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得令人稱奇，幾乎自成一個世界。那裡的人曾經把自己的帝國稱作「天下」或者「四海」。如今，人們去那裡的理由各式各樣：買東西、度一週假，或者僅僅是因為機票價格還不錯。我之所以決定去，是因為有一年的空閒時間。聽說有的中國人以為「老外好騙」，我偏要來挑戰一下。於我而言，第一個目標就是完全通過陸路到達。然後，我想在那片土地上停留一段時間，走遍全國。
我選擇了鐵路。當時我正好在倫敦，而鐵路是從倫敦去北京的最佳方式。我讀過不少有關中國的現代遊記，但幾乎每一篇都會談到因為時差問題而樂趣大減，那種既疲憊又失眠的感覺實在難受。到過中國的人，不論是認真的旅行者、匆匆一瞥的觀光客，還是四處搜尋廉價商品的淘貨者，都不約而同地表示「在那裡太累了」。在這個國家，你身邊的每個人都像打了雞血，這更讓你瘋狂地想坐下來歇歇。中國人不就是這樣嗎？他們永遠在四處奔忙。即使中華文明歷經了延綿五千年之久，他們也還是那樣。中國歷史告訴我們的經驗之一，就是她的人民總是不知疲倦、步履不停。
1980年冬天我曾去過中國。當時那裡看起來黯淡蕭條，所有人都穿著寬鬆的藍套裝，到處都是紅色條幅，上面寫滿沒有說服力的標語。如果你問：「在這樣的冰雪天裡，這些人怎麼能只穿著布拖鞋？」那麼會有人告訴你，現在這樣已經很幸運了，過去他們連鞋都沒得穿。煤煙和灰塵把環境弄得陰沉沉的，路邊幾乎看不到樹木。我本想去那看鳥的，結果只看到了烏鴉和麻雀，還有髒兮兮的鴿子，就像長翅膀的老鼠在天上飛來飛去。
那時，中國人會伸手指向遠處，穿過綿綿細雨，泥濘道路盡頭的工廠正噗噗地冒著濃煙；有人在彎腰拉著裝滿生鐵的木車。他們會告訴你：「這裡過去全是妓女、壞蛋和賭鬼，霓虹閃爍，歌舞昇平。」在他們看來，你該為這些罪惡和輕浮的遠去而高興，併為那些工廠著迷；但我只是嘆了口氣。年輕的婦女不是在磨坊裡耗費青春，就是在木織機上磨蝕纖指，要麼就在精工刺繡上損耗視力。而且，他們待客的飯食不對我胃口。
從中國回來的美國人會說：「那裡有針灸！沒有蒼蠅！不用給小費！他們會把你用過的刮鬍刀片還給你！那裡的人工作非常拼命！他們還吃貓肉！可真快活！」美國人還對毛主席表示讚許。
但據我兄弟吉恩說，那都是過去了，他告訴我如果現在不去中國，那就太傻了。中國已經完全變了樣，並且每天都在發生變化。他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作為一名律師——眾多新興職業中的一種，從1972年算起，他已經去過中國109次了。這次我打算春天過去，從各種意義上講，「春天」也都意味著新的開始。我不斷告訴自己，我將要看見新的人，新的風景，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並享受默默無聞的樂趣。這次旅行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效仿英國詩人菲利普·拉金所說的，「如果可以當天來回，我並不介意去中國看看」；另一種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我的想法是從倫敦上車坐到巴黎，此後一直朝德國和波蘭方向走，也許會在莫斯科停下，取道西伯利亞大鐵路，在伊爾庫茨克下車，換蒙古縱貫鐵路，在烏蘭巴托度過五一。關鍵是，我要搭開往蒙古的列車去中國，這趟車將緩慢穿越亞洲寬闊的前額，然後繼續南下，抵達它的雙目之一——北京。
***
我想那樣去蒙古應該比較輕鬆，並且會給我一種成就感。路上我可以看看書，做做筆記，按時用餐，不時望望窗外的風景。我想象自己在某個臥鋪隔間裡讀著《埃爾默·甘特利》，一邊聽火車汽笛聲在大草原上回蕩，一邊想：很快我就會在那兒了。這時我會拉拉毛毯蓋住身體，只把腦袋露在外面。然後有一天我拉開窗簾，看見一頭犛牛立在浩瀚的黃沙中，我會知道那就是戈壁灘。大約一天以後，窗外又變成綠色，人們頭戴斗笠，雙膝深陷在稻田裡。總之就是這類景象，然後我會走下火車，深入中國大地。
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也從來不會如此簡單，因此我有必要寫本書來解釋。我很幸運，一開始就想錯了；旅行者的敘述，實質上都是關於「被誤解」的故事。我設想從倫敦出發，通過八趟火車到達中國邊境，並認為這是最簡單的方式——但結果表明，這是一趟離奇且充滿意外的旅程。有時候這似乎才像是真正的旅行，途中滿是光怪陸離的發現和樂事。但更多時候，我就像在倫敦腳下一滑，跌下了一段長長的樓梯，這樓梯沒有盡頭，彷彿是出自哪個超現實主義畫家之手。我就這麼落下去，嘭——嘭——嘭——，穿過轉彎的平臺，又繼續往下落，嘭——嘭——嘭——，直到繞過半個地球。
我並非一個人上路，而這可能正是原因所在。我在倫敦報了個旅行團，老老少少大概二十來人。我心想：可別讓他們注意到我，只要悄悄地鑽進這群人裡，隨他們一起出發，我就可以看雨雪敲打車窗，安靜地微笑，小聲地說話。我跟團旅行的經驗不多，連最簡單的事情都不知道，比如英國人報團是為了省錢，卡思卡特夫婦這樣的老夫妻會告訴你：「去年我們坐火車去印度，旅途太愉快了，在伊朗的時候，我們還在車廂後面泡了好幾杯茶呢。」我不知道英國年輕人跟團去布拉茨克水庫這樣的地方，是為了喝廉價的伏特加喝到大醉，也不知道東歐的雜語喧譁，都要歸功於從伯明翰過去的護士們。
美國人參加旅行團則是為了認識別的人，他們會給我看在別處旅行時拍的照片。
「戴草帽的是沃特米爾斯夫婦，他們來自聖地亞哥，超級可愛，現在還會給我們寄聖誕賀卡呢。我們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島旅行時認識的，現在他們都當爺爺奶奶啦。那個就是他們的兒子裡奇，在半導體行業非常有名。」
美國人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購物，似乎買東西就是他們旅行的全部意義。老實說，這點我以前真不知道。它就像任何其他事情一樣，是個不錯的理由，起碼比去蘇聯喝個酩酊大醉好多了。旅行團裡還有澳大利亞人，但不管你在世界上哪個角落見到他們，總覺得他們是在回家的路上。
關於旅行團還有一件我不知道的事，就是人們全無隱私。幾乎從第一次照面開始，大家就在不停地交換名字和個人資訊，如果你不記得他們的名字，他們還會一直提醒你。團友中大部分都是夫妻，比如卡思卡特夫婦、斯庫恩斯夫婦、西里爾和布格·溫克爾、韋斯特貝特爾夫婦、維特里剋夫婦以及格尼夫婦；也有單身的，這些人看起來都有點落寞、茫然又過於心急，比如威爾瑪·佩裡克、莫里斯·李斯特和他的朋友基克——這個加利福尼亞老人叫自己「瞎子鮑勃」、笑眯眯操著倫敦腔的阿什利·雷爾夫，還有一個人，大家只知道他叫莫托爾。威爾基小姐不苟言笑地站在那裡，她來自愛丁堡的莫寧賽德。諾爾斯先生是我們的領隊。大家叫他克里斯，叫我保羅。他們更喜歡直呼別人的名字，從沒有人問過我姓什麼。
在倫敦的時候阿什利·雷爾夫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到香港，他眨了眨眼睛小聲說：「中國有個城市叫香港，我聽說那裡有地方可以用乳膠給你下面那玩意兒做模擬模型，一個大概要五英鎊。」
莫里斯·李斯特來自亞利桑那州，和他一起旅行的是他的老戰友，這個戰友嗓門大得很，他堅持讓我們叫他基克。基克打過仗，他的顱骨中植入過一塊金屬片。莫里斯和基克的夾克和鞋子都非常相配，並且戴著同款軟帽。這兩個美國老兵快七十了，雖然他們脾氣都不太好，但對所有事情的看法都似乎一致。
基克說：「我以前從沒來過歐洲，是不是很驚訝？我在海軍陸戰隊服役了二十年，但從沒見過歐洲是什麼樣子。但是我去過中國，四十六歲時，我到過青島。」
他的牙齒歪歪斜斜，笑起來兇巴巴的。我問他去歐洲最想做什麼。
「去看《蒙娜麗莎》，」他說，「還有，嚐嚐那裡的啤酒。」
「我聽說中國乾淨得一塵不染。」裡克·韋斯特貝特爾說道。
威爾基小姐反駁說：「我怎麼聽說很髒。」
為了討她高興，裡克說道：「但倫敦挺乾淨。」
「誰說的，倫敦簡直一片狼藉。」威爾基小姐答道，並提醒他，她是從愛丁堡來的。
「我們覺得倫敦蠻乾淨的。」裡克邊說邊握起妻子的手。他妻子名叫米利耶，今年六十三歲，腳上穿著一雙跑步鞋。他們是那種典型的老夫妻，總是手牽著手，但你永遠都搞不清這到底是在炫耀幸福，還是在攜手挑釁這個世界。
「對你們來說當然乾淨，」威爾基小姐回答，「美國人的標準可比我們低。」
貝拉·斯庫恩斯用她那澳大利亞西部口音哀怨地問道：「你打算去哪裡，威爾基小姐？」
「香港。」那老婦人說。
然後每個人都會想：還要忍受她一萬英里（一萬六千千米），整整六週時間，我的天哪！
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
斯庫恩斯夫婦來自澳大利亞另一端的珀斯。貝拉總是以他們平常到卡爾古利的距離來估量旅程的長短。從倫敦到巴黎，相當於往返一次卡爾古利。到柏林的旅程，夠他們「先去一趟卡爾古利，然後返回，接著再去一次」。去莫斯科的話，要走相當於七倍到卡爾古利的路程。有一次我聽見她自個兒在那兒嘀咕，計算著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有多遠，然後我聽見她算完的時候又說了句：「然後再回到卡爾古利。」
我們四月份從維多利亞火車站出發的時候是週六，天下著雨，貝拉對她的丈夫傑克說：「這比去卡爾古利要近。」她說的是到福克斯頓的距離。
我們那天在格羅夫納酒店吃的早餐。美國人坐在一起；澳大利亞人坐另一桌；英國人坐了兩桌；三位老先生則單獨在一旁安靜地吃東西；一張單桌旁坐著一對夫妻，他們帶著徒步裝備，有雙肩背包、斜挎包和相機。我邊吃邊想：有沒有搞錯？有位老先生一直盯著我看。他直勾勾打量我的方式讓我很不自在，但後來我注意到他的眼鏡片特別厚，也許他並沒有在看我，只是想努力透過眼鏡看清四周，就像雨天人們望向窗外一樣。
上車後我坐他旁邊。他說：「這次旅行對我來說可是件大事。我的眼科醫生告訴我，我就快要看不見了，如果有什麼事情想在瞎掉之前做的，就該趁今年去做。所以我要去中國看看，小夥子，我要不要一直睜著眼睛呢。我估摸著，嘿，這是最後的機會了，我會好好享受的。」
後來他告訴我他的綽號叫做「瞎子鮑勃」，他家在加利福尼亞的巴斯托。當我在車上環顧四周，才意識到我是和一大群人一起上路的，但我卻不認識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接下來我所有能說的，也只有他們臉上的表情而已。但我們往往可以從別人臉上讀到很多故事，他們的當然也一樣。這樣的情景讓我覺得可以看穿一切。
他們透過車窗望向外面的房屋，而那些房屋也還以同樣的目光。火車旅行比較尷尬的一點是，沿途的房屋似乎都是背朝旅行者，你看見的都是後門、排水管道、廚房和晾曬的衣物，但這些比門廊和草坪更有看點。倫敦郊區之所以讓人沮喪，並不是因為看上去髒亂不堪，而是它們永遠都一成不變。欣慰的是能看到屋子裡面，看人們怎麼生活：男人在重新裝修浴室，女人在餵貓，女孩兒在樓上梳頭，男孩兒擺弄著他的收音機，正在讀《每日快報》的老太太鼻子都快要貼到紙面了。我們乘火車從旁經過，卻不給他們美好的祝福，這實在不厚道。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正處於別人的觀察之中。這就是鐵路所帶來的一個矛盾：旅客可以看見屋子裡的人，但那些人卻絲毫看不到車上的旅客。
穿越英吉利海峽的時候，我們的車開上了輪渡。莫里斯和基克從諾曼底登陸那天說起，追憶起了整場戰役，以及美軍怎樣傷亡慘重。
四周的海水看起來是鉛灰色的，它們不停地向輪渡襲來。東北方吹來的風寒冷刺骨。上岸時，吹過碼頭的風尤其大，我們步履艱難地走向海關，將護照送去查驗。我們的行李也被查了一遍。
在布洛涅，團裡的人都在相互逗趣，他們喊著：「啊，上車啦！都上車啦！」然後，我發現身旁坐著個肥碩的英國女人，她一根頭髮也沒有，戴著露指手套，說她正打算移民紐西蘭。這個女人名叫威爾瑪·佩裡克，大約三十二歲。她說她剛失去工作，看上去非常沮喪。我正打算用文字表達一下對她那顆禿腦袋的同情，這時她湊過頭來問：「你在寫什麼？」
火車從巴黎開出時，那個名叫莫托爾的男人說：「你們也許在奇怪，我剛才在調車場的那些小路上幹什麼。」
沒人好奇他在幹什麼，根本就沒人看見他。那麼，莫托爾在和誰說話？
「我在撿石頭，」他說，「我去每個國家都會撿石頭。跟你們說，這在很多地方是犯法的，比如南極。我從南極帶了些石頭回去,他們要抓到的話會送我去坐牢的。我在世界各地都撿過石頭，加拿大啊，俄亥俄啊，倫敦啊。每一塊都跟高爾夫球那麼大。我已經有好幾百塊啦。我覺得自己有點像地質學家。」
《埃爾默·甘特利》裡面有一段是這麼寫的：
壁爐上的大石塊之間散佈一些小鵝卵石，有粉色、褐色，也有大地色，都是主教從世界各地撿來的。帶你參觀房間時，他會不停地告訴你，這塊來自約旦的海岸，那塊曾是中國長城的一小部分……
那天早晨穿越英吉利海峽而來的凜冽東風，在皮卡第留下了一層薄雪。四月的雪！它輕輕地覆蓋在山坡上，就像長長的、被扯破的床單，泥土從下面穿透而出，形成黑色的條紋。這讓平日乏善可陳的風景變得引人入勝，就像惡劣天氣裡的新澤西一樣，房屋和柵欄的輪廓清晰可見，村莊因此顯得更加立體，如果不是這樣，它們應該很難給人留下印象。每個地方都變成了一幅小小的黑白肖像，定格在時空中。
我覺得這樣的鐵道線路需要有點變化。似乎這些山丘和村莊被太多過往的行人看過，以至於被那些目光磨去了光彩。中國吸引我的一個地方在於，它已經對外封閉瞭如此之久，即便是最普通的塔看上去也是新鮮的，而在遙遠的新疆，旅行者還可以和馬可·波羅有一樣的感受，因為已經很久沒有外國人去過那裡。但在這個人們頻繁造訪的法國北部，新鮮感已經慢慢被觀光客和火車乘客的目光消磨殆盡：繁忙路線附近的大多數風景，都是千篇一律的簡單樣子，大概不久的將來再也不會有那麼多人去看它們了。
旅行團裡的人還在相互熟悉。他們也會問我問題：我從哪裡來？是做什麼的？結婚了嗎？有沒有孩子？為什麼要來旅行？我膝蓋上是本什麼書？打算在巴黎做些什麼？是不是第一次去中國？
我叫保羅，沒有工作，我閃爍其詞，而且波德萊爾那句詩怎麼說來著？——「q真正的旅人只是這些人，他們為走而走」，「他們並不管為什麼，總是說‘走！’」/q此刻我身處亞眠市郊，這非常適合用來表達我的心情。
對於那些問題，我想跟上次見到的一個男人學學怎麼回答，那次在倫敦的晚宴上，他被一個好打聽的女人問得七葷八素。
「求求你別問了，」他小聲說，「我沒什麼有趣的事可以告訴你。我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塗，太糟糕了。」
但我沒有那樣說，因為這是個悲傷的故事。六個月後那個男人自殺了，重複他的話好像不大吉利，而且也是對逝者的不敬。
那位名叫「瞎子鮑勃」的憂鬱的老先生，笨拙地掀開旅行包的翻蓋，他眼神太差，鼻子都貼到了搭扣上，然後慢慢掏出兩卷廁紙。
大家問他帶那個幹嘛，因為這在歐洲顯然派不上用場。
「準備帶去中國用。」他回答。
我決定不告訴他，其實李約瑟教授已經向我們證明廁紙是中國人發明的。早在十四世紀時，他們就在為皇家制造帶香味的廁紙（大概七八釐米見方），而其他人如廁時，手邊的任何紙張都可以拿來用。但那時候有些中國人已經懂得何為何不為。早在六世紀時，一位叫顏之推的學者就寫過：
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阿什利·雷爾夫說道：「他竟然要把廁所用的捲紙帶到中國去！」卡思卡特先生說：「我覺得中國人聽說過廁紙吧。」「他們當然聽說過，很多人都聽說過。但那裡有沒有呢，這倒是個問題。我打賭西伯利亞快車上肯定沒有，那麼你們覺得去蒙古的車上會有多少，嗯？」
現在沒人再取笑他了。想到整個穿越亞洲的旅途可能都沒有廁紙用，每個人都開始若有所思。鮑勃講完話以後，整節車廂都瀰漫著一股反省的味道。
抵達巴黎後，我們被一輛巴士接到了酒店。酒店位於第十四區，離某地鐵終點站不遠，它所處的區域和芝加哥或南波士頓的郊區並沒什麼兩樣。那裡主要是戰後建造的公寓樓，牆面本是亮堂的淺色，現在卻變得灰乎乎的。這樣的公寓太多了，而且樓與樓靠得太近，大家不禁問道：「這是巴黎嗎？這是法國嗎？埃菲爾鐵塔呢？」巴黎市中心就像是被精心保護著的偉大作品，但這樣的郊區卻簡陋而令人生厭。聖雅克地鐵站附近那些冷冰冰的道路和高懸的窗戶，似乎都是專為鼓勵別人自殺而修建的。
有人告訴我（「這真有趣！」）薩繆爾·貝克特曾經就住在這裡的某棟公寓，並且在這生活過好幾年。他那些懷疑我們的存在意義、道盡人生疾苦的故事和劇作，都是在這裡完成的。我心想：怪不得！他們說他早上經常來我們住的這個聖雅克酒店喝咖啡。這個酒店挺新的，裡面很乾淨，就像美國機場外邊那些僻靜的旅館一樣，人們住進來是因為沒有其他地方可以選擇。貝克特來這真是為了消遣？我穿街走巷，我潛伏在咖啡店，我祈禱著他的出現；然而，我什麼也沒看見。儘管如此，我仍然是有收穫的。當人們從書裡看到「薩繆爾·貝克特在巴黎經歷過一段流亡歲月」，他們並不知道他所住的是位於32號大樓五層的一間狹小公寓，那是一棟很高的灰色建築，裡面的住戶每天邊看電視邊等待著「戈多」。從那裡要坐17站地鐵才能到巴黎市中心，到左岸，還有那些博物館。
我們去了國立網球場現代美術館，那裡專門展出印象派畫家的作品。我跟在人群后面慢慢地走，邊聽邊欣賞那些畫作。
在一間掛滿西斯萊作品的展廳裡，理查德·卡思卡特說：「沒有一幅是我喜歡的。」
我們經過了莫奈的《魯昂大教堂》系列，他在畫中將藍色、紫色和玫瑰色調和在一起。
「我並不介意在家裡放幾幅這樣的畫。」維特里剋夫人說道，格尼夫人也表示贊同，說要不是可能被抓起來，他們還想把這些畫運回塔斯馬尼亞！
在盧梭畫的《馬背上的戰爭》前，裡克·韋斯特貝特爾說道：「嘿，我喜歡這些。這些很好看，更像美國畫家的作品。」
在梵高展廳，一個搖搖晃晃跟在父母身後的小朋友問：「他為什麼會發瘋？」
一小群人擠在一起看莫奈的《威尼斯大運河》。布格·溫克爾邊看邊說：「那是大運河，那是聖馬可教堂，嘆息橋在那裡，沿著運河往下就是。看，那個旅館我們住過呢，不過那時候它肯定還不是旅館。那條路我們走過，那是我們吃義大利麵的餐館，那是我買明信片的地方。」
天下雨了，後來下起了雪，這場雪讓所有的行人和車輛都安靜下來。某天一大早，我們就出發去柏林了。
***
那天清晨的巴黎潮溼而陰暗，馬路清潔工和送奶工人在路燈下做著和往常一樣的工作，當黎明剛剛點亮屋簷和煙囪管上方的天空，我們緩緩駛出了巴黎東站。我以為離開聖雅克街道後就再也見不到郊區的景象了，沒想到卻越來越多，並且更加陰沉可怕。團裡的人們用臉貼著車窗，一個個都是震驚和幻滅的模樣。這不是浪子們享樂的巴黎，甚至連克利夫蘭都不如。美國人全都注視著窗外。我們難以適應眼前的情景。美國人開發郊區的方式過於急促和廉價，導致它們難以經久不衰。我們料想到了那裡的房屋會不斷地傾斜和坍塌，然後被拆掉重建；而我們建設郊區的目的，也並不是要讓它們永遠屹立不倒，郊區的房屋壽命不會很長，因為它們本身就是臨時性的。但在法國的郊區，一座座別墅、一排排房屋和一幢幢公寓都堅固得很，而且它們實在太難看了。最可怕的一點在於，看樣子它們好像要永遠都不會倒掉。倫敦市郊的情況也一樣：那麼古老的房子，怎麼可以看上去那麼醜？
「那裡曾經是戰場，」我們跨越邊境進入比利時的時候，莫里斯這樣告訴我們。從穿越英吉利海峽時起，他就一直在講戰爭的故事，「我有些兄弟就是在那犧牲的。」
他一直傻笑著望向窗外，那裡盡是光禿禿的樹木——那些年輕的白楊樹就像是立起來的鐵軌岔道和馬鞭一樣，還有灰乎乎的積雪和被河水染得漆黑的浮沫。
我還在讀辛克萊·劉易斯，在書上的留白處胡亂做些筆記。
「在做筆記？」維特里剋夫人問道。
我說不是。
「那麼是寫日記？」
我說也不是。
我討厭被人觀察。旅行的一大樂趣就在於你可以讓自己默默無聞。我並沒有意識到在旅行團裡每個人都很顯眼，而一直沉默的那個人就成了大家的威脅。我決定用那種看上去像檔案卡的明信片來做筆記，那上面有大片的空白。
那個光頭姑娘威爾瑪對我說：「我很多年沒見過別人用這種明信片了。」
我告訴她，我要把這些卡片寄回家，說完我就後悔了，因為這樣她接下來就可以打聽我家在哪裡。
「我教點書。」我告訴威爾瑪。
根據我目前的判斷，這個團裡應該沒有喜歡讀書的人，不會有人在午飯後硬拉著我滔滔不絕地談美國小說，或者被我細緻入微的觀察嚇壞。我喜歡說自己是老師。我喜歡他們用那種方式一邊打量我一邊想：可憐的傢伙，他好像話不是很多，那麼還是讓他自個兒待著吧。
要壓抑住自己的好奇心，做個安靜又謙遜的人，對我來說相當困難。這些人似乎都不是讀書人，這很好，因為這樣他們就不認識我了。但並不是說因此就可以什麼都和他們說，即使是一丁點兒資訊也不行。我告訴了威爾瑪我剛好住在倫敦，然後不一會兒理查德·卡思卡特就走過來跟我說話：「我聽說你住在倫敦……」
在那慕爾，巴德·維特里克跟我說比利時比美國難看多了，我表示同意，說這裡的確不忍直視，他說：「你說得對，保羅！」
等等，我什麼時候告訴過你我的名字？
午飯時，餐車上只有威爾瑪旁邊的座位是空著的。好像一開始大家都在躲著她，但自從我坐她旁邊後，大家也都開始躲著我。她告訴我，她以前在倫敦的某個地方賣玩具，後來被解僱了。她還抱怨說紐西蘭人對於她移民這件事小題大做，但她還是要去那兒，也許永遠都不走了。她說她喜歡挑戰。
我們的車剛剛在列日停下，我用筆把這個記下來。我覺得以後要多查一些與這座城市有關的資料，然後就可以這樣寫：
我們路過列日，這裡的蕾絲和香腸都很有名，它是喬治·西默農的出生地……
威爾瑪說：「你怎麼老是在寫東西。」
「沒有，沒有啊。」我回答得有點急，此時我心想：別再看我了！
午飯後我打了會兒盹，然後被莫里斯的聲音吵醒，他喊著：「嘿，基克，亞琛到了！」然後這兩個男人就站在了過道上，將別人的路擋住。
車上的德國人明顯被這兩個大嗓門的美國人給惹惱了，他們一定很想把這兩人丟出去。德國人好像不大能聽懂莫里斯那種帶鼻音的大聲獨白，他說他在二戰期間曾參加過那場歷時三週的亞琛戰役。這老潑猴兒竟然還是個解放者！現在他回到這裡，被所有能聽見他聲音的人嫌棄，看來是罪有應得。
在科隆我注意到團裡來了四個新人。他們是法國人，三女一男，一直待在一起。除了彼此交談外，幾乎整個旅途他們都沒有和別人說話。他們老是爭吵，但沒人知道原因。大約一個月後，我在蒙古南部看見其中一個法國女人獨自站在火車站的月臺上。那時我們剛吃過一頓冰冷的土豆和肥羊肉，簡直令人作嘔。
我微笑著，用友善的語氣問她：「這頓飯太難吃了是不是？」
「旅行的時候我根本不在乎吃什麼，」這個女人答道，「當然，在巴黎的時候我對吃的要求很高，要最好的才行。」
那就是她對我說過的所有的話。
即便此刻在德國，我也可以看出那四個法國人都不是外向型性格。但這也沒什麼不好。我也一直都沉默寡言，不被各種問題騷擾的感覺很不錯。漫長的一天快要結束了。我們路過伍珀塔爾，這是座在山坡上堆起來的城市，到處是陡峭醜陋的住宅。接下來是翁納，那裡有許多礦渣堆。再走遠一點就到了哈姆和居特斯洛，那就像是德國人成功地把整個印第安納州縮小後放在這裡的。雨水把比勒費爾德弄得陰沉沉的，我祈禱著夜幕降臨，讓它用簡單的黑色把這樣的景象全都掩蓋。經濟的繁榮使德國變得面目全非，整個國家被工業文明荼毒得萎靡不振。在明斯特行政區灰褐色的天空下，坐落著杜普·萊恩（droop&rein）和恩德勒·科姆普夫（endler&kumpf）這樣的工廠，那都是些令人絕望的名字。德國的這個地區完全沒有樹木，真是絕無僅有的淒涼。德國人是支援種樹的，但有一半樹木已經被酸雨毀掉，剩下的一半則遭到砍伐；它們已經被各式工廠的煙囪所取代。
那天早些時候，團裡的人都像醫院的病人一樣在聊天。這趟旅行讓他們既害怕又疲憊。他們不時打打盹，醒著的時候就問彼此問題。你睡得好嗎？飯菜怎麼樣？晚餐是幾點？他們已經開始互通腸道消化和排便情況了。他們相互彙報著自己的感受，是疲勞還是飢餓。
我密切留意著有意思的變化——開始尖叫的女人，鬍子刮到一半就停下的男人，或者正在穿運動服的什麼人。
我們在黑爾姆斯特跨越邊界到了東德。火車在兩排用帶刺鐵絲網做成的柵欄間穿行，車道和高速公路的寬度差不多。每隔幾百碼就有一個瞭望塔，可以望見那裡明亮的燈光，還有士兵站崗放哨的身影。
過了邊界，有一片戰後才長起來的樹林，樹木還都很纖細，放眼望去林子裡全是積雪和泥土，這便是此處的春光。在這看到的城市似乎遠比西德那些要沉悶，但鄉村卻明顯更加原始，樹也更多，農場簇集在一起，道路上照明條件很糟。這裡見不到很多人，好不容易看到一個，那樣子確實很像農民。
我們在黑暗中抵達動物園火車站。（有人善意提醒道：「請看管好自己的包袋，這裡到處是癮君子。」）窗外燈火閃爍，車水馬龍，團裡的一些人因此覺得柏林是一座浪漫而生機勃勃的城市——他們將這裡視為此行中最後一塊文明之地。再往前走就是波蘭，然後是蘇聯，最後是蒙古。柏林城裡不僅充斥著歡樂和情慾，那裡還有很多的書店和胖子。看上去它比美國富裕。
然而柏林對我來說就像個怪物，我不覺得它有什麼有趣的。它是個奇怪的樣本，是大都市精神分裂的特例，以至於它的狂妄和偽善都那麼引人入勝。但它也是蠢貨的天堂，很難想象有人在這裡待過一段時間後仍然神智健全。這是座古老的城市，它本身已經存在了700年；但在納粹的統治下它分崩瓦解，由城市變成一種象徵，然後演化成一個概念，經過「二戰」後的反思，最終淪為謬論。現在柏林仍然是個很糟糕的概念，並且越來越糟。任何理智的人都會把它當作愚昧、任性和頑固不化的永恆例證。如果它不是那麼可悲的，那起碼是可笑的，因為納撒尼爾·韋斯特說過，沒有什麼比真正的荒謬更讓人悲傷。
赫爾穆特·弗裡林豪斯是杜塞爾多夫人，他自己也是來柏林旅遊的。他問我：「你想去柏林最有意思的地方看看嗎？」
我表示想去。
他帶我去了「西百」，一家巨型百貨商場，全名是西部百貨公司（kaufhausdeswestens），但人們通常只叫它的縮寫。他想讓我看的是美食樓層，尤其是那些售賣精美昂貴食物的小攤和店鋪。
「這可是新東西，」赫爾穆特說，「美食文化，人們簡直對它著了魔。看見了嗎？200種乳酪、40種咖啡、28種規格的香腸，這裡既有素食，也有給養生狂人準備的健康食品，還有一家店專門賣魚籽。」
那些美食精品店出售的都是虛有其表的食物，還有難以消化的稀奇玩意兒，所有商品都漂亮地陳列著，它們的包裝炫彩奪目。甜點和果汁各色各樣，光面包就有多達90種，盒裝茶葉佔據了一整面牆，意麵的形狀也應有盡有。乍看之下，那根本就不像吃的東西，而是像擺放得如同昂貴服裝一般的專賣商品。如果有種東西可以稱之為「設計師食品」，那說的就是這個。我看見了狀如陽物的頂級大蘆筍，每根上面都有標籤，每磅價格約合12.5英鎊。
在肉類專區，我對那種驚悚的氛圍產生了興趣。肉攤一個連著一個，全都擺滿了大小塊頭的肉，那些光澤紅潤的鮮肉，都是被一刀刀小心翼翼地割下來的：有大腿肉、肩胛肉和後臀肉，也有蹄子和肘子，舌頭被整齊地擺在架子上，心臟一律被放進盒子裡，他們給胸脯肉扣上紙帽子，給豬頭戴上褶皺的荷葉領。大部分肉類都是經過了這樣的裝飾，有點像戲劇中的扮相，這樣一來屠宰或殺戮永遠都會是你最後才想到的事。
來這裡飽眼福的人要比真正掏腰包的人多，這是最匪夷所思的事情——人們盯著某樣食品，明明垂涎欲滴，卻還要繼續往前走（我聽見有人說：「沃爾夫岡，快看那些魚臉肉！」），食品被用來誘惑和挑逗顧客，搞得他們目不轉睛、飢渴難耐，這一切對我來說就像最具現代性的情色描寫，那些肉類尤其如此。
「有意思嗎？」赫爾穆特問，「看到這些，你就瞭解柏林了。」
我們正打算從「西百」離開的時候，看到了一份德國報紙的號外，上面說美國飛機轟炸了利比亞。此前柏林有一家舞廳被炸，據說是利比亞恐怖分子乾的，美國此舉是為了報復。訊息傳得很快，德國年輕人已經開始聚集在歐洲中心附近準備遊行抗議了，大概有三十輛警車停在選帝侯大街旁邊。警察們正從車上卸下運來的鐵柵欄，將它們堆放在路邊。
赫爾穆特對我說：「直到最近我們才發現，我們與美國人有多麼不同。」
他言語間有些苦澀，於是我決定不去提醒他德國過去那些恐怖無比的行徑。
「我認為我們轟炸利比亞，是因為自從人質危機以後，我們就一直強烈渴望轟炸中東的某個地方，」我說，「最近幾年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伊朗那樣羞辱我們，我們到現在都還沒有平復心情。我覺得一般的美國人可能分不清伊朗和利比亞，那裡的人都被看作是無足輕重的、危險的狂熱分子，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去區分他們呢？」
「美國人也是那樣看我們的吧。」赫爾穆特說。
「也不完全是。」我心想，如果他跟我提「二戰」的話，我就說是你們先發動戰爭的。但是他沒有。他說他覺得柏林非常奇怪而且守舊，這裡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失業率也很高。他表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杜塞爾多夫。
那天剩下的時間我用來採購食品，買了薄荷茶、雪利酒、巧克力和抗生素。第二天我們就到華沙了，這些東西在那可能買不到。遊行在傍晚時分開始，約八千名年輕人高喊著反美口號，朝著選帝侯大街後面的美國文化中心，也就是「美國之家」行進。有流言說他們要放火燒掉那裡。但大量手持防暴盾牌和催淚瓦斯的警察集結在那棟樓前，鐵柵欄將他們和遊行的人群隔開。暴動者亂扔石頭，砸破美產汽車的窗戶，還跟在身後追趕任何看上去像美國人的遊客。
我錯過了這場暴動，當時我正在位於俾斯麥大街的德意志歌劇院裡看《唐·喬望尼》。此前我回到旅館，但聽到旅行團裡的人正在為利比亞轟炸事件爭辯時就立馬離開了，我聽見基克說：「那些混蛋的阿拉伯人是自作自受。」要一直聽他們說這些嗎？我問自己。似乎去聽聽莫札特更好點。
我一個人去了劇院，然後發現旁邊的座位沒有人，這可把我高興壞了，因為這樣就可以獨佔整個扶手，靠在上面好好地欣賞這部優秀歌劇。但幕間休息之後，那個位置來了個年輕女孩，而且好幾次在唐·喬望尼誇誇其談或者唐納·安娜唱歌的時候，她都在黑暗中盯著我的臉看。
「我見過你嗎？」演出結束時她問我。
我說沒有吧。
「我覺得見過。是在哪裡呢？」
我察覺到了些什麼，但沒有說話。直到那之前我還在得意洋洋，因為團裡的人絲毫沒有發現我是個作家，而且還寫了好幾本關於火車旅行的書。我覺得他們如果知道真相，要麼會變得拘謹，要麼就會拉著我胡攪蠻纏。（肯定有人會跑來跟我講：「老兄，我來給你講個故事。」）我對團裡的一些人說我從事出版工作，對另一些人說我是個老師。我幾乎從不參與他們的談話，就在旁邊聽著，笑著，然後做做記錄。當基克蠻橫無理的時候，我眨了眨眼睛溜走了。我會趕在午飯結束之前，在大家還沒有開始談論自己時，就起身離開。我就是那個總是在人群中悄悄走開的人，一個大家連他姓什麼都不知道的人。我就是那個一直拿著書看，讓你們不想去打擾的人。我就是那個沉默、笨拙、無趣，穿著老舊的防水風衣，站在月臺上胡亂吹著口哨的人。我對你們說的一切都表示贊同。你們幾乎不認識我——實際上，只有在火車上看到我的時候，你們才想起來，原來我也跟你們一起在旅行，而即使這個時候，我也仍然很不起眼，看起來神經兮兮的，只是無害地在那裡塗塗寫寫。
「我在電視上見過你，」那女孩說，「沒有嗎？」
「也許見過吧。」我說，然後告訴了她我的名字。
「太不可思議了，」她說，「我姐姐肯定不會相信的，你所有的書她都讀過。」
這個女孩名叫蕾切爾·蒂克勒，我告訴她我正在去蒙古的路上，然後會去中國，是的，我打算就此寫點新東西，我告訴她剛從倫敦過來，說完這些我覺得很解脫。「那你在美國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哦，是的，我每年有一半時間都在卡納維拉爾角度過，那是個奇妙的地方。美國的生活和現在的旅行完全不同，這一路上我都在埋頭做筆記。我什麼都和她講，請她喝茶，跟她聊到深夜，終於可以一吐為快。這樣做沒有任何風險。蕾切爾·蒂克勒和旅行團裡的人不一樣，她是個完美的陌生人。
告訴她這些對我來說有很多好處，因為我一直在旅行團中保持神秘，搞得像隱形人一樣。我其實不想當一個穿著老舊防水風衣的、笨拙且無趣的人，對每一次談話都避而遠之，這沒什麼意思。一直保持沉默讓我胸口悶痛。我渴望和他們講關於中東的事情，如果他們給我一點點機會談旅行的話題，我都會像《老水手行》中的那個老水手一樣攥住他們的手腕，激動地給他們講我的故事。
蕾切爾獨自來柏林，是為了研究與石棉危害有關的法律訴訟，這個領域的案件現在越來越多。她是一名來自紐約的律師，正在參加一個保險公司的會議，要閱讀各種檔案，並對資料進行評估。把一切都告訴她後，我帶著更加堅定的決心上床入睡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倆就像一對偷歡的情人，或者說一夜情更為準確。那是一次柔情蜜意的相遇，我渴望訴說，而她善於傾聽。第二天早晨五點，我又加入了旅行團，就像回到了許多遠房親戚身邊。
***
我們搭火車到了柏林東站，在那裡換乘去華沙的列車，現在我們正徐徐地駛向波蘭邊境。警察、海關官員、士兵——我根本分不清楚這些人——他們上車來檢查我們的護照，要求檢視我們的現金，然後在單據上簽字。他們的工作真令人費解，而他們腳上穿的舊鞋子看樣子也挺可怕。
從火車上看，波蘭一片衰敗的景象：生機全無的田野，老舊殘破的公寓，坑坑窪窪的道路，以及滿是灰塵的大型工廠。表面看來，這個國家已步入遲暮之年，一副老態龍鍾的樣子，但它卻擁有我見過的最和善有禮的人民，他們由內而外都散發著溫文爾雅的氣質，也許這就是歷史上波蘭不斷被蹂躪和佔領的原因吧。
我的列車隔間裡，還住著一同出遊的祖孫三人：母親、女兒和外孫。
他們從卡托維茲來，那個女兒有著白淨的皮膚、水汪汪的大眼睛和迷人的秀髮，彷彿一直在提醒我，波蘭的年輕姑娘都美麗得無與倫比。
「別去蒙古啦，」埃娃說，「來卡托維茲吧，我帶你去看些好玩的東西。」
她母親翻著白眼說道：「她瘋了，別理她。」
小男孩瓦特耶克一臉嚴肅，不聲不響地坐著。有個波蘭男人給他一個蘋果，他收下了，但沒有吃。那是另一回事了。在我看來，波蘭人對彼此都非常謙恭友善；德國人在這方面就略遜一籌；而蘇聯人則完全不是這樣。
埃娃說：「我們在芝加哥和新澤西都有親戚，在洛杉磯也有。要不是他們，我們可能早就餓死了。他們寄錢給我們用，我想去他們那，去美國。或者去巴黎也行，我可以學法語。」
埃娃今年二十八歲，已經離婚兩年了。她在一家銀行的外匯部門工作。我告訴她我想在華沙貿易銀行的賬戶裡取點錢。她給了我非常詳細的指導，包括銀行的地址和電話。她跟我說這很容易。
當這一家人拿出午餐食用的時候，他們給了我一些三明治和水果，於是我開啟幾瓶阿蒙提拉多雪利酒跟大家一起喝。
「蒙古那麼遠。」埃娃說道。她接下來的話好像是說給瓦特耶克聽的，她說：「他要一路坐火車去蒙古！」「他們曾經來過我們這裡，你知道吧——那些蒙古人。」
1241年的萊格尼察戰役，發生地點現在離我們大約80英里。我們剛在茲邦申停下。當時蒙古人完敗德國與波蘭人的盟軍。
「什麼人都到這裡來，」埃娃說道，「這就是為什麼波蘭現在一片混亂。」
車窗外，月臺上有兩個肥胖的白人工人正在給一個鐵製長椅塗刷棕色油漆。由於刷得太多，油漆一直凝結成流往下滴，而且在塗刷椅子腿部時他們把油漆弄到了月臺上。有幾個波蘭人不滿地看著，但並沒有說什麼。那些人頭上戴著寬邊帽，手裡拎著塑膠公文包。大多數波蘭人看上去都體重超重。他們不停地談論著食物和糧食短缺問題，但這也沒什麼奇怪的。食物是胖子之間永恆的話題。他們身上穿的是舊衣服，呼吸中帶著麵包的酸腐味，住所的牆面坑坑窪窪。
埃娃帶著母親和孩子在波茲南下車，趕著去換乘開往卡托維茲的列車，但他們留了地址給我。
「到了蒙古給我們寄張明信片吧……」
我們的火車在科寧延誤了。這倒為我提供了便利，因為寫字的時候胳膊可以不用搖搖晃晃了。我寫道：
陰沉沉的四月，波蘭，彷彿春天永遠都不會到來——樹木光禿禿的，枯萎的草地像破布一樣，風寒冷地吹著，地面凹凸不平，公寓樓中滿是溼答答的衣服，耕作過的田野裡沒有任何東西發芽，有個男人拉著一匹瘦骨嶙峋的馬在犁地，一幫人一起鏟著灰，小溪和水溝裡都是泥水，地裡插著綁了塑膠袋的木棍，用來嚇唬鳥雀；如此單調乏味……但這就是四月的景象，此時的波蘭看上去如此荒涼，連鴨子都無精打采，感覺就像要被淹死了，而雞群則狂躁不安。再過一個月左右，一切就會不同了：春天將要來臨，整個國家將開滿鮮花。儘管如此，要是當個波蘭人，這命運也還是夠悲慘的。
***
火車重新開動了，對我來說這裡真正有趣的建築只有教堂，至少它們還有點曲線。其他的房子都四四方方，屋頂都是平的。
索哈契夫周圍的風景讓我們眼前一亮，這裡的樹林一片連著一片，房子更加美觀，道路兩旁栽滿了樺樹；但艱難的生活仍在繼續，人們四處勞作，幹著粗重的活兒，鏟東西，鑿巖石，砍伐樹木。所有的工作看上去都非常艱辛，在波蘭你可以瞥見一絲過去的影子。
這裡天主教的氛圍非常濃厚，教堂裡有豐富的活動，很多人脖子上都掛著念珠，火車啟動之前人們都要虔誠地為自己祈禱；不僅如此，無處不在的雕像也說明了這一點。茨曼火車站前的廣場上有一尊高40英尺（12米）的聖母瑪利亞雕像，它的基座有8英尺（2.4米）高。我在義大利、西班牙，甚至在將自己的女王稱作「受福童貞聖母」的愛爾蘭也從沒見到過這個。菜豆田裡矗立著更多這樣的雕像，而再往遠處看，每一個在田間勞作的身影背後，總能見到一個聖母瑪利亞。
那些雕像是用來供人禱告的，也許它們還可以嚇唬鳥雀，但我認為它們之所以無處不在，還有另一種原因。那些都是經典的法蒂瑪聖母像，瑪利亞曾於1917年7月在葡萄牙的法蒂瑪顯靈，向三個孩童透露說如果他們努力禱告，那麼俄羅斯將會拋棄無神論，轉而皈依天主教，這件事情每個天主教徒很早就知道了，但蘇聯的政治委員們並不知情。「現在我們為蘇聯的皈依而祈禱。」整個五十年代，美國所有的神父主持彌撒時都會這樣說。
這才是那些雕像對大多數天主教徒——也許是對所有波蘭人而言的意義所在，「上帝之母」被賦予了最濃厚的政治色彩。
我讀完了《埃爾默·甘特利》並給它打了五星，現在開始讀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書中引用了一句波蘭俗語「把五頭牛套上車」，意思是做事情應當未雨綢繆以保萬無一失。但在波蘭讀到這句話好像很奇怪，因為這裡根本沒有牛，而車子也都是搖搖晃晃要散架的樣子。火車慢悠悠地開了一整天，才穿越波蘭西部，大約走了300英里（480千米），從東德邊境到華沙。一路上見不到任何機械化的耕作方式，連臺拖拉機都沒有。相反，當看見那個農夫無力地鞭撻他的馬，而那可憐的牲口拖著一把老犁頭艱難地前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絕望。
***
「看上去也不是很糟糕。」艾倫·維特里克說道，這是她第一次睜開眼看華沙。那時候已臨近傍晚，金色的陽光灑在耶路撒冷大道那些狹窄建築的外牆上，整個街區看起來像極了哈洛德百貨公司。
「讓我離開這兒吧。」米利耶·韋斯特貝特爾小聲對裡克說。裡克安慰她道：「彆著急，親愛的。明天我們就回到火車上去啦。」
然後我悄悄地離開所有人，深入華沙城區。接連有兩個男人問我要不要換錢，他們給的匯率是官方的五倍，這事就發生在酒店外面。我穿過街道，正出神地望著一副又大又笨重的紫木棋子，這時又有個人走近我，問同樣的問題。我沿著馬薩科斯卡大街往前走，那人一直跟在我身後，問我要不要換錢，不停地告訴我匯率是多少。
「你不怕警察抓你麼？」我問他。
「警察也找人換錢。」他回答。
商店裡賣的東西看上去都很劣質：衣服、收音機、鍋碗瓢盆。就連吃的也勾不起人任何食慾，生鮮食品都蔫兒巴巴的，上面全是灰，罐頭食品的包裝坑坑窪窪，標籤也褪了色。在每家店都有人拽著我的胳膊，低聲問同樣的問題：「要換錢嗎？」貧窮讓人們看起來卑躬屈膝、受盡蹂躪，就像人們經常因為窮困而變得厚顏無恥、膽大妄為、掠奪成性，成為危險分子。我覺得這些明目張膽的違法者非常讓人擔憂，但當我對另一個人提起此事時，他說：「別擔心，這裡奉行的是雙重道德標準。每個人都是這樣。」
華沙的破敗之象也道盡了這座城市的面部表情：受盡折磨、垂頭喪氣、孤獨到有點絕望，有時痛苦不堪，有時憤世嫉俗。讓人驚訝的是，身處如此水深火熱之中的人們居然還可以保持這樣的尊嚴，還可以這樣謙恭有禮。這也是好事，因為謙恭可以彌補他們在另一方面的不足——飢餓讓他們變得因無時無刻不想談論食物而招人嫌惡；貧窮讓他們看上去貪得無厭；物資匱乏使他們顯得物慾橫流；而經濟政策則將他們變成宗教狂熱分子。
我住的酒店裡有個叫「論壇」的酒吧，裡面人頭攢動、烏煙瘴氣的，於是我出門去四處轉轉，順路走進了哈瓦那夜總會，看那裡的人跳吉特巴舞。看得津津有味時，一個低沉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要換錢嗎？一美金換七茲羅提。」
「我要那些茲羅提幹什麼？」我說著便轉身離開。
此時一個身著黑裙的豐滿女孩正衝著我笑。她的橙色妝容被汗水弄得黏糊糊的，睫毛膏都結成了顆粒狀。
「你可以買波蘭伏特加，還可以買些古玩。波蘭的琥珀很有名，你也可以買點。或者買郵票啊。你是住在酒店裡嗎？」
「是的。」
「我可以去你房間，陪你快活快活，50美金。」
「這裡的琥珀怎麼樣？」
「bursztyn（琥珀），」她說完解釋道那是句波蘭語，「很可愛，它們來自海底。」
「問題是我有很多茲羅提，但沒多少美金。」
「我更想要美金，」她說，「我們需要美金。在波蘭，沒有美金什麼事也辦不成。」
「你從哪兒弄美金呢？」
「就從你這兒。」她回答。
「今晚不行。」
我從那裡出來，看著陰暗的商店櫥窗，寬闊的馬路上空蕩蕩的，我吃了一驚，隨後又回到了論壇酒吧。
第二天我面臨的挑戰是，首先要去華沙貿易銀行取一些波蘭茲羅提，那是我的版稅所得，但我並不能將它們帶出波蘭；然後我要在火車離開前把它們花光。銀行早晨九點半開門，火車將在兩小時後出發。我估摸著大概有一個半小時可以用來買東西。要是在紐約的話這並不難，但這是在華沙。
我除了自己的銀行賬號外，什麼資訊也不知道。銀行設在一棟很現代的建築裡，那是一座用鋼鐵和玻璃建造的高塔，塔尖直聳入雲霄。天下著雨，對我來說這趟差事好像有點可笑。但如果我把自己的波蘭幣都留在這裡，一點都不取出來，應該更愚蠢吧。我發過誓，絕不會把這些錢留給萊赫·瓦文薩，這個團結工會領袖曾經公然吹噓說他這輩子從沒讀過一本書。我靠寫書得來的版稅，給誰也不給他。
我走進銀行，看見整個一樓就是一間開放式辦公室，成百上千的員工不是在電腦鍵盤、計算器或打字機上敲敲打打，就是拿著一疊疊破舊的錢幣推來推去。光是這龐大的工作陣勢，就讓我覺得取錢無望。
我對大理石櫃臺後面的女人說，我有個外籍賬戶，想取點錢。
「請寫下您的賬號。」
於是我在一張紙條上寫下賬號。
「請出示護照。」
我把護照遞過去。
那女人沒有離開櫃檯，馬上伸出胳膊從大理石板下掏出一箇舊雪茄盒模樣的小木盒。她瞥了一眼我的賬號，從盒中又抽出一張紙條。
「要取多少？」
「賬戶裡有多少？」
「有26萬茲羅提。」
「取10萬吧。」
按官方的匯率，那就是600美金，或者375英鎊左右。
那女人在紙條上籤下自己姓名的首字母后，遞給辦事員，辦事員把我叫過去當場點清，這個過程不超過五分鐘。
我的口袋現在鼓鼓的，塞滿了波蘭幣。
「你可以買下半輛汽車了，」當我告訴計程車司機格雷戈裡我的問題時，他這樣對我說，「或者買十萬公斤火腿。」
格雷戈裡的英語帶著純熟的新澤西南部口音，他在大洋城的一家貨運公司幹過兩年，但後來他回到了華沙。他解釋道：「華沙的確破敗不堪，但這裡是我的家。我的爸爸出生在這裡，我的爺爺出生在這裡，所以……所以……」他聳聳肩：「你喜歡這首歌嗎？」
汽車音響裡清脆地傳出一首歡快的小曲。我說喜歡，旋律很優美。
「我唱給你聽吧。」
我心想：可別。但我什麼也沒說。
哭泣吧，小姑娘，哭泣吧！
勇敢地哭泣吧！
哭泣吧，小姑娘，哭泣吧！
「好聽吧？」
「很好聽，」我說，「也許我可以買個古董。」
「那些商店十一點半才開門，」他說，「你會趕不上火車的。」
「琥珀呢，bursztyn，怎麼樣？」
「非常好，那我們去老城區。」
但珠寶店也要到十點半才開門，我們只好在華沙老城裡邊逛邊等，城裡隨處可見鵝卵石鋪就的街道、各種中世紀的建築，還有堡壘的城牆，路上格雷戈裡告訴我他沒有加入團結工會。「我不需要什麼黨派。我的妻子就是我的信仰。我的孩子，我的家庭，就是我的信仰。」
一個男人過來跟我搭訕，問我有沒有興趣買一張特別珍貴的德佔時期的郵票。他拿給我看一張印了希特勒頭像的郵票，上面的郵戳來自克拉科夫，還有一張畫著聖徒或天使的波蘭郵票，套印了許多納粹十字標記。
「你有多少郵票？」
他從夾克底下取出一本集郵冊，大概有20頁。他飛快地翻了一遍：這些是希特勒，這些是天使，這些是套印的，這些是有趣的郵戳。差不多400張。
「我給你一萬茲羅提，都賣給我。」
他二話沒說就把集郵冊遞給我，然後拿錢走了。
我們路過一家肉店。我說：「我可以買點香腸。」
「你需要一張這個。」格雷戈裡給我看了看他的肉票本，每月限購2.5公斤肉。那是他五月份的肉票本，有幾頁已經撕掉了。今天才4月16日，但他早把四月份的用光了。「波蘭沒有很多肉供應。我們必須把那些肉賣到國外，用來換美金。我在大洋城見到的波蘭火腿可比在波蘭本土見到的多。」
「為什麼不做個素食者呢？」
「不行，這可不行。」他邊說邊向我展示著他那尖利的牙齒，「而且你知道的，波蘭人討厭除牛肉和豬肉以外的一切肉類。他們不吃羊肉，也不吃雞肉。」
我說波蘭肯定也有一些素食者。
他說他唯一認識的素食者是個老太太，醫生不讓她吃肉。在我看來這就是波蘭人的保守性格，他們堅守著自己的飲食習慣，寧願花一上午時間在肉店門口排隊（華沙到處是這樣的隊伍），也不願意變換口味去吃乳蛋餅或者燉蔬菜。我突然覺得，拒絕在飲食上做出改變的人，不僅頑固不化而且自討苦吃，也許還非常迷信。
珠寶店開門後，我進去買了些琥珀，後來又在回酒店的路上買了半打波蘭香檳，還有一些黃色魚子醬、醃蘑菇和沙丁魚。我向格雷戈裡付了車費，為了感謝他的幫助，又給了他一點小費。最後我還是剩下兩萬茲羅提，不知道該用來買什麼。
此時，我想起了火車上認識的埃娃和瓦特耶克。「到了蒙古給我們寄張明信片吧。」埃娃曾經這樣對我說過，還給留下了地址。於是我把剩下的錢裝進一個信封，在裡面塞了張寫著「給瓦特耶克」的便條，然後就寄給了他們。
那天的華沙下著雨，陰雨的籠罩讓整座城市更加顯得破敗。我們出發去莫斯科的時候，大雨正沖刷著車廂。
因為有一箱子波蘭食品，所以我決定在到達佈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之前，組織大家到我住的隔間小聚一會兒。我邀請了阿什利、莫托爾、克里斯，還有團裡其他幾個不那麼多事的人。
在到達蘇聯邊境之前，我們喝掉了大部分香檳。阿什利醉醺醺地貼著我的臉說：「我跟莫托爾打過賭，說你肯定是美國國務院的。」
「那麼你輸了。」我說。
到了邊境，有海關人員上車來搜查。一名婦女在檢查我的隔間時，有瓶香檳的軟木塞蹦出來了，但她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她在搜尋槍支、書籍、現金和珠寶。「沒有槍。」我對她說，然後向她展示了我的全部家當。
與此同時，所有車廂的輪子都被換掉了，他們卸下原來的車輪軸承，把適用於寬軌的裝了上去。
「我們有兩個人被帶走了！」莫里斯·李斯特叫喊著向領隊抱怨道，「那些蘇聯人剛帶他們離開。」莫里斯嚇得快要喘不上氣來，但其實他一直都在期盼這一幕的出現。
「我都不敢抬頭。」基克說道。他們把巴德·維特里克帶去問話，他一直拿著本《經濟學人》在眾目睽睽之下招搖。那也有罪嗎？裡克·韋斯特貝特爾則不停地用他在馬里蘭買的橡膠清潔刷擦著他隔間的窗戶。他該是個間諜吧，不然還有什麼擦窗戶的理由呢？
就在我們啟程去莫斯科之前，維特里克和韋斯特貝特爾被送了回來，晚飯時他們給大家講了被關押和審訊的事情。
我喝光最後一瓶波蘭香檳，又讀了點《高老頭》，然後就睡著了。夜裡我們先後經過了明斯克和斯摩稜斯克。醒來後我發現鐵道旁的田野都被積雪覆蓋，壕溝裡的水也已經結冰。這裡的民居都是木頭蓋的小屋和平房，崎嶇不平的道路上有車輪碾壓過的痕跡，濺起的泥水灑在了兩旁的冰面上。
「我小時候俄亥俄州也是這個樣子的，」裡克·韋斯特貝特爾說道，「那是三十年代的事了。」
***
「我不和你們一起觀光。」到莫斯科後我告訴領隊。我決定在城裡走走，因為接下來好幾天我們都要待在穿越西伯利亞的快車上，沒有機會步行。不管怎麼說，莫斯科能參觀的景點也十分有限：因為整修的緣故，克里姆林博物館不對外開放，許多教堂也關掉了，我同行的遊客們將別無選擇，只能坐上巴士在城裡繞一大圈。我到蘇聯國際旅行社的酒店買了票，準備去看莫斯科大劇院的《胡桃夾子》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劇院的一個現代芭蕾舞劇。當我對售票員說票似乎很好買，他回答說：「因為你有美金。」
我走去了瓦西里昇天教堂，接著去了1968年我曾住過的大都會酒店——它現在已經成為了某種紀念象徵，然後進去古姆國立百貨商店轉了轉，看看那裡的商品。
我正盯著一些看起來非常劣質的鬧鐘，這時發現有兩個姑娘走過來，對我形成了左右夾擊之勢。
「這些鍾漂亮吧？你喜歡鬧鐘嗎？」
我說：「鬧鐘總是攪了別人的好夢，所以我討厭它們。」
「真有趣。」我右手邊的姑娘說。她皮膚暗黑，二十出頭的樣子，「你要換盧布嗎？」
令我驚訝的是她倆一個用嬰兒車推著個小男孩，另一個則拎著一包東西，好像是要洗的舊衣服。她們都長得挺好看，但顯然疲於應付家務，要帶孩子出來透氣，又要洗衣服。我邀她們去看芭蕾舞劇，反正我買了兩張票。但她們拒絕了，說要回去給丈夫準備晚飯，而且還有家務要做，要不要換點錢？當時的官方匯率是七十二美分兌一盧布，而她們提供的價格是這個的十倍。
「我要那麼多盧布做什麼呢？」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
黑皮膚姑娘名叫奧莉加，金髮碧眼的那位叫娜塔莎，她自稱是個芭蕾舞演員。奧莉加會講義大利語；而娜塔莎只會說俄語，她有舞蹈演員的修長身材，皮膚白皙，長著一雙斯拉夫人的丹鳳眼，眼珠是明亮的瓷藍，還有一張生動的蘇聯式嘴唇。
我說我只是在四處走走，因為需要運動。
「我們和你一起吧！」
這就是為什麼大概十分鐘後，我出去的時候，兩邊胳膊各挽著一位蘇聯女郎，手裡還幫娜塔莎拎著要洗的衣服，奧莉加則推著嬰兒車裡的小鮑里斯，大家一起沿著卡爾馬克思大道往前走。奧莉加一直在用義大利語同我交談，娜塔莎則在一旁邊聽邊笑。
「你好像自己逛得很開心嘛，保羅！」
說話的是團裡的幾個人，他們正朝著巴士走去。我很高興被撞見，他們會怎麼想我呢？
我們進咖啡店喝了杯熱巧克力，她們說希望還能見面：「有空我們可以聊聊天！」但對於具體的時間她們又舉棋不定，大概是因為想著要如何瞞過丈夫吧，不過最後我們還是商定了下次通話的時間。
當晚我去了馬戲團，這讓我再次認識到自己有多討厭這東西。每個人都會告訴你：「羅馬尼亞的雜技演員很棒！保加利亞人很會變戲法！要是沒見過蘇聯人走鋼絲，你這輩子就白活了！而一箇中國演員可以用嘴叼著筷子，穩穩當當地撐起一整套陶器！」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到處都是飛人，每個人不是像雪貂那樣翻筋斗，就是在板凳上做些不可思議的事？
在莫斯科馬戲團，狗熊會踱步或跳舞——那些毛茸茸的大塊頭，一邊流著哈喇子，一邊踮著腳尖旋轉；小狗能夠單腿站立；渾身發亮的海豹可以用腳蹼戲球。所有的動物看人時都怯生生的，它們用後肢走路的樣子又拘謹又呆板，時不時向馴獸員投去哀求的目光，好像走錯舞步就會被踢打或電擊一樣。
一切都讓我感到非常難受，對我來說這毫無樂趣，甚至是喪心病狂的。在我看來這是鄉下人最粗鄙的娛樂方式，可這樣想是不是又太拿它當回事了？無論在購物集市還是貿易廣場，窮人都是用這種把戲取悅別人，好讓人掏出幾個銅子兒來扔給他們。這樣一種開放環境中的消遣方式，讓我想到了僕役、奴隸和吉普賽人：人像狗一樣縱身跳躍，狗像人一樣踏著正步。事實上觀眾之所以對女演員興趣盎然，完全是因為她們衣著暴露——在一個滿是嚴肅代表的道學社會，這可是驚世駭俗的事。
很難想象有哪個教育普及的公正社會樂於培養馬戲演員，或者哪個有憐憫之心的人會去訓練狗熊跳舞。在一些繁榮國家，馬戲團也許比較活躍，但那些所謂的藝術家們都來自別處。玲玲兄弟從小在威斯康星州的農場長大，他們曾經窮困潦倒，靠玩雜耍和翻筋斗才脫了貧。魯道夫·玲玲那時可以用下巴頂起一把犁頭。如今，玲玲馬戲團裡的大多數明星都來自東歐或中國。
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多數人都喜歡盛大的演出，因為裡面滿是各種音樂、筋斗表演、嘈雜聲、情色、愛國主義和廉價的刺激。他們愛看黑猩猩騎車，玲玲馬戲團有一場演的是二十五個黑人騎在獨輪車上打籃球，這也是較受歡迎的表演之一。然而，還有另外一面。「q將人變成動物的願望是奴隸制度發展最強大的動力/q，」埃利亞斯·卡內蒂在《群眾與權力》的「轉變」一章中寫道，「q對這種願望的能量及其對立面/q——q將動物轉變成人/q——q的能量都是不會估計過高的。至於後者，偉大的精神產物，如靈魂轉生的學說和達爾文主義，它們的存在，不過也有流行的娛樂，如馴獸表演，皆歸功於它。/q」莫斯科馬戲團正是如此。沒有什麼比一名蘇聯馴獅員更能體現蘇維埃思想了，而透過大棕熊笨拙的吉格舞步或龍蝦四對舞步背後的訓練過程，我們已經可以充分地瞭解蘇聯的政治制度了。
我心裡還想，自己怎麼這麼蠢，居然一個人在莫斯科看馬戲。我想不出來，為什麼我沒有去做些有趣得多的事情，比如去東桑威奇的海岸航行。然後我才記起來，這是在去蒙古和中國的路上。
回到烏克蘭酒店後，我收到一個訊息：「奧莉加明天中午十二點會給我打電話。」第二天正午時分，她又打過來說兩點會再打來。到了兩點鐘，她約我三點半見面。這些電話弄得好像我們的見面非常必要並且在所難免似的。我在酒店門外的臺階上等著她們，卻突然發現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見面。
娜塔莎走來我身旁，卻並沒有和我打招呼。她身著舊衣，拎著個購物籃。然後她衝我使了個眼色，我就跟著她上了計程車，看見奧莉加正坐在裡面抽菸。我進去以後，奧莉加招呼了一聲司機，車子就開動了。他們時不時地爭論著方向是不是走對了，或者有沒有走最近的路。
就這樣，二十分鐘後，我們到了高樓林立的莫斯科市郊，我問：「我們要去哪？」
「離這不遠。」
大街上有人在清掃落葉，也有人在撿拾垃圾。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街道清潔工，於是問她倆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奧莉加告訴我，每年的這個日子人們都會無償打掃城市。這一天叫做「星期六義務勞動日」，免費勞動是為了紀念列寧，再過兩天就是他的生日。
「你不覺得你應該拿把鐵鍬去那幫忙嗎，奧莉加？」
「我太忙了。」她回答說，而她的笑容則在告訴我：休想！
「我們是要去誰家嗎？」
奧莉加又給司機指了好幾次方向。他右轉進入一條小巷，突然又轉向駛上一條泥土路，一邊開車一邊抱怨。在那條糟糕的路上，住宅區一個連著一個。他不停地行駛在這些小道上，四周都是光禿禿的高層公寓樓，最後他把車停下來，滿腔怒火地喋喋不休。
「剩下的路我們可以走過去，」奧莉加對我說，「你可以付錢給他了。」
司機一把抓過我手中的盧布就離開了。我們朝一棟十六層樓的建築走去，路上有孩童在玩鬧，他們的父母正在本著義務勞動的精神虔誠地打掃街道。
絲毫沒有人注意到我。我只是個穿雨衣的路人，跟在兩個婦女身後，沿著泥濘的道路行走。經過的牆上都是潦草的塗寫，房屋的窗戶破破爛爛，我們穿過一扇被砸毀的門，進入一個門廳，有三輛嬰兒車停在那裡，地面上有些瓷磚已經缺失。這就像是倫敦南部或者布朗克斯的某個住宅區。樓裡的電梯已遭人破壞，但仍然在執行，它用漆過的木頭做成，有人在上面刻下了種種字母縮寫，我們乘搭它到了頂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