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的特質
要成為一個離經叛道者,需要承擔極大的風險。這種想法已經深入我們的文化、骨髓和靈魂之中,以至於我們很少會停下來去思考它是否正確。我們崇拜諸如尼爾·阿姆斯特朗(neilarmstrong)和薩莉·賴德(sallyride)之類的宇航員,崇拜他們身上擁有的「正確的特質」——離開人類長期居住的星球去太空中大膽冒險的勇氣。我們讚頌諸如聖雄甘地(mahatmagandhi)和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jr.)這樣的英雄人物,他們充滿堅定的信念,誓死捍衛他們所珍視的道德原則。我們將史蒂夫·喬布斯(stevejobs)和比爾·蓋茨(billgates)奉為偶像,崇拜他們有勇氣中途輟學,全身心地投入創業,把自己關在車庫中,努力將頭腦中的想法變為現實。
當我們驚歎這些給世界帶來創造力和重大改變的創新者時,我們往往以為他們是不同尋常的人。如同一些幸運的人,他們生來就有基因變異,使他們不受諸如癌症、肥胖、艾滋病等疾病的影響。同樣,我們認為偉大的創造者生來對風險就有免疫能力。他們註定會勇敢地面對不確定性,忽視來自社會的阻力;他們壓根就不擔心做離經叛道者所要付出的代價。他們註定成為打破舊習者、反叛者、革命者、搗亂者、標新立異者以及唱反調者,他們絲毫不受恐懼、拒絕和嘲諷的影響。
「企業家」(entrepreneur)這一概念是由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cantillon)提出的,其字面意思是「風險承擔者」(bearerofrisk)。當我們讀了沃比帕克驚人崛起的故事,我們就會清晰地感知到這層含義。如同所有偉大的創造者、創新者和變革者,創立者們因為願意堅持信念而改變了世界。畢竟,如果你不盡最大努力擊球,你就不可能成功打出一個全壘打。
難道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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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比帕克成立6個月之前,創始人之一尼爾·布盧門撒爾(neilblumenthal)正在沃頓商學院的教室裡聽我上課。他個子高,留著黑色捲髮,待人彬彬有禮,沉穩但不失活力。他曾在一家非營利機構工作過,由衷地希望能使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當他向我宣傳這家公司時,同許多其他的懷疑者一樣,我告訴他這聽起來是個有趣的想法,但很難想象人們會在網上買眼鏡。
我知道,由於消費者對網購眼鏡還持有懷疑態度,沃比帕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使公司成功執行。當我得知尼爾和他的朋友們是如何為網站上線做準備時,我有種不良的預感,認為他們註定會失敗。
我告訴尼爾,他們面臨的第一個打擊是他們還是在校生。如果他們真的對沃比帕克充滿信心,他們應該退學,投入全部精力去創辦這個公司。
他回答道:「我們想給自己留有後路。我們不確定這是否是一個好的想法,我們也不清楚它是否會成功,所以我們利用我們上學期間的業餘時間做這項工作。在開始創辦前,我們四個就是朋友,我們承諾相互間公平對待比成功更重要。但這個暑假,傑夫獲得了獎學金,從而可以全職投入這項事業。」
那其他三位創始人都在做什麼呢?尼爾坦言道:「我們都要去實習。我在諮詢機構,安迪在風險投資公司,戴夫在醫療保健行業。」
他們的時間十分有限,注意力又被分散於其他事務,到如今連網站還沒建好,而他們花了6個月的時間才就公司的名字達成一致。這是第二個打擊。
但在我對他們完全放棄之前,我記得他們都將於年底畢業,這意味著他們最終有時間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尼爾卻打了退堂鼓,對我說:「呃,並不是這樣。我們已留好後路。為防止公司不成功,我已經在畢業後接受了一份全職工作。傑夫也一樣。為確保能夠有選擇,戴夫在暑假得到了兩份不同的實習,他正在同他之前的僱主談論再次歸隊的問題。」
第三個打擊。他們出局了,我也一樣。
我拒絕對沃比帕克進行投資,因為尼爾和他的朋友們同我太像了。我當教授是因為我熱愛發現新的想法,樂意分享知識,並教育下一代學生。但在我內心最深處,我知道我也是被終身聘用制的穩定所吸引。在我20多歲時,我從沒有信心去創業。如果我有的話,那我一定不會待在學校,找一份工作以維持我的基本生活。
當我將沃比帕克創始人們所做的選擇同我頭腦中成功企業家所做的選擇相比時,兩者並不一致。尼爾和他的同伴們缺乏全力以赴的勇氣,這使我不禁懷疑他們是否有堅定的信念和奉獻的精神。他們對於成為成功企業家並不上心:他們並沒有投入多大的賭注。在我看來,他們註定會失敗,因為他們求安穩而不是去冒險。但事實上,這也正是他們成功的原因。
b在這本書中,我想揭露一種錯誤的觀念,即創新需要冒風險。/b我想讓你們知道,創新者事實上比我們意識到的與我們更類似。在每一個領域,不管是商業、政治、科學還是藝術領域,那些用創新性想法改變世界的人很少是充滿堅定信念和奉獻精神的模範人物。由於他們質疑傳統,挑戰現狀,他們也許表面上顯得勇敢和自信。但當你層層剝開外表,會發現他們同樣也存在恐懼,會猶豫不決,併產生自我懷疑。他們被視為積極主動的人,但他們的動力往往是由別人所激發的,有些時候甚至是受外力影響被迫去做的。儘管他們看起來渴望風險,但他們實際上更希望能夠規避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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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項有趣的研究中,管理學研究員約瑟夫·拉菲(josephraffiee)和馮婕(jiefeng)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當人們開始創業時,他們是繼續做自己的本職工作更好還是辭去工作更好?從1994年一直到2008年,他們追蹤了美國範圍內具有代表性的5000多位美國企業家,年齡從20多歲到50多歲不等。這些公司創始人是否繼續或者辭去他們的本職工作並不受經濟需要的影響;那些有著較高家庭收入或較高薪水的人,他們辭職成為全職企業家的可能性並不比其他人多或少。調查顯示,那些全身心投入於創業的人是充滿信心的冒險者。那些一邊有自己的本職工作一邊創辦企業的企業家則更怕冒風險,並且對自己缺乏信心。
如果你同大多數人想的一樣,你會認為冒險者有明顯的優勢。但研究顯示卻恰恰相反:同那些辭去本職工作的企業家相比,那些繼續本職工作的企業家失敗的機率要低33%。
如果你不願冒險,並且對自己想法的可行性存有一些懷疑,你創辦的企業很可能會基業長青。但如果你是不計後果的賭徒,你的初創企業則可能更為脆弱。
如同沃比帕克的建立者,那些被排在美國商業雜誌《快公司》2015年最具創新力公司榜單前幾位的公司創始人,即便在他們的公司成立以後也照樣繼續做著自己的本職工作。前田徑明星菲爾·奈特(philknight,耐克公司創始人)於1964年開始用他的汽車後備廂擺攤起家,銷售跑鞋,但一直到1969年,他還一直在從事會計工作。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wozniak)在發明了第一代蘋果電腦之後,於1976年與史蒂夫·喬布斯合作建立了蘋果公司,但直到1977年他仍在惠普公司做全職工作。雖然早在1996年,拉里·佩奇(larry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brin)就琢磨出了應該如何大幅度地改進網際網路搜尋,但直到1998年他們仍在斯坦福大學繼續研究生學習。佩奇說:「我們差點沒辦成谷歌公司,因為我們非常擔心完成不了博士研究專案。」1997年,考慮到建立搜尋引擎公司使他們無法專心於研究,他們試圖以總價不到200萬美元的價格將谷歌賣出。幸運的是,潛在賣家拒絕了這筆交易。
繼續做本職工作這種習慣並不限於成功的企業家。許多有影響力的創新人才即使在從重大專案中獲得收入以後,仍繼續從事他們的全職工作或學業。電影《塞爾瑪遊行》(iselma/i)的導演阿娃·杜威內(avaduvernay)在拍攝她頭三部電影的同時還做著公關的全職工作,在拍片4年並獲得許多獎項之後,她才將拍電影作為全職工作。布萊恩·梅(brianmay)開始在新的樂隊演奏吉他時還正在攻讀天體物理學的博士學位,而且他並沒有因此停止學業。幾年之後他才全職加入皇后樂隊,之後不久他寫出了那首《wewillrockyou》。格萊美獎獲得者約翰·傳奇(johnlegend)2000年釋出了第一張專輯,但直到2002年,他仍從事著管理顧問的工作,他白天準備金融模型和幻燈片演示,晚上寫歌,週末表演。恐怖小說大師斯蒂芬·金(stephenking)在寫完第一個故事之後的7年時間裡曾做過老師、管理員和加油站值班員。他在第一部小說《魔女嘉莉》(icarrie/i)出版一年之後才辭職。《呆伯特》(idilbert/i)漫畫的創造者斯科特·亞當斯(scottadams)在他連載在報紙上的第一部連環畫作品大獲成功之後,仍然在太平洋貝爾電話公司工作了7年。為什麼這些創新者求穩而不是冒風險呢?
為何風險就像股票投資組合
半個世紀之前,密歇根大學心理學家克萊德·庫姆斯(clydecoombs)提出一個具有創新性的風險理論:在股票市場,如果你決定進行一項風險性投資,那麼你就需要謹慎地對待其他投資來保護自己。庫姆斯提出,在日常生活中,成功人士對待風險也同樣如此,他們在組合中平衡各項風險。當在一個領域鋌而走險,我們可以通過在其他領域謹慎行事來降低整體風險水平。如果你打算豪賭一把,那麼在開往賭場的路上,你也許會放慢速度,低於限速行駛。
風險組合可以用來說明為何人們通常在生活中的一個方面表現得極富創意,而在其他方面則相當傳統。棒球俱樂部總經理布蘭奇·瑞基(branchrickey)大膽地將傑基·羅賓森(jackierobinson)帶入球場,打破了種族隔離的障礙,但布蘭奇在工作日外的週日不去球場,不說任何髒話,也滴酒不沾。t.s.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ithewasteland/i)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詩歌之一。但在1922年發表之後,艾略特一直在倫敦的一家銀行工作,一直到1925年,因為他不想冒任何經濟風險。小說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huxley)去他的辦公室拜訪後評論道,艾略特是「所有銀行職員中最有銀行職員氣質的人」。當艾略特最終辭去了這一職務,他仍舊沒有自立門戶。在之後的40年裡,他一直在一家出版社工作,這使他的生活穩定而有條理,在業餘時間裡他也創作詩歌。正如寶麗來(polaroid)創始人埃德溫·蘭德(edwinland)所說,「沒有人能在一個領域是完全原創的,除非他對於其他領域的態度都是固定的,從而在情感和社會上都有安全感」。
但白天的工作難道不會分散我們做自己最擅長之事的精力嗎?常識告訴我們,如果不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創意性的成就很難實現,如果沒有集中精力努力工作,公司也不會繁榮昌盛。這些假設忽視了一個平衡的風險組合的重要效益:在一個領域有安全感,使我們能夠自由地在另一個領域成為創新者。能夠應付基本的生活開銷,我們就不會迫於生存壓力而去出版半成熟的書,銷售拙劣的藝術品,或創辦未經考驗的公司。皮埃爾·奧米迪亞(pierreomidyar)創辦億貝(ebay)時,這只是他的一個興趣;在之後的9個月裡他一直幹著程式設計師的工作,直到億貝的收益超過他的薪水時,他才辭去之前的工作。endeavor公司創始人兼ceo琳達·羅滕伯格(lindarottenberg)數十年來致力於培訓世界傑出的企業家,她曾說:「最好的企業家並不是那些追逐最大風險的人,而是努力將風險降到最低的人。」
平衡風險組合並不意味著保守持中,不去冒太大風險。相反,成功的創新者在一個領域冒極大風險,在另一領域卻極度謹慎從而抵消了風險。薩拉·布雷克裡(sarablakely)在27歲時產生一個新穎的想法——生產無腳連褲襪。當時她只有5000美元的儲蓄,她冒著極大風險,用所有儲蓄進行投資以實現她的這一想法。為了平衡風險,她繼續做了兩年銷售傳真機的全職工作,利用晚上和週末時間製作產品原型。為了節約資金,她親自寫專利申請,而不是僱用律師去寫。當spanx內衣公司成功創辦,她成為歷史上最年輕的白手起家的女性億萬富翁。100年前,當亨利·福特(henryford)開始構建他的汽車帝國之時,他是愛迪生照明公司的總工程師,這使他有足夠的時間和金錢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研究汽車。在發明了化油器技術並在一年後獲得專利權之後,他繼續在愛迪生照明公司工作了兩年。
從哈佛退學創辦微軟的著名人物比爾·蓋茨又是如何呢?當蓋茨在大二時售出一個新的軟體程式時,他並沒有退學,而是等了整整一年才離開學校。即便在那時,他仍沒有退學,而是申請了休學,獲得了學校的正式批准,而且他的父母給他提供了一筆資金,從而平衡了風險。企業家瑞克·史密斯(ricksmith)寫道:「比爾·蓋茨根本不是世界上最敢冒風險的人,更準確地說,他也許應該被視為世界上最善於降低風險的人。」
正是這種降低風險的方法造就了沃比帕克的成功。沃比帕克的兩位聯合創始人尼爾·布盧門撒爾和戴夫·吉爾伯亞(davegilboa)是公司的聯席執行長。他們拒絕選擇一位領袖的傳統做法,而是認為有兩位領袖更穩妥。的確,事實證明選擇聯席執行長的做法獲得了良好的市場反響,並增加了企業的價值。從一開始,他們的第一要務就是降低風險。戴夫說:「我並不想孤注一擲,把一切賭注投在沃比帕克上。」在公司創立之後,他仍在探索其他商業機遇,並在校園裡做調查研究,驗證他的一些科學發現是否有潛在的商業價值。有了這些後備方案在手,創始人們更加敢於承擔風險,將他們的企業建立在一個未被證明的假設之上,即人們願意在網上購買眼鏡。他們不僅僅承認這一不確定性,還積極採取措施來降低不確定性。尼爾說道:「我們一直在探討如何來降低風險。整個過程包含一系列的可行性決定和不可行性決定。我們每走一步,都要仔細權衡。」
作為降低風險的一部分,4位創始人上了一個企業家培訓班,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完善他們的商業計劃。為了使顧客更加適應不太熟悉的網上預訂眼鏡的概念,他們決定提供免費退貨服務。但在市場調查和焦點小組測試中,他們發現即便提供了退貨的承諾,顧客還是對線上購買眼鏡這件事猶豫不決。「許多人就是不願意接受這種方式,這著實讓我們質疑創辦這家公司的一切前提。」尼爾回想道,「那時我們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之中。我們退回到原點,重新思考我們的計劃。」
深入討論了面臨的問題之後,創始人們想出一個解決方法:免費家庭試戴計劃。顧客可不用支付任何費用預訂幾副鏡架,如果他們不喜歡鏡框的樣式或材質,只要寄回來就可以。事實上,這比免費退貨服務更省成本。如果顧客買了一副配有鏡片的鏡架,然後又不要了退回來,沃比帕克會損失很多錢,因為每個顧客的鏡片度數是不一樣的。但是如果顧客只試戴鏡架然後把不滿意的退回,公司就可以再次使用這些鏡架。這種方式讓戴夫既有信心又有熱情,他說:「等到我們已經為創立公司做好準備,是時候決定是否要全職投入進去時,整件事看起來並沒有什麼風險。我並沒感到做出這個決定有多麼艱難。」免費家庭試戴計劃是如此受歡迎,以至於沃比帕克不得不在上線後的48小時內暫時中止了這一計劃。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企業家和其他人一樣不喜歡冒風險,雖然很少有人提出這一結論,但事實上許多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在這一點上已經達成共識。在一項對800多位美國人的代表性研究中,企業家和僱員被要求從以下三個選項中選擇他們傾向於開始創立的企業:
(1)能獲得500萬美元的收益,有20%的成功率;
(2)能獲得200萬美元的收益,有50%的成功率;
(3)能獲得125萬美元的收益,有80%的成功率。
大部分企業家更傾向於選擇最後一個選項,也就是最保險的一個。不管收入、財富、年齡、性別、創業經歷、婚姻狀況、教育水平、家庭大小、對其他公司表現的預期如何,這一結果都成立。作者得出結論,「我們發現企業家比普通大眾更傾向於規避風險」。
這些只是企業家們在調查中展現出來的選擇偏好,但是當你追蹤他們在現實世界的行為時,你會很明顯地發現,他們只是避免巨大的風險。經濟學家發現,在青少年時期,成功的企業家打破規則、從事違規活動的機率幾乎是他們同齡人的三倍。然而,當你仔細看看涉及的具體行為,你會發現,那些日後成功創辦公司的青少年其實只冒了相對較小的風險。當心理學家研究了一批美國雙胞胎和瑞典公民之後,他們發現了這一相同的結果。
在所有這三項研究中,成為成功企業家的那些人在小時候都有違抗父母、宵禁時仍逗留在外、逃學、偷東西、賭博、飲酒和吸食大麻的經歷。但他們不大可能會參與風險更大的活動,如酒後駕車、購買毒品或偷竊貴重物品等。無論他們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或家庭收入如何,這一結果都成立。
創新者對待風險的態度的確也各有不同。一些人就像從事跳傘運動的賭徒,一些人則像細菌恐懼症患者那樣小心翼翼。要成為創新者,你必須嘗試一些新的東西,這就意味著你或多或少要承擔一些風險。但最成功的創新者並不是不看好路就跳的大膽魯莽的冒失鬼。他們不情願地小心翼翼地踮著腳走到懸崖邊緣,計算好下降速率,再三檢查他們的降落傘,並在崖底備好安全網以防萬一。正如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gladwell)在《紐約客》(ithenewyorker/i)中寫道的:「很多企業家承擔大量的風險,但這些一般都是失敗的企業家,而不是成功的案例。」
是否顧慮社會壓力也不是區分創新者與非創新者的標準。根據一項對1.5萬餘名企業家的60項研究的綜合分析,那些很少取悅他人的人成為企業家的機率並不更高,他們公司的業績也並不更好。在政治上,我們也看到了同樣的模式:數百位歷史學家、心理學家和政治科學家對美國總統進行了評價,發現那些遵循人民意願,依照前任慣例而行的總統最沒有作為。那些勇於挑戰現狀,為改善國家命運而進行重大變革的總統則往往被歸為最偉大的總統之列。但是這些挑戰行為與他們是否打心底裡在意公眾認可和社會和諧毫不相關。
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通常被視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當專家們根據「取悅別人,避免衝突」這一項對總統進行排序時,林肯得分最高。在內戰期間,他一天要花4個小時的辦公時間同公民和赦免逃兵見面交談。在簽署《解放奴隸宣言》之前,林肯就是否應該廢奴的問題苦惱了半年之久。他對自己是否擁有憲法賦予的解放奴隸的權力存在懷疑,擔心這一決定可能會使他失去邊境各州的支援,害怕他們會放棄作戰,從而使整個國家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之中。
b創新並不是一個固定的特徵,而是一種自由的選擇。/b林肯並沒有與生俱來的創新個性。勇敢應對爭議並不是他基因中自帶的,而是一種有意識的行為。正如偉大的思想家b.杜波依斯(b.dubois)寫道:「他是你們中的一個,但他成為了亞伯拉罕·林肯。」
通常,在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中缺少控制的可能性。幾年前,谷歌邀請耶魯大學著名教授艾米·瑞茲尼沃斯基(amywrzesniewski)來幫助銷售和行政人員提升他們的工作倖福感,因為在谷歌,這些崗位上的員工並不像工程師一樣擁有很高的自由度、地位,或很酷的專案。我參與了這一專案,於是瑞茲尼沃斯基教授、我以及另一合作者賈斯汀·伯格(justinberg)三人一同前往加州、紐約、都柏林和倫敦的谷歌公司尋找解決方案。
許多員工對谷歌的忠誠度是如此之高,以至於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是不能被改變的。在他們看來,他們的任務和互動就像石膏一樣被固定好了,所以他們並沒有想過要調整這些工作。
為了打破他們的思維定式,我們同珍妮弗·克羅斯基(jenniferkurkoski)和布萊恩·韋勒(brianwelle)這兩位負責谷歌人力分析工作的創新者合作,推出了一個由數百位員工參與的工作坊。我們向員工介紹了一個概念,即工作不是靜態的雕塑,而是靈活的積木。我們向他們列舉了一些榜樣人物,這些人成了自己本職工作的建築師,他們對工作任務和人際關係進行調整,以使它們與自己的興趣、技能和價值觀更一致,比如:一個極富想象力的銷售人員自告奮勇設計了一個新的標識,一個熱情直率的財務分析師用影片同客戶進行聊天,而不是使用電子郵件。接著,我們鼓勵參與者用一種陌生的方式去審視自己熟悉的工作,即vujade。他們於是開始對自身角色有了新的願景,這一願景更為理想,但仍然符合實際。
管理層和負責專案的幾位同事分別在工作坊開始之前和結束之後的數週內對每個員工的幸福感和工作業績進行了評估。整個工作坊會議只持續了90分鐘,所以我們不確定這是否足以對員工們產生影響。但是6周之後,那些將工作視為靈活可變的員工們,他們的幸福感和工作業績大幅提升。在認真思考如何調整他們的工作之後,他們採取了實際行動對本職工作加以改進。在那些沒有參加過工作坊的對照組員工中,他們的幸福感和工作業績沒有表現出任何變化。當我們又增加了一項新內容,鼓勵員工將自己的技能也視為靈活可變的,在至少6個月時間內,他們的幸福感和工作業績因此得到了提升。他們不僅僅利用現有的才能,還主動去培養新的能力,使他們能夠將本職工作變得新穎而有個性。這樣一來,與他們的同事相比,他們獲得晉升或調到一個理想崗位的可能性就高了70%。由於他們不滿足於做一成不變的工作並不斷提升他們的技能,他們變得更快樂、更高效,並使自身能夠勝任更適合他們的角色。他們逐漸意識到,他們面對的很多侷限其實是自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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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已經發現成功的創新者往往會質疑預設的常規並平衡風險組合,接下來,本書將說明如何才能推進創新想法。作為沃頓商學院的一名組織心理學家,我用了十多年的時間研究如何培育創新精神,並對廣泛領域進行了研究,其中包括技術公司、銀行、學校、醫院和政府等。我也篩選出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傑出的創新者,希望在本書中與大家分享他們的智慧,從而使我們都可以變得更有創新精神,並且不影響我們的人際關係、聲譽和職業。我希望我的發現將能幫助人們在離經叛道的路途上鼓起勇氣,用對策略——並給領導人提供一些必要的洞見,讓他們明白如何在團隊和組織中培育出鼓勵創新的文化氛圍。
我會講述一些在商業、政治、體育、娛樂等諸多領域中令人驚訝的研究結果和故事,指出阻礙進步的壁壘,以及孕育創新、道德反叛和組織變革的種子。b本書的第一部分側重於談論如何在形成、識別、表達創新想法的過程中管控風險。/b我們知道,新的想法充滿了不確定性,但強有力的證據表明,我們可以提升甄別優劣的技能,從而避免將賭注下在那些糟糕的想法上。接著,一旦你發現了一個非常有前景的想法,下一步就是有效的溝通。我會就如何表達觀點分享一些最佳做法,對如何挑選資訊和聽眾提供建議,從而讓你能得到更多的傾聽而非懲罰。在這個過程中,我會寫到為什麼有些最流行的電視節目險些沒有被播放,為什麼一位企業家會在推銷他的初創企業時突出風投不對他投資的理由,一位中央情報局分析師又是如何說服情報界資訊分享更加開放的,以及一位蘋果公司的女員工如何成功挑戰了史蒂夫·喬布斯。
b本書的第二部分涉及我們在推進創新想法時所做的選擇。/b首先我想談談時機選擇的困境:事實上,你要警惕做一個搶佔先機的人,因為通常早比晚要冒更大的風險。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最偉大的創新成就和變革舉措居然與拖延有關,延緩和拖延的傾向可以幫助企業基業長青,幫助領導者匯聚變革的力量,讓創新者得以保持創新精神。然後,我會討論建立聯盟面臨的挑戰,研究如何為創新性想法尋求支援,減少排斥。婦女選舉權運動背後的無名英雄將說明為什麼同敵人結盟比同「友敵」結盟更好,為什麼共同的價值觀會造成分裂而非團結。一位向公司僱員隱藏公司使命的公司創始人和一位改變迪士尼動畫電影方向的好萊塢導演將向我們展示如何通過平衡理想與現實,並在新事物中融入熟悉的事物來招募合作者。
b本書的第三部分將寫到如何在家庭和職場上釋放和保持創新精神。/b我將討論如何培育兒童的創新精神,思考父母、兄弟姐妹和榜樣人物可以如何引導孩子們的反叛精神。你會看到為什麼職業棒球選手的盜壘數可以由他們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來預測,為什麼美國曆史上最有創新力的喜劇演員都擁有相似的家庭背景,為什麼那些冒著生命危險在大屠殺中英勇救援猶太人的人,從小都從父母那裡受到了類似的紀律要求,以及為什麼一個國家的創新力和經濟增長率可以追溯到大人給小孩讀的書籍。從這些例子中,我進一步思考為什麼有一些公司文化會演變成狂熱崇拜的文化,以及領導者可以如何鼓勵異見,讓創新思想得以星火燎原。你會從許多人物身上得到啟發:一位身家過億的金融奇才,他總是辭退那些不敢質疑他的員工,一位努力傳播其智慧成果的發明家以及一位在哥倫比亞號太空梭爆炸後幫助美國宇航局打破沉默的專家。
最後,我將對阻礙我們追求創新的情緒因素進行思考。你將從一群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推翻暴君的故事和一個通過在北極游泳來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律師身上獲得克服恐懼和冷漠的洞見。他們的例子生動地表明,冷靜下來並不是管控焦慮的最好辦法;當我們生氣時,發洩會產生相反結果;悲觀有時比樂觀更能帶來動力。
最終,那些選擇離經叛道的人才是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的人。多年來,我一直在研究這些人,與他們交流。令我最震驚的是,他們在創新道路上的心理歷程與我們普通人並沒有什麼不同。和我們一樣,他們也會產生恐懼,也會心存疑慮。他們之所以會與眾不同,正是因為即便如此,他們仍舊不顧一切地採取行動。內心深處,他們清楚,不去嘗試比嘗試後失敗更讓他們感到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