼斯和戈佛草原鎮，除了帶門廊的小木屋，主幹道、老舊的汽車和手推車，還有門庭開闊的百貨商場也都很像。那些百貨商場，讓人恍惚覺得應該叫它們邦頓百貨公司。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西伯利亞的階級制度更為嚴格，這裡如果也有喬治·f·巴位元，那麼他應該是名政客，而不是地產商人。
有個叫「雷達」的愛沙尼亞搖滾樂隊正在伊爾庫茨克演出，刺骨的寒風從河面吹來，我房間的馬桶座圈是從一塊扁平殘破的膠合板上切割下來的。我很好奇，這個國家的人到底是怎麼把火箭送上火星的？
年輕的男人和滿臉狡黠的女人潛伏在散步道周圍，對他們能找到的每一個外國人糾纏不休。
「想不想賣……」他們什麼都想買，藍色牛仔褲、t恤、跑鞋、球鞋、手錶、毛衣、汗衫、打火機，統統來者不拒。他們用盧布付賬，不然的話恐怕我就得去跟安奴什卡待上一小時了。我有收音機嗎？有沒有鋼筆呢？
那天夜裡，我開啟我的小短波收音機，聽到了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頻道的新聞。還是平常那位女主播的聲音，但新聞內容讓我隱約感到不祥：
瑞典官員稱他們在大氣環境中檢測到了較高的放射性水平，此前有報道稱芬蘭、丹麥和挪威也檢測出遠高於平常數值的放射性濃度，他們認為這些報道與此事存在關聯。起初，有人認為這些放射性物質洩漏於斯德哥爾摩北部烏普薩拉附近的一家瑞典工廠。但瑞典不同地區的官員都表示，他們認為核洩漏來自東部，也就是說來自蘇聯的一家核電站。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已經颳了好幾天東風。一則報道稱，芬蘭的放射性水平已高達正常值的六倍，挪威的放射性水平則比正常值多了一半。
這是表明位於基輔附近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事故的第一條跡象。核洩漏發生在兩天前，那時我還在蘇聯境內——在貝加爾湖畔埋怨蘇聯人從沒想過要去修理漏水的管道。
***
第二天早晨，我們離開伊爾庫茨克，向蒙古出發。團裡的人抱怨說火車晚點了三個小時，但這似乎並不算太糟，畢竟它從差不多4000英里（6400千米）之外的莫斯科開過來。這是一趟從莫斯科直達蒙古的列車，它沿著西伯利亞大鐵路出發，到烏蘭烏德後轉向南行駛，改稱「蒙古快車」。列車要經過貝加爾湖南部的山區布里亞特，這是西伯利亞最崎嶇卻也是風景最美的地方，游牧的布里亞特人就聚居在這裡。火車繞湖而行，經過在斯柳江卡冰釣的漁人，沿著湖岸一路向前，去往巴布什金和更遠的地方。在布里亞特西南方向，有一條名叫哈馬爾達坂的大型山脈，和落基山脈一樣，那裡終年積雪，雄偉的山峰層巒疊嶂，海拔高度在15000到16000英尺（4.5到4.8千米）之間。這些高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需要繞開它們，通過平坦的色楞格河谷，才能到達蒙古境內。
上次來這裡時我什麼也沒看到。當時我要去西邊，而往西的列車要到深夜才繞過貝加爾湖。因此，在陽光下熠熠生輝的雪山對我而言也是全新的風景。臥鋪車廂像是被蹂躪過的樣子，到處落滿了灰。車內一側用西里爾字母寫著「蒙古快車」，旁邊還有個蒙古國徽，圖案上一個頭戴皮帽的人正策馬飛馳。我們在中途停靠時，看見許多身著藍色運動套裝、五官扁平的蒙古人跳下車，隨後立即在月臺上奔跑起來。這是一支獲獎的蒙古摔跤隊，他們在莫斯科參加完一系列比賽之後凱旋。其中一名摔跤手告訴我，國徽上騎馬的人是蘇赫巴託，他是這個國家的解放者。「蘇赫巴託」的意思就是「蘇赫大英雄」。
蘇聯火車的所有車廂都裝了喇叭，有時放音樂，有時放新聞或時評。但那背後總有雜音嗡嗡作響，而蘇聯人似乎並沒有注意到。這個裝置比較實用，它可以告訴我們下一站是哪裡，還有多久可以到。過去，因為開關被拆除，導致擴音器聲音無法調節，它們就一天到晚嗡嗡地響個不停。現在蘇聯火車已有改善，所有的喇叭重新裝上了開關。然而，蒙古火車裡的喇叭依然找不到開關，所以旅客要時刻忍受廣播裡喋喋不休的蒙語。
「他們就不能採取點措施麼？」威爾基小姐祈求地問道。
「我想用斧頭砍掉它。」基克說。
他們去找列車員控訴，但那個表情兇悍的女人只是揮揮手叫他們走開，一副別來煩我的樣子。
「可能她也沒有開關，」我說，「這樣想想，你們還算走運。因為如果關掉它，我們可能再也打不開了。」
此時廣播中傳來一個鴨子似的聲音。
「我們快瘋啦。」韋斯特貝特爾夫婦說道。
由於向他們演示瞭如何才能關掉聲音，我在團友中變得大受歡迎。我在開關拆除後留下的金屬頭上纏了一根橡皮筋，它提供的摩擦力足以讓我旋動按鈕把聲音關掉。這個辦法的妙處在於我還可以拿走皮筋，好讓它一直保持安靜。
我們越過色楞格河，看到的還是一望無際的原野，彷彿永遠也走不完。山澗流水從森林中蜿蜒而出，大如汽車的冰塊漂浮在河面上。褐色的土地上佈滿了灰塵，雖然很冷，但枝頭已經微微長出嫩芽。蘇聯城市烏蘭烏德就建在這個遼闊平坦的河谷上，之後它向四周擴張開來，現在隨處可見低矮的小木屋和高聳的電線杆，調車場裡停滿了裝載木材的貨車。這個地區的人口主要是伐木工人和捕獵者，但我並沒有見到任何一個這樣的人上火車。實際上，我看到火車上搭載了許多年輕的蘇聯士兵。
我們告別西伯利亞大鐵路向南開去，列車爬上了光禿禿的褐色山丘，可以望見下方褐色的山谷中，河流被充滿泥沙的冰塊阻斷，岸邊的城市猙獰地傾吐著滾滾濃煙。從烏蘭烏德往南才幾英里，土地就變得寸草不生，如同沙漠一般。在到達中國之前，戈壁灘上幾乎都將是這樣一成不變的風景：那裡沒有樹，只有大型灌木，草地被風沙侵蝕得坑窪不平，偶爾有幾處聚落，但環境也不怎麼樣。在一處空曠的地方，只有一個頭戴棕色皮帽、身穿棉夾克的男人，邊抽菸邊看著火車經過。他一動不動，身旁也沒有人，像個路標一樣。他究竟是怎麼去到那裡的？
沙堆一樣的大山丘上覆蓋著塵土和發黃的枯草，一棵樹也見不到。黑山羊在幾間孤立的小屋附近吃草，馬匹被拴了起來。當地的人並沒有露面。在我看來，世人對這些聚落應該所知甚少，因為那裡既不允許外國人進入，也從未留下任何文字記載，就那樣一直沉默不語。這裡的人們過著最簡單質樸的生活，他們在地上鑿洞取水，用堆在小屋旁的木柴生火取暖。這個荒無人煙的地帶仍然屬於蘇聯，但我們卻以為已經進入蒙古。大一點的聚落外面會有墓地，每一座墳墓都用長方形的柵欄圍起來了，他們在提防些什麼呢？也許是為了防止狼群進去挖屍體吧。
午夜時分，我們到達蒙古邊境，但出境和入境都花了好幾個小時來搞定各種手續。蒙古人和蘇聯人一樣粗暴無禮。他們搜查行李，拆開床鋪，連臥鋪車廂的地板都掀起來看了一遍。
「有沒有英文書？或者英文雜誌？」
我把所有家當都拿出來，但他們並不感興趣。
也許因為習慣了外來者不通他們的語言，蒙古人執行工作時都不大說話，也很少做手勢，只是偶爾低語，但此時他們講的是俄語。
這也是為什麼第二天一大早，當兇悍的列車員衝我咆哮時，我嚇得魂都差點飛出去。入睡前我給隔間上了鎖，可是她有一把萬能鑰匙。她象徵性地敲了兩下門，然後立馬將它推開，走的時候還「嗷——嗷——嗷」地叫著。我明白了，她是在用蒙語說「起床了」，因為她想收拾寢具。但我們凌晨兩點才睡覺，入境手續折騰完已經是那麼晚了。現在才早上七點，我們要九點半才到烏蘭巴托（蒙語中是「紅色英雄」的意思），於是我翻了個身，繼續睡覺。
但這名蒙古列車員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那是老練的成年人在孩子們的聚會中才會耍的伎倆。她又進來我的隔間，溫柔地朝我吼了兩聲，同時雙手抓緊我的鋪蓋邊緣。然後，她用敏捷的動作（又「嗷」了一聲）抽出了我的床具，床單和毛毯都沒有了，只剩下瑟瑟發抖的我，看著她邁著兩條羅圈腿風風火火地離開。蒙古人無論男女，都長著一張男孩般的臉。
我們沿著長直的鐵軌行駛在廣袤的草原上，穿行於山丘和緩坡之間。一些廕庇的地方還留有新月狀的殘雪。偶爾能見到幾個騎馬的人，他們裹得嚴嚴實實的，在空曠的原野中逆風前行。四周沒有道路，也沒有鐵軌，有的只是被大家稱作蒙古包的圓頂帳篷（蒙古人自己管它們叫做「格兒」）。放眼望去，湛藍的天空下，一片淡淡的黃，這樣的風景著實與眾不同。它的特別之處在於這裡並不是沙漠，而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遼闊的牧場：時不時地可以看見一群馬，時不時又能看見一匹駱駝，或者人，或者帳篷。這裡是有人居住的，但地廣人稀得厲害，讓人印象深刻。
歷史上蒙古人不僅騎馬遠征阿富汗，入侵波蘭，還曾洗劫莫斯科、華沙和維也納。他們使用馬鐙，並把它們帶到歐洲（這使馬上比武成為可能，也許騎士時代正是因此而開啟）。蒙古人年復一年地在馬背上征戰，無論什麼季節都是如此。當蘇聯人離開戰場回去過冬，蒙古人卻還在風雪中策馬賓士，為軍隊招募新兵。為了在冬季突襲對手，他們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計策：等到河水結冰以後再騎馬過河。這樣他們就可以到達任何地方，然後殺敵人一個措手不及。這些人的性格堅忍不拔，到1280年時他們已經征服了半個世界。
但他們並非無所畏懼，看看那些開闊的空地，就差不多可以想象到他們害怕什麼了。他們對雷電充滿恐懼。在這裡太容易被閃電擊中了！雷暴出現的時候，他們會躲進自己的帳篷，用一層又一層的黑毛氈把自己蓋住。他們覺得陌生人不吉利，所以會趕他們出去。他們絕不吃被閃電擊斃的動物，連靠近它都不行。他們對一切可能導致閃電的事物都避而遠之，甚至不敢在風暴的間隙出門。除了征戰掠奪外，他們的生活還有一個目標，那就是讓閃電平息。
我正注視著這片原野中的低矮山丘，遠方的烏蘭巴托城逐漸映入眼簾，我看見一條馬路，還有灰撲撲的巴士和卡車。第一眼見到這個城市時，我覺得它就像個軍營，這印象後來一直如影隨形地跟著我。每棟公寓樓都像一處營房，每個停車場都像一個軍用車輛排程中心，城裡的每一條街道看上去都好像是為行軍設計的。大部分車輛其實都是蘇聯的軍用車。建築四周都有圍牆，特別重要的地方還佈滿了帶刺的鐵絲網。刻薄的人肯定會說這城市好像一座監獄，但如果這樣的話，蒙古人就成了非常愉快活潑的囚犯，這群人朝氣蓬勃、營養充足並且衣著體面。他們有著紅色的臉頰，戴著連指手套，蹬著長筒靴。在這個暗沉沉的國度，人們都偏愛鮮豔的色彩，經常可以看見老人頭戴紅帽，身穿紫袍，藍褲子扎進彩色的靴子裡。但如此著裝則讓蘇聯人更加顯眼，即便他們不是軍人。我說這個城市像軍營，但顯然不是蒙古軍營而是蘇聯軍營，相比我在中亞地區見到的任何其他軍營，它並沒有什麼不同。從伊爾庫茨克開始，我們一路經過的都是這種大而乏味的地方，到處都是營房、雷達站、無法翻越的圍牆、炮臺、彈藥堆，還有像墳包一樣的土堆，那一定是導彈發射井吧。
酒店空蕩蕩的，有一股肥羊肉的味道。烏蘭巴托聞起來就是那樣，空氣中都是羊羶味兒。在這裡，只要有選單，上面就一定會有羊肉。人們每頓都離不開羊肉：羊肉配土豆——帶著脆骨的羊肉和冰冷的土豆。蒙古人總有辦法把食物做得無法下嚥或令人作嘔，他們喜歡吃冷東西，有時還配些黑胡蘿蔔，或者用一片山羊耳朵來裝飾一番，好好的飯菜弄得如同殘羹冷炙一般。我認為有必要去逛逛食品店，看看那裡究竟在賣些什麼。於是我看到了黑色的臘腸、皺巴巴的土豆和大頭菜、黑胡蘿蔔，一盤盤碎捲心菜，一盆盆黃山羊耳朵，一塊塊腐臭的羊肉，還有一大堆雞爪。最能勾起我食慾的，竟然是一大箱沒有包裝的洗衣皂。
商店裡有賣越南的「銥星」牌鋼筆、朝鮮的泰迪熊和其他玩具，還有蘇聯的收音機。有臺蘇聯電視機大得像個衣櫃，螢幕有18英寸（45釐米），售價是4400圖格里克（按官方匯率計算，相當於1500美元或900英鎊左右，這幾乎是一個蒙古人一整年的收入）。他們的鞋都是自己做的，那些漂亮的馬鞍也是。他們還會做手槍皮套。他們賣狼皮，賣貂皮大衣，也賣整張的白鼬皮、松鼠皮、黑貂皮和兔皮。他們的羔羊皮外套賣得很便宜。我買了件羊皮背心來禦寒，只要十美元，皮上還印著「蒙古製造」。
「你是獵人嗎？」街上有個蒙古人這麼問我。
這問題似乎有點奇怪，但實際上大多數在蒙古長住的外國人（而不是過客）都是獵人。他們會坐小飛機去這個國家西部的阿爾泰山脈打獵，在那裡伏擊狗熊，把狼的腦袋砸開花，將英俊的雄鹿送上死亡之途。
我跟他聊了聊這裡的食物——那些山羊耳朵和羊肉。他說他最喜歡吃的是糖果。後來我發現烏蘭巴托到處是糖果店，但並沒有什麼花哨的糖果，而是一些高溫熬製而成硬糖，人們喜歡把它們放進嘴裡吮吸，興許是因為空氣太乾燥的緣故吧。
可以說烏蘭巴托根本不下雨，整個蒙古一年的降雨量也只有幾英寸。天空永遠是藍色的，地面上則是又乾又硬，塵土飛揚。這些人穿著長靴和馬褲，一副沙漠中的裝扮，看上去不像是住在這個所謂「軍營」裡的。蒙古有半數人口住在烏蘭巴托，但幾乎不能把他們視作城市人群，因為城中百分之三十五的人仍然住在帳篷裡。
團裡的人已經感到了旅途勞頓，他們變得疲憊不堪、暴躁易怒，看誰都不順眼。他們沒有大聲抱怨，而是小聲咕噥著心中的不快。美國人無法理解為什麼可以買的東西那麼少；澳大利亞人討厭這裡的食物，格尼夫婦說那「簡直是牢飯」；那幾個法國人彼此爭吵著；英國人則說「千萬不能抱怨」；但威爾基小姐還是表示，「我覺得我要得精神病了」。
我只是默默地聽著。
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新聞聽起來就像奧森·威爾斯的廣播劇《世界大戰》。自從報道芬蘭和丹麥檢測到高放射性之後，關於德國和瑞士放射性的報道也多了起來。一天之後，有訊息稱基輔附近的一個核反應堆著火了。這場災難發生在週五。週六的時候情況還不明朗。到了週日，報道一片混亂，到處是危言聳聽的訊息。後來我聽到了一則訊息彙總，內容來自多家英國的《星期日報》，但那已經是週一了。他們稱已經有4000人喪生，人們正在大規模撤離基輔，總傷亡人數已經過萬，而且火勢失去了控制。後來幾天這些猜測陸續得到糾正，但顯然可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這段時間，一直有遊客從伊爾庫茨克過來。我問蘇聯人他們對切爾諾貝利事故瞭解多少。他們當時都表示什麼也不知道，並且說我聽到的只是不實的宣傳，但一週之後西方的每個人都聽說了這場災難，一個剛到蒙古的蘇聯人說，蘇聯電視臺的報道稱基輔的一座核電站正在被拆除。
我很沮喪，因為所有的蒙古人都對切爾諾貝利一無所知，而且他們還建有同樣型別的核電站。這種家長模式執行得如此徹底，他們被當作小孩子，什麼事都矇在鼓裡。而且，他們的觀念相當過時，大街上那個30英尺（9米）高的約瑟夫·斯大林銅像足以說明這點。
我和大家一起去了蒙古國家博物館，見到的恐龍化石和我以往看過的都不一樣，它們有喙、犄角和爪子，顯然是巨獸的骨架，這從一塊8英尺（2.4米）長的骨頭就可以看出來——那只是盆骨而已。
在一間擺滿絃樂器的房間，蒙古導遊說：「我們叫它莫林胡爾。」它的名字源自一個很古老的故事：從前有個男人，他有一匹駿馬，他非常喜愛它，騎著它走遍了整個蒙古。他對這匹馬的愛，甚至超過了他的家人！他對它很好，就像對愛人或親人一樣。但最後這匹馬死了。馬的主人非常非常難過，於是他將死去的馬肢解後取出骨頭，刻成類似小提琴的形狀。他把馬尾做成琴絃，還用馬骨和鬃毛做了一把琴弓。他一邊演奏這把琴，一邊思念著他的馬兒，就這樣度過了餘生。所以「莫林胡爾」在蒙語中的意思就是「馬頭琴」。
***
整個蒙古籠罩在一種顯而易見的孤獨感當中。全國有半數人口居住在烏蘭巴托，這比較易於管理，但同時也意味著農村幾乎是空的，那裡只有荒地、狼群、狗熊、恐龍骸骨，以及四處遊蕩的牧人。在烏蘭巴托以外，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住在帳篷裡，他們的土地是如此貧瘠，像極了新墨西哥州和亞利桑那州的地貌，因此東歐國家常來蒙古拍攝牛仔片。南斯拉夫人最近在這裡完成了《阿帕契》的拍攝，這是一部頗具意味的牛仔片，講的是剝削的事情。
五一節這天，烏蘭巴托的所有人都出來遊行——不是旁觀，而是真的加入遊行隊伍。每個人都要參加遊行，這是蒙古的風俗。旁觀者只有遊客，包括一些芬蘭人，還有我們：基克、巴德、莫里斯、威爾基、莫托爾、阿什利、格尼夫婦以及所有其他人。我站在瞎子鮑勃身後。
「拿旗子的是些什麼人？」
他們就是前幾天下火車的那群膀粗腰圓的摔跤手，不過這次胸前掛著獎牌。他們的姿勢和走路的方式都有點像猿猴。真是悲哀，這個世界留給瞎子鮑勃最後的印象，居然是髒兮兮的波蘭雪地、寂靜淒涼的蘇聯荒野、滿是狼藉的西伯利亞酒店，還有眼前這群蒙古摔跤手。他走出人行道想近距離看看，結果被絆了一下摔倒了。
「我沒事兒！」他邊喊邊揉著膝蓋，「不關別人的事！是我自己該死！」
行進的隊伍中一排有三十人，每兩秒就有一排人從我面前經過。遊行持續了一小時十五分鐘，也就是說總共有67500個蒙古人參加遊行。他們舉著旗子和橫幅，在經過一個酷似列寧墓的陵墓時，他們會把這些東西拿低一些，那是1920年代蒙古人民的領袖——紅色英雄蘇赫巴託的長眠之處。
隊伍中根本沒有士兵，沒有人穿制服，也沒有人拿武器——蒙古人要是有軍隊的話，蘇聯人得多頭疼啊。他們的橫幅上盡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蘇赫巴託和戈爾巴喬夫的面孔，有的大橫幅上是蒙古人民革命黨領袖、人民大會主席巴特睦合的肖像（這是聽別人說的）。
一個人透過喇叭高呼：「蒙古人民革命黨萬歲！」
遊行的人們歡呼起來，一起跟著他喊口號。
孩子帶著皮帽從我面前經過，一邊敲著鼓一邊歌唱：
願天空陽光常在，
願天空蔚藍永恆；
願母親萬壽無疆，
願和平地久天長。
一幅巨型橫幅經過我面前，上面畫的是1921年列寧同蘇赫巴託會面的場景。蘇赫有著碩大的頭顱和瘦削的臉龐，身穿長裙樣式的傳統禮袍，而列寧頭上則戴著和列車長一樣的帽子。橫幅的標題是「難忘的會面」。
還有一張畫像是蒙古宇航員古爾拉格查，他在1981年搭乘蘇聯火箭進入太空，對蒙古地形進行了詳細研究。
有一條橫幅上寫著「維護和平，支援華沙條約」；另一條上寫著「我們擁護蒙古人民革命黨」。
「那條橫幅寫的是什麼？」
於是導遊把上面的內容翻譯給我們聽：「向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表示祝賀。」
「那就是我們呀。」裡克·韋斯特貝特爾說道。
遊行就這樣結束了。
第二天我們去了蒙古唯一還允許參拜的寺院，當聽到角樓裡的喇嘛吹著海螺，召喚同伴誦經祈禱時，我陷入了對這個國家的沉思。蒙古曾經有兩千座寺院，裡面都是佛教格魯派教徒，現在只剩下這些殘破的木房，隱匿在一棟棟公寓樓之後。蒙古軍隊曾經征服過全世界，如今這裡卻沒有一兵一卒。這些人曾經生活在平原和高山之上，如今在這死氣沉沉的城市，他們卻只能蝸居在狹小的兩房公寓裡。從各種意義上說，這個民族都已經臣服於他人，在這個地球上最大但也最空曠的城市之一，他們肩並肩地生活著。他們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幾乎完全與世隔絕。但他們並沒有因此憤怒，反而在很多方面保持著純真。蒙古人性格中有非常可愛的地方。
也許這就是蒙古最大的特點：他們在蘇聯的啟蒙下開展革命，將宗教、傳統經濟、軍隊和社會秩序等一切舊事物破壞並掃除乾淨，國家因此變得面目全非，沒有蘇聯的幫助就無法運作。蒙古人退化到了嬰兒階段，所有的舊習俗和舊體制都蕩然無存。蘇聯人抓住了這樣的空檔，帶來了蘇聯的建築和城市結構，他們在此修建蘇聯鐵路和公路，創辦蘇聯學校，用蘇聯意識形態取代了原本的佛教。他們廢除傳統蒙古字母，改而推行俄文的西里爾字母。他們令蒙古人欣然接受了堡壘、駐軍和蘇聯導彈裝備。在蒙古幾乎找不到一個純粹的城鎮，大大小小的住區都變成了軍事基地，駐守的蘇聯士兵不停地罵罵咧咧，抱怨自己太倒霉被派來了這種地方。
蘇聯的所有這些威權、干預、建議和經濟援助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它將蒙古人變成了孩子。難以想象還有哪個民族會比他們更依賴別人，更孤獨無助。他們對蘇聯的依賴近乎瘋狂，因為他們沒有其他人可以仰仗。他們在這世界上沒有朋友，也沒有親人。這個國家最可怕的特徵之一，就是蘇聯對他們施加的影響永遠無法消弭，而正是蘇聯使他們淪為孤兒，然後收養他們，但又不讓他們長大。
我們搭車從烏蘭巴托去蒙古邊境，火車上掛載了一節中國的臥鋪車廂，車剛離站不久，站在鐵軌旁的一個蒙古人就激動地用石頭砸破了車窗。那些愛把「國家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掛在嘴邊的中國人叫停了火車，吵吵嚷嚷地要求立即賠償。除非蒙古人發誓他們會拿來一塊新窗戶，否則他們就停在那不走了。蒙古人最後只好答應。
我下車去看被打破的窗戶時，莫托爾已經在外面了，但他並沒有在觀察那扇車窗。
「我想找到那塊石頭來收藏。」他說。
他找到了一塊石頭，但有個警察叫他放回地上。
隨後我們離開死氣沉沉的蒙古中心，開始往南行進。列車爬上了城外那些褐色山丘，沿著一系列迂迴曲折的彎道前行，然後我們駛入草原地帶。微風吹拂，陽光照耀，草地的紋理不時變換著，時而微微泛白，時而金光閃閃，整片土地彷彿一張精心修剪過的羊皮。這個表面看來貧瘠的戈壁灘，實際上住滿了生物，我見到了灰鶴、成群的野駱駝、飛雕、獵鷹、禿鷲，還有一種類似地鼠、體型修長的棕色動物，那可能是土撥鼠，但是這裡沒有犛牛。每當我望向窗外，都能看見點什麼，不是個野生動物，就是個蒙古人——他迎著風，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策馬飛奔。
天朗氣清，風和日麗。最近每天都是陽光明媚的，而戈壁灘上的每次日落都蔚為壯觀——陽光漸漸柔和起來，在一片紅暈中緩緩落下，最後沉入地面；而這裡的每個夜晚卻也是寒冷刺骨的。
那天晚上，列車給我們安排了中國菜做晚餐。
「明天我們就到中國了。」威爾基小姐說。
「到那之後，恐怕我要跟你們說再見了。」她補充道。
「鬼知道你是誰，」阿什利說道，「那幾個法國佬叫你‘神秘先生’。」
「說得不錯。」
我在餐車裡環顧四周，每一桌的人都很安靜。經過三週平穩的旅行，團裡的氛圍有所改變，多了一絲煩躁，少了一點喧鬧。人們現在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要避開誰，聊天時哪些話題不受歡迎，以及誰比較神經質，誰比較安全可靠。但他們大致還是和自己的同胞待在一起：法國人一夥，美國人一夥，澳大利亞人一夥，英國人一夥。也有人被大家遺忘：威爾瑪因為禿頂被人歧視，瞎子鮑勃因為視力差被人嫌棄，莫托爾因為痴迷石頭被人排擠，威爾基小姐則因為毒舌被人孤立，不過他們四個倒也結成了一夥。
我聽了會兒短波收音機，瞭解到之前關於切爾諾貝利的很多聳人聽聞的報道並不屬實。但情況確實非常糟糕，危險尚未解除，大火至今都還沒有撲滅。
因為天冷，我睡得斷斷續續，剛剛進入夢鄉就有人過來敲門，是蒙古列車員來找我要鋪蓋。我還在猶豫，結果她故技重施，一把抽走了我床上的所有東西，又只留我在那裡。
此時，我們就在扎門烏德的蒙古邊防站外。這裡有最為典型的邊境風光：礫石荒漠、塵土飛揚、寸草不生，小城孤寂的身影，一看就知道地處邊陲。火車站有點像德國小城的市政廳，但卻是用石膏建成的。我們在這裡不需要辦任何過境手續。我邊看鳥邊等待，四個小時過去了，太陽已經爬上頭頂。旅行中總是有這麼多等待和延誤。沙漠中出現了個藍色的小東西，是一箇中國火車頭。它咔嚓咔嚓地沿著鐵路駛過來，同我們的列車完成對接後，拉著我們越過邊界。在耀眼的陽光下，我們從蒙古進入了中國。
菲利普·拉金（philiplarkin，1922—1985），英國詩人。
伊爾庫茨克（irkutsk），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首府，東西伯利亞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烏蘭巴托（ulaanbaatar），蒙古國首都，位於蒙古高原中部。
《埃爾默·甘特利》（citeelmergantry/cite），又譯《孽海痴魂》，美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lewis，1885—1951）於1926年創作的小說。
布拉茨克水庫（bratskhydroelectricdam），俄羅斯安加拉河上一座建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水庫，是當時世界最大的人工湖。
加拉帕戈斯群島（galapagos），太平洋東部島群，隸屬厄瓜多。
莫寧賽德（morningside），愛丁堡的富人區之一。
珀斯（perth），澳大利亞第四大城市，位於澳洲大陸西岸。
卡爾古利（kalgoorlie），位於珀斯以東，西澳大利亞州第五大城市。
福克斯頓（folkestone），英格蘭港口城市。
布洛涅（boulogne），法國北部城市。
皮卡第（picardy），原法國北部的一個大區，2014年法國大區重劃，決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將其與北—加來（nord-pas-de-calais）大區合併。
波德萊爾（baudelaire，1821—1867），法國象徵派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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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眠（amiens），法國北部城市。
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英國生物化學家、科學技術史專家，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cite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cite）。
顏之推（531—約595），中國南北朝時期文學家，著有《顏氏家訓》。
薩繆爾·貝克特（samuelbeckett，1906—1989），法國作家，代表作有《等待戈多》（citewaitingforgodot/cite）等。
國立網球場現代美術館（jeudepaume），巴黎的一所現代美術館，位於盧浮宮附近的杜伊勒麗花園（jardindestuileries）內。
西斯萊（alfredsisley，1839—1899），法國印象畫派創始人之一。
亨利·盧梭（henrirousseau，1844—1910），法國後印象派畫家，作品帶有質樸、天真而富於幻想的情調。
克利夫蘭（cleveland），美國俄亥俄州城市，位列該國最貧窮的大城市之首。
那慕爾（namur），比利時中南部城市。
列日（liege），比利時東部城市。
喬治·西默農（georgessimenon，1903—1989），比利時法語作家，以偵探小說聞名於世。
亞琛（aachen）戰役：1944年10月2日至21日期間美軍與德軍在亞琛交戰，最終德軍落敗，但雙方均傷亡慘重。
伍珀塔爾（wuppertal），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城市，下文翁納（unna）、哈姆（hamm）和居特斯洛（gütersloh）均為該州的縣城。
黑爾姆斯特（helmstedt），德國西北部縣城。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1949—1990），通稱東德，1990年10月30日正式併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實現統一。作者旅行時，東西德尚處於分裂狀態。
納撒尼爾·韋斯特（nathanaelwest，1903—1940），美國作家、編劇。
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首府。
選帝侯大街（kurfurstendamm），柏林最著名的大街之一，有「柏林的香榭麗舍」之稱。
指的是1979年伊朗暴發伊斯蘭革命後，激進分子佔領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劫持美國外交官和平民作為人質而導致的一次危機。
俾斯麥大街（bismarckstrasse），得名於首相俾斯麥的一條主幹道。
《唐·喬望尼》（citedongiovanni/cite），著名義大利歌劇。
《老水手行》（citeancientmariner/cite）,英國詩人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1772—1834）的一首音樂敘事詩。
卡托維茲（katowice），波蘭南部城市。
茲邦申（zbąszyń），波蘭西部城鎮。
波茲南（poznań），波蘭中西部城市。
科寧（konin），波蘭中部城市，下文索哈契夫（sochaczew）和茨曼（syzmann）均為波蘭中部小鎮。
法蒂瑪（fátima），位於葡萄牙中部，天主教著名朝聖地。
哈洛德（harrods），倫敦一家著名的奢侈百貨公司。
吉特巴舞（jitterbug），又名水兵舞，起源於美國西部的一種牛仔舞。
茲羅提（zloty），波蘭貨幣單位。
團結工會，波蘭的工會聯盟，是華沙條約簽約國中第一個非共產黨控制的工會組織。
大洋城（oceancity），美國馬里蘭州的一個城鎮，瀕臨大西洋。
克拉科夫（kraków），波蘭舊都，為該國第二大城市。
佈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即今天的佈列斯特，白俄羅斯鄰近波蘭邊境的一座城市。
明斯克（minsk），白俄羅斯首都。
斯摩稜斯克（smolensk），俄羅斯斯摩稜斯克州首府。
全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與聶米洛維奇—丹欽科音樂劇院（stanislavskyandnemi-rovich-danchenkomoscowmusictheatre）。
瓦西里昇天教堂（st.basil’scathedral），莫斯科最著名的一座教堂，位於克里姆林宮旁。
古姆國立百貨商店（gum），位於莫斯科紅場東側，世界聞名的百貨商店。
玲玲馬戲團，全名「玲玲兄弟與巴納姆貝理馬戲團」（ringlingbrothersandbarnumandbaileycircus），世界三大馬戲團之一，建於1886年的美國馬戲團，演員從世界各地挑選和邀請。因動物保護組織的持續抗議，於2017年舉行謝幕演出。
埃利亞斯·卡內蒂（eliascanetti，1905—1994），保加利亞作家、評論家和社會學家，198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馮文光、劉敏、張毅譯：《群眾與權力》，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第270頁。
東桑威奇（eastsandwich），美國馬薩諸塞州小城。
布朗克斯（bronx），紐約的五個行政區之一。
小白樺商店是前蘇聯政府設立的特供商店，只可使用外匯。
雅羅斯拉夫爾站（yaroslavl）是莫斯科的一個鐵路總站，位於共青團廣場。
基洛夫（kirov），俄羅斯西部城市，基洛夫州首府。
彼爾姆（perm），俄羅斯西部城市，彼爾姆邊疆區首府。
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sverdlovsk），位於俄羅斯西南部。
鄂木斯克（omsk）,位於俄羅斯西伯利亞西南部。
錢尼湖（lakechany），俄羅斯最大的湖泊之一，位於新西伯利亞州，是水位隨季節和年份改變的淡水湖。
巴拉賓斯克（barabinsk），俄羅斯新西伯利亞州中西部的一座城市。
鄂畢河（obriver），世界著名長河，位於西伯利亞西部。
編者注：作者此說法有誤，鄂畢河實為俄羅斯第四長河，比長江短。
泰舍特（taishet），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城市。
愛德華·里爾（edwardlear，1812—1888），英國詩人、畫家，廣寶蓮大平原（thegreatgromboolianplain）是其作品中常出現的虛構地名。
《大街》（citemainstreet/cite）,辛克萊·劉易斯的小說，作品以虛構的美國中西部小鎮「戈弗草原鎮（gopherprairie）」為背景，對現實社會加以嘲諷。
安加爾斯克（angarsk），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城市。
白考爾（laurenbacall，1924—2014），美國演員、模特和作家。
巴布什金（babushkin）,貝加爾湖南岸城市。
大急流城（grandrapids），又譯格蘭德拉匹茲，美國密歇根州的第二大城市。
澤尼斯（zenith），《埃爾默·甘特利》中虛構的城市。
邦頓百貨公司（thebon-tonstore），美國最大的區域型百貨公司之一。
喬治·f·巴位元（georgef.babbitt），辛克萊·劉易斯小說《巴位元》（citebabbitt/cite）中的主人公。
安奴什卡（annushka），前蘇聯作家布林加科夫（bulgakov，1891—1940）的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人物，因在百貨公司使用美鈔而被逮捕。
1986年4月26日，烏克蘭基輔市以北，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4號反應堆發生爆炸，釋放出的輻射線劑量是廣島原子彈的400倍以上，汙染了歐洲的大部分地區，是目前世界上最嚴重的核電站事故。事故導致32人當場死亡（一說為56人），上萬人由於放射性物質而患上致命疾病。
烏蘭烏德（ulan-ude），俄羅斯布里亞特共和國首府，是東西伯利亞第三大城市。
斯柳江卡（slyudyanka），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南部城市。
色楞格（selenga），一條發源於蒙古境內的河流，流經蒙古和俄羅斯中東部。
蘇赫巴託（sukhebator，1893—1923），蒙古人民革命黨創始人之一，蒙古爭取獨立過程中的領袖人物。
蒙語為「ger」。
騎士時代（ageofchivalry），始於西元800年前後，持續至中世紀的1500年左右，期間騎士文化精神對整個歐洲影響深遠。
阿爾泰山脈（altaymountains），位於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北部和蒙古西部，西北延伸至俄羅斯境內。
奧森·威爾斯（orsonwelles，1915—1985），美國電影導演、編劇和演員。
星期日報（sundaynewspapers），英國特有的報紙種類，只在星期日出版，常見的有《觀察家報》《星期日電訊報》《星期日泰晤士報》等。
莫林胡爾，蒙語為「morinhuur」。
古爾拉格查（gurragchaa），蒙古首位進入太空的人。
指甘丹寺（gandanmonastery），它是蒙古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1930年起，革命者開展滅佛運動，蒙古的佛教體系幾近摧毀。1945—1990年期間，只有這一座寺院可以做法事。
格魯派（gelugsect），也叫稱為黃教（yellowsect），藏傳佛教四大教派之一。
扎門烏德（dzamïnÜüde），蒙古南部與中國交界處的一座城鎮，是中蒙鐵路自中國進入蒙古後的第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