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令人印象深刻。殘忍而直接的暴力。街上那些單純的人只對粗暴和冷酷印象深刻。

恐怖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

——阿道夫·希特勒

控制市政府是一回事，完全掌握城鎮中的權力是另外一回事。控制市政府便於酬謝朋友和懲罰敵人。其中也涉及對地方警力的控制。但這還不夠。在希特勒擔任總理後最初的一個月裡，納粹分子明顯更願意以殘忍而有效的方式利用權力工具。如果可能的話，要是諾特海姆人絕對相信他們無法期待新的納粹統治者們給予他們任何寬容，那麼就不需要之後的恐怖行動了。恐怖行動的初期投入會通過傳播謠言和社會強化來增加其影響力，直到所有的反對都完全無效。

這恰恰就是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所做的事情。大約到1933年7月為止，任何一個有頭腦的諾特海姆人都發現自己再也沒有個人自由了，如果他輕舉妄動，極權國家的全部武力都會用於針對他。至少，他會預料到自己的家會遭到突襲和搜查；最糟糕的是人們不甚瞭解但特別可怕的集中營經歷。

對於納粹分子而言，他們不需要給出任何理由就可以建立起恐怖主義體系，但這樣做是有風險的。因此，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為各種鎮壓措施提供藉口。部分正當理由已經被髮展出來了——暗示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計劃以武力推翻國家。國會縱火案的發生支援了這一理由。然而，諾特海姆離柏林很遠，它需要一個離家更近的正當理由。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所提供的正當理由是他們在諾特海姆內及周圍發現了大量武器，並且他們還在地方報紙上發表了這些調查結果。

這就更容易了，因為實際上諾特海姆有很多武器。當然，人們在任何城鎮中都會發現普通的獵槍和來復槍。不過狩獵是富人的特權，所以通常不會在共產黨或者社會民主黨的支援者家裡找到武器。其次，諾特海姆的射擊協會也有武器——一些非常精良、昂貴的武器。但是，這些武器主要屬於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人們很難將此與工人階級推翻國家的嘗試聯絡在一起。

但是也有些武器屬於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些老兵將來復槍或者手槍帶回了家，或者是在停戰後的混亂時期得到了槍。還有些人是國旗隊隊員，他們重視納粹政變的威脅，所以為了反擊而收集槍支彈藥。他們未經國旗隊領袖同意就這麼做了，不管怎樣，他們都擁有這樣的武器。有些擁有武器的工人對此特別不小心。有個工人常常隨身帶著一兜子的高質量來復槍子彈，還有個人公開聲稱家裡有十幾板手榴彈。

因此，納粹警察毫無疑問地能拿出正當理由為他們的鎮壓手段辯護。地方媒體上發表的所有關於武器的調查結果真實與否並不重要。報紙報道了警方告訴他們的一切，而人們所相信的內容比事實更加重要。

3月選舉之前的那一週，納粹的輔警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突襲，尤其是對已知的共產主義者住所的突襲。根據《諾特海姆最新訊息》所說，這些突襲搜查出了一些武器，其中大部分是臨時改造的武器，但也有些是「隨身武器」。報道關於警方沒收武器的實際型別和數量特別模糊。更多的詳細報道在3月末才發表出來。整個4月，報紙突出報道了一系列特定的發現。

1933年3月30日，據報道，在啤酒花園附近玩耍的孩子們發現了60發軍用來復槍子彈。有一種推測是共產主義者在警方開始突襲搜查之後埋在那裡的。同一天，據報道，一名國旗隊隊員主動向警方交出了「一把手槍、一把鋸子和一套指節銅環」。五天後，警方突襲了在舊軍營裡的「左翼分子」的公寓，發現了「一把卡賓槍、一把軍刀、一把隨身配槍和一把左輪手槍」。這顯然促成了警方採取更大的行動，四天後，警方進行了一系列更大範圍的搜查。但是發現的只是一些老舊的、很可能無法使用的武器。兩天後，警方搜查了城市建設辦事處，發現了兩把手槍（其中一把是軍用的），以及「一大包宣傳材料、幾面旗幟和海報等」。還有報道稱，警方已經證實一名國旗隊隊員將一把來復槍和幾枚手榴彈扔到了魯默河裡。一週後，新一輪的警方突襲只發現了一些來復槍子彈，但是魯默河附近的流浪者發現了一把卡賓槍和10發子彈。四天後，警方宣佈他們搜查某家的柴火堆時，發現了一把軍用手槍，但是這家的主人聲稱不知道槍為什麼會在那裡。之後四天，警方付錢在魯默河裡用網進行打撈，但沒能成功。然而，六天後，他們從河裡打撈出了60發軍用來復槍子彈。因此，跨過了4月的整整六週的時間裡，諾特海姆人的印象就是城鎮成了名副其實的兵工廠。容易得出的兩個結論是：首先，納粹分子唯一的有力行動是阻止了內戰的發生；其次，家裡有任何種類的武器都是特別危險的。

在4月進行了一系列輕率的報道之後，不太可能再提及發現非法武器了。7月，人們進一步排幹了魯默運河的水，「在有限的儲藏地點……武器和彈藥……被打撈上來了。他們將這些扔進水裡很可能是出於被發現的恐懼」。最後，8月，一名工人因擁有一把手槍而被判三個月的監禁。「警方通過匿名指控發現了這件事……」雖然警方聲稱本月內在不同地點共發現3015發子彈，但是聲勢浩大的武器搜查行動結束了。

這是警方不斷進行突襲和逮捕的最佳理由。而且，納粹指出不會再發生政治性的打鬥了；前納粹時期的暴力已經結束了。從（復活節）發表於《諾特海姆最新訊息》上的報道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很好的宣傳點：

……至於其他的，在諾特海姆的城牆內，在和平寧靜的氣氛中進行著復活節的慶祝活動，就像在國家的每一個地方所進行的那樣。沒有絲毫髮生任何政治鬥爭或者其他騷亂的訊息。一切重組所帶來的國內政治的平靜以一個既清楚又有益的例證得到了證明。

隨著牢固地樹立起對警方行動的正當理由的宣傳，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利用了熟悉的鎮壓和恐怖主義策略。他們不斷搜查潛在的或者實際上的反對分子的家，逮捕了不同的人。這是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的，增加了其威懾效果。在希特勒成為總理之後的最初六個月內，諾特海姆的地方媒體有14次報道了搜查房子的事情。報道也至少列出了22名（絕大多數是名義上）因政治原因而被逮捕的人。

媒體上並沒有報道所有的逮捕事件和搜查房子的事情，但是公眾已經知道的足夠多了，以至於他們對所發生的事情有了一個良好的總體印象。而且，對警方行動足夠多的報道讓城鎮中人瞭解到了這種行動普遍的專制性質。

因此，3月14日，據報道，諾特海姆國旗隊的領袖德佩被逮捕了，「但因調查需要，具體原因保密」。第二天，警方沒有做出進一步的解釋，他就被釋放了。之後，在市議會第一次會議的那天下午，他再次被逮捕，這次給出的原因是「懷疑他傳播所收到的薩爾州報紙上刊登的具有反政府性質的報道」。

在納粹執政的頭幾個月，絕大部分被逮捕的人都被送進了縣監獄。諾特海姆人並不清楚具體發生了什麼，但是他們清楚地知道這些事情不同尋常。3月中旬，《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報道稱：

正如我們所聽說的，18名被關押在縣監獄的共產主義者（都是來自諾特海姆）中有8人已經申請加入國社黨。有沒有可能是我們那位看管他們的獄卒x的努力工作成功地發揮了好的影響？無論怎樣，他們看起來已經和「邪惡的布林什維主義完全而徹底地決裂了」。

無論縣監獄裡發生了什麼，都比其他可能發生的事情更好。3月，《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已經發布了一張第一個集中營（位於達豪）的照片，隨附的文字說明寫道，這裡能容納5000名政治犯。3月末，諾特海姆縣監獄滿了，有三名共產主義者被送到了「莫林根工廠」。這只是謠傳，但是到7月中旬時，據報道有「九名囚犯……在早上被諾特海姆警察送到了莫林根，其中七人被送到了集中營，另外兩人被送到了工廠」。因此，諾特海姆人知道了在開車就能到的距離記憶體在一個集中營。

實際上，媒體報道完全落後於事實情況。距離諾特海姆不遠，在縣另一端的莫林根集中營建立於1933年4月初，它接收來自漢諾威市和該區域內其他監獄的政治犯。3月的時候，被「保護性監禁」（這是「國會縱火案法令」的副產品，按照這一條款，市民們不經過起訴就會被逮捕，他們還不能訴諸人身保護權）的人數太多了，以至於遠遠超過了普通監獄所能容納的人數。雖然莫林根工廠是國家機構，但是這個鄰近的、新創立的集中營從一開始配備的工作人員就是黨衛軍成員。起初，集中營裡只收納共產主義者，包括11名來自諾特海姆縣的，但是4月末的時候，集中營中已經有超過300名混合成分的犯人了。犯人們被要求修路、讀納粹報紙、去教堂、聽納粹演講並且參迦納粹宣傳遊行。

1933年春天，集中營中的人口隨著囚犯們的增加、被釋放或者被轉移到其他地方而波動。但是，過度擁擠日益成了常見問題，以至於指揮官堅稱集中營裡只能容納322名囚犯，一個人都不能再多了。而到6月的時候，人數增加到了356人（包括大約20名來自諾特海姆縣的囚犯）。那時，共產主義者組織了一場絕食抗議活動，有252名囚犯參與其中。黨衛軍看守人員四天內就通過切斷飲用水和強制給抗議領袖餵食破壞了這一活動。到8月為止，這裡有381名囚犯。

從那以後，雖然莫林根集中營的囚犯人數和構成依舊有變化（有段時間它只作為女性集中營），但是這裡變成了第三帝國的永久性固定場所，到1944年時，這裡已經有700多名囚犯了。經常有來自諾特海姆縣的犯人被送入這裡或者被釋放，而且至少有24名黨衛軍守衛來自諾特海姆縣，所以諾特海姆人一定知道被送入集中營意味著什麼。毫無疑問的是，這些訊息並不準確，但是為了達到創造一種恐怖氛圍的目的，模糊的訊息很可能是最有效的。

媒體報道也明確了一點，如果納粹分子追捕某人，一定會以這樣或者那樣的理由抓住他。這是從一個被逮捕的工人事例得出的唯一結論，納粹分子向他承諾，只要他透露槍支彈藥所藏的地點，就會給他自由。他告訴了警方資訊，於是被釋放了。然而，警方沒能在他所指出的地點找到槍支，因此他再次被逮捕了。不久後，他因「侮辱一名警官」的罪名被判入獄。

逮捕的理由都非常細微，這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更糟糕的事情會產生更加嚴重的後果。比如，6月的時候，兩名仍舊留任的社會民主黨議員之一被逮捕了，因為他說鋼盔團很快就會強大到「將衝鋒隊碎屍萬段」。幾周後，一名女性小販被逮捕了，因為她「傳播錯誤和具有煽動性的政治謠言」。有人認為她很可能是一名共產主義者，而她所做的是「讓人民不安的」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內容。6月末，一名工人被逮捕了，因為「褻瀆國家社會主義的言論」。

因此至1933年仲夏，諾特海姆的公眾顯然都知道了只要自己表現出對新制度的反對，就會招來迫害。實際上，不僅諾特海姆人知道了現在的形勢，而且正是他們知道了這一點加強了實際上的恐怖系統機構。每當某個諾特海姆人提醒他的鄰居或者朋友時，他都在強化普遍存在的恐懼氣氛。

這種事情經常發生。一名教師記得他的一個學生的母親抱怨說書被燒燬了。他同意她所說的，但是也提醒她不要和其他人談論這件事情，以免她惹上麻煩。一位高中校長記得他經常在某家商店買雪茄煙，買菸的時候常常收到要謹慎小心的建議。一般人的感覺就是蓋世太保無處不在。至少有五個人被認為是「蓋世太保的代理人」，不過事實上是很可能整個鎮子只有一個人——赫爾曼·登茨勒，而這是很久之後的事情。

其他人聲稱知道存在一份「名單」（雖然他們實際上從沒看見過），上面記錄著未來某個時候會被剝奪公權的人。「這是一份黑名單，上面一共有80人。」「名單分成四組：a、b、c和d。a組會被射殺；b組會被送入集中營，等等……」「我自己從未見過這份名單，但是每個人都知道名單的存在。」

造成這些謠言的部分原因是在納粹掌權的最初幾個月中，納粹黨中有些人試圖充當秘密警察。納粹黨和衝鋒隊中的個別成員承擔起監視潛在對手的任務，其他人聲稱他們這樣做是他們自己擴大了權力。納粹黨的宣傳部門決定建立自己的「情報部門」，在大區層面建立一箇中心卡片索引，記錄所有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成員的名字和地址。各縣的宣傳領袖被要求選出一名納粹分子作為地方代理人，最好是前警官。1933年6月，諾特海姆的黨衛軍也建立了一個「情報組」，開始向地方小組領袖吉爾曼彙報嫌疑人名單。因此，諾特海姆人暫時被業餘的「蓋世太保」特工控制住了。

在謠言和恐懼的作用下，蓋世太保變得特別有效。納粹分子沒必要建議那些沒有納粹黨徽的人去買。瑪利亞·哈貝尼希茨和鄰里關係友好，她以提醒那些沒有標誌的人的方式關照著其他人，「允許她告訴某個人應該做什麼」。鑑於這種恐怖的氛圍，即便是朋友的人們也發現，為了生存必須背叛彼此。因此1933年初，發生了一個庫諾·魯曼醫生的事例，他去參加一個聚會，喝多了之後，他開始模仿希特勒的說話方式來逗樂人們。第二天早上，聚會的女主人向納粹總部舉報了他。這件事傳播得很快，諾特海姆人不久就發現最好不要去參加聚會了。「社交生活大大減少了——你根本無法再相信任何人了。」或者正如其他人所說的那樣：

批評並沒有那麼危險，而是毫無意義。我再也不能自由地說我想說的話了，我再也沒有個人自由了……眾所周知，赫爾曼·登茨勒必須讓自己知道諾特海姆人都在想些什麼。

即便某個人實際上不會被逮捕，但清楚的是，他很容易就會失業或者被排除在通常使社會機制順利運轉的正常因素和考慮之外：

總之，所有獨立思考或者堅持自己觀點的人都被粗暴地對待或者在需要幫助的時候被擱置一旁。你會被聯合抵制；你會被趕出這個行業。絕大多數人注意到了這些事情，他們是從別人的命運中瞭解到的。這純粹是應用於政治領域的力量，這意味著納粹分子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東西。

自第三帝國建立起，恩斯特·吉爾曼就一直在利用他作為地方小組領袖的地位來傷害潛在的政權反對者。1933年3月3日，他寫信給國家勞工部，讓一名被僱用的諾特海姆社會民主黨人被開除了。一週後，他寫信給戈林（普魯士的內政部長）以確保已經搬到另一座城市的諾特海姆前任縣長基施鮑姆被開除公職，因為他是社會民主黨人和「半個猶太人」。接下來的幾個月中，他會寫多封相似的告發信給其他城鎮的納粹領袖，這些城鎮里居住著為了脫離吉爾曼的報復而從諾特海姆逃走的人。因此非常明顯的就是，納粹分子記憶力持久，任何反對他們的人，無論逃到哪裡都會被追趕。

在這種情況下，納粹分子幾乎不需要做什麼恐嚇人們的事情了。他們在左翼和右翼中創造典型（隨後會被展示出來），然後讓自然的社會力量做剩下的事情。情況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如果某個人忘記行納粹禮，早早離開會議或者敢於冷淡地看著恩斯特·吉爾曼，都會被認為是愚蠢的魯莽行為。「不能有任何的反對。最多就是有所保留，甚至這也是一種奢侈。」

然而，有人會問這樣的問題，那些發誓要進行抵抗的人都怎麼樣了？在希特勒掌權之前的那些年裡，國旗隊隊員一直堅稱一旦發生納粹政變，他們會保衛共和國，現在他們怎麼樣了？至少在諾特海姆，在共和國被摧毀的時候，沒有出現任何一次來自他們的打擊。國旗隊隊員連同他們所有的直接動員計劃，一個個地被擊破了，其領袖被監禁、被毆打、被迫離開他們的工作和家人，整個組織沒有任何的抵抗。

也許造成這種情況的最基本的原因是並沒有發生納粹政變。反之，至少過去六個月以來，出現了一系列合乎法律的行動，每一項行動本身並沒有形成一場革命，但是所有的行動加起來將德國從共和國轉變為獨裁專政了。問題是界線在哪裡。一旦界線被明確劃定了，革命就是既成事實了，潛在的抵抗機構已經被單獨粉碎了，不可能再組織起抵抗運動了。簡言之，優秀的組織都沒用了；在事件發生的實際過程中，每個人都只顧自己。

諾特海姆的國旗隊隊員在1933年是準備戰鬥的。所需要的只是來自柏林的命令。一旦收到命令，諾特海姆的國旗隊隊員就會執行他們制訂的經過長期測驗的計劃——獲取並且分發武器，摧毀納粹。但是諾特海姆的國旗隊隊員不會自己實行這一計劃。領袖們認為單打獨鬥會失敗，當最後機會到來時，他們也很可能會妥協，而且不管怎樣，單獨行動都是違背紀律的。他們認為唯一的希望就是共同行動，所有人一起在整個德國採取行動。漢諾威的前社會民主黨省長古斯塔夫·諾斯克不是說過唯一應該做的就是反擊嗎？所以，他們等待著並且祈禱著命令的到來，但是從未有命令下達。在他們等待期間，納粹分子開始逐個地追捕他們。最後，明確的是，永遠不會有命令傳來了，卡爾·德佩和弗雷德里希·哈澤傳出訊息，解散國旗隊：

我們告訴他們，現在每個人都應該遵循自己的良心。如果我們保留這個組織，那麼我們就對成員們負有責任。但是當我們不再有保護他們的力量時，我們就不能再要求他們保持忠誠了。

而絕大多數舊國旗隊隊員都對他們的理想保持忠誠。根據弗雷德里希·哈澤所說的，400名前成員中也許會有10個人去參加衝鋒隊。卡爾·庫埃爾富爾特同意這一估計。他自己對那些向他尋求意見的國旗隊隊員也沒什麼鼓勵。「加入黨派，」他經常說，「想想你們的家人。英雄主義行為不會有任何收穫。」

甚至英雄主義都被民主的左翼人士拒絕了，發生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社會民主黨的失敗讓他們理解了納粹主義的本質。就像在希特勒掌權之前的那些年裡，他們的基本前提是一種錯誤的假設，即認為納粹分子是叛亂主義者，不太可能吸引大眾的追隨，而在希特勒掌權之後，他們的基本前提也是同樣錯誤的假設，即認為他的政府和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其他政府是相似的。

關於這一點最具有說服力的記錄是1933年3月23日漢諾威的社會民主黨地方組織發出的一系列指令。指令都是關於在公共事務中分發社會主義政策手冊以及填寫問卷調查的內容；簡言之，像以往一樣執行。唯一和納粹主義有關的內容包含在第七段中：

我們的鄉村和城鎮代表的選舉是否能通過？這是一個一直被問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難以回答的，因為我們不知道政府會怎麼做。然而，任何情況下，我們現在都必須像往常一樣，在我們佔據多數的地方選擇值得信賴的同志作為鄉村代表。如果他們之後不能宣誓就職，那麼我們會對此採取立場。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決不應該低估自己所擁有的權利。

這時正值納粹分子為尋找武器而在半夜搜查社會民主黨領袖的家！這時正值國旗隊隊員被衝鋒隊隊員投入監獄，在整個德國的監獄中被毆打，被扔進集中營！德國唯一的民主制度保衛者社會民主黨人本應該聚集起槍支並且號召大罷工，或者至少以密碼、假名字的方式發展地下組織以及其他有效且廕庇的抵抗方式，但是他們反而在保持黨派檔案整齊有序，避免記賬錯誤，除此以外，還在鄉村議會中購買最新的關於議會策略的小冊子。