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已經不復存在了，一個重要的社會組織被徹底摧毀了。還有些遺留下來的小問題需要處理。鐵路官員團體被併入一個綜合的「納粹公務員和官員協會」，這明顯是為了組織的整齊劃一。具有一般社交功能的「鐵路員工俱樂部」是按照經濟成分來吸引成員的，7月，該團體被「一體化」，加入了一個新的全部由納粹分子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其他工人階級組織都隨著社會民主黨而垮臺了。

在工會組織被摧毀以及取而代之地建立起新的納粹體系的同時，國社黨逐漸完全控制了諾特海姆的工匠協會。縣工匠聯盟已經友好地傾向於國社黨了，因為有很多工匠大師都是納粹分子。1933年2月，該聯盟每年一度的官員選舉產生了一個納粹主席，他們在決議中還讚揚了新的希特勒政府。國社黨對此並不完全滿意，4月，縣工匠聯盟被要求「按照一體化法律」舉行新選舉，由此產生了完全由納粹分子組成的執行委員會。

國社黨還一體化了構成工匠聯盟的每個單獨的行會。4月中舉行了一場群眾集會，恩斯特·吉爾曼在會上告知行會領導他們必須在5月2日前選舉出新的執行委員會。這導致他們特別活躍，因為每個行會都必須提出草案，與國社黨協商，達成新的妥協，並且最終選出新的由納粹控制的執行董事會。個性問題變得和意識形態一樣重要了。而且，許多行會認為一旦他們「一體化」，那麼納粹分子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抽調他們的金庫資金。因此，有幾個行會為其成員舉行了幾場盛大的晚會，他們吃吃喝喝，用光了金庫資金。有些行會幾乎是馬上就完成了一體化程式。有些則一直等到截止日期才完成。到5月初為止，諾特海姆沒有一家工匠組織不是納粹控制的了。

「一體化」零售商協會花費的時間稍微多了點兒，主要是因為現存的組織被完全摧毀了，建立了一個新的、純粹的納粹組織——某種程度上遠遠超過了通常的一體化。零售商人的新組織於5月2日建立，恩斯特·吉爾曼的兄弟成了領導者。卡爾·吉爾曼建議為諾特海姆縣的每個商人註冊，他在組織大會上宣佈：

加入新聯盟是自願的，但是我們認為諾特海姆鎮和縣中的每個商人，只要是認為他自己是德國人民的同伴，在面對新協會時都會毫無保留地加入。很明顯，他有決心幫助重建德國經濟。

勸服的過程進展得很快，但並不足以令納粹分子滿意。6月，他們採取了更為直接的策略，一次性地強迫舊的零售商人協會併入新協會，並且其成員都加入新協會。「一體化」完成了。

其他經濟協會迅速地經歷了相同的命運。4月18日，國家社會主義醫生聯盟成立了，吸收了之前的聯盟。一個月後，德國牙醫協會變成了國家社會主義專業牙醫組織。4月還成立了國家社會主義教師聯盟，最終，所有諾特海姆的教師為了保住工作都加入了。到1933年夏天為止，諾特海姆唯一沒被「一體化」的經濟組織就是合作社。這些合作社顯然是社會民主黨的企業，而且對城鎮經濟有很大的貢獻。公共利益建築俱樂部就是個很好的例證。其功能是建造廉租房。1932年，該俱樂部做成了超過60萬馬克的生意，減少了10%的租金，增加了其投入資本，宣佈股息為5%，其成員從112人增加至128人。

在這種情況下，沒人抱怨公共利益建築俱樂部的運營糟糕。但問題是該俱樂部的主席和業務經理是重要的社會黨人。因此，當收到進行「一體化」的命令時，該俱樂部操縱了選舉，以確保社會黨人仍舊留在有權力的職位上，但除此之外還是表達了對新政權的忠誠。不過，俱樂部特別岌岌可危，因為納粹分子將所有的合作社視為「布林什維主義的」。因此，國社黨要求得更多。8月7日，該俱樂部再次被「一體化」，恩斯特·吉爾曼自己就任主席，所有的社會民主黨人都從俱樂部退出了。這是他畢生的事業，但他也敏感地認為一旦俱樂部徹底解散，其他成員很可能會減少投資。

更重要的一個經濟實體是諾特海姆消費者合作社，該社有1200名成員。1933年之前，納粹分子一直在斥責這個「紅色的」組織，因為該組織和當地的商人競爭。但是他們掌權之後，國社黨陷入兩難之地。如果徹底解散合作社，一定會相當嚴重地破壞城鎮經濟，而且會惹怒很大一群人。但是「一體化」合作社本應該被解釋為作為其未來存在的保證，而且本會激怒市民們。因此，納粹分子試了很多方法。首先，他們傳播了各種各樣的關於消費者合作社的邪惡謠言，寄希望於這些能削弱合作社。其次，通過任命一名納粹委員為「管理人」，他們控制住了該組織。最後，他們暗示私營企業家，「時機成熟的時候」，他們就會「照管」消費者合作社。

與納粹分子在處理城鎮中的經濟組織時的徹底和殘酷相比，他們在對待那些愛國主義團體時非常謹慎小心。他們只創立了一個新組織——國家社會主義戰爭受害者協會（nskov）。之前的德國戰爭受害者聯盟於5月解散了，與新的納粹組織合併了，但「基弗霍伊澤戰爭受害者」保持了獨立，不過其上級機構被「一體化」。只有兩個愛國主義組織被強制解散，即「更偉大的德國聯盟」和獨立的男孩團體（包括童子軍、志願軍和德國年輕騎士團青年部）。後者被併入希特勒青年團。其他的軍事和愛國主義組織中，只有「基弗霍伊澤聯盟」被正式「一體化」。其他組織中都有足夠多的納粹分子，已經能夠控制這些組織了，大概國社黨不想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宣傳似乎足以控制局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出於恐懼和不信任而產生的更為緩慢但是相當有效的社交萎縮會摧毀作為獨立實體的愛國主義團體。

同樣的普遍方法可以應用於各種不同的特殊利益組織——合唱團、射擊協會等。大部分歌唱協會都自行解散了，而不是被「一體化」。正如一名前成員所說的：「我們俱樂部中再也沒有人有時間或有興趣來了。」在一體化之前，諾特海姆的合唱協會反映了城鎮中的階級結構。工人的歌唱俱樂部是諾特海姆的「人民合唱團」。該組織建立於1905年，當時是「工匠合唱團」，20世紀20年代由工人掌控。在希特勒掌權之前的三年，「人民合唱團」經常在社會民主黨的集會上唱歌。1933年4月，該團體試圖清理自己的意識形態內涵，切斷了和「德國工人歌唱家聯盟」的聯絡，並且承諾「徹底地重新定位」。對於國社黨而言，這還遠遠不夠，國社黨要求合唱團主任和執行委員會辭職。俱樂部中的主要人物選擇徹底解散，於是該俱樂部在1933年4月22日解散了。

社交體系的另一端是城鎮的上層階級歌唱團體「歌唱五線譜」。通過迅速和悄悄地納粹化，這一團體逃過了一劫。因此當其成員改變了其執行委員會的構成時，他們很謹慎地通知了恩斯特·吉爾曼，詢問他對新領導是否有任何異議。這被認為是典型的「先發制人的一體化」。

這之後不久，所有城鎮中的其他歌唱俱樂部都被合併為一個叫作「1933年混合合唱團」的組織。該俱樂部將那些來自實際上專心於歌唱的所有不再起組織作用的人聚集到一起，獲得了相當優秀的會員。新的俱樂部強調在這個新組織里社交地位是不重要的，只有歌唱能力是重要的。

諾特海姆的射擊協會經受不起這樣的打擊，不過它們的作用也被改變了。在1933年5月15日的聯合年會上，各社團都致力於維護自身。到處都在表示對希特勒的忠誠並且高呼「萬歲」。恩斯特·吉爾曼被選為榮譽會員並且立即被提名為首席隊長。在接受演講中，吉爾曼強調射擊協會並不能只為娛樂而存在。他們必須鼓勵軍事精神。他們也必須遺棄自己的排外性。各俱樂部立即做出回應，投票支援在即將到來的射擊節上向公眾公開放映一個特殊的「阿道夫·希特勒射擊的影片」。1933年的射擊節到來時，它已經被重新命名為人民的節日，每個市民都被邀請來參加。衝鋒隊、黨衛軍和鋼盔團之間進行了特別競賽，不收取任何入場費。掛著的納粹旗幟和舊社團旗幟一樣多，最常聽到的音樂就是《霍斯特·威塞爾之歌》。簡言之，射擊協會只是被重新裝點了。

諾特海姆另一個特殊利益社團（紅十字會、博物館社團等）在更正式的意義上被一體化了，每個社團都出現了新的納粹執行委員會。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隻發生在每年例會上，而且不需要什麼提示就能進行。在某些情況下，刺激來自國家或者上層組織，而不是當地的國社黨。唯一被特別對待的是「裝飾俱樂部」，這是一個在諾特海姆森林裡建造道路的社團，總體上是在試圖推進城鎮的園林系統。因為這個俱樂部有很多錢，所以吉爾曼對其很感興趣。其成員們比吉爾曼的行動更快，他們把俱樂部的所有錢都投到了城區以外的一所狩獵房，然後自我解散了。

最大的特殊利益俱樂部是體育俱樂部。納粹對此的重點是融合。該程式開始於1933年5月，當時城鎮中最大的兩家體育協會融合成了一家體育俱樂部「vfb」。這創造了一個八百人的「旋轉和運動協會」。同時，另一家足球俱樂部（「比賽和運動」）通過吸收「諾特海姆人的游泳俱樂部」來鞏固了自己。第二步於7月到來，「比賽和運動」與「旋轉和運動協會」合併成了一家龐大的「諾特海姆人體育俱樂部」，其領導者是赫爾曼·登茨勒。兩家社團對此都怨聲載道，它們都試圖保持獨立，互相指責對方過去的政治罪行。但這是徒勞。登茨勒主導了這次合併，還得到了吉爾曼的支援。

因此到7月為止，所有獨立的體育俱樂部都被整合成了一家。納粹分子認為新的超級俱樂部是正當的，因為這樣一來就終結了「無意義的競爭」，而且形成了本地區內最強大的體育俱樂部。同時該俱樂部也是以納粹為導向的。俱樂部的組織結構參照國社黨的「區塊」系統，其重點就是軍事體育運動。這種融合並不受所有組成單位的歡迎。就算有納粹的努力，該俱樂部的成員還是減少了超過50%。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這些舊俱樂部各自恢復原狀，很高興地繼續他們的「無意義的競爭」。

納粹在社交上的霸權並沒有止步於慣常的協會：經濟的、愛國主義的、特殊利益的。國社黨還期望在宗教信仰和單純的文化事務中佔據主導權。早在第三帝國出現之前，納粹就對宗教信仰感興趣了。在希特勒掌權之前的那些年，城鎮中的納粹分子就是通過路德派教會來發出最強烈的呼籲的，他們最喜歡的演講者是路德派的牧師。在希特勒政權的最初六個月，諾特海姆的路德派教會在納粹的慶祝活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城鎮中的牧師經常督促諾特海姆人為希特勒禱告。就其本身而言，國社黨將宗教信仰作為對抗「沒有信仰的11月國家」（也就是魏瑪共和國）的鬥爭內容之一。與社會黨人的立場相比（「宗教信仰是私人事務」），納粹分子宣稱：「宗教信仰是人民的事務！」諾特海姆的路德派牧師還沒有發現這是把雙刃劍，他們對一些不尋常的事情也沒有任何的不安，比如應用《羅馬書》11：36來定位希特勒在納粹革命中的角色，或者在宣告中說「上帝是太陽」。

因此，當國社黨開始從事「復興教會」運動時，諾特海姆人並沒有震驚。正如一份寫給《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的信所說的：「我們現在所捲入的革命意味著在我們德國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因此，即便教會生活被捲入這場有力的改革運動也並沒有什麼令人驚奇的。」這場運動採取的形式是試圖讓路德派加入「德國基督教運動」。這被描述為一場由宗教人士發起的非政治運動，這位宗教人士只是偶然間成了納粹分子，他只是對統一和復興新教感興趣。諾特海姆的運動得到了很多活躍的路德派人士的支援，包括教會的兩位牧師。

但是這場代表「德國基督徒」的運動絕不是當地的自發性努力。來自全國納粹總部的指令下達到了南漢諾威—布倫瑞克大區，接下來，大區命令其下的地方小組在教會選舉中推薦並且投票支援納粹分子。通過該黨的國家宣傳辦公室，慕尼黑也為如何開展競選運動，包括指導演講者的演講題目提供了完整的指南。簡而言之，這是全國納粹分子共同的努力。

納粹分子使用慣常的宣傳方法來推進這項運動。6月，牧師雅各布斯哈根被帶去參加「1910年代圓頂」的群眾集會，他之前是一個受歡迎的納粹演講者。大約有500人出席，其中100人立即加入了這項運動。一個月後舉行了第二次集會，吸引了很小一群觀眾。1933年7月，舉行了長老會選舉。在諾特海姆，德國基督教運動列出候選人名單，所有人都是納粹分子，提名得到了「福音派男性俱樂部」和「福音派女性俱樂部」的支援。因為這是唯一的提名，所以無需選舉這些候選人就自動當選了。整個區域的教會選舉都是類似的結果。

支援德國基督教運動的人對他們的信仰明顯都很認真，這對新教是有幫助的。在後來的日子裡，當國社黨開始認真地反宗教信仰時，正是這些人站在了反抗納粹主義鬥爭的最前線，並且形成了勇敢的抵抗組織。但是由於他們的盲目，在第三帝國的頭幾個月，他們極大地助長了納粹主義。

在納粹控制的前半年，唯一忍受痛苦的路德派組織是「福音派自由之友」，該組織於5月中旬解散，很可能是在「一體化」的威脅下。

在納粹分子和諾特海姆的路德派教會關係進展順利時，該黨和城鎮中天主教教會的關係卻不是這樣。有個牧師是中央黨派的堅定擁護者，在這個問題上吸引了納粹分子的炮火。1933年3月，因為他敦促教區選民投票支援中央黨，所以有兩篇針對他的社論。1933年7月，這種形勢惡化了，當時「天主教青年人團體」被解散，其財產和旗幟被衝鋒隊沒收了。其他的天主教團體並沒有被打擾，但是國社黨仍舊預料到天主教神父的敵意。只有6%的城鎮中人是天主教教徒，這是個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素。

在學校裡，諾特海姆的教師被吸收進了納粹教師協會。為了更加有保障，1933年4月，其他的教師協會都被「一體化」。對教師的全面控制及時到來了。在納粹眼裡，比教師更重要的是控制孩子。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希特勒青年團是主要工具。希特勒青年團的主要武器是控制學校行政管理部門。這一點很早就表現出來了。在希特勒青年團和學校都想要舉行慶祝活動時，學校會讓步。當出現紀律問題時，希特勒青年團成員不會被懲罰。甚至是在學業問題上，希特勒青年團也佔據著統治地位。在納粹掌權前，恩斯特·吉爾曼就直接命令高階中學校長為那些學業上「有困難的」希特勒青年團學生提供幫助。吉爾曼詳細列出每個應該在學業問題上給予優待的希特勒青年團學生，包括早前的課程應該給予更高的分數。沒什麼能比這更明顯地取代教師的地位了。在所有的問題上，學校當權者都表示順從了，因為他們害怕丟掉工作。在第三帝國統治的前六個月，誰在管理學校是值得質疑的——是教師們還是希特勒青年團。

希特勒青年團也因相互競爭的青年團體解散而得到幫助。到1933年夏天為止，希特勒青年團是諾特海姆唯一現存的青年團體。

城鎮中的公共圖書館也被「一體化」。到5月為止，有超過500本書被焚燬（佔總數量的1/4）。「非德國的、對人民來說是國外的，以及毫無價值的文學垃圾」被一系列以《我的奮鬥》為首的精選圖書取代。在5月初工會被迫解散的時候，自由工會的租賃圖書館關門了。

最後一個被「一體化」的（在風潮之後）文化實體就是城市樂隊。為了每月的津貼，城市樂隊每週都在市集廣場上開音樂會。因為津貼不足，每個樂隊成員也會跳舞，並且在其他時候演奏。希特勒掌權之前的年份，樂隊經常在遊行和集會中租借給社會民主黨成員。通過這些方式，樂隊明顯被「布林什維主義」侵蝕了，因此不得不消失。而且，如果城市樂隊消失了，衝鋒隊樂隊就有更乾淨的場地了。1933年3月初，城市樂隊試圖讓自己適應新秩序。取代通常的「每週音樂會」，他們開始舉辦「每週的愛國主義音樂會」。但是這並不夠。新的城市議會幾乎沒進行投票就切斷了樂隊的津貼。這令保守主義者感到失望，他們已經習慣了每週的音樂會。而且，民族主義者明顯感覺到有自己的樂隊的話，他們可以更為成功地與納粹分子競爭。所以，資金很快就到了，城市樂隊成為鋼盔團的樂隊。但是自從鋼盔團不太活躍之後，該樂隊也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因此，鋼盔團樂隊每週都會在市集廣場上舉辦音樂會。一切都恢復了正常。至少在這一點上，納粹革命是不成功的。

這次有關納粹對城鎮文化和社交生活的侵襲的快速調查並沒有包含那些與社會民主黨相關的組織。有很多的社會民主黨組織，全都被解散了。有些乾脆就不復存在了，像是工人急救協會。其他更脆弱的組織，比如「保護母親聯盟」，在辦公室被侵佔及財產被沒收時就解體了。所有和社會民主黨與自由工會相關的龐大而複雜的附屬組織都被摧毀了。這終結了諾特海姆工人有組織的社交生活。

因此，到1933年為止，納粹分子將諾特海姆大部分的社團都解散、修改、融合，或者控制住了。城鎮中複雜和多樣化的社交組織幾乎都完全被連根拔起了。在大多數情況下，納粹分子都試圖填補空白，但是人們常常不會再聚到一起。或者是因為不再有俱樂部了，或者是一體化破壞了俱樂部的吸引力，再或者是人們不再有空閒或願望去繼續參加俱樂部活動了。在大部分基本的小團體中仍在繼續的社交生活就是固定聚餐、啤酒和打牌之夜或在家裡的小型社交聚會。

當人們開始不信任彼此的時候，這些活動也受到了威脅。如果你不得不小心翼翼於自己所說的話，那麼和其他人聚在一起談話的價值在哪裡呢？因此個體在很大程度上被分化了。在一體化程式中，每個人都有一個選擇：隱居或者通過納粹組織保持民眾間的關係。在第三帝國統治的前六個月，沒有任何其他的納粹措施比一體化的影響更大了。通過這種方式，嚴格的階級結構的外部環境被破壞了，諾特海姆人被塑造成了獨裁者最喜歡的那種無組織的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