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露西·斯通（lucystone）的記憶已經淡去，但在美國曆史上，沒有其他人比她對婦女選舉權運動所付出的努力更多。1855年，她堅定站在婦女權利的立場上，感染了成千上萬的人追隨她的腳步。為表示敬意，他們稱自己為「露西·斯通們」（lucystoner）。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露西·斯通們」的聯盟中包括了飛行員阿梅莉亞·埃爾哈特（ameliaearhart）、詩人埃德娜·聖文森特·米萊（ednast.vincentmillay）和藝術家喬治亞·奧基夫（georgiao’keeffe）。在今天可以稱得上是「露西·斯通們」的女性有碧昂絲·諾爾絲（beyoncéknowles）、謝麗爾·桑德伯格、莎拉·傑西卡·帕克（sarahjessicaparker）和spanx內衣公司的創始人薩拉·布雷克裡。

露西·斯通是美國第一位在結婚後不冠夫姓的女性。這只是她的眾多創舉之一：她是馬薩諸塞州第一位獲得學士學位的女性。作為美國第一位全職就婦女權利發表演講的演說家，她動員了無數的支援者，並將眾多對手轉化為自己陣營中的同盟者。她成為少數敢在公開場合發表講話的女性之一，更不用說她就婦女權利發表過的演講了。她領導全美代表大會。她創辦了全國最重要的女性報紙《女報》（iwoman’sjournal/i）——這份報紙發行了達半個世紀之久。後來，婦女參政論者嘉莉·查普曼·凱特（carriechapmancatt）成功領導婦女選舉權運動，這場運動使第19條修正案成功出臺，賦予女性選舉權。用她的話來說，「如果沒有《女報》的話，如今婦女選舉權運動的成功是無法想象的」。

1851年，斯通創辦了女權大會，但她直到最後一天才走上主席臺發表演講：「我們希望自己不僅僅是社會的附屬品。」斯通宣告，呼籲女性向州議會請願要求獲得投票權和財產權。這一演講成了女權運動的導火索，斯通的話越過大西洋，傳到英國，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stuartmill）和哈里特·泰勒·穆勒（harriettaylormill）受其啟發，出版了關於婦女選舉權的著名文章，這些文章鼓舞了英國女性選舉權活動家們。

在美國，受斯通的演講影響最大的或許是羅切斯特的一位教師蘇珊·安東尼（susanb.anthony）——斯通的言論促使她加入了婦女參政權運動。兩年後，那個時代中另一位偉大的婦女參政主義者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elizabethcadystanton）給安東尼寫了一張著名的紙條，上面提到她對斯通的評價：「沒有女性可同她相提並論。」

在接下來的15年裡，斯通、安東尼與斯坦頓合作，成為婦女參政權十字軍的著名領袖。但是遠在認識到她們的共同目標——女性獲得平等的投票權之前，她們的聯盟就土崩瓦解了。

1869年，安東尼和斯坦頓切斷了與斯通的合作，組織了自己的婦女選舉權組織。之前的盟友成為對手，相互間進行殘酷的鬥爭。她們各自出版自己的報紙，各自進行請願和籌款活動，並各自向立法機構遊說。歷史學家讓·貝克感嘆道：「這一分裂導致婦女選舉權運動付出更多的精力，參與人數更少，組織能力受到限制。」這也加深了人們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即女性不適合政治生活，促使報紙把重點聚焦於「母雞間戰爭」的故事，而不是女性選舉權運動這一偉大的事業上。安東尼策劃了一場陰謀，將斯通組織中的領導者挖走，安東尼和斯坦頓對斯通抱有如此強烈的敵意，以至於她們在寫選舉權運動歷史時沒有提到斯通的組織。這一行為甚至讓斯坦頓的女兒都感到十分震驚，為糾正這一遺漏，她單獨寫了一章說明斯通付出的努力。三位領導人對同一事業都有著同樣深刻的熱忱，為什麼最終卻以如此激烈、破壞性的衝突終結？

本章討論的問題是：創新者如何形成聯盟來推進自己的目標，以及如何克服那些阻礙聯盟獲得成功的障礙。從實質上看，大部分改變現狀的行動，都是由少數人發起對多數人進行挑戰的運動。聯盟是強大有力的，但它同時又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因為它嚴重依賴於成員之間的關係。露西·斯通與蘇珊·安東尼和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之間的衝突使選舉權運動中最重要的聯盟分裂，幾乎導致了運動的失敗。本章對她們面臨的挑戰進行了分析，此外還敘述了一位才華橫溢的企業家是如何努力說服他人給她的想法一個機會，讓一部差點沒機會製作的電影成為一部轟動性的迪士尼影片，以及佔領華爾街運動崩潰的原因。從這些事例中，你會發現建立有效的聯盟需要在崇高的美德和務實的策略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在此過程中，你會明白為何唱《啊，加拿大》（加拿大國歌）可以幫助我們結成聯盟，為何共同的策略可能比共同的價值觀更具影響力，為何美國西部各州比東部和南部各州更早贏得婦女選舉權運動的勝利，以及為何與敵人而不是友敵合作更加明智。

關於聯盟的組成方式，「金髮姑娘理論」（goldilockstheory）是一個核心觀點。發起運動的創新者往往是聯盟中最激進的成員，他的思想和理念對於那些追隨者來說太過狂熱。要與持反對意見的群體組成聯盟，我們最好要緩和激進的行為，儘可能保持冷靜。然而，要吸引盟友加入事業本身，我們需要傳遞一個適度緩和的資訊，它既不太熱也不太冷，而是恰到好處。

微小差異的自我陶醉

我們以為共同目標可以將不同群體的人結合在一起，但現實是，它們常常是導致群體分裂的原因。據達特茅斯（dartmouth）學院心理學家朱迪思·懷特（judithwhite）稱，認識這些裂隙的關鍵是水平敵意（horizontalhostility）這一概念。儘管擁有一個基本的目標，但激進群體經常會貶低那些更隨主流而行的群體，認為他們是騙子和叛徒。正如弗洛伊德在一個世紀前寫道：「在大體上基本相似的兩個人中，正是他們之間細微的差別會形成他們之間的陌生感和敵對的情緒。」

懷特注意到這種水平敵意無處不在。當一個聾啞女性贏得了美國小姐的桂冠，聾啞活動家們並不是將她視為開拓者，為她歡呼，而是表示抗議——因為她用口頭髮言，而不是使用手語發言，所以她不算是真正的「聾啞人」。當一個淺膚色的黑人女性被任命為一所大學的法學教授，學校的黑人學生協會卻表示反對，理由是她的膚色不夠黑。一個激進的環保人士會蔑視更偏向主流的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認為它是一個「受生態盈利驅動的無意識的怪物」，並「不斷對綠色運動的完整性帶來威脅」。為了理解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敵對心態，懷特對許多不同的運動和少數群體中出現的水平敵對現象進行了研究，這項研究十分有趣。

在一項研究中，純素食主義者和普通的素食主義者對自己所屬的小組成員和其他小組成員進行評價。純素食主義者對普通的素食主義者表現出的偏見比後者對前者的偏見多出近兩倍。在更極端的純素食主義者的眼裡，普通的素食主義者只是崇拜者——如果他們真正關心素食主義這一事業，他們不會吃諸如雞蛋之類的動物性食品。在希臘進行的另一項研究中，最為保守的黨派的成員對與其類似的黨派的評價比對進步黨的評價要差，而最為自由的黨派的成員對進步黨的評價比對保守黨的評價更為嚴厲。東正教猶太教徒對保守的猶太教女性的評價比對根本不信和不過宗教節日的猶太女性的評價更差。我們從中可以得到一條很明顯的資訊：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信徒，你會在所有方面都表現得虔誠，你對一個群體的認同感越深，你就越努力地尋求將自己同那些可能會對你所屬的群體帶來威脅、有著更溫和價值觀的團體區別開來。

正是這種水平敵意，導致蘇珊·安東尼和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同露西·斯通發生分裂——安東尼和斯坦頓更為激進，斯通則更為主流。1866年，由於安東尼和斯坦頓同一個有名的種族主義者喬治·弗朗西斯·崔恩（georgefrancistrain）合作，斯通與她們之間的關係出現裂隙。崔恩支援女性選舉權運動，因為他認為這有助於削減非裔美國人的政治影響力。斯通對她們與崔恩合作並且允許他為女性選舉權運動提供資金支援而感到十分憤怒。

由於安東尼和斯坦頓反對第15條修正案，即賦予非裔美國人投票權，三人之間的裂隙進一步加深。她們與斯通劃清了界線——如果女性沒有獲得投票權，其他少數群體也不能獲得投票權。她們的立場是激進的，不僅因為它缺乏靈活性，而且還因為她們試圖接近贊成第15條修正案的自由派選民。斯通對廢奴主義者的事業更加同情。在平權大會上，她試圖建立起黑人活動家與安東尼和斯坦頓之間的橋樑，宣佈她支援繼續維持聯盟：

也許兩者都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偏離中間原則，為一方辯護，我們就會失敗……女性有諸多的委屈，黑人也有數不清的委屈……我祈求上帝讓第15條修正案得以通過，並希望它在每一個州得以實施。如果有人可以擺脫那個可怕的深淵，我的靈魂會倍加感激。

安東尼和斯坦頓認為斯通支援黑人獲得選舉權的做法是對女性事業的背叛。她們違背了她們共同合作的承諾，並宣佈在接下來一週，即1869年5月，建立自己的全國婦女選舉權組織。斯通和一群同事發表公開信，呼籲建立更全面的組織，但是無濟於事。到了秋天，她們別無選擇，只能建立自己的組織。20多年來，兩個組織保持著距離，在一些情況下獨立行事，有些事上則有交織重合。

隨著婦女選舉權運動出現分裂，露西·斯通需要新的盟友，安東尼和斯坦頓也一樣。她們都在一個意想不到的組織中獲得了支援——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wctu），這一組織形成的初衷是為了打擊酒後暴力的行為，因為醉酒的男人經常虐待自己的妻子，使家庭陷於貧困之中。與婦女選舉權組織截然不同的是，wctu極度保守，其成員往往是有著很強宗教信仰和傳統價值觀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女性。然而不知何故，wctu同婦女選舉權組織形成的聯盟幾乎在全國每一個州都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兩者間合作的原因很明顯：由於婦女選舉權運動逐漸對立法產生影響，反婦女選舉權的組織正在形成，抵制她們的工作，造成婦女選舉權組織的成員減少。截至19世紀80年代初，斯坦頓和安東尼組織的成員數量大大下降，僅有100名成員。與此同時，wctu的成員數量增長十分迅速，從1874年的幾千人增長到1876年的1.3萬人，到1890年，人數超過了10萬。在全國最大的婦女組織的支援下，婦女參政主義者得以獲得重大進展。但讓人不解的是，為什麼wctu會同意與婦女參政主義者合作？

斯坦福大學的研究員斯科特·維爾特姆斯（scottwiltermuth）和奇普·希斯進行了一個巧妙的實驗，他們隨機分配三人一組中的一個人在不同的狀態下聽加拿大國歌《啊，加拿大》。在控制條件下，在播放歌曲時參與者默讀歌詞。在同步狀態下，他們一起齊聲演唱這首歌曲。在不同步狀態下，他們也大聲唱了這首歌，但不是在一起合唱——每個人聽到的是不同的節奏。

參與者以為研究人員正在對他們的歌唱進行測試，但這其實是個障眼法。唱歌之後，他們被轉而進行另一項看似不相關的實驗。在這一實驗中，他們可以選擇自己獨享一筆錢，或與小組其他成員共享這筆錢。由於之前唱歌只花了幾分鐘的時間，所以理論上應該不會影響他們的行為，但事實上，這的確對他們產生了影響：

在尋求同我們價值觀相同的群體建立聯盟時，我們往往忽略了共享戰略戰術的重要性。近日，西北大學的社會學家吳思克·鄭（woosekjung）、佈雷登·金（braydenking）以及斯坦福大學的薩拉·索爾（sarahsoule）跟蹤了不同社會運動之間結成的不同尋常的聯盟——例如環保主義者和同性戀權利活動者之間，婦女運動與和平運動之間，一個海洋基地和一個美國原住民部落之間。他們發現，共同的策略是不同組織之間建立聯盟的一個重要指標。即使他們關心不同的事業，也會因為使用相同的策略而對彼此產生親近感。如果你花了十年時間參與抗議和遊行，就很容易對另一個採取同樣方式的組織感到親近。

露西·斯通認識到，共同的目標不足以使一個聯盟發展壯大，她指出：「對於什麼是最好的方法和手段，人們會產生分歧。」斯坦頓方面則指出：「方法的差異是造成組織分裂的‘重要原因’。」斯通致力於在州一級競選，而安東尼和斯坦頓則希望通過聯邦憲法修正案；斯通允許男性加入她們的組織，而安東尼和斯坦頓則認為只有女性才可以加入；斯通力求通過演講和會議的方式帶來變革，而安東尼和斯坦頓則更傾向於用對抗的方式——安東尼進行非法投票，並鼓勵其他女性效仿。

與wctu形成聯盟的婦女參政主義者採取的是較為溫和的方法，這使得兩個組織找到了共同點。在wctu成員組建當地wctu俱樂部的同時，露西·斯通建立了選舉權俱樂部。兩個組織都長期進行遊說和出版工作，於是她們開始一起遊說，並在州議會前發表演說，出版文章和發行圖書，舉行公開選舉權會議，並召開集會和辯論。在婦女參政主義者和戒酒活動家的共同說服下，有幾個州允許了女性參與投票。在這一過程中，婦女參政主義者發現了一個獲得盟友的重要原則。這一原則在一位年輕且富有遠見的企業家身上得到最佳詮釋，這位企業家發現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方法，讓她的反對者願意傾聽她的意見。

溫和的激進分子

2011年，一個名叫梅雷迪思·佩裡（meredithperry）的大學四年級學生注意到一個非常基本的技術不足。她現在已經不需要通過電話線來撥打電話或用網線來上網了，過去一切要用到有線的地方如今已經使用無線，除了一件東西。坐在宿舍中，她仍舊被她的裝置中最古老的一個部件連線在牆上：充電電源。要使用手機和電腦，她必須把它們接上電源線。她希望能夠進行無線充電。

她開始思考什麼東西可以通過空氣放射能量。電視遙控器的訊號太弱，無線電波的效率太低，x射線又太危險。然後，她偶然發現有一種裝置，可以將物理振動轉化成能量。例如，把它放在火車下面，就可以獲得火車產生的能量。雖然讓人們聚在火車附近充電是不現實的，但她意識到，聲音可以通過空氣振動傳播。那麼她是否可以用無形無聲的超聲波使空氣產生振動，並將振動轉化成無需電線的電能呢？

她的物理學教授說這是不可能的，超聲波工程師也這麼認為。一些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科學家告訴她，把工夫花在這上面是在浪費時間。她的這個想法不久之後在一個發明競賽中獲獎，但有一位記者向她發出挑戰，讓她在僅僅四周後的數字會議上演示她的模型。她當時只有概念支撐，但還沒有可以運作的原型，因此她面臨一個雞和蛋的問題：她需要資金來造一個樣機，但她的想法過於激進，因而投資者想先看到一個樣機。作為一個技術初創公司中的單獨創始人，她卻沒有工科背景，因此她需要盟友來推進她的想法。

三年後，我在谷歌主辦的一次活動中遇到佩裡。在她從馬克·庫班（markcuban）、瑪麗莎·梅耶（marissamayer）和彼得·泰爾的創始人基金（fundersfund）中獲得75萬美元的啟動資金後，她的團隊剛剛完成了第一個功能樣機。它可以在比有線更遠的距離給裝置充電，且充電速度更快，兩年內可以投入市場。截至2014年年底，她的公司ubeam已經積累了18項專利和10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

佩裡在臺上就座，坐在一起的還有著名說唱歌手史努比·道格（snoopdogg）、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和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在這一席人中，佩裡是唯一一個獲得觀眾起立鼓掌的人。關於產品能否良好運作尚存爭議，但她已經克服了最根本的障礙——證明這一技術的可行性。「現在在公司工作的每一個人當初要麼認為它不可能實現，要麼非常懷疑。」佩裡說。

佩裡面臨的是創新者在挑戰現狀所做鬥爭的一個最難模式：打消潛在的關鍵利益相關者的懷疑。她最初的努力以失敗告終——她聯絡了幾十位技術專家，但他們很快指出她的想法在數學和物理上存在的缺陷，表示根本不會考慮與她合作。因此，即使她主動提出用後付款的方式聘請他們也根本就沒有吸引力，因為他們覺得可能永遠都見不到那張支票。

最後，佩裡想出了一個挑戰所有傳統智慧的方法：她乾脆不再告訴專家她試圖創造什麼。她不再對她創造無線充電的計劃做出解釋，只是提供她想要的技術規格。她過去說：「我想創造一個能夠通過空氣放射電力的感測器。」而新的說法則掩蓋了她的目的：「我正在找人設計一個符合這些引數的感測器，你能完成這部分嗎？」

這個方法奏效了。她說服了兩位聲學專家設計了一個發射器，另一位專家設計了一個接收器，並讓一位電氣工程師來構造電子裝置。「在我頭腦中，它們已經成為整體。最壞的情況是，有人會起訴我，」佩裡承認，「但是鑑於我的知識和技能水平，我沒有別的辦法。」不久，她同牛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博士建立了合作，用數學和模擬從理論上論證了其想法是可行的。這足以為她吸引第一輪投資以及一位之前持懷疑態度的才華橫溢的技術長。「當我給他展示了所有的專利，他說：‘哦，可惡，這居然真行得通。’」

在西蒙·斯涅克（simonsinek）一次很受歡迎的ted演講和他的書籍中，他認為，如果我們想激勵其他人，我們應該從說明為什麼開始。如果我們告訴對方想法背後的願景、引導產品的宗旨，人們就會對此趨之若鶩。這是一個極好的建議——除非你是在進行一項挑戰現狀的創新。當呼籲道德變革的人解釋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就會面臨與根深蒂固的信念發生衝突的風險；同樣，當富有創意、不墨守成規的人解釋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就可能會違揹人們對可能性所持有的共同觀念。

研究人員德布拉·邁耶森（debrameyerson）和莫林·斯卡利（maureenscully）發現，要想成功，創新者在多數情況下必須變成溫和的激進分子。他們相信與傳統背道而馳的價值觀和不同尋常的想法，但他們已學會了採用不那麼令人震驚、更吸引主流觀眾的方式去陳述他們的信念和想法，從而淡化他們想法的激程式度。梅雷迪思·佩裡是一個溫和的激進分子：她通過掩蓋其想法最極端的特徵，使一個原本令人難以置信的想法變得可信。當她無法說服技術專家同她一起做一個大膽的嘗試時，她通過掩蓋她的目的，勸服專家們採取一些嘗試。

將重心從為什麼轉移到怎麼辦，可以幫助人們變得不那麼激進。在一系列的實驗中，當研究人員讓那些持有極端政治觀點的人解釋為何他們偏好某些政策時，他們變得更加堅持己見，因為解釋為什麼給了他們一個機會來確認他們的信念。但是，當研究人員讓他們解釋他們支援的政策是如何運作的時候，他們變得更溫和。思考如何實現這一問題，引導他們意識到自己的知識欠缺，並發現自己的一些極端想法是不切實際的。

為了組成聯盟，創新者可以把自己真正的願景藏進「特洛伊木馬」，來調和自己的激進主義。美國海軍中尉約什·斯坦曼（joshsteinman）有一個宏偉願景，即在矽谷成立一箇中心，以使軍隊向外部技術敞開。他知道，一開始就提出一個激進而籠統的建議來從根本上改變海軍的創新方式，必然會遭遇阻力。所以，他先提出了一些溫和的建議，向海軍作戰部長喬納森·格林納特（jonathangreenert）上將展示了一些可以用於空中即時更新的新技術。這激起了格林納特上將的好奇心，於是他問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海軍少將斯科特·斯特尼（scottstearney）將問題拋給斯坦曼，詢問軍方應該如何看待技術未來。「這時候，我們的機會來了。」斯坦曼回憶道。他回答：「先生，未來將會是軟體的未來，而不是硬體。我們需要在矽谷中擁有一個美國海軍的實體。」

幾個月後，其他下級軍官也提出了軟體的重要性。之後，海軍作戰部部長髮表了演講倡導這一理念，這一理念也在五角大樓中傳播了開來。過了不久，美國國防部部長宣佈在矽谷成立一個使館。斯坦曼利用的正是心理學家羅伯特·西奧迪尼（robertcialdini）所說的得寸進尺法（foot-in-the-doortechnique），一開始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以確保在提出大的要求前能獲得接受。通過以溫和的要求而非極端的要求作為開端，斯坦曼獲得了同盟。

如果人們拒絕緩和他們的激進觀點，聯盟往往會土崩瓦解。這就是始於2011年的反對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2011年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支援這一運動，但它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塞爾維亞活動家斯爾加·波波維奇（srdjapopovic）驚奇地發現，正是這場運動持有的極端定位疏遠了大部分的潛在盟友。他認為，這場運動的致命錯誤是以「露營」這一激進策略命名，很少有人覺得這個策略有吸引力。他認為，只要組織簡單地將自己重新命名為「99%」，它可能現在仍然存在。「佔領華爾街」這個名稱暗示，「只有當你放棄了你在做的一切事情並佔領了什麼，你才算加入這個團體中」，波波維奇寫道，「佔領只是和平抗議的方式之一，更重要的是，它趨向於只邀請特定型別的人……如果一場運動——始終會是艱苦的戰鬥，想要獲得成功，要吸引一些不是很熱心的參與人」。「99%」這個名稱更加包容——它邀請所有人參與進來，並用自己喜愛的策略展開行動。通過讓這一運動的名稱顯得不那麼激進並拓展行動策略，它也許會獲得更多的主流民眾的支援。

在婦女選舉權運動中，微小差異的自我陶醉帶來了惡果。當安東尼和斯坦頓於1867年與種族主義者喬治·弗朗西斯·崔恩合作時，斯通寫道，崔恩對婦女選舉權運動的支援「足以讓那些還沒有被說服的人徹底反對我們的運動」。她的丈夫警告安東尼，該聯盟將「對婦女和黑人選舉權運動都帶來不可逆轉的傷害」。

但是安東尼並沒有放棄她激進的想法——如果婦女無法獲得表決權，黑人也不應該獲得。她與崔恩在整個堪薩斯州共同參加競選，並接受了他的資金來創辦一份要求選舉權的報紙。當斯通質疑她與崔恩合作玷汙了平等權利協會的聲譽，安東尼辯護道：「我知道你有什麼問題。這只是你在羨慕嫉妒和憎恨，因為我有報紙，你沒有。」斯坦頓站在安東尼這邊，支援她與崔恩合作的決定：「接受魔鬼的援助是正確和明智的，」她說，「只要他沒有慫恿我們去降低我們的標準。」

這一聯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堪薩斯州本有機會成為第一個賦予婦女選舉權的州，但提案最終卻未獲通過，黑人投票權的提案也是如此。許多業內人士認為這兩個失敗應該歸咎於與崔恩結盟。幾年後，當斯坦頓和安東尼組織了自己的協會，她們仍然沒有從過去吸取教訓，而是拒絕緩和她們的極端立場，堅持認為任何支援婦女選舉權的人都可以成為朋友。斯坦頓又與激進分子維多利亞·伍德哈爾（victoriawoodhull）結盟，給婦女選舉權運動蒙上一層陰影，讓這一運動變得更為激進。伍德哈爾是第一位競選美國總統的女性，過去曾做過妓女和江湖郎中，主張性自由，宣稱她擁有「不可分割、合乎憲法和自然的權利去愛我所愛，根據能力決定持續長久或短暫，根據個人喜好決定是否每天改變所愛」的權利。

婦女選舉權的反對者將伍德哈爾的立場作為證據，認為這場運動真正關心的是濫交，而不是投票權。大量成員退出了安東尼和斯坦頓的組織，導致這一組織甚至無法湊夠開會的人數。即使是支援婦女參政權的立法者，也建議婦女參政主義者將關注點放在選舉權上。婦女參政主義者指出，伍德哈爾的競選「是讓別人不敢加入我們行列的最有效代表」，並「使運動倒退20年」。這一聯盟「引發了一場激烈的批評」，安東尼的傳記作家後來寫道，之前的批評同這一次批評相比，就如同是「與夏天的陣雨和密蘇里州的龍捲風相比」。

在與伍德哈爾保持聯盟的過程中，斯坦頓仍然沒有認識到緩和激進主義的價值。由於忽視了內部和外部人士對聯盟看法的巨大區別，她推開了斯通和其他許多過去和潛在的盟友。她的錯誤在管理學研究者布雷克·阿什福思（blakeashforth）和彼得·瑞根（peterreingen）進行的一項新的研究中得到充分體現。他們發現，內部人士和外部人士對於聯盟的代表人物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對於內部人士來說，聯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組織最核心、與組織聯絡最緊密的人。對於婦女參政主義者來說，這顯然是斯坦頓和安東尼。但對於外部人士來說，組織的代表人物是持有最極端觀點的人，那就是伍德哈爾——她的個人緋聞給要求選舉權事業蒙上陰影，疏遠了許多對女性投票權這一溫和想法持開放態度，但對女性性獨立的激進想法持反對意見的人。由於外部人士用安東尼和斯坦頓的結盟者伍德哈爾來評價婦女參政權運動，斯通別無選擇，只能將她的組織同她倆的聯盟進一步疏遠。

與敵人而不是友敵結盟

在《教父》第二部中，邁克爾·柯里昂（michaelcorlrone）建議：「要親近你的朋友，但更要親近你的敵人。」但對於不屬於以上任何一類的人，我們該怎麼應對呢？

通常情況下，我們把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放在一個從積極到消極的連續區間裡。我們最親密的朋友會支援我們，而我們最大的敵人在努力對付我們。但研究表明，我們需要繪製兩個獨立的座標軸：一個用於描述關係積極的程度，另一個則用於描述關係消極的程度。除了完全積極和完全消極的關係，我們還會有積極和消極混合的關係，心理學家稱它們為矛盾關係，即我們所知道的「友敵」，這種人有時會支援你，有時會傷害你。

斯通與斯坦頓和安東尼兩人的關係就是充滿矛盾的，她們既是盟友也是對手。一方面，她很敬仰斯坦頓的智慧和安東尼的勤奮，並且她們之前有過富有成效的合作；另一方面，斯通反對她們「瘋狂的朋友」和「狂野的聯盟」，因為它們威脅到婦女參政權運動的聲譽。而安東尼和斯坦頓曾經欺瞞斯通，在沒有她允許的情況下將她的名字簽在一個讚揚種族主義贊助者的廣告上。斯通曾在1869年的秋天致函斯坦頓，提出「同各界朋友積極合作，比單獨行動要好」，並向她保證自己的組織「永遠不會成為你的敵人」。然而在斯通組織的成立大會上，安東尼設計了一個「政變」把斯坦頓選為主席。當在斯通邀請安東尼到講臺上講話時，安東尼卻在講話結尾指責她試圖「廢除和粉碎」她的組織。

1872年，斯坦頓與斯通進行接觸，要求和解，敦促她「既往不咎，讓所有人為我們面前的任務而共同奮鬥」。於是斯通做出了一些和解的舉措，在她的報紙上分享了斯坦頓的文章和言論。然後，安東尼又來信提出「合作進行一個系統性的競選」，邀請斯通去羅切斯特「作為一個偉大女性解決我們共同應對的問題」，但斯通拒絕了。

現在來看，我們很容易判斷斯通拒絕她是一個錯誤。如果她當時接受了邀請，這一組織可能會更早獲得投票權。但是如果你就矛盾關係對我們的壓力水平的影響進行研究，你會發現斯通的拒絕中蘊含的智慧。

為了發現最有效的處理矛盾關係的方法，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管理學教授米歇爾·達菲（michelleduffy）領導了一項對於警察的調查，主要研究他們受到親密同事的傷害和支援的頻率，以及他們的壓力水平和缺勤情況。不出所料，消極關係令人緊張。當警官感到自己被最親密的同事傷害，他們對工作的投入就會減少，會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休息，缺勤也更加頻繁。

如果暗中使壞的同事有時也會支援你，情況會怎樣呢？結果是，情況並沒有變得更好，而是更糟。同一個人既暗中使壞也表示支援，結果使得警察投入工作的時間越少，缺勤的時間越多。消極的關係不令人愉快，但是是可以預測到的：如果一個同事總是傷害你，你可以與他保持距離，並做好最壞的打算。但當你面對的是一個矛盾的關係，你不得不時刻保持警惕，不斷思考這個人在什麼時候可以信任。正如達菲的團隊解釋道：「應對易變的人，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和應對策略。」

在一系列開創性研究中，心理學家貝特·烏奇內（bertuchino）發現矛盾關係實際上比消極的關係還要糟糕。一項研究表明，要應對更多矛盾關係的人壓力更大，更抑鬱，對生活更加不滿。在另一項研究中，要求老年人評價他們與人生中最重要的10個人的關係，然後完成兩個引發焦慮的任務：在沒有準備時間的情況下發表演講和參加一個數學小測試。評價中的矛盾關係越多，他們在進行這兩項任務時心率上升得越快。

露西·斯通明白與具有矛盾關係的人結盟的風險。1871年她寫道，最好「不要與那些人聯手……他們之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我們的朋友」。美國研究專家兼傳記作者安德烈·摩爾·克爾（andreamoorekerr）指出，斯通「無法預測或控制斯坦頓和安東尼的行為」。讓·貝克也說，斯通「希望她的組織不受斯坦頓和安東尼勢力‘可怕夢魘’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