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中央的社會民主黨官員不知道「政府將會做什麼」，諾特海姆的地方社會主義領袖很快就發現了。五名諾特海姆社會民主黨人的詳細個人經驗將會說明一般模式。

約翰內斯·格羅特一直是社會民主黨人、國旗隊隊員和工會官員。從1926年到1930年，他一直是諾特海姆市議會的社會民主黨人代表。他在城市煤氣廠工作，到1933年為止，他已經在這裡工作18年了。

1933年5月12日，約翰內斯·格羅特被解僱了，因為「參照你之前所參加的政治活動，你無法保證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無條件地支援這個民族國家」。12天后，他被逮捕並被投入縣監獄。他被關押了三天，每天都被警方審問三四個小時。在審問期間，有人把他的臉抵在牆上，從背後毆打他。那時距離他51歲的生日還有五個星期。

在發生這次事件的前後，他家裡遭到了七八名全副武裝的衝鋒隊隊員的反覆搜查。最令格羅特憤怒的是他們從他的藏書室裡搶走了一些由馬克思和倍倍爾所寫的初版著作。他的妻子也被叫到了警察局，被審問了兩個小時，但是他的孩子們沒被騷擾。

經歷了這些事情之後，格羅特發現在諾特海姆的那些大部分舊相識根本不和他相認了。而且，沒有人願意僱用他。最後，他找到了一個做挨家挨戶的推銷員的工作，開始售賣肥皂。這讓格羅特很滿意，因為他可以利用這種方式去和其他社會民主黨人保持聯絡。「如果我到了一個納粹分子的家，我就只問他是否想要買香皂，然後就去下一家。但是如果我來到同志或者其他的工會成員家裡，我們經常會談論如何擺脫納粹分子。許多人都支援公開的反叛行動，但是有更多的人不支援。」

最終在1934年，格羅特的旅行證件被收回了，不能再從事售賣肥皂的工作了。唯一的工作就是就業辦事處給他的在採石場的工作，從諾特海姆走到採石場大約需要45分鐘。這項工作很辛苦，格羅特收斂起他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老兵的傲氣，寫信給納粹戰爭受害者援助協會（nskov），請他們為他求情。他們確實向恩斯特·吉爾曼求情了，但是他拒絕允許格羅特回去做以前的工作，「因為我不想為了幫助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而解僱老衝鋒隊隊員和黨衛軍成員」。

在採石場工作期間，格羅特再次被逮捕了，這次是因為他曾經說「馮·帕彭和資本家們很快就會推翻希特勒了」，但他只被蓋世太保審問了一個小時。然而，這足夠讓格羅特想離開諾特海姆了，他在當年年底離開了。自此以後，他就離開了諾特海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保持著驕傲和樂觀的精神狀態，對納粹主義的反感從未減弱，但是不管怎樣，就有效的抵抗來看，他並沒有什麼戰鬥力。

另一個被列為社會主義團體中的次要人物的諾特海姆工人是本諾·施密特。他不曾是社會民主黨繳納會費的成員，但他常將自己視為社會黨人。作為一個缺乏技能的工人，在大蕭條期間，他只能斷斷續續地獲得工作，於是只能靠救濟金生活，最終他和他的妻子都被登記為「流離失所者」，他們被安置在舊軍營簡陋而混亂的房間裡。施密特經常參與針對衝鋒隊隊員的街頭鬥毆，他因參與1932年7月的「長橋」戰鬥而被判入獄，不過他受到大赦的保護，因而從未服刑。

1932年秋天，他在諾特海姆林業管理局找到工作。納粹分子掌權後，本諾·施密特想的不是如何推翻他們，而是如何避免被迫加入衝鋒隊。他並沒有被解僱，但是卻被指派做最骯髒的工作。在進行了城市工人清洗之後，他的勞動群體由全部的社會黨人變成了半納粹分子的。施密特受到了工人中日益增長的不信任感的打擊：

不久，因為納粹分子的存在，沒有人願意再多說話了。我仍舊記得在樹林裡的「第二頓早餐」——每個人都在大聲咀嚼著食物，根本沒人說話。這確實讓工作變得更糟糕了。

同時，他發現納粹分子的權力日益擴大。某天，他因拒絕行納粹禮（「我永遠都不會說‘希特勒萬歲’——我為什麼要說這句話呢？這個男人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而被毆打。1933年夏季，警察突襲他的公寓，扣押他的財產和工人體育俱樂部的足球，他曾經是該俱樂部的財務主管，而且警察還沒收了他的修剪刀和門上的彈簧，他們將這些視為武器，並讓他付了8馬克50芬尼的罰款。他也一直被要求加入衝鋒隊，結果他辭職並離開諾特海姆，找到了一份在高速公路上的工作。「自此以後，他們不能再騷擾我了。」

針對那些更有分量的人物，比如弗雷德里希·哈澤，納粹分子更加有活力了。納粹掌權之後，他的個人命運包括：被開除，在找工作時被阻礙，被阻止領取失業救濟金——換句話說，他被剝奪了所有收入。而且，他被逮捕了，家裡多次被搜查，還被審問等，終於，他一再被恐懼或固執的房東趕出公寓。

蓋世太保特別想要得到諾特海姆的國旗隊旗幟和成員名單。他們不相信弗雷德里希·哈澤已經燒燬了這些，直到他真正帶著他們去諾特海姆外的田野，看到那堆冷掉的灰燼。雖然弗雷德里希·哈澤在國旗隊中佔據領導地位，但是直到1933年4月他才被逮捕。他被關押了四天，沒有被提告，雖然有不當的審訊，但並沒有被粗暴地對待，然後就被釋放了，不過一週後又被逮捕了。這一次，他被要求籤署一份宣告，承諾不會談及在監獄中的經歷並且不會索要傷害賠償：

我說我不會簽署這種宣告的，警察部長恩格爾曼說：「如果你不簽署的話，你會再被關起來的。」於是，我對他說：「恩格爾曼！你和我一樣都知道這是強取豪奪，你本該被罰款或者被監禁的！《民法典》中就是這麼寫的，而這本書正好就在你的桌子上。」恩格爾曼起身，走到窗邊，向外看了好長時間。然後他說道：「我沒有辦法，你要麼簽字，要麼再次被關起來。」所以，我說道：「把那該死的東西給我——我籤。」

在弗雷德里希·哈澤被關在縣監獄期間，他收到通知說被縣長辦公室停職了，在被釋放後，他因政治上的不可靠而被永久性地解僱了。從4月中旬到5月中旬，他的房間一共被警方和衝鋒隊搜查了七次。4月27日，在第一次被逮捕前的兩天，他被要求到地方上的國社黨總部報到。在那裡，瓦爾特·施泰內克給了他一支筆和一張紙，命令他寫宣告說哈澤辭去「所有左翼組織內的職務，並且申請加入國社黨」。哈澤諷刺性地拒絕道，納粹分子不會希望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明顯的顛覆分子成為他們的「同志」的，而施泰內克只是回答道：「要麼照著我告訴你的內容寫，要麼去集中營。」

弗雷德里希·哈澤認為這種強取豪奪的宣告會讓其他城鎮的社會黨人士氣受挫。「諾特海姆周圍的人很瞭解我，不會相信任何類似的事情，此外，他們能看到納粹分子幾乎每天都在騷擾我。」

接下來的幾個月，哈澤經常被帶到警察局接受審問，他的家每個月都被搜查。而且，他收到了房東的一封信，聲稱他不能再將房子租給政權的敵人了。弗雷德里希·哈澤搬家了，幾個月後，他又被趕出去了。在第三次被趕出去後，他離開了諾特海姆。其間，他不得不完全依賴父親提供的資金生活。他試著找工作，但是每次機會都被他的記錄給毀了。商人們只是覺得僱用弗雷德里希·哈澤是一個不必要的冒險。

在此期間，哈澤一直和其他社會民主黨人保持著聯絡。他們經常在河邊見面，一邊游泳一邊交談。「河岸平坦，沒有人可以悄悄地接近我們。」冬天，為了能夠交談，他就和同志們一起散步，他們每次都會被跟蹤，之後會被蓋世太保查問。他和其他社會民主黨成員保持聯絡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但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在我被逮捕之後，我少年時代和家裡的朋友都和我斷了聯絡。他們都無視我的存在，甚至連「你好」都不說。我失去了好朋友。只有政治上的朋友仍舊是忠實的。其他人都生活得很遙遠。我的未婚妻也是忠實的。

也許正是經常的審問和搜查、不斷的被驅逐以及財務困境讓他離開了諾特海姆。1935年，他離開城鎮，去漢諾威的一家工廠工作。直到1949年，他才回到諾特海姆。

非常令人驚奇的是，諾特海姆主要的社會民主黨人卡爾·庫埃爾富爾特沒有上面提到的那種真正痛苦的經歷。可能正是因為他太有名了，也可能是因為他是個足夠狡猾的政客，知道社會民主黨只是暫時結束了，並採取了相應的行動。

卡爾·庫埃爾富爾特以冷靜和勇氣直面納粹主義問題，正如他在市和縣議會中採取的行動所展現出來的那樣。他的勇氣並沒有擴充套件為他所說的「徒勞的英雄行為」，因此，他一看到他當選的那些機構所發生的事情，就靜悄悄地辭職了。4月初，他在省議會的會議中瞭解到了基本事實。在第一次會議上，他入選執行委員會，但是新省長宣佈他「被停職」。因此，當選後不久，庫埃爾富爾特要麼是主動放棄，要麼就是被趕下了職位。

很明顯，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一開始打算以懲罰庫埃爾富爾特來告誡其他人。3月的地方選舉後不久，幾輛貨車拉著來自附近城鎮的衝鋒隊隊員到諾特海姆參加遊行示威。遊行示威的形式是打碎「紅色的」健康保險辦事處的玻璃並且毀壞辦公器具。卡爾·庫埃爾富爾特的小菸草商店位於健康保險辦事處所在的那條街對面，恩斯特·吉爾曼向衝鋒隊隊員發表了攻擊庫埃爾富爾特的演講。演講中，最常見的手勢就是用手指指著街對面。很明顯，吉爾曼希望衝鋒隊隊員搜查庫埃爾富爾特的商店，並且把庫埃爾富爾特拉出來，強迫他親眼看著魏瑪共和國的旗幟被燒燬，這會將示威遊行引向高潮。但衝鋒隊隊員或者是厭煩了，或者是覺得難為情，拒絕了他的暗示，因此庫埃爾富爾特的商店才免於被毀。

納粹的第二個行動就是宣佈抵制卡爾·庫埃爾富爾特的商店。這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他的生意，尤其是衝鋒隊隊員們還站在商店外，把人們都嚇走了，但是庫埃爾富爾特有很多朋友，而且在小城鎮中的購物習慣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他的生意還是堅持下來了。最終，甚至連吉爾曼都忘記了抵制的事情。

輔警自然反覆地搜查庫埃爾富爾特的家，但是他搶在他們行動前燒燬了自己的檔案。而且，他開始反抗。在第一次搜查後，庫埃爾富爾特訂購了一堆木材。然後他去找吉爾曼，要求讓警察詳細地檢查堆積起來的木材，這樣他們之後就不會再在這堆木材中搜查武器了，也就不會弄亂整齊的木材堆了。他第一次在自己後院的小菜園鋤地的時候也是這麼做的。

最後，他變得更加挑釁了。在他的商店遭到抵制期間，某天晚上，一個衝鋒隊隊員在庫埃爾富爾特的商店後門「站崗」，第二天早上，庫埃爾富爾特一大早去見吉爾曼，對他說：

看吧，我知道你為什麼讓你的衝鋒隊隊員守著我的後門了！某天晚上，他可能會將武器扔進柵欄裡，然後警察第二天就會「發現」這個武器。你知道我有一條獒犬吧？明天晚上8點，我會放它出去鍛鍊——從後門出去。我會在晚上9點再餵它吃食，如果那個時候它還餓的話。

衝鋒隊的站崗被撤銷了。

這種個人鬥爭具有侷限性，對於卡爾·庫埃爾富爾特而言，他和吉爾曼以及其他納粹分子之間關係的另一面就是他完全暫停了所有政治活動。他從未說過反對希特勒或者納粹分子的話，而且就算是不高興，他也基本上接受了已經建立起來的政權。他甚至願意在小事情上讓步。因此，納粹分子最終決定讓庫埃爾富爾特加入他們的附屬組織之一——人民福利協會。庫埃爾富爾特最終同意了，但他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個人勝利，他堅持自己只付一半會費，「因為你們抵制我的商店，這讓我變窮了」。

在這個特殊的角色中，這個被馴服的老虎——庫埃爾富爾特雖然生活在納粹年代，但是除了偶爾遇到納粹分子的小詭計之外，他並沒有遭受其他的痛苦。他甚至還能夠施加一些影響力，比如他通過馮·德·舒倫堡的介入使集中營裡的兩名諾特海姆縣社會民主黨人被釋放了。庫埃爾富爾特逃過一劫最有可能的主要因素是他的冷靜以及他和吉爾曼之間的關係，因為他們兩個人在同一個街區長大，並且理解彼此。

關於社會民主黨人個人經歷的最後一個例子使有關這一情況的圖景更加飽滿起來。赫爾曼·舒爾策是社會民主黨的普通成員，也是國旗隊的普通成員。他在諾特海姆鐵路調車場工作，在1932年的清洗運動中丟了工作，而且無法領取失業救濟金。因此，他加入第三帝國時，一心一意地關注著如何掙得每天的麵包這一問題。

在此期間，舒爾策和他的家人靠著為諾特海姆周圍的農民工作來維持生計。他和他的孩子們工作一整天，作為交換可以獲得食物。他的妻子很幸運地在雪茄工廠找到了工作，但他們僅僅夠餬口。他的家人經常捱餓，但是他父親常幫助他們，和他們分享自己僅有的東西。最終，農民們拒絕再給舒爾策任何工作，因為他們害怕一旦被發現他們幫助社會黨人會遇到的事情。

與其同時，蓋世太保多次非常仔細地搜查舒爾策的家。他們切開床墊，猛擊牆壁，甚至砸開了碰巧是空的牆壁。他們沒收了舒爾策的來復槍，但是舒爾策將國旗隊的旗幟小心地藏了起來，以至於他們沒能找到。蓋世太保對此非常憤怒。他們至少20次就此事和相關問題質問他。

1933年夏天，在已經失業了好幾個月之後，由於瓦爾特·施泰內克的干預（他曾經追求過舒爾策的表妹），舒爾策在諾特海姆附近的採石場獲得了一份工作，作為報答，他承諾放棄政治活動。他發現許多來自諾特海姆的社會民主黨官員都在這裡工作。每天早上，升納粹軍旗時，他們都必須向納粹旗敬禮。工作內容是用大錘砸石頭，每週的報酬是20馬克，舒爾策說正如一句古老諺語所說的：「這點錢餓不死，但吃不飽。」實際上比失業救濟金更少。

對曾是鐵道修理工的舒爾策而言，這份工作完全是能夠忍受的，但是對一些人來說，這份工作是殘酷的。在城市僱員清洗運動之前，曾經在諾特海姆的政府辦事處工作的舒爾策的表親就因為露天工作而死。最終，1935年，舒爾策在高速公路施工隊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

在此期間，房屋搜查依舊在繼續。一個蓋世太保代表至少七次搜查了舒爾策的房子，還有其他人的搜查。「最糟糕的就是聽到敲門聲，不知道這次會發生什麼。」

他還在其他方面被監視著。1933—1934年的那個冬天，一個陌生人敲響了舒爾策家的門，叫他的名字。舒爾策讓他進門。天正在下雨，這個人全身都溼了。這個人給舒爾策看國旗隊隊員的名冊，告訴舒爾策他是從蓋世太保那裡逃脫的。他告訴舒爾策國旗隊在魯爾起義了，正在和納粹分子對戰。舒爾策有武器嗎？他能提供本地區忠誠的國旗隊隊員名單嗎？舒爾策對每個問題都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並且補充說道：「這跟我無關，我已經嚇得魂不附體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讓你在這裡過夜並且給你東西吃，在這樣的夜晚，這是我能為任何人做的事情。」

早上，在早餐之後，這個人走到門口，就在離開之前，他把衣領翻過來，給舒爾策看了自己的黨衛軍釦子。之後，他沉默無言地離開了。

從這五個人的描述中——一個工會官員、一個工人、一個國旗隊領袖、諾特海姆社會民主黨負責人和一個社會民主黨普通成員——可以看出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是如何對付公開承認反對政權者的。首先，他們在經濟上遭受了儘可能多的打擊。絕大多數丟掉工作的社會民主黨人隨後就被要求在完全沒有工作和去採石場工作之間作出選擇。後一項工作是為了磨滅他們的精神。除此以外，他們還被警察騷擾，被逮捕、審問，還被一遍遍地搜查住所。在這背後是持續的被投入集中營的威脅，正是這種不確定性的因素增加了恐懼。因為人們永遠不知道最近一次的房屋搜查是否會出人意料地讓他具有被送入半杜撰出來的納粹集中營的資格。此外，他們還會遇到一些小麻煩：被要求加入衝鋒隊或者其他的納粹組織；納粹分子在演講或者納粹媒體上中傷某人的名譽；納粹分子向房東或者（狡猾地）向某人的朋友施加壓力；當某人來喝啤酒時，酒吧裡一片安靜。

貧窮、恐懼、官僚主義的詭計、社交孤立形成了一個有影響力的方案。也許我們應該加上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無力感。諾特海姆社會民主黨人該怎麼辦呢？反叛？即使有人有武器，應該由誰來開槍呢？警察？每個納粹分子（包括那些曾經和你一起上小學的人）？還有，應該什麼時候動手？各種各樣的小舉動中，究竟是哪一個導致天平向獨裁政體傾斜的呢？在不信任因素的影響下，誰會和你一起反叛呢？之後應該怎麼做？諾特海姆宣佈自己成為德國的獨立實體嗎？

也許人們應該首先試圖通過有效的宣傳來讓大眾做好準備。但是在諾特海姆，有63%的多數投票支援國社黨，如果社會民主黨在可以利用自由演講、自己的媒體和黨派機器時都沒能讓民主政治受歡迎，那麼沒有了這些工具，他們又能怎麼做呢？

因此，只剩下逃跑、自顧自的信念、諷刺或者卡爾·庫埃爾富爾特所獲得的那種小成功。到納粹政權的頭六個月的統治結束時為止，這一期間的諾特海姆社會民主黨人仍舊有選擇的餘地，一旦錯過，形勢就無可挽回了。

在這種情況下，僅僅是出於整齊劃一的緣故就足以導致社會民主黨被正式取締了。早在採取這一步驟之前，會員資格就被終止了，而且組織被摧毀了。認識到這些事實後，諾特海姆的地方執行委員會在4月29日召開了會議，自行解散了。國旗隊的諾特海姆分部在同一天採取了相同的行動。在社會民主黨結束所有事務前，警方在5月11日以奪取所有社會民主黨財產（包括仍舊存在金庫裡的200馬克）強調了其已經解散的事實。同時，社會民主黨的前任領導們遭受了蓋世太保廣泛的拷問，蓋世太保對民主的社會主義如此容易被摧毀明顯感到很驚訝。工會解體了，他們的大樓在5月4日被侵佔了。在複雜的社會民主黨—工人系統中，其他組織都不復存在了。其他黨派在諾特海姆並沒有可以解散的地方組織，除了德國人民黨，1933年7月14日，在將金庫交由德國戰爭墓地協會管理後，該黨投票終結了自己的存在。

於是，諾特海姆所有在意識形態上反對希特勒獨裁政權的正式黨派組織都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