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哥哥姐姐充當代理父母和榜樣的角色時，你就不會面對許多規則和懲罰，並能享受他們的保護。你也會最終更早地去冒險，因為你不用模仿成年人仔細考量後再做選擇，只需跟隨其他孩子就行。
即使父母的角色沒有下放給哥哥姐姐，父母往往對長子更嚴格要求，而對於後出生的孩子要求越來越松。隨著父母積累了一些經驗，他們經常放寬要求，而且最小的孩子沒有很多雜務要做，因為他們的哥哥姐姐都做了。當羅賓森加入了一個街區幫派，由於長期盜竊和入店行竊被抓時，羅賓森的母親並沒有懲罰他，而是多次衝進派出所，說警官對他兒子太苛刻。「他應該免受懲罰，」傳記作家瑪麗·凱·林格（marykaylinge）寫道，「因為他一直……被嬌生慣養……畢竟傑基是我們家的小寶貝，他從未承擔過像他哥哥姐姐一樣的責任。」
我們可以從《每日秀》的共同創始人利茲·溫斯特德的成長經歷中看到父母角色的轉變。《每日秀》是第一個用喜劇模式來挑戰現有媒體呈現新聞方式的新聞節目——它看起來像新聞，但是又用滑稽的方式去模仿。「我們通過成為他們而取笑他們，」溫斯特德寫道，「以前從沒有人這麼做過。」
溫斯特德生於明尼蘇達州，父母非常保守，他是家中5個孩子中最小的，因此溫斯特德比她的哥哥姐姐享有更多的自由。「我都要騎到我父母頭上去了，因為他們老了。我有很多的自由空間，所以我不再詢問是否被允許做某事。我獨自一個人乘公交車，夜不歸宿，他們去休假並把我一個人留在高中。他們已經精疲力竭，忘了說‘你不能這樣做’。」當她還是個孩子時，儘管不會游泳，她的母親卻忘記提醒她掉入湖中的後果是什麼。「我不知道我應該害怕。簡單地說，這就是為什麼我會不計後果地去做任何事情，」溫斯特德解釋道，「所以現在，我將挑戰生活看成是勇敢而不是戰鬥。因此，這種明顯的父母監督的缺失結果使他們由於我的膽大包天而感到苦惱。」
溫斯特德在很小的時候就努力突出自己以引起人們的注意。就如她的哥哥傑恩（現在是一位市長）回憶道：「全家人一直在說話，作為家裡最小的孩子，她必須說話聲音更響亮。」10歲時，溫斯特德質問她的天主教老師為什麼狗和猶太人不能上天堂。12歲時牧師告訴她，她不能成為一個祭壇男孩，她對牧師提出質疑，認為自己可以成為一個祭壇女孩，還給主教寫了一封信來說明其想法，她的父母也不反對她的這種想法。即使反對她的價值觀，她的父母仍然繼續支援她。多年以後，當她公開表示支援墮胎，她無意中聽到父親說：「至少我的女兒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不掩飾她自己是誰。」
家裡的孩子越多，越小的孩子所面對的規則越寬鬆，並且可以逃脫其哥哥姐姐無法逃脫的事情。「我來自一個非常龐大的家族，有9個父母。」笑星吉姆·格菲根開玩笑說，「如果你是一個大家庭中最小的，到你十幾歲的時候，你的父母一定已經瘋了。」
我們可以用家中最小的孩子所獲得的不同尋常的自主性和保護來解釋許多創新者的冒險行為，而這種養育方式其實可以培養任何次序出生的小孩的逆反行為，只是在最小的孩子身上最為常見罷了。有趣的是，薩洛韋發現，相對有兄弟姐妹的孩子來說，預測獨生子女的性格更難。他們就像長子一樣，在大人的世界裡成長，並認同他們的父母；又像么子一樣獲得了很好的保護，這使得他們「很容易成為激進分子」。
出生順序的證據凸顯，給孩子自由對於使他們變得具有創新精神十分重要。但這樣做的危險之一是，他們可能會用這種反叛的自由使自己或他人處於危險之中。如果任何時候出生的孩子都被鼓舞去創新，那又是什麼決定了這種創新性會被引導到哪個方向呢？我想了解為什麼傑基·羅賓森放棄了幫派生活併成為一個民權活動家——什麼因素決定了孩子在利用他們的自由時，是成為受人尊敬的人物還是反社會的人，是積極主動的人還是消極被動的人，是創造性的人還是破壞性的人？
這個問題是社會學家塞繆爾（samuel）和教育研究者皮爾·歐琳納（pearloliner）一生致力於解決的問題。他們對在大屠殺中冒險拯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進行了一項首創性研究，比較了與這些英雄在同一個鎮上生活但卻沒有幫助猶太人的鄰居。這些英雄人物與旁觀者有許多共同之處：相似的教育背景、職業、家庭、鄰里關係以及政治和宗教信仰。他們在兒童時代同樣叛逆——這些英雄人物也同樣可能因為不服從、偷竊、撒謊、欺騙、挑釁以及沒有遵守命令而受到父母的懲罰。他們與旁人的區別在於他們的父母處罰不良行為以及表揚良好行為的方式。
偉大的解釋
幾年前研究人員發現，孩子在2～10歲期間每隔6～9分鐘就被父母敦促改變其行為。正如發展心理學家馬丁·霍夫曼（martinhoffman）總結的，這「就相當於孩子每天要學50項紀律，而每年就有15000種」。
當大屠殺的救援者回憶其童年時，他們從自己的父母那裡受到一種獨特的紀律訓練。歐琳納發現，「解釋（explained）是大多數大屠殺救援者喜歡用的詞語」。她說：
大屠殺救援者的父母與其他父母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通過論證、解釋、建議的方式來彌補傷害、進行規勸或提供建言。……論證傳達出一種尊重……這意味著他們相信，如果孩子們對某事有更好的理解或知道更多，就不會做出不適當的行為。這是一種對聽眾的尊重，表明他們相信聽眾有能力理解、改善並取得進步。
與此相比，論證只佔旁觀者的父母教育孩子手段的6%，但救援者的父母用這種方式教育他們孩子的比重為21%。一位救援者在談到母親時說：「當我做錯事時，媽媽總會指出來。她從來就不會懲罰或訓斥我——她試圖使我真正理解自己做錯了什麼。」
這種理性的教育方式也是未做出犯罪行為的青少年的父母以及創新者的父母的共同特徵。在一項研究中，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特雷莎·阿瑪比爾發現，普通孩子的父母平均給孩子制定了6項規則，包括做功課和睡覺的具體時間表。而極富創意的孩子的父母給孩子制定的規則平均還不到一個，他們往往「強調道德價值觀而非具體規則」。
如果家長確實認為應該制定許多規則，那麼他們如何解釋制定規則的原因就十分重要了。最新研究表明，如果父母通過大吼或威脅懲罰來強制青少年執行規則，孩子就會抗拒。如果母親制定這些規則的同時也清晰理性地說明為何這些規則十分重要，青少年就不太會去違反，因為他們內心已經接受了這些規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家唐納德·麥金農（donaldmackinnon）將美國最具創意的建築師和一批技術精湛但沒有創新精神的建築師進行比較，最後發現，創新者的突出特點是他們的父母在執行規則時會加以解釋。他們會列出行為準則，並根據一系列是非觀原則解釋這些準則的基礎——諸如道德、誠信、尊重、好奇心以及毅力等。但是他們「把重點放在發展孩子的倫理道德」上，麥金農寫道。最重要的是，培養出極具創新精神的建築師的父母給孩子自主選擇價值觀的自由。
解釋確實造成了一個悖論：它使孩子更加遵守規則，也會使他們更加叛逆。通過解釋道德原則，父母鼓勵子女自覺遵守符合重要價值觀的規則，並質疑與重要價值觀不符的規則。合理的解釋能使孩子養成與社會期望一致的道德觀。當規則不清楚的時候，孩子們更多地依賴於內在的價值觀指引，而非外在的規則。
有一種解釋方式在強調紀律時尤其適用。當歐琳納研究大屠殺救援者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時，他們發現，這些父母在解釋「為什麼某種行為是不恰當的時候，往往會參照這些行為對他人的影響」。也就是說，旁觀者的家長更側重於強調遵守某項規則是為自己著想，但救援者的父母則鼓勵孩子去考慮自己的行為對他人帶來的影響。
強調對他人的影響，引導孩子關注個人行為可能對他人帶來的傷害，從而引起孩子對他人的同情心。這還可以幫助孩子們瞭解他們自己的行為在給他人造成傷害中所起的作用，從而使他們感到內疚。就如艾爾瑪·邦貝克（ermabombeck）所說，「在催人不斷付出這點上，內疚感是天然的一劑良藥」。同情和內疚的雙重道德情感激發人們糾正錯誤，並在未來表現得更好。
強調給別人帶來的後果同樣也會激勵成人。為了鼓勵醫生和護士在醫院更頻繁地洗手，我和同事戴維·霍夫曼在放肥皂和洗手液的附近貼出了不同的標語：
在接下來的兩週內，醫院各科室的一位成員暗中計算了醫療專業人員與每個病人接觸前後洗手的次數，與此同時，一個獨立的研究小組測量洗手液和肥皂的使用量。
左側的標語根本沒起任何作用，右邊的標語則效果明顯：僅僅是提到了「病人」而不是「你」，就使得醫療專業人員洗手的頻率增加了10%，也多使用了45%的肥皂和洗手液。
人們為自己考慮時會用結果邏輯：我會生病嗎？醫生和護士都會迅速回答「不」——我在醫院待很長時間，不經常洗手，但我不太得病，所以這事可能不會影響我。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往往對自己的免疫力過於自信。但為患者考慮則引發出恰當性邏輯——像我這樣的人在類似的情況下應該怎麼做？這使我們從成本—收益平衡的計算轉向對價值觀的思考：我有專業知識和道德義務去照顧病人。
明白了自己的行為會如何影響到其他人，是傑基·羅賓森人生中的第一個重大轉折。作為一個社群幫派的頭目，羅賓森往汽車上投擲髒東西，從窗外向房裡投擲石頭，偷竊高爾夫球並且將其轉手賣給玩家，並從當地的商店偷竊食物和生活用品。在一次犯罪後，警長用槍口對準他，把他帶到監獄。一個名為卡爾·安德森（carlanderson）的修理工看到該團伙的行動後，把羅賓森叫到一旁。「他讓我明白，如果我繼續與這群人為伍，就會傷害到我的母親。」羅賓森寫道，「他說隨波逐流並不需要膽量，勇氣和智慧在於我們願意與眾不同。我非常慚愧，以至於沒有告訴他，他說的是多麼的正確，但他所說的話打動了我。」想到自己的行為會給母親帶來怎樣的影響，羅賓森不想讓母親失望了，他就離開了這個團伙。
不受待見的人：為什麼名詞比動詞好
假設父母已經決定給孩子自由去追求創新，那需要怎樣做才能形成孩子的是非觀呢？價值觀不僅是通過孩子做錯時家長如何回應而形成的。在對大屠殺中救援者和旁觀者的研究中，當歐琳納詢問他們從父母那裡所學到的價值觀是什麼時，救援者提到適用於所有人的道德價值觀的可能性是旁觀者的三倍。救援者強調，父母「教會了我尊重所有的人」。雖然旁觀者也有道德價值觀，但他們將其適用於一些具體行為以及同一組織團體內的成員——在學校裡要注意聽講，不要與同學打架，對鄰居要禮貌，對朋友要誠實，要對家人忠誠。
道德標準也有部分是通過孩子做了正確的事後父母所說的話而形成的。在你最近一次看到孩子做了好事時，你是怎麼回應的？我猜你可能稱讚了這種行為，而不是孩子本身：「這樣做非常好」「這樣做很棒」。似乎通過稱讚這種行為，你強化了這種行為，所以孩子會學著不斷重複它。
但心理學家瓊·格瑞斯（joangrusec）主持的一個實驗顯示，結論不能下得這麼快。孩子在與同伴分享了幾顆彈珠後，其中一些隨機獲得對他們行為的稱讚：「你把彈珠給了那些可憐的孩子，這樣很好。是的，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並且有益的事。」其他人則受到對他們人格的讚揚：「我猜你是一個喜歡在別人有需要時幫助別人的人。是的，你是一個非常善良並且樂於助人的人。」
人格受到讚揚的兒童後來變得更慷慨。受到人格讚揚的兒童中，45%的人在兩週後捐出了自己製作手工的材料以鼓勵醫院裡生病的孩子；而行為受到表揚的兒童中只有10%捐出了自己的東西。當我們的人格受到表揚時，我們就會內化它，使其作為我們身份的一部分。我們不再認為自己只是參與了一個孤立的道德行為，而是開始形成一種作為有道德的人的更加統一的自我概念。
在孩子開始形成強烈的身份認同感的關鍵時期，讚美人格似乎具有最強有力的作用。例如在一項研究中，讚美人格提升了8歲而非5歲或10歲孩子的道德行為。10歲的孩子可能已經形成自我概念，以至於一個評論並不能影響他們的認知；而5歲的孩子又太小，以至於一個鼓勵的評論並不能起到實際的作用。而在身份認同感正在形成之時，人格讚揚會留下最持久的印記。
但即使在非常年幼的兒童中，讚美人格也可以產生瞬間的影響。心理學家克里斯·布萊恩（chrisbryan）主持的一系列巧妙的實驗中，當3～6歲的兒童被要求成為幫手而不是帶來幫助時，他們收拾積木、玩具和蠟筆的可能性提高22%～29%。雖然他們的性格還遠未形成，但他們希望獲得身份認同。
布萊恩認為，人格讚美對於成人也是有效的。他的團隊在短語中換一個詞就能將欺騙減少一半：他們說「請不要成為一個騙子」，而不是說「請不要欺騙」。當別人讓你不要欺騙時，你可以在欺騙的同時仍然把自己視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但是，當有人告誡你不要成為一個騙子時，欺騙的行為就被蒙上了一層陰影——不道德與你的身份緊密相關，這使得欺騙行為缺乏吸引力。欺騙是一個用結果邏輯計算的孤立行為：我可能僥倖逃脫懲罰嗎？而「成為一個騙子」喚起了自我意識，引發恰當性邏輯：我是什麼樣的人，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基於這一理論，布萊恩建議家長、教育工作者、領導者和政策制定者更多考慮用名詞。他認為，「不要酒後駕車」可以改進為「不要成為一個醉駕司機」。
當我們把重點從行為轉到人格時，人們在評估選項時就會有所不同。原本人們用結果邏輯詢問這種行為是否會達到他們想要的結果，而現在他們用恰當性邏輯代替——因為這是正確的事情，所以他們採取行動。用一個大屠殺救援者十分感人的話來說：「我覺得猶太人因為信仰或宗教選擇而受到迫害是不可理解，也是不能接受的。就像是去救某個溺水的人，你不問他們信仰什麼神。你只是去救他們。」
為什麼父母不是最好的榜樣
如果我們能向孩子解釋行為對他人所產生的後果，並強調正確的道德選擇是如何表現出良好的品格的，我們就可以給孩子極大的自由。這會增加他們以道德的或創造性的行為來表達其創新性的機率，而不是用破壞性的行為。但是當他們長大後，他們的目標往往不夠高。
心理學家佩內洛普·洛克伍德（penelopelockwood）和基瓦·昆達（zivakunda）要一組大學生列出他們在接下來的10年中希望實現的目標，他們提出的目標非常普通；另一組學生被要求先閱讀報紙上一篇關於優秀同齡人的文章，然後再列出自己的目標。結果表明，後者的目標要比之前一組高很多。樹立一個榜樣會提升他們對自己的期望。
榜樣對孩子長大後如何表現自己的創新性有重要的作用。當拉德克利夫學院畢業的數百名三十出頭的女性被要求列舉對自己生活影響最大的人，絕大多數提到她們的父母和導師。17年後，心理學家比爾·彼得森（billpeterson）和阿比蓋爾·斯圖爾特（abigailstewart）檢測這些女性對於做出變革、為下一代創造更好條件的熱情程度。其中希望做出改變的動力只有不到1%是來自於父母的。在追求創新性的女性中，她們17年前並不是主要受到父母的影響，而是受到導師的影響——想要改善世界的動力有14%來自導師。
要鼓勵孩子形成強大的價值觀，存在的矛盾是家長必須有效地限制自己的影響力。家長可以培養孩子創新的衝動，但在某種程度上，人需要在其選擇的領域中找到自己獲得創新性的榜樣。在喜劇界，利茲·溫斯特德從喜劇演員羅斯納·巴爾（roseannebarr）身上汲取靈感——無論是她在舞臺上的才華還是在臺下對婦女運動的支援。當溫斯特德在公眾面前發表她叛逆的政治觀點時，她的父親打趣說：「我搞砸了，我把你撫養成了一個有想法的人。但我忘了告訴你，你的想法應該是我的想法。」
要想鼓勵孩子的創新精神，最好的辦法是向他們介紹不同型別的榜樣以提升孩子的志向。傑基·羅賓森承認：「如果不是兩個人對我產生的影響，我可能已經徹底成為了少年犯。」一位是向他解釋他的行為是如何傷害他母親的機械師，另一位是年輕的牧師卡爾·唐斯（karldowns）。唐斯注意到青少年是被父母強迫去教堂的，導致許多人中途就逃跑了，於是他做了一些非常規的改變——他在教堂舉行舞會並建了一個羽毛球場。許多教會成員提出抗議，要求堅持過去的傳統，但唐斯堅持了他的想法。唐斯為了吸引兒童而願意挑戰正統，受到他的啟發，羅賓森自願成為一個主日學校（sundayschool）的老師，並且下定決心為他人提供幫助，就如唐斯為他做的一切。
在棒球運動中，羅賓森遇到了他的另一位導師，道奇隊的總經理布蘭奇·瑞基。他打破膚色障礙招募了羅賓森入隊。瑞基叫羅賓森到他辦公室時，羅賓森已經26歲了。瑞基曾到處尋找跑得快、能投球、擊球命中率高的黑人球員，在他找到一組有同樣非凡能力的候選人後，他開始評估他們的性格，以建立一個新黑人聯盟的幌子邀請他們見面。選中羅賓森後，瑞基就鼓勵他在跑壘道上冒一些風險——「狂野地跑，偷掉他們的褲子」，但是敦促他在賽場外要更加謹慎：「我希望球員有足夠的膽量在賽場外不要受人挑釁。」
找到合適的導師並不總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們能通過一個很容易的途徑找到——歷史上偉大的創新者的故事。人權倡導者馬拉拉·優素福·扎伊（malalayousafzai）因閱讀阿富汗平等主義活動家米娜的傳記以及馬丁·路德·金的事蹟而受到震撼，而馬丁·路德·金是受到甘地的啟發，納爾遜·曼德拉（nelsonrolihlahlamandela）也是如此。
在某些情況下，虛構的人物可能會成為孩子更好的榜樣。長大後，許多創新者發現他們在自己最喜歡的故事中找到了第一個榜樣，這些故事中的主角往往在追求獨特成就的過程中鍛鍊了創造力。伊隆·馬斯克（elonmusk）和彼得·泰爾都選擇了《指環王》（ithelordoftherings/i）——一個霍位元人為了毀掉有危險魔力的戒指而進行冒險的史詩故事；謝麗爾·桑德伯格和傑夫·貝索斯兩人都青睞《時間的皺紋》（iawrinkleintime/i）——故事中一個小女孩學會了改變物理規律並進行時空穿越；馬克·扎克伯格偏愛《安德的遊戲》（iender’sgame/i）——故事講述的是一群孩子拯救地球以免受到外來的攻擊；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提到他小時候最喜歡的書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這是一本關於一個樵夫主動改變自己命運的書。
他們可能本來就都是非常具有創新精神的兒童，所以他們一開始就沉迷於這些故事中，但也有可能是這些故事有助於提升他們的夢想。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顯示，如果兒童故事強調原創性成就，下一代的創新者就會更多。在一項研究中，心理學家跟蹤從1800年到1950年的美國兒童故事中主人公做出的獨特成就。從1810年到1850年，美國兒童讀物中的創新主題上升了66%，在這之後的1850年至1890年，申請專利的速度也飆升了7倍。兒童讀物反映了當時流行的價值觀，也有助於培養這些價值觀：當故事強調原創性成就，20～40年後的專利申請率通常會飆升。正如心理學家迪恩·西蒙頓總結的：「在學校，兒童需要時間沉浸於他們想象的成就中，這有助於新發明的誕生。」
與傳記不同的是，在虛構的故事中，主人公可以做出以前從未有人做出的行動，使不可能變成可能。現代潛艇和直升機的發明者從儒勒·凡爾納（julesverne）的科幻小說《海底兩萬裡》（itwentythousandleaguesunderthesea/i）和《征服者羅比爾》（iclipperoftheclouds/i）中獲得啟發。最早的火箭是一位科學家從赫伯特·喬治·威爾斯（s）的小說中獲得靈感而發明的；一些早期的手機、平板電腦、gps導航儀、行動式數字儲存磁碟和多媒體播放器的發明，是由於發明者看了《星際迷航》（istartrek/i）中人物所使用的類似裝置設計而成的。當我們在歷史與小說中發現這些創新性的影像，結果邏輯就從我們腦中淡去了。我們不再過分擔心如果失敗了會發生什麼。
毫無疑問，下一代創新者將會從《哈利·波特》系列中汲取靈感，這套書充滿了原創性成就——哈利·波特是唯一可以打敗伏地魔的巫師，他與朋友赫敏和羅恩學會了獨特的法術，發明了抵禦黑暗魔法的新方法。我們看到，當故事的主人公獲得成功時，孩子們的精神獲得極大振奮；而當他們失敗時，孩子們都垂頭喪氣。羅琳不只是給一代兒童提供了創新性的榜樣，而且其小說中也蘊含著道德意味。最近的實驗表明，閱讀《哈利·波特》能改善孩子對邊緣群體的態度。當他們看到哈利和赫敏由於沒有純正的巫師血統而受到歧視時，他們對於現實生活中的少數群體會表示出更多同情和更少偏見。
當孩子強烈認同表現出創新精神的英雄時，這甚至可能改變他們選窩的方式。在兄弟姐妹中，在哥哥姐姐填滿了傳統領域的工作後，後出生的孩子往往更有創新精神。但是無論出生順序如何，當我們有了振奮人心的創新榜樣時，他們會擴大我們對新地盤的認識，而這可能是我們之前從沒考慮過的。在我們最喜歡的故事中，主角可能會通過走不尋常的道路來激發我們的創新精神，而不是因為傳統渠道關閉了才進行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