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聖經·詩篇》133：1
納粹年代的最早期階段在諾特海姆發生了一個事件，有效地將宣傳和恐怖融合在了一起。這就是1933年4月1日—4日的抵制猶太人。這一事件開啟了難以避免的程式，而這一程式直到10年後才在黨衛軍滅絕集中營的毒氣室中終結，除此以外，這項特別的行動也是納粹分子對所有德國人所做之事的縮影。抵制猶太人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將他們從社會上分裂出去了：切斷了他們與德國社會中其他人的聯絡，這樣一來，正常的人際聯絡就不會發揮限制獨裁的作用了。
和德國的其他地區一樣，諾特海姆的猶太人非常少。1932年的人口普查顯示1萬名人口中有120名男性、女性和孩子宣稱信奉猶太教。他們的人數沒有明顯地增長，一代人之前是102人。諾特海姆絕大多數的猶太人都是小商人：牲畜代理人、食品雜貨店或者服裝店店主以及工匠。1932年，一個猶太商人慶祝自己的雜貨店成立230週年——這家店一直開設在諾特海姆。城鎮中沒有猶太區；猶太人很好地融入了諾特海姆的社交圈。在納粹主義出現之前，城鎮中僅有很小一部分反猶主義者。他們只是用玩笑或者廣泛的厭惡感來表達反猶——換句話說，這是普通的中世紀歐洲的傳統。猶太人參加射擊協會、愛國主義俱樂部和合唱團，如果他們被區別對待，那也只是因為階級，而非宗教信仰。有些人在他們的組織中被選為官員，有些人非常受人尊敬，所有的人都被認同為城鎮生活中的普通人。
納粹分子決定改變這種情況，因為反猶主義已經成為他們意識形態的基石。諾特海姆人基本上還沒有意識到這點，尤其是猶太人，他們將納粹的宣傳視為一種選舉工具或者知識分子破產的證明，幾乎沒人認為這是一項具體的計劃。
直到納粹分子控制了整個城鎮，絕大部分納粹反猶主義行動的目標只是納粹黨內依舊和猶太人保持著經濟聯絡的成員。吉爾曼威脅要驅逐這些成員，但是並沒有公開。
恩斯特·吉爾曼的演講中偶爾會出現反猶主義言辭，但真正的反猶主義運動是於1933年3月29日開始的，當時《諾特海姆最新訊息》上刊登了由國社黨的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發出的啟事。啟事中稱「國際上的猶太人」正在傳播反對德國的「殘暴宣傳」，「侵害我們身處國外的德國兄弟」。鑑於此，國社黨發表宣告，號召人們抵制所有的猶太生意：「德國將迫使猶太屈服！」三天後，又有一篇啟事，明確列出了需要抵制的個人和公司的名稱。標記「剪下儲存」字樣的這篇啟事羅列了代表40個人（換句話說，幾乎涵蓋了諾特海姆所有的成年猶太男性）的35家商店。
列出詳細的抵制呼籲之後就是行動。4月1日開始，衝鋒隊隊員被派到猶太人商店或者辦公室的門前站崗。根據國社黨釋出的宣告，這項「對猶太人仇恨宣傳的反擊」要繼續到「對德國商品的仇恨運動和抵制結束時為止」。
抵制運動也得到了縣農業協會的支援，該協會希望農民們「通過打擊猶太人來為民族主義而戰」。為了向農民提供可以替代與猶太牲畜代理人做生意的其他選擇，在縣農業協會的贊助下，牲畜代理人協會成立了，這是諾特海姆唯一公開支援納粹抵制運動的組織。
三天後，抵制運動停止了，以一場帶有反對猶太人的標語牌的遊行結束。根據《諾特海姆觀察家報》所說：
在當地行動委員會的誘導下，以下的電報被送到了紐約、華沙、巴黎和倫敦的德國領事館和大使館：「猶太人在國外進行的有關德國的煽動和仇恨宣傳都是不真實的。德國和平而安寧。立即停止仇恨和煽動宣傳。諾特海姆猶太會堂社群。主席。」
這封電報是從猶太社群領袖那裡敲詐來的，還是隻是國社黨偽造的，直至現在仍不清楚。清楚的是，諾特海姆120個猶太人和國際上詆譭新的第三帝國名聲的陰謀之間的聯絡只是城鎮中納粹分子的妄想。但是這封電報的影響完美地解決了之前出現的宣傳問題。在此期間，諾特海姆猶太人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抵制運動的效果各不相同。其中一家被列入啟事中的公司是穆勒的銀行，這是一家可靠而受人尊敬的企業。1933年4月1日並沒有衝鋒隊隊員在這家公司門前站崗，生意照常進行。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有衝鋒隊隊員在站崗，但是隻站了幾個小時。沒有發生暴力行為。有些諾特海姆人實際上並沒有發現這項行動。但是，所有的諾特海姆人最終都知道了猶太人現在被驅逐了，納粹分子對他們計劃中的這方面內容非常認真。
抵制運動對諾特海姆猶太人的影響是災難性的。格雷戈爾·巴林和他的妻子起初並不相信會發生這種事情。但當他們看到兩名衝鋒隊隊員守在他們的門口時，他們忽然明白了這件事的全部意義。那天，他們根本不敢離開家，巴林頹廢地坐在椅子上好幾個小時，一直重複著：「就是為了這個，我花費了四年的時間保衛我的祖國嗎？」
抵制運動的經濟影響超過了正常時期。銀行家穆勒的生意根本就難以承受，格雷戈爾·巴林的醫療工作迅速縮減，他的收入從1932年的9000馬克降到了1933年的6000馬克。這可能是絕大多數猶太人生意的真實情況；隨著人們越來越恐懼，和猶太人做生意變得越來越罕見。
在諾特海姆，將猶太人變為賤民的問題並不只是納粹分子將一種迫害制度施加給一群懶散群眾的嘗試之一。由於猶太人離群索居，形勢更加惡化，而其他諾特海姆人雖然也許反對迫害猶太人，但是由於自我保護意識而成了這個制度的同謀。抵制運動開始之後的第二天，擁有多家分店的一家諾特海姆連鎖商店在《諾特海姆最新訊息》上發表了大廣告，聲稱他們的商店是一家「純粹的基督教家庭的事業」，沒有「外國資本」能夠毀壞他們的「經濟獨立——我們的公司的自豪之處」。抵制運動之後不久，越來越多帶有宣告「德國商人」標誌的商店興旺起來。一旦接受了這一原則，離海報上所寫的「猶太人不準進入」就不遠了。5月初，諾特海姆雪茄廠宣佈「國社黨的徹底檢查最後證明，本公司是一家純粹的德國企業」。敏銳的諾特海姆人還注意到，自4月1日之後沒有任何猶太人公司的廣告出現在《諾特海姆最新訊息》上。
至於猶太人自己，他們的反應各不相同。銀行家穆勒是屬於諾特海姆社交圈的上層人士，他儘可能地無視了整個事件。在有慶祝活動的時候，他招搖地在銀行前掛了一面帝國的旗幟。總之，他很樂意這麼做，因為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君主主義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擔任指揮官。穆勒在街上遇到朋友時以脫帽致意的禮貌方式打招呼，這就逃避了「德國的問候方式」（即「希特勒萬歲」再加上納粹禮）。對於那些熱切建議他離開諾特海姆的人，他回覆道：「我應該去哪裡呢？在這兒，我是銀行家穆勒；在其他地方，我只是猶太人穆勒。」由於作為諾特海姆上層階級成員的地位穩固，他相信麻煩很快就會過去。為了避免不愉快，他靜悄悄地從射擊協會和歌唱俱樂部退出了，給出的理由是「事務繁忙」。
其他人並沒有這種自信心。格雷戈爾·巴林遠離所有的社交活動，連過馬路時都避免遇見往昔的朋友。他自己的受迫害感加劇了諾特海姆人日益增長的一種感覺，即被人們看到和猶太人說話是不恰當的。不久，巴林收到了退伍軍人俱樂部和射擊協會的信，「因他不出席會議」（一種善意的委婉說法）而取消了他的成員資格。「1850年男子歌唱協會」的主席和部長親自來見他；巴林是協會的娛樂主席，因此不能用一封簡單的信就打發掉。他們希望他能出席集會，在困難時期幫助他們運作協會。巴林已經產生了新的敏感性，他認真地觀察他們的表情，告訴他們不幸的是他事務繁忙，這樣一來，他不僅得辭掉娛樂主席的職務，還無法再做會員了。他們表達了深深的遺憾，然後離開了。絕大多數諾特海姆猶太人很可能都是這種反應。
一些城鎮人，尤其是社會黨人會故意去和猶太人講話或者去猶太人的商店裡買東西。但與之相抵消的是，衝鋒隊隊員總是在猶太人經過街角時小聲地辱罵他們，還有些衝鋒隊隊員在猶太人商店裡購買很多東西，一直累積從未付過的賬單，有時可能是因為他們從未拿到過賬單。
因此諾特海姆的猶太人地位很快就變得明朗化了，在希特勒政權頭半年結束之時確實是這樣了。納粹領袖每次發表與猶太人相關的演講時都將他們視為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針對德國人民的國際毒瘤，每份報紙都使用同樣的措辭，每個新的笑話或者謠言都加強了這種狀況。這種新形勢已經成了生活中的事實，它被人們所接受了。
諾特海姆的猶太人被完全排除在社群之外。同時，納粹分子擔負起他們最艱鉅的任務：把整個社群割裂開。雖然採取的方法有所不同，但結果是相同的，到1933年夏天為止，每個諾特海姆人和其他人的有效交往都被切斷了，就像是猶太人和其他城鎮人的聯絡被切斷了一樣。社會的全部重組是納粹革命最重要的結果。最終，不再存在任何獨立的社會團體了。只要是兩三個人聚集的地方，也就是元首會存在的場合。最終就正常的人際關係來說，所有的社交都不存在了，或者說是存在於一種新框架中，其中，每個個人不是與其同伴聯絡在一起，而是和國家以及納粹領袖聯絡在一起，納粹領袖則成了國家的個人體現。
社會組織的全面改革對獨裁統治的益處可想而知。首先，這意味著人們更容易被監視，因為所有的團體都控制在納粹分子手中。其次，隨著舊社會紐帶的破裂，傳播不滿的集會將會越來越少。第三，所有的組織都有納粹班底，於是其成員們都被捲入了一般的納粹體制中。
促成獨裁體制並不是納粹重組社會單位的唯一原因。也有種趨向是簡化社會組織，使其更加「高效」並減少多樣性。比如，一方面，有人認為將各種不同的運動俱樂部整合起來，就可以獲得最佳的運動員組合。另一方面，試圖整合的這些俱樂部都具有相同的功能但卻是以階級路線來劃分形成的，而新的標準是德國公民和虔誠的納粹主義，不再是舊傳統或者階級差別。
以大眾組織為例，比如運動俱樂部，對其整合並不是為了維持對各個團體的控制，因為這些俱樂部已經被很好地滲透了。但以小型的有階級傾向的團體為例，對其整合就是要結束它們的排他性，從而讓納粹分子能夠控制這些組織。所以，納粹重組團體的一個要素就是一直試圖將大體上有相同目標或主體利益的所有共同努力結合起來並使其服從。
追求明確目標的團體（比如，象棋俱樂部）一直存在著，不過它們的形式和構成也許會被改變。正是它們的客觀目標讓它們能一直存在，或許在它們的名字前會有「n.s.」[比如，國家社會主義象棋俱樂部（nationalsocialistchessclub）]，但不管怎樣，它們仍舊存在著。那些只是因為社交來往或者偶然的客觀目的而形成的俱樂部，或是遭到了削弱、終結，或是被合併。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納粹分子認為只是出於社交原因而聚在一起的人會進行討論。這也是納粹群眾參與宣傳的一個副作用，因為對人們的時間和精力的巨大需求使得單純的社交功能變得日益困難。最後，這還是在恐怖和謠言的影響下，人與人之間信任破裂的結果。納粹堅持讓各種組織政治化，侵害了迄今為止活躍的俱樂部。正如一個諾特海姆人所說的：「不再有社交生活，甚至連保齡球俱樂部都沒有了。」
這些大部分都是在納粹時代的最初幾個月完成的。有些俱樂部被解散了，有些被合併起來，還有些失去原來的目的，規模迅速減小。所有的組織都被控制在納粹手中，因為這些組織都被要求在它們的執行委員會中安插大量的國社黨成員。這個龐雜的程式被歸結為一個通行的術語下——「一體化」。
起初，「一體化」這個術語意味著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內政治代表的重組，從而能夠使其在國會中反映出政治代表性，即有納粹—民族主義者大多數派。希特勒為了證明其關於一體化的法令是正當的而宣稱每個政府機構都可以重建新的「國家統一體」。但是大部分諾特海姆人認為一體化法令也適用於社會組織。甚至《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和《諾特海姆最新訊息》偶爾也會這樣建議。恩斯特·吉爾曼通過向各個團體傳送「官方」通知強化了這個謊話，他通知他們國家的一體化法律要求他們的執行委員會中至少有「51%的國社黨或者鋼盔團成員」。於是，諾特海姆人將對社會組織的控制措施視為完全合乎法律的，至少在形式上是這樣。如果國社黨命令一個組織解散其現在的執行委員會並且選舉新的委員會，那麼該組織會認為必須要服從法律。如果他們質疑命令的合法性，也許就會有不同的發現了。但是在納粹統治的最初幾個月裡，沒有人這麼做，而之後則太晚了。因此，大規模的社會重組沒有遭遇任何公然的抵抗。
諾特海姆俱樂部的種類和數量讓這件事情變成了一項龐雜的任務。然而，納粹分子毫不猶豫地接手了這項任務，並且以極大的活力和極快的速度將其進行到底。在某些案例中，這一程式早在1933年3月就開始了。一體化在4月和5月層出不窮，所有的組織幾乎每天都在落入納粹的控制之下。至1933年夏末，實際上已經沒有留下獨立的社會實體了，大變革差不多完成了。
諾特海姆最基本的組織就是經濟組織：工會、商業和職業協會以及行會。其中，工會顯然是最重要的，不僅是因為涉及的人數，而且是因為工會的社會主義傾向。因為納粹的基本觀念之一就是工人應該遠離「馬克思主義」，所以，國社黨決定排擠掉現存的自由工會。
之前已經講過了，在諾特海姆鐵路調車場更高職位的納粹分子於1932年解散了鐵路工會。因此甚至是在希特勒掌權之前，大部分登記在冊的諾特海姆勞動力至少在名義上都處於納粹分子自己的工會——國家社會主義勞工組織（即nsbo，以下簡稱「國社勞工組織」）的控制下。在白領僱員中，與此同時有類似的推進在發生，主要是一個納粹陣線組織：民族主義鐵路官員工作協會。在納粹時代的最初幾個月，他們對這一組織進行了全面的控制，其領袖公開成為納粹分子。諾特海姆納粹分子也迅速採取行動，組織起城市僱員。在納粹接管市議會並且開始清洗的同時，國社黨成立了一個專業的國社勞工組織僱員小組，登記了幾十個成員。一個月後，現存的諾特海姆當地的城市公務員和僱員協會被「一體化」，在國社黨的命令下選舉了一個納粹執行委員會。納粹的工會運動在另外兩個領域也取得了成功。一個是「高速公路維修工」的組織。該組織中主要是農村人，因此已經被納粹化了。剩下的就是把他們組織成國社勞工組織的一個分支。這一點於1933年3月和4月完成。最終，納粹分子在製糖廠贏得了38名男性常規勞動力的優勢。大蕭條期間，製糖廠的工人面臨著大量的政治壓力。因此，工人委員會選舉於4月3日舉行，投給國社勞工組織的選票有28張，而投票給「非政治候選人列表」，也就是自由工會的，只有10張。
就算有這些小成功，很明顯的是，納粹分子在他們自己的工會方面並沒有取得真正的進展。經濟壓力和觀念各異給國社勞工組織帶來多大的影響還很難說，因為國家大事很快就完全解決了這個問題。5月4日，按照五一慶祝活動次日在整個德國確立的典範，城鎮中的衝鋒隊隊員佔領了諾特海姆自由工會的辦公室，沒收了名冊和裝備，宣稱進行工會「一體化」。幾周後，國社勞工組織搬到了舊工會的辦公室。但是該組織缺乏影響力，所以它要求至少兩名前工會部長服務於他們，以履行基本職責。國社勞工組織也發現為了聲討舊工會，有必要召開群眾集會。自由的記憶比事實更加難以抹去。為了監督全部的勞動力，後來成立了一個超級虛假的工會——「德國工人陣線」。第三帝國的頭幾個月，在諾特海姆，這一組織基本上就是一個紙上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