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使用秘密偵探對臣屬進行控制的，雍正並非獨一無二，在這方面集大成者當屬朱元璋。而且朱元璋解決了密探工作中的死角。要知道，大凡密探所報告上來的都是當事人的隱私，這些事一無憑二無據，全憑自由心證。假如哪個偵探存心使壞，公報私仇，瞪眼瞎說你在背後說了領導壞話，那你咋個辯解法？你沒法子辯解！

這樣一來，偵探就等於是控制了大臣們的生殺予奪之大權，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要錢大臣得掏銀子，要女人大臣也得咬牙把老婆女兒送上，不然的話，讓密探誣告了你，你是不可能找到說理的地方的。

但是朱元璋以其天才的創意，解決了這一「燈下黑」的行政管理難題。通常情況下，對每一個當事人，朱元璋會分別派出三批偵探，這三夥人之間相互不知情，都是重複做著同樣的情報蒐集工作，等到三個調查小組的報告繳上來，朱元璋開啟一瞧：哎喲嗬，這下樂子可大了，三份報告完全不一樣……那就再派三個小組……如是幾番，朱元璋非但能夠獲知最精確的情報，而且還知道是哪個傢伙在中間搞鬼。

因為朱元璋建立了這樣一種旨在於以人力資源的無限投入提高情報精確度的良性制度，所以雍正這裡絕不會出現假情報，更不可能有公報私仇的事情發生。就以我們在前文提到的天津周人驥的故事來說，我們就能夠了解到密探制度的科學性與嚴謹性：

天津周撫部人驥，雍正丁未進士，以禮部主事視學四川（按：《清秘述聞》作以戶部郎中任），三年，操守清潔無苟且。先是，本部堂官薦一僕，其勤敏，至任滿，數請先行。公曰：「我即日回京覆命，若當隨往。」其人曰：「我亦欲回京覆命耳。」公驚詢，乃曰：「某實侍衛某也，特來伺公。公考試好，某將先期奏聞矣。」公歸，果蒙褒旨。公弟人騏為公立傳，敘其事甚詳。

在這起事件中，偵探以僕人的身份跟隨在周人驥身邊。三年之久的時間裡，就算是周人驥人品再端正，也難免有舌頭碰到牙齒的時候；更何況是主僕關係，周人驥高高在上，不可能沒有發火、訓斥或者責罵僕人的時候。儘管如此，但是這個僕人偵探仍然不敢捏造假情報誣陷周人驥，因為他知道在周人驥的身邊，至少還有兩支偵探力量在活動，只是不知道他們是誰。如果他自己捏造假情報的話，就會被另兩夥偵探戳穿，除非這三夥偵探聯手作弊，可天曉得那兩夥人到底是誰？

所以我們在雍正時代史料中，根本找不到密告們徇私枉法的記錄，這甚至讓人們懷疑，這些密探是否真的存在。實際上，史學家正是因為看不到類似於大明時代錦衣衛那樣橫行不法的記載，才會拒絕接受這些密探存在的可能。然而這些密探確實是存在的，千真萬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