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大蕭條的主要影響是使城鎮更加激進了。在面對加劇的經濟危機時，諾特海姆人願意忍受在其他情況下會使他們義憤或者冷漠的做法。因此在專制政權出現的那些年裡，令人厭惡和削弱黨派的唇槍舌劍與暴力行為迅速成長。諾特海姆暴力行為的程度是其極端局面的表現，而通過使暴力行為正常化和可接受也使這種極端局面更為嚴重。隨著逐漸發展的民族主義和對大蕭條越來越沒有耐心，暴力行為和政治緊張局勢成了城鎮準備接受納粹掌權的主要因素。

所有這些因素都被納粹宣傳相當巧妙地利用起來了。面對幾番毫無意義的政治爭吵和低效運作，納粹分子看起來是統一、有決心和有活力的另類。他們的宣傳對城鎮中的需求和恐懼產生了影響，其指向幾乎是任何潛在的追隨者群體。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納粹分子願意讓他們的宣傳在程式上靈活起來，因為他們有一套簡單的評估和調整宣傳策略效果的反饋系統。通過他們自己的活力、適應性和努力，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捕獲了城鎮中困惑和陷入麻煩的中產階級的忠誠。

這為實際掌權奠定了基礎，而革命本身也是以確保成功的方式進行的。用康拉德·海登的話說，事實就是一場「分期進行的政變」讓國旗隊在任何時候都無法作出果決的回應。當社會民主黨分裂的時候，恐怖系統已經建立起來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社會強化而產生的。

在這一程式中，一個最大的因素就是對諾特海姆正式社交生活的摧毀。城鎮中的社會凝聚力存在於俱樂部生活中，在納粹統治早期，這就被破壞了。隨著社會組織的逝去以及恐怖體系的現實，諾特海姆人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孤立了。中產階級是這樣，甚至工人也是這樣，因為通過對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的破壞，由大俱樂部所建立起來的全部複雜的社交聯絡都受到了影響。通過將諾特海姆民眾分解為互不聯絡的社會分子，納粹分子可以讓由此而形成的大眾去往任何他們希望的方向。在諾特海姆，這一程式很可能比大多數其他地方更加容易，因為該鎮包含很多的政府僱員。由於他們對政府的依賴，這些公務員處於暴露的位置，如果他們重視自己的生活，那麼除了和納粹分子合作之外，他們別無選擇。尤其是諾特海姆的教師——他們組成了該鎮的社會和文化精英——幾乎立刻就陷入了對國社黨的支援中。隨著1933年春季大批諾特海姆人湧入納粹行列以及恐怖行為和騷擾行為變得明顯，實際上已經沒有抵制希特勒的可能了。

除此以外，納粹分子採取了相當多的行動來加強支援，尤其是在最初的幾個月。他們經常舉行遊行和集會，給人一種充滿無法抵擋的熱情和受人認可的印象。經濟領域的活力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證明獨裁統治的正當性。除了納粹自己的努力外，還有些有利於他們的因素。許多跡象表明到1933年為止，大蕭條正在慢慢地自愈。而且有很多之前政權分派的公共事業資金，在納粹分子掌權後才得以使用。人們可能還應該考慮到建立獨裁統治的重要工作是在春天開始的——當時熱情看起來是適當的，革命也並不是不自然的。

因此，許多因素結合起來使納粹主義對諾特海姆來說成為可能。同時，城鎮本身影響著納粹主義的性質，正如納粹主義在當地的表現一樣。比如，在第三帝國最初幾個月，基本上缺乏暴力行為很可能是因為諾特海姆本質上是個小城鎮。正如納粹分子痛恨社會黨人所代表的一切，雙方都太瞭解彼此了，以至於沒有發生冷酷而系統性的暴力行為。衝鋒隊隊員會在街頭打鬥中打他們的鄰居，但是他們卻會避免在社會黨人毫無防備的時候發動攻擊。並不是說沒有暴力行為發生，但這確實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在納粹政權前幾年沒人被殺，而且諾特海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送入集中營。有一次，恩斯特·吉爾曼似乎決定讓衝鋒隊隊員對卡爾·庫埃爾富爾特及其小菸草店開火，但做髒活的並不是諾特海姆的衝鋒隊隊員；用卡車載來的來自其他城鎮的衝鋒隊隊員被用於這一場合。庫埃爾富爾特和吉爾曼後來的關係也再次證明了這點；即便是最極端的狂熱分子，也很難對和他在同一個街區長大的人完全無情。

諾特海姆的小，無疑改變了成熟的獨裁體制的性質，實際上許多家庭都是世代相知。納粹分子可以為所欲為，但是「捍衛舊諾特海姆特權俱樂部」——由政治光譜中每種顏色的舊城市居民組成——仍舊開會並一起努力確保他們收到每年配給的免費啤酒以及來源於城鎮森林的價值18馬克的木材。在希特勒掌權之後，有些事情似乎仍舊是一樣的。雖然納粹分子聲稱他們的慈善事業是獨一無二的，但是1933年之前可以看到諾特海姆人向各種各樣不同的慈善組織捐贈同樣多的資金。儘管納粹分子認為通過將軍隊帶到諾特海姆來，他們正在做些新的事情，但是應該記住早在恩斯特·吉爾曼考慮這樣做之前，城鎮就以熱愛軍隊而聞名了。

實際上，就許多方面而言，吉爾曼及其納粹管理當局只是將諾特海姆在納粹掌權前表現出的小城鎮的盲目愛國心具體化了。當要在納粹理想和將諾特海姆發展成旅遊中心之間作出選擇時，吉爾曼毫不猶豫。如果有重要的遊客來諾特海姆，他會確保他們住在桑尼旅館，因為那是城鎮中最好的旅館，即使其所有者是前民族主義政黨領袖和被禁止討論的共濟會的負責人。另一方面，有些諾特海姆人沒在納粹主義中看到什麼新的內容，除了有可能有機會實施他們一直希望的政策之外。比如，對於諾特海姆射擊協會的幾名主要成員來說，引入希特勒政權只意味著他們現在可以擁有300米的靶場了。對於城鎮中的幾名商人而言，納粹主義只意味著現在是時候發揚諾特海姆人應該在他們自己的商店裡購物的觀念了。無論他們的納粹領袖如何告訴他們，諾特海姆人都不會不去教堂，因為這是他們在星期日一直做的事情。

最後，有人可能會分析納粹掌權後恩斯特·吉爾曼的行為，將其視為諾特海姆階級分化的表現。並有什麼比去發現關於個人動機的真相更難的事情了，但是吉爾曼及其親近的朋友們所採取的許多行動暗示他們是對社會不滿的產物。吉爾曼屬於下層中產階級，這毫無疑問給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這樣一個政府和社會由精英階層控制的城鎮中，這些精英可以自由地表達勝過小資產階級和工人們的冷酷的優越感。當納粹分子在諾特海姆掌權後，他們摧毀了社會民主黨及其附屬組織，並且追捕社會黨人領袖，但這可以解釋為納粹主義和社會民主制度之間無法妥協的政治對立。吉爾曼想從社會黨人這裡得到的是他們變得不發揮作用，而不是退化（除非是產生一種政治徒勞感的情況）。因此，吉爾曼會同意在他看來永遠也不會支援希特勒政權的社會黨人的工作申請。當一個普通工人公然反抗他時，他還能難得地笑起來；當他試圖騷擾卡爾·庫埃爾富爾特的兄弟時，庫埃爾富爾特能以這樣告訴吉爾曼來阻止他：「看吧，如果你想要選人欺負，那就試試我吧——但是，離我的家人遠點兒。」這是吉爾曼所尊重的；他所討厭的是城鎮中的上層階級。在這方面，他的團體是支援他的。正如赫爾曼·舒爾策有次說到威廉·施潘瑙斯：「一個誠實的共產主義者比一個毫無意義的大學教師更合我意。」

結果，吉爾曼對城鎮精英階層所做的事情是他從不會對完全對立的政治對手所做的。在驅逐市長彼得斯的漫長而卑鄙的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既是沒有必要的，也是令人厭惡的。試圖貶低托馬斯·加蘭也屬於同一類別。吉爾曼對待射擊協會和零售商人協會的做法超越了慣常的「一體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輕視。他對待和城鎮中上流社會的關係的做法也具有相同的特徵，《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的威廉·羅爾是最顯著的例子。這種態度最終表現在吉爾曼對抗路德教派的鬥爭中，這種對抗在諾特海姆比德國的大部分地方更加嚴酷。通過以這種極端的方式和卑劣的方法抨擊城鎮中有社會地位者的大本營，恩斯特·吉爾曼很可能在試圖勝過他所成長的環境，並且譴責他之前紆尊降貴地對待的上流社會。

而諾特海姆人，即便是在第三帝國的深淵中，也找到了讓吉爾曼及其追隨者接受城鎮態度這一現實的方法。實際上，我們能看到在諾特海姆經歷希特勒獨裁統治中的一個有點兒令人鼓舞的內容就是，即便是狂熱的納粹分子，也不得不遵守某些限制。儘管他們傲慢地認為他們能挑戰並且改變人類的本性，但是納粹領袖被迫接受了城鎮中人的表面順從而不是要求內在承諾。至少從1935—1945年，無聊和淡漠是納粹運動無法克服的因素。他們可以強迫諾特海姆人出席集會並且假裝熱情，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雙方達成一致的做戲，最大的謎團是誰在欺騙誰：是那些假裝他們的行為有意義的人，抑或是那些鼓勵這種虛假的人？作為對外在順從的回饋，諾特海姆的納粹領袖在成熟的第三帝國時期並沒有向城鎮中人施加太多的暴力，但這可以證明納粹領袖也知道這種順從只是建立在不言而喻的暴力威脅和表面上的。就很多的日常經歷而言，接受這些規則讓人們的生活暫時變得可忍受了。

這是種半信半疑的勝利，幾乎不能視為諾特海姆人被免除他們國家的殺戮行為了。而且，當置於納粹經歷這一更廣闊的背景下時，這就顯示出作為人類生存策略的犬儒主義、欺詐、和解、漠不關心、背棄和堅決的冷漠是多麼得無效。諾特海姆施加給他們的納粹管理者的調整使得城鎮人可以在第三帝國生存下去，但是大眾的不抵抗也讓納粹分子能夠對人類種族犯下罪行。就某些方面而言，納粹最大的罪行就是鼓勵道德麻木並且證明了其正當性，甚至是在那些不同意納粹分子的人中也是這樣。這是因為這種道德麻木是所有納粹主義其他不道德罪行的先決條件。

而且，納粹獨裁統治最終甚至還折磨著想要與之和平相處的諾特海姆人。基本上幾乎每個諾特海姆人都逐漸明白了第三帝國正在帶給他們什麼。絕大部分諾特海姆人在經歷了普遍的信任和社會交流崩潰時就瞭解到了獨裁統治的含義。當希特勒的政策為他們帶來戰爭的時候，所有人都對此有了清醒的認識——這是一場人們恐懼和憎惡的戰爭。儘管在前納粹時期這裡就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但是1939年當駐軍走出城鎮的時候，諾特海姆的街道上沒有任何歡呼聲。戰爭帶來了飢餓，尤其是在1945年之後，而且在冰冷的俄羅斯大草原上，許多諾特海姆人的兒子學會了緩和他們對軍國主義的熱愛。他們的父母瞭解到納粹主義意味著死亡。

但是，當諾特海姆的中產階級以壓倒性的優勢投票支援引入第三帝國時，沒人預見到這些結果。這也許就是這個城鎮從納粹掌權期間和掌權之前的經歷中所獲得的最大的教訓。那段時期，諾特海姆幾乎沒人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沒有人真正理解一旦希特勒掌權城鎮會經歷什麼，沒有人真正理解納粹主義是什麼。

社會民主黨未能理解納粹訴求的本質；猶太人和路德教派也是，在納粹的鞭笞下，兩者都遭受了痛苦。即便是許多深信不疑的國社黨成員，比如威廉·施潘瑙斯，對他們正在宣傳的內容也是完全地理解錯誤。甚至沒有任何一個來自諾特海姆著名學校的老師問一句為什麼，如果德國人民就是希特勒一直告訴他們的是優等民族，那麼，他們就不得不為了實現所謂的命運而變成恐怖的奴隸制國家。

每個團體都看到了納粹主義的一面或者另一面，但是沒人看到它全部的可怕之處。只有到後來才會變得明顯，甚至是那時每個人的理解程度也是不一樣的。納粹主義的問題主要是認知問題。就這一點來說，諾特海姆的困難和諾特海姆的命運在相似的情況下很可能被其他城鎮中的其他人分擔。並不容易找到補救方法，但是知識和理解會是針對這一問題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