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夜深，在一間酒店房間中，一名年輕男子盯著桌上的一張空白的紙。他充滿焦慮，拿起電話向一個住在樓下的顧問提出一些想法，然後那個顧問迅速上了樓，一起討論一篇將改變歷史的講稿。凌晨3時許，這位男子仍在瘋狂地工作著，「他已經精疲力竭了，幾近崩潰」。1963年8月，華盛頓民權大遊行第二天早晨就要開始了，但馬丁·路德·金還未準備好他的閉幕詞。

「他整個晚上都在苦思冥想該如何寫，通宵達旦，」金的妻子科利塔（coretta）回憶道，「他是最後一位發言者，他說的話將通過電視和電臺轉播給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和世界各地的人們，因此此次演講至關重要，既要鼓舞人心，又要極其富有智慧。」

早在兩個月前，此次遊行就已經向新聞界宣佈了；金明白這將成為一次在歷史上有著重大意義的行動。隨著媒體的紛紛報道，預計至少將會有10萬人參加遊行。金負責招募一批名流來參加該次遊行以此獲得支援。參加者包括民權先驅羅莎·帕克斯和傑基·羅賓森，演員馬龍·白蘭度（marlonbrando）和西德尼·波蒂埃（sidneypoitier），以及歌手哈利·貝拉方特（harrybelafonte）和鮑勃·迪倫（bobdylan）。

由於金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來準備閉幕詞，顯然他本應該早就動筆開始打草稿了。由於每個演講者最初只有5分鐘的發言時間，他必須要小心翼翼地措辭。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不論是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franklin）、亨利·戴維·梭羅（henrydavidthoreau），還是與金同名的馬丁·路德（martinluther），都發現與長篇大論相比，寫一篇簡短的演講稿需要花費的時間更長。「如果要我做一個10分鐘的演講，我將會花上兩週的時間來準備，」威爾遜總統說，「如果我可以想講多久就講多久，那我根本無須準備。」但金直到開始發表演講的前一晚的10點鐘才開始寫他的演講稿。

父母和老師一直要求孩子們儘早開始寫作業，而不是拖到最後一分鐘才去做。在自食其力的世界中，所有行業都在為克服拖延而努力。但會不會正是拖延本身，使金髮表出了他人生中最好的演講呢？

在工作和生活中，我們不斷聽到這樣的教導：早早地行動是成功的關鍵，因為「當斷不斷，必受其患」。當我們得到一個有意義的任務時，別人建議我們要提早完成；當我們有一個創新的想法來研發一個產品或是經營一家公司時，別人會鼓勵我們要搶佔先機。當然，迅速採取行動有其明顯的優勢：確保完成任務，在市場中擊敗其他競爭對手。但在研究創新人物的過程中，我發現一個令人驚訝的現象——迅速行動、拔得頭籌的優勢遠遠小於其劣勢。的確，早起的鳥兒有蟲吃，但我們不能忘記，早起的蟲往往會被逮住。

在這一章中，我們會討論該在何時採取富有創新性的行動。當你準備做一項具有顛覆性的事情時，你就要選擇是在破曉時分開始行動，還是等到正午，或是一直推遲到黃昏時分。而在此，我的目標是審視拖延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好處，尤其是拖延任務的開始或結束時機，以及向世界宣告我們的想法的時機，推翻我們在創新道路上對時機的固有觀念。我將在這裡討論為什麼拖延作為一項惡習會有優點，為何搶佔先機的企業家總是需要面對一場艱苦的戰鬥，為什麼有時年長的創新者會勝過年輕的創新者，以及為什麼成功推動變革的領導者是那些耐心等待恰當時機的人。雖然拖延看起來有風險，但你會發現，等待實際上可以防止你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從而降低風險。要成為一個創新者，你不必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最成功的創新者並不總是按時完成任務。他們常常是那些在派對上遲到一小會兒的人。

另一個達·芬奇密碼

近日，一個極富創造力的博士生基哈爾·信（jihaeshin）向我提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想法：拖延可能有利於創新。當你拖延，你是在故意耽誤你所需要完成的工作。你也許正在考慮這項任務，但你卻沒有切實地採取措施推進這項任務的完成，而是做一些其他低效的事情。信認為，當你拖延一項任務，你就使自己獲得時間進行發散性思考，而不是拘泥於一種特定的想法。這樣一來，你可以考慮的創新概念就愈加廣泛，因而可以最終選擇一個比較新穎的方式。我對此保持懷疑，想讓她通過測試來向我證明。

信讓一組大學生寫商業計劃書，內容是關於一片大學校園空地的使用，這片空地過去是一家便利店。那些立即動筆寫的參與者，他們提出的想法往往比較傳統，比如在此處建另一家便利店；信隨機選取一些參與者不立即動筆寫，而是讓他們去玩諸如掃雷、接龍、紙牌之類的電腦遊戲，這群人產生出了更多新穎的經營理念，例如開一個家教中心或建設貯存設施。獨立評分員對最終方案進行評級，他們不知道誰是立刻開始完成任務的，誰是拖延一段時間後才完成任務的。拖延者所提出的有創意的建議比立即完成者提出的要多出28%。

雖然這些結果讓我們感到興奮，但我們擔心，拖延並不是帶來創造力的真正原因。也許是玩遊戲給人帶來精神刺激，讓參與者有精力進行更多富有創新的思考，或者僅僅是讓他們思考時能夠從任務的束縛中擺脫出來。但實驗結果顯示，不論是玩遊戲還是休息，都不是提升創造力的原因。當人們在不知道任務之前就打遊戲，他們並沒有提出更多創新性的建議。只有在他們腦中明白他們要給商家寫建議的任務之後再去玩遊戲，這種拖延才使他們提出更多有創新的建議。如果他們立即開始工作，然後在完成任務前進行休息，由於任務已經取得太多進展，他們已經無法重新思考。只有讓他們先開始思考任務，然後故意拖延，才會有想得更遠的可能性，併產生更多的創意。延遲取得的進展使他們能夠花更多的時間去考慮用不同的方式來完成它，而不是在一個特定的策略上「卡住和僵化」。

信的發現在現實世界中能站得住腳嗎？為了找到答案，她從一家韓國傢俱公司收集資料。那些經常拖延的員工花了更多的時間進行發散性思維，管理者給他們創新能力的評分更高。但不是每次拖延都能推動創意：如果員工沒有內在的動力去解決重大問題，拖延只是讓他們落在後面。但是，若是他們熱衷於提出新的想法，那麼拖延會使他們想出更多富有創意的解決方案。

拖延也許是高效的宿敵，但它可以是一種獲得創造性的資源。工業革命和新教徒辛勤工作的職業道德讓現代社會的人們非常熱衷於效率，但在很久以前，古老文明已經承認了拖延帶來的好處。在古埃及，人們用兩種不同的動詞表達拖延一詞：一個意思是懶惰，而另一個的意思卻是等待合適的時機。

歷史上一些最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和發明家都有拖延症，這並非巧合。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萊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davinci），他在繪畫、雕刻、建築、音樂、數學、工程、地質、製圖、解剖學和植物學上都頗有造詣。學者估計，達·芬奇從1503年開始創作《蒙娜麗莎》這幅作品，其間斷斷續續，直到他1519年去世前才完成。批評家認為，由於他把時間浪費在做光學實驗和其他令人分心的事上，因此他無法專心完成他的作品。不過這些干擾恰恰對他作品的創造性至關重要。正如歷史學家威廉·帕納派克（williampannapacker）解釋道：

萊奧納多對光線如何照射球體的研究，對他的作品《蒙娜麗莎》和《施洗者聖約翰》帶來影響。他在光學上花費的時間可能會推遲他完成一幅作品，但他最終在繪畫上取得的成績卻取決於他的這些實驗……這些實驗對他來說並不是一種干擾——如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想的那樣，他們是在用一生的時間進行思考，來創作出最偉大的作品。……選擇性拖延或許耽誤了萊奧納多完成某些任務，但這些任務和他內心的浩瀚宇宙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只有深深著迷於現代社會對效率狂熱追求的人才會認為他這樣做是錯的。平庸而追求效率的人只會走平凡的道路，既非常安全，又不會威脅到任何人。平庸的人不會帶來什麼改變……但是，天才是不受控制的，也是不可控制的。你不可能根據一個計劃或一份提綱來創造出天才般的驚人之作。

達·芬奇花了大約15年的時間構思《最後的晚餐》這部作品，同時他也在做許多其他工作。這幅畫一開始的草圖是主人公們坐在長椅上。十幾年後，它發展成了最終名畫里長桌邊並排而坐的13個人。雖然他經常為他自己的拖延感到惱火，但達·芬奇意識到，創意不能操之過急。他指出：「有時候，當天才工作的時間最少時，他完成的量才最多，因為他們在對發明進行周密思考，並在他頭腦中形成最完美的想法。」

拖延的紀律

拖延成為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和偉大的決策者共有的習慣。想一想那些「科學天才獎」的獲獎者——這一獎項被稱為美國高三學生的「科學界超級碗」。以心理學家瑞納·蘇伯尼克（renasubotnik）為首的團隊在這些獲獎者獲獎十多年後，也就是他們三十出頭時對他們進行採訪，詢問他們在例行公事和創造性工作，以及社會生活和健康行為中是否會拖延。超過68%的人承認他們在以上四個方面中的兩個方面存在拖延。拖延對創造性的工作尤其有用：他們「將拖延作為一段潛伏期，以避免在對科學問題或解決方案上的選擇不夠成熟」。正如一個人解釋的那樣：「通常，當我在拖延時，我的確把有些事情擱置在一邊，我需要時間來解決另一些問題。」另一個人說，「在科學工作中，想法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成熟」，拖延是「剋制衝動，避免過早做出回應」的一種方式。仔細研究了對這些早熟思想家和行動家的採訪之後，蘇伯尼克的團隊得出了一個奇怪的結論。「很矛盾的是，」他們寫道，「在創意領域中，肩負極大風險或全無後顧之憂的人是最有可能去拖延的人。」

在美國曆史上，可能只有一篇演講同金的演講一樣著名：亞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在短短的272個字中，林肯將內戰重新定義為《獨立宣言》中承諾的對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林肯在大約兩週以前才收到發表講話的正式邀請函。在他前往葛底斯堡的前一天，他只完成了大約一半的演講稿。他的秘書，約翰·尼柯萊（johnnicolay）寫道：「在這種事情上，林肯可能遵循了他慣常的做法，他會用很大力氣醞釀他的想法，使語句成型，直到達到滿意的形式他才會動筆寫下。」直到演講前夜，林肯才最終寫下結尾，演講當日的早晨，他最終定稿。他等待著，因為他想寫出最震懾人心的主題。

我們通常認為自律是一種優良品質，能夠激勵我們儘早開始工作。但創新者也同樣有一種自律，這種自律讓他們抵制住儘早完成任務的衝動。在心理學家沃爾特·米歇爾（waltermischel）所做的著名棉花糖實驗中，能夠不立刻吃糖，之後再獲得兩塊糖的孩子最終在學術上和社交上更加成功。

在發表《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之前的那個夏天，金就在內容和語氣上向三位親近的顧問尋求建議。然後，金與他的律師和演講稿撰寫人克拉倫斯·瓊斯（clarencejones）就演講進行了深入交談。之後，金讓瓊斯和另一名活動家開始撰寫一篇草稿。

在隨後的幾個星期，金抵制住了提前定下主題或方向的誘惑。直到遊行前四天，他才開始積極準備演講。遊行前的晚上，金召集了一批顧問，回到初始階段。瓊斯回憶道，金說「這是‘我們民權鬥爭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從這場運動中的關鍵人物那裡收集最佳的想法」。金在會議一開始就解釋道，他「想要重新審視想法，獲得最好的方案」。

金推遲了充實並確定演講稿的任務，他讓瓊斯從蔡格尼克記憶效應（zeigarnikeffect）中受益——1927年，俄羅斯心理學家布魯瑪·蔡格尼克（blumazeigarnik）表明，人們對於尚未處理完的事情，比已處理完成的事情印象更加深刻。一旦任務完成，我們就不再考慮這件事了。但當它被中斷，或者未完成，它在我們的腦海中仍保持活躍。瓊斯將他早期的草稿同當晚討論的話題進行比較，「有些事情從我的潛意識中湧出」

四個月前，瓊斯見了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他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他的家族非常支援民權運動。瓊斯希望能籌集資金將金從伯明翰監獄中保釋出來。洛克菲勒在一個週六開了一個銀行賬戶，給了瓊斯一個裝有10萬美元的公文包。銀行法規要求瓊斯簽下期票，洛克菲勒支付這張期票。金在發表演講之前的晚上，瓊斯回憶起那段經歷，他意識到期票可以是一個強有力的比喻。第二天，金在講話中開始的部分就使用了這一比喻：「我們共和國的締造者在擬寫憲法和《獨立宣言》的輝煌篇章時，就簽署了一張期票……然而，今天美國顯然對她的有色公民拖欠著這張期票。」

當金最後讓瓊斯上樓共同完成一個完整的草稿時，瓊斯腦中充滿各種想法。但這並不是拖延唯一的優點。

自由飛翔和祈禱

金髮表他的重要演講半個世紀後，有一組詞一直銘刻在我們共同的記憶之中：「我有一個夢想。」它是人類修辭歷史上最有名的片語之一，因為它描繪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美好未來的畫面。但我吃驚地發現，關於「夢想」這一想法根本沒有寫進講話中。它並沒有出現在瓊斯的草稿中，金也沒有將它寫在演講稿中。

在演講過程中，金最喜愛的福音歌手馬哈麗亞·傑克遜（mahaliajackson）在他身後喊道：「告訴他們這個夢想，馬丁！」他繼續按著講稿進行演講，馬哈麗亞又再次鼓勵他。面對著現場25萬聽眾，以及數百萬在電視前收看的觀眾，金臨時進行即興演講，將他的講稿放到一邊，發表他對未來的憧憬，振奮人心。「面對所有這些人，攝像頭和麥克風，」克拉倫斯·瓊斯思索道，「馬丁發表了即興演講。」

拖延除了給我們提供時間去思考新的想法，它還有另一個好處：為我們進行即興創作開啟大門。當我們已經提前做好了計劃，我們往往會堅持已經設計好的結構，而排除其他可能會出現的有創意的想法。幾年前，心理學家發現，美國最有創意的建築師往往比那些技術嫻熟但無創新的建築師表現得更率性自然、無拘無束。那些技術嫻熟但無創新的建築師認為自己在自控力和認真程度上表現得更好。在我與弗朗西斯·吉諾（francescagino）和截維·霍夫曼（davidhofmann）進行的一項對比薩連鎖店的研究中，我們發現，最賺錢的比薩店的店長認為自己最沒有效率、辦事最拖沓。同樣，戰略研究員蘇奇塔·納德卡尼（suchetanadkarni）和波爾·赫爾曼（polherrmann）對印度近200家公司進行研究，他們之後發現，那些經濟效益最好的公司的執行長大都認為自己的效率最低、最不準時。

在以上兩種情況中，最成功的組織的主管都承認他們經常會在完成工作之前浪費很多時間，有時不能給自己設定時間規劃以按時完成任務。儘管這些習慣可能會妨礙到他們工作的進展，但這使他們能夠在戰略上更加靈活。在對印度公司的研究中，每家公司的高層管理團隊中的多個成員對他們公司執行長的戰略靈活性進行評分。對於那些仔細認真計劃，喜歡儘早採取行動，並且工作勤奮的執行長，他們得到的評分顯示出他們更加僵化——一旦制定了一項戰略，他們就會繼續堅持這一戰略。而那些傾向於拖延工作的執行長則更加靈活，他們會適時改變戰略，以利用新的機會並防患於未然。

在金走上講臺發表演講之時，即便到他走到麥克風前，他還在修改著他的演講。「就在金快要上臺之前，」政治家德魯·漢森（drewhansen）寫道，「他在等待上場的時間裡還在寫寫畫畫，增刪內容，」「似乎直到金走到講臺上發表，還一直在修改他的演講稿。」在普利策獎獲獎圖書《耶穌受難記》（ibearingthecross/i）中，歷史學家戴維·加羅（davidgarrow）認為，金像「某些爵士樂音樂家那樣」進行即興演講。金表現自如，開始進行一些即興發揮。演講稿開頭有一部分稱憲法和《獨立宣言》是「承諾所有人都擁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在講臺上，金擴充了這一部分，強調了種族平等：「保證所有人——黑人及白人——擁有不可剝奪權利的承諾。」

金的演講進行到11分鐘時，馬哈麗亞·傑克遜呼籲金分享他的夢想。他當時是否聽到她說的話，現在並不清楚。但「就在一剎那間，我決定了」，金回憶道。他融入了當時的氛圍中，將他的夢想娓娓道來。演講結束時，漢森指出，「金在預先的演講中增添了很多新材料，以至於他的演講時長增加了近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