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的重複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且所謂的重複是在完全不同的情況下發生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儘管諾特海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物理破壞，但城鎮在戰爭中和戰爭後還是經歷了徹底的變化。隨著第三帝國的終結，納粹分子當然消失了。恩斯特·吉爾曼被投入戰俘營，待了三年，之後在諾特海姆附近的一個城鎮定居。20世紀50年代末，他回到諾特海姆，過著完全與世隔絕的生活。其他人都經歷了「去納粹化」，這至少剝奪了他們投票或者任職的公民權利。在那之後，他們對第三帝國集體失憶了。1945年4月，城鎮中人燒燬了他們的納粹旗幟，之後不久，英國軍隊監督清除了所有可見的納粹標誌。佔領當局還從公共圖書館中搬走了853本納粹書籍，把這些書搗成紙漿回收了。這些是威廉·施潘瑙斯揀選的。《諾特海姆觀察家報》消失了，曾在1942年因為「戰時經濟措施」而關閉的《諾特海姆最新訊息》（現在的副標題是「和《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恢復出版了，很快就再次成為城鎮中閱讀量最大的報紙。

佔領當局委任卡爾·庫埃爾富爾特擔任諾特海姆縣縣長，他迅速而平穩地恢復了民主的當地政府。托馬斯·加蘭成了城鎮的主要管理者。社會民主黨幾乎一夜之間再次出現，並且根據政治潮流的流動，在保守派還沒有掌權的時候管理諾特海姆。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城市議會中的21個席位按照如下劃分：10個社會民主黨人、8個天主教中央黨和3個自由民主黨。這非常接近於希特勒掌權之前的情況，唯一的不同就是保守派和社會黨人已經學會了認可彼此的合法身份；現在他們之間沒有太大的差別。

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儘管有明顯的連續性，但現在並不是同一個城鎮了。戰爭期間，來自德國更大城市的難民為了躲避空襲而湧入諾特海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第三帝國崩潰後也一直待在這裡。甚至有更多的難民從被俄羅斯人佔領的地區來到這個小鎮。到1960年為止，諾特海姆的人口翻了一番。到那時為止，每三個居民中只有一個是希特勒掌權時期的諾特海姆人。

前納粹時期的僵化、互相排斥團體的社會結構並沒有再出現。戰後不久，經濟災難均衡地傳播開來，從1945年到1948年，盛行的是真正無階級的社會。只依舊存在身份地位差別，鑑於這是普遍貧窮的社會，這種差別也沒有太大意義了。之後，隨著聯邦德國接下來的經濟奇蹟，收入差別重新出現了，但是自從新經濟創立了新的精英之後，就沒有出現過去的靜止和分裂，而持續充分就業的方法再加上強有力的累進所得稅縮小了收入差距。也出現了一種新的下層階級，就是流動的外國務工人員，和他們相比，之前德國的工人階級（所掙工資接近於世界上最高時薪）提升了好幾個社會等級。階級界線也變得更不固定了，一方面是納粹對正式社交生活粉碎的遺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難民的大量湧入打破了曾經一絲不苟、僵化的階級聯盟和團體。結果就是無論如何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諾特海姆的社會，它都不像極大地幫助希特勒掌權時那樣有裂縫和有凝聚力了。舊城鎮已經逝去了，永遠不會回來了。

諾特海姆現在不是，過去一直都不是「典型的」德國城鎮。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和納粹時期，諾特海姆的結構都不同於其他德國城鎮。這裡有數量過多的公務員，城鎮在經濟上由鐵路控制。在德國，幾乎沒有幾個地方在第三帝國開始時就有2/3的人投票支援納粹，全國平均水平約為2/5。另一方面，在第三帝國早期，德國的許多地方都有比諾特海姆更多的暴力事件。

那麼，從諾特海姆在納粹年代的經歷能學到什麼呢？

首先，很明顯的是，在納粹選舉大潮和掌權中主要的舞臺是地方層面，其中的關鍵性人物是當地納粹領袖。諾特海姆納粹分子通過積極、活力和宣傳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形象。1933年春天，他們確切地知道需要做些什麼才能將權力轉移到自己手裡，他們所做的一切僅僅是以上所說的一般性的指令。究竟有多少是當地發起的，又有多少是在其他城鎮的其他納粹組織或者在其他區域和國家納粹領袖的榜樣推動下出現的，目前還無法確定。當然，沒有來自上面的書面命令，也許都是通過口頭傳達的。但是主要的發動者明顯是地方層面的領袖。確切地知道國社黨使用什麼樣的方式將目的性和主動性灌輸給地方小組一定會很有趣，這些方式之後又被應用於整個運動中了。詳細地瞭解在專制機構中如何將調配和靈活性結合在一起是有用處的。可獲得的關於諾特海姆的研究材料並沒能完全充分地回答這些問題。然而，清楚的是，如果諾特海姆沒有積極和有效的地方小組，那麼這裡就不會發生納粹革命了，至少不會是現在所描述的全部革命。希特勒、戈培爾和其他納粹領袖提供了政治決定、意識形態、國家宣傳，之後，對政府的控制使革命成了可能。希特勒為其追隨者定下了一個簡單的目標，就是不和其他黨派分享：一有機會就獲得全部和排他的權力的想法。但正因為整個德國有成百上千像諾特海姆這樣的地方，革命才實現了。它們構成了第三帝國的基礎。

就諾特海姆特殊經歷背後的原因來說，納粹主義獲勝的主要因素是城鎮中活躍的階級派別。雖然諾特海姆在納粹分子開始主導他們掌權的運動之前是有凝聚力的，但是這種凝聚力只存在於中產階級或者工人階級內部，並不是延伸至整個城鎮的。納粹主義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釋為諾特海姆中產階級想要鎮壓下層階級，尤其是其政治代表社會民主黨的強烈願望的一部分。納粹主義是實現這一目的的第一有效工具。

這就是諾特海姆人對納粹分子的勝利感到高興的原因，也是他們稱讚獨裁機制建立的原因。中產階級的反感並不是針對某個社會民主黨的成員，而是針對其組織本身；同樣地，他們也不是針對工人階級，而是針對其政治和社會抱負；最後，他們不是針對社會民主黨的實際情況，而主要是針對他們對社會民主黨所發展出的錯誤觀念。因為多種原因，諾特海姆中產階級非常想給社會民主黨一個打擊，以至於他們沒看到所選擇的工具有朝一日會翻過來對抗他們自己。

關於諾特海姆人這麼強烈地反對社會民主黨人的確切理由不能只基於有關這個城鎮的研究；答案存在於德國帝國和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歷史和社會結構中，很可能將由社會心理學家給出答案。無論怎樣，社會民主黨的本質和中產階級的態度相關。諾特海姆社會民主黨人一直使用的口號和方法與現實不怎麼相關。他們表面上是革命黨，但卻並不再準備領導革命。他們沒有認真地試圖和中產階級修復關係，還經常以他們的短見和膚淺的攻擊性冒犯中產階級的感情。

但是，將所有的責任都推到諾特海姆社會民主黨身上也是不正確的。中產階級回應社會民主黨的存在的方式幾乎是偏執的。其成員堅持將社會民主黨視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而當時已經不是這樣了。他們決定將時鐘撥回到有組織的工人階級被強制禁止發揮影響的時期。他們認為這一組織的存在是具有威脅性的。關於社會民主黨的這一觀點與現實不符，因為無論以何種客觀標準來衡量，諾特海姆社會民主黨的目標都是按照諾特海姆中產階級所想的那樣維持這種城鎮。

在諾特海姆，阻止納粹分子所需要的就是，任何黨派的正派人士組成的政治聯盟認識到——無論它承諾什麼——納粹主義是不道德的。這種聯盟無法形成是納粹分子掌權的主要原因。但正是中產階級給了他們機會。

當某人意識到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致力於民族主義時，諾特海姆好市民的表現也許就更容易為人理解了。在希特勒掌權之前，城鎮中無節制的愛國情感就是納粹主義最好的道德切入點。就很多方面來看，在魏瑪共和國末期，諾特海姆人的行動和信念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未結束一樣。正是在這種氛圍中，社會民主黨看起來是不忠的，而納粹看起來是合情合理的。

大蕭條帶來了類似的影響。而諾特海姆中產階級並沒有受到經濟危機的決定性影響，中產階級會變得絕望是因為恐懼，因為對大蕭條影響的困擾，尤其是當他們看到失業現象時。至於大蕭條對下層階級的影響，那是相當大的。毫無疑問的是失業者隨著失業時間越來越長而逐漸加深的絕望削弱了城鎮中的民主力量。這也侵蝕了社會民主黨想要抗爭的意願，導致該黨以老套的方式回應納粹主義。對於社會民主黨人而言，當涉及捍衛會產生某種經濟災難的體制時，他們很難竭盡全力去對抗納粹主義。如果社會民主黨認真地引入民主社會主義來對付大蕭條，他們很有可能會發現來自其追隨者的全新的力量源泉，很有可能贏得大部分諾特海姆人的支援，這些人支援國社黨只是因為納粹分子承諾結束大蕭條。簡而言之，聰明而可信的激進主義是對付大蕭條所需要的，但是社會黨人並未提供。

大蕭條也以其他方式影響了諾特海姆的社會黨人。製糖廠和鐵路的經濟壓力作用使社會民主黨喪失了很多威望和權力。危急時刻，它甚至不能保衛自己的民眾，那麼它如何能捍衛民主，它又如何能帶來社會主義社會呢？在鐵路調車場管理的成功無疑為納粹分子提供了多種可能性。正是在這裡，他們瞭解到工人們在經濟上有多麼脆弱；正是在這裡，他們瞭解到從本質上而言，社會民主黨不會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