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數與因素
拜占庭研究學者朱迪斯·赫林（judithherrin）說：「當男性統治者的皇室威嚴不足，或優柔寡斷、羸弱無能時，女性便可能取而代之。」她總結的這條規律適用於很多地區，其中也包括中國。正因如此，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女王才為人知曉。另一種情況則比較少見，即女性直接繼承皇位，喬治亞的塔馬爾女王和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均為例證。總之，由於沒有男性繼承人，抑或男性不願或不能統治，女性便挺身而出。不過，女性成為唯一的最高統治者畢竟是少數個例，她們更多地通過「施加影響與提供建議」來行使權力，正如保琳·斯塔福德（paulinestafford）所寫的那樣。有時候，儘管有人反對，甚至明令禁止女性稱制，但她們仍然臨朝，在中國便常常如此。在其他情況下，則是男性統治者自願與王后及其他地位尊貴的女性分享權利。蒙古的成吉思汗系帝國、信奉伊斯蘭教的帖木兒帝國和莫臥兒帝國都尊重年長女性，並允許她們對國家大事發表意見。英國的喬治二世視妻子卡羅琳王后為自己統治「不可或缺的主心骨」，但他沒有被人視作羸弱的君主，王后也並未成為人們眼中的干政者。皇室女性還通過物質財富及經濟活動行使權力，她們擁有並管理地產，參與貿易，在歐洲、拜占庭、蒙古、中亞的帖木兒帝國、印度的莫臥兒帝國、奈及利亞及墨西哥的阿茲特克等地都是如此。這種情況在中國並不多見，因為皇室女性被禁錮在內宮之中。不過，皇后、妃嬪和公主仍能資助宗教及藝術活動，像臭名昭著的明朝萬貴妃那樣做生意斂財則極為少見。
中國與其他地區一樣，史書編撰的偏見導致我們很難如實判斷男性統治者對皇后或女王的依賴，以及他們之間的合作程度。相關史料記載往往鳳毛麟角，例如關於女皇武則天與其夫高宗的共同統治及唐朝張皇后在其夫君肅宗繼位前後的作用的資訊便少之又少。類似例子還有宋朝皇帝依賴皇后代筆，但這種協助具體深入到什麼程度則不得而知。成為皇帝之前，朱元璋的夫人馬氏曾協助他處理公文與信函，但他稱帝之後，史官便將馬皇后描述為自我犧牲、尊夫順夫的典範。清朝康熙帝年輕時倚賴祖母孝莊太后，並在宮中記事官不在場時與祖母交談。雖然康熙帝長大後更加獨立這一點毋庸置疑，但他畢生都盡心侍奉祖母，似乎並未對其後妃如此依賴。
整個歐亞大陸的皇室中，年齡資歷非常重要，孝莊太后便為明證。女性隨著年齡的增長變得更有聲望，不論她是孀居的女族長，還是並無生育的年長女性，其品格及血統會為其贏得較高地位，帖木兒帝國及莫臥兒帝國便是如此。基督教主導的中世紀歐洲，王后因生育子女而贏得讚譽及合法地位，並可以在政治事務中發表意見，使她們處於有利地位，否則女性處境往往是不利的。王后的理想典範之一是瑪利亞，她既是聖母，又是天后，也是歐洲傳播最為廣泛的王后形象，體現了「悲天憫人、慈祥和藹、善良溫和、維護弱者的莊嚴形象及女性美德」。中國與這一形象有一定可比性的是聖母，這也是皇后們常常祭拜的神祇。例如，泰山女神及武則天治下化身女性的彌勒佛；宋朝劉皇后也出資贊助為此類女神修廟；明朝李太后以觀音形象自居，並不斷提升這一形象，大筆資助僧侶及寺廟；慈禧太后扮作佛教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拍照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作為母親與統治者，王后最主要的品德在於節慾和剋制。一般而言，男性喜歡報復，女性則傾向於冷靜諫言。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depizan，約1405）的《三德書》（citelivredestroisvertues/cite）勸告即將成為王后的女性應該充任協調者的角色，王后應善於言談，並懂得言辭的力量，而這不是中國傳統皇室女性的美德。後來在十七至十八世紀凡爾賽宮廷中，皇室女性及其侍女都學習交談之道。正如傑羅恩·杜丹（jeroenduindam）寫道的，她們是「禮節的守護者，有助於塑造侍臣的典範」。據說受女性影響，宮中男性也變得更為「機動靈活、通情達理」，這與他們成長過程中對於好戰尚武的強調形成對比。由於王后協調、制約的角色常常沒有記錄，所以要衡量其作用並非易事，但在中國的史料中此類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對剛被俘虜的宋朝後妃態度和善，並拒不欣賞呈獻給她的戰利品；朱元璋的馬皇后則勸說皇帝減輕對大臣宋濂的刑罰，據說她還能讓皇帝息怒，其他朝代的后妃亦是如此。當然，皇后與女王並不反對排除異己，無論敵人是男是女。她們也常常發動戰爭，並運用其他通常認為是男性政治謀略的手段。女性統治者亦威嚴十足，並且理應如此，因為她們往往面臨更多來自傳統的質疑與挑戰。
研究歐洲女王的學者用「王朝資本」（dynasticcapital）一詞來指稱「女性統治者的角色與影響」這項關鍵因素。這個術語表示與某一家族或國家（以及宗族、部落或聯盟）聯姻的價值，皇室公主嫁入其他皇室或君主國是這種現象的一部分。王朝資本可能是影響王朝命運的重要一環。與此類似，麗莎·巴拉班利拉（lisabalabanlilar）使用「宗族魅力」（genealogicalcharisma）來描述帖木兒通過迎娶具有超凡魅力的成吉思汗家族女子來彌補自己出身的不足，他的兒子亦是如此。這是統治者提高自己地位及合法性的手段之一。王朝資本通常代表高貴血統之間的聯姻，正如遼的統治者，其宗族只與另一地位高貴的宗族聯姻，抑或像清朝皇帝那樣，傾向迎娶特定八旗出身的女子，尤其是蒙古貴族女子。不過，王朝資本亦以相反的形式發揮作用，即與地位較低的家族聯姻。如此一來，出身低微的妻子不會像出身高貴的女子那樣帶來聯姻及忠誠度方面的負擔。最為顯著的一例是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他們後來立下規矩，娶奴隸為妻並生育子嗣。明朝統治者青睞非精英家族的女子，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
與地位低的家族聯姻的另一項優勢在於，出身低微的女子懷孕後生下兒子成為繼承人，皇室或一般貴族便獲得了新鮮血液，這在皇后無子的情況下尤為重要。在中國，迎娶出身低微的女性往往是因為皇帝覺得皇后無趣，或對其產生厭惡，因為皇后的人選往往不是由皇帝決定。皇帝從宮女中選出自己最喜歡的，有時需要其母后的授意或其他女性的支援才能達成。或者他也可以和某位宮女行房，本來沒想再次見面，這位宮女卻懷上龍種，產下了唯一能夠繼承皇位的皇子，明憲宗便是一例。即使出身低微的女性沒有生育子嗣，她仍有可能成為新寵，並對後宮甚至是外廷事務施加影響。
一個具有可比性的主妻出身低微的例子是沙俄彼得大帝的妻子（1684—1727），她本是農民出身，據說是被俘虜後獻給彼得大帝的。當時沙皇與第一位妻子離異，有一位德國情人，之後又寵愛葉卡捷琳娜一世，並最終迎娶她，封其為後。葉卡捷琳娜一世育有十二個孩子。與那時西歐宮廷中出身高貴的王后不同，她來時「毫無拖累」，沒有必要議定聘禮及侍從人數。她地位穩固的基礎是其自身的品質以及與彼得大帝之間的感情。由於沙俄允許女性繼承皇位，彼得大帝死後她便開始攝政，不過並未參與國家事務。其女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elizavetapetrovna，1706年出生）幾十年後（1741—1762）亦攝政。由一位女性攝政傳位給另一位女性攝政是罕見的。
與此相對，中國皇帝可能與宮中的任何女性發生關係，不論她出身如何卑微。理想狀態下，皇帝不應從普通百姓中直接挑選女子作為伴侶，而應只在宮中女子中揀選，因為這些女性不論出身如何，入宮前都要通過嚴格篩選。篩選過程將持續到她們入宮之後，因為皇后及其他人試圖對皇帝可能見到哪些女子施加影響。皇后與高階嬪妃都經過最為嚴格的考察，並擁有最高權威，通常會毫不猶豫地干預皇帝對新歡的選擇。皇帝最不應像漢成帝那樣，出宮邂逅身為賤民的樂戶趙飛燕，並將其封為妃子，最終成為皇后。明憲宗及明武宗都對篩選、揀擇的規矩不屑一顧，前者與其保姆萬貴妃相好，後者則從民間直接蒐羅美女充盈宮闈。
歐洲的國王有自己不成文的「一夫多妻制」形式，不過我在這裡特意微調了這一術語的指涉。他們有許多情婦，凡爾賽宮廷更是公開承認她們的存在，並在宮中為她們正式指派職務，從而她們能夠與皇室及宮中其他男女一同生活。國王不能與王后離異。與王后形成對比，情婦與國王的關係被認定為不倫之戀，正如神職人員常常提醒的那樣，這類關係可能隨時終止。與中國的妃嬪不同，情婦的兒子是私生子，無法繼承王位，儘管他也有可能認祖歸宗，並在皇室中出任職位。沒有人認為中國皇帝的兒子是私生子，雖然有些皇子可能被剝奪繼承權。凡爾賽及歐洲其他宮廷沒有嚴格隔絕女眷的居所，兩性之間也沒有隔離開來。國王的情婦大多出身高貴，其地位令人垂涎，她們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成為宮廷政治及人事擢升的「驅動力」，這也為她們帶來了財富及名聲。路易十四有幾十個情婦，其中最有名的是曼特農夫人（1635—1719）。她出身貧寒，1664年秘密受僱擔任國王前任情婦蒙特斯龐夫人所生孩子的女教師。1667—1679年蒙特斯龐夫人得寵，但後來被另一位情婦芳達姬女公爵取代。與中國皇帝一樣，路易十四有段時間同時寵幸三位情婦。蒙特斯龐夫人可能曾力促路易十四寵幸一名情婦（芳達姬女公爵），從而阻止他被另一位女性（曼特農夫人）吸引，這讓人聯想起中國皇后為皇帝引薦宮女，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或阻撓夫君寵幸別的女子。蒙特斯龐夫人失寵後，曼特農夫人正式成為其子女的家庭教師，並受封爵位，還得到一座城堡及一些莊園。王后辭世後，她便與國王秘密地「貴賤通婚」，即其子嗣對王位並無繼承權。十七世紀末，她已被視為「無冕之後」，在政治與軍事事務上訊息靈通，不過她既沒有擺佈國王，也沒有很大的政治野心。然而，由於她得寵，廷臣能夠通過她接近國王，她可以影響主教及其他職位的任免。曼特農夫人沒有生育。其他歐洲國王、公爵的情婦沒有曼特農夫人那麼出名，但她們仍導致了王后的邊緣化，並使其尊嚴受辱。喬治二世的卡羅琳王后成功地避免了其夫的第一位情婦可能帶來的這種後果，而這位情婦還是王后的貼身侍女。不過，卡羅琳王后在發現五十三歲的喬治二世與一位新情婦墜入愛河後，還是覺得尊嚴受到打擊。
與一夫多妻或情婦成群的男性統治者形成對照，女性統治者結婚與做愛的機會則極為有限，中國帝制史的後一千年比前一千年更甚。英國伊麗莎白一世是極富典範意義的比照物件，因為她證明了婚姻對於一位未婚女王有多危險。在中國，未婚女王並不存在，因為沒有一位皇后並未成婚。太后都是孀婦，武則天亦是如此。與其他地區的女性統治者一樣，都鐸王朝的伊麗莎白一世令英國陷入了意想不到的境地，其間的標準與預期都是極為模糊的。女性繼承王位的規則還未制定。身為處子的女王可以成婚，但並無先例規定其夫的地位，他會成為非王朝宗世/宗室的男性。即使伊麗莎白一世曾經喪偶，她的處境仍是如此。儘管人們猜測伊麗莎白一世會結婚，但時局並不允許，尤其是考慮到產子、無子或喪子可能帶來的種種危險局面。拜占庭皇后較為獨特，她們在丈夫死後可以自由再嫁，並使新的夫君成為皇帝。喬治亞女王塔馬爾和十二世紀耶路撒冷王國的王后們亦是如此。但即便是在拜占庭帝國，女性也有淪為次要角色的危險。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一些女性選擇不再嫁，還有一些則設法保住了自己的高位，就像塔馬爾女王那樣。伊麗莎白一世與更為不幸的蘇格蘭瑪麗女王形成對照，前者決定終身不嫁，從而拒絕履行「作為女王最為顯著的職能」。但伊麗莎白一世這樣做是基於戰略性選擇，她向民眾呈現出「處子女王」與國母的姿態，並聲稱沒有人能比她更愛英格蘭。十六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她處子之身的「完整性」甚至被等同於英格蘭從未被征服的狀態，從而具有象徵意義。
不過，儘管伊麗莎白一世從未結婚生子，她仍通過蓄養男寵維持著一種婚姻之外且無性事的一妻多夫制，而對於男寵的求婚、求愛，她則公然樂在其中。伊麗莎白一世曾表示自己會嫁人，但後來改變初衷。她通常會同時寵幸幾名男子，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寵臣，這樣便將情感紐帶與政治聯盟、決策建議融為一體。在這方面，她與魏晉南北朝、唐代和遼代的皇后們遙相呼應，後者的男寵們亦是她們的政治參謀。伊麗莎白一世的男寵們是她的朝臣，她也喜歡不停更換寵幸物件，通過分寵，女王也避免了過度依賴其中任何一人。她可以隨意對他們發怒，甚至要他們的命，就像她對沃特爾·雷利爵士（sirwalterraleigh）做的那樣。在這些方面，她與中國一夫多妻的皇帝類似，後者也避免被任何一位后妃主導。與中國的皇后類似，伊麗莎白一世也因性別而備受詆譭，被指道德敗壞，行事傲慢。人們懷疑她與人私通，發生性關係，甚至育有私生子，這些謠言傳了幾十年。她的將軍也常常不遵從其命令。擁有情夫且成功治國的女性統治者的確存在，但是鳳毛麟角。沙俄伊麗莎白沙皇（即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從未結婚，只是將若干出身低微的男性作為男寵，但後者並非她的政治顧問。而葉卡捷琳娜大帝則兩種男寵兼而有之，有的參政，有的不參政，她還和他們生下孩子，這是女皇在旺盛生育時期成功統治的罕見案例。雖然瑪利亞·喬萬娜·巴蒂斯塔女爵（duchessmariagiovannabattista，1644—1724）統治的區域較小，她曾作為薩伏依-內摩爾地區的攝政，並被譽為「積極主動且富有主見的決策者」。她先後有兩名二十幾歲的男寵。當時她三十多歲，而這兩名男寵都是重臣的兒子。然而，丹麥女王卡羅琳·瑪蒂爾達（carolinematilda，1751—1775）的下場則很悲慘，她也是上文提到的英格蘭國王喬治二世與卡羅琳王后的女兒。為了懲罰她與治療其精神不穩定丈夫的醫生之間的私情，她的情人被處以極刑，她自己也被流放，與國王的婚姻則宣告結束。
以上簡短的有關宮廷女性的對比顯示，在比較女王、皇后、太后、公主、妃嬪、情婦及其他宮廷女性時，存在著多樣且交織的變數。世界範圍內女王和王后的比較研究剛剛起步，新的角度將會介入，並需要大量資訊。此處我將暫時提出如下觀點作為總結，與緒論中提出的一些因素呼應對照。不過現在，我們將回顧自漢至清的整個時段，並從其他地區的相關資料中獲得啟發，而這些資料主要集中在歐亞大陸。通過一系列問題，我將以中國為基點做出總結，不時參照其他地區加以比較。
一位女效能夠作為最高統治者治理國家嗎？如果可以，在什麼條件下才能出現這種情況？其身份如何？是君臨天下，還是臨朝稱制？正如前文所述，不論在哪裡，女性統治的身份與權力往往不甚明晰。一個基本的區別在於，一些地區只允許女性臨朝稱制，而另一些地區的女性則可以繼承王位。中國的女性統治者從來不能繼承皇位。歐洲直到十二世紀以後才有成文的王位繼承法。法國及其他地區最終實行的薩利克法禁止女性繼承王位。臨朝稱制與君臨天下有何不同則是另一個問題。如果女性統治者君臨天下，許多問題便接踵而至：其夫君的地位如何，孃家人的權力賜予等。如果她臨朝稱制，一些歐洲國家則認為女性統治者比國王的男性親屬更為可靠，因為男性有可能趁機篡位。人們覺得稱制的女性會更盡責地關注年幼繼承者的福祉。中國曆朝歷代雖然也有類似的觀點，但臨朝的女性未必會如此實行。一些女性統治者操縱自己的兒子，甚至將他們殺害。也有女性稱制時幾乎篡位，當然，武則天篡位成功，其他人則故意選擇尚在襁褓中的年幼皇子作為繼承人，從而延長自己臨朝稱制的時間，男性繼承人成年後她們仍拒絕歸政。明朝以一種類似薩利克法的形式完全杜絕了女性稱制。
女王的加冕在禮儀上如何定義？在中國，皇后需正式加冕，欽賜印信，在禮儀中被視作皇位繼承者之母，即使繼承者由其他妃嬪所生亦是如此。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歐洲與中國有很大不同。直至十世紀末，西撒克遜/英格蘭王后才需正式獲封，不再被僅僅視為「國王的枕邊人」。而封后儀式則源自女修道院院長的任命儀式，並不強調王后作為國王妻子及潛在繼承人之母的角色。
女王或皇后是否有自己的朝堂？她們在朝堂上會商討哪些事宜？其用語與男性主導的朝廷有何不同？作為最高統治者，她是否坐在男性統治者的御座上，在同一地點召叢集臣商討國家大事？作為最高統治者，漢朝呂后、唐朝武則天等女性都曾在主殿升朝，並使用與男性統治者一樣的語彙，例如自稱「朕」。自宋朝以後，皇后臨朝稱制便不能在主殿升朝，也不能像男性統治者那樣以「朕」自稱。但縱觀中國歷史，皇后常在自己的宮殿召集朝會，就像其他地區的女王及皇后一樣，參與者包括地位較低的妃嬪、宮女及宮外身份尊貴的女性。一個相關的問題是女性統治者是否能夠與其皇帝夫君一同上朝？在中國通常不可以（但武則天這樣做了，她與廷臣只有一簾之隔），不過以遼為代表的一些非漢族王朝是例外，這反映了突厥蒙古人的傳統。
女性在國家事務中是否有發言權？如果有，是因為傳統，還是經過正式批准，抑或是通過個人魅力取得了發言權，不論傳統或形式上是否允許？在許多地區，身份尊長對於女性獲得發言權至關重要，尤其是女族長。不過，「尊長」未必意味著「年長」，慈禧太后在其二十多歲時便大權在握。女性統治者的影響力是否包括決定職位任免、皇位繼承以及皇帝的大婚物件？資助物件主要集中於宗教、藝術還是建築領域？突厥蒙古女性以其在國家事務中的發言權著稱，甚至在其皈依伊斯蘭教後亦是如此，儘管這在蒙古及莫臥兒帝國境內更為明顯。而奧斯曼土耳其、阿拉伯、波斯地區的穆斯林女性則沒有那麼多話語權，且限制更多。
皇家女性是否參與經濟活動？她們是否通過買賣致富？是否擁有不動產？自宋至清，中國女性通常沒有不動產，不過蒙元時期則不同。拜占庭、歐洲及莫臥兒帝國的王后都有不動產及收入，甚至有時歐洲國王的情婦也是如此。
皇室女性有多大的行動自由？她們居住何處？是否與世隔絕？若如此，隔絕程度如何？這些因素都與政治話語權相交織。例如中國、朝鮮、日本、奧斯曼土耳其、波斯及阿拉伯等地區的皇室女性都高度與世隔絕，而蒙古、滿洲、帖木兒、莫臥兒及歐洲的皇室女性則可以被見到，更行動自如，雖然王國不同，程度也不盡相同，且同一王國的不同歷史時段亦有變化。元朝之後，中國皇室女性明顯受到了更多的限制。
喪夫的女王或皇后可以再嫁嗎？在中國，除非嫁給新王朝的統治者或其他成員，皇后是無法再嫁的。在其他地區，女王或皇后可以再嫁，但她們有可能出於戰略考慮沒有這麼做，因為如上所述，其新夫君的地位將成為問題。許多中亞地區實行轉房婚，即喪夫的女性要嫁給先夫的弟弟或侄子。不過，一旦採納部分漢族式統治方式，這些女性便有可能抵制轉房婚的習俗，就像金世宗喪夫的母后那樣。
皇室女性的出身會發揮怎樣的作用？漢族皇帝通常封漢族女子為後，但也有可能迎娶來自其他族裔的女子。與此類似，非漢族皇帝更傾向於從同族或鄰近的非漢族群中挑選皇后及繼承人的妃嬪生母（例如，清朝皇帝更青睞蒙古后妃），但有時也會挑選漢族妃嬪，這些漢人女子亦曾生育繼承人。中世紀以後，歐洲大部分王后來自異國他鄉（法國則是自十六世紀之後才是這樣），不過她們都來自信奉基督教的國家。作為女兒與妻子，她們不得不「應對被分割的忠誠」，這既影響她們如何給自己定位，也影響別人如何看待她們。在中國，被分割的忠誠這一問題在漢朝及後來的王朝作用巨大，尤其在外戚與皇室之間的關係方面，但明清時期便不再如此。
女性的社會地位對其入選宮中及宮中待遇有何影響？直至唐朝，皇帝通常冊封貴族出身的女性為皇后，妃嬪則可能來自精英或較低階層。明朝統治者避免迎娶精英階層的女性，不論后妃都是如此。而清朝則又恢復了從貴族及高官階層中選拔后妃的制度，雖然並非一以貫之。不過明清兩代，尤其是清朝，女性倚仗孃家施加影響、獲得支援的程度受到極大限制。
在一夫多妻的政權中，后妃如何排序？其品階帶來什麼特權？品階在其一生中如何變化？排序的體系方法每朝每代如何變更？是否有多個主妻、副妻或妾婦，還是隻有一位主妻，其餘均位居其下？
還有，在一夫多妻的地區，誕下繼承人的女性地位會如何變化？反言之，那些沒能生育繼承人的女性又會如何？儘管原則上母憑子貴，然而大段中國歷史表明，成為繼承人的生母會面臨危險境地。在極端情況下，如北魏的拓跋氏，統治者甚至會強迫繼承人的母親自殺。皇后及其他競爭者有時也會暗害妃嬪生母。不過在明清兩代，尤其是清朝，如果妃嬪的兒子最終繼承皇位，她的地位便會隨之提升。在整個帝制中國史中，皇后被認定為繼承人形式上的母親，並理應始終保持這一地位，不過有時其權威地位會被更有影響力的寵妃奪去。在中國，大部分皇位繼承人都是由妃嬪所生，宋朝十八位皇帝中僅有四位的生母是皇后，明朝十六帝中只有兩位，而清朝的比例更低，十位皇帝中僅有一位。
在皇帝擁有多個妻子的王朝中，這些后妃是如何篩選出來的？中國採用從平民百姓中直接篩選的方式，加以嚴格揀選，同時還依賴推舉引薦。官僚及其他精英家庭的女子被選入宮通常是皇室與利益相關方的協商的結果，一些官員甚至向皇帝施壓，迫使其迎娶自家女兒。妃嬪有時被作為禮物獻給皇帝。有些后妃則是從敵方俘虜，不過這通常只發生在王朝伊始。偶然邂逅或從百姓中隨機挑選是最少見的做法，但仍然時有發生。
宮廷之中是否有宦官？中國的歷史使人們認為一夫多妻與宦官同時存在。其他地區的王朝也採用同樣的做法，例如伊朗、奧斯曼、莫臥兒、奈及利亞及朝鮮王朝。不過，日本及中亞的政權則只有一夫多妻制，沒有宦官存在；拜占庭帝國則是一夫一妻制與宦官並存。
皇室婚姻及性事有何禁忌？在中國，迎娶父親的妾是亂倫之舉。跨代婚姻亦是一大禁忌，清朝除外。戴孝期間不得行房，但有些皇帝違反了這項規定，並因此受到譴責。突厥蒙古人實行轉房婚，不過一旦採用了漢族王朝的制度，他們便傾向於廢除這一漢人厭惡的習俗。
最後，我們所知的有關宮中女性的資訊大多出自男性史官之手，女性自己留下了哪些文字？以什麼形式記錄下來？中國的皇后、妃嬪及其他宮女留下了許多詩歌，她們的隻言片語也在論著、斷代史及其他文獻中得以留存。但據我所知，並沒有日記類的文獻存在，不過其他地區則有此類文獻。例如曼特農夫人就留下了大量信件，一大部分最近得以出版，其中便包括對路易十四的批評、抱怨。
只要人們認為女性統治異乎尋常且令人不快，這一現象便構成了絕對的威脅。正如其他此類威脅，女性統治可以很容易被視為一種歷史教訓，因其與既定的常規做法截然相反。例如中國的男性是一夫多妻的，對於女性統治者的潛在假設便是她們也會實行一妻多夫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些例子便體現了這種可能，武則天亦曾試探過這種可能性。僅僅是一妻多夫制的可能性便足以產生流傳幾個世紀的謠言。另一種假設則是如果女性掌權，她們便會壓迫甚至報復男性。有明清小說寫道，女性監督男性的一舉一動，從而主導和控制男性。在一部著名的小說中，女性甚至強迫男性纏足。不難想象，有人認為女性統治之下衝突將更易解決，前提是女性天性更為公正、溫和。斡旋將會取代戰爭。我們可以說過去女性統治者的行為未必能預測未來的情形，不論未來是烏托邦還是反烏托邦的。儘管遭到禁止，女性仍能統治，但是其行動受到這一壓力的牽制。對於女性應如何行事的期待及相關規範預期也影響著女性統治者，不過今天的情況已經比英國的撒切爾夫人遇到的窘境要好一些了。1979年有人提議撒切爾夫人不應參加電視直播的辯論，因為他們覺得如果她贏了，女性擊敗男性看起來非常糟糕。
皇帝的床笫安排
一夫多妻君主的終極糾結與一夫一妻的並無二致，他們都要通過生育後代來接替自己。就數量而言，一夫多妻的君主能夠比一夫一妻的生育更多後代。在中國，宋徽宗是歷史上子女最多的皇帝，共六十五人。他們的孩子繁衍出更多孩子。不過，絕大多數後代對於宋朝的價值不大，反倒增加了朝廷的開支。唐玄宗有五十九個孩子，明太祖四十二個，清康熙帝五十五個。其他地區一夫多妻的統治者子女數量甚至更多。例如伊朗愷加王朝（1794—1925）的國王法特赫·阿里沙（fathalishah，1797—1834年在位）便有超過三百個孩子。不過，生育高峰期過後往往是子嗣數量的急劇減少，正如明清兩代各自的最後五十年。法特赫·阿里沙的繼承人只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愷加王朝之後的一位統治者納賽爾丁·沙（1848—1896）去世時有八十五位妻子，卻只有二十個孩子。後來愷加王朝的統治者娶妻數量減少，最後一位國王只有一位妻子，有可能是受到了歐洲習俗的影響。
正如安妮·沃瑟尓（annewalthall）所寫的，「信奉基督教的地區之外，大部分君主制王朝要麼依靠一夫多妻，要麼依靠納妾來生育更多子女」。為了闡明這一點，她強調了我也在力圖說明的一點，即一夫多妻制是規則使然，妻妾成群並不一定意味著「濫情荒淫」。毋庸置疑，有數十個孩子的統治者肯定要與多位伴侶行房，且從他與她們年紀尚輕時便已如此。康熙帝及宋徽宗的子女數量說明了這點，不過他們並非荒淫昏君。如果他沒有被金朝所擄，宋徽宗很有可能被視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不過，與許多女性交歡在一些皇帝看來似乎只是一種挑戰，要看他有多放縱。雖然明武宗沒有孩子，但他與男性及女性享受了很多年的床笫之歡，還常常從平民家中劫掠婦女。明世宗則徵整合百上千處子入宮，並隨意與宮女交歡，甚至宮中都無法記錄，很多女子也未能獲得頭銜。據記載，隆慶帝有一次未能上朝是因為他陰莖持續勃起，有可能是使用春藥導致，雖然他的大臣一再勸誡他在後宮不要過度淫逸。
不過，「性交也是一種義務」，安妮·沃瑟尓繼續寫道。一位十七世紀的文人描述了明朝皇帝的床笫安排。這種安排遵從以三及其倍數為基礎的數字命理學。儘管沒有辦法想象事實究竟如何，這種描述仍然傳遞了一種象徵意味。根據這位文人的記錄，皇帝乾清宮後的暖閣有上下兩層共九間屋子，共有二十七張床，每間屋子有三張床。「天子隨時居寢，制度殊異。」這種以三為單位的數字命理學暗示了管理與秩序，同時也隱含了履行職責、達成任務的意味。遵循這一模式可以防止皇帝昏庸，因為這些數字還隱藏了一種神奇的魔力，尤其是吉祥的陽數「九」。這個數字據說能夠使皇帝生育更多的男性後代。幾千年以前，強調三及其倍數的情況便已出現在另一種類似語境中。據古代儒家經典《周禮》記載，皇帝有一百二十一位后妃：一位皇后、三位夫人、九位嬪、二十七位世婦、八十一位御妻。《周禮》解釋道，八十一位御妻與皇帝共度九晚，二十七位世婦三晚，九嬪一晚，三位夫人一晚，皇后一晚，十五天一迴圈。不論是二十七張床還是一百二十一位后妃，這些數字都與宇宙秩序相協調。皇帝根據數理行房，自由選擇床榻及時間。皇帝從床到床、從屋到屋輪換時自己記錄（或由他人代勞）與后妃行房的次序。數理的順序及律動保證了生育效果。
中國一夫多妻統治者的行房之所以是一種義務，與皇帝不斷受人監督有關，這些人包括他的后妃、母后、宮女、宦官、大臣及先祖（即同樣擁有許多后妃的先皇）。沒有人能夠猜透皇帝的心思，或者看出他的焦慮不安和自我意識，但是沒有任何統治者存在於真空之中，免受來自當下、過去及未來的壓力。或者可以說，如果一位皇帝彷彿生活在真空之中，置以往的規矩於不顧，他便會遭到刺殺或顛覆，就像劉宋劉子業與金廢帝海陵那樣死後被廢黜。以隆慶帝為例，即使他懲罰了自己的批評者，但仍有其他批評者前赴後繼、不斷出現，直至他駕崩為止。明世宗統治末期，一位大臣譴責他是一個失敗的男人、父親和統治者，並在進諫前準備好了自己的棺材，以期接受處決。儘管明朝的隆慶帝與世宗都未被推翻，但他們都備受譴責，包括史官與小說家的責難，其中不乏諷刺高手，海陵王與武宗的故事便是榜樣。
幾個世紀以來，記載中往往涉及普通百姓如何逃避皇帝徵召女子入宮的成命。儘管女性有可能獲得巨大的權勢，許多人還是懼怕、擔心成為宮女的前景——這與想要入宮成為宦官的龐大的男性數量形成了鮮明對比。明朝宦官的數量超過了宮中可以容納的範疇。然而，一些女性還是成為寵兒，有時甚至嚴重影響了皇帝的行為。她們的生活成為很多故事的素材，下文一則短小卻饒有趣味的奇聞軼事便是明證，這也是本書的最後一例：明武宗時，一位名叫王滿堂的女子從宮中放出，被遣返回家。回家後，她開始做起奇怪的夢，夢中一名男子要娶她為妻，並保證她能享受榮華富貴。一個以行騙為業的道士聽說後，便假稱自己是夢中的男子，來到她家。王滿堂的家人甚是歡喜，馬上將她嫁與道士。於是，他開始招納門生與追隨者，進行密教活動，大家都被他對王滿堂夢境做出的奇異回應給唬住了。道士的行為最終觸怒了官府，後來武宗要將道士及其信眾處死，不過赦免了王滿堂。武宗將她發配至浣衣局，後來召王滿堂入豹房，後來據說成為皇帝眼前的紅人。如王滿堂一般的女人由於沒有地位，在正史中沒有一席之地，她卻在一則出處不明的趣聞中成為主角。不論是否真實，這則筆記反映了人們常常痴迷於女性受召入宮後發跡的故事。除了作為史料，關於皇帝身邊女性的記錄都是圍繞著迷人的低階宮女如何打入皇帝的親密圈子，不論她們被愛護、被尊重，抑或最終被遺忘，甚至被鄙夷。
假如再無女性統治者
歸根結底，皇帝龍床上的女子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回顧漢至魏晉南北朝的每部斷代史，史書中似乎已經搞清該如何描寫皇帝后妃的理想行為舉止了。與之相對的壞女人——尤其是妒婦、淫婦，以及干政的婦人，同樣存在。至於後來的皇帝、大臣和史官，宣傳工作已經為他們做好了。現實中的問題變成了應該採取什麼實際措施，最重要的是如何防止女性與外戚干預皇室權威。換言之，如何對后妃及外戚加以限制，從而使女性統治者銷聲匿跡。回顧整個王朝史，明朝最終成功地杜絕了女性臨朝稱制的可能性。垂簾聽政是較早且較為中和的限制女性的手段，武則天與唐高宗一同上朝時便如此實行。後來武則天代其子睿宗執政時亦是如此。儘管武則天稱帝后便停止垂簾聽政這種形式，她實際上確立了之前已經開始流行，但尚未定型的一種做法，這反倒是由一位試圖推翻她的大臣提出的。這位大臣反對女性參政，說她們即便參與國家政務，也絕不能在主殿升朝，且總是應以垂簾聽政的形式出現。幾個世紀後，宋朝最終正式確立使用垂簾聽政這一形式，並禁止女性在主殿升朝。
言語上反對女性掌權比實際阻止她們稱制要簡單得多。最有效的解決方法是極度限制女性臨朝稱制的可能性。太子過於年幼這種特殊情況才會讓地位最高的太后介入，而這也是預設的解決方法，並且允許她短暫統治。至關重要的是，她雖然代理朝政，但並非刻意為之；一位女性不應該自己想要掌權，只有外界環境才能促使她這樣做。這種解釋女性主政的方式被廣泛接受，因為太后通常毋庸置疑會為皇室的利益鞠躬盡瘁，這也成為令人敬仰的光環，使得她獲准代為管理朝政。太后應該具有推動王朝發展的品質，而不是阻礙王朝前進，她甚至不必是年幼皇帝的生母或親生祖母。
對於女性統治者的規避與厭惡意味著她們主政時，局勢已變得異常且不可捉摸。擱置這個問題看上去簡單可行，彷彿這個問題不會再浮出水面。不過，女性統治者卻形成了她們自己非官方、非世襲的權位繼承傳統，擁有自己的規矩及先例，其中還包括形象與語言的運用。正如朱迪斯·赫林在有關拜占庭帝國皇后的論述中所寫的：「權力與影響力從未給皇后確立固定的女皇角色，只能為後來女性統治者提供可效法的案例及先驅。」有時候，統治者與他們的大臣實際上希望女性行使權力，重視她們的建議與協助，並與她們形成戰略伙伴關係。最強勢的女性出現在漢朝、北魏、唐朝、遼朝、宋朝及元朝，即帝制史最後的五個半世紀之前。回首以往，武則天的出現標誌著巔峰，卻並非終結，她之後女性當政沉寂了將近三百年。這段空白明顯是由於武則天統治之後不久出現的一種奇特且意涵豐富的趨勢，即皇帝不再封后，只擁有妃嬪。沒有人明確規劃，但這種做法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不論意味著什麼——可能是男性統治者的潛意識訊號，表明了他們對作為皇后的女性懷有警惕，因為皇后本身便擁有權力，且有義務監督、評判皇帝。宋朝恢復了對皇后人選的定期提名，並冊封了一批強勢的皇后，其中有九位臨朝稱制，除了一位皇后，其餘八位都聲名遠揚。儘管武則天是需要避免的負面案例，宋朝皇后仍步其後塵，不過她們效法的是更為古代的仁慈的聖母典範。宋朝皇后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皇室女性所做的事情一樣，例如，為太子、皇帝或國王等皇室成員挑選婚娶物件，建議甚至約束、批評皇室男子，偶爾還會影響政策與策略的制定，她們還資助藝術、宗教事業。遼朝與元朝也有一些強勢的皇后，不過備受讚譽者不如宋朝皇后多。遼朝與元朝的皇后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批成規模的大幅度地行使政治權利的后妃。明清兩代削弱了皇后的權力，並見證了大權在握的女性在數量上較之以往急劇減少。儘管皇后在典禮及行政方面比其他妃嬪更有權威，但后妃之間的差距在不斷縮小。將妃嬪生母與皇帝、皇后同葬皇陵這種新做法便是明證。
儘管皇后臨朝稱制面臨著種種敵意，其稱制的可能性卻從未消失。自清朝咸豐帝起，急劇減少的妃嬪及皇帝子女數量最終再次帶來女性統治的經典條件：皇帝在動亂中駕崩，太子缺失，一位積極向上、能力卓越的皇室孀婦出現，這便是年輕的慈禧太后。但她所處的是一個新時代，一個目睹君主制度開始崩盤的時代。此外，慈禧太后是滿人，她所屬的族裔及其統治此時被視為中國歷史的汙點。慈禧太后已盡其所能來塑造自己作為世界一大帝國統治者的光環，例如將自己的形象神化，並運用照相這種新技術來實現目的。不過，最終她還是隻能被視為在舊體制中統治，這也意味著儘管女權運動與性別平等在其掌權期間已經開始萌芽，她之所以能夠登上權力巔峰，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缺乏能力卓越的皇室男性。如上所述，舊制度崩塌後，女性想要再次登上統治舞臺，就需要尋求新的先例與模範。此後，中國再無女性統治者。中國附近諸如韓國、泰國、巴基斯坦及孟加拉國都有過女性政治首腦，她們都為重塑人民對領導人的預期做出了貢獻。事實上，她們也擔負著與以往女性臨朝稱制時相同的任務，即帶領國家邁入新的時代。臨朝稱制的皇后設法實現前任皇帝駕崩到男性繼承人掌權之間的平穩過渡。今時今日，女性領導者需要推動以往對領導人的期待向新形式的預期過渡，並摧毀導致女性臨朝稱制的預設假設，以及自古便有的將女性掌權視為男性無能的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