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是他要求的主要目標。這部分是因為他可以將他們開除出黨，而這在希特勒的德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但還因為這些人是在納粹勝利之後隨大流加入該黨的，他對他們獻身於納粹事業的忠誠特別懷疑。當他仍舊是地方小組領袖時，他大部分的通訊聯絡中都包括了試圖保持該黨和衝鋒隊的純粹性。對那些錯過了黨派集會的人、那些未能向納粹捐款的人、那些支付會費延遲的人或者那些發出不適當言論的人，吉爾曼會給他們寫威脅信。對於那些表現得體的人（按照他的標準來看），也有獎勵分配，比如推薦信。但是監管1500人的行為表現對一個人來說是一項重大的任務，尤其是吉爾曼發現受到訓斥的人比受到獎勵的人更多，大約是10：1的比率。

早在恩斯特·吉爾曼發現一個地方小組領袖控制這麼多的人有多麼困難之前，納粹黨就發展了一項分割這項任務的系統。每個地方小組被分成「單元組織」，其中的每個包含若干的「片區」，每一片區負責監管幾十戶人家。在諾特海姆，有12個單元組織和80個片區。城鎮中包含了3500戶人家，平均每個納粹「片區管理人」負責44戶人家。通過和這些有限的人進行密切而不斷的交流，納粹片區管理人擔負的主要責任是向該黨表述這些人的需求並向這些人轉達該黨的命令。片區管理人因而成了該黨組織中的關鍵性人物，對許多人而言，他就代表著納粹黨。

像大多數納粹策略一樣，片區管理人系統因其自身的矛盾性而被削弱了。一個盡職盡責的片區管理人或者會贏得分派給他的民眾的信任，以代表他們的願望，或者會將該黨的要求施加給民眾。但是他無法同時做到這兩方面。因為他對該黨負有責任，所以片區管理人難以避免地成了該黨的眼睛、耳朵和嘴。同樣不可避免的是，民眾認識到不能信任他；欺騙也成了這種關係的核心內容。但本質上，片區管理人成了令人討厭的人，因為他的主要任務是讓民眾加入黨派組織、出席納粹集會、讀納粹出版物並且為該黨每週的募捐活動捐錢。當諾特海姆人看見片區管理人靠近時，就扮起鬼臉，但是當管理人看見他們時，他們就不得不禮貌地笑起來。當然，片區管理人也知道這一點。

而且，這一系統明顯取決於每個片區管理人的性格，在諾特海姆，那些於1935年之後填補該職位的人主要是趨炎附勢者而非狂熱分子。當兩名會計從恩斯特·吉爾曼手裡接手，成為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的管理者時，他們顯然認為他們的授權是要將該黨的事務變得井然有序。因此，他們首先著手的事情之一就是以有能力的商人取代了大部分之前委任的納粹骨幹領袖。幾乎所有直到1935年一直擔任單元組織領袖或者片區管理人的狂熱的「老戰士」現在都退休了，他們的職位被「3月受害者」——1933年3月隨大流加入納粹的投機分子——取代了，這時很明顯的是希特勒已經接管了整個國家。他們被期待著成為有效率的人，而非狂熱分子。這些新的片區管理人被任命到各個職位上（有時會明顯違揹他們的意願，是威嚇的結果），他們顯然應該正確而準確地履行他們的職責。

目標是有限的，結果很容易通過標準的簿記做法進行衡量，但是這些工作是無聊的。至少每週一次，片區管理人必須去拜訪他所負責的40戶人家中的每一戶，以收集「冬季救濟金」捐款，或是以其他方式糾纏民眾。偶爾，納粹黨還會要求更多。例如，1939年，該黨發現，諾特海姆對某份納粹時事通訊的訂閱數較低，於是片區管理人就被施壓了，反過來管理人又向民眾施壓，這樣一來，八個月內，訂閱數就翻了番。還有一次，該黨決定讓德國人喝更多的德國葡萄酒，於是片區管理人就必須挨門挨戶地售賣樣品酒。他們成功地使城鎮中每兩戶人家就買了一瓶酒。然後，還有該黨的命令要傳達——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到1939年為止，省黨部有20個單獨的辦事處，每個辦事處都會為每個人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釋出條例。沒人能全部遵守。最後，片區管理人被要求監視他的家人，還經常被要求遞交關於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可靠性的書面報告。

然而，正是1935年之後的那些年裡，由諾特海姆的片區管理人所做的「個人政治評估」最為明顯地展示了納粹黨從其狂熱抱負中撤退到了多遠。

要求進行評估的原因很多。如果一個諾特海姆人要申請在新的「移居點」買房子，或者是想成為行會或俱樂部裡的官員，或者是希望做任何政府的工作，或者是有資格領取任何的社會福利，或者甚至是要領結婚證，都必須有存檔的「政治評估」。片區管理人填表格，單元組織領袖副署。表格上的查問非常具體，包括此人是否屬於某個該黨的組織，是否訂閱該黨的報刊，是否在之前參加過政治團體，是否出席納粹集會，是否為「冬季救濟金」捐款，以及他的妻子、孩子是否也屬於某個團體、捐款、出席集會，等等。關鍵的問題是：「政治可靠性？」片區管理人對這個問題的回覆會成就或者毀掉一個人。

在1935—1944年間，完成了1000多份這種表格，諾特海姆的片區管理人幾乎沒把任何人列為「政治不可靠」。前共產主義者、前君主主義者、持異議的納粹分子、前國旗隊激進分子，等等——所有人都從疲憊不堪的片區管理人那裡得到了合格證明，只要他們確實做了其中的事情，在片區管理人每週進行募捐走訪的時候，他們會定期並且愉快地捐幾枚硬幣，這樣就可以讓他們片區管理人的生活過得去。片區管理人在填大部分的回覆時都是模糊不清的，只有當他們遇到與捐款問題迥然不同的問題空格時，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他們的答案才會是具體和完整的。這一主題也在「進一步評論」部分佔據著主要地位。

當然，到1935年為止，實際上每個人都隸屬於某個納粹組織（通常是納粹人民福利協會或者「德國女性工作」），事實上每個人都會出席集會，訂閱某些納粹出版物，尤其是，幾乎每個諾特海姆人都意識到至少要為「冬季救濟金」捐贈一筆象徵性的錢。一旦「政治評估」中被放入了消極的評論，通常這個人的個性特徵就會被描述為「自私的」或者「不友好的」，這表明他們讓片區管理人一週一次本來就沉悶的工作更加繁重了。1935年後有段時間有些表格中包含消極評論是因為某人有強烈的宗教信仰（不過通常被打上標籤的是天主教教徒而非路德派教徒，這反映了城鎮中存在的宗教偏見），但是大部分諾特海姆人通常還是被列為「政治可靠」。

因為有相當一部分特徵鮮明的人會被明確地認定為不「可靠」（即在第三帝國建立之前或建立期間以及建立之後都強烈反對希特勒政權的人），政治評估表主要是表明片區管理人並不比其他人更感興趣於製造麻煩。他們感興趣的是儘可能例行公事並且表面地做好分配給他們的工作，他們明白如何遠離複雜的事務，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那些出於便利而非信仰而成為納粹黨成員的。因此，即便是納粹控制機制，也調整到適應日常生活的需要了。

片區管理人所做報告中有一方面的內容是是否有任何社會民主黨地下活動的跡象。如果前社會民主黨活動者在某人家裡會面，片區管理人會不得不注意（在像諾特海姆這樣的小鎮裡，每個人都彼此相熟），他們立刻會通知納粹黨的上層人物。但是1935年之後這種會面越來越少了。社會黨人也常常討厭使用規定的「希特勒萬歲！」這樣的問候語（弗雷德里希·哈澤注意到他的片區管理人從未說過），但是不久後這也被忽略了。即便恩斯特·吉爾曼限制了他的目標，但是，他發現其他人並沒有這麼做；從他針對一個在1934年申請恢復在國有鐵路工作的社會民主黨人的評論中可以看出：「我認為斯特羅邁耶先生永遠不會成為國家社會主義政體的追隨者，但是他也不會說什麼反對的話。」他批准了此人的申請。

在成熟的第三帝國時期，唯一對社會黨人的逮捕是在1943年，當時有三名前社會民主黨領袖被送入集中營。這並不是諾特海姆納粹分子主動的，也不是因為社會黨人做了什麼特別的事情。這是德國軍隊在斯大林格勒慘敗之後，蓋世太保所發起的全國範圍內先發制人的清剿行動的一部分。除此以外，1935年後在諾特海姆沒再發生過政治逮捕。

片區管理人也只是間接地參與了諾特海姆的反猶行動。也就是說，他們偶爾會報告關於納粹黨成員和猶太人之間的結交，因為1934年9月之後釋出的納粹命令明確禁止黨派成員在公共場合或者社交場合與猶太人在一起。在諾特海姆這樣小的地方也是不太可能隱瞞的。但明顯的是，唯一的結果就是會有一封譴責這個可惡的納粹分子的信，再加上在未來政府工作就業機會中喪失優先選擇權。

這與1933年之前在諾特海姆民眾和納粹黨中普遍存在的溫和的反猶主義是一致的。因為恩斯特·吉爾曼的意識形態關注點是教會，所以他在某種程度上放鬆了對其他方面的態度。他個人認為不應該對城鎮中的猶太人採取激進的行動。正如他在1934年所寫的一封信中解釋的，如果人們確實避免和猶太人進行商業或者社交交流，這會「破壞猶太人的力量」。除了和國社黨成員在一起之外，他從未強調過這一內容。最終，他期望「猶太商業能夠從這兒消失」。他甚至偶爾會願意為諾特海姆個別的猶太人寫擔保信。

因此，在第三帝國的最後十年中，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幾乎沒采取任何公開的反猶主義行動。1935年有兩次，衝鋒隊隊員朝一個猶太商人的商店櫥窗扔石頭，因為這個人之前魯莽地「侮辱」他們。1938年11月9日夜晚，衝鋒隊隊員搶劫了幾家寬街上的猶太人商店，這是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的「帝國水晶之夜」的一部分，但諾特海姆人對此的反應（全德國的情況都是這樣）是公開地表示否定，以至於這成了城鎮中最後一次公開反猶主義事件。那時，希特勒決定殺掉他控制的所有猶太人，也就是他的「最終方案」，幾乎所有的諾特海姆猶太人都離開了城鎮，去了更大的城市並且隱姓埋名，或者為了安全考慮而去了另一個國家。諾特海姆人沒有騷擾他們的猶太鄰居，但是他們也盡最大努力不去「瞭解」他們的政府對猶太人所做的事情。到那時為止，冷漠和心理上的否認已經成了一種生活之道。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諾特海姆已經實現了一種平衡。該黨只希望從民眾那裡得到順從和例行公事的回應，而民眾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是這麼回應的。作為回報，納粹領袖謹慎地不過分地逼迫民眾。另一方面，黨派領袖對民眾態度非常緊張，以至於1937年，他們開始訓練單元組織領袖和片區管理人使用小型武器，並且發給他們手槍，讓他們穿制服。就片區管理人收集的記錄來看，這是相當可笑的。他們對手槍的主要擔憂是一旦第三帝國崩潰了，他們如何迅速地丟棄。

隨著戰爭的開始，諾特海姆納粹黨承接了新的任務，就是保證徹底佔領，進一步減少對城鎮人的要求。衝鋒隊隊員成了空襲管理人，該黨的官員變得有點兒像社會工作者了。這部分是因為根據決定，在全國範圍內，該黨承諾會維護響應號召計程車兵們的妻子和家屬的利益。因為諾特海姆是駐軍城鎮，所以這裡有很多士兵的妻子；她們主要的需求是合適的住房。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為這些女性找公寓，然後調節她們和女房東之前難以避免的口角。當德國其他被轟炸城市的難民家庭到達諾特海姆時，問題變得更多了。

至於其他的，在諾特海姆，該黨的工作主要包括回答某個城鎮中人是否具有「政治可靠性」的詢問；幫助民眾尋找工作，獲得資金援助或者是尋找住所；處理由配給這樣的戰時限制所引發的抱怨；代表黨派成員出面以確保他們獲益；澄清關於黨派成員的官僚主義問題。簡而言之，這是普通的19世紀坦慕尼協會的手下人所熟悉的工作，這些工作讓納粹領袖們十分繁忙，以至於幾乎沒什麼時間去騷擾民眾了。

當傷亡數字開始增加的時候，城鎮人開始意識到戰爭和宣誓效忠阿道夫·希特勒的後果。到1944年12月為止，成為第三帝國一部分的特權已經導致148名諾特海姆人喪生，57人在戰鬥中失蹤，還有14人被俘，這些人是諾特海姆人的兒子、父親和兄弟——占城鎮男性人口的6%，其中還不包括傷者。1944年12月12日，同盟國的轟炸機摧毀了諾特海姆的鐵路調車場。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還襲擊了附近的幾所房子。諷刺的是，這些房子都是工人階級的家，毫無疑問，受害者中包括了那些1933年之前在大街上對抗納粹分子的人。換句話說，同盟國的炸彈殺害了反納粹分子的人。不管怎樣，這種非常小的突襲導致6名男性、15名女性和7名兒童喪生。之後又有兩人去世，總傷亡達到了30人。

當美國的第三裝甲師部隊於1945年4月初進入諾特海姆縣時，恩斯特·吉爾曼命令當地民兵組織誓死捍衛城鎮。他自己脫掉他的納粹制服，開車到諾特海姆東邊的山上，車上還帶著一箱杜松子酒。民兵組織步他的後塵，而沒有執行他的命令，於是沒有戰鬥，城鎮就投降了。溫克將軍領導下的當地德國軍隊也關心撤退的問題，不過其後衛部隊的行動導致美國損失了五輛謝爾曼坦克。於是，因為在這座位於萊納河畔的小鎮內於1933年之前所發生的那些事情，一些美國人的兒子、兄弟和父親也喪生了。

諾特海姆挺過了第三帝國。1945年4月12日，一切都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