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前，他還在三壘平靜地站著整理帽子。而現在，他正飛快地從場地的一邊衝向另一邊，從壘包旁邊跑開。他已準備好了要在本壘搶佔先機。
他是棒球場上最偉大的人之一，他以前也打過這個位置。他曾4次將其球隊領入世界系列賽，但4次都輸給了紐約洋基。這一次，他希望結局會有所不同。這是總冠軍爭奪戰的首場比賽，也是他第5次對抗紐約洋基，他的球隊在第8局以6∶4落後，兩人出局。他面臨一個兩難境地：他應該指望隊友讓他上壘，還是孤注一擲，試圖盜本壘？
盜壘是所有棒球中最危險的動作之一，它使球隊得分的機率增加不到3%，而要成功做到這一點，你通常需要滑到壘板，這可能意味著與壘手發生痛苦的身體衝撞。盜本壘的風險更大——與試圖盜二壘或三壘時投手背對你不同，此時投手已經面對本壘板了，便於直接投球。投手只需擲球讓球在空中飛60英尺，而跑者需要腳踏實地地跑90英尺。因此從本質上講，你要跑得比球還快。而且，即使你認為自己可以成功盜壘，與盜其他壘的衝撞相比，盜本壘中受傷的機率會翻兩番。
在整個2012年賽季中，只有3名球員試圖盜本壘。雖然棒球創紀錄的盜壘王瑞基·亨德森（rickeyhenderson）一生中盜了1400多個壘，但其中只有一個是盜本壘。職業生涯中盜壘第二多的是婁·布洛克（loubrock），但他938個成功的盜壘中沒有一個是盜本壘的。
但是這個人與眾不同。在現代棒球中，他盜本壘的次數是最多的——19次。在近一個世紀以來，除他以外，只有兩位球員盜本壘的次數達到過兩位數。
他曾兩次領導球隊盜壘，但如果你認為他之所以盜壘是因為速度快的緣故，那你就誤會了。他已經36歲，早已過了巔峰時期。由於傷病，他已經錯過了三分之一的常規賽。6年前，他在一個賽季就盜了37個壘，而最近兩個賽季他盜壘的總和還只是當時的一半。他的頭髮是銀色的，體重也增加了，體育記者稱他為「灰髮胖老頭」。他的擊球順序在過去排第四，而現在已下降到第七。明年他將退役。
他的速度已成為歷史，但他一生都在別人停滯不動時採取行動，現在也不準備停步。他等待合適的機會向前衝。正當他滑進本壘時，捕手也出手企圖碰到他，這時一切都懸而未決。但是裁判做出決定，他安全上壘了。
最終，要逆轉比賽這1分還是不夠，已經終局了——他的團隊第一場比賽就輸給了紐約洋基，但他的努力仍然具有象徵意義。一個運動史學家說，盜本壘使他的團隊在「心理上有巨大的提升」。他本人也注意到這一點：「不知是否因為我盜了本壘，球隊獲得了新的動力。」他們在本次世界系列賽上不斷獲勝，最終獲得了夢寐以求的總冠軍。
幾年後，反思他所留下的遺產，一名記者寫道，他企圖盜本壘「的確是他在棒球生涯中所做的第二大膽的事情」。
他做的第一大膽的事，是打破膚色的壁壘。
要想成為創新者，我們必須願意承擔一定的風險。當我們離經叛道去顛覆由來已久的傳統，我們永遠不能確定自己一定會成功。就如記者羅伯特·奎倫（robertquillen）寫道：「進步總是伴隨風險。你不能一隻腳放在一壘上，同時又去盜二壘。」
從1947年傑基·羅賓森成為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第一位黑人球員那天起，他就得勇敢面對選手中的種族主義者，他們拒絕和他一起打球或故意針對他，對手故意用釘鞋攻擊他，他還收到了恐嚇郵件和死亡威脅。他後來又成為一家大型美國公司的第一位黑人副總裁，以及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黑人棒球播音員。在面臨情感、社交和生命的風險時，是什麼給了他勇氣來反抗社會規範並且保持堅決的態度？
通過調查喜歡盜壘的棒球運動員的家庭背景，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意想不到的線索。在現代棒球比賽中，自從引入了162場比賽的賽季，只有10位運動員在兩個不同的賽季分別盜了70個以上的壘。請看錶6-1，你是否發現了一種模式？
為了確定為什麼有些棒球選手比別人盜更多的壘，歷史學家弗蘭克·薩洛韋（franksulloway）和心理學家理查德·茲維根哈夫特（richardzweigenhaft）做了一個非常巧妙的研究。他們選定了400多位從事職業棒球的親兄弟，使他們能夠比較同一個家族的不同個體——他們有著一樣的dna和相似的成長環境。他們的研究結果揭示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出生順序預示著哪個兄弟會盜更多的壘。
弟弟盜壘的次數是哥哥的10.6倍。
從整體上說，弟弟未必是更好的球員。例如在平均擊球率上，弟弟沒有任何優勢。對比同樣作為投手的兄弟，實際上哥哥在控球上略佔優勢：他們往往有著更多的三振以及更少的四壞球情況。關鍵的區別是他們傾向於冒險的程度。由於弟弟嘗試更多的盜壘，弟弟被觸身的機率是哥哥的4.7倍，可能是因為他們敢於採用緊貼本壘的站位方式。但是，他們不只是承擔更多的風險，他們成功的機率也更大——弟弟成功盜壘的機率是哥哥的3.2倍。
事實上，由於其風險偏好，弟弟們甚至更少打棒球。在針對8000多人的24項不同研究中，弟弟參與高傷率運動的機率是哥哥的1.48倍，這些高傷率運動包括足球、橄欖球、拳擊、冰上曲棍球、體操、潛水、高山滑雪和跳臺滑雪、滑大雪橇和賽車。哥哥則首選安全的運動：棒球、高爾夫球、網球、田徑、腳踏車和划船。
當弟弟們選擇打職業棒球時，他們往往會打破常規打法。如果我們考察當代棒球史上3名盜本壘的佼佼者的統計資料，我們就會知道他們至少有3個哥哥。被稱為「現代盜壘之父」的傑基·羅賓森，是5個孩子中最小的。盜壘數排名第2的是羅德·卡魯（rodcarew），他在5個孩子中排名第4。除了對時機的敏感把握，卡魯說：「這還需要一定的緊張感。」他解釋說，為了盜本壘，「我不能有任何害怕受傷的恐懼感。而我確實也沒有，因為我覺得自己能掌控這一切」。排名第3的是保羅·莫利托（paulmolitor），他把盜本壘稱作「一種勇氣遊戲」。他是8個孩子中的第4個。
類似的模式也出現在上面所列出的盜壘排名中。在兩個賽季分別至少盜壘70次的10位選手中，有一半至少有4個哥哥姐姐，7位至少有2個哥哥姐姐。這7位盜壘冠軍所在的家庭中平均有6.9名兒童，71%的兄弟姐妹的年齡超過他們。
較小的孩子不只是更有可能在棒球運動中冒險，在政治和科學領域也有差異，這對社會和知識的進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中，專家弗蘭克·薩洛韋分析了20餘次重大科技革命和突破，從哥白尼的天文學到達爾文的進化論，從牛頓力學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邀請百餘名科學史專家針對近4000名科學家的立場，以極端支援主流思想到極端倡導新思想為區間，進行了評估。隨後，他又追蹤了出生順序在預測科學家是否會在維護現狀或擁護一個革命性新理論中起到作用。在每個案例中，他都對一些因素進行了控制——人口中的後出生者多於第一胎，社會階級、家庭規模和其他一些因素也會影響結果。
同長子相比，後出生的科學家們有3倍以上的機率認可牛頓定律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些思想在當時被認為是激進的觀點）。在哥白尼發表了他的日心說50年後，後出生的科學家認可哥白尼理論的機率是第一胎出生的科學家的5.4倍。在伽利略發明望遠鏡並公佈支援日心說的發現後，該比例下降到1∶1。由於該理論已不再激進，第一胎出生的科學家也同樣接受了這一理論。
最能說明後出生的孩子可能天生就叛逆的證據可能要數薩洛韋關於人們對進化論的回應的分析。他分析了達爾文公佈其著名的發現之前——在1700年至1859年，數百名科學家是如何回應進化概念的。達爾文以前，117個後出生的科學家中有56個相信進化論，而103個第一胎出生的科學家中只有9個相信進化論。而達爾文公佈他的發現16年後，後出生的科學家比第一胎出生的科學家支援進化論高出的機率從9.7倍降為4.6倍。隨著這種思想逐漸獲得科學證明，第一胎出生的科學家更容易倡導這一概念。
我們假設年輕的科學家可能比年長科學家更容易接受叛逆的想法，隨著年齡增加，人會變得保守起來。但是顯然，出生順序比年齡更為重要。薩洛韋寫道：「一個80歲的後出生的科學家比一個25歲的第一胎出生的科學家更容易接受進化論。」他認為，「進化論之所以成為歷史事實，只是因為在總人口中，後出生的人與第一胎出生的人的比例是2.6∶1」。
總體而言，在接受重大科學劇變方面，後出生的人是第一胎出生的人的兩倍。薩洛韋指出：「這種差異是偶然產生的可能性遠遠低於10億分之一，後出生的人在願意支援激進創新方面，通常領先第一胎出生的人50年。」當他研究31次政治革命時，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在支援激進革命方面，後出生的人是第一胎出生的人的兩倍。
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長子，我最初對這些結果感到沮喪。但是，隨著我深入學習了關於出生順序的研究，我意識到，這種模式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不必將創新性歸功於後出生的孩子。通過採用父母通常主要針對後出生孩子的育兒方式，我們可以將任何孩子都培養成具有創新精神的人。
本章考察創新性的家庭根源。家中後出生的孩子有什麼獨特之處？家庭規模對此有什麼影響？養育方式又有哪些影響？我們又應該如何解釋不適用於這些模式的案例——在盜壘排行榜上的三個獨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具有反叛精神的長子，以及服從一致的幼子？我將用出生順序研究作為一個引子，來審視兄弟姐妹、父母和榜樣對我們承擔風險、反叛而非遵守規則的傾向帶來的影響。為了瞭解為何兄弟姐妹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相似，我將介紹傑基·羅賓森的成長過程，以及美國最具創新精神的喜劇演員的家庭情況。你會從中知道，是什麼決定了孩子的叛逆是建設性的還是破壞性的，為何告訴孩子不要撒謊是錯誤的，為何我們的表揚方式是無效的，為何我們給他們看的書是錯誤的，以及那些從大屠殺中冒生命危險營救猶太人的援救者的家長，可以教給我們什麼。
生而反叛
1944年，在羅莎·帕克斯在蒙哥馬利公交車上做出歷史性舉動的10多年前，傑基·羅賓森——後來擔任陸軍中將，由於拒絕坐到公共汽車後排而受到軍法審判。「司機喊道，如果我不坐到車的後排，他會給我帶來很多麻煩，」羅賓森回憶道，「而我大聲告訴他，我並不在乎他給我帶來的麻煩。」他也用類似的理由解釋他在世界系列賽首戰上對本壘的衝刺。羅賓森解釋說：「我突然決定要有所突破。在我們落後兩分的情況下，盜本壘並不是最好的棒球策略，但我突然決定去做並且成功了。我真的不關心自己是否能夠成功。」
「我一點也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這樣的表達揭示出傑基·羅賓森是如何處理風險的。斯坦福大學的一位傑出教授吉姆·馬其（jimmarch）認為，當我們大多數人做決定時，會遵循結果邏輯——哪種行動會產生最好的結果。但如果你和羅賓森一樣不斷挑戰現狀，用與眾不同的方式行動，則是採用了恰當性邏輯——在類似情況下，像我這樣的人會怎麼做。他們不會向外看周圍的人去試圖預測結果，而是向內看自己的特性。你的決定立足於你是誰——或者你想成為誰。
當我們使用結果邏輯，我們總能找到不去冒險的理由。恰當性邏輯則讓我們擺脫束縛。我們更少地思考如何確保獲得想要的結果，而更多地遵照內在感覺：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如何做。出生順序會影響你所選擇的邏輯。
多年來，專家們總是吹捧長子的優勢。他們認為，得益於父母一心一意地投入時間和精力，家中最年長的孩子通常都會獲得成功。有證據表明，長子更可能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成為美國國會議員，在荷蘭則更容易贏得全國和地方選舉。他們似乎也最有可能上升到企業的高管地位：一項對1500多位企業ceo的分析表明，43%的人是第一胎出生的人。
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經濟學家馬可·貝託尼（marcobertoni）和喬治·布魯內洛（giorgiobrunello）進一步研究了出生順序對職業成功的影響。通過幾十年來對歐洲10多個國家4000多人進行的追蹤調查，他們發現，在進入勞動力市場時，長子比後出生的人起薪高14%。受益於更好的教育，他們能夠獲得更高的工資。
然而當他們到了30歲，這種最初的職業優勢就消失了。後出生的人薪資增長更快，因為他們願意更快、更頻繁地跳槽到更高薪的企業。兩位經濟學家寫道：「長子比後出生的人更怕去冒風險。」並指出，後出生的人也更容易出現酗酒和吸菸等不良習慣，他們購買退休賬戶和人壽保險的可能性更小。心理學家迪恩·西蒙頓解釋說：「後出生的人在標準化測試中表現更差，學校裡的成績更差，厭惡有聲望的職業。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能力欠佳。相反，後出生的人可能發現長子所關注的權威性和一致性是令人厭惡的。」
雖然出生順序的說法開始獲得一些認同，但它的科學性在過去幾經沉浮，並且如今仍然存在爭議。出生順序並不能決定你是誰，它只會影響你將來以某種方式發展的可能性，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影響因素，既有生物因素，也有你的生活經驗的影響。為了孤立出生順序的影響，這個研究本質上是混亂的。因為你不能進行隨機實驗或控制性實驗，許多研究只能停留在不同家庭的兄弟姐妹間的比較，但更嚴謹的比較應該是在家庭內部的。此外，對於如何處理諸如半血親的兄弟姐妹、異父母的兄弟姐妹、被收養的兄弟姐妹、死去的兄弟姐妹，以及住在同一個家庭中的表親等物件，研究者之間並沒有達成共識。對出生順序進行研究的專家對於許多結論表示強烈反對。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人員，我覺得我有責任去檢查這些證據，並分享我認為什麼最有可能是正確的看法。在我檢查資料時，我發現出生順序比我預期的能更好地預測個性和行為。
在一項研究中，人們按照學校成績和叛逆程度對研究物件及其兄弟姐妹進行了排列。結果發現成績好的人中，長子的機率是後出生的人的2.3倍。而在叛逆者中，後出生的人的機率是長子的兩倍。當被問及他們一生中所做的最叛逆或標新立異的事情，後出生的人回答更長並且描述的行為更為叛逆。數以百計的研究都指向了同樣的結論：雖然長子往往更強勢、更加勤奮，並更有雄心，但後出生的人更加願意冒險並願意接受原創思想。長子傾向於維護現狀，而後出生的人傾向於挑戰現狀。
對於後出生的人更傾向於冒風險，主要有兩種解釋：一種認為這與孩子如何處理與兄弟姐妹間的競爭有關；另一種則認為與家長養育孩子的不同方式有關。雖然我們無法控制出生順序，但我們可以影響出生順序發生作用的方式。
選窩（nichepicking）：不爭之爭
看過很多兄弟姐妹，你會發現一個令人困惑的事實：性格上的巨大分歧並不存於家庭之間，而是存於家庭之中。在同一個家庭長大的同卵雙胞胎並不比出生就分開並由不同家庭養育的同卵雙胞胎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同樣的情況也存於非孿生兄弟姐妹之間，一起長大的孩子並不比不一起長大的孩子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總結道。「而領養的孩子們也並不比路上隨機湊在一起的兩個人具有更多相似性。」這也適用於創新性。成年後，雖然由相同的父母撫育長大，但領養的孩子在墨守成規程度或承擔風險傾向等方面與父母親生的孩子一點都不像。
選窩的概念可能有助於理解這種神秘現象。這個概念源於內科醫生、心理治療師阿弗雷德·阿德勒（alfredadler）的著作，他認為弗洛伊德所強調的父母的養育並不能解釋子女在人格發展方面的關鍵影響。阿德勒認為，由於長子一開始是家中的獨子，他們首先認同他們的父母。當弟妹出生後，長子面臨被「廢黜」的危險，所以通常通過模仿他們的父母來做出回應：他們強調規則並維護自己對弟妹的權威，這就為後出生的孩子反叛做好了鋪墊。
面對直接與哥哥姐姐在智力和體力之間進行競爭的難度，後出生的孩子選擇用不同的方式脫穎而出。「‘成為成功者’的地盤很可能是對長子開放的，」薩洛韋寫道，「一旦這塊地盤被拿下，後出生的孩子就很難在同一塊地盤上有效地與哥哥姐姐進行競爭。」當然，這取決於兄弟姐妹之間的年齡差距。如果兩個孩子只有1歲之差，後出生的孩子也許足夠聰明或強壯，可以獲得自己的地盤；如果他們直接相差7歲，這塊地盤會再次向後出生的孩子開放，他們就不用直接與哥哥姐姐競爭了。在棒球界，年齡相差2～5歲的兄弟比年齡相差不到2歲或超過5歲的兄弟更有可能打不同的位置。傑基·羅賓森曾在大學參加賽跑，但卻無法擊敗他的哥哥麥克，他哥哥比他大5歲，並且曾在奧運會上獲得200米短跑銀牌。最終，羅賓森選擇通過不同的專案嶄露頭角。他贏得了全國大學生體育聯賽跳遠冠軍，並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籃球、足球、跑步和棒球比賽中獲得榮譽。
出於好奇選窩現象是否可以在其他家庭中觀察到，我轉向喜劇世界。喜劇的核心是叛逆的表演。有證據表明，相較於一般人，喜劇演員往往更具創新和叛逆精神——他們在這些方面得分越高，就越能獲得專業上的成功。畢竟，人們大笑是因為玩笑偏離了預期或以一種無傷大雅的方式違背了神聖的原則，使不可接受的變成可以接受的。要挑戰人們的預期並質疑核心價值觀，喜劇演員必須承擔可能的風險。要做到這一點而又不得罪觀眾，他們需要創造力。成為一個喜劇演員就意味著要放棄穩定的、可預測的職業。吉姆·凱瑞（jimcarrey，著名喜劇演員）的父親考慮過表演喜劇，但最終選擇了當會計，因為這是一份更安全的工作。正如傑裡·宋飛打趣的：「我從來沒有一份工作。」
根據我們對選窩理論的瞭解，我懷疑後出生的孩子更有可能成為偉大的喜劇演員。由於年長的孩子也許已經佔據了更傳統的職業，因此年幼的孩子可能選擇變得比年長的孩子更加有趣，而不是努力地比他們更聰明、更強大。與其他的才能不同，讓人發笑的能力不依賴於年齡或成熟度。你的家庭越大，你突出自己的機會便越少，你也就越有可能選擇幽默作為自己的地盤。
偉大的喜劇演員更有可能是後出生的人嗎？為了找到答案，我分析了2004年喜劇中心（comedycentral）列出的有史以來最偉大的100位喜劇家。這份名單包括的都是一些具有創新精神的喜劇演員，他們以挑戰社會規範和政治意識形態而知名，其中包括喬治·卡林（georgecarlin）、克里斯·洛克（chrisrock）、瓊·雷烏思（joanrivers）和喬恩·斯圖爾特（jonstewart）等。
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長子和么子的數目應該是一樣的。但當我考察這100位創新型喜劇演員的出生順序，發現其中44人是么子，只有21人是第一胎生的。這些人所在的家庭平均有3.5個孩子，但他們中卻有近一半是么子。平均而言，他們成為么子的實際機率比隨機情況下的機率平均高出48%。在有兄弟姐妹的喜劇演員中，么子的比例比預期的高83%。在隨機情況下，這麼多偉大的喜劇演員都是么子的機率是百萬分之二。
當我轉向這些么子，我發現他們的哥哥姐姐通常都在傳統的行業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斯蒂芬·科爾伯特（stephencolbert）是家中11個孩子中最小的，他的哥哥姐姐從事的職業有智慧財產權律師、國會候選人和政府律師等。切爾西·漢德爾（chelseahandler）的5個哥哥姐姐分別是機械工程師、廚師、會計師、律師和護士——所有這些職業都要獲得教育認證並可能獲得穩定的工資。路易斯（louis）的3個姐姐分別是醫生、教師和軟體工程師。吉姆·格菲根（jimgaffigan）的5個哥哥姐姐都是企業主管——3個是銀行高管，1個是百貨公司總經理，1個是運營主管。梅爾·布魯克斯（melbrooks）的3個哥哥分別是化學家、書店老闆和政府官員。
選窩理論有助於我們揭開兄弟姐妹並不十分相似的奧秘：後出生的孩子主動尋求走不同的道路。但這不僅僅是孩子想要努力脫穎而出這麼簡單。儘管他們努力尋求與哥哥姐姐保持一致，但基於出生順序，家長們對他們的養育方式確實有所不同，這就使得他們的性格更加大相徑庭。
父母管得越來越松
心理學家羅伯特·扎喬克指出，長子成長於成人的世界中，而如果你有更多的哥哥姐姐，你就會花更多的時間從其他孩子身上學習。假如傑基·羅賓森是長子，他就會主要由他的母親撫養長大。但由於有5個孩子要供養，瑪麗耶·羅賓森（mallierobinson）需要工作，結果就是羅賓森的姐姐威拉·梅（willamae）扮演了「小媽媽」的角色。威拉·梅給他洗澡、穿衣、餵飯。當威拉·梅去幼兒園，她甚至說服了母親讓她帶著弟弟一起去上學。3歲的傑基·羅賓森整整一年每天都在玩沙子，威拉·梅時不時把頭伸出窗外以確保他沒事。同時，羅賓森的哥哥弗蘭克隨時準備在打架時保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