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創新者是偉大的拖延者，但他們並不是完全沒有規劃。他們有戰略地推進，通過不斷測試和最佳化不同的可能性，循序漸進地取得進展。雖然令人銘記的夢想金句是金即興發表的，但在早先的演講中就已有不同形式的排練。在近一年前，也就是1962年11月在奧爾巴尼，他就談到過自己的夢想，並在隨後的幾個月，從伯明翰到底特律，他屢次提到。僅在他發表「我有一個夢想」講話的那一年中，據估計，他走了27.5萬英里，並發表了超過350次演講。

雖然金可能拖延了演講稿的寫作，但他有豐富的素材供他使用，他可以即興發揮，這使他的表達更加真實。「金收集了一系列演講素材——他自己在佈道時所做的出彩文章，其他傳教士的作品、故事、聖經詩，最喜歡的詩人的詩句中的片段。」漢森解釋道，「與其說金是撰寫，不如說他在組裝他的演講稿，他將以前用過許多次的素材重新安排和調整。金在他演講的過程中可以進行靈活的調整，如果他不選擇脫稿講的話，他在遊行中的講話內容是否會被後人銘記，就值得懷疑了。」

開拓者和定居者

創意實驗室創始人比爾·格羅斯（billgross）在參與了100多家公司的創辦之後進行了一項分析，解釋為什麼有的公司會成功，有的公司會失敗。最重要的因素並不是獨特的想法、團隊才能和執行力、商業模式的質量，或者可用資金。格羅斯稱，「最重要的是時機。42%的情況下都是時機決定了最後的成敗」。

研究表明，在美國文化中，人們堅信先發制人的優勢。我們希望成為領導者，而不是追隨者。科學家們急於在他們的對手之前有新發現，發明家急於在他們的對手之前申請專利，企業家們渴望在自己的競爭對手之前上市產品。如果你最先推出一個新產品、提供一項服務或技術，你可以更早地上移學習曲線，佔據主要空間，並壟斷客戶。這些有利條件可以為競爭者進入市場製造障礙：他們為創新做出的努力會由於你的專利和卓越的效能而遭到扼殺，他們的增長將受到抑制，因為要說服客戶做出改變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在一項經典的研究中，營銷研究員彼得·戈爾德（petergolder）和傑拉爾德·特利斯（geraldtellis）將開拓型企業同定居型企業的成功率進行比較。開拓型企業是先行者，它們最先開發或銷售某一產品。定居型企業出手速度較慢，直到開拓型企業已經創造好一個市場，它們才進入。戈爾德和特利斯分析了36個不同類別產品中數百種品牌，發現這些品牌在失敗率上的驚人差異：開拓型企業的失敗率為47%，而定居型企業僅為8%。開拓型企業失敗的機率大約是定居型企業的6倍。即使開拓型企業生存下來，它們也只能獲得平均10%的市場份額，而定居型企業能獲得28%的份額。

令人驚訝的是，做先發制人者的缺點往往超過其好處。總的來說，研究表明，開拓者有時可能會奪取更大的市場份額，但最終存活下來的機率更低，利潤也較低。正如市場研究者麗莎·博爾頓（lisabolton）的總結：「雖然先發制人者在某些產業有一些優勢，但學術研究結果仍然喜憂參半，並不支援整體上的先發優勢。」

如果你是一個很急於進入一個新的領域的人，這些知識會讓你不要衝動，並使你仔細思考何時是最佳時機。但博爾頓發現一些令人震驚的地方：即使人們瞭解了這些證據並不支援先發具有優勢，他們仍然相信先發制人是對的。基於易得性偏差（availabilitybias），我們很容易想到那些成功的開拓者；失敗的開拓者早已被人遺忘，所以我們假設在開拓中失敗者是很罕見的。打破先發優勢這一錯誤理念的最好的辦法是：讓人們思考有哪些理由可以說明先發劣勢。根據你的經驗，成為開拓者有哪些弊端？

定居者往往被冠以模仿者之名，但這種刻板印象有失偏頗。他們並不是去順應現有的需求，相反，他們等待時機，直到他們做好準備來推出一些新的東西。他們往往進入緩慢，因為他們正在努力推出所屬行業中革命性的產品、服務或技術。家庭影片遊戲機的先驅是1972年馬格納沃克斯公司發行的奧德賽遊戲機，它只有基本的體育遊戲。定居型企業任天堂遊戲公司於1975年收購了奧德賽在日本的發行權，在接下來的10年中，任天堂研發了原創的任天堂娛樂系統，這一系統中有遊戲超級馬里奧兄弟和塞爾達傳說，這給馬格納沃克斯公司帶來沉重的打擊。任天堂對遊戲進行改變，改用操作方便的控制器，增加複雜的人物角色以及互動式角色扮演的功能。成為創新者並不需要是第一個行動的人。它只是需要有所不同，有所突破。

當創新者急於成為開拓者，他們往往會做過頭。在網際網路泡沫破滅之前，一位名叫約瑟夫·帕克（josephpark）的年輕的高盛銀行家坐在他的公寓，對於進入娛樂界所需付出的努力感到沮喪。他為什麼要長途跋涉向百事達公司（blockbuster）租一部電影？他本來只需要開啟一個網頁，挑選一部電影，讓人快遞給他。

儘管帕克建立的kozmo公司（美國的一家線上配送公司）籌集到大約2.5億美元的資金，但該公司在2001年還是破產了。他最大的錯誤就是承諾1小時內可以讓幾乎所有商品送貨上門，他們還對支援國家發展的專案進行投資，但一直沒有任何起色。一項對3000多家初創企業的研究表明，大約3/4的公司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過早地擴大規模——在市場還未成熟之時進行投資。

假如帕克進展得慢一些，他可能會注意到，在當前技術條件下，1小時內交貨不僅不切實際，而且利潤微薄。但是，線上電影租賃的需求是巨大的。當時奈飛公司剛剛啟動，kozmo公司本可以先做郵購租賃業務，然後再進入線上電影租賃的領域。之後，他也許還可以利用技術變革使instacart構建一個可以使1小時內運送雜貨獲得盈利的大型物流平臺。當其他定居者進入市場時，市場更加明確，他們可以專注於提供卓越品質的產品和服務，而不是首先去思考要提供哪些產品和服務。「你難道不願第二個或第三個進入市場，先看看第一個傢伙是怎麼做的，然後再去改進嗎？」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在採訪中問道。「當想法真正變得複雜，當世界變得複雜，認為第一個做的人能夠解決一切這種想法是十分愚蠢的，」格拉德威爾說，「大多數好的東西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弄明白。」

我們有理由相信，那些選擇推遲行動的人也許更有可能獲得成功。成為第一對於喜歡冒風險的人很有吸引力，而且他們容易做出衝動的決定。與此同時，更多傾向於規避風險的企業家在一旁觀看，等待合適的機會，在進入之前先平衡他們的風險投資組合。在一項對軟體初創公司的研究中，戰略研究人員伊麗莎白·彭迪克斯（elizabethpontikes）和比爾·巴尼特（billbarnett）發現，如果企業家們急於跟風大肆炒作的市場，他們的初創企業不太可能獲得生存和發展。而如果企業家們等待市場降溫，他們有更高的成功機率：「不墨守成規的人……那些逆潮流而上的人最有可能留在市場上，獲得資金，並最終上市。」

由於定居者沒有那麼大的雄心，他們會改進競爭對手的技術，使產品質量更好。如果你是第一個進入市場的人，你必須自己承擔一切損失。同時，定居者可以在一旁觀看，從你所犯的錯誤中學習。friendster於2002年成立，是全球首家社交網站，在一年之內就擁有了300萬名會員。由於領導者急於擴張，他們沒有注意到超過一半的網站流量在東南亞，這不會對他們獲得廣告收入有好處。當臉書在2004年推出時，他們首先針對大學生這一比較小的群體，領導者耐心地瞭解使用者的偏好，這為他們之後增加「建立群組」「新鮮事」「聊天」功能鋪平了道路。臉書看到myspace（另一家社交網站）中的廣告混亂無效，於是與廣告商合作，進行有條理、有針對性、人性化的廣告。「先發制人是一種手段，而不是最終的目的，」彼得·泰爾（peterthiel）在《從0到1》（izerotoone/i）一書中寫道：「如果之後進入的人趕上你並把你打敗，那做第一個進入的人不會給你帶來任何好處。」

開拓者往往會停留在其早期的產品中，而定居者可以觀察市場變化以及不斷變化的消費者需求，並做出相應調整。對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汽車行業的研究發現，開拓者存活的機率更低，因為他們要努力奔走以建立合法性，所開拓的道路並不符合市場的要求，並且隨著消費者需求的變化而變得過時。定居者享有的好處是可以等市場做好準備。沃比帕克建立之時，電子商務企業已經蓬勃發展了10多年，雖然其他試圖在網上銷售眼鏡的企業收效甚微。「如果我們很早以前開始做，我們絕對不會獲得成功，」聯合執行長尼爾·布盧門撒爾告訴我，「我們要等人們習慣了在諸如亞馬遜、美捷步、bluenile網站上購買他們通常不會在網上訂購的東西。」

在商界以外的其他領域也同樣如此。許多有創新精神的人的創新想法和行動都失敗了，因為他們太超前了。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情局，當卡門·梅迪納一開始說出她在網上更迅速地共享數字資訊的想法時，該機構還沒有準備好考慮她的這一想法。但隨著電子通訊變得更安全、更為人們所熟悉，人們變得更容易接受她的這一想法。「9·11」恐怖襲擊事件則更加清楚地表明，如果情報機構之間不能有效地共享資訊，那麼它們會承擔巨大的後果。「時機就是一切，」梅迪納的同事蘇珊·本傑明說，「在這間隔期間，很明顯連傻子都知道要採取不同的行動方式了——這是時代的需求。對於任何有點腦子的人來說，都很難不去接受她的想法並同意這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19世紀40年代，匈牙利醫生依格南茲·塞麥爾維斯（ignazsemmelweis）發現讓醫學生洗手可以大大降低分娩過程中的死亡率，但他被同事嘲笑，最後在療養院鬱鬱而終。20年後，直到巴斯德和科赫奠定了細菌理論的基礎，塞麥爾維斯的想法才得到科學認可。正如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maxplanck）曾經說過：「一個新的科學真理獲得勝利，並不是因為它說服了對手並讓他們看到了光明，而是因為其對手最終死亡。」

我並不是說成為第一永遠都是不明智的。如果所有人都等待別人先採取行動，就不會有任何創新出現。我們需要一些人成為開拓者，他們也會獲得相應的回報。當涉及專利技術時，或者是有很強的網路效應（當使用者數量越多，產品或服務就變得越有價值時，例如電話或社交媒體產品）時，先發優勢往往會佔上風。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成功的機率並不高。如果市場不確定、處於未知狀態或者還不成熟，做開拓者就有明顯的劣勢。這裡的一個關鍵教訓是，如果你有一個創新性的想法，僅僅是因為想擊敗你的競爭對手就匆匆行動，這樣的做法是錯誤的。正如拖延可以讓我們有一定的靈活度去完成任務，推遲進入市場可以讓我們進行學習和適應，使我們能夠減少與創新相關的風險。

但是，當我們擴大我們的視野，不僅僅侷限於某一任務的具體時間表和產品的生命週期，我們會發現什麼呢？在人的一生中，等待太久再採取行動有沒有風險呢？

創造力的兩個生命週期：年輕的天才和年長的大師

人們通常認為，創新出自年輕人之手。用著名的風險投資家維諾德·科斯拉（vinodkhosla）的話來說：「35歲以下的人是帶來變革的人，超過45歲的人基本上就已經沒有新的想法了。」在愛因斯坦20多歲發表他驚人的相對論之後，他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在30歲之前沒有對科學做出過巨大貢獻，以後就永遠也不會做出了。」可悲的是，創新者常常隨著時間推移而失去其創新精神。愛因斯坦的兩篇關於相對論的論文給物理界帶來重大變革，之後，他反對量子力學，而量子力學卻成為該領域的下一個重大革命。愛因斯坦感嘆道：「為了懲罰我對權威的蔑視，命運讓我自己成了權威。」

但這種創新水平的下降並非無法避免。當企業向員工徵集意見，有證據表明，與年輕的同事相比，老員工往往會提出更多和更高質量的想法，最有價值的建議是55歲以上員工提出來的。在藝術和科學領域，芝加哥經濟學家戴維·蓋倫森（davidgalenson）向人們說明，雖然我們會很容易記住年輕時就攀上事業頂峰的天才，但有很多人是在年紀更大時攀登到頂峰的。在醫學界，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年僅25歲就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但同時有羅傑·斯佩裡（rogersperry）——他在49歲發現了大腦左右半球之間不同的分工。在電影界，奧森·威爾斯（orsonwelles）在25歲時拍攝了其第一部傳記體影片《公民凱恩》（icitizenkane/i），同時還有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hitchcock），他的三部最熱門的電影是在他職業生涯30年後才拍攝出的，分別是在59歲（《迷魂記》vertigo）、60歲（《西北偏北》northbynorthwest），和61歲（《驚魂記》psycho）。在詩歌界，卡明斯（cummings）在他22歲時寫下他第一篇有影響力的作品，並且有一大半作品是在40歲之前寫的，而羅伯特·弗羅斯特92%的著名作品是在他40歲之後完成的。如何解釋這些截然不同的創造性生命週期——為什麼一些人的創造力很早就到達高峰，而其他人到得更遲一些呢？

我們何時會達到創意峰值並且會持續多久，取決於我們的思維方式。當蓋倫森對創新者進行研究，他發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創新風格：概念型和實驗型。概念型創新者想出一個偉大創意，並開始著手執行。實驗型創新者通過反覆嘗試來解決問題，在進行的過程中學習和不斷變化。他們著手應對一個特定問題，但他們在一開始頭腦中沒有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他們並沒有預先做好規劃，而是在做的過程中思考。套用作家福斯特的話來說，在我能看到我說的是什麼之前，我怎麼能知道我在想什麼。

據蓋倫森稱，概念型創新者如同短跑運動員，實驗型創新者則如同馬拉松選手。當他對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進行研究時，他發現，平均而言，概念型創新者在43歲時達成了他們最有影響力的成就，而實驗型創新者在61歲時才做出。當他對著名詩人流傳最多的詩做分析時，他發現概念型創新者在28歲時完成最著名的作品，而實驗型創新者在39歲才完成。在對每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的獨立研究中，對於30歲以下獲獎的年輕天才，正好有一半是那些做理論工作的概念型創新者。而在45歲及以上的物理學家中，92%的人進行實驗工作。

概念型和實驗型創新者之間這些根本的差異可以說明為什麼有些創新者的創新峰值來得早，而有些來得晚。概念型創新可以很快完成，因為它不需要多年來系統性的調查。當沃森和克里克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他們並不需要等待資料的積累——他們構建了一個三維理論模型，並檢驗了由羅莎琳德·富蘭克林（rosalindfranklin）提供的x射線影像。此外，概念型洞見往往發生在一個人的生命早期，因為當我們用全新視野解決一個問題時，是最容易得出一個驚人的創新性洞見的。「概念型創新者通常在他們第一次接觸到某學科不久之後做出對這門學科最重要的貢獻。」蓋倫森發現。由於這個原因，一旦概念型創新者禁錮於傳統的解決問題的方式，他們的創新能力就會減弱。如同蓋倫森解釋的那樣：「年紀大的概念型創新者無法同他們年輕時做出的傑出成就相比，並不是因為他們江郎才盡。相反，它是受到長期積累的經驗的影響……概念型創新者的真正敵人是思維定式……他們可能會成為早期重要成果的俘虜。」

作為一個概念型創新者，這正是愛因斯坦的問題。當他發展出狹義相對論時，他並沒有進行科學研究，而是進行思想實驗——他想象自己追隨著一束光。他對科學的主要貢獻是其思想和理論，這些思想和理論可以用來解釋別人的實驗結果。當愛因斯坦內化了相對論的原則，他努力為適應量子物理學的需要而改造那些原則。在詩歌領域，蓋倫森指出，卡明斯面臨著類似的障礙。卡明斯在二十出頭時想象了他自己的語言規則、語法規則和標點符號規則，到他50歲時，一位評論家說：「卡明斯仍然是一個實驗中的實驗者。有趣的是，他總是在談論成長，但始終保持一成不變。」之後，當卡明斯65歲時，另一位評論家說，「卡明斯是一個勇於創新的詩人」，但「他的書都是完全一樣的」。套用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maslow）的話說，如果你有一把錘子，那麼一切事情在你看來都像釘子。

相反，儘管實驗型創新可能需要幾年或幾十年的時間來積累必要的知識和技能，但這些是創新更為持續的源泉。羅傑·斯佩裡花了多年時間對裂腦貓和裂腦病人進行實驗，以確定大腦半球是如何運作的。羅伯特·弗羅斯特在20多歲時並沒有寫出他經久不衰的詩篇，在30多歲時也只做出8%的詩篇，在他40多歲時終於嶄露頭角，之後在他60多歲時也創作出許多不朽詩篇。詩人羅伯特·洛厄爾（robertlowell）發現，弗羅斯特「循序漸進地檢驗他對地點和人物的觀察，直到他最好的詩篇像偉大的小說那樣豐富多彩」。弗羅斯特如同一個探險家，到世界各地冒險，收集素材，仔細傾聽真正的對話。「我從不會用一個我在人們說話中從未聽過的詞或片語」，弗羅斯特承認，每首詩都是一種對不同元素進行混合的實驗。「作家不會感到驚訝，讀者也不會感到驚訝，」他喜歡說，「當我開始創作一首未知的詩——我不希望在詩中可以看出它是朝著一個好的結局發展……你一定要快樂地去探索詩的最終結局。」

概念型創新者往往很早就產生創新的想法，但他們冒著自我複製的風險。實驗型的方法往往需要花更長時間，但擁有更強的再生能力——通過實驗，我們不會複製我們過去的觀念，而是能夠不斷發現新的觀念。學者指出，馬克·吐溫在49歲出版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中就使用了「試錯法」。他們「發現在他寫作的過程中，情節靈活多變，腦海裡沒有一個明確的方案或計劃」。吐溫自己說：「隨著短篇故事發展成為長篇故事，最初的構想（或主題）很容易被推翻，被一個完全不同的想法所取代。」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不斷積累專業知識，要想保持我們的創新精神，最好的辦法是採取一種實驗型的方法。在創作中，我們可以預先做更少的計劃，並開始對不同種類的初步想法和解決方案進行檢驗。最後，如果我們足夠有耐心，我們會碰上新穎有用的東西。實驗型方法使達·芬奇受益匪淺，他完成《最後的晚餐》時已經46歲，在50多歲時才開始創作《蒙娜麗莎》。「只有通過繪畫，他才真正開始明白，他的視野才變得清晰。」一位學者寫道。另一些人評論道：「萊昂納多就如同用黏土進行雕塑的雕塑家，他從不接受任何最終的造型，只是不斷去創造，甚至不惜冒著掩蓋其最初獨創想法的風險。」

馬丁·路德·金同樣也是實驗型創新者。儘管他發表《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時只有34歲，但他在公開場合就民權發表演說已有20年了。在15歲時，他因為公開發表關於民權的演講而在決賽中勝出。在接下來的幾十年時間，他嘗試一系列可能的措辭來表達他的願景。在他發表過的成千上萬的演講中，他不斷地排練不同的韻律和疊句。在他獲得了年長者的經驗後，正如卡爾·韋克（karlweick）描述的那樣，他通過「把舊的東西放在新的組合中，以及將新的東西放在舊的組合中而實現創新」。

那些耐心等待的人會有所收穫，對於實驗家來說，成為創新者永遠不會太晚。在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lloydwright）獲得《流水別墅》（ifallingwater，他最有名的作品/i）的合同後，他拖延了近一年，其間零零碎碎創作出一些草圖，直到68歲時才最終完成設計。雷蒙德·戴維斯（raymonddavis）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他51歲時才開始進行實驗，直到80歲高齡時才完成。做的實驗越多，你受自己過去想法的束縛就越少。你通過從你在觀眾中、畫布上或在資料中發現的東西進行學習。你不應該深陷於自己想象中的狹隘視野，而應該通過觀察外面的世界，來提高你對其他領域的洞察力。

短跑對年輕天才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策略，但要成為一名年長的大師，需要有耐心跑完馬拉松。兩者都是通往創新的路徑。然而，對於那些沒有獲得靈光一閃的人來說，緩慢而穩定的實驗可以照亮他們通往創新的更長久的路徑。「當然，不是每一個沒有成就的65歲的人都是未被發現的實驗型創新者，」作家丹·平克（danpink）說道，「但這一想法或許會增進那些不屈不撓、不斷嘗試、無所無懼的人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